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的一天傍晚，當時十八歲的威廉・勞爾森（William “Blackie” Raulerson）正和他的同學湯米・布朗（Tommy Brown）在佛羅里達州卡納維爾角西邊的梅里特島（Merritt Island）北部享受他們的打獵之旅。忽然間，他們聽見從東南邊傳來了一種“聽著有點像是渦輪機的噪音”。據勞爾森後來告訴《今日佛羅里達》（Florida Today）的記者比利・考克斯（Billy Cox），他們接著看到了一架“徑翼”飛行器從大約兩英里的遠方緩緩靠近，直到幾乎來到他們的頭頂上，此時它距離地面大約有六十英尺。他估計這架飛行器的直徑應有九十至一百英尺。
勞爾森回憶，在那架飛行器十二至十四英尺高的藍色玻璃窗後面可以看見“一個大約二十八英尺長的儀表板控制台。”而且那裡還有六名類人乘員，他們都穿著“淺藍色的飛行服，衣服上有呈方形的黑色衣領，大約六英寸（高）。”他還清楚看見了那些乘員“擁有一頭紅金色的頭髮——髮型則看起來像是小平頭。”他告訴考克斯說。飛行器會從內部“發光”，但似乎沒有裝在外面的燈光：飛行器外部唯一會發光的地方只有“其底部的一個直徑應為十四英寸的孔洞，洞口呈火紅色，卻沒有排放任何廢氣。”
這場遭遇持續了差不多四分鐘。“然後，它以極快的速度飛向了東北方，”勞爾森說。“從那以後，那一天的景象就一直縈繞在我心裡揮之不去。”當他在1997年接受採訪回顧這段往事的時候已經六十五歲，他本人不但擁有兩架私人輕型飛機，而且已經在飛行員這行幹了四十年。
“勞爾森的故事最與眾不同的地方在於，”比利・考克斯指出說：“是事情發生時的地點——梅里特島的北部，恰好就在今天的甘迺迪太空中心的西邊，而且那時距離美國正式邁向火箭時代、卡納維爾角發射了一枚緩衝火箭才過了四個月。”（註1）火箭發射的時間是1950年7月。雖然卡納維爾角的一至四號發射台當時都還未竣工，不過美國陸軍依然在第一階段實驗中試射了兩枚經過改良的德國V-2緩衝火箭，其後又在第二階段實驗發射了一枚“無控制”（WAC）火箭（註2）。當時太空探索計劃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而來自其它世界的訪客也一直都在暗地監視著這一切。
勞爾森並不是唯一提到紅髮外星人的人，諸如卡爾・安德森的原住民朋友，還有阿波利納爾・維拉等人都有類似的證詞（參見第七章），後者曾在20世紀50－60年代與外星人打過交道。例如，維拉本人曾在1963年6月的新墨西哥州親眼目睹一架巨大的飛碟降落，然後是一群身高從七英尺至九英尺不等的四男五女從飛碟中走出。他們其中有些人就擁有一頭紅髮（註3）。
1959年12月，來自可可（Cocoa）的奧馬爾・鮑利（Omar Bowley）是諾斯羅普公司的發射掩護室和發射墊整備員，他參與了蛇鯊（Snark）火箭試射期間的不少工作。“他有一次趁著下班的時候待在車裡欣賞夜間發射的情景，他的車子就停在距離三號和四號發射台不遠的地方。”比利・考克斯報告說。“然後鮑利瞥見了三個發光物體——‘它們有著傾斜如派碗般的邊緣，應該說是把一個派碗倒放在另一個派碗上那樣’——出現在北邊的發射區。”據鮑利本人所述：
“它們以三角形的方式排列，一個在前，兩個在後。我覺得它們本身的顏色應該是灰白色的，而且它們沒有發出半點聲響。這一點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就在火箭順利升空的時候，第一個光點立刻側翻了一圈，以垂直的方式緊緊跟在火箭後面，接著第二、第三個光點也緊追其後。它們一個靠在前面，一個在中間，另一個在後頭。後來它們就一起消失不見了。
那時在我的旁邊其實還有另一個人，他開著一輛芥末色的吉普車。我還記得他看著我，然後對我說：‘你什麼都沒有看到，這裡什麼也沒有發生。你最好不要跟別人多說什麼，免得惹禍上身。’所以我決定三緘其口，但是我永遠不會忘記這段往事...”（註4）
秘密會面？
1967年6月，NASA的甘迺迪太空中心發佈了由最高主管庫爾特・德布斯（Kurt H. Debus）直接下達的一份非常含糊不清的命令——適用對象涵蓋所有相關部門——這項命令要求“制定一套標準流程，以處理關於所有外來物體，例如墜落地表的航天器碎片或零件，以及...非關航天器之物體的目擊報告。”
根據其中列出的細節定義（a）與定義（b），後者有一個正式的稱呼叫“未確認飛行物”（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s）。至於處理這一種情況的標準流程包括了：“不管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與目擊者談論這些物體的來歷...”同時這些UFO的目擊報告應該被立刻匯報至（佛羅里達州）帕克里克空軍基地指揮部（註5）。
1967年12月末，住在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在本尼狄克公司（Bendix Corporation）擔任機械車間職員，也在甘迺迪太空中心負責後勤工作的吉姆・奧格斯比（Jim Oglesby）接受了他的姐夫喬恩・貝克（Jon Baker）邀請，打算到他們一家人在奧蘭多往東十八英里的比斯洛（Bithlo）的家一起共度除夕夜。現在時間是12月30日的傍晚，喬恩和吉姆正在廚房聊天，其他家人則在客廳欣賞聖誕節電影。“就在那時，一束琥珀色的光忽然通過廚房朝東的窗戶反射進來，”吉姆在他的書中回憶說。“我立刻跑去打開前門，當時我興奮得要命，還想真幸運可以一睹流星墜落在地上的模樣。
想不到，我的眼光卻注意到了一個琥珀色、籃球大小的漩渦狀物體，它懸浮在屋子東邊上方不到一百英尺的空中。乍一看，我還以為那是閃電...這個神秘的物體一直停駐在那裡；直到消失之前，它散發出的琥珀色亮光照亮了那東西上層的圓形結構、底部與下層邊緣，原來那是一艘直徑約為四十至五十英尺的錫質飛船。這個不明飛行物移動得無聲無息，它一路向東飛去，直到再也不見蹤影。”喬恩和吉姆的姊姊也全程目睹了這一切。
突然，從飛船的下方發出了一束深紅色的錐形光束，在它一邊向東移動的過程中持續往地下照射。“那束紅光一會閃爍、一會消停，然後又一陣閃爍，”吉姆繼續說道：“我不得不確信，不管那東西到底是受到遠程操控還是有人在駕駛，反正這艘飛船肯定是在有智慧的操縱下移動著，它遠遠超出了我們的科技所能比肩的程度。接著，又一束閃爍的紅光現蹤在方才閃過的地方，照亮了車道兩側的電線桿與樹林。
我瞠目結舌地站在那裡，看著紅光以6-5-4-3-2-1、1-2-3-4-5-6的頻率不斷閃爍。幾分鐘後，居然又出現了第二艘擁有一模一樣紅光的飛船，它是從左側出現，現在正跟它的夥伴一同飛行。兩艘飛船的中間都有不斷來回閃爍的紅光，與我以前在飛機上見過的任何導航燈完全不同。
兩艘飛船都懸浮在樹林的上方，然後左邊的那艘突然開始上升，另一艘則像是領會了什麼一樣開始下降。接著，兩者又交換動作，並且展開了一種充滿節奏的運動，兩艘飛船在烏漆抹黑的天空中不斷上上下下、前後浮動並搖擺機身（就像被風吹拂的樹葉）。
就在兩艘飛船開始下降的時候，紅光的頻率也以水平的方式逐漸加快，在它們終於淡出視線之外後，一股敬畏之情從我心中油然而生，想想我剛剛可是見證了多麼非比尋常的一幕啊。
我靠得不夠近，沒有辦法直接看到飛船是否有登陸地面，但是我有看見遠方樹叢中的空地發出紅光，不久後紅光也消失了。所以，那兩個不明飛行物很有可能已在那裡降落...”
