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off-guardian.org/2021/10/29/bill-gates-and-the-uncertain-future-of-food-security/
By Dustin Broadbery
____________________
凜冽寒冬的腳步正在逐漸逼近，隨著全球糧食系統的情況越來越糟，麻煩似乎已經不遠。
追根究底，癥結在於就在全球供應鏈崩潰、基因編輯作物與牲畜農場開始在英國進行田間實驗的同時，各國政府的新冠疫情對策實際上正在導致全球飢荒問題惡化了六倍。
面對這場完美的風暴，聯合國世界糧食系統峰會在上個月召開了會議，除了各個會員國之外，與會者還包括了私營企業、民間團體和研究人員，會議討論的主題是該如何“切實、積極的改變”現有的世界糧食供應系統，以便“修復新冠疫情所帶來的破壞”。
但是，不管我們再怎麼想依靠當初正是它造成這一堆問題的同一種邏輯來解決問題，更深層次的體制問題仍然注定了聯合國糧食系統峰會注定是無功而返。
說得具體點，這場峰會早已被一個人所把持，而在這個人對未來糧食安全的願景中，公民社會和農業社群的利益並不是首要的，他所青睞的那些企業才應該坐穩龍頭。
作為這個災難資本主義（disaster-capitalism）世界舞台上最家喻戶曉的人物，比爾・蓋茲絕不僅僅只是一個一天到晚在對世人危言聳聽、使人人每天都得繃緊神經的末日預言家而已，實際上他深深涉入了人類未來的糧食安全問題。
美國的速食業大老闆
在過去不到十年的時間裡，蓋茲正在迅速成為全美最大的地主，他在美國收購了超過二十六萬九千英畝的良田，其中包括專門替麥當勞種土豆的百圓農場（100 Circles Farm）。所以蓋茲實質上擁有了麥當勞的薯條，雖然這跟他對促進公共健康的承諾有點矛盾。
一方面，追隨著他的精神偶像－約翰・D・洛克菲勒的腳步，蓋茲先生現已是全球公共衛生領域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另一方面，他卻又大力支持速食品牌聯盟，這些品牌在全球範圍內殘害的人多到連煙草都望塵莫及，至於那些倖存下來的人們餘生還得依靠製藥公司，剛好蓋茲現在也包攬了如今半數患有慢性健康問題的美國人在這方面所需要的服務。
在速食業這方面，蓋茲擁有巴菲特的投資工具－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7.8%的股份，這家公司控制著全球最大的速食連鎖店賽百味（Subway）39%的股份、可口可樂9.3%的股份。另外，蓋茲基金會本身也持有可口可樂16.8%的股份，這家公司已連續四年蟬聯全球最大的塑膠污染冠軍。
不過蓋茲在環保上的虛偽還只是冰山一角。他同時還支持了多家幾乎已模糊了科技與食品之間的界限的公司，如果真的照蓋茲的意這樣繼續搞下去的話，未來的食物恐怕會跟今天我們裝在盤子裡的東西大不相同。
這是因為他最關心的東西叫做轉基因。他擁有孟山都公司五十萬股的股票，價值兩百三十億美元，言下之意便是他現在成了所有沐浴在陽光下的有機、可持續生命的死敵。蓋茲資助的不可能食品公司（Impossible Food）推出了一款由轉基因大豆和酵母製成的漢堡，這家公司現在擁有二十五項人工複製起司、牛肉和雞肉的專利。
另一家受蓋茲支持的銀杏生物工程公司（Ginkgo Bioworks）號稱提供生物訂製服務，可以利用細胞編程技術來對風味進行基因工程、並且為超加工食品（ultra-processed foods）提供需要的原料。這家公司如今已計劃好要向食品業開放兩萬多個細胞工程項目。
