1999年11月，UFO研究中心（CUFOS）收到了一封來自俄亥俄州阿什蘭市、署名露西爾・安德魯（Lucile Andrew）女士的來信。“就在今天，”她在信中說道：“我決定要分享一些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一直在我們的家族中諱莫如深的秘密。
這件事涉及到在富蘭克林・羅斯福主政期間擔任國務卿的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展示給家父看的東西。那時的國務次卿是薩姆納・威爾斯（Sumner Wells）。赫爾與家父是親戚，我父親曾任職於某個委員會，他也多次以這樣的身份出入華盛頓特區。父親那時年紀很輕，辦事勤快又才思敏捷，他所以說出這個秘密是因為他不希望這件事被白白遺忘。
有一天，當家父與科德爾一起前往華盛頓特區的時候，科德爾突然要求他立下保密誓言，然後把他帶去了美國國會大廈的一間地下室，在裡面的是讓他畢生難忘的景象：（1）那裡有四個巨大的玻璃罐，裡面保存著我父親和科德爾都從未見過的不明生物（2）還有一架殘破不堪的圓形飛船就在旁邊。
父親希望我妹妹和我等到他去世過了夠久以後就把這些事情公諸於世，因為他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訊息...請不要裝作沒看見這封來信，我寫下的一字一句都是實話。無論是用甲醛保存外星生物的玻璃罐還是壞損的飛碟，它們真的就在那裡！
科德爾當時還說，他擔心一旦這些東西為公眾所知，將會引發前所未有的恐慌...”（註1）
經過幾番電話交流和兩次實際前往阿什蘭市拜訪後，CUFOS的負責人威廉・瓊斯（William “Bill” Jones）終於取得那一家人的同意，可以公佈安德魯女士的父親的真名——特納・霍爾特（Turner Hamilton Holt）——同時他也得到允許講述這個故事。“這個故事將直接牽涉到20世紀最偉大的其中一位政治家、保守派人士。”比爾強調：“若不是因為這件事是真的，他完全沒有理由來編造這樣一個故事，尤其在是在那個飛碟和外星人之類的概念對我們的文化來說仍十分陌生的年代。”
比爾・瓊斯和艾蓮娜・斯科特（Irena Scott）在2000年4月對安德魯女士與她的妹妹艾琳（Allene，她也曾聽過他父親分享的故事，只是礙於那時年紀太小，所以她有很多細節已經記不清了）進行了一次訪談，據她們說霍爾特總是用“生物”來描述被保存在玻璃罐中的那些實體，而不是像我們今天習慣使用的“外星人”或“地外生命”。他們的身高不到四英尺，這整件事據說是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末”——可能是1939年。失事的飛碟殘骸則看起來像是“銀色的金屬”。
對美國國會大廈底下是否真的有“地下室”可以保存這些東西持懷疑態度的比爾，主動聯繫了美國國會大廈建築辦公室（Office of the Architect of the Capitol）想確認國會大廈在20世紀30年代末的時候是否曾有過任何地下室。後來他成功見到國會大廈管理員芭芭拉・沃拉寧（Barbara A. Wolanin），並從她那裡確認了一些細節。據她說，國會在當時的確是有一間地下室。
“如果我們說，這些來自於二戰前的外星科技最初並不是在美國本土，而是在歐洲或遠東的其它地方被尋獲，”比爾問道：“它們其實是刻意被送到這裡來避難，好躲過當時人人都心知肚明遲早會降臨的戰火禍害呢？甚至這些科技還在戰後被分享給法國、中國或俄羅斯？如果這樣的技術轉移是確有其事，它肯定會徹底顛覆我們既有的歷史認知對吧？”（註2）
這個美國國會大廈事件的意義非同小可，不過往後類似的事件卻有增無減。舉例來說，我們在《禁忌》中曾介紹過其它發生在羅斯威爾事件之前的外星飛行器墜毀案例：義大利米蘭（1933）、密蘇里州開普吉拉多、墨西哥索諾蘭沙漠（1941）、波蘭格丁尼亞（1943）、夏威夷（1944）、新墨西哥州聖安東尼奧（1945）、瑞典（1946）還有墨西哥華雷斯（1947）。
瑪麗娜・波波維奇（Marina Popovich）是一位退役的前蘇聯空軍上校、工程師與傳奇測試飛行員。她駕駛過四十多種不同的飛機並締造了總計一百零七項航空世界紀錄，至今她仍被公認是俄羅斯歷史上數一數二的飛行員。她從不避諱談論有關於外星人的話題，甚至還寫過一本書《揭秘UFO》（UFO Glasnost）。根據她的說法，蘇聯軍方與民間航空人士光是記錄在案的目擊報告就超過三千多件。她還透露——當然她是以非官方的身份作證——蘇聯空軍和KGB成功回收過至少五次UFO墜毀事件留下的殘骸。她給出的墜毀地點包括通古斯（此即1908年著名的通古斯大爆炸事件）、新西伯利亞、塔林/愛沙尼亞、奧中尼基哲（Ordzhonikidze）/高加索，以及達利涅戈爾斯克（Dalnegorsk），她說後來的分析顯示，這些被回收的殘骸全都不是屬於這顆星球該有的科技（註3）。
蘭德公司
