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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John Tierney（前《紐約時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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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過去一年裡總共歷經了兩波致命的傳染病大流行浪潮。第一波是病毒大流行，它奪走了大約五分之一美國人的性命——其中大部分是七十五歲以上且本來就重病纏身的老人。第二波卻是更具災難性的、全國上下幾乎所有權威機構都無ㄧ能倖免的道德恐慌。
沒有辦法做到臨危不亂、迅速重整旗鼓也罷，只是誰也沒想到美國的精英反倒先藐視起政治、新聞和學術自由來了——尤其最糟糕的是藐視科學自由。他們先是在病毒的起源和它究竟有多危險這兩件事上誤導公眾，然後又倚仗他們無法無天的權力恣意施行尚需三思的政策，結果果不其然只是造成了更多不必要的損失。隨著有越來越多證據可以證明他們完全錯了，現在這夥人甚至開始搞起了詆毀持不同意見者，審查ㄧ切批評並且打壓科學研究的齷齪事。
如今，新冠病毒是被從武漢實驗室外洩出來的說法似乎越來越不再只是捕風捉影，倘若這是真的，這將會是有史以來科學家所犯下最昂貴的過失。不管這場疫情的真相究竟為何，它都仍將在公共衛生專業史上留下極不光彩的一頁。我們迄今沒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證據可以證明封鎖政策挽救了人們的生命，反而有更多證據顯示它已經本末倒置，甚至從長遠來看比病毒本身都還要更加危險。
蓋洛普公司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全球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封鎖期間失去了工作或生計，另有一半的人面臨收入稅減的困境。在許多地方，根本沒有染疫風險的兒童失去了整整一年的求學機會。無論在美國還是世界上的其它地方，受經濟和健康衝擊最強烈的都是手頭較不寬裕的群體，世界銀行估計全球有超過一億人正陷入極端貧困。
應為這些災難負責的領導人仍選擇假裝他們的政策大有奇效，甚至還以為可以繼續愚弄公眾。他們大言不慚地宣稱未來可能還需要再次採取同樣嚴格的政策，這絕不是開玩笑——除非我們能趕快醒悟，搞清楚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一如既往，引起這場恐慌的首先是記者。早在去年疫情剛開始蔓延之初，他們就馬上搬出了最危言聳聽的統計數據和最觸目驚心的畫面：這個病毒的死亡率比流感高出十至五十倍、義大利和紐約醫院混亂不堪的畫面，還有各國的健康照護系統即將崩潰的預測。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在2020年3月發表的一個電腦模型更是負薪救火，這個模型預測除非採取嚴厲的措施，否則將來重症加護病房的每一張床位都必須承擔多達三十位新冠患者，並且到了夏末的時候美國將有兩百二十萬人死亡。於是英國的研究人員急忙跳出來宣布，在疫苗問世之前“唯一可行的策略”就是對企業、學校和社交場所實施嚴格的封鎖措施。