假如蓋茲推向市場的這些農業食品科技公司繼續欣欣向榮，傳統食品或許很快就會被實驗室培育出來的肉或其它弗蘭肯斯坦食品所取代。蓋茲也許不會放棄光臨五星級高級餐廳，至於你呢，“給你什麼就拿什麼”。
就像在他之前的洛克菲勒一樣，蓋茲也熱衷於改變我們與我們所種植的食物之間的關係，只不過他用氣候變遷、“聽從科學”這些美名來合理化自己的行為罷了。
這其中牽涉了遺傳學、農業化學與大量的自動化，他的基金會的合作夥伴對整個服務與供應鏈形成了巨大的壟斷。對蓋茲來說，他的企業造成了多少社會與環境成本並不重要。或者換個方式說，他表面上提倡一套價值觀，但實際上卻是投資另一種價值觀。
以這篇2019年被廣為閱讀的文章為例吧。蓋茲一邊承認在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中農業活動就佔了24%，但由於買下了百圓農場，蓋茲現在卻又是全美最大的農地地主，擁有二十六萬九千英畝良田，儘管他一再提醒我們農業活動用掉了全球70%的淡水使用量，還導致土壤侵蝕、森林濫砍以及加劇氣候變遷等一籮筐問題。
化學肥料、綠色革命與優生學
蓋茲毫不掩飾他對自己四處推廣的低碳與可持續價值觀的藐視，想想他持有的農田造成了多少碳足跡，又是誰向世界上最大的化石燃料公司投資了十四億美元，甚至在歐盟委員會列出的前五大氣候變遷原因清單中，蓋茲支持的那些大公司也通通上榜。
然而，在可持續性這方面最倒行逆施的還是要數化肥，這個蓋茲口中“可以餵飽數百萬飢餓的貧民、幫助他們擺脫貧困的神奇發明。”
他沒有說出來的是，化肥實際上一直在污染全球的水資源，也破壞了世界上最大的碳匯（carbon sink）資源——土壤，包括耗盡土壤中的氮沉積物與微生物，而根據聯合國氣候變遷委員會的說法，這正是造成氣候變遷的主因之一。
蓋茲對這些事實隻字不提，依然堅持化肥是他的未來糧食安全願景的重中之重。他最喜歡的歐洲最大的化肥製造商－雅苒公司（YARA）不僅曾經造成環境浩劫，它們的高管還因為涉入挪威史上最嚴重的腐敗醜聞而入獄，更不用說蓋茲還持有加拿大國家鐵路公司——北美最仰賴的肥料運輸路線之一——14.4%的股份。
蓋茲一面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來促使公共政策轉向那些需要高投入的農業干預措施，另一面卻又趁機部署好從這些措施中獲利。最重要的是，這些干預措施究竟合不合理。
化肥對農地的吞噬並非一蹴而就，自然與有機農耕、包括堆肥、動物糞便和輪作在過去原本才是最盛行的方法——而且它們也已經被證明是農民來說更有益、更可持續也更有利可圖的方法。
直到20世紀5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會掀起的綠色革命才改變了這一切，這場革命催生了以化學手段、大規模種植、技術考量為重的單一栽培與種子雜交方法。大型企業趁著現代化的浪潮紛紛搶進全球農業，使越來越多的小農開始依賴它們的產品和服務。
但這還只是故事的一半。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綠色革命出現之前，約翰・D・洛克菲勒那一代人，一群生活在世紀之交的傑出實業家，包括卡內基和哈里曼家族，一直都很關心該如何避免他們眼中的劣等基因威脅到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精英的統治。
優生學於是開始在美國各地逐漸風行，很快這便催生出了一項要對八萬名被認為屬於劣等族群的人實施強制絕育，好從國民基因庫中根除貧困、弱智和少數族裔基因的計畫。納粹的種族淨化計畫後來被曝光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參考了美國如日中天的優生學運動，這對後者而言毫無疑問是一場嚴重的公關災難。