蘭德（研究與發展）公司是一個非盈利的全球政策智庫，最初是在1946年伴隨美國陸軍航空部與道格拉斯飛機公司合作的蘭德計劃（Project Rand）成立。目前它是靠著美國政府、各家公司和私人捐贈的資金來運作。1969年的時候曾有一位研究人員向蘭德公司索要一份具體的UFO文件副本，“這個領域從來不是蘭德公司的關心所在。”這是他收到的回函。“因此，我們沒有任何可以提供參考的文件。”但是，另一位也提出了類似請求的研究人員卻得到了迥然不同的答覆：“我們無法確認蘭德公司是否有任何可公開出版的UFO相關文件。”但是在1970年3月，那份蘭德文件的編號與檔名都被找到了——《UFO：我們該怎麼做？》（UFOs: What To Do?）。結果，蘭德公司卻回覆說，這是一份內部私密文件，所以無法公開。不過文件最後還是被外流出去了，據研究人員C.E・弗雷（C. E. Frey ）和厄爾・內夫（Earl J. Neff）指出，該文件已被要求不得受到任何出版物甚至公司內部的通訊引述。“不管前來詢問的是UFO學家、NASA人士還是感興趣的公民，他們無一例外都只會被禮貌地告知，這項研究的內容不得外傳。”他們表示（註4）。
現在回想起來，我們實在很難理解為什麼要搞得這麼神秘兮兮，是不是因為執筆這份文件的作者喬治・柯徹（George Kocher）在文中對這個主題進行的一番不偏不倚且深思熟慮的討論，很可能會被解讀為是對真實情況的隱晦承認？又或者，也許更有可能的是蘭德公司只是不想引起自家人和外人的譏笑而已？無論如何，這份文件已經在1968年11月被正式公開，現在可以從蘭德公司的網站上找到。“本文件最初是作為內部參閱文件所編寫；並非是為了準備或提交給任何蘭德公司的客戶。”文件簡短的前言強調。“文件並未經過同行評審，原本也未有要公開發佈的打算與準備。現在公開這份文件，純粹是出於公眾利益考量。”
亨利・基辛格與特別研究辦公室
出身加州的研究人員威廉・史坦曼（William Steinman）在他引人入勝的《阿茲特克UFO墜毀事件》（UFO Crash at Aztec）一書中最先讓我們知道了艾瑞克・王博士（Dr. Eric Henry Wang）這號人物，他似乎是失事外星飛行器研究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後來雷蒙德・福勒（Raymond Fowler，他是一位曾與我有過廣泛交流的一流研究人員）還透露，王博士是俄亥俄州代頓市的賴特空軍發展中心（隸屬賴特－帕特森空軍基地）的特別研究辦公室（Office of Special Studies）負責人。這個辦公室主要負責回收外星飛行器與上面的駕駛員，其中有一次發生在1953年5月亞利桑那州的金曼附近，當時有很多目擊者，例如我在上一本書中已經介紹過他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的“弗里茨・沃納”，當然他的本名其實叫做亞瑟・史坦塞爾（Arthur Stansel）。從1949－1960年，史坦塞爾一直在賴特－帕特森空軍基地負責各種工程與管理職務，他也正是在這段期間有幸親身參與特別研究辦公室的工作（註5）。
“我主動聯繫他以前的雇主，好核實這個人的履歷。”福勒在1976年寫道。“與我交談的兩位前‘藍皮書’官員對金曼事件都採取避重就輕的態度。其中一個問我‘那東西現在在哪裡？’，另一個人則在我提到艾瑞克・王的特別研究辦公室後突然變得神色不安，並且要求我不要再打擾他，他只希望可以安安靜靜過好自己現在的生活。”（註6）
“看來這位王博士負責的確實是非常機密的工作，恐怕那已經是最秘密的層級了。”史坦曼表示。1906年出生在維也納的王後來在辛辛那提大學教授工程學，之後的1949－1956年他都在賴特空軍發展中心替政府項目工作，之後這個部門被轉移到新墨西哥州柯特蘭空軍基地的桑迪亞實驗室（Sandia Laboratories）。他最終在1960年辭世，享年五十四歲。史坦曼成功通過電話聯絡上了王的遺孀瑪麗亞（Maria，史坦曼並未在書中公開她的全名）：
史坦曼：我曾在3月23日寫給您的一封信中提到了艾瑞克・王博士，還有他涉及回收飛碟與嘗試進行複製開發的研究工作。
瑪麗亞：是的，我印象裡是有收到這封信沒錯，但現在那封信已經不在我手上，我把它交給了當局...信現在在柯特蘭空軍基地的軍情單位那裡。
史坦曼：您能不能告訴我ㄧ些有關於王博士參與過的飛碟研究工作的事情？
瑪麗亞：你怎麼知道王博士參與過這種工作？你為什麼想知道？你是什麼人？我怎麼確定自己能不能相信你？
史坦曼：我只是一個私家偵探。我想弄清飛碟計劃的真相...因為我相信這將令整個科學界、公眾以至全人類都受惠無窮。
瑪麗亞：我能怎麼幫助你呢？王博士的論文通通在他去世後被軍情單位沒收了。他的私人筆記全是以他自己風格鮮明的德文速寫寫成，那些文件都被保管和深鎖在柯特蘭空軍基地圖書館中一個高度機密的特殊封閉區域裡面。
史坦曼：您能描述一下王博士當年的工作嗎？他究竟對飛碟進行了怎樣的研究？
瑪麗亞：我沒有辦法在電話裡跟你說這些。我一點都不認識你，何況這些事情都是最高機密。
史坦曼：那些工作是否與要在地球上製造飛碟有關？如果是的話，他們是不是參考過德國人的科技？
瑪麗亞：夠了！這兩個問題我都無可奉告。你應該直接去問問還在政府中任職的H.A.K博士（亨利・基辛格），他非常深入地參與了飛碟計劃。事實上，他在王博士還在世的時候就已經全權負責這些事務。
