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Marta Mich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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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權主義是一種旨在倡導性別平等和婦女權利的運動，我完全同意每個人都理當享有平等、自由與其它種種權利，但我擔憂的是隨著人們對性別的過分認同（over-identification），這場運動最後反而很可能只會帶來更多撕裂。
何謂女權主義？
根據《女權主義的歷史與理論》（History and Theory of Feminism），女權主義對自己的定義如下：
“女權主義一詞可用於描述旨在為婦女爭取平等權利和法律保障的政治、文化或經濟運動。女權主義涵蓋了各式主張解決性別歧視的政治和社會學理論與實踐，還有促進婦女平等及倡導婦女權益的運動。儘管‘女權主義’和‘女權主義者’兩個術語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逐漸流行起來，但它們出現在公共場合的時間要早得多；例如，凱瑟琳・赫本（Katherine Hepburn）在1942年的電影《小姑居處》（Woman of the Year）中就提到了‘女權運動’。
根據瑪吉・哈貝（Maggie Humm）和蕾貝卡・沃克（Rebecca Walker）的說法，女權主義的歷史可以大致分成三波浪潮。第一波女權主義出現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第二波出現在20世紀60－70年代，第三波則從90年代延續至今。正是這些女權運動奠定了今天的女權主義理論，並且進一步衍生出各式各樣的學科，比如女權主義地理學、女權主義歷史學、女權主義文學批判。
從文化到法律，女權主義對西方社會從上到下的既有成見帶來了深刻的改變。女權主義活動家努力為婦女爭取合法權利（簽約權、財產權、投票權）、身體完整權和自主權、墮胎權與生育權（包括合法避孕跟良好的產前照護），還有保護婦女和女童免於家庭暴力、性騷擾及強姦；職場的權利包括了產假、同工同酬，以及反對其它各種形式的厭女症和性別歧視。
縱觀其歷史，女權運動和理論的倡導人大多是來自西歐和北美的白人中產階級女性。不過，至少從1851年索潔娜・特魯恩（Sojourner Truth）對美國的女權主義者發出號召以來，也有越來越多其他人種的女性提出了各自的女權主義。這股趨勢也隨著20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的如火如荼而更加高漲，另一邊歐洲殖民主義則在非洲、加勒比、拉丁美洲和東南亞迅速衰退。此後，前歐洲殖民地和第三世界的女性又繼續提出了‘後殖民’、‘第三世界’女權主義。一些後殖民女權主義者，像錢德拉・莫汗悌（Chandra Talpade Mohanty）就批評西方女權主義仍充滿了種族中心主義。如安潔拉・戴維斯（Angela Davis）和愛麗絲・沃克（Alice Walker）這樣的黑人女權主義者也抱持著相同的觀點。”
當我們審視性別問題，尤其是女性處境的時候，我們可以從歷史上看見不平等的現象是多麼隨處可見。比方說，看看我們的科學、量子物理學、工程學、心理學吧，放眼望去只有一群祖師爺。所有的學科領域都存在性別不平等，很多“開創性”的發現都被歸功於、甚至被認為只屬於男性，有很多發現其實是被從女性手上剽竊的，就因為她們身為女性而無法享有本應屬於自己的榮耀。同工不同酬也是一個例子，這稍後會再談到。
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是歷史上我最尊敬的女性之一，她也是當今環保運動的一大奠基人。卡森在60年代出版的那本名著《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舉拉響了往後的環保運動，她本人是一位作家、生物學家、環保主義者和生態學家。這本書仔細介紹了殺蟲劑和除草劑的危害，至今我們都仍在努力提高人們對這些危險的認識。
