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的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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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Rebecca Terr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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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廣告最開始映入眼簾的第一幕是Google的搜尋畫面，伴隨迂緩而悲傷的音樂響起，“隔離”、“封鎖”和“學校停課”ㄧ個接著一個被輸入欄位。慢慢的，配樂突然變成了像是從遠方傳來的吶喊聲，似乎是父母正在足球比賽上為孩子們歡呼喝采的聲音。旋律逐漸變得高亢，那些令人沮喪的字眼也一連串鼓舞人心的喊話、要求解封與開放社交的高呼所取代。忽然，整首配樂來了一個急剎車，下一幕是一片全白的畫面，上面有一行字：“找回你想念的生活”；然後，最後一幕是Google的搜尋欄上出現了“距離我家最近的新冠疫苗接種地點”，以及“歡迎前往cdc.gov.瞭解更多資訊”。

你剛擦完感動的淚水，就想到自己只需要挨個幾針便能重拾你在2020年失去的所有自由，真不敢相信天底下竟有這等好事。還有誰會比聯邦官僚、主流媒體和一個個屢屢違背反壟斷法的科技巨頭更在乎你的健康呢？雖然它們的所作所為已一再被證明完全無益於社會的健康與繁榮，但無所謂。

事實上，早從世界衛生組織（WHO）在2020年3月正式宣佈疫情進入全球大流行、呼籲各國“加強力度”，以更“積極有為”的態度防堵病毒擴散以來，政府因應這一含糊不清的號召的方式反而比病毒本身還要糟糕。從強制口罩令到經濟停擺，從把健康的人們關在家裡到把染疫者安置在養老院，從忽略已被證實可用的補救措施到強迫施打未經實驗的疫苗，很可笑的，我們面對新冠疫情的方式似乎比後者本身更具破壞力。

然而，同一群高高在上的領袖現在卻想要用疫苗這根胡蘿蔔來換取你交出自由。你的配合是如此重要，以至於拜登現在甚至派出政府僱員挨家挨戶查訪，確保各位都有接種疫苗（這是否讓你回想起了20世紀30年代的納粹政府和他們的大規模絕育與種族清洗計畫？與今天一樣，納粹政府當時同樣宣稱這麼做是在清理社會痼疾，公共衛生也是他們剝奪個人自由的藉口）。

在你打算站起來做些什麼之前，且先聽我們娓娓道來這場新冠騙局的來龍去脈，還有瞭解深層政府（Deep State）的犯罪集團曾經公開承認的他們的最終目標究竟是什麼。同時我們也要來看看專家究竟是如何看待今天的這場災難——瞧瞧他們到底都說了些什麼官僚和主流媒體拼死命也要壓下的真知灼見。

1. 口罩

口罩能阻止病毒傳播嗎？這是一個純粹的臨床問題，答案也很簡單（“不能”），但世界各地的危言聳聽者仍想方設法要說服我們相信，口罩是我們對抗新冠病毒的致勝利器，拒絕戴口罩既害己又害人。

其實在2020年以前這幾乎稱不上是問題。早在2003年SARS爆發的時候，《悉尼先驅晨報》（Sydney Morning Herald）就報導過澳洲官員決定對“誇大外科口罩對防疫的效果，趁機將人們對SARS的恐懼變現”的零售商處以最高十一萬美元的罰鍰。悉尼大學的傳染病學教授伊馮娜・柯薩特（Yvonne Cossart）解釋說：“一旦它們被你呼出來的水分浸透後，（外科口罩）就會失去效用，導致飛沫繼續傳播。”水分浸透的過程只需要十五分鐘。

去年年初，由於恐慌引起的需求，臨床使用的N95口罩和外科口罩紛紛供不應求，有看不下去的美國外科醫生在Twitter上寫道：“別再買口罩了！它們擋不了病毒...”