“在（與瑪麗亞）通電話討論王博士的兩天後，”史坦曼報告說：“我接到了一位知名UFO學家的來電。他劈頭就問：‘你到底跟瑪麗亞聊了什麼？我知道你有提到柯特蘭空軍基地的圖書館...’我問他：‘你怎麼會知道？’他說他與一些情報單位的人有私交，還說我現在受到了非常密切的監視。”（註7）
上面提到亨利・基辛格博士也參與其中，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基辛格從1943－1946年間一直都在美國陸軍反情報局（CIC）任職，接著在1946－1949年這段時間升職進入軍事情報團（註8）。我在以前的幾本書中曾介紹過一個隸屬於陸軍反情報局的科學與技術部旗下的行星現象研究小組（Interplanetary Phenomenon Unit，IPU），據說這個精英調查團隊是喬治・馬歇爾將軍在1947年創立，最初是為了應付當時迅速變得一發不可收拾的“飛碟”報導。參謀部上校、反情報局局長安東尼・蓋洛（Antony J. Gallo, Jr.）曾在1987年向我證實了IPU的存在。“我可以告訴你，”他繼續說：“這個陸軍單位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就解散了，此後再也沒有重啟過。與這個單位有關的所有紀錄均在‘藍皮書計劃’中被移交給了美國空軍的特別調查處（Office of Special Investigations）...（註9）”。據說，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也參與了IPU的運作。1955年，麥克阿瑟在與出訪紐約的那不勒斯市長阿基里（Achille）會晤時曾透露，他堅信“地球上的所有國家若想繼續生存下去，就必須團結一致共同對抗來自其它星球的威脅。”（註10）
基辛格之後（在1952年）成為了心理戰略委員會（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的顧問，這是一個由國安會成立於1951年的秘密機構，成員包括國防部長、國防副部長、CIA局長。與此同時，他也是行動協調委員會（Operations Coordination Board）的顧問。因此，至少在那段時間裡，他可以調閱任何與外星人有關的最高機密。後來他也開始為其它不同的單位提供諮詢服務，其中包括蘭德公司、國安會以及外交關係協會，他還是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出資發起的特殊研究計劃（Special Studies Project）的負責人。到了1973年，獲拔琢升任國務卿的基辛格又同時兼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後來他甚至還獲頒諾貝爾和平獎（註11）。
前空軍上校弗萊徹・普勞蒂（L. Fletcher Prouty）在五角大樓服役的最後九年中是官方的協調幹事（Focal Point Officer），他穿梭在美國空軍、國防部與CIA之間（他的具體工作都是機密），對於基辛格究竟有多麼一手遮天，他曾在他的一本書《秘密特攻隊》（The Secret Team，1973）中形容基辛格是“情報界所有秘密行動名義上的負責人”。“他之所以能夠大權在握，全都該歸功於他直接領導了整個秘密特攻隊（詳見後述）與秘密情報界。”（註12）儘管現在他已年屆九十歲，但我想今天基辛格直到今天應該都仍對外星人事務握有相當的話語權。
軍方的教育
2008年，一家英國報紙刊登了一篇十分不同尋常的報導，是一篇關於UFO問題的文章。“羅斯威爾鎮也許是人類歷史上最著名的一個曾被外星人光臨過的地方，”英國退伍路軍老兵哈羅德・瓦納姆（Harold Varnam）寫說。“在以北約士兵的身份服役於美國陸軍第五集團軍的時候，我們親眼觀看過羅斯威爾墜毀現場的機密錄像，其中有一個外星生物僥倖大難不死，並且繼續頑強掙扎了數小時。”瓦納姆接著以有點憤世嫉俗的語氣聊到了現在出了名後的羅斯威爾鎮，還有它一年一度的音樂節（註13）。我下定決心想要瞭解更多內幕，於是便嘗試主動聯繫他看看。
“我已記不得我們觀看那部錄像的具體日期，但我有印象大約是古巴導彈危機的時候，地點是（德國）卡爾斯魯爾（Karlsruhe）的一座大型空軍基地。”他回覆我說。“卡爾斯魯爾空軍基地擁有一應俱全的娛樂用品，包括一間大螢幕電影院，除了放映最新的好萊塢電影，它也被當作播放訓練影片的講廳。美國佬對電影非常熱衷，我們每個人幾乎都在那裡看過不下六部電影。所以那天當我們在電影院ㄧㄧ就位時，完全不會想到自己接下來會看見什麼稀奇玩意。畢竟這已是時隔將近五十年前的往事，我只能憑記憶所及盡力回想我們當時看到的畫面。
奇怪的是，我們事先都沒有得到任何簡報，就連電影本身也很不尋常，因為一般的訓練影片開始都會先來一段‘老掉牙’的開場白。可是這部影片卻幾乎沒有解說，最令人驚訝的是影片的前半部分是彩色的；不是那種胡里花俏的特藝彩色（Technicolor），而是一種看起來更加柔和的柔焦（soft-focus）彩色。
電影的開場畫面是新墨西哥州的沙漠，看得出是一片失事現場。拍攝這部電影的顯然是業餘人士，也許拍攝者是當地人，其中有幾個人還舉起應該是金屬碎片的東西，對著鏡頭咧嘴笑著。殘骸散落得很廣，都是一塊塊的碎片，已經無法單從殘骸看出它是一架飛行器，這說明它撞擊時的速度與力道肯定都十分驚人。