這項浩大的工程很快便成為了公衛官員、政治家、記者和學者之間的“共識”。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長安東尼・弗奇（Anthony Fauci）立刻表態支持，並成為了那些號稱“遵循科學”的人毋庸置疑的權威。最開始還只是有限度的封鎖——“十五天減緩傳播”——卻在後來一步一步演變成了美國和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長期政策。有些科學家和公衛專家對此頗有微詞，他們提醒我們目前還不清楚延長封鎖會引發什麼後果，何況這還是一種在過去的疫情大流行中一再被否決的做法。這場危險的實驗雖然在倉促下開始了，但其實自始自終它都沒有先回答一個最基本的問題：這個病毒到底有多危險？
史丹佛大學的流行病學家約翰・伊奧尼迪斯（John Ioannidis）是早期最尖銳的批評家，他在《STAT》上發表了一篇投書〈正在鑄下的大錯？新冠疫情來勢洶洶，我們卻在沒有足夠數據的情況下盲目決策〉（A Fiasco in the Making? As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akes Hold, We Are Making Decisions Without Reliable Data）。他認為儘管短期封鎖是有些用處，但長期封鎖卻可能會比疫情本身還要更糟，科學家還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確定其風險。這篇文章提供了世界上最常被引用的其中一位醫學權威所提出的常識性建議，結果它卻在Twitter上引起了一群憤怒的科學家和記者的一致撻伐。
這股憤怒隨後在2020年4月愈演愈烈，因為伊奧尼迪斯深信自己的判斷無誤，他與傑伊・巴塔查里亞（Jay Bhattacharya）及其他史丹佛大學的同事一起去調查新冠疫情在聖克拉拉縣（Santa Clara County）周邊地區的傳播情形。檢測過數千名志願者血液中的病毒抗體後，他們估算該縣的染疫者死亡率約為0.2%，雖是流感的兩倍，卻遠低於公衛官員和電腦模型設計人員的假設。幾位研究人員承認，若是在其它有更多養老院傳出染疫的地方（這種情況尚未在聖克拉拉縣發生），死亡率可能會更高。但僅僅是提出與官方的恐怖說法相違背的數據，就立刻讓他們成了眾矢之的。
其他科學家開始群起指責這群研究人員，抨擊他們的研究方法有缺陷，那結果自然不值得採信。哥倫比亞大學的一位統計學家寫說，這些研究人員“欠我們所有人一個道歉”。北卡羅萊納大學的一位生物學家也驚呼這項研究是“駭人的科學”。羅格斯大學的一位化學家更嘲諷伊奧尼迪斯是一個“傻瓜”，說他“甚至無法得出一個連貫、理性的結論”。時隔一年後，最讓伊奧尼迪斯驚訝的是居然還有人在纏著這項研究（它後來被刊登上另一份有名的流行病學雜誌）不放。“那些過去我尊敬的科學家，現在一個個都表現得像是必須置敵人於死地的戰士。”他說：“我的每一篇論文ㄧ定都有錯誤之處——畢竟我是科學家，不是教宗——但這篇論文的結論大致上是正確的，它禁受住了所有批評。”
主流記者紛紛引用批評者的話開始炒新聞，指控這群研究人員竟敢大逆不道質疑封鎖政策，根本是變相在謀害人命。《國家》（The Nation）稱這項研究是史丹佛大學的“恥辱”，最沒有含金量的還是《BuzzFeed》，它用了幾千字來呈現了無新意的批評和毫無根據的指控，而它點閱率最高的一篇文章則是一個號稱很厲害的驚天大內幕，即一位反對封鎖政策的航空公司高管，向史丹佛大學的一個曾資助過聖克拉拉縣的那次實地考察的匿名基金會捐款了五千美元——沒錯，才五千美元！
一個由全是傑出學者所組成的團隊，他們沒有從這項研究獲得一分一毫，會願意為了區區五千美元而搭上自己的信譽來歪曲研究結果，這不管怎麼想都很荒謬——更可笑的是，伊奧尼迪斯、巴塔查里亞和他們的考察急先鋒埃蘭・本維達（Eran Bendavid）在進行這項研究的時候，甚至都還不知道有這筆捐款。但史丹佛大學實在被網絡上的騷動嚇壞了，以至於這群研究人員被迫接受一家外部律師事務所為期兩個月的仔細調查。最後當然沒有發現任何利益衝突的證據，但這場誹謗活動仍然成功向全世界的科學家傳達了一個再明確不過的信號：別想質疑封鎖政策。