為了應付這個麻煩，優生學被重新包裝成了在道德上比較容易接受的節育與遺傳保健，好使偽科學能盡量不要與大屠殺沾上邊，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福特基金會的慷慨解囊下，許多最初的優生學機構都果斷改頭換面，變成了今天的各個遺傳保健機構。
時間快轉到下一代，優生學的許多思想其實依然持續在20世紀50年代的綠色革命背後發揮作用，尤其是在約翰・D・洛克菲勒將基因革命和轉基因種子帶來印度的時候。這不僅標誌著人類對自然的征服，也是對植物、動物世界中只有勝者為王的法則的再次重申。
半個世紀後，蓋茲將會透過他的基金會在非洲推行的計畫來繼承這一遺產。眾所週知，蓋茲的父親就是計劃生育組織（Planned Parenthood）的負責人，這個組織最初由美國著名的優生學家瑪格麗特・桑格（Margaret Sanger）所創，可謂是當年優生學運動的遺毒之一。
這些思想始終是他的哲學世界觀的核心，就跟他之前的洛克菲勒一樣，這是一種人類意欲干預自然法則、以最終控制自然的病態觀念，這也解釋了蓋茲基金會為什麼如此熱切投入於那些與生命本身有關的領域——生育、健康、食品，從沒有其它基金會曾像其一樣這麼深入地涉入醫療遺傳學研究，從轉基因種子、轉基因農場動物、mRNA疫苗到蓋茲本人資助的無數節育組織。如果說蓋茲真的有什麼人生格言的話，那也一定是“科學高於自然，人類高於上帝。”
南半球的帝國主義
蓋茲的經商之道意味著對美國企業的最惠待遇，而農民群體則什麼也沒有。這從蓋茲強硬推行的那些農業創新中即可見一斑。
從雜交種子到農業化學品，蓋茲和他的合作夥伴正在積極推動全球南方的農業工業與數位化，一個前所未有的帝國主義品牌正在這種公私合夥關係下日漸壯大。
農民的貧困或氣候變遷問題非但一點也沒有解決，反而現在有越來越多農業社區的生計遭到剝奪，就連生態環境也岌岌可危。
以他與美國最大的私人控股公司－嘉吉（Cargill）的合作為例，這是一家劣跡斑斑的公司——從僱用童工、販售被污染的肉品再到破壞亞馬遜河，可謂罄竹難書。
嘉吉是全世界最大的大豆供應與貿易商，而大豆更是全球第一大出口農產品，全球的畜牧業和生質能源業都離不開大豆。
巴西堪稱最重要的大豆生產國，據估計迄今為止，亞馬遜已有19%的森林被砍光，其中5%便是被大型農企，包括嘉吉、孟山都、邦吉（Bunge）、阿徹丹尼爾斯米德蘭（Archer Daniels Midland）強佔。
儘管蓋茲賣掉了他手上的大部分股票，但他基金會的投資組合仍然擁有、轉售並從全球前五大大豆貿易商的四個的股票中獲利。
諷刺的是，蓋茲卻在他部落格的文章中指出：“一旦土地遭到破壞——比如把森林變成農田——所有原本被儲存在土壤裡的碳，就會以二氧化碳的形式被釋放到大氣中。”正因如此，“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中的11%可以說是森林濫砍所致。”
如果說參與摧毀亞馬遜河還不夠，蓋茲的基金會甚至跟嘉吉合資一千萬美元以開發莫桑比克及非洲其它地方的大豆生產鏈，用充滿“巴西風格”的轉基因大豆來撬開尚未被打通的非洲市場。
藉著千篇一律的套路，蓋茲頂著友善環境與小農的白衣騎士光環翩翩入場。但他其實一直在私底下悄悄推動私有化交易、強化對農業化學品的依賴，還有大肆推廣專利種子與轉基因單一栽培作物——最後的結果便是令像肯德基這樣的企業壟斷市場，小農和當地的傳統飲食則全被工廠化養殖經濟所取代。