這些鏡頭ㄧ定是在這片地區被封鎖起來之前拍攝的。電影有一整段完全沒有解說，然後出現了軍方開始搬運殘骸的畫面，還有一座只用數字標示的秘密空軍基地。出人意料的是，電影突然又恢復成黑白畫面，同時整體的運鏡也變得更加流暢且專業。
畫面現在轉到空軍基地，被回收的殘骸正在這邊卸貨，這時解說才提到在殘骸中發現了奇怪的‘生物’，而且其中一個仍然‘活著’，無論那到底是什麼意思。接下來出現了軍事救護車的鏡頭，還有一些東西正被搬運到擔架上。
再來，畫面又切換到一間看上去像手術室的地方。我得先說明一下，這一部分的電影畫面有明顯的劃痕與顆粒感，好像它已經被反覆播放過很多次。攝影的鏡頭有些歪斜，所以你沒有辦法很清楚看見‘外星人’的身體，但還是有一個短短的特寫鏡頭。
這個矮小的生物看來身受重傷，我只能形容它的模樣真的就跟科幻電影中的外星人沒什麼兩樣，過大的頭部、矮小的身體和四肢。
這時解說又再次沒了聲音，幾乎沒有人試圖解釋或說明這個外星人出了什麼事。我估計整部電影的長度不超過十五分鐘，但在最後它又突然說了一些要隨時保持警惕、務必要仔細留意天空之類的話。
理所當然，英國的小伙子們都帶著他們天生的懷疑態度與一貫的幽默感來看待這些畫面。我不記得這部電影當時有給任何人留下什麼特別深刻的印象，因為我們所有人都覺得看來美國佬已經被蘇聯的威脅搞得精神出問題了。畢竟那時正值冷戰的高峰，人們變得歇斯底里是很正常的...”（註14）
根據波多黎各胡安娜迪亞斯（Juana Díaz）的一位駐艾倫堡美國陸軍預備役基地的軍官透露，他們也曾在1990年（波多黎各的外星人活動也正是在這段期間急劇增加，包括一次美國海軍F-14雄貓式戰鬥機的追擊事件）接受軍方教育指導時看過類似的錄像。“他們給我們播放了一部關於墜毀UFO的黑白老電影，看起來是發生在很久以前的新墨西哥州。”這位軍官告訴研究人員豪爾赫・馬丁（Jorge Martín）說。“我們所有人都看到了那架飛碟，它以四十五度角半埋在地下，而且我們還看見了幾名乘客的屍體。就我們看到的畫面，這些屍體的身高差不多有五英尺，他們非常瘦弱且蒼白，頭頂光禿禿的。他們有圓圓的眼睛和小小的鼻子，但我印象中並沒有看見嘴巴或耳朵。
他們還向我們展示了在這座島上拍攝到的另一部UFO錄像。他們似乎是想要讓我們知道UFO是貨真價實的存在，但是當我們詢問相關細節的時候，他們卻又不願多做說明。我認為，他們不僅僅想要讓我們知道這些都是真的，而且他們還想要告訴我們這些生物並不完美：他們也會犯錯，所以他們的飛碟才會墜毀，而且他們也死了——這說明他們並非不可戰勝。這麼看來，他們似乎是想先讓我們接受這些傢伙的存在，並且保留總有一天或許得與他們打交道的可能性。”（註15）
生還者
就在本書撰寫的過程中，我收到了美國的研究人員泰德・奧利潘特（Ted Oliphant）寄來的關於新墨西哥事件的最新報告，泰德從前是一位警官。他從一個秘密的消息來源獲得資訊，這位消息人士的父親曾沖洗過羅斯威爾事件的錄像膠卷。
“這整件事都被記錄得清清楚楚，”泰德說。“他原本只是在軍隊裡服役，後來又以平民的身份繼續為‘糖叔叔’（政府）工作。他說當時有一個生物僥倖生還，所有的東西都被轉移到了賴特－帕特森空軍基地。他還說，有很多參與回收工作的人後來死於癌症（註16）。我也是直到今天才頭一次聽說這些事；儘管我們已認識多年，但這是我們兩人第一次談論這樣的話題。特威寧將軍（General Twining，當時的空軍裝備司令部司令）的兒子內森・特威寧（Nathan Twining Jr.）也說過，他的父親直到多年後才告訴他自己親眼見過倖存的外星人，甚至與其有過心靈感應交流。”（註17）
這份報告與1995年我從馬克・湯姆森（Mark Thomson）那裡瞭解到的消息有很多可以互相驗證之處，馬克是我的朋友，曾以飛行員的身份在皇家海軍的艦隊航空隊服役（他也持有機密許可證）。據他告訴我，在1995年一次乘坐客機要飛往美國的途中，他遇到了一位名叫琳達・皮切爾斯基（Linda Pitchersky）的女士聲稱她的父親羅伯特・R・朗格特（Robert R. Largent）曾經是美國陸軍航空兵的飛行教官，他認識的一位同僚曾偷偷告訴他說，他照顧過“羅斯威爾事件的唯一生還者”。不久後，馬克便主動致電朗格特，下面是他的報告：
“這位老人在大戰期間曾是B-29轟炸機飛行員。由於他隸屬的中隊肩負投遞核武器的重任，因此他擁有非常高的保密權限。自從他（以後備隊少校的身份）退休以後，他轉換跑道去從事與商業飛行有關的文職工作。在20世紀60年代的一次旅途中，（羅伯特）身旁坐著的恰好是一位空軍上校，他們聊著聊著便開始聊起了空軍與飛行的問題。
在羅伯特解釋說他以前擁有很高的保密權限後，他問這位上校目前負責的是什麼職務。想不到他居然告訴羅伯特，過去兩年半以來他一直都在俄亥俄州代頓市附近的一座基地（可能屬於美國空軍）負責照顧外星人。他繼續說，為了照料那個外星人，他們實在是付出了極大的心力。他們盡了一切努力卻都無法滿足外星人的營養與飲食需求，外星人最後還是沒能熬住而去世。這位上校接著說，他非常關心這個外星人，以至於當時他幾乎要崩潰大哭。他並沒有告訴羅伯特他的名字，並且一再強調要是羅伯特把他的名字說出去，會害他惹上很大的麻煩。