要是未來能有一本書可以鉅細靡遺地介紹古今以來的所有革命思想，不分性別或種族，那該有多好。
坎蒂絲・歐文斯論女權主義
然而，我仍然認為我們在思考性別問題時需要更謹慎一點。其中一個真正引起我共鳴的是政治活動家坎蒂絲・歐文斯（Candace Owens）的觀點。她在《史丹佛倡議者》（Stanford Advocate）的一篇文章中直抒了自己的看法。歐文斯說：
“我第一次明確表達反對現代女權主義思想，是在我大學時必修的一堂女性研究課上。我的教授剛剛給我們看了一個非常嚇人的統計數據，上面顯示有大約89%的飲食失調症患者都是女性。‘之所以會發生這種現象，’她解釋說：‘是因為父權社會將不切實際的期望加諸在我們身上。’‘那妳怎麼看待那些服用類固醇成癮的男人？’我忍不住脫口：‘...難道這該怪給一個母權社會嗎？’”
這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它源於對我們現代世界樂此不疲地互相指責遊戲的質疑。坎蒂絲的疑問其實點出了整個社會對兩性所施加的壓力，兩性都被社會賦予了各自應有的“身份”，並且同樣受到性別歧視。長年來，精英團體和大企業就是利用這些性別規範，創造出了五花八門的敘事。
然後，她接著談到了上述的這番論辯是如何刺激她日後論文的主題，即為什麼女權主義已經“走偏”，還有現在的女性又是如何只被照本宣科地教導，而不被允許去擁有自己的體驗。
“女人們只是被教導，卻不被允許體驗。在許多情況下，我們甚至被鼓勵漠視自己的切身經驗，只要乖乖接受思想灌輸。這場運動充其量只是反映出了一種有選擇性開火的心態：它堅持應該將女性的糟糕經驗分享出去，成為所有人心目中的現實，但是那些擁有美好經驗的女性呢？好吧，這樣的女人就應該閉上嘴巴，安靜自處。沒錯。我們會給一個被丈夫家暴的女人麥克風，但另一個也許想分享自己的丈夫帶給她多少幸福的女人就應該被靜音。”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觀點，而且可以適用於其它很多場合。在我看來，我們也總是傾向於一味接受預設（種族主義和歧視），而不是認真去看看實際發生的情況。
這種現象乃是源自於這個社會根深蒂固的分裂心態，以至於我們總是從種族動機來解釋自己碰到的經歷，即使事實也許並非如此。許多女性變得習慣於不信任男性、仇視男性，甚至為了對抗她們認為有必要反對的東西而變得同樣性別歧視。
這難道不是在強化人與人之間的仇恨、不平等和互不諒解嗎？最樂見這種社會分裂的豈不是我們頭上的政治領主？分裂主義、性別和種族問題如今都是時常見諸於媒體的話題，誠然它們值得討論，但它們也的確出於政治目的而被誇大和澆油了。下面我們會更深入討論這一點。
身份政治
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一直都是一種很好的統治工具，因為大眾往往只會乖乖地接受它的灌輸，卻從不會去質疑。身份政治為精英提供了許多方便，紐約大學的媒體研究教授馬克・克里斯賓（Mark Crispin）分享了一些許多人從未聽聞過的秘辛：
“有趣的是，從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福特、洛克菲勒以及其它跟CIA有密切聯繫的基金會對資助種族和性別研究突然都變得很積極，身份政治忽然就受到了這些基金會的青睞，有一種說法是這麼做其實是為了分裂左派，令他們不再專注於階級或經濟分析。”
他繼續解釋說，學術界被鼓勵將種族和性別擺在首位，如此一來既可以阻止人們的階級意識萌芽，也可以更加深化建制派的“二元分化”議程。
“紐約大學（NYU）是全美最負盛名、學費也最為高昂的學府之一，它一向喜歡將自己標榜為自由與‘多元化’的捍衛者，是一間‘沒有籓籬的大學’。紐約大學裡的許多學院，包括歷史系、社會學系或人類學系，無不充滿了後現代主義和身份政治的支持者，主張種族和性別優先於階級，是這所大學的官方意識形態。