再來說說一個小插曲，珍妮・倫澤（Jeanne Lenzer）和香農・布朗利（Shannon Brownlee）兩位資深作家曾在《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上發表一篇文章痛斥新冠病毒研究被政治化的現狀。她們力挺史丹佛大學的這群研究人員無論在客觀公正還是研究方法上都毫無瑕疵，並指出後來的其它研究也證實了類似的死亡率（根據目前最新的追蹤，伊奧尼迪斯估計歐洲和美國的平均染疫死亡率為0.3－0.4%，如果不是住在養老院裡的人則大約為0.2%）。倫澤和布朗利感嘆現在不公允的批評和人身攻擊是如此盛行，以至於任何合理的辯論都無法進行，而科學界卻對此毫無辦法。兩位作家的編輯很快就證明了她們的看法是多麼正確。為了安撫憤怒的輿論，《科學美國人》趕緊刊登了一篇基本上否定了那篇文章的編輯評論，他們寧可用《BuzzFeed》宛如潑婦罵街般的指控來為這件事蓋棺定論，也不願意讓兩位作家發表她們對這些批評聲浪的反駁，或是前哈佛醫學院院長傑弗里・弗萊爾（Jeffrey Flier）支持她們的公開信。《科學美國人》長久以來一直是該領域最受尊敬的出版物，但現在它卻向《BuzzFeed》這個全新時代的科學權威低頭了。
其它學術期刊的編輯也沒有好到哪去。托馬斯・本菲爾德（Thomas Benfield）是其中一位參與了史上頭一遭對口罩究竟能不能防禦新冠病毒的大型隨機對照實驗的丹麥研究人員，當被問及為什麼這項萬眾矚目的研究成果遲遲沒有發表的時候，他的回答很直接：“只要有任何一家期刊有勇氣刊登，研究成果隨時可以發表。”在接連被《柳葉刀》（The Lancet）、《新英格蘭醫學雜誌》（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和《美國醫學會雜誌》（JAMA）婉拒後，研究成果最後終於出現在了《內科學年刊》（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上，這時我們才恍然大悟為什麼那些編輯這麼不願意將它公諸於眾：這項研究發現，口罩對配戴者根本沒有任何保護力，完全打臉了CDC及其它衛生當局信誓旦旦的保證。
最令人不勝唏噓的還是史丹佛大學的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醫生兼健康政策分析師斯科特・阿特拉斯（Scott Atlas）。他也呼籲養老院才該是我們重點對策的對象，甚至計算出封鎖政策造成的醫療、社會和經濟損失，最後折損人們預期壽命的程度將更勝新冠病毒。當他加入白宮的新冠病毒特別工作組的時候，比爾・蓋茲公然嘲笑他是“沒有半點資歷的史丹佛呆瓜”，只知道“胡說八道”。史丹佛大學還有近一百名教職員工簽署了一封聯名信，譴責阿特拉斯“污衊且歪曲科學”，《史丹佛日報》（Stanford Daily）甚至發表社論稱史丹佛大學應該與胡佛研究所劃清界限。
史丹佛大學的教職員工以壓倒性多數投票譴責阿特拉斯的行為是“對我們這個大家庭、我們的價值觀和我們應該善用知識來造福世人的理念的褻瀆”。史丹佛醫學院的幾位教授隨後又在《美國醫學會雜誌》發表文章〈當個別醫生開始危害國家健康安全〉（When Physicians Engage in Practices That Threaten the Nation’s Health）繼續窮追猛打，先不論它完全曲解了阿特拉斯的觀點和質疑封鎖政策有效性的證據，這篇文章居然敦促醫學協會和醫療許可委員會應該出手懲治阿特拉斯，理由是“醫生公開支持沒有科學依據的行為或措施是情理所難容的”。