我在我們談話的過程中問了羅伯特各式各樣的問題，比如我問羅伯特，他為什麼覺得一個他完全不認識的陌生人，一個美國空軍上校會隨隨便便向他透露這麼重要的秘密？對此，他的回答是，首先同樣身為飛行員的這一事實立刻拉近了他們兩人的距離（我敢說，全世界的飛行員應該都心有同感！），而且按照羅伯特的說法，由於那個外星人剛去世不久，那位上校真的很渴望找人一吐他的悲痛和失落，而羅伯特的高級保密等級剛好使他成為了最適合上校分享心事的對象。”
“這就是羅伯特從那次偶遇中所獲悉的一切，”馬克總結道。“當然，我不知道上校是否還有告訴羅伯特什麼他不願意向我透露的事，但起碼我不覺得是如此。羅伯特是一個非常真誠且聰明的老人...”（註18）這兩人都明白，他們現在已經知道了一些足以危及他們自身安危的秘密。
2005年，羅伯特的女兒琳達（Linda）聯繫上我，她還提醒我說，其實我們曾經在1993年北卡羅萊納州舉辦的一次UFO座談會上有過一面之緣。我也問了她是否曾從她父親（他已經過世）那裡聽過什麼：
“我記得父親說過，他見過一位負責照顧當初在羅斯威爾（附近）墜毀的太空船上的唯一生還者。父親說，那個人流著淚告訴他，他非常想念那個小傢伙。他還說，那感覺就好像是跟耶穌基督一起生活。他說他們不是經由言語，而是透過心靈感應來互相交流，父親還記得那個人曾說，小傢伙非常的溫柔與善良。
父親也記得他說，由於大氣條件和無法適應我們的食物，這個外星人只在這裡活了十八個月。父親和這位空軍軍官（也許是中尉）是在服役期間搭乘空軍的運輸工具的時候偶然認識的。父親那時應該是在空軍預備役。”（註19）
“如果美國人能跟外星人進行心靈感應交流，”馬克對我說：“那外星人為什麼不把自己的飲食需求告訴他們？既然他們那麼聰明，也已經光臨這顆星球有一段時間，他們肯定知道地球上有哪些食物適合他們食用。就我從羅伯特口中聽到的來看，這似乎純粹是一個飲食問題，而不是疾病或其它任何毛病。”這確實是一個很有道理的質疑，舉例來說，我也從“托馬斯”那裡聽到了不少，他是當初根據英美－外星人的“協議”（參見第十章）被安排去照顧羅斯威爾事件的兩名倖存者的精英成員之一，而他們所照顧並且與他們有過廣泛交流（與前面一樣，都是通過心靈感應）的兩個外星人卻似乎可以食用他們自己帶來的液體營養品。
儘管琳達的某些說法與她父親向馬克提供的資訊有些出入，但我認為這並不代表整個故事就應該被一概否認。在討論敏感資訊的時候，當事人故意在某些事實上改口，還有接收者誤解其意的情況都很常見。
發生在英國/美國的事件
塔蘭村（Tarland）距離蘇格蘭阿伯丁以西約有二十五英里的距離。1957年夏天，國防義勇軍的阿伯丁軍團在這個樹林茂盛的地區舉行了一次軍事演習。以下的報告是研究人員伊恩・泰勒提供給我的。
當時的時間是凌晨四點，兩名主力部隊的新兵聽到了他們認為是“敵人”正在穿越樹林朝著他們的方向過來所發出的聲音。他們立刻備好武裝，準備要從壕溝裡發起突襲，就在那時他們突然聽見了一種非常古怪、像從喉嚨裡發出來的聲音，還有小樹枝正被什麼人從腳下踩碎的嘈雜聲。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使兩人陷入了難以想像的恐慌：
“他們赫然看見兩個身高約七至八英尺、身穿著非常合身的銀色連體服的人形生物正朝他們迎面走來。原來他們一開始聽到的像是從喉嚨發出來的聲音，其實是這兩個生物在互相交談。
兩個士兵立刻從他們待命的位置朝著與馬路相反的方向拔腿狂奔。嚇得半死的他們一刻也沒有停下腳步。就在靠近塔蘭馬路的一片樹林上方，又出現了一個光彩奪目的巨大圓盤狀物體，那副模樣就好像是一團火花。那個物體似乎一直緊追在他們後面，然後迅速飛越他們，直奔天空而去。
其中一個士兵已經因為體力不支倒在了路邊，他的同袍則還在繼續往前跑，直到他剛好撞見了一個正坐在拖車裡的郵局工程師，這個士兵連忙拍打車門求救，後來兩人便一起回頭去尋找那個落單的士兵，把他帶回拖車上好好休息...
媒體在幾天後刊登了一篇報導，不過並沒有寫得很詳細。就在報導曝光之後，兩名新兵也受到了來自倫敦白廳的有關人士的審訊。據多年後的一位聲稱自己認識當年其中一個士兵的人透露，那個士兵曾說他們都已經被下達封口令，不得再討論此事...”（註20）
前面提到的那位在德國的卡爾斯魯爾空軍基地接受過電影教育的哈羅德・瓦納姆後來還寄給了我另一份他親身遭遇“確定異常物體”（definite foreign object）的報告，這樁往事發生在1971年或1972年6月，當時他正在位於諾福克郡的斯坦福戰區——也就是現在的斯坦福訓區（STANTA）參加演習。
“我們陸軍緊急預備隊（AER）有一個小隊歸北約指揮，通常每年都會在呂訥堡（德國北部的一片大範圍荒野與林地）跟隨第四裝甲師進行為期十五天的軍事演習，”他開始說道。“有時我們會到更遠的地方，比如加拿大、塞浦路斯或肯尼亞等等。但是出於ㄧ些緣故，我們那一年決定選在斯坦福。