然而，隱藏在這種‘多元化’表象背後的卻是與大企業、民主黨甚至軍隊之間的複雜糾葛。現在紐約大學又開始鼓吹起對俄羅斯和中國的戰爭，與此同時國家和大企業則肆無忌憚地在網絡上發動大規模的監控與言論審查。”
格洛麗亞・斯泰納姆的出現
從那以後，格洛麗亞・斯泰納姆（Gloria Steinem）的名氣開始變得越來越響亮，斯泰納姆是一位知名的女權主義者、記者和社運活動家，並且普遍被認為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女權主義運動的領袖和代言人。然而，現在似乎越來越多的證據可以證明她曾替CIA工作，在歐洲的馬克思主義團體中當線人、滲透他們的會議。
她本人甚至也沒有否認這一點，正如《紐約客》（New Yorker）的一篇文章指出：
“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到底都在幹什麼？這就是事情開始變得曖昧不明的地方。根據佩吉特（Paget）的報告，NSA顯然不是很投入在CIA所謂的‘政治戰’（political warfare）上面，CIA創立了一個叫做獨立研究服務局（Independent Research Service，發明一些盡可能冗長乏味的名字是間諜活動的老把戲）的組織來召募美國的學生，派他們去暗中擾亂1959年在維也納、1962年在赫爾辛基舉辦的世界青年節，它們背後都有蘇聯的影子。日後的女權主義者格洛麗亞・斯泰納姆當時也參與其中，她很清楚知道自己所使用的錢是從哪裡來的，而且她一點也不後悔自己當年的選擇。‘就算再讓我選一次，我還是會那麼做。’她後來表示說。”
再來說說婦女解放運動。
斯泰納姆一直有意打壓一個名叫紅絲襪（Red Stockings）的活躍於20世紀70年代初的激進女權主義團體。這個團體公開反對斯泰納姆，兩方也都被認為是當時婦女解放運動最重要的領頭羊。紅絲襪似乎對斯泰納姆非常不滿，不但質疑她的動機，也懷疑她是不是在利用這些情報機構提供的資金來推動屬於她自己的版本的婦女解放運動。
最令紅絲襪感到不安的是斯泰納姆創立的《女士雜誌》（The Ms. Magazine），因為它與那時的其它任何婦女解放運動都格格不入。當然，也有可能是因為它的背後有斯泰納姆和情報機構的關係，總之這本雜誌很快就掌握了聲量，開始一傳十、十傳百。
“在紅絲襪召開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在座的一些女性質問為什麼紅絲襪不對‘那位女士’（斯泰納姆）做出更多有力的政治批評，畢竟人人都知道她在為CIA做事。（紅絲襪的）薩拉柴爾德（Sarachild）對此回應說，有關於這一點，紅絲襪已計畫要在即將出版的雜誌《女權主義革命》（Feminist Revolution）好好探討婦運中的自由主義問題，而她們一致認為那位女士並不誠實。‘那位女士所代表的自由主義與其他所有人的自由主義都不一樣。’她說。她第一次察覺到不對勁，是在1972年的一次會議上，那位女士不小心露出了馬腳，她居然在教導全國婦女協會（NOW）的老班底們該如何組織籌劃。她聲稱自己在很多問題上不同意NOW，但她仍為她們所受到的委屈感到不忍。薩拉柴爾德並不認為紅絲襪對那位女士的挑戰可以稱得上是一場對決，因為‘其中有一方明顯掌握著雄厚的財力和權力。’”
斯泰納姆不斷嘗試想要壓制紅絲襪在20世紀70年代初的這些發現。1979年，斯泰納姆聯手她的CIA朋友、《華盛頓郵報》的凱瑟琳・葛蘭姆（Katharine Graham）、福特基金會主席富蘭克林・托馬斯（Franklin Thomas）阻止蘭登書屋出版《女權主義革命》。儘管如此，這本雜誌最終還是靠著《鄉村之聲》（Village Voice）在1979年5月21日成功闖關。”
所有這些聯繫都說明了什麼？
假如坎蒂絲・歐文斯還活著，她肯定會加入真正的女權主義革命，而不是那些其實別有用心的鼓譟和議程。女權主義在那段歷史中的貢獻不容置疑，但瞭解這些背景還是很重要。
另一個洛克菲勒聯繫
有權有勢的精英企圖利用女權主義來摧毀西方家庭價值觀，把婦女通通趕去工作，好把她們也都送進精英的（稅收）搖錢袋中，還有讓孩子們早點接受學校教育，接受國家體系的灌輸，他們的父母則因為忙於工作，根本無暇教育孩子...