可是，如果“沒有科學依據的措施”是不道德的，那為什麼我們就得要忍受封鎖呢？“在沒有證據能證明其合理性的情況下，對整個社會實施這種措施是根本站不住腳的。”巴塔查里亞說。“最直接的結果就是一團災難，尤其是對窮人而言，長遠來看它會完全摧毀人們對公共衛生與科學的信任。”正如阿特拉斯和簽署《大巴靈頓宣言》（Great Barrington）的科學家們所主張，以隔離染疫者、保護高風險族群為主才是真正切實應對流行病的上策。即使在像1918年西班牙流感那樣致命的瘟疫肆虐的時候，CDC的抗疫計畫也沒有包括要延長學校停課時間或關閉任何企業。然而，弗奇卻堅持“任何具備一點流行病和傳染病學常識的人”都知道，集中保護策略完全是“無稽之談”，他的宣判隨之成為了美國與其它國家的領導人深信不移的“科學”。
萬幸的是，有些領袖選擇以不同的方式聽取科學。他們沒有盲目相信弗奇，而是聽取了他的批評，但仍採取集中保護策略——最明顯的例子是佛羅里達州。該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在疫情一開始的時候就沒有照單全收公衛機構的說辭，當時的電腦模型都預測許多州的醫院床位將不夠新冠患者使用。預測一出立刻嚇壞了紐約州、紐澤西州、賓夕法尼亞州和密歇根州的州長們，於是他們決定盡可能騰出病床，下令養老院跟其它設施必須收治新冠患者——這麼做的結果是致命的。
“德桑蒂斯是一個令人驚豔的異數。”阿特拉斯說。“他仔細聽取數據、閱讀科學論文並認真思考。當我們討論對策的時候，他會向我提出他的想法，他把所有的細節都考慮得很周到。他清楚認識到封鎖只會帶來更大的災難，還有應該將病毒檢測及其它醫療資源集中在老年人身上的重要性。事實證明，他是正確的。”
假如佛羅里達州的抗疫表現並不比其它州來得差，封鎖政策將會因此徹底名譽掃地。佛州可以說是這場自然實驗中的對照組，要是對照組與治療組的表現沒有太大不同，那便沒有必要批准任何具有危險副作用的醫療手段。只是沒想到，這場實驗的結果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料。
佛州不僅六十五歲以上，而是連年輕人的新冠染疫者死亡率也低於全國平均水平，所以該州的標準年齡死亡率比其它幾十個州都來得低。就算從最重要的衡量標準－“超額死亡率”（excess mortality，高於正常水平的死亡人數）的總體比率來看，佛州的表現仍好於全國平均。佛州的超額死亡率甚至比封鎖政策最嚴格的加州還低，特別是年輕人其實很多都不是死於新冠病毒，而是因為封鎖而引起的相關原因：癌症檢查和治療被推遲、藥物過量和心臟病發作未能及時獲得救治，這些才是導致死亡人數急劇增加的主因。
如果臨床實驗中出現了治療組的死亡率比對照組還要快的情形，有道德的研究人員會知道應該馬上停止實驗。但不管是佛羅里達州還是其它地方，比如歐洲那些封鎖程度最低的國家的類似結果，卻還是無法打動封鎖政策的擁護者。瑞典、芬蘭和挪威都拒絕採取強制口罩令或延長封鎖期限，結果在整個疫情大流行期間，與大多數歐洲國家相比，它們的超額死亡率都要低得多。
瑞典的一項全國性分析表明，在疫情中開放學校、不戴口罩或不保持社交距離，對新冠病毒的傳播幾乎沒有實質性影響，可是其它國家卻仍然要求關閉學校、學生佩戴口罩。另一位瑞典研究人員喬納斯・路德維格森（Jonas Ludvigsson）還表示，瑞典沒有一個學童死於新冠病毒，還有他們的老師的重症率也低於其它職業——結果這些發現卻惹來了鋪天蓋地的網絡攻擊和人身威脅，路德維格森最後只能停止研究，從此不再敢討論新冠病毒。
社交媒體平台仍繼續在審查所有質疑封鎖和口罩令的科學家跟記者。Youtube刪除了德桑蒂斯和簽署《大巴靈頓宣言》的科學家們的討論影片，因為影片內容“違背（口罩有效的）共識”，還有胡佛研究所主持的對阿特拉斯的採訪也被刪掉了。Twitter撤銷了阿特拉斯和庫爾多夫（Kulldorff）的帳號，誰叫他們用科學事實向主流意見發起了挑戰。一項經同行評審的德國研究證明了戴口罩對兒童的壞處，結果被Facebook和《研究之門》（ResearchGate）刪文，後者是科學家最常用來發表他們論文的網站之一。《研究之門》拒絕向這群德國科學家解釋網站的審查標準，只說他們的論文被撤除是因為“接獲讀者投訴”。
