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18日 星期六

勿忘西蒙・韋伊:哲學的代價與意義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remembering-simone-weil-price-purpose-philosophy/

 

By Robert Zaretsky



時間回到七十五年前的8月26日,格羅夫納療養院(Grosvenor Sanatorium)的一位驗屍官剛結束了對一位兩天前死去的病人的勘驗,這座維多利亞時代的臃腫建築位在距離倫敦東南方約六十英里的阿什福德鎮(Ashford)。至於這位病人的死因,他寫道,“由飢餓和肺結核引起心肌萎縮,進而導致心力衰竭。”然而,這段臨床評估接下來卻話鋒一轉,突然多了幾分說教意味:“死者在精神失衡的情況下拒絕進食,致使自己不堪負荷。”


這位死者隨後被安葬在阿什福德的拜布魯克公墓(Bybrook Cemetery);她的墓上有一塊扁平的墓碑,上面刻著她的名字和有關日期:


Simone Weil

1909.2.3-1943.8.24


韋伊的長眠之地如今已在地圖上被特別標示出來,現已是阿什福德最受歡迎的旅遊景點之一。為了回應絡繹不絕的遊客,後來添加的第二塊墓碑又繼續解釋說,韋伊曾經“為倫敦的法國流亡政府效命”,以及“她的著作奠定了她作為最重要的現代哲學家之一的地位。”


但一塊墓碑刻得下的字終究只有這麼多。韋伊在那年1月抵達倫敦,開始為戴高樂的自由法國政府工作。可是她的老毛病又犯了,她最後還是拒絕加入任何邀請她成為一分子的組織。投身戴高樂抵抗用動才不過四個月,韋伊便萌生了退意,理由是她的上級一再拒絕將她派往彼時已經淪陷的法國執行任務。


戴高樂總部認為,這樣的任務最後的結局無非只是韋伊不幸被逮個正著、就地處決。怪的是,韋伊自己卻毫不避諱這種可能性。她不斷嘗試說服她的老朋友、現已是戴高樂左膀右臂的莫里斯・舒曼(Maurice Schumann),“任何不需要專業技術但同樣艱辛且危險的任務,都可以交給我。”更令人費解的是,韋伊還保證,如果失手被捕,她虛弱的健康狀況絕對不會允許她有機會“多說半句”。


但韋伊這個人奇怪的地方可不止如此,這也是為什麼她被認為是“最重要的現代哲學家之一”的原因。韋伊在她短暫的一生中發表過的作品不多,作為法國高等精英學府-巴黎高等師範大學的畢業生,韋伊卻竭力避免去從事那些人們期望她應該要去做的工作。儘管曾在幾所不同的中學任教,但正如她告訴其中一名學生,她認為這樣的教書生活只會讓她遠離“現實生活”。令校方(他們有人還戲稱她是“紅色處女”)備感困窘的是,她喜歡與罷工工人一起上街示威、參加工會辯論、為成年人開班授課,還有在各家報紙上撰稿。就像喬治・奧威爾和阿爾伯特・卡繆,韋伊雖然是政治上的左派,但她對革命者的警惕卻絲毫不亞於對反動派。她深信馬克思主義政權會變成比君主政體還要變本加厲的極權統治,最終韋伊將她的熱情轉向了無政府主義和工團主義組織。


然而,光有這些參與仍然不夠。對韋伊來說,唯有親身體驗勞動的滋味,才可以真正理解現實世界。在一種近乎病態的浪漫情懷驅使下,韋伊總是想要盡可能去感受這個世界。她曾對一位困惑的漁夫說,她最大的“不幸”就是她的家境其實一直都很富裕,這位漁夫答應收她作水手,雖然她什麼也不會。韋伊也曾向一對她希望能在他們底下工作的農民夫婦坦白:“我一直渴望像窮人一樣生活,分享他們的工作,分享他們的煩惱,與他們在同一張餐桌上吃飯。”想當然,這對夫婦完全無法理解堂堂的一個巴黎資產階級千金怎麼會有這樣的念頭,最後他們只能勉為其難地收留了她。一個月後,他們又無可奈何地請她走,最主要的原因是韋伊在這段期間總是一刻也不停的對他們發問,當他們坐下來用膳的時候她卻不願進食,她解釋說:“印度支那的孩子們正在挨餓。”