沒過多久，又出現了六架直升機（應該是AH-1G眼鏡蛇直升機），“它們呈傘形排列，並且不斷用探照燈往一片昏暗的下方搜索，它們在這一帶的上空來回盤查了將近三至四分鐘，同時還有兩架F-106A三角標槍戰鬥機也飛過了UFO剛才經過的地方...搜索沒有多久，幾架直升機重新恢復單列隊形，並往東南方飛去。兩架戰鬥機則轉了個彎，再巡了一次後便朝直升機離去的方向一同遠去...
那兩個不明飛行物肯定已經著地，而且很可能還在那裡！為什麼戰鬥機和直升機要突然結束行動？這個問題的答案還真不好說，也許是因為它們在‘熱點’的搜索一無所獲，所以奉命折返基地，也有可能是飛行員接到了回去的命令，無論他們是否找到和/或看見了飛船...在我急切地請求下，喬恩讓我和他一起坐進他的卡車，我們打算開去剛剛事發時的小徑和空地一探究竟。儘管那裡基本上可以算是喬恩家的隔壁，但要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情況下貿然穿越還是十分危險。”於是，兩人只能打消好奇的念頭，打道回府（註6）。
回到家後的吉姆仍然待在門廊前想繼續觀察，他焦急地想等待會不會又有什麼事情發生。“從12月30日星期六那天晚上的七點十分到七點二十分，一直到除夕凌晨一點五十分，我一直全神貫注地站在那裡，一刻也不敢鬆懈。
就在凌晨一點五十分的時候，其中一艘飛船開始從那個方向升起，看來它已經在那裡停留了六個小時...飛船外的紅光正以6-5-4-3-2-1、1-2-3-4-5-6的頻率閃爍得越來越急促，轉眼間就已上升至黑暗的樹林上方。飛船先是直直升起，停住，繼而又加速上升到更高的高度，現在它散發著耀眼的白光，然後再次直升，停頓，加速上升，這時它已經飛得很遠了...”
差不多在同一時間，還有一個熾熱的物體也正從大西洋上方騰空飛起：一枚義勇兵洲際飛彈剛好正從卡納維爾角空軍基地的地下發射井中被發射出去。彷彿像是刻意要回應，這艘奇怪的飛船“往右一甩，（又）往左一甩，一邊散發著亮光一邊劃出了一個Z字形，（然後）它快速靠近正在急速升空的飛彈彈頭，（接著）便迅速往南駛去，直到完全不知所蹤。”（註7）
在1968年的復活節，吉姆讀到了一篇刊登在《奧蘭多前哨報》（Orlando Sentinel）上的特別報導，標題是〈在卡納維爾角上空追蹤洲際飛彈的UFO〉，撰稿人是狄克・楊（Dick Young）。遺憾的是，他沒有把那篇報導留下。幾年後他在《奧蘭多前哨報》報社和奧蘭多公共圖書館中找到了保存了當年報刊的縮微膠卷。當然，當年的那份報紙被保存得十分完整，當然——唯獨只有那篇特別報導怎麼找也找不到（註8）。
還有更多目擊事件發生在了1968年的同一地區，吉姆本人在當年的2月17日又目睹了一個圓盤狀金屬物體疑似從表面反射出一種強烈的藍光與“深紅色的斑點”。他認為“它是一個非常符合空氣動力學設計的飛行器，估計有五十至六十英尺長，首尾兩端的部分比較細窄，其中心部分高十五至二十英尺。
當時我還沒有想到，圍繞著那個怪異的光滑物體的紅色光暈可能是某種‘力場’。正當我站在那裡凝視著光暈的時候，我甚至可以感到我的頭髮都直豎了起來。我感覺身體裡的腎上腺素正在飆升，我嘗試想要轉身，盡量遠離那東西，但我卻舉步維艱，還後來我還是設法用盡吃奶的力氣踏出去，才好不容易回到我的車上。”
自從吉姆第一眼注意到這個物體到現在已經經過了半小時。在沿著四二零號國道返家的路上，他還看見一個紅色的雪茄形物體從路邊浮現，然後開始朝著車輛逼近，它先是停了一會，然後又往上飛，最終消失在空中。”（註9）
第二天的日落時分，吉姆的哥哥蓋瑞（Gary）也來到奧蘭多，兩人便開著吉姆的車一起上四二零號國道到聖誕節堡路的拐角處，想要看看能不能碰見更多奇怪的飛行器。“我們在那裡待了幾分鐘，不明飛行物果然又出現在與前一晚相同的地點——它黑暗的金屬表面仍不斷反射出閃光，”吉姆說。“我趕緊告訴我哥快看那裡——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站在那裡，盯著那藍光出神了，它悄聲無息地落入樹林下方，下到了我們西邊的地面上。
就跟前一天晚上一樣，我決定往柵欄走近，爬上去一探究竟，我哥也連忙跟在我身後。我朝著‘神奇小飛碟’的方向走去，它才剛消失在昏暗的樹林裡。然後，又跟前一晚一樣，當時那裡整個狂風大作，棕櫚樹都在搖曳不已，我冒險往前走近一小段距離，接著我就止步了，我又感到了相同的感覺...好像有人正在監視我們。我哥似乎也有同樣的感受，他已經準備好要溜之大吉。”兩人於是決定回到車上，趕緊回家為妙（註10）。
吉姆在隔天的七點三十五天左右再次重返故地，當他經過路易斯湖要轉彎時，可能是同一個或類似的藍光又出現在了前方的兩百英尺處，然後沿著聖誕節堡路移動了大約一英里。一個星期後，他再次選在同一時間回到同一地點，這時他驚睹有十五到二十頭牛正在竭力吼叫、四處狂奔，顯然受了很大的驚嚇，藍色的光果不其然又在上方徘徊。在藍光消失後沒多久，一架戰鬥機立刻低空飛過該地區，巡了幾遍後才離去（註11）。
1968年3月4日，一架B-52轟炸機飛過了距離事發地點東南方的兩百碼處，這架轟炸機正往西邊的方向飛去，並且不斷從機身底打燈，照亮了下方的土地。“那刺眼的圓錐形探照燈以三下、三下的方式閃了十二次。”吉姆說。當時那架轟炸機很可能是在執行空拍任務。
第二天晚上，吉姆在同一個地方遇見了一個開車載著女伴的男人，他問吉姆在這裡做什麼。“你相信飛碟嗎？”吉姆對他說。那名女伴撲哧一笑，但那個男人卻只是不發一語地坐在那裡。“我指著B-52先前飛過的地方，我想轟炸機上的人員應該是來拍攝什麼的...”