這絕不是陰謀論，而是有口皆碑的好萊塢導演亞倫・魯索（Aaron Russo）在他去世不久前接受的採訪中所道出的真相。
如今已故的尼古拉斯・洛克菲勒（Nicholas Rockefeller）就跟其他許多陰謀集團的成員一樣，深知該如何深居幕後操控社會。一般人很少聽過他的大名，但相比他那位崇尚國際主義的哥哥大衛・洛克菲勒，他可說是一點也不遜色：
“他的證券業務曾經引起一路打到美國最高法院的訴訟，他的一些觀點也經常出現在各大知名期刊上。他是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國際戰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itu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蘭德顧問委員會（Advisory Board of RAND）、太平洋國際政策委員會（Pacific 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Policy）、洛杉磯外交關係協會、西方司法中心（Western Justice Center）的成員，並且還是世界經濟論壇和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的長期參與人。他是俄勒岡大學和佩柏戴恩大學法學院的視察委員會成員，並始終積極參與母校耶魯大學的校務。他最近還主持了聯合國的一個電子商務小組，還與人合著了《經濟戰略與國家安全》（Economic Strate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尼古拉斯在中國的業務涵蓋了中國最大的幾家銀行、能源公司、通訊公司和房地產公司，橫跨了中國好幾座城市跟省份。他還獲選上華中建設發展委員會（Central China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Commission）的一員，他也是上海國際大學的西外外國語學校董事，並曾多次出現在央視及其它中國媒體上。尼古拉斯本人畢業於耶魯大學和耶魯法學院。”
下面是亞倫・魯索接受亞歷克斯・瓊斯（Alex Jones）採訪的一些摘錄：
尼古拉斯・洛克菲勒曾邀請亞倫・魯索加入外交關係協會，但亞倫作為這群人類奴役者的反對者（這從拍攝的紀錄片就可以知道）婉拒了，他說：“尼克，雖然我喜歡你，但你跟我畢竟站在截然相反的對立面。”
有一天晚上，洛克菲勒和他在家裡聊天，他突然問他：“亞倫，你怎麼看待婦女解放運動？”
亞倫說，當時他的想法還很普通，他說他覺得那只是女性在爭取她們應有的權利、享有同工同酬，就像過去她們爭取投票權一樣。
洛克菲勒聽完後只是噗哧一聲，笑著說：“你真是個傻瓜。”亞倫當然很不解：“我哪裡傻了？”
他說：“讓我來告訴你這是怎麼回事吧。是我們，洛克菲勒家族出錢在幕後支持這一切。我們資助婦女解放團體，也是我們讓她們可以上報紙、上電視、受洛克菲勒基金會接見。你一定很納悶這是為什麼吧？出於兩個目的，我們才發明了女權主義。以前，社會上只有一半的人口納稅，現在幾乎所有女性都要上班，所以她們也可以繳稅了。這還順便摧毀了家庭，讓我們更輕易就能夠掌控孩子們。他們全被我們的媒體控制了，我們將想要的訊息傳達給他們，他們將不再受到家庭的管教。透過讓女人反對男人，破壞家庭的和諧，我們創造了一個充滿自我主義者的破碎社會，他們只顧著工作（做被我們安排好的工作）、消費（時尚、美妝、名牌），最後通通變成我們的奴隸，還以為這就是幸福人生。”
在與尼古拉斯・洛克菲勒的這次對談之前，亞倫・魯索一直是女權運動的支持者，並且堅信這是一項崇高的事業。但現在他已經知道了運動背後真正的意圖，看清了其中的邪惡。
在這次採訪不久後去世的亞倫・魯索是一位備受尊敬的電影製作人，他沒有理由說謊，白白賠上自己的名聲。或許他知道自己時日無多，所以不想再昧著良心？還是說他正是因為說出實話而遇害？陰謀集團經常勸說他們的眼中釘改變立場（比如，邀請加入外交關係協會）。如果對方不願接受，事情還傳出去的話，他的性命就有可能不保（比如魯索）。