這位醫生的同行，安東尼・弗奇博士（Dr. Anthony Fauci）對外的口徑則截然相反，但是根據今年6月依照《資訊自由法》公開的私人電子郵件卻告訴我們——這些郵件也透露了他對病毒的起源其實心理完全有數——這個國家最頂尖的醫療顧問對口罩到底有沒有用實際上是心知肚明。他在2020年的電郵中寫道：“你們在藥店購買的ㄧ般口罩並無法有效阻絕病毒，因為病毒細小到可以穿透口罩的材質。”他也承認即使是在醫療場所，要不要戴口罩完全可以“自願”決定。

過往的科學和歷史也都能支持這些說法。去年發表在《內科學年刊》（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上的〈丹麥口罩研究〉（Danish Mask Study）發現，從統計學上來看，戴口罩組與未戴口罩組兩者感染新冠病毒的比率幾乎沒有差別。這再次印證了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期間的發現，當時舊金山是唯一一個人們會因為不戴口罩而被罰錢或拘捕的地方，結果這座城市的感染率和死亡率跟其它地方還是一模一樣。今天，CDC下屬的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IOSH）亦在其網站上警告說，就算是外科口罩“也無法可靠防護佩戴者吸入細小的空氣微粒，無法被視為具有呼吸保護效用。”

甚至連CDC都在2020年3月18月發佈的影片中回答了有關新冠病毒的二十個問題，其中包括CDC副主任傑伊・巴特勒（Jay Butler）都出面表示：“CDC認為不必要在一般社區佩戴口罩，這不是新的建議，而是長久以來的常識。”他還告誡戴口罩可能會增加染疫風險，因為這時人們往往會更頻繁觸碰自己的臉，而且也容易因為這種錯誤的安全感而鬆懈、忽略真正重要的防疫措施。

令人費解的是，在巴特勒發表這段澄清後不到一個月，CDC便態度丕變，建議應該在公共場所佩戴布製口罩，但沒有任何研究證明這種轉變是合理的。“這項建議沒有任何科學論文或其它資訊支持，它沒有提供任何證明布製口罩具有呼吸保護力的證據。”2020年6月邁克爾・奧斯特霍姆博士（Dr. Michael Osterholm）在明尼蘇達大學的傳染病研究與政策中心（CIDRAP）的採訪中表示，他在那裡有一個研究呼吸保護的專家團隊。“綜觀我四十五年來的職業生涯，我從未見過任何政府機構在沒有絲毫數據或引證來源的情況下，草率發佈如此影響深遠的公開建議。這是一個極其令人擔憂的實施政策卻不引據（科學）數據的先例。”

奧斯特霍姆繼續說：“我與幾位在CDC工作的友人和同事交談過。他們幾乎都不認同發佈這項建議。”但隨著這個問題現在變得如此政治化，CIDRAP的金主竟揚言要撤回他們的贊助，就因為奧斯特霍姆站出來講真話。“在我從事公共衛生工作的這些年裡，這種事我真是從來沒見過。”

口罩羞恥〔Mask-shaming——指戴/不戴口罩的人互相以彼此為恥——譯注〕並不是強制口罩令唯一的不良影響。從2020年3月以來，許多醫學期刊都報導了戴口罩產生的嚴重後果，例如頭痛、急性焦慮、學習或注意力不集中、嗜睡與疲勞，還有呼吸道和眼部疾病感染的發生率猛增。CDC自己也在其公佈於2021年2月的研究中承認了口罩引發呼吸障礙的問題。

兒童的身體、心理以及行為問題尤其不容輕忽。去年，比利時就出現了不少嚴重的個案，以至於醫生們以導致焦慮、失眠、行為障礙還有兒童發育受損為理由集體向教育部長請願，要求取消學校的強制口罩令。《兒科醫學期刊》（JAMA Pediatrics）在今年6月詳細介紹了一項對學童進行的德國研究，研究人員發現佩戴口罩的學童所呼吸的二氧化碳濃度是德國環保署規定的室內空間上限的六倍。據他們指出，大多數學童都因為“吸入過量二氧化碳”而生病，並強調他們的發現“表明不應強迫兒童佩戴口罩”。

2. 封鎖

如過被強加給公眾的鬧劇只有口罩這一樁的話，也許還可以用這是大家太過熱心導致忙中有錯來開脫。但與嚴格的封鎖政策所造成的後果相比，口罩的影響可真的就只是小巫見大巫見了。

由於去年有數以萬計的美國企業在嚴格的限制下被迫停工，《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也忍不住發文〈宛如地獄般的三個月：美國經濟在有史以來最糟糕的GDP報告中下滑了32.9%〉大吐苦水一番，勞工局的統計數字還顯示光是疫情蔓延初期，就有兩千兩百萬個工作崗位不保。媒體專家無不將這場經濟災難怪罪於疫情，但米塞斯研究所（Mises Institute）的萊恩・麥克馬肯（Ryan McMaken）卻指責此說根本是避重就輕。他指出，過去的致命流行病從未造就“我們今天看見的這等規模的經濟損失”，他痛斥真正搞砸一切的其實是政府，而不是病毒。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在1月發表的報告也能佐證麥克馬肯的說法，報告發現封鎖政策與整個加州的銷售額損失有顯著的關聯性，現在包括加州在內的幾個州都陷入了專家所謂的從藍州轉投紅州的大規模“棄左潮”（leftugee），它們原有的眾議院席位恐將不保。