“你說的那個地方叫做坎拿達牧場（Canada Ranch），其實我就住在那裡。”那名男子突然主動告訴吉姆說。“我的名字叫本・坎拿達（Ben Canada）。”就在那時，一架B-52再次現身在樹林上方，這次也一樣規律地對著地面打出亮燈。
吉姆問坎拿達，最近他的牧場是否有牛隻失蹤的情況。“我記得，”他回答說：“上星期我發現有一頭年輕的小母牛，還很健康，不知怎的居然跑到了我牧場的正中央。牠本來應該被關在又高又堅固的牛舍裡面，我實在想不透牠到底是怎麼跑出來的。”他接著說，最近很多地方都出現了家畜莫名失蹤的事情，他們那個地方和聖克勞德（St. Cloud）地區的許多農民和牧場主都已經跟牧牛協會開過會討論過這件事，想要解決這個問題，但最後還是一籌莫展。”（註12）
1968年3月20日傍晚，吉姆忽然感到自己好像無論如何一定要走出家門——就像是被“吸”出去一樣。這時，他才看見在客廳的窗外正有一架直徑約兩英尺的圓盤在盤旋著。
“圓盤頂部有一根細桿射出了藍色的光，那細桿大概只有八分之一英寸寬，二或三英寸長，就裝在那東西最外層的邊緣上面。藍光以緩慢而有節奏的速度持續照射，飛碟本身沒有拋光的金屬表面不斷反射出閃光...突然間，飛碟消失了，（然後）又重新出現在拖車後面的柏樹右邊，並且朝著東北方飛遠，直到完全消失在眼前。”（註13）
六天後，吉姆在前去探望他在奧蘭多的父母的時候忽然感到頭痛得厲害，隨之又是一股莫名想要走出家門的感覺。他只好趕快開車，前往最近的7-11買止痛藥。就在他回到車上的時候，他清楚聽見有人正用非常清楚且響亮的聲音呼喊他的名字——這與卡爾・安德森的經歷十分雷同（參見第七章）。
“懷疑論者可能會特別針對‘聽見聲音’這一點有話要說，”吉姆表示：“但是我很明白，聽見我的腦海中出現一股聲音呼喊我的名字，跟實際從耳朵聽見有人喊我是完全不同的感受...我開著車一路往東朝著維吉尼亞街走，想搞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然後我意識到現在我的頭已經不痛了。片刻過後，我在本比街和東街路的交叉路口前停下，我感覺窗外好像有什麼我必須去看的東西出現了。果然在交通號誌燈上出現了一個圓盤，又是同樣富有節奏的藍光。我立刻右轉，又在二十分鐘後左轉進入四一九國道，那圓盤一路沿著地面飛行，緩慢的移動著，直到消失在樹林裡面，就是它在3月18日那天消失不見的同樣地點。”（註14）
最有趣的其中一次遭遇發生在9月15日那天晚上。當時吉姆正和他的母親娜米（Naomi）、姪女蜜雪兒（Michelle）、班迪克斯公司的電氣工程師賴瑞・凱利（Larry Kelly）以及一名朋友一同站在一座觀察哨的金屬大門外，他們看見了一束琥珀色的錐形光束出現在橘子林上方的一百英尺處。“我嘗試以最快的速度跑起來，我想抄一條一路朝北延伸過整片樹林正中央的沙地小徑過去，”吉姆說。“沒過多久，賴瑞和他的朋友就追上了我。我沒有停下，而是繼續往西趕快跑過那片白色的沙路...忽然，我腳沒踩好摔了ㄧ跤，直接跌進了一團碎木堆裡，（然後）賴瑞和他的朋友也都跌了個狗吃屎。”
現在，吉姆的雙眼已經完全適應了黑暗。他依稀可以看見，在十五碼遠外的地方有一架雪茄形飛船的輪廓，它“幾乎已渾然天成地融入了周遭的黑暗。飛船船身的中央不斷在閃爍微弱的磷綠色亮光。”那個當下，整個現場彌漫著一股令人寒毛直豎的死寂，與此同時那艘飛碟卻似乎正在持續釋放出某種“詭異的能量”。
“本來我已經準備好要走為上策——誰想得到，這時竟然有輛不知道從哪來的車打開了車燈，立刻照亮了原本漆黑一片的現場。”然後那輛可能是深藍色，也可能是黑色的汽車還直接朝著飛船的方向開了過去。“我二話不說趕緊轉身逃跑，我可以聽見蓋瑞和他的朋友也在我身後跑著，他們盡力想要跟上我的步伐，好快和他們剛剛看到的東西拉開距離...我的母親和姪女早就感覺到不對勁，她們都已經上車了。”
吉姆推測那輛深色轎車的駕駛很可能是政府、軍方或NASA的人，那位駕駛應該是奉命前來與飛船會面，所以才刻意挑了“在地圖上只能找到名字叫做比斯洛的這個人跡罕至的地方...看來在阿波羅計劃期間，那些ETI（外星智慧生命）充分地利用了這個完美的會面場所，這個地方就坐落在被一整片橘子林圍起來的末端，外面還有‘禁止擅闖’的警示牌，距離那裡不遠還有一座腎形的湖水，叫皮克特湖（Lake Pickett）...每次會面結束之後，人類官員和外星人大使只要從正門西側的鐵絲網門那裡出去，往右轉行駛幾英里，經過五十號公路後左轉，便可直達卡納維爾角/甘迺迪太空中心...”
“我們永遠也無法知道外星人是不是與美國政府和NASA的官員達成了什麼‘協議’。但是‘協議’的存在本身幾乎已毋庸置疑，當歷史性的登月任務在1969年7月20日正式開始的時候，毫無疑問外星人就在遠處暗中窺看，阿姆斯壯和奧爾德林就是因為那次任務而有幸成為了人類歷史的登月第一人。”（註15）
阿波羅十一號
2006年7月首次播映的英國紀錄片《阿波羅十一號：不為人知的故事》（Apollo 11: The Untold Story）邀請到奧爾德林親自現身說法，他也大方公開了他們一行人當年在登月過程中遭遇UFO的經歷。“我們注意到外頭有東西正在越來越靠近，問題是那會是什麼？”他說。“麥可（柯林斯）認為他應該可以用望遠鏡來好好看清楚那是什麼東西，它似乎是一個鐘形的物體...”