這些結論無論如何對小農來說都是災難性的，他們明明是非洲在地財富的主要創造力，也是他們辛苦供應著整片非洲大陸的大多數人所負擔得起的糧食。
蓋茲基金會在非洲
比爾・蓋茲是全球農業政策中最具影響力的參與者，你一定不會意外，沒有任何監管、問責或公眾監督可以約束他那四處呼風喚雨的基金會。蓋茲把他那些該繳卻沒繳的稅金——這些錢本來應該會被用於公眾監督程度高得多的美國本國所需——都投入在了影響發展中國家的公共政策。
如果他的商業集團無法順利撬開這些市場，他就會採用循環投資策略，向他的基金會持有股票和債券的公司或行業捐贈數十億美元。正如紈妲娜・希瓦（Vandana Shiva）指出：“在利用資金影響農業政策這方面，比爾＆梅琳達・蓋茲基金會幾乎稱得上是一個新的世界銀行。”
考慮到蓋茲本人是CGIAR的第二大贊助人——這是一個由十五個國際農業研究中心合組的財團，最初提出這個構想的正是綠色革命搞得轟轟烈烈時的洛克菲勒基金會。
單從紙面上來看，CGIAR關心的是減少貧困、增進糧食安全並確保自然資源能獲得可持續管理，基本上就是一些陳腔濫調。
然而，現實情況是，CGIAR其實只是美國企業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前沿，為美國支持的跨國企業打通發展中國家市場、將土地與種子的所有權從小農身上奪走，轉交給杜邦、拜耳、先正達（Syngeta）等農企巨頭。
蓋茲號稱要幫助數百萬小農面對全球暖化的自我承諾，說穿了不過就是要強取豪奪別人的智慧財產、實現企業的種子壟斷，而這全都得指望CGIAR能怎麼干涉南半球的公共政策與智財權法律。
紈妲娜・希瓦說得好：“為了所謂的‘農業大計’，蓋茲先生不得不將全世界所有的種子納入囊中！”
這是通過蓋茲和CGIAR在世界各地搶奪農民的種子，然後將它們儲存在北極斯瓦爾巴群島的私人設施中來實現的，這間設施又被稱為“末日種子庫”。據估計，CGIAR的種子銀行中已經保存了七十萬種種子，世界上種植規模最大、最廣泛的作物均被納入其中。
與此同時，蓋茲也資助了像Diversity Seek這樣的組織，其專門利用基因組圖譜來替種子申請專利，由於種子銀行已經擁有了七十萬種種子，Diversity Seek最終將會協助少數企業掌控整本種子目錄。而且我們現在所談論的可不是只有轉基因種子而已。
歐盟專利委員會（EPO）2015年3月的一項裁決已經准許了兩種傳統培育而非基因工程培育的種子被註冊專利。雖然EPO後來決定不再批准一般種植作物和動物被註冊專利的權利，但幾個例子卻表明，EPO仍然很懂得該如何鑽法律漏洞來批准其它非轉基因種子的專利，例如啤酒、大麥、甜瓜和生菜。
事實上，假使這些專利授權仍然維持著現有的對雜交品種的寬鬆規範，比如一種簡單的雜交蘋果就可以同時覆蓋其它上百種的蘋果，如此一來等於是讓專利擁有者合法地侵佔了其它所有蘋果品種。
隨著大企業逐漸控制了我們的食品生產，現在它們開始可以決定我們吃什麼、農民種什麼、零售商賣什麼以及我們最後必須為此付出多少。到了最後，從種子、牲畜、土壤中的微生物到我們用來製作食物的過程，恐怕會被貼上一個像可口可樂那樣的商標。
綠色革命捲土重來
蓋茲如今所奉行的所謂農業慈善資本主義（philanthro-capitalism）可以追溯到2006年非洲綠色革命聯盟（AGRA）的成立——這是蓋茲與洛克菲勒基金會互相合作、以洛克菲勒半個世紀前的綠色革命為榜樣的產物。
最初的綠色革命將資本密集型、高投入、工業化的農業生產方式以及基因革命引入了亞洲跟拉丁美洲，乍一看它似乎的確為作物帶來了一小段時間的增產，但卻是以犧牲環境和社會成本為代價。
