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epochemagazine.org/43/the-cult-of-life-when-the-drive-to-life-becomes-deadly/
by Arianna Marchetti
過去這一年來發生了很多，我們每個人都不得不學會適應這種前所未有的生活。我們心不甘情不願地放棄行動的自由，重新思考我們的社會關係，而這也使我們得以用不同的意識與角度來觀察周遭的世界。如今我們一邊面對著失去和死亡的凶險，一邊還要承受疫情大流行帶來的種種不確定性。這對我們的生命歷程而言的確是突如其來的重挫，卻也令我們有感而發——因為我們終於察覺到了有些東西不太對勁。
荷蘭歷史學家、文化史研究的先驅約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的作品尤其能激發我們的反思。在《明日之影》（The Shadows of Tomorrow，1935）這部論文集中，他仔細分析了當代歐洲文化何以日漸頹廢，赫伊津哈特別點出，其中首當其衝的是人們看待死亡的方式發生了改變，這一點恰恰很能與今日這個被疫情籠罩的世界產生共鳴。
在一篇題為〈生命的崇拜〉（The Cult of Life）的文章中，赫伊津哈指出，當代社會由於過度追求舒適、強調滿足與安全，結果反過來變成了一種實際上是在貶低生命的“生命崇拜”。隨著人們越來越沉溺於五光十色的世俗愉悅，它理所當然導致了一種將生命完全簡化成只是為了享樂的人生觀。遊戲、性、美食以及其它各式各樣的愉悅成為了我們努力的唯一目標——彷彿這是我們“欠”我們自己的，只因它們有益於我們的幸福。與此同時，工作、人際關係和責任則退居次要，變成我們不情不願從事的負擔。它們只是義務，還浪費了我們去好好享受那些已經成為生命的意義之所在的愉悅的時間。
根據這樣的觀點，舒適、安全、愉悅和追求自己的幸福現在都成了我們最義不容辭的需求，甚至被提升到連道德價值都必須以它們為出發點來考量的程度；我們必須永不停蹄地縱情於這些愉悅。人們不假思索地認定世俗愉悅就是一切願望與行動的目的。正因如此，人人都開始癡迷於保衛生命，想要繼續尋歡作樂、愉悅至死，它便是我們永遠無法擺脫的終極職責。
赫伊津哈認為，“文化需要在精神價值與實質價值之間找到平衡。”也就是說，我們既要保有精神、知性、道德與審美的價值，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鄙夷物質的價值。他繼續說道：“唯有兩方互相形成和諧之後，才有可能創造更高的價值，而不再只是為了滿足需求與權力意志。”當只在乎滿足需求的生命崇拜壓倒精神價值時，幸福、權力、安全、和平與秩序便成了生存的最高指導原則，但在這些原則背後作用的是自然本能，而不是精神本能。
這種失衡狀態立刻就會產生一個問題，一旦人們想要根據這些有關於幸福、權力、安全、和平與秩序的理想展開集體行動——這些理想往往十分抽象，充滿了詮釋空間——整個社會很容易就會變得四分五裂。不僅如此，對自然本能的過分依賴還有另一個危險的後果。一旦自然本能變得比我們的知性、道德和心智稟賦都更為重要的時候，我們就形同於是放棄了那使文化得以孕育的東西，亦即我們控制人性的能力。
逃避死亡、疏離生命
對人類來說，死亡一直是一個神秘莫測又引人入勝的話題，數個世紀以來人們熱衷於通過儀式、宗教還有哲學來理解與迎接死亡。前人為我們留下了許多他們如何思索死亡、透過沉思他們的生命及其意義來面對死亡的心路歷程。沒有任何宗教或哲學會不關心死亡，因為我們如何面對死亡，實際上與我們如何思考並活出我們的生命是一回事。
赫伊津哈在〈生命的崇拜〉和〈生命與戰鬥〉（Life and Fight）這兩篇文章中指出，隨著宗教的式微，以及精神價值與實質價值的日益失衡，過去統一的價值觀逐漸喪失，死亡的念頭變得越來越令人難以忍受。幸福、安全、和平、秩序這些個人主義理想——全都以單一主體的當下生活為出發點——取代了其它以實現共同體的未來為出發點的價值觀，比如犧牲、奮鬥、忠誠、勇氣，等等。就在這種價值觀轉變發生的同時，死亡也越來越成為了一個問題。的確，如果死亡意味著我們所關心的一切的終結，我們有什麼理由不畏懼死亡？如果生命的終極價值就在於生命本身，我們為什麼還要考慮為我們所相信的事物犧牲生命的可能性呢？
假使我們回顧過去這一百年，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我們對待死亡與生命的態度已完全無法過去同日而語。無論是死亡本身，或是任何對死亡的談論都被我們小心翼翼地排除在視線之外，以免被貼上思想“消極”、“不健康”的標籤。思考死亡現在被認為是正常生命歷程中的絆腳石——是一條最終只會走向抑鬱或焦慮的無用歪路。可是，我們越是不去思考死亡，我們其實就越是在懼怕它，於是我們傾注了無窮無盡的心神和努力試圖去保護我們的生命。如果說過去的我們是藉由哲學或宗教沉思來征服死亡，現在的我們就是妄想透過拖延來戰勝它。但這種拖延實際上對我們戰勝或理解死亡一點幫助也沒有，反而只是令我們更加焦慮和無助。
自然本能的危險合理化