不過,其實還有一些別的什麼——這是那些簡化論者或懷疑論者所無法解釋的——在激勵著韋伊如此頑固的追求。“若只是空有想法,無異於一無所有。”她說。“人類最大的錯誤就是執著於推理,而不去探索。”探索意味著走出實驗室或圖書館,走出咖啡廳或教室。哲學,她在日記中不忘提醒自己,“是一種徹底的行動與實踐”。她也許會同意哲學也關乎真理,但如同她告訴學生的,真理“永遠必須是關乎實實在在的事物”,關乎那些生生不息的事物、飽經風霜的事物、刻骨銘心的事物。她可以感覺到,即使知識分子看似是在為工人說話,但是“從未體會過扮演工廠裡的齒輪是什麼滋味的他們”怎麼有臉面在理論上大談工人的異化呢?


韋伊致力於知行合一,除了拖網捕魚和在農場勞作,最為人津津樂道的還是她在工廠的見聞。1934年末,韋伊暫時告別教書生涯,往後的一年裡她都在巴黎的三座不同的工廠之間奔波。在單調乏味的圍牆建築裡,忍受著震耳欲聾的噪音,她被束縛在一台機器上,只能一遍又一遍重複相同的動作,韋伊因為這個機會而領悟了一個最痛徹心扉的道理:le malheur。最好的翻譯是痛苦,這種非人的感受與其說是生理上的,倒不如說是心理上的苦楚。由於他們只能從事單調且重複的體力勞動,工人們淪為了宛如機器般的存在,他們一邊被時鐘役使,一邊又被工頭呵斥,這些工人根本沒有時間去思考,更不用說是反抗或抗議了。這段異化的生活帶給韋伊巨大的震撼,待在工廠的日子“差點使我屈服於這種生活所能帶來的最強烈的誘惑:不再思考,這是唯一能夠不再繼續痛苦的方法。”


但韋伊彷彿像被詛咒了一樣,她永遠無法停下不去思考,即使身處最可怕的處境也是。不然呢?如果她真的不再思考,她就不會是西蒙・韋伊了。煙一根一根的點,調整好她的金屬絲框眼鏡,穿上前一天才穿過的那件衣服(明天還要繼續穿),韋伊對著她的學生們重申了她終其一生的信念:“一個人如果不再思考,就是正在發生的一切的幫兇。一個人必須有所作為:開闢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並且為之做些什麼。”任何哲學如果沒有得出這樣的結論,那就不值得為它大書特書了。


隨著法國的淪陷和納粹的佔領,“必須做些什麼”現在看起來變得無比真實。某種程度上,韋伊的答案是決定握起筆桿子。至少從文學的角度而言,她生命中的最後三年是她最成果豐碩的一段日子。她住在馬賽時是用筆名寫作——確實很有必要,因為維琪政府禁止所有猶太人從事體面的工作——即使在來到紐約以後,她也依然筆耕不輟。正是作為作家和思想家的韋伊引起了自由法國政府的注意,後者旋即在1942年底將她一併帶去倫敦,參與制定法國解放後重建共和政府跟法律的計畫。在那幾個月的時間裡,韋伊洋洋灑灑創作了數百頁,裡面既有簡潔的分析,也有她日後的曠世名作《扎根》(L’Enracinement)。