女權主義偽裝成ㄧ場為婦女爭取權利的運動，但事實上它只是一個精心編織給女性的謊言，使她們相信她們最天然的本能已經被“改造”成了壓迫她們的幫兇。
陰謀集團利用那些站在鎂光燈下的女性，向西方世界的婦女灌輸她們一直都在受到心愛的丈夫壓迫，唯一能夠獲得自由的方法就是變成社畜。他們說生孩子和留在家裡照顧孩子是一種奴隸制，絲毫跟不上時代的步伐。他們想讓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好收取更多的稅，讓更多奴隸繳納所得稅來餵養中央銀行系統。他們把孩子帶出家門，把他們從母親的懷抱中奪走，更這些年幼的孩子們進行洗腦。更重要的是，他們摧毀了西方丈夫的意志與精神。如果一個女人老是覺得男人一無是處，那男人還有什麼為之奮鬥的理由呢？答案是沒有。女權主義就這樣摧毀了家庭這個社會的基本單元。
女性的洗腦
女權主義如今似乎已經變成了一種分裂社會的工具。
短短四十年的時間，許多女性已經失去了她們與生俱來的愛情本能。結果就是家庭分崩離析、性墮落猖獗不已、生育率屢創新低。
我們必須記住，不管是女人還是男人，愛都是一種願意奉獻自己的行為。
女人把自己奉獻給丈夫和孩子，陪伴他們成長並接受他們的愛、尊重和感激，並為此感到驕傲。
一個女人只會願意為一個真正在乎她並養家糊口的男人做出這種程度的奉獻。男人也是本能地想要承擔這個責任，這就是異性戀契約（即婚姻）的本質：以愛之名，女人和男人彼此各盡所能。性是這種私密情誼的象徵。也許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婚姻跟家庭，但它對大多數人來說確實是順理成章的。
女權主義卻唆使女人拒絕這種模式，反過來認為它是“老舊、壓抑的刻板印象”，儘管它實際上反映了她們最真實的本能。有位英國作家曾回憶，他有一次聽見兩名年輕女子的對話：
“現在的男人都太沒用了，”她說。“說得好，”另一個人附和道。“他們都接受不了女權主義的挑戰，他們不明白我們是要他們變得更有男子氣概，他們就是沒種。”
這就是她們的邏輯？女人可以少了女人味，但男人要更陽剛？但男人還是不該跟女人打架。他們需要女性的支持與信任。如果女人只是不斷挑戰他們，男人當然會把婚姻和家庭“束之高閣”。
現在無論是愛情還是婚姻都被“抹黑”了，女人彷彿除了性之外再沒有什麼可以換取愛情。越來越多女人開始錯亂地以為她們的外表比什麼都重要，最後還不是委屈巴巴地將自己的身體變成大家的玩物。
持久的愛情與一個女人有多性感、性格多出眾、有多少成就都無關。願意為了他人奉獻才是最重要的。我們都會愛那些願意愛我們的人。
女權主義是否越來越言傳大於身教？
前面提到過，歐文斯認為今天的女權主義已經不再注重真實的經驗，而只顧著照本宣科。
“我覺得有必要聲明一點，我在這一生中，從來不會覺得我比我的男同事更沒用或軟弱。沒有老師曾要我學習煮飯打掃，而不是讀書識字，還有我在大學的飲食失調跟男人絕對沒有半點關係。”
有多少女權主義者真的曾僅僅因為她們是女人而受到歧視？又有多少人相信自己被歧視，其實只是因為她們被灌輸了這樣的教導？我當然不同意我們已經實現了100%平等的說法，也不是說你不應該為被歧視的人挺身而出。很顯然，即使在今天這個社會上仍然存在很多性別不平等。然而，主流媒體每天卻都在用各種關於性別歧視和性別對立的報導對我們輪番轟炸，讓我們感覺男女之間的仇恨與差距似乎在不斷擴大，這是為什麼呢？
“我真的對這種現象感到十分噁心：如果有個男人為一個女人開門，我只會覺得他很有禮貌，而不會暴跳如雷想要大肆批判一番，難道不是嗎？我通常只會說聲謝謝。順道一提，我對此也不會感到哪裡不對，如果這會讓我沒有資格坐在‘真正的女性’那一邊的話，那就這樣吧。幸福的女人已經厭倦了沉默，我認識一些女性朋友選擇留在家裡照顧孩子，她們可不覺得自己是囚犯；我也認識幾個沒把票投給希拉里的女人，她們一點也不可悲，或許最發人深省的是，她們沒有一個人覺得自己因為女性的身份而遭遇不公。