在目睹了如此可怕的後果後，甚至連WHO都放棄了早先強烈擁護封鎖政策的姿態。去年10月，WHO的新冠問題特使大衛・納巴羅博士（Dr. David Nabarro）即以各行各業的慘況、日益嚴重的貧困和大規模營養不良問題為例證呼籲各國領袖：“請停止繼續以封鎖作為主要防控手段。”他說，他們現在的做法只是在使“窮人變得更窮”。

但所有這些損失和痛苦難道不是值得的嗎？封鎖不是成功擋下了病毒？

答案是，沒這回事。儘管中國、印度、義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時等國家接連祭出一系列叫人窒息的封鎖政策，但瑞典和台灣等其它國家卻仍維持著相對較寬鬆的政策。NBER的研究發現，封鎖實際上並未降低新冠病毒的傳染或死亡率。事實上，按照《路透社》3月的報導，西班牙跟比利時的超額死亡率（將2020年的死亡人數與前四年相比）是瑞典的兩倍。

另外，根據史丹佛大學的說法，新冠病毒已被證明與大部分流感病毒非常相似。著名的研究人員約翰・伊奧尼迪斯博士（Dr. John Ioannidis）已經提出了無可辯駁的證據——不是依據國家統計數字，而是實際去測量患者體內的病毒抗體——證明新冠病毒在全球的致死率約為0.15%，與季節性流感基本上沒有二致。

縱然新冠病毒遠沒有像那些危言聳聽者所宣稱的那麼致命，但封鎖政策的代價卻是實打實的令人瞠目結舌。英國布拉德福德皇家醫院的大衛・格林霍恩博士（Dr. David Greenhorn）在3月接受《美聯社》採訪的時候便指責被他諷刺是“國際流行病”的封鎖政策是導致兒童自殺率飆升的主因。與此同時，家暴、吸毒以及因為政府實施封鎖而加劇的心理健康問題也一再登上媒體。

也由於鋪天蓋地的宣傳造成人心惶惶，很多人選擇不明智地自我隔離。《全國公共廣播電台》曾在2020年中旬報導，美國各地的急診室出現患者數量“驚人”下降的情況——最多的甚至達到50%——因為“官員建議人們可以的話盡量不要去急診”，好讓位給預期之後會暴增的新冠染疫患者。只是預想中的暴增從未發生；醫生們抱怨他們的急診室現在全被籠罩在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靜”中，而罹患其它疾病的患者卻因此延誤就醫、病情加劇。毫不意外，6月份CDC在官網上公佈的數據顯示，去年與心臟病和糖尿病有關的死人人數急劇增加：與2019年相比，心髒病的死亡人數增加了三萬兩千人，糖尿病則是一萬三千人。難道就因為不是感染新冠病毒死亡，所以他們就不重要了嗎？

新冠疫情已經變得太過政治化，以至於這些血淋淋的證據已無人傾聽。相反的，主流媒體極盡兜售由我們的領導人和醫療顧問餵食給它們的荒謬謊言，煽動非理性的恐懼，無論如何就是要使我們所有人漸漸相信每個人都是會行走的病毒溫床，我們只要走出家門身邊六英尺範圍內的人就會遭殃。同一時間，被恐嚇已久的公眾也樂於交出權利，只求盡快建立一個保姆國家，讓一切重回正軌。我們的失業率創下歷史新高，企業找不到人，因為人們寧可待在家裡領救濟金度日。我們有“經濟衝擊紓困金”，連入獄的罪犯也適用，這對我們不斷膨脹的國債無疑是雪上加霜，即使聯準會已經指出，這些刺激性消費券只有一小部分真的有被用來支付生活必需品。CDC還告訴房東，他們不能因為租戶不交租而趕人，去年9月的全國暫停交租令現在再次被延長，據說這是為了防止租戶在外出找房子的時候進一步傳播病毒。