基本上這是北約軍演的延伸，涵蓋了歐洲的大部分戰區，而且早在我們加入之前就已經進行有好一段時間了。我沒記錯的話這場演習的代號叫做‘格林斯沃德’（Greensward），並且分成兩個階段進行——格林斯沃德一號作戰與格林斯沃德二號作戰。我們出場的是一號作戰，雖然有炮兵和飛機支援，但這更像是一次以步兵為基礎的探敵與躲敵演習。當我們在簡報中被告知這將會是一次實彈演習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不免感到心情十分沉重，好家在我們後來又得知儘管演習主要是美國第五集團軍在負責，但負責實彈射擊的會是冷溪衛隊（2nd Coldstreams），他們的座右銘可是‘所向無敵’（Nulli Secundus），這才讓我們大家都鬆了一口氣。我們知道，一向以紀律嚴明著稱的冷溪衛隊一定會確保總是難免發生的意外被控制在最低限度。
我們這個四人為一組的夜間巡邏隊主要負責搜索與偵察任務，但只要目標出現，我們可以自行把握機會決定要不要對‘敵人’展開騷擾活動。那一天的天氣實在好極了，說實話天空甚至根本沒有變得多黑...在那件事發生的當晚，我們記得要不是星期四就是星期五，我們的巡邏隊正以分成兩隊的方式逐漸朝著指定目標前進。我都叫跟我一起行動的那位同袍‘朗格・揚’（Lange Jan，這是取自瓦爾切倫島上的一座尖頂教堂，其是荷蘭地勢最高的景點之一），與我們一起參訓的荷蘭突擊隊很喜歡他，這個綽號也是他們給他取的。
隨著我們越來越接近目標，這時地平線上忽然出現了一縷非常明亮的光線。乍看下它就像是巨大的汽車車前燈，但它顯然是更不尋常的東西，因為除了偶爾會亮起的曳光彈和照明彈之外，當時的野戰場照理說應該是漆黑一片才對。突然，我的意思是就在那一瞬間，這束光立刻跑到了我們前方，與我們只剩下大約三英里的距離。我只能形容這是一束‘藍白色’的光，很像是那種新買的LED燈泡發出來的光——只是它要更亮得多。接著我們意識到了一件奇怪的事：這束光並沒有擴散，而是彷彿完全自成一體、懸停在剛好也是我們目標區域的那片森林上方。於是我們決定過去仔細一探究竟。
朗格・揚是從1-PARA（傘兵團第一營）來的，他是我所認識最出色的野戰士兵，他幾乎可以把自己隱身在任何地形，儘管如此，經過了大約一千碼的距離後，我們還是被一個美國巡邏兵發現了，他要我們立即離開這個區域。我們沒有氣餒，決定再次嘗試闖入，但當我們第二次被這位神色緊張的軍官逮到時，他顯得非常急促，並且十分堅持我們必須立刻離開，所以我們心想還是放棄吧。
由於東邊的天色已漸漸明亮，我們便決定先回到陣地去，那束光也在那瞬間突然熄滅了，就好像是有人按了開關一樣。但我們清楚看到森林正在燃燒，林木和灌木叢似乎受到了相當大的破壞，可是地上卻沒有任何碎屑。
在第二天早上的‘O’小組匯報上，我們才知道巡邏隊中只有我們兩人看到了奇怪的光，可是一位情報人員卻說有一架幻影（戰鬥機）在那裡失事，現在該地區的演習不得不全面暫停了。的確有幾架從萊肯希思起飛的幻影戰鬥機參與了這次演習，它們要負責模擬低空掃射與轟炸的情景（實在有點嚇人）。但是我以前在皇家空軍服役的時候也負責過空中/地面的調度工作（也就是俗稱的‘調度員’），我親眼目睹過幾次戰鬥機失事，可是那天發生在森林裡的意外卻一點也不像是‘正常’的空難。但這件事就這樣沒了下文：那東西往後也再也沒出現過。
美國人一如既往的慷慨，允許我們使用（皇家空軍）奧爾肯伯里基地的所有設施：PX商店（你可以在這種大賣場裡用便宜得難以置信的價格購買琳琅滿目的商品），還讓我們在待命的時候可以去槍桿俱樂部（Rod and Gun Club）休息。隔天我們在俱樂部提起那架失事的戰鬥機，但似乎沒有人聽過這件事，或者即使他們聽過，也被下令要三緘其口。
星期六召開了一次簡報會議，不過我們還是決定要再次回到現場四處看看。朗格・揚剛好有一輛長型路華越野車，所以我們一共六個人上了車，準備出發前往墜機現場。結果現場已被嚴格封鎖，根本無法靠近，但我們透過雙筒望遠鏡確實清楚看到燒焦的木頭留下了好像一條路般的痕跡，大概有七十或八十碼寬。由於我們已經引起了不必要的注意，所以我們都同意還是趕緊走為上策。自從那天結束後，我並沒有一直將這件事放在心上。只是有時看見當地又出現了什麼與UFO有關的報導時，就不禁會想起諾福克的那晚...”（註21）
1974年5月23/24日晚間，美軍第三十二防空司令部第二團B連第四排的士兵們正駐紮在德國拉姆施泰因空軍基地東北邊的一處山口上。羅伯特・卡迪尼中尉（Robert Cardeni）是第四排排長，邁克爾・謝斯塔克上尉（Michael J. Shestak）則是整個B連的指揮官。這群士兵們被告知，由於俄羅斯/華沙集團正在不斷試探美國的雷達防禦系統，所以他們必須在這裡執行一項特殊任務。令士兵們大感驚訝的是，這次任務將會動用到口徑二十毫米的火神大砲和海欉樹高射砲。卡迪尼中尉還下令操作高射砲的人員要給大砲裝入爆炸力極高的磷彈，並且隨時保持高度警戒。
大概在十二點四十五分，卡迪尼中尉下令表示出現了敵意物體，由於“沒有友軍”會在兩千七百英尺的高度下飛行，因此炮手必須做好開火擊落入侵物體的準備。時間來到一點左右，楊茨中士（Yonts）注意到有一架速度極快、呈Z字形飛行的扁平帶圓潤邊緣的橢圓狀飛行器正直撲而來，其長約三十英尺，還散發著銀色的虹光。“中士操作的高射砲電腦和多普勒雷達花了幾秒鐘計算行進速度、範圍與方向，然後開始鎖定。”埃德・柯馬雷克（Ed Komarek）說道，就是這位美國研究人員通過電子郵件收到了關於這起事件的匿名報告。“當高射砲透過（網格狀）瞄準鏡完成鎖定後，他終於開火射擊，首先射了幾輪作為試探，然後他朝著那個物體的側面連射了三輪，每一輪一百一十發炮彈，每次持續四秒...