要求她們為了運動的好而無視自己的經驗是不對的，這樣運動就不再是運動，而只是議程了，最諷刺的是，它一遍又一遍地告訴我們女性，我們必須接受自己是一個弱勢的性別，而那明明正是它聲稱要拒斥的觀念。”
——坎蒂絲・歐文斯
根據歐文斯的說法，在重重針對和恐嚇下，女性已經形成了一種僵化的思路：
“我無意嘲笑或冒犯。我知道‘成為受害者’是一種新的黑人文化，任何勇於說出自己生活美滿的言論都會曝露這個矩陣的不真實。我很瞭解，如果我想跟上流行，我就應該堅持我的女性氣質、我的非裔美國人血統，或是任何可以把我變成客觀地少數群體的東西。然後我只能哇哇大哭、坐下來等待...也許哪個人伸出一隻手。或是拍拍我的背，貼上一個標籤，讓我的內心最深處下起一場不容否定的大雨。當然，我不必為任何事情負責；不是我自己沒用，不是我生不逢時，因為所有一切都可以怪罪給我是一個受害者。只是，他們無法說服我這樣想，所以女權主義容不下我。”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應該要多點情商，少點身份意識。我們是否老是沉迷於肥皂劇、衝突和分歧？如果我們所學到的一切最後都只會讓我們信任的東西崩潰，那我們為什麼還要它們呢？我們是不是因為已經變得太過認同於這一切，才緊緊抓著它們不放？有時，要放棄我們的政治身份、選擇的立場、我們過度認同的種族、宗教和文化確實不是一件易事，但在有些時候，如果我們想要改變，如果我們想要看清真相，就必須學會放下它們。回想一下你人生中的那些不得不放棄舊有信念的時刻，你是怎麼做到的？這麼做真的會天崩地裂嗎？如果你當初沒有放下，今天你可能還會被困在哪裡？你拼命堅持或爭取的東西，真的有讓你變得更快樂、生活更美好嗎？
西方世界的女權主義
“我認為我們對性別的強調確實有些過頭，以我個人而言，我根本不在乎一個人是男人還是女人。誰的褲擋裡有什麼，干我什麼事？那是浴室和臥室才需要去操心的東西。你們必須明白，過分的性別認同，本質上就是把自己當成了你們的身體部位。如果你們一定得把自己當成身體部位，如果這就是你們的生活方式，為什麼別的不選偏選生殖器官？好歹也選一下大腦吧！為什麼我們總是想強調誰是男人、誰是女人？這根本是一種戀物癖。何必一天到晚滿腦子都是這些東西呢？它只在某些關係下重要，其它時間有什麼重要的？我得說，我們都有點走火入魔，結果就是兩性最後還是不滿意。”
上面這些話是薩古魯（Sadhguru）說的，我覺得很有意思。他繼續解釋說：
“沒錯，遺憾的是，世界各地甚至在這個國家都還是存在對婦女的長期剝削，但你們必須明白，曾經有段時間，這個國家的女性根本沒有受到剝削。她們過著美妙的生活，你們只需要回頭看看歷史就知道。比方說，去翻翻《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你們有看到裡面的女性是如何怡然自得嗎？你們會看到裡面的女性只能躲起來嗎？不會，有位女士可以當眾坐在國王的腿上。所以，這不是文化問題，你們得明白我們在面對的是千年前早已有過的創新。當創新發生的時候，不僅會影響你手上的黃金，也會影響你的妻子和女兒。所以，有些人決定把她們藏在穀倉裡面，隨著幾千年來各式各樣的創新持續出現，這些人便錯誤地只想要讓他們的妻子遠離一切，不幸的是今天仍有人抱持這種想法。我相信下一代會有所改變，我認為我們已經邁出了很大一步，但我們要明白，我們還只是獨立革命後的第二代人，所以不要太著急，不要急著把一個物種變成兩個物種。
可嘆的是，為了清算過去的剝削，我們正在試圖把一個物種一分為二。這一點很重要，我們改變社會，絕不僅僅是為了回應過去的錯誤而已。”
薩古魯的看法可以說是完全呼應了歐文斯的觀點。
有些女權主義者可能會抓著那位女士坐在國王腿上這一點大做文章。但成功和幸福不是用我們賺了多少錢來衡量，這又讓我想到了薩古魯對現代女權主義的一個很重要的看法：它的背後其實終究還是經濟考量。
不，這不是說我們要反對同工同酬，薪資平等是天經地義的道理。