由於我們生活在一個由科學和事實所主宰的高度理性化社會，我們往往錯以為我們的選擇和行為都是出於理性的判斷。但事實上，我們只是在用理性來合理化我們的本能，而不是去質疑為什麼會有這些本能。換句話說，我們並不是在通過理性思考來控制我們的本能（恐懼和慾望）並劃定它們的適當疆界，反而我們是在運用理性來找出理由證明主宰我們的這些本能是合理的。
不同的本能經常互相矛盾，它們彼此間的衝突很容易會一觸即發。本能可以說是對特定刺激的反應，從古至今我們正是依靠它們才得以生存，繁衍生息、茁壯成長。這些自動反應可以幫助我們遠離危險，直到今天我們仍非常依賴它們。然而，一旦陷入可能同時觸發多種不同本能的複雜環境時，我們反而會因為它們而暈頭轉向，這時它們不但無法引導我們做出正確的選擇，還會本末倒置地危及我們的生存。
把本能合理化是有助於我們對自己的本能反應更添一份信心沒錯，卻也讓它們變得不容得絲毫挑戰。我們的現代社會總是無所不用其極地想要支配自然，好以最輕鬆的方式保護與滿足我們的本能。弔詭的是，就在我們對自然的控制越來越強的同時，我們卻放棄了控制自己的本能這一最為基本的任務。先進的科技讓我們以為我們可以完全掌控自己的生活與行為，來自我們的身體和我們的歷史的影響不僅被低估，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不被承認。因此，我們一直生活在自以為掌控著一切且自由自在的幻覺裡，真相卻是我們越來越受到最原始的本能支配。
我們面對新冠疫情的態度說明了什麼？
在擔任過一項研究新冠疫情對群眾的影響研究的計畫助理後，現在我有了很多可以用來反思我們對待生死的態度的材料。在我們所做的半結構式（semi-structured）採訪中，我調查了受訪者對他們面對這場前所未有的疫情時所表現出的恐懼、希望和態度。其中有些問題是從經濟、社會與情感的角度來探討某些政策措施如何影響人們，我們也瞭解了他們對這些措施的反應是怎麼隨著時間發生變化。值得注意的是，我發現赫伊津哈對20世紀30年代的社會的分析，其實與我們所做的分析有不少相似之處。
疫情剛開始的時候，大部分受訪者均對政府加強法規和限制，特別是針對行動與結社自由的那些，表現出了更為批判性的態度。受訪者自然而然地批評這些做法，他們不只是在質疑官方敘事，同時也展現出了一種看待現實世界的明確量尺。
這些新冠措施對日常生活造成的破壞引起了受訪者的高度道德警惕——這意味著他們能夠積極地判斷和質疑既定的說法。尤其是在涉及到兒童的問題時，不同的想法和觀點又變得更多了。在2020年4月進行的第一輪採訪裡，三十三名受訪者中有二十人能對如何在保護高風險族群之餘，確保兒童與年輕人等低風險族群的生活如常進行不偏不倚的思考。一年後，只剩下五名受訪者仍願意繼續批評政府的決策或表達自己的判斷。隨著新冠染疫和死亡的威脅步步逼近，不惜一切代價捍衛我們的集體健康的想法似乎成了金科玉律，並且被認為是理性思考後的結果——但真的是這樣嗎？
在公開辯論中，對於什麼方法能最有效遏止病毒傳播有很多討論，可是在世界各國政府所設定的優先事項，即不惜一切代價捍衛生命這一點上卻幾乎沒有多少討論和意見。先澄清一下，我並不是說這不是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我想強調的是，我們缺乏的是不同觀點和思路。既然這場疫情對大多數人來說是如此史無前例，為什麼卻沒有人討論一個社會在這種非常時期應該優先考慮什麼？這種只想著不惜一切代價捍衛生命，而不在乎更長遠未來的壓倒性共識，究竟對我們的社會有什麼啟示呢？
我相信赫伊津哈一定會同意，這透露出的是我們已經無法再抵抗和控制我們的本能，於是這產生了一種不健康甚至可能是致命的生命崇拜。導致這種結果的部分原因是，我們無法正確地區分什麼是理性的、什麼是被合理化的，還有部分原因是我們無法掌控那股狂野的個人主義衝動。企圖捍衛每個人的生命的政策乍看下是為了保護集體，但從這些政策的結果就可以發現，它們根本沒有能力為集體採取行動，也沒有辦法討論眾人共同的問題，而這些對形成一個同通的願景而言是至為重要的。現在沒有人再能夠為長遠做打算，因為那需要一種跨越個體侷限的能力，或者說，需要的是一種能夠認識到那些高於自己的價值的能力。
黑格爾的主奴辯證可以說是對這種癡迷於赤裸生命（bare life）的危險最清楚的闡述之一。對死亡的恐懼，抑或更確切地說是無法放下對生命的執著，恰恰是使主人被僕人反客為主的原因。主人本應該坦然接受死亡的可能性而活出生命，僕人則理當是因為老是害怕突發事件和外在的力量，而被桎梏在毫無生氣的生活中。就我們當前的處境而言，這直接告訴了我們，要是我們繼續活在對死亡的恐懼下，最終我們只會失去一切使生活變得有意義的東西。我們放棄了豎立一把量尺的機會，這把量尺本來應該要指導我們的行為，勾勒我們這個物種究竟想要在生活在怎樣的未來之下的願景。
現在氣候變遷的問題已然迫在眉睫，如何面對死亡、生命的價值是什麼、我們打算為了未來犧牲什麼這些問題都將變得再也無法迴避，而如今這種對生命的崇拜實際上只是在讓我們對人類的衰落視而不見而已。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