楊茨中士看著自己發射出去的炮彈宛如滂沱大雨般直奔目標而去，當時他的視線幾乎要與那個物體齊平。他原本預期會看見磷彈順利炸‘開花’，但他卻什麼也沒見到...‘這就像是有某種“力場”吸收或汽化了炮彈，’楊茨說，這些殺傷半徑有三十五米的炮彈看來是完全無法撼動它分毫。
與此同時，人在山腰上操作海欉樹大砲的威廉・麥克拉肯中士（William McCracken）也把握時機鎖定目標，打出炮彈，炮彈迅速飛升至大約九百英尺，順利奔襲到目標的前面，然後爆炸。在場的砲手和其他人們都看見目標開始晃動，‘然後它不再向前移動，並且一路往下搖晃至谷底，有人說那應該是有控制的降落。”
美國空軍後來封鎖了墜毀/降落地點。根據柯馬雷克的消息來源，數位空軍人員，包括麥可・安德魯斯少校（Mike Andrews，化名？）和另外三名來自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的陸軍脆弱環節評估實驗室（Army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Laboratory）的陸軍軍官乘著一架C-141舉星者運輸機趕到了拉姆施泰因。
“不到十二小時前才參與過任務的士兵，現在都被要求去接受問訊員的分別訊問，”柯馬雷克繼續指出說。然後三名陸軍軍官先召開了一次簡報，接著輪到幾位空軍軍官上台，他們警告這些士兵“要是隨便向他人提起此事，以後就別想再為政府工作，甚至最好要做好最壞的打算...士兵們被要求簽署保密誓言，永不透露與那天晚上有關的任何細節，就算將來被人問起，也務必要矢口否認。”
5月25日下午，安德魯斯少校和他的同機乘員準備好要搭上運輸機打道回府，運輸機停在拉姆施泰因空軍基地的一處偏僻地點，他吃驚地發現在他的C-141的機翼和機身上多出了一副金屬支架，支架上面背著的是一個“巨大的橢圓形物體”，但被橄欖綠色的防水帆布蓋住了。在準備起飛的過程中，安德魯斯還注意到由於多了那架飛行器的重量，這也變相增加了燃料的負擔，所以在上升到巡航高度後，還有一架KC-135空中加油機前來為C-141補油。
“安德魯斯少校接到的命令是他必須一路途中不降落的直接趕回賴特－帕特森空軍基地，途中會有駐守在大西洋各戰略要地的空中加油機來隨時接應。”埃德・柯馬雷克表示說。“等到安德魯斯少校降落在俄亥俄州的時候，天已經黑了——除了四個人繼續留在飛機上，其餘人等都要下機，當時他們除了隨身配備的武器之外，還都帶著一把M16步槍。C-141的駕駛員和機組人員還不能離開，甚至連補給的時間也沒有。
他們以最小的燃料負荷再次起飛，然後又從空中得到另一架KC-135的接應，之後便一路飛往內華達州的奈利斯空軍基地，但機組人員還是不被允許離機，他們在機翼上背著的貨物在這裡被卸下並運走，當然依舊被用帆布包得緊緊的。”回到新澤西州的麥圭爾空軍基地後，安德魯斯和他的機組人員通通要前去向一位空軍上校匯報，他不忘警告他們，千萬不得與任何人討論此次任務。
飛行器遭到擊落時也在現場的另一個消息來源告訴柯馬雷克，由於拉姆施泰因的東北邊沒有山只有丘陵，所以有幸目睹了這起事件。不過，雖然這位證人並沒有見證5月23/24日那天的擊落現況，但他認為自己確實看到了那個墜毀的物體，“宛如一團散發虹彩的白火”。他還聲稱就在幾個星期前，其實還有另一架未知飛行器遭到一枚勝利女神飛彈擊落，飛行器被擊中後“開始胡亂飛行了一陣子，然後兩架F-4（幻影戰鬥機）立刻追趕過來，最後消失在山脊之外。我不確定它們是否成功追上了那東西，但整座基地當時一直處於全面戒備狀態。我們都覺得肯定是俄羅斯人闖來了，反而沒想到會是外星人...”（註22）
秘密特攻隊
1994年，我非常幸運地在華盛頓特區採訪了弗萊徹・普羅蒂兩次，他是一位退役的美國空軍上校——前面已經介紹過。他曾是戰鬥機飛行員和耶魯大學航空科學與戰術學系的教授，甚至連CIA在進行秘密活動需要軍事支援時的全球應答系統都是在他在直接負責。
順著談到UFO這個話題，普羅蒂透露了他曾在1953－54年調查過一份絕密報告，內容是關於一架大型未知飛行器在太平洋上空與一架C-54軍用運輸機糾纏了長達一個多小時，運輸機上的機組人員和乘客都是這起事件的目擊證人。我在以前的兩本書中都有介紹過他的報告（註23）。
CIA的所有軍事行動都會經過普羅蒂這一關，儘管他不是CIA的人，卻不用立下保密誓言。身為協調幹事賦予了他很多特權。“不誇張的說，”這是出版商對《秘密特攻隊》這本書下的推薦簡介，這也是他送給我的兩本書中的其中一本：“普羅蒂對CIA暸若指掌的程度，或許連這個情報組織自己的人都望塵莫及。”這本書的副標題也毫不收斂：〈全面揭露CIA及其盟友對美國與全世界的主宰〉。“無論你喜不喜歡，”他在1990年的二版序言中寫道：“我們現在都生活在一個名為‘單一世界’的全新時代。這是一個屬於全球企業、全球通訊與運輸、全球金融以及——說指日可待並不爲過的——全球政治體系到來的時代...我們是時候該承認，從前的主權國家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現在的我們是生活在一個由大企業、大律師、大銀行家甚至是大商人和大政治家所支配的世界中。這就是‘秘密特攻隊’的世界。
秘密特攻隊是這個世界的主宰者。它既不是軍隊，也不是警察，而是一個完全隱秘卻同時掌控這二者的最了不起（或最糟糕）的力量。不管有沒有政治批准或授權，它都可以自行其是。它完全獨立，不受任何法律制約。（本書）的依據都是本人從1955－1964年在五角大樓任職的親身經歷。我在最後退休時已經爬上了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的首席特別行動（秘密活動）負責人。這些工作涉及的範圍包括為CIA的秘密活動提供軍事支援，這都是受國家安全會議5412/2號命令核准的行動。”
他繼續寫道：“我是第一個公開揭穿CIA其實只是一個‘掛羊頭賣狗肉’的‘情報’機構的作家。當然，CIA確實會進行‘諜報活動’與‘搜集敵情’，但這對其來說實際上更接近興趣，不過是‘玩玩而已’。CIA的本質是數量龐大的秘密行動的統籌中心...從這個意義上來說，CIA可以說是秘密特攻隊或至高集團（High Cabal）行使其意志的工具，包括CIA及其它政府機構的代表、商業和專業領域的人才，甚至還有其它國家的人，都是秘密特攻隊的一份子...（註24）
當然，秘密特攻隊的核心是CIA與國安會的少數幾位高管，還有尤其是在外交事務方面為總統提供建言的白宮首席顧問。正是這些人形成了一個以總統府官員、平民、五角大樓的軍人還有情報界的職業專家為骨幹的內部圈子，很難確定究竟有多少人屬於其中，因為有些人可能表面上穿著軍裝，實際上卻為CIA效命，還有些人乍看下也許並不顯眼，像是某些內閣官員身旁的副手。
在這個內部圈子之外的是一個廣泛而複雜的政府官員網絡，這些人要嘛本身是負責國家安全或外交事務領域的官員，要嘛是這方面的專家：‘智庫’分析師、經常出差或他的事業（例如搞進出口或搞貨運）剛好很有用的商人、科技專家或地質專家，最重要的是情報界的校友...這是一個幾乎不可能無條件金盆洗手的行業...”（註25）
“由杜魯門總統撥款並受國會核准建立，”《秘密特攻隊》的推薦簡介繼續寫說：“CIA最初成立時只是一個負責整合資料、搜集情報以便為我們在冷戰中取勝做出貢獻的機構，（但是）如今它卻已經變成了一個無人能夠駕馭的龐然大物...美國總統奈何不了他，國會沒有法律約束它，軍方沒有繮繩駕馭它，而公眾則什麼都被瞞在鼓裡。”
既然說到了CIA的UFO計劃，就不得不提起我很榮幸能在1994年10月與弗雷德里克・杜蘭特三世（Frederick C. Durant III）共渡過一個非常令人愉快的一天，他是前美國海軍的後備飛行員，並曾在1953年1月參加CIA科學情報辦公室舉辦的一次討論UFO問題的會議。這次會議最後的結果就是所謂的《杜蘭特報告》（The Durant Report）。我們後來一直維持著定期的書信往來。就在我選擇過著‘循規蹈矩’的日子時，2007年3月，他還突然寄了一封信鼓勵我：“嗨，我的朋友！永遠、永遠、永遠也不要放棄...”