“當然，我們三個人不可能直接開口說：‘嘿，休士頓，有東西在我們外面移動...能不能告訴我們那是啥玩意？’我們不能把話說得這麼白，因為我們都知道，任何人都有可能會竊聽這段通訊內容，這樣他們就會知道我們是因為外星人的關係跟其它原因而被下令調頭返航...”負責阿波羅十一號任務的資深科學家大衛・貝克博士（Dr. David Baker）也承認，這段插曲直到今天依舊是一個未解之謎（註16）。
那段時間本書作者我正跟倫敦交響樂團一起到美國巡迴演出，人在芝加哥的我和同事一起坐在電視機面前，屏氣凝神地盯著直播畫面。我還記得我聽見有一位太空人好像說了在隕石坑附近有東西在‘發光’。後來《美聯社》真的報導了這幾名太空人在他們第二天要登陸的一個隕石坑附近看見奇怪亮光的這件事。在他們的第一次繞月飛行過程中，阿姆斯壯也看見在位於他們的航行路線北邊的阿里斯塔克斯隕石坑的內部出現了神秘的亮光。“那看起來像是熒光，讓隕石坑顯得非常的耀眼。”他向休士頓回報說。“這個區域肯定比我所見過的其它區域都還要明亮得多。”奧爾德林也表示。“看不出來它有任何顏色可言，這可真是一個令人頭皮發麻的景象（或地點？）。”（註17）
NASA的兩名前員工奧托・賓德（Otto Binder）和莫里斯・查特蘭（Maurice Chatelain，他曾是NASA通訊系統的負責人）也證實了阿波羅十一號的確曾在月球上遭遇過“其它”早已在那等候的飛行器。
“這些傢伙很大，各位...大得不像話，”根據賓德的說法，這是當時幾位太空人回報給控制中心的原話。“噢，老天，你們絕對不會相信！我告訴你們，那裡還有其它太空船...它們就停靠在隕石坑邊緣的另一端。”（註18）
最早在這方面開誠布公的其實是蘇聯，據莫斯科大學的數學教授、物理學家弗拉基米爾・阿紮扎博士（Dr. Vladimir Azhazha）透露，當時阿姆斯壯向控制中心回報了一條訊息，內容是：“在登月艙附近有兩個大得不像話的神秘物體，正在監視他們幾個人的一舉一動。”這些通訊內容全都被NASA列為機密。另一位蘇聯科學家亞歷山大・卡贊采夫博士（Dr. Aleksandr Kazentsev）還聲稱，奧爾德林從登月艙內就已經開始在拍攝不明物體的彩色錄像，並在他和阿姆斯壯一起走出艙門後繼續攝影。不久後，外星飛船就主動離開了（註19）。
阿波羅任務的所有原始影像資料都被保存在NASA的影像檔案庫（八號大樓），也就是休士頓的詹森太空中心（JSC）。唐娜・黑爾（Donna Hare）曾在1970－71年為NASA的承包商飛歌公司（Philco-Ford）工作，當時她的工作場所包括八號大樓的相片館，以及其它裡裡外外一些不同的場所。她曾在接受史蒂芬・葛瑞爾的外星揭露計劃（Disclosure Project）採訪時作證表示，她以前有一次偷偷進入過與她在飛歌公司的工作無關的禁區（她持有保密通行證）。她在那裡的一位朋友向她展示了從非常高的高度拍攝的照片——可能是透過衛星拍攝的。
“我在其中一張照片上看到了一個圓形的白點，”她說。“我問他，‘這是什麼——感光乳劑留下的痕跡嗎？’他咧嘴一笑，然後說就算是感光乳劑也不可能會產生照片中地面上的陰影吧。出現在照片裡的是一個渾圓的陰影，其所呈現出來的角度就像是太陽映照在樹木上面一樣...我感到非常震撼，因為我已經在那裡工作了好幾年，卻從未見過這樣的東西。我說，‘這不會是UFO吧？’結果他只是微笑著對我說：‘這我無可奉告。’”
這位朋友還告訴她，拍攝到這類物體的照片在被公開刊登之前，總是會被先被塗抹處理過。
唐娜亦從另一位JSC員工那裡瞭解到，有些太空人想要談論自己遭遇UFO的經歷，結果卻因此受到人身威脅，並被迫簽署同意書，否則就別想保住退休金。“有一位我非常熟悉的先生曾與隔離中的（阿波羅）太空人（在他們從月球上回來後）交談過。他說，幾乎每個登上過月球的人都看過怪東西。事實上，還有人說當初在（阿波羅十一號？）登陸時，外星飛船從頭到尾一直在場。”
黑爾認識的一位保全也告訴她，有一次有一群看起來相當疲憊的士兵命令他“把一大堆拍攝到UFO的照片燒掉”。雖然被命令不准直接看照片，但他還是設法偷瞄了一眼，果真照片拍攝到的是UFO。“下一刻，”黑爾說。“士兵就用槍托狠狠地賞了他一記重擊，他額頭上留下的疤痕直到今天依然清晰可見。”（註20）
在《走進太空飛船》（Inside the Space Ships）這本書中，喬治・亞當斯基敘述了他在1953年第二次登上外星飛船、出遊月球的經歷。“月球上的有些地方其實生長著細小的植被，”他說：“月球的表面佈滿了細微的粉塵...”（註21）這與阿姆斯壯在1969年7月成功登月後對月球表面的描述簡直如出一撤：“地面上滿是粉塵。”
亞當斯基還在1954年8月的另一次登月之旅中（透過艙內的螢幕）看見了月球上的另一片溫帶地區，上面有樹木繁盛的山脈，以及湖泊、河流、植被甚至城市（註22）。儘管這些說法看似荒唐，但其實由阿波羅八號或十號太空船拍攝的月面照片都清楚拍到了疑似是苔蘚或植被的東西。我手上有一張用哈蘇牌相機拍攝的施密特隕石坑的放大照片（原照片是來自阿波羅十號任務），照片中的隕石坑本身夾雜了白色、淡黃色和粉色，但它的周圍卻是明顯的深綠色。
我在拙作《絕頂機密》（Above Top Secret）中曾引述我一位朋友的證詞，她參加過NASA在1984年6月的義大利舉辦的一場會議，並在會上親耳聽見阿姆斯壯承認他們登陸月球的時候還有“其它”太空船在那裡。那時我沒有辦法直接公開這位消息來源的名字與其它細節，但如今她已過世多年，所以現在我可以不用再有所顧忌。
我的這位消息的全名是帕梅拉・漢福德（Pamela Handford），她曾經在MI6工作。我問過她為了在這種絕密組織工作都有過怎樣的歷練。“我現在還是受到《官方保密法》的約束，”她解釋說：“我只能告訴你，我曾在馬里斯菲爾德公園的軍事情報學院受訓，還有在倫敦接受跳傘訓練。我被訓練要派駐往俄羅斯前線，所以我學過俄語，並且一直處在MI6的保護傘下。這份工作有很多不方便透露的內容，我能告訴你的就這麼多...”（註23）
NASA曾在幾個不同的地方舉行過這樣的會議，包括那不勒斯歷史悠久的安茹城堡、阿納卡普里的歐洲皇宮酒店。據帕梅拉說，有些赴會的太空人則是住在索倫托的伊克斯西爾維多利亞大酒店。她當時還被要求準備一場即興演講，講題是《人類：一場外星人的實驗》。
“搞這場演講其實只是為了湊數塞時間，我快速的把該說的重點都寫在了酒店提供的紙張上面。”她說。碰巧，帕梅拉的套房（一三一號房）正好就在阿姆斯壯的隔壁（一三二號房）。她偷聽到了阿姆斯壯與赫伯特・施瓦茨教授（Herbert Schwartz）的對話：
施瓦茨：所以阿波羅十一號到底發生了什麼？
阿姆斯壯：當時真是太不可思議了，雖然我們一直都知道可能會面臨這樣的可能性——事實是，赫伯，我們被直接警告驅離了，對方甚至連先質問我們是否打算要建造太空站或月球城市都沒有。
施瓦茨：你說“警告”是什麼意思？
阿姆斯壯：我沒有辦法解釋得很清楚，但他們的船艦無論在尺寸還是技術上都遠遠超過我們。它們真的很大，而且千萬惹不得。它們根本用不著去質問太空站的事。
施瓦茨：但是NASA在阿波羅十一號之後還是有進行過其它次任務呀。
阿姆斯壯：是沒錯，NASA當時的優先考量就是無論如何不能讓地球上的人們陷入恐慌。所以這些任務去得快，回來得也快...