如今，土壤退化、生物多樣性下降、殺蟲劑導致的健康問題還有農民收入整體下滑的問題在印度越來越惡化；最終這引發了20世紀90年代農業危機的全面爆發，大量走投無路的農民步上自殺一途，還有最近同樣也有大群農民在抗議2020年通過的《印度農業法案》（Indian Agriculture Acts）。
蓋茲完全沒有記取歷史的前車之鑑，滿腦子只想要復活綠色革命這個幽靈，只不過這次背景換成了非洲。他利用自己基金會的影響力來推動整個非洲大陸的農業改革，另一邊也將當初受洛克菲勒革命啟發的創新產品推向市場，比如高產種子、化學肥料與化學農藥，當然打著的都是對抗飢餓與貧困的大旗。
然而，對於AGRA與那些化學農藥/肥藥龍頭企業的複雜關係，尤其是財務聯繫，蓋茲絕對是半句不提。自2006年以來的事實一再證明，這些企業才是AGRA的各種計畫背後真正的獲益者。
現在經過十四年的觀察後基本可以斷定，很顯然自從AGRA的魔掌伸向非洲以來，不但農民的收入停滯不前，他們的選擇空間也越來越不如以往，整體的糧食安全狀況可以說是完全在惡化。
蓋茲自始自終就是不明白，綠色革命完全是以西方農業為範本來思考，特別是它對化肥、除草劑和單一栽培作物的高度依賴——這一套若要照搬到非洲的大部分地區，注定將水土不服。反之，非洲由於過於乾燥、難以種植需要大量水源灌溉的作物，為此大量投入化肥反而對土壤本身的肥力造成了毀滅性的影響。表面上蓋茲看似是外行亂插手，但其實他是刻意在煽動點燃未來危機的火種。
AGRA自成立以來已經收到了大約十億美元的捐款，主要來自比爾＆梅琳達・蓋茲基金會。其中有超過五億美元已被AGRA揮霍，與此同時非洲政府則通過補貼計畫（FISP）將公共預算都傾注到了AGRA提出的計畫，鼓勵農民購買雜交種子和化肥，問題是——這些產品大多是AGRA的商業合作夥伴按照長期購買合約提供，它們不僅昂貴且通常還是不必要的，結果反而大大增加了農民背上一屁股債的風險。
坦尚尼亞的例子是一個很好的借鏡，很多農民都欠種子和化肥公司錢，有些人甚至被迫變賣牲畜。馬拉威最近的一項研究也指出，化肥的成本太高，農民最後根本賺不了錢。
AGRA成立沒多久就將三千萬小農的農產量和收入翻了一倍。這乍聽之下很美好，只是事情當然沒那麼簡單。
十四年後回頭來看，AGRA的計畫可以說是徹徹底底的失敗。自從其成立以來，AGRA關注的那些飽受飢餓和貧困所苦的國家非但沒有好轉，飢民反而還增加了30%，也就是說在非洲又多了三千萬個正在餓肚子的人。截至2018年，受關注國家的農產量只增加了18%，而不是AGRA當初保證的100%，而在AGRA到來之前，這些國家的農產量早已穩定增長了17%。
一個巴掌拍不響，塔夫茨大學的研究顯示，AGRA成員中最大的玉米生產國尼日利亞每年的年產量都下降了將近0.5%，可是在AGRA出現以前卻年年增產2.5%。尚比亞是AGRA中的第六大玉米生產國，其玉米年產增長量為2%，但這個數字在AGRA來以前卻是足足兩倍的4.2%。
因此，儘管已經投入了數十億美元，但AGRA最後對生產力的貢獻卻幾乎為零，甚至還可能是在拖後腿。
從徒增生產成本到加劇農民的貧困和不平等問題，已經有好幾份報告都對蓋茲的綠色革命的真實成本提出了嚴詞抨擊。一個由十六個非洲國家和德國組成的聯盟仔細分析了ARGA的所作所為，並在報告中公佈了調查結果，它們的結論是AGRA的綠色革命甚至無法提升農民的收入到高於貧困線的程度，反而AGRA不斷透過政治施壓為化肥、種子註冊大開方便之門，最後都是肥了大型農企。
最後就連AGRA都被自己打臉了，因為它們的一份內部評估文件實際上也證實了這些結論，這份文件後來被非營利調查團體－知情權組織（Right to Know）依據《資訊自由法》取得了。但是，即便自己人都承認了，AGRA的這些計畫仍舊毫髮無損、繼續胡搞。
蓋茲股份公司