緊蓋
“美國、英國政府已經與外星人簽訂了秘密協議以交換科技，以及允許後者‘觀察’人類的互相衝突。”一位不願具名的三星將軍表示。“外星人原則上同意對人類自己的戰爭或衝突置之不理——也就是‘不干涉政策’，讓各國政府自己處理這些問題。外星人確切究竟獲得了什麼回報並不清楚。另外，還有一些特殊‘小組’專門負責在肅清、抹黑、騷擾和‘誣告’與外星人有過接觸的人或是可信的UFO目擊報告。這後來也成了實在看不下去的我決定退休的其中一個原因...”（註26）
第十四章引述過的前美國空軍電腦工程師與編程專家威廉・帕維爾茨也能夠佐證上面的證言。“我會說這是跨國家的共識，”他在公開揭露計劃中告訴史蒂芬・葛瑞爾說，帕維爾茨還要求這段採訪必須等到2010年12月以後才能公佈：
“我們一直與其它友邦政府維持著密切的合作計劃。事實上，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我就在從事機密項目的時候得知...我們與英國人之間有協議，不管我們發明了什麼，都會立刻分享給他們。而且在這方面沒有任何限制。英國人可以盡情動手打造它們的複製品，多虧這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就已經形成共識的秘密協議，我們不會保留任何一項科技。當然我們也會向其它盟友分享技術。我相信，即使是在美國最機密的領域，其實很多時候也是來自許多不同國家的科學家同心協力的心血結晶。”
帕維爾茨還暗示，英國的有些特種部隊在這些問題上與他們的美國同行有私下的合作（哈羅德・瓦納姆在1971/72年的親身經歷即是一例）。所有這些“黑色”計劃都屬於高度機密。“我所擔心的是，”他繼續說道：“如果有一天這些計劃甚至‘超出了黑色’；要是別有用心的人掌控了這些計劃，成為它們的金主，最令人感到不寒而慄的是這些都是沒有底線、無需向任何人追討的支票，現在這些計劃甚至不再需要看預算的臉色了。那些人可以從字面上要求財政部開立支票，而且很明顯他們自有一套與美國的利益無關的議程。恐怕只有權力與控制，才是他們真正在乎的東西。
對有心人士來說，只要有必要，他們絕不會吝於使用武力，或是利用其它控制手段來防堵洩密，利用恐懼來維持秘密，這種事情一直都在上演。他們樂於透過不同的方式來對某人造成重大打擊，讓那些他們想要繼續控制的人對他們打從心底感到畏懼，這樣那些人就不會說出對他們不利的話——那些人不會再敢於像曾經的國會議員史蒂芬・希夫（Steven Schiff）那樣，堅持要打破沙鍋問到底...（註27）
我憂慮的是我們國家的自由——還有自由世界的未來。聽起來或許簡單，但一直以來我們之所以得以繁榮昌盛就是因為我們所信奉的哲學，這種哲學就是共和政體——如果我們能夠以某種方式、框架或形式將它重新找回來的話——它將會證明自己終究還是人類從古至今最值得信任的政體。若是我們沒能成功抵抗那些負面的力量，到時我們就會發現我們昔日的生活方式——我們作為一個物種而得以存在的一切——都將只成追憶。”（註28）
正如艾森豪曾在1961年1月的總統告別演說中告誡我們：“我們必須警惕軍事工業複合體對政府的不正當影響，無論是出於有意還是無心。因為權力踰矩而鑄下大錯不只在過去，而是在未來也一定會反覆發生。我們絕不能放任這樣的力量威脅到我們的自由或民主...”（註29）。
只可惜架空政府似乎早已不再只是危言聳聽，這就是理查德・杜蘭和布萊斯・扎貝爾（Bryce Zabel）在他們合著的《外星人就在地球上》（A.D. After Disclosure）中提出的“分離團體”（The Breakaway Group）。
“憑藉在世界各地攫取的大量資產，”他們斷言說：“多年來這些人已經從既有的政治和軍事體制中獲得了極大的獨立性。現在這個分離團體很可能已不再向美國總統，而是向強大、私密且具跨國性的個人或集團負責了...”（註30）
杜蘭和扎貝爾還引用了理查德・索德博士（Dr. Richard Sauder）對大規模深層地下基地與隧道的研究——有些甚至建造在我們的海床底下——這些計劃最早從20世紀60年代便已被美國的國安機構下令動工（註31）。理查德和扎貝爾還提到，某個武裝單位的助理秘書“曾向一位家族友人吐露，他曾在華盛頓郊外的一處地下設施參加過持續大概八個星期的‘簡報’會議。當被問到這些簡報會議的目的是什麼，這位身居高位、後來更成為內閣秘書的人透露說：‘宇宙中確實存在其他智慧生命。他們就在這裡。我親眼見過...’這位秘書甚至告訴他的家族友人，就令人吃驚的程度而言，甚至連外星人都還只能算是‘小巫’而已...”（註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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