在當天稍晚的一場酒宴上，帕梅拉找到了機會與阿姆斯壯當面對談。他承認了這些都是確有其事，但拒絕再談論任何進一步的細節，他只透露是CIA下令掩蓋所有一切。然而，阿姆斯壯對外卻有另一套完全不同的官腔說辭。“不管是阿波羅十一號還是其它太空任務，都沒有報告、發現或看到過任何不明飛行物，”這是他本人親口對我說過的原話（註24）。
我曾在1995年問過帕梅拉，事到如今，她是否還相信她當時聽到的說法。“當然，蒂姆，”她回答我說：“我仍然相信阿姆斯壯當年對我說的是實話。就像馬丁・路德曾說過，‘我別無選擇’。鑒於美國政府是如此堅持要掩蓋這些事情，我一點也不會被阿姆斯壯對外人的矢口否認感到驚訝。”
帕梅拉還補充說，根據她掌握的情報，自從20世紀60年代初以來，“政府已經與一個先進的外星種族展開了接觸。”（註25）
我曾四次向NASA請求公開有關於這場會議的更多細節，第一個接到我聯絡的人非常禮貌地跟我解釋說，她有嘗試查詢過相關資訊，但沒有找到任何與我所說的有關的東西。我的其它三次請求（通過NASA的不同查詢網站）最後都石沉大海。沒想到，我的女朋友後來卻從網絡上找到了能夠證明那場會議確有其事的證據。原來同一時期的《太空法雜誌》（The Journal of Space Law）曾經介紹過“在1984年6月11－16日的那不勒斯與卡普里舉行的國際太空實驗室研討會，”據其指出：“第二屆研討會是挑選在風景絕佳的阿納卡普里的歐洲皇宮大酒店舉辦，會上要討論的問題主要是涉及與太空事務有關的法律/經濟議題。”遺憾的是，除了提到歐洲太空總署（ESA）和NASA以外，這份雜誌並沒有再多提及其他與會者的名字（註26）。
為此，我特地搬出《資訊自由法》要求NASA提供更詳細的資料。他們最後終於給了我一些線索，其中之一是加拿大的科學＆技術資訊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 Technical Information），我從後者那裡購買了一本名叫《面向地球的太空科技應用》（Earth-oriented Applications of Space Technology）的刊物，上面列出了參加第二次研討會的許多與會者的姓名（註27），唯獨沒有奧爾德林、阿姆斯壯、施瓦茨和帕梅拉幾個人的名字。
太空防禦
根據直屬美國五角大樓的陸軍外國科技部的負責人菲利普・科索上校的說法，NASA在1961年“與軍方合作展開了‘第二層’太空計劃，它一直隱藏在一般大眾所熟知的普通太空計劃的背後。他們決定要建立一個秘密的‘通訊渠道’，與軍方分享情報，以便能立刻回報（外星人）對我們的太空船的任何敵意活動...”
“當然，NASA沒有告訴軍方情報界的是，他們早就已經與（前CIA局長）希倫科特（Hillenkoetter）手下的團隊建立了機密通訊渠道，它會隨時根據太空人的報告來持續回報外星飛船的活動情形，尤其是在早期的阿波羅任務中，成功脫離地球軌道的登月船總會一再碰到（外星）飛船的追蹤。即便軍方情報界被排除在NASA與這個團隊之外，我和其他一些在民間情報界有熟識的人還是多少知道其中的情況。陸軍和空軍想方設法弄到了一百二十二張太空人在月球上拍攝的照片，全都是足以證明外星人確實存在的鐵證。這是非常令人震驚的證據，也是雷根政府之所以要在1981年大張旗鼓推動‘星戰計畫’的諸多理由之一。”（註28）
保羅・赫勒（Paul Hellyer）是萊斯特・皮爾遜總理（Lester Pearson）和皮埃爾・杜魯多副總理（Pierre Trudeau）時代的加拿大國防部長，他讀過科索的書並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於是他特地向一位退役的美國將軍求證了書中內容的可信度。“那本書裡面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真的，當然還有更多內幕。”那位將軍回答他說。“接下來我們花了大概二十分鐘的時間在討論‘更多內幕’，這些都是他在不洩露重要機密的前提下所能夠透露的範圍。”赫勒在他的新書中說道。“事實上，他甚至向我承認，那些外星訪客曾與美國官員有過面對面的接觸...”（註29）
2004年，喬治・布希總統透過他的“太空探索願景計劃”（Vision for Space Exploration），鄭重宣布人類將在下一個十年結束之前重返月球（註30）。後來歐巴馬總統在2010年取消了這項計劃，理由是成本太高且風險巨大（註31）。
布希政府在2006年曾公開表達過企圖稱霸太空的意圖，其表示將不會簽署任何限制美國太空活動的新條約，並且警告其它國家最好不要在這條路上攔阻美國。布希簽署的一項政策聲明還表示，基於國家利益考量，美國將會在太空從事所有有需要的研究、開發及“其它活動”。正如記者安德魯・邦康比（Andrew Buncombe）評論說：“每當禁止太空武器化的提案（在聯合國上）被提出的時候，美國往往會一如既往地投下棄權票。但是在（2005年）10月的表决上，美國卻是直接對聯合國關於禁止在太空部署武器的決議投下反對票。”（註32）
戈登・庫珀
針對白宮和NASA自己收到的諸多有關於UFO問題的提問，NASA在1978年初公佈了一份答覆文件，“公眾對白宮提出的疑問，將會由NASA來統ㄧ回答。”它開門見山說道。“目前NASA並沒有任何對於這些現象的研究計劃，其它政府機構也沒有。軍方會密切留意所有侵入美國領空的未確認飛行物，這也只是常規國防監視的一部分。除此之外，美國空軍並未再有其它針對UFO的調查項目。”（註33）
太空人戈登・庫珀（Gordon Cooper）曾在他的自傳《信仰之躍》（Leap of Faith）中透露了一架飛碟在1957年5月3日降落到愛德華茲空軍基地的始末。庫珀當時的身份是測試飛行員和管理人員，並持有可以出入戰鬥機工程部、實驗飛行測試工程部的最高機密許可，據他回憶，一開始是他的攝影組員先衝進來告訴他發生了什麼事：
“他們告訴我，就在他們才剛剛完成手邊的工作的時候，突然有一架飛碟飛過他們的頭頂，並且懸停在地面上，它伸出了三支著陸架，在大約五十碼遠的地方正式降落。他們描述那架飛碟渾身是散發金屬色澤的銀色，形狀有點像倒放的盤子...他們用三十五毫米的四五靜態相機拍下了照片，當然還有膠卷錄像。當他們試圖接近飛碟以便捕捉近距離畫面時，飛碟倏忽收起支架並開始飛升，然後安靜無聲地以飛快的速度離開了現場。他們估計飛碟的寬度應有三十英尺...”（註34）
庫珀還出席了由聯合國秘書長寇特・華德翰（Kurt Waldheim）在1978年7月14日的邁阿密主持召開的聯合國特別政治委員會議，會議上主要討論的正是UFO問題，此前格瑞納達總理埃里克・蓋里（Eric Gairy）就一再在要求應該就這個問題進行全面的討論。庫珀在同一年的稍後，趁著11月27日的另一場會議召開之前先向格瑞納達的駐聯合國大使格里菲斯（Griffith）寫了一封信，並在其中闡明了自己的立場：