縱觀歷史，男人和女人總是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沒有誰比誰更好，兩者同樣強大有擔當。事實上，每個人的內心都有男性和女性能量，我們都是一個整體的兩半，沒有哪一半比較好。但如果我們在討論性別不平等的時候只注意金錢，那我們將永遠被侷限在一個男性主導的世界裡面。“沒了男性，還是男性。”（薩古魯）如果我們永遠只從經濟角度看待這一切，就形同於是在抹殺女性特質，因為這只會讓女性也跟著想要變得“男性化”（自以為是、傲慢自大、目中無人）。
“假設這裡有個男人想要生孩子，他有辦法嗎？所以，不管我們再怎麼抱怨，平等並不是永遠都有。我們在生物學上就是被設計來滿足不同的需求。怎麼會有一方比另一方更優越，另一方更劣等的想法？你們把一切都圍繞著經濟去想，這才是問題。根本的問題是，你們把賺錢以為是唯一偉大的事情。難道賺錢就是你們這一生所能做到最成功的事嗎？假如你們的眼裡只有賺錢，理所當然這個世界在你們眼裡就只是一座大商場。”
就我個人而言，我不確定今天到底還存在多少真正的性別問題和不平等。以薪資差距來說，女性的平均薪資約為男性的80%，這究竟是因為女性缺乏平等的招聘機會？還是因為男性更願意嘗試高薪工作，例如CEO？另一方面，這些數據往往只考慮了白人女性，因此少數群體的性別薪酬差距可能還會大得多。總之，這裡面有比我們想像得還要多的因素在起作用。
統計數據只要讓我們對問題背後的因素進行更深思熟慮的分析，而不僅僅是將它們全都歸咎於性別。有很多因素可以導致事情為什麼會變成今天這個模樣。這正是為什麼許多人變成了統計數據的例外，因為他們從一開始就沒有被納入進去。
這個社會往往對女性在家照顧和撫養孩子的傳統形象不屑一顧，我們覺得它在某種程度上還不如外出工作，事實上它跟外出工作一樣重要，甚至更重要。這也不只是女性的義務。很多男人不願意好好盡責照顧孩子，因為社會規範總要求男人以更“傳統”的方式照顧家庭。
所以我鼓勵各位捫心自問：現代女權主義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我請我這一代的女性朋友們仔細想想：妳是否曾因為自己身為女性而被歧視？如果有，多久一次？
重申一點，很明顯，我們的社會仍然有不少問題有待解決。但既然要解決問題，我們難道不需要先瞭解問題在哪裡嗎？還有，我們應該是帶著愛而不是憤怒或仇恨來解決問題。否則，這只會導致更多的分裂主義與性別歧視。可是，如今最為猖獗的卻是一種不折不扣的憤怒文化。
“你冒犯到我了！”——我們如何被訓練得一碰心就碎
有一場巨大的意識轉變正在發生，作為這個過程的一部分，我們開始意識到很多事情，包括我們是誰，我們的世界是怎麼運作，還有人類有多少可能性。
從非常實際的層面來講，這種轉變可以以這樣的方式發生，你開始質疑自己到底在做什麼——你可以改變你的職業、你的飲食方式、你接受自己過去從沒想過的觀點時的態度，等等。人類的集體意識孕育了許多不同的東西，如種族主義、仇恨、憤怒、判斷、政治爭論、環境問題和古老的傳統。我們無論個人還是集體都必須面對這些事物，我們需要理解它們，然後才能超越它們——進而從根本上改變我們自己和我們所身處的世界。
但是，隨著我們越來越認識自己，陰謀集團/深層政府是不是也會想做些什麼來維持他們對大眾的控制？為了不讓我們進一步探究起更深層次的問題，他們想要讓我們將注意力繼續放在外面，放在種族、性別、我們的外表，我們使用的措辭、誰是對的、誰是錯的、誰可以批判，又出於什麼理由可以批判這些東西上。我們都被有系統地灌輸了不要真正改變現狀的想法。那些迷因、文章、影片儘管無辜，但它們都沒有真正做到更深層次的思考。
想一想：為什麼當你在媒體上看見某些東西的時候，會不假思索地覺得它們冒犯到你？為什麼不試著去看看與理解更深層的問題，而是像被制約了一樣自動作出反應，急著想要告訴人們這個是對的、那個是錯的。但其實...根本什麼都沒有改變。
例如，我們都知道，有時只是簡單地指出他們的錯誤，人們都會立刻擺出防禦姿態，引發更激烈的爭吵。更不用說當我們正因某個人的行為而評判他們的時候，我們自己就還是處在一種低頻率振動的狀態。但是當我們追問一個人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時，我們就是在幫助他進行思考和反思，而不是急著想要為自己辯護。我們可以親切地幫助他好好認識自己。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繼續追問他們是如何產生他們抱持的想法，瞭解他們是怎麼變成現在這副模樣。
