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12日 星期日

真科學如何變成假新聞

https://thepulse.one/2021/06/30/how-real-science-became-fake-news/


By Josh Mitteldorf(國際抗衰老研究權威,著有《破解老化密碼》〔Cracking the Aging 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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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那位在哈佛教我量子力學的教授曾寫說,如果將來有一天辯論不再被允許,那就是“科學已死”的時候。


或許他當真有未卜先知的本事。今天,一切都為了政治考量,科學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褻瀆。為了尋找合適的類比,我們可以回想一下中世紀教會在歐洲的權威。


“坦率地說,對我的攻擊就是對科學的攻擊。”

——安東尼・弗奇


所以,上帝透過教宗的嘴說話,也許還有先知以利亞以及查爾斯・曼森。但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那位好主任顯然是唯一能替科學之神代言的人。


在我看來,這顯示出的不是弗奇這個人太過自我膨脹,而是科學已經變成了宗教。我們之所以相信科學,是因為它一向歡迎公開辯論。弗奇矢志要成為流行病學的大祭司,但科學比教會更令人信賴不是因為它的牧師更聰明或更合格,而恰恰是因為科學沒有牧師。科學意味著就事論事,而就事論事卻是他們所試圖避免的,因為他們更喜歡直接用“反科學”來一概而論任何與他們唱反調的人。


有位真正的科學家曾說過:


“科學不是一種信仰,科學家什麼都不相信...你總是要做好自己最鍾意的理論最終被證明有誤的心理準備,如果你無法接受這一點,你就不該從事科學研究。”


八個月前,我寫了一篇文章探討“科學”是如何因為政治目的而遭到劫持


當然,科學的政治化不是八個月前才開始,它或許跟啟蒙運動一樣古老,也肯定跟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及費邊社(Fabian Society)一樣悠久。但如今的這場主流媒體一直在漸進而持續推動的審查浪潮卻是始於五年前


保護公眾免受“假新聞”所害


“假新聞”這個概念是從五年前開始變得越來越流行。唐納・川普的謊言被認為比其他所有人的謊言都還要更危險,於是首都圈的那些智庫開始認為它們有必要保護公眾。在此之前的兩百二十七年裡,我們美國人一直都堅信新聞自由是捍衛民主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決定什麼是真的並禁止假消息散佈乍聽之下似乎是個好主意,直到你突然納悶:“誰有資格決定什麼是真的?”史達林非常清楚《真理報》的力量,希特勒也有他的《人民觀察家報》。還記得“記憶洞”(memory hole)這個詞彙是出自哪裡嗎?喬治・奧威爾曾非常仔細地描繪了極權政府是如何不斷改寫歷史,好符合新的情勢所需。


川普對建制派而言太過危險,但不是因為他的謊言比別人的更有害或更逼真,而是因為他偶爾會脫口而出的那些漫無邊際、自命不凡的獨白中,往往包含著一些不中聽的實話。比如他指控投票機被人動手腳、他要求對9/11事件進行新的獨立調查、他承諾解密數百萬份關於UFO的軍事文件。建制派理所當然想要川普閉嘴,但這不是為了保護公眾,而只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安危著想。


如今時下最時髦的流行便是不分由說地駁斥所有“右派腦殘”的瘋狂主張,而不去好好釐清為什麼這些主張會被認為是“右派”,又或者它們究竟錯在哪裡。伊維菌素是右派藥物嗎?看準人們對致命病毒的恐懼,南加州大學在最近發表的一篇唬人文章中偷渡了一種更為致命的想法:政府理應掌握權力去監視所有對主流聲音抱持不同意見的人。我應該提醒一下,《第四修正案》明確禁止政府監視公民,除非法官根據執法單位的需要,才能對已正在從事犯罪行為的人簽署搜查令。


如果是為了扶貧救助、戒毒服務和照護無家可歸者之類的,我當然完全讚同“預防犯罪”的想法。但在人們鋌而走險之前就將他們逮捕是英美普通法一千多年以來都嚴格禁止的做法,其理由也很簡單:這遲早會變成用來打壓政治反對派以及為幕後掌權者謀取私利的工具。人工智慧可以僅僅依據錄像進行統計來預測誰會犯罪,或許真的有辦法做到,但這樣的技術也完全有可能被有心人士濫用。


南加州大學的那篇文章有意想將政治上的保守派與對疫苗的懷疑混為ㄧ談,言下之意是明明疫苗是這麼安全無虞,擔憂它安不安全就是被反科學偏見洗腦,順道一提,的確有很多極右派狂熱分子抱持著強烈的反科學偏見沒錯。


為什麼有些人會拒絕接種新冠疫苗?如果讓《紐約時報》來回答的話,這一定是因為他們腦子有病。與VAERS回報系統記錄的歷史上所有疫苗的總和相比,死於新冠疫苗的人足足是其兩倍。但這不要緊。這絕不可能說明疫苗作為防患新冠病毒的手段,會比更傳統、久經考驗的如補充維生素D、鋅、伊維菌素以及羥氯喹要來得更不安全或不管用。