“我相信這些非地球飛行器和它們上面的乘客是來自其它星球的訪客，他們顯然掌握了令我們望塵莫及的科技，我認為眼下的我們需要的是一項最高規格的合作計劃，以便科學地搜集與分析來自世界各地的數據，好確定我們該如何以最友好的方式與這些訪客進行接觸...我還沒有可以駕駛UFO的權限，也不曾親眼見過它們上面的乘客。”
他接著補充，當他在1951年奉空軍的命令被派駐德國的時候，他曾經“在兩天內目擊了許多大大小小的UFO，以宛如戰鬥機編隊的方式...飛越歐洲的上空。它們飛行的高度遠超過當時的戰鬥機所能達到的極限。”在談到其他太空人時，庫珀還表示：“我們當中有些人對UFO的存在深信不移，其中有幾個人是真的曾在地面或飛機上目擊過UFO。在太空中看見UFO也有一次。”（註35）
戈登在五年前的紐約又接受了一次採訪，這回他似乎更加坦誠。“我本人曾在太空中與這些飛碟有過幾次邂逅，”他告訴記者說。“NASA對這一切都心知肚明，當然美國政府也是。然而，它們依舊選擇抱持沉默，或許是為了避免公眾陷入混亂。”他繼續說：
“這麼多年來，我一直把一個秘密藏在心底，這是所有太空專家都心照不宣的秘密。現在我可以證實，其實在美國，我們的雷達幾乎每天都會偵測到形式與構造通通不明的物體在家進進出出...我還知道幾個月前在佛羅里達州發生了非比尋常的現象。我在那兒親眼看見一片被焚毀的地區，上面有（飛船）降落留下的四個凹痕。根據現場遺留的其它痕跡，飛船上的生物看來是曾經從裡面走出來過，他們可能是在研究這裡的地質。他們收集了土壤樣本，回到飛船，然後以極快的速度離開原地。當然政府想盡辦法要阻止媒體和電視新聞報導這件事。”
“飛碟的存在是確確實實的——不管要我說多少次，我都不會改口。”庫珀總結道。“公眾早晚都必須準備好面對他們的存在，而那將會決定全人類的未來。”（註36）在我與庫珀本人的通信中，他既沒有證實也沒有否認他在上面這段採訪中所說過的話。
庫珀寫給格里菲斯大使的信中有一句話特別令我感興趣：“我還沒有可以駕駛UFO的權限”。幾年前，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同事曾告訴我，在經過幾次聯合國會議後，庫珀對說服聯合國代表接受外星人的存在是事實這一艱巨的任務感到十分灰心。他當時就對這位同事說，到底要拿什麼出來那些人才會相信？難道要讓一架飛碟當著他們的面降落？他繼續說，他自己也曾實際駕駛過飛碟，雖然聽起來確實很離譜，但我也曾從其他可靠的消息來源那裡瞭解到，有些太空人和飛行員——並不都只在美國——是真的曾經駕駛過外星飛船和/或它們的複製品，我們會在後面瞭解更多有關於這方面的詳情。
宇宙之旅
在前作《異星接觸》（Alien Contact）中，我介紹過由美國政府、NASA、洛克威爾公司及其它機構合作舉辦的一場太空旅行展覽，展覽也會空出五千至六千平方英尺的展區來出展UFO的相關題材展品。下面我就簡述一下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起先是羅伯特・基什內爾（Robert Kirchgessner）在1989年主動聯繫我，他是一個特別小組的負責人，這個小組正在與玲玲馬戲團洽談一些合作事宜。他邀請我擔任他們的“UFO問題顧問”。由於要在佛羅里達州的奧蘭多面洽詳談，我們敲定要在10月12日約在那裡見面。只是很不巧，儘管我當時人就在佛州的微風灣，可是因為航空公司的航班出狀況，我沒有辦法赴約了。
在我回到英國後，基什內爾告訴我他們的籌備工作已經進入了衝刺階段，不知道我能不能為他們推薦另一位合適的顧問人選？我二話不說就舉薦了我的朋友，鮑勃・奧克斯勒（Bob Oechsler，唸作“X-ler”），他是曾在馬里蘭州格林貝爾特的戈德達太空飛行中心（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負責設計太空梭的機械手臂的前NASA工程師。剛好那場宇宙旅行展覽也要展出太空梭的模型。也或許是因為他的空軍背景，鮑勃實在是一個再適合不過的人選：他在1968年進入軍隊，大多時間是在美國軍中廣播部（American Forces Radio and Television Service）服務。越南戰爭期間他被派駐到柬埔寨、老撾和泰國，他的某些工作需要機密許可證，每個月他都會搭乘直升機前往非軍事區（DMZ）為ㄧ些機密的原型武器系統拍照。回到美國後，他又在賴特－帕特森空軍基地服役了一年。
鮑勃與那個團隊在1989年11月1－2日那兩天進行了正式的面試。簽署了保密協議後，他被告知“宇宙之旅”展覽將會是對蘇聯與美國的太空計劃的回顧，同時展覽也會提出一些對未來的展望。其他顧問包括了前太空人艾倫・賓、尤金・塞爾南、查爾斯、康拉德、阿列克謝・列昂諾夫還有托馬斯・斯塔福德。展覽本身是在喬治・布希總統、丹・奎爾副總統（Dan Quayle）以及國家航天委員會的批准下舉辦，該委員會的主席正是副總統本人，其中的委員則包括了CIA局長、國務卿和國防部長。
在NASA與洛克威爾公司的合作下，這場展覽將會展出等比例的太空梭模型、一萬五千平方英尺的“太空營”、外星生命想像模型，然後還有“佔地五千至六千平方英尺的UFO特展”。另外，這項計劃還預計將從1990年的元旦開始為美國國內的三萬五千所學校開設相關的三級教育課程（註37）。
1989年11月13日，鮑勃向五角大樓報告了他與空軍中將托馬斯・斯特福德的會晤，後者過去是戰鬥機駕駛員（他駕駛過F-86D等機型），後來改行當太空人，並親自駕駛過雙子星6A號與參與指揮9A號。他還是1969年5月升空的阿波羅十號的指揮官，這也是人類登月艙的處女秀，最後順利完成了繞月任務，雖然沒有實際降落月球。他在1975年7月15－24日那段期間第四度出任指揮太空飛行任務，當時他是阿波羅－聯盟測試計劃（Apollo-Soyuz Test Project）的指揮官，這是一次聯合太空任務，締造了美國和蘇聯太空人史無前例的首次太空合作（註38）。
斯特福德以情報界代表的身份前來協助指導宇宙之旅展覽，鮑勃曾在一名警衛的陪同下登門拜訪這位將軍的辦公室，並與斯特福德討論了展覽上要展出的展品，他問鮑勃打算怎麼準備UFO的歷史與照片特展。據斯特福德告訴他，NASA和CIA的國家攝影檔案中心（NPIC）會是一個找資料的好地方。
“作為參考，將軍遞給了我一張八乘十英寸的彩色照片，照片中的是一個被安放在低溫保存罐裡的外星人；在透明的聚碳酸酯蓋子內部有藍色的照明管，這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太空時代的棺材...有很多細節很難只從照片看清楚，所以很難說這張照片到底是不是真的，將軍也沒有多說...照片中的似乎就是俗稱的‘灰人’，但他的下巴比我們通常想像得要尖得多。我可以看到他有著宛如‘昆蟲’般的眼睛，上面還有某種膜狀的覆蓋物...”