你瞧，我們都接受了有系統的制約，每個人都覺得這是別人的問題或別人的錯，最後什麼也解決不了。結果，我們不再採取實際行動來締造改變。一味的評判他人，我們就只是將自己繼續置於一種不願與他人交集的狀態，繼續死抱著“我們與他們”的隔閡。
一個最棒的例子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其它所有事物，而不只是種族主義。無論你是碰到跟某個人有關的問題，還是其它社會挑戰，都是一樣的。
想像一下，你眼前有一個極端右派的家庭，那裡有一對父母正在教導他們的孩子說，與他們不一樣的通通都是壞人，你也許可以想像把自己放在孩子的角度，為他們感到難過，然後希望自己可以拯救他們離開那樣的家庭。但是，假設你現在又看到了十八年後已經長大的他們，而你並沒有認出他們就是當年的孩子。現在曾經的孩子已經長大成人，變成了白人至上主義者。突然間，你可能會對眼前的人、他們是誰、他們的信念立刻產生評判和厭惡，你可能會覺得他們很可怕，應該被抓起來還是什麼的。但到底是哪裡發生了變化？是眼前的他們嗎？不是。其實是我們自己改變了態度。我們不再選擇去瞭解眼前的人，不去瞭解他們何以變成他們，而只是急著下評判。
他們在充滿仇恨的環境中長大，我們現在對他們的仇視也只會導致更多的仇視，什麼時候我們才可以停下來問問，這個人是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我們可以怎麼對這個人提出疑問，幫助他們思考他們是如何形成這些看法？我們該怎麼提問，才能讓他們仔細思索抱持這些看法究竟意味著什麼？
對於那些認為這絕對行不通的人，我可以向你們保證，行得通，而且已經有人親身證明過了。你們可以去看看戴瑞（Daryl）的故事。
他親自會見了許多三K黨成員，並對他們問了一個簡單的問題：“你既然不認識我，又怎麼能恨我？”然後他開始與這些抱持種族主義信仰的人侃侃而談，並且通過愛與理解最終成功改變了他們的觀點——“運氣好的話”他說。他從不試圖改變他們的信念，或是要他們接受他的思考方式；他只是分享自己的看法，並且提出問題。這就是愛的本質與用處。
那麼，為什麼戴瑞對待種族主義的態度會在最近引起話題呢？那是因為這是一種跟我們被教導的完全相反的方式。
此時我們仍然可能會想：“好吧，這對我們沒有幫助，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但這樣想只會讓我們重新走回原點，拒絕正視問題的核心並做出改變，不去正面迎接挑戰。這需要透過交流、同心理與愛才能做到，而不是只想著評判我們根本不瞭解的對象。這是一項深重的責任，這個社會在很大程度上只想要一遍又一遍地談論相同的問題，卻不願就如何改變這些問題進行真正有意義的對話。而且我相信這正是我們被編程要保持的心態。這樣我們就永遠不會解決問題也無法團結起來，就不會危害到陰謀集團的計畫。
這就是我分享這篇文章的原因，因為我真心相信，只要給予人們真正的機會，將他們的視野從仇恨和評判轉變為交流、愛與智慧的對話的話，我們就可以幫助他們重新反思自己為什麼會變成現在的自己，並且一勞永逸地擺脫這種容不下不同意見的心態。想像看看，如果主流媒體也抱持著同樣的看法；如果不再是只有責罵，如果我們被教導如何去真正的思考問題，如何去改變它們並進行真正的對話，我們將能更有效地開創一種新的方法，去認識我們自己，也認識我們彼此。
我知道這聽起來難以置信，但事實並非如此。我們只需要意識到我們擁有這樣的能力。我們必須意識到我們有能力做出選擇，並開始以這種方式生活。最終它會像野火一樣傳遞給更多的人，因為它不僅有用，而且那種與他人發展出真實且有意義的連結的感覺是如此美妙，而那才是我們本來應該活出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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