在中國政府的幫助下，社交媒體和科學機構成功壓制了實驗室外洩理論將近一年的時間，這也相當於是剝奪了疫苗研發人員瞭解這個病毒的更多機會。雖然令人遺憾，但不難理解曾參與支持武漢實驗室研究的科研人員和政府官員當然會想方設法掩蓋是他們放出了這個弗蘭肯斯坦。更難解釋的反倒應該是為什麼記者和其他科學人士會這麼輕易就接受他們的說法，還有其它關於新冠病毒的官方敘事。
精英階層究竟在害怕什麼？為什麼這些人如此執迷不悟？即使記者和科學家現在總算意識到他們不應該排除實驗室外洩的可能性，他們卻還是把責任都怪罪給他們最喜歡的大壞蛋：唐納・川普。就因為川普曾經支持這個理論，所以他們便認為它ㄧ定不可信。既然川普常常就病毒的危險性和封鎖的必要性與弗奇意見不ㄧ，那弗奇ㄧ定是對的，這場疫情是如此致命，一切新聞和科學規範通通都必須讓位。除非大家都乖乖聽從弗奇的話，並且打壓所有異議人士的意見，否則我們就得眼睜睜看著數百萬人死去。
但不論是疫情和川普都無法解釋如今這場恐慌的真正原因。沒錯，這個病毒是不能小看，川普反復無常的言論對混亂的局面和黨派之爭也確實是火上澆油，但真正導致這場恐慌的其實是兩個早已存在的病灶，甚至連其它國家都是同病相憐。其ㄧ是我所說的超級大危機（Crisis Crisis），亦即由記者和政客所煽動的無休無止的警報狀態。這是一個積習已久的弊病——理論上人類應該早在上個世紀就被“人口危機”和“能源危機”給毀滅了才對——只是這個弊病現在又隨著有線與網絡媒體爭相競爭收視率、點擊率和轉推而更加惡化。為了沒日沒夜的驚嚇觀眾，記者也樂於找上那些渴望散播恐懼的卡珊卓們〔Cassandras，古希臘時代的阿波羅女祭司，以擁有預言未來的能力著稱——譯注〕：政客、官僚、活動家、學者還有其它各類專家，這些人可都指望著從危機中獲得知名度、聲望、資金與權力。
與其它很多被包裝出來的危機不同，流行病是一種真正的威脅，但恐懼畈子總是禁不住誇大危險的誘惑，何況也沒有人會去追究這些末日預言。早在20世紀80年代愛滋病開始流行的時候，《紐約時報》就嚇人地宣稱光是“普通的密切接觸”即可將病毒傳染給兒童——而且這是引用自安東尼・弗奇的一項研究。《生活》雜誌在標題為〈現在沒人能置身在愛滋病事外〉（Now No One Is Safe from AIDS）的封面故事極盡誇大感染人數，它援引羅伯特・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也就是今天CDC的領導人的一項研究稱，愛滋病在異性戀者中的傳播速度很快就會與同性戀者不相伯仲。當然，兩位科學家最後都被證明是大錯特錯，可是這一點也沒有阻礙他們的職涯或信譽。
記者和政客依舊對他們的危機製造者同行禮遇有加，無視後者的累累前科，例如尼爾・弗格森（Neil Ferguson）的失敗預測。弗格森的倫敦理工團隊預測英國將有六萬五千人死於豬流感、全世界將有兩億人死於禽流感。結果兩場疫情最後的死亡人數也不過幾百人，但沒關係：當弗格森的團隊又預測會有數百萬人死於新冠病毒時，它又一次成為了延長封鎖的合理依據。即便模型設計者預設的死亡率已被證明是過分高估，這個錯誤也不過是被直接無視。
記者總是喜歡在不提供脈絡的情況下貿然丟出最嚇人的警告。他們想讓大家隨時都深陷在恐懼中，在這一點上他們確實成功了。七十歲以下的美國人染疫後的倖存率是99.9%，但年輕人對病毒的恐懼卻勝於老年人，民意調查顯示幾乎所有年齡層的人都大大高估了住院或死亡的風險。