這位將軍似乎很關心到時的展覽究竟是該讓實物真槍上陣出來亮相，還是只是拿模型出來擺擺，於是他向鮑勃徵詢了他的意見。鮑勃認為如果能展出附有驗屍報告的彩色照片效果會更好。他們相當認真地討論了展出外星人遺體實物的可能性。“說實話，”鮑勃補充說：“我的感覺是，他們好像反而因為手上有太多實物，一時間不知道該選哪一件才好！將軍本人也十分關切是不是應該展出真正的外星飛船，而不只是拿模型出來顯擺，我自己是覺得如果能讓公眾一睹實物的風采，當然再好不過。”
“後來我們的話題又轉移到了我在機器設計方面的資歷，還有我在參與開發太空船的機械手臂時所扮演的次要角色，機械手臂最初的用意是要保證太空人的安全，並且充當修理衛星的工具。”（註39）
鮑勃原本打算與斯特福德將軍繼續維持聯絡，最後卻無疾而終，這可能多少與展覽計劃後來因為資金問題而一再耽擱有關。我曾在1996年末邀請斯特福德和他的妻子琳達（Linda）一起在他在倫敦投宿的酒店共進幾杯和晚餐。能讓這位謙虛的前輩親自現身解答我對1969年5月的阿波羅十號登月任務的諸多疑問，實在是莫大的榮幸。理所當然，就在我們用餐了一段時間後，我適時地問起了鮑勃・奧克斯勒聲稱曾在1991年的五角大樓跟他見過一面的事。“你說的鮑勃是哪位？”他不但否認曾經有過這場會面，甚至還說他在五角大樓根本沒有辦公室（註40）。
曾經有一段時間，我選擇相信斯特福德。但是，出於諸多原因，再加上鮑勃一直信誓旦旦地堅稱他的確曾應邀前往五角大樓與斯特福德見面，使我漸漸改變了想法。
在1990年1月的第二個星期，鮑勃被派往NASA的艾靈頓戰地聯合後備基地（Ellington Field，即艾靈頓空軍基地），那裡離休斯頓的詹森太空中心不遠，他獲命要協助重新調整太空梭的機器手臂，把它從無重力的狀態調整成一般重力的狀態。但是，據他告訴我，他首先需要習慣在“微重力”的環境下工作。他和幾名太空人和工程師一起乘坐直升機前往NASA的設施，就在艾靈頓的西南方約二十英里處，他在那裡換上了特製的服裝，然後通過一扇門要進入另一間房間——才一踏進去，他感覺自己簡直像變成了空中飛人！
“那真是很荒唐的體驗，就像失去了平衡感和其它所有一切的知覺，”他解釋說。“顯然，其他太空人都接受過充分訓練；所以他們早就習慣了，他們看到我的糗態都笑了...你必須學會如何讓自己跳起來，（而且）要大概十五分鐘的時間才能逐漸習慣這種生物力學，感覺彷彿就像跳進泳池裡面——你的手臂會不由自主地想要瘋狂擺動。”
鮑勃告訴我，一次最多都不會有超過八名太空人或空程師在那裡工作。那間房間長約三十英尺，寬約二十英尺，高約九英尺。房間的天花板散發著一種奇怪、宛如等離子般的光，鮑勃懷疑它可能就是產生微重力的機關。房間裡的每個人都穿著相同的衣服，“我認識他們其中幾個人，但我們不被允許彼此交談，尤其不能談論我們手上的工作。”
1990年1月，鮑勃接受邀請參觀了位在墨西哥灣的北美航空防空司令部（NORAD）。當時他是搭乘NORAD派來的三架直升機中的其中一架過去，“只有等到它的艙門打開的時候，你才能看到原來門在哪裡。”他說。這架直升機算是相當安靜，只會發出“接近於嗡嗡聲的聲音”。鮑勃相信直升機可能使用了某種先進的推進技術，或許是源自外星科技也說不定。無論如何，這趟距離超過五百英里的飛行只用了不到四十五分鐘的時間就結束了，這樣的速度甚至超過了當時世界上號稱飛行速度最快的西科斯基X2直升機（Sikorsky X2），根據2010年的非官方紀錄，後者的時速可以達到兩百八十八英里。X2是一款“複合”直升機：除了兩個一上一下的四葉主旋翼，它還配置了一個“推進器”——這是一個能夠產生前進推力的六葉螺旋槳（註41）。
說一個相關的插曲，2002/2003年的《探索頻道飛機系列》（Discovery Wings Channel）的有一集提到了美軍的波音/西科斯基RAH-66科曼奇直升機未來的發展計劃，據前陸軍裝備部長巴德・福斯特（Bud Foster）在受訪時透露：“我認為科曼奇可能會在2050年正式除役。而且它也許將是陸軍的最後一款純直升機，等到科曼奇退役後，我們大概就會開始投入反重力飛行器。”
之後黑色直升機降落在了看上去像鑽油台的一個平台上，位置大約是佛羅里達州彭薩科拉（Pensacola）以南二十英里的地方。這裡有一間NORAD的設施，鮑勃隨後被帶進一間控制室，裡面有周全的控制台與碩大的螢幕，螢幕的畫面十分具有立體感，上面顯示了美國東南象限的三分或四分之一部分。“它似乎也可以呈現出高度，螢幕畫面上的整個地圖都被網格覆蓋著。”鮑勃補充說。偶爾，會有一系列的“斑點”出現在螢幕的頂部：
“我記得那時出現了五個斑點，它們就像雷達螢幕上用來表示飛機的圖示...只不過這些斑點在這裡被通稱叫ASC。它們沒有別的什麼具體的稱呼，就叫做ASC。我聽到旁邊有人說那是‘未知太空飛船’的意思。然後它們的位置開始下降，並且分散開來——螢幕顯示總共有五個。其中有兩個很快朝著西北方移動，離開了螢幕畫面，還有一個正在繞行著墨西哥灣的‘灣角’...看起來似乎是在沿著海岸線移動。另外有一個——也有可能是兩個，我記不清了——正跨越佛羅里達州的邊界來到喬治亞州，然後停住了，接著畫面上的這個東西開始發光，發出了紅色的光芒，我不知道那代表什麼意思...”
我在1991年6月5日與同時是天體物理學家的西蒙・沃登上校（Simon “Pete” Worden，他後來晉升准將）有過一次簡短的會面，那時他已是先進概念研究組、科學與技術部、國家太空委員會（NSC）以及總統行政辦公室的主任。這場會面選在與白宮毗鄰的舊行政辦公大樓（現為艾森豪行政辦公大樓）的一間NSC辦公室舉行。我問沃登，他知不知道宇宙之旅展覽後來究竟怎樣了，還有展覽到底有沒有打算要展出什麼“外星實物”。他回答說他從來沒聽過有這樣的計劃，而展覽本身已經因為西班牙政府撤回了財務支持而取消了。他承諾如果聽到了更多消息，會立刻轉達我。但後來我再也沒有從他那裡得到任何進一步的消息。
1992年2月，我寫信給副總統丹・奎爾（當時的NSC主席）想要繼續打聽這場展覽的事情，我也在信中暗示性地詢問展覽是否曾經有想要安排真實的外星人遺體和/或外星飛船亮相的打算。後來我收到了NASA的策展人傑克・施密特（Jack Schmidt）的回信。“確實原本有計劃要在92年的世博會上舉行這樣的展覽，”他寫道：“但由於費爾德公司（Feld Productions）與西班牙投資者之間的溝通出問題，導致展覽最終化為泡影...”（註43）。
秘密太空計劃
2010年10月，西蒙・沃登——現在他是NASA埃姆斯研究中心的主任——正式宣布要與DARPA合作推動百年星艦計劃（Hundred Year Starship）。“人類之所以一直在太空計畫上努力不懈，為的就是要在有朝一日能夠造訪其它世界。”他解釋說。“如果是二十年前，你只能在夜幕低垂的酒吧裡偷偷談論這種話題，否則別人都會認為你瘋了。”他接著繼續介紹了NASA近來的一些研究項目，它們未必都與星艦計劃有關，比如“電氣推進”研究計劃就是其中之一。
“任何對《星際迷航》中的企業號有印象的人應該都還記得，這艘太空船從來都不是靠從後面燃燒大量的燃料來推進的，”沃登繼續說道。“在接下來幾年內，我們將會見證能夠帶領我們翺遊其它世界的第一艘真實的原型太空船問世...”（註44）但不要忘了替洛克希德公司的臭鼬工廠工作的本・里奇說過的話，他早在1993年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工程學院的一次演講上就說過：“我們已經掌握了進行星際旅行的技術。”（註45）
20世紀80年代後期，電氣推進研究的主要領頭者是國際科學應用公司（Science Ap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AIC），這是一家長於軍事科技研發的美國民間企業，與航天實驗室（Astronautics Laboratory，即後來的菲利普實驗室〔Phillips Laboratory〕，現在已被併入空軍研究實驗室底下的太空航天器管理局）有合作關係。電氣推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研究電磁力與重力如何互相耦合的物理機制，以瞭解在太空推進中應用此類方法的可行性。”簡單來說，它其實是要研究反重力推進系統（註46）。
物理學家保羅・拉維奧萊特（Paul LaViolette）曾在他極具開創性的《反重力推進的秘密》（Secrets of Antigravity Propulsion）一書中講述了他從熟知星拱計劃（Project Skyvault）的消息人士那裡獲得的許多內幕，這是20年50年代初開始的一項旨在開發先進推進技術的高度機密計劃。據其中一位消息來源——“湯姆”——指出，NASA“就本質而言，實際上不過是美軍的太空研究計劃掩人耳目的門面罷了。”湯姆曾在民航巡邏隊（CAP）工作，並且曾因此獲頒著名的邁克爾遜獎（Michelson Award），這也讓他在1963年被選為愛荷華州的州代表，與來自其它各州的CAP代表一同參訪位於伊諾利州蘭圖爾（Rantoul）的查紐特空軍基地（Chanute Air Force Base）。
在一次有八名將軍都到場出席的“不設限”提問環節上，有一名代表主動問起了唐納・凱霍這位因其大膽談論UFO的著作和面對媒體的毫不避諱而聲名大噪的美軍少校後來怎麼樣了。“一位將軍回答說，對於那些口風不夠緊說了太多的人，他們自有一套處理方式。”拉維奧萊特說。“他說，為了讓對方閉上嘴巴，他們可以採取包括人身傷害在內的任何必要的手段，這意味著他們甚至不惜為此殺人滅口（如果你願意的話，也可以稱之為“極端手段”）。接著，又有一位代表繼續追問起了更多與UFO有關的問題...