但是在韋伊自己眼裡,儘管這些作品提出了令人信服且往往直切要害的洞見,但她仍然沒有真的做了什麼。正如韋伊告訴舒曼:“我對發生在世界各地的苦難感到心煩意亂、難以負荷,它們幾乎吞沒了我所有的官能,我唯一取回這些官能、並且從這種困境中解脫出來的方法,就是親自去感受這些危險和苦難。”韋伊心想,還有什麼能比去當護士更能讓她如願以償呢?但這不是通常意義上的護士、也不是她在阿什福德的那些照顧她的護士,當然她對她們很友善(另一方面,醫生們都對去她的病房探視感到有點怕怕的)。


相反的,韋伊心中的護士是一種完全不同的職業,她曾在一些手稿中對其有十分細緻的描述。在她用英文寫的《志願消防護士大隊大綱》(A plan for a group of volunteer fire-line nurses)中——她的英文確實爛得沒話說——她聲稱,護士的使命不只是要拯救受傷士兵,同時更是要獻出自己的生命。護士們應該跳傘空降到前線,奮勇替傷者塗抹敷料、繫綁止血繃。更重要的是,身穿白色制服的她們相當於是活生生的靶心,立刻會成為德國士兵的目標。韋伊十分實事求是地解釋說:“她們隨時要做好犧牲生命的心理準備。”


戴高樂將軍也許是因為只讀到了這句話,才會脫口說出:“蠢女人!”韋伊或許有點異想天開,但就如她的計畫中的其餘部分所顯示的,她的想法其實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韋伊正確地觀察到,德國的軍事成功並非全是戰略與物質準備得宜,他們的精神和決心同樣也功不可沒。這一點對黨衛軍而言尤其如此,這些人不僅“隨時要冒著生命危險,甚至早已下好了赴死的決心。”根據韋伊,關鍵不是要效仿納粹主義的殘酷偶像崇拜,而是要反其道而行。護士們該展現出的是同情與關懷,用它們來戰勝殘忍與野蠻,她們要被派往“最慘絕人寰的戰場,好讓(我們的士兵)能回想起他們不得不忍痛告別的溫暖家園。”


不出所料,韋伊本人非常希望能親率第一批降落傘護士上戰場,她還為此接受了急救訓練,並滿懷希望地相信她的計畫一定會實現。但當她的計畫換來的只有沉默或震驚後,韋伊終於對自己究竟能在戰爭中做些什麼徹底幻滅了。或者,至少她只能繼續實踐幾個月以來她一直堅持不懈的一件事:吃得絕不比生活在淪陷區的法國同胞要好,他們都因為極端的配給制而只能餓肚子。鑒於她本身有肺結核、偏癱性偏頭痛以及心臟虛弱的毛病,這種“做些什麼”的致命程度絲毫不下於跳傘空降到前線。


可是,那破碎的美夢卻還是一直縈繞在她心頭揮之不去,一直到她臨終的那一天。她的最後一篇日記只有一個字:護士。


究竟韋伊,真的如驗屍官所得出的結論,親手葬送了自己的生命嗎?當然,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答案。但我還是忍不住想要引用《瘟疫》(The Plague)這本韋伊的熱衷崇拜者-卡繆所寫的小說中的一句話,那是一位驗屍官對一位耶穌會會士的勘驗結論:她的案子“值得深思”。對韋伊來說,死亡既不是哲學的手段,也不是哲學的終點。相反,死亡只是哲學研究之路上的一個可能的後果——如果我們不要將哲學理解為一門學科,而是一種生活方式的話。當代哲學家科斯蒂卡・布拉達坦(Costica Bradatan)在其精彩無比的《我思故我死》(Dying for Ideas)中說得好:“哲學不是思考、不是演說、不是寫作...通通不是:豁出置生死於不顧的決心,才是哲學。”


這個要求對我們幾乎所有人而言都未免太嚴苛了,但至少韋伊就是如此嚴以律己。一如過去的蘇格拉底和塞內卡,韋伊不只要我們記住哲學生活的代價,更要永誌不忘它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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