致使精英們陷入新冠恐慌的第二個病灶是科學研究的政治化——我更喜歡稱之為左派與科學的戰爭，這是另一個令問題變得更糟的積久弊病。就像一個世紀以前的進步派總夢想著讓“專業社會工程師”來治理國家——這是一群不受選民和輿論約束的科學大祭司，今天的進步派則想把權力都交給那些打著“相信科學”口號的政客與官僚，其實這只是意味著他們會使用左派版本的科學來證明他們的施政是正確的。現在有這麼多的精英機構都在朝向政治單一化，進步派於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權力來強制推動一己之見並壓制辯論。早在疫情出現以前，他們就已經開始了對科學家的妖魔化與迫害，因為這些人的發現挑戰了諸如智商、性別差異、種族、家庭結構、跨性別主義和氣候變遷等進步派的正統觀念。
最後是新冠疫情——套珍・芳達（Jane Fonda）的話說，它是“上帝賜給左派人士的禮物”。誇大危險、把責任從中國推諉到川普身上，這麼做不僅可以帶來立竿見影的政治紅利，還可以重創川普連任的可能，亦是賦予華盛頓和各州的社會工程師權力大顯身上的絕佳機會。在疫情伊始初期，弗奇曾對封鎖美國城市在政治上是否可行表露擔憂，他顯然低估了這些恐懼販子的厲害。美國人真的被嚇壞了，以至於他們寧可放棄工作、讀書、禮拜、聚餐、娛樂、社交甚至是踏出家門的自由。進步派為這樣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歡呼喝采，甚至聲稱這是我們將來迎接氣候變遷的“榜樣”。
今天的一切應該成為一個教訓，告訴我們什麼不該做，誰不該相信。不要總以為媒體口中即將臨頭的大難ㄧ定真的就是那樣，也不要寄望主流記者和他們最喜歡的末日論者能客觀看待危機。尤其不要指望那些號稱遵循“科學”的人真的明白他們自己在說些什麼。科學是一個充滿發現與辯論的過程，而不是一種供萬人景仰的信仰或指導人們應該如何生活的教條。科學提供的是對世界的描述，而不是對公共政策的處方籤，任何一個學科的專家都不具備足以對社會發號施令的全面知識或資格，他們會被自己狹隘的視野與自身利益所蒙蔽。弗奇，還有與他一道跟阿特拉斯作對的黛博拉・比克斯（Deborah Birx）不得不為每天的新冠死亡人數負責——就是電視螢幕下方永遠少不了的提示字幕——所以他們選擇把焦點都轉移到這個病毒上，而不是他們用恐懼控制人心的政策所帶來的破壞究竟有多深。
“弗奇－比克斯的封鎖政策是罪惡、不合理且令人髮指的錯誤，他們永遠不會承認自己錯了。”阿特拉斯說。當然，跟著他們一起驚慌失措的那些記者和政客也不會。他們不僅將封鎖政策形容為大獲成功，甚至視其為一個先例——證明了在睿智的科學家與仁慈的獨裁者指導下，美國人也是可以為了共同的利益而犧牲小我。但這種犧牲終歸是弊大於利，而且並沒有被平均分擔。首當其衝受害的往往是美國人最弱勢的一群人與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來自弱勢家庭的學生是停課最大的受害者，世界各地的孩童一年到頭都戴著口罩，卻只是為了緩解成年人的歇斯底里。一邊是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頓失飯碗，另一邊卻是最無需擔憂的專業人士繼續在家裡使用筆記型電腦工作，還可以感慨自己真安全。矽谷（還有那些審查大戶）也靠著封鎖政策導致當地企業一家接著一家破產，而順勢迎來了一波榮景。
當名人在Zoom和Youtube上出來發聲，向公眾保證“我們都在一起”的時候，實際上我們並沒有真的被算在裡面。當恐慌感染了整個國家的精英——那些自稱對受壓迫者充滿憐憫的現代紳士——事實證明，他們與舊時代的貴族並沒有太大的不同。他們的眼裡，其實還是只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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