蓋茲的農業安魂曲的最新承諾是比爾＆梅琳達・蓋茲農業創新有限責任公司（Bill & Melinda Gates Agricultural Innovations, LLC.）。這家更常被大家稱為Ag One的公司宣稱將好好利用蓋茲對基因編輯技術、專利種子、化肥的厚愛，將它們從“進步技術”推向真正的“科學突破”。
根據蓋茲的說法，這項宏大的計畫需要補足南半球的數據缺口，這意味著Ag One的重心將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南亞的農業數位化，包括要透過農業數據傳感器來收集從播種到出了農場大門這整個過程中的大量數據。換句話說，本土農民傳承幾千年的知識現在通通要變成大企業的智慧財產，然後後者又會以租用的方式將它們賣回給農民。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數據也會加速智慧農場、數位化農業以及最後是人工智慧的發展。
蓋茲的“填補發展中市場的數據空白”或“將數據變成可用資源”嘴上說起來好聽，但無非就是要搶佔智慧財產權，利用農民的數據來設計地圖和預測模型，使小農的獨創與專業知識最後都被人工智慧學走。這一來為人工智慧最終接管整個農業生產奠定了基礎，二來也可以在時機成熟的時候把已經落伍的在地農民趕出局。
Ag One同樣也會加入對農民的經常性敲詐行列，讓他們不得不購買昂貴的農業化學品和轉基因種子。為了蓋茲支持的那些私人企業的利益，非洲、南美和拉丁美洲等以前從未開放的市場現在都必須被一一撬開。比方說，Ag One在拉丁美洲已經與許多夥伴形成了合作關係，包括微軟、拜耳、科迪華（Corteva）與先正達。
同一時間，蓋茲基金會的“戰略投資基金”（Strategic Investment Fund）——它專門投資營利性的企業——也在加大力度支持那些參與“進步技術”研究的新創公司，以方便蓋茲、Ag One可以向重點國家推廣這些成果。
這些投資中包括了AgBiome總共七百萬美元的股權，這是一家專職開發合成生物產品的生物科技新創公司，它的其它投資人還有孟山都和先正達。另一家被蓋茲看上的公司是Pivot Bio，它專門研究固氮微生物，它的其它投資者有孟山都成長創投公司（Monsanto Growth Ventures）以及DARPA。
生態農業 vs 大型農企
蓋茲對未來糧食安全的願景與多項令人信服的研究完全背道而馳，這些研究全都支持具替代性、生態再生性的耕作方法，例如生態農業（agroecology），這樣的農法不僅可以帶來更高的產量，使用的能源也更少，亦為農民帶來更多的利潤。
生態農業是一種動態的農業系統，它把生態學的原理套用到農業身上，尤其是採用自然方法來防治害蟲、使用有機肥料與配合當地條件種植作物，以可再生的方式利用自然資源，使植物、動物、人類和自然環境彼此間能形成良好的互補。
過往已有無數的研究，比如2019年聯合國氣候變遷委員會的這份報告，都證明了在促進糧食安全、營養價值還有生物多樣性這些方面，生態農業遠遠勝過高投入的工業化農業。
這份報告不僅警告了工業化種植單一栽培作物的有害影響，它還強調了生態農業在提升農業的整體可持續性、應對氣候變遷、降低土壤退化和逆轉資源的不可持續利用現況上皆有顯著的益處。
這項結論也獲得了聯合國第二屆世界糧食安全國際會議上被提出的一項研究佐證，這項研究發現與工業化農業方法相比，採用生態農業方法反而更能提升農民的農產量和利潤，它最後甚至直接呼籲我們應該扔掉蓋茲支持的那套綠色革命。
聯合國世界糧食系統峰會