這個月替《哈佛雜誌》(Harvard Magazine)的封面故事執筆的是一位沒有半點科學背景的年輕作家,文章的標題是〈禁止假消息傳播,有什麼好辦法?〉(Can Disinformation be Stopped?),但它卻忽略了更基本的幾個問題:“假消息應該被禁止嗎?”、“我們如何分辨一個消息是不是假消息?”還有“誰可以承擔這個分辨真假的重責大任?”但那篇封面故事所列舉的三個例子卻都沒有回答這些疑問,因為它們事關真正的腐敗,而這正是當權者最不欲為人知的秘密。


  1. “選舉舞弊:大選結果是否被操縱了?”——美國有一段非常骯髒但很大程度上不為人知的選舉舞弊史。但2001年的《美國投票協助法》(Help America Vote Act)開啟了一個透過黑箱軟體來設計電子投票流程的新時代,而那套軟體已被我們的最高法院裁定為“商業機密”。我個人從2004年布希竊取了俄亥俄州的選舉結果後就開始擔任一些誠信選舉(election integrity)活動家的統計顧問,我們使用出口民調(exit polls)來檢驗選舉結果是否有疑問,我們發現自2004年以來與出口民調相比,聯邦官方的報告結果似乎有越來越往右的趨勢。問題是2020年是美國現代歷史上頭一遭沒有進行出口民調的選舉,太多人選擇使用郵寄選票,以至於根本無法找到公正的民調樣本。簡而言之,2020年是美國有史以來最不透明的一次選舉。我們沒有理由相信選舉結果。可是在美國選民迫切需要一個值得信任的投票制度的時候,我們對現行投票方式的懷疑卻總是被嘲諷成右派游擊隊的偏執幻想(不,我不是說“川普ㄧ定贏了”;我的意思是我到現在還搞不明白到底是誰贏了,我敢說你也是)。

  2. “羥氯喹是治療新冠病毒的特效藥”——自從疫情蔓延以來,CDC和NIH一直在無所不用其極打壓針對新冠病毒的有效預防與治療方法。有一個例子是一項對橫跨三大洲共十萬名新冠患者進行的超大型追蹤研究,它在去年匆匆通過同行評審,並在英國最負盛名的醫學期刊上正式發表。問題是根本沒有數據可以支持這項研究,於是它最後被撤回了。毫無疑問這是一樁可恥的學術詐欺,只是為了用來抵毀有效的療法,好讓人們在疫苗問世之前繼續保持對新冠病毒的恐懼。只要與鋅結合使用,羥氯喹就是一種安全且有效的預防與治療方式。但開立這種處方籤的醫生卻遭到解雇藥劑師也被勒令不准再這樣配藥。後來,另一種更有效的新冠病毒治療方法-伊維菌素也出現了,它已經被證明在任何階段都可以適用。皮埃爾・克羅伊博士(Dr Pierre Kory)和彼得・麥卡洛博士(Dr Peter McCullough)都曾上國會為他們的非凡療法的有效性作證,但依然無濟於事。政府、社交媒體和醫療機構仍持續打壓療法,即使這麼做已經使全球數百人的性命被白白犧牲。這一切只是為了繼續保持對新冠病毒的恐懼,並且確保疫苗能成為唯一的救命解藥。

  3. “5G會傳播新冠病毒”——有數以千計的可靠研究可以證實,無線電頻率會引起焦慮、抑鬱、頭痛甚至是癌症。非電離輻射會對電化學細胞信號產生影響早已眾所週知。儘管如此,仍然有一票物理學家和工程師誓死否認手機輻射在理論上有可能對生物造成任何影響。三十年來,電信業一直在想方設法阻撓、駁斥一切進一步的監管嘗試,它們發表有問題的研究報告來謊稱“沒有明顯證據”可以證明存在任何風險(我可以以統計學家的身份向你保證,設計一項無法證明兩者之間存在確實關聯的研究非常容易,反之要設計一項證明兩者有確實關聯的研究卻困難得多)。上星期,我才在跟一個工程師團隊討論下一代手機的安全標準,他們大多數人都只想把舉證的責任推諉給我們這些堅持有健康疑慮的人。換句話說,除非我們能明確證明5G技術有致病性、清楚解釋其中的原理是怎麼回事,否則他們就會繼續在毫無任何安全標準的情況下繼續推動5G。美國的安全監管機構在其它技術領域從來不會這麼打混,為什麼攸關人體健康的問題可以由一群沒有醫學背景的電氣工程師來決定?而且事實是,有非常合理且令人不安的科學證據可以證明,率先採用5G的那些城市多半會出現更高的新冠死亡率