“這時一位將軍主動透露，美國其實已經打造了一套由許多人造衛星組成的防禦系統，這些衛星不只圍繞地球，而是還能涵蓋水星、金星、火星以及其它他們不便多說的更遙遠的行星。他說這些衛星的作用是充當預警系統，他們對‘外頭的人’十分警戒，因為他們對後者的瞭解十分乏善可陳。這種衛星系統要監視的目標有三：蘇聯的導彈、中國的導彈，還有可能會入侵地球的外星人。
後來有一個人提問，為什麼幾位將軍願意如此坦誠。根據湯姆的回憶，當時其中一位將軍的回答是這樣的：‘只要你想要，你大可回去告訴人們這些我們說過的這些話，但是他們絕對不會相信。況且，就算他們真的相信，等到他們又跑來向我們求證的時候，我們也只會否認到底。因此，告訴你們真相對我們而言完全無所謂。”（註47）
“NASA在20世紀50年代末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分隔、約束和過濾所有關於太空活動與飛行器的資訊，”約翰・李爾在2003年告訴阿特・貝爾說。“我們將NASA兜售給公眾，表面上說所有資訊都屬於公眾，但其實那些都是經過了層層過濾後剩下來的殘渣而已。”他補充說：
“我們以澳洲的松樹谷為基地展開特別行動，好躲避外界的那些試圖窺探我們到底在做些什麼的耳目。我們經常動用‘極端手段’來對付嘗試挺身而出揭露真相的人，任何哪怕是再微小不過的可能導致事情敗露的危險我們都不會放過。不管是水星號、雙子星號、阿波羅號、水手號、旅行者號還是克萊門汀號，所有這些太空任務傳回的數據都會先來到松樹谷，待過濾完成後再傳送至JPL或其它地方。起初業餘的無線電愛好者確實對我們造成了不小的麻煩，但在我們弄懂了他們究竟是如何（能夠）攔截這些信號後，我們便迅速解決了這個問題。”（註48）
保羅・拉維奧萊特還從湯姆那裡聽來了一些謠言聲稱，其實最早發射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星的不是蘇聯，而是美國在1948年發射的一枚經過改良後的V-2火箭。他同時還指出，美國空軍擁有一支獨立於NASA的太空艦隊，太平洋的約翰斯頓島空軍基地（位於檀香山西南方七百一七海里，即八百二十三英里處）便是其發射基地。曾在1976－1978年為空軍服役的湯姆還從一位剛從那座島上回來的上尉口中得知，美國政府實際上已經建立月球基地。“據那位上尉表示，從太空梭載送的貨物清單可以看出，補給品的運送似乎十分頻繁。”拉維奧萊特說。“這是發生在阿波羅計劃已經結束幾年後，而最後一次阿波羅任務是在1972年12月結束。”
在這方面，雷根總統在他註記是寫於1985年6月11日的日記中也留下了一段十分耐人尋味的話：“...與五名頂尖科學家共進午餐，非常饒有趣味的一餐。確實，太空是最後還未探索的疆域，現在在天文學領域的有些進展簡直就像科幻小說，差別只在於它們是真的。我瞭解到，我們已經擁有了足以載運三百人的太空梭。”（註50）
目前最後一次太空梭發射是發生在2011年7月。與此同時，根據同年11月曝光的消息，中國似乎也打算要在未來十年內發射二十多艘航天器，預計將耗資五百億美元。此外，中國還有計劃要建造軌道實驗室與載人太空站。“儘管中國的媒體和領導人一再強調中國將會在‘太空進行和平發展’，但美國恐怕是不吃這一套，”英國記者邁克爾・謝里丹（Michael Sheridan）報導說，他還提到美國自從“上一次太空梭發射結束後，就還沒有任何新的載人太空計劃。”（註51）這顯然與事實相去甚遠。
2012年5月，Space X公司的獵鷹九號火箭與龍飛船順利從卡納維爾角空軍基地升空，這也是NASA的商業軌道運輸計劃（COTS）的第二次示範任務。“一個全新的時代就在今天揭開序幕了，”NASA局長查爾斯・博爾登說。“一家私人公司向國際太空站（ISS）發射了太空船，並將嘗試完成第一次對接任務...在歐巴馬總統的領導下，我國正在一項雄心勃勃的太空探索計劃上持續進展，這將使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還要更加深入太空。”（註52）龍飛船成功完成了幾項最關鍵的實驗——包括與ISS進行對接。Space X的目標是要從2015年開始運送太空人前往太空站，過去全世界的太空人都得依靠俄羅斯提供的聯盟號飛船來飛上太空站（每張座位的票價是六千三百萬美元，註53）。
我相信美國空軍太空司令部（AFSPC）一直在暗地裡進行另一套秘密太空計劃，同時我也非常看重加里・麥金農的證詞，他因為想要找到與UFO有關的情報而駭入了美軍的許多機密資料——包括AFSPC——而在2002年被捕，一直以來美國不斷堅持要引渡他去受審（這在2012年被英國內政大臣否決了）。在研究AFSPC的機密檔案的時候，加里發現了一份軍官名單，名單的標題是“非地球軍官人員”。
“我想，這應該代表這些人並不是駐紮在地球上，”他解釋說。“我還發現了‘艦隊交接’以及記載了不同船艦名字的清單。我仔細看了一遍，這些都不是美國海軍的船艦...”（註54）
“那時我找到了一張照片，”加里在2006年告訴我：“裡面是地球——或者該說是一顆藍白色的星球，上面沒有顯示出任何一個大洲——佔據了三分之二的畫面。然後在‘照相機’和這顆星球之間有一個雪茄形的物體，它的上下左右都有網狀的穹頂。我沒有在它身上看見任何鉚釘、接縫或是遙測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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