如果想討論農業的未來，我們可以明智地透過辯論使真理愈辯愈明，但要是私人贊助者假借慈善事業來干涉政府機構、非政府組織和民間社會的時候，這樣的辯論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
（今年）9月23日舉辦的聯合國世界糧食系統峰會標誌著未來糧食安全的倒數計時正式開始。不出所料，蓋茲沒有讓自己錯過這個機會，他安排了他在非洲的手下——AGRA主席艾格妮絲・卡里巴塔博士（Dr Agnes Kalibata）——來擔任這場峰會上的聯合國特使。於是，怎麼做才能確保AGRA的利益最大化便成了全場會議真正的焦點。
但希望仍然存在，包括國際特赦組織、綠色和平組織等一百七十六個民間團體已全體致信聯合國秘書長，要求制止AGRA對峰會的不當影響，它們還強調了圍繞著2019年6月簽署的聯合國－世界經濟論壇戰略夥伴關係協議所引發的爭議，這項協議意味著聯合國已被企業接管，而這將會促成一個越來越私有化而不再民主的全球治理體系的誕生。
結論
從表面上來看，蓋茲對南半球來說確實是一位大慈善家，他對農業項目的捐獻，主要是在非洲，迄今已超過六十億美元。可是，一份由非營利組織GRAIN發佈的報告卻指出，這些捐獻有超過90%最後其實是流入了美國和歐洲的組織，非洲的非政府組織真正拿到的只有區區5%，所以至今為止最大的受救濟國實際上是美國。如果是捐給世界各大學和國家研究中心的捐款，它們也有79%最終流向美國和歐洲，只有12%真的去了非洲。
蓋茲的慷慨不但沒有幫助數百萬農民擺脫貧困，反而只是造福了那些純粹出於市場考量的計畫，滿足了跨國企業的利益，卻犧牲了無數的農業社區。
儘管有數十億美元的援助和政府補貼，但自2006年以來，整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的飢餓與營養不良依然在持續惡化。自從疫情大流行伊始，拜蓋茲全力支持的封鎖政策之賜，去年最後有一億五千五百萬人陷入了食不果腹的絕境。
當然，蓋茲在迫在眉睫的糧食安全災難中的倒行逆施完全不會進入他的左派信徒們的法眼，他們像對聖人一樣對他崇拜得五體投地，欽佩他可以為了人類的未來大方捐出自己的財富，只可惜這跟事實差遠了。
比（bì）爾（shuì）・蓋茲是一位精明的投資者，他有良好的投資戰略規劃，為他的商業集團能順利打入健康市場做足準備。
1998年聯邦貿易調查委員會發起了對微軟的反壟斷訴訟，蓋茲正是自那時從資本家變成了慈善家，然後2001年蓋茲又跟司法部發生爭執，正所謂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可以說，蓋茲已經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將微軟帶領到了極限，於是他只好在2000年搞出了一個新玩意——比爾＆梅琳達・蓋茲基金會——來逃脫這些法律。不顧任何透明度、問責制與公眾監督，卻又極力對自己進行形象管理（image management），這一切都是為了粉飾他作為世界上最令人唾棄的壟斷者每一天都在加重的惡名。
蓋茲的品牌價值觀很大程度上是借鑒了他的偶像約翰・D・洛克菲勒，他幾乎是在向這位美國的第一位億萬富翁致敬，後者不只改寫了20世紀的企業史，也構思了將來會被蓋茲繼承下去的道路。
利用對抗療法、工業化農業、石油化工產業、新冠疫苗、氣候變遷以及其它災難性資本主義手段，蓋茲硬生生把自己從全民公敵變成了現代活菩薩，他甚至還賦予了自己重塑世界的使命。
凌駕於法律之紹上、不對任何人負責，倘若再放任比爾・蓋茲繼續無法無天下去，他很有可能會變成本世紀的人類未來所要面臨最嚴重的威脅之一。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