事實證明:這場浩浩蕩蕩的聲討“假新聞”的運動根本不是為了保護公眾不受謊言矇騙;相反的,它只是為了打造一個聽從國家號令的新聞網絡,縱觀歷史這從來都是極權政府用來穩定政權的法寶。專制領袖想要繼續掌權的唯一方法,就是對他們所統治的人民隱瞞真相。反過來說,如果一個社會只剩下一種聲音,這時再談論民主又有什麼意義。


更多過去與現在的例子


數十年來,UFO的目擊事件一直都被斥為假新聞。現在隨著風向一轉,我們卻又被要求開始相信UFO是確鑿無疑的存在,而在直到這種信仰被恩准之前,任何相信UFO的成千上萬美國人都仍是無知且容易上當的白痴。


去年,新冠病毒是來自實驗室的說法還是假新聞。現在它已經變成了上得了檯面的科學,只要你把目光全都集中在中國實驗室令人搖頭的安全標準上即可。公共領域仍然嚴格禁止任何質疑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及美國的其它九座四級實驗室的生化武器研究的言論。儘管所有的模擬和演習彷彿都像是在預作準備,但目前的討論仍只准被放在新冠病毒是起源於中國這一事實上,但是不是故意洩露病毒這一點也還是不能公開討論。


再說說二十年前的9/11事件,雙子星和沒有被飛機撞擊的第三座大樓都是以自由落體的方式呈直線崩塌,這說明底下鋼材結構的阻力為零。上一秒,這堆鋼鐵還可以撐起一座一百一十樓高的建築;下一秒,它就立刻化為烏有。建築的支撐結構在同一時間全部融化照理來說是不可能的,只有縝密的工程設計和精準的定時炸藥才能做到。然而,如果你上網搜尋“9/11建築物倒塌”,Google卻還是會丟給你那份早已名聲掃地的官方NIST報告,後者荒謬的聲稱事情就是這樣,並對所有足以證實三座建築都是被定向爆破的科學證據視而不見。反而,還有科學教授因為誠實說出9/11事件的真相而丟了飯碗


五十八年前,甘迺迪在達拉斯被槍殺。華倫委員會的調查結論是,一顆子彈射進甘迺迪的身體裡後不斷上下亂竄,然後又打斷了時任德州州長約翰・康納利(John Connally)的手臂。這顆子彈接著掉落在擔架上,沒有留下任何彈痕,但那個位置剛好很方便讓醫護人員發現。縱使華倫委員會的報告在物理學上完全站不住腳,縱使1979年的國會委員會的結論是甘迺迪“很可能”是被一樁陰謀而非一個獨狼槍手所殺,但直到今天對官方說法的科學挑戰仍被禁止出現在《維基百科》和社交媒體上。


就連疫苗其實也是半斤八兩,它可以說是迄今為止歷史上最成功的企業宣傳活動。如果是在其它所有領域,我們都會說那種執著於極端的教條、不接受反駁、不承認矛盾、不考慮證據的態度叫做病態的狂熱。宗教狂熱分子就是這麼一回事。但是在疫苗的問題上,一切卻又不可同日而語。所有的疫苗都是安全的,所有的疫苗都是有效的。任何質疑疫苗或其副作用,抑或宣稱自然免疫比疫苗更能提供保護力的聲音,都會被斥為“反疫苗人士”、科學否認者、實現群體免疫的老鼠屎。順便說一句,“群體免疫”這個術語在過去的公衛領域往往被定義為已經感染過該疾病的人產生了免疫力,因而對未來的流行病具有抵抗力。可是在今天的新冠時代,“群體免疫”不知怎的卻被WHO重新定義成了一種只能依靠疫苗來獲得的好處。


結語


我在哈佛的那位(第一段提到的)導師叫做朱利安・施溫格(Julian Schwinger),他是20世紀最傑出的物理學家之一,並與費曼一起因為(各自獨立地)完善了量子場論而共享諾貝爾獎。他的物理學論文在科學界備受推崇,總是能登上頂尖物理期刊,這位神童才十八歲就已開始接受奧本海默的指導,並對核物理學方面有相當開創性的貢獻。隨著1989年的冷核聚變爭論越吵越烈,施溫格逐漸對這個問題產生了興趣,提出了一些深刻的理論見解。沒想到《物理評論》(Physical Review)卻告訴他,他們不會考慮刊登任何有關於冷核聚變的論文,因為編輯們不相信它有可能實現。這就是施溫格之所以要對物理學的未來發出警告的原因。隨後他辭去了美國物理學會(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的職務,以示抗議。


我第一次深入瞭解冷核聚變是在2012年。我在接下來的兩年裡參加過兩次研討會,又參觀了五座冷核聚變實驗室。透過與那些實驗科學家的交談,還有翻看他們的數據,我可以保證冷核聚變是真實可行的。不用說,這意味著我們有機會迎來解決世界能源危機和開拓嶄新物理學的美好前景。儘管全世界都有人在研究冷核聚變,並且已有幾家公司將其當作可用的新能源在努力投入,但至今它卻仍是主流物理學期刊拒絕觸及的話題。


審查制度永遠也無法變成真正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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