ㄧ些最觸目驚心的封鎖方式也在美國的新冠疫情重災區－紐約公然上演。在基本上隔離了這個州的每一個公民後不久——他後來承認此舉“可能不是最理想的公衛策略”——紐約州長安德魯・古莫（Andrew Cuomo）迫於競選金主的壓力發佈了一項指示，要求養老院收治染疫患者，理由是要為可能會爆發的新冠病例暴增情況先騰出好病床。當然，這些想像從未成真，紐約的賈茨會議中心（Javits Convention Center）和美國海軍的醫療艦“安慰號”（Comfort）上空空如也的數千張由聯邦政府提供的病床就是最好的證明。但是數以千計的養老院老人卻因此被捲入無妄之災，《紐約時報》曾在3月披露古莫故意在他們的死亡人數上撒謊，好避免被起訴。

追根究底，這一切的問題還是在目前的快篩測試太容易產生誤報。因為發明PCR測試而在1993年榮獲諾貝爾化學獎的凱里・穆利斯博士（Dr. Kary Mullis）本人也很清楚這東西根本不是診斷工具，他在同年的一項小組討論中把話說得很明白，他說PCR測試“可以在人體身上找到幾乎任何東西”。正因如此，由德國病毒學家克里斯蒂安・德羅斯頓博士（Dr. Christian Drosten）以過去的SARS病毒為藍本設計的新冠PCR快篩測試，哪怕只是任何一丁點冠狀病毒殘留下來的痕跡，才總是會呈現陽性反應。去年9月，輝瑞前副總裁麥可・耶頓博士（Dr. Michael Yeadon）特地在《懷疑論者報》（Daily Sceptic）上撰文〈謊言、該死的謊言和健康統計數字——致命的誤報危機〉（Lies, Damned Lies and Health Statistics — the Deadly Danger of False Positives）討論這種現象：“偽陽性率高達89-94%，幾乎接近百分百。”

3. 替代療法

更令這些罪行相形見絀的是已經臨床實驗證明、卻依然飽受打壓的新冠病毒治療方法，例如羥氯喹（HCQ）。“新冠染疫高死亡率與低死亡率的國家之間的差異，與羥氯喹的使用有顯著的關係。”美國醫生和外科醫生協會（AAPS）表示，這是一個代表數千名醫療專業人士發聲的團體。AAPS目前已經考慮要向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提告，因為後者不斷在阻止患者取得經證實有效的藥品。

去年，即使川普政府已向海外提供了數百萬劑藥品來幫助各地的醫療人員，FDA仍莫名其妙地撤銷了其對在美國本土使用羥氯喹和氯喹（CQ）來治療新冠病毒的許可，反而還毫無根據地一口咬定這些已經被安全使用六十多年的藥物絲毫無助於治療病毒，還會反過來傷害人體。當幾位美國參議員要求其出面作出解釋時，FDA只是提出了一份總計七頁的論文，卻沒有引述任何證據。“FDA的回應含糊其辭，完全沒有回答參議員切中要害的質問。”AAPS評論說。“如果FDA是在法庭上被質詢，法官肯定會要求它必須回答被質詢的問題。”AAPS還援引了c19study.com，這是一個收錄上百項科學研究的數據資料庫，其中也列出了HCQ及其它受歡迎的新冠病毒治療方式在全球各地取得的亮眼成績。

其中一個相當有名的成功案例與AAPS成員、公衛碩士彼得・麥卡洛博士（Dr. Peter McCullough）有關，他是一位正在執業的醫學專家與德州A&M醫學中心（Texas A&M College of Medicine）的醫學教授。他同時也是該領域論文發表數居冠的首席權威，他在疫情大流行之初提出了一種療法，統計數字證明該療法本應可以挽救85%入院治療以及不幸去世的新冠患者。可是，他在4月的一次採訪中告訴《新美國人》（New American），像他提供的這種療法才是最好的早期救治辦法，但決策者卻只是敦促人們待在家裡，直到他們終於病入膏肓，不得不入院急救。當這些患者需要呼吸器的時候往往為時已晚、回天乏術。

與官僚的致命無能同樣可恥的是媒體選擇狼狽為奸。“《Fox》因為我挺身而出反對言論審查而對我十分惱火。”《Fox二十六號頻道》的告密記者艾弗里・赫克爾（Ivory Hecker）說。她在6月接受《真相工程》（Project Veritas）採訪的時候播放了電話錄音，裡面是她的老闆因爲她報導了HCQ的正面新聞而對她破口大罵。

她到底犯了什麼錯？原來她拍下了去年夏天休士頓醫生絲特菈・伊曼紐爾（Stella Immanuel）召開記者會的畫面：“美國，不必驚慌，新冠病毒並非無藥可治...只要他們願意讓人人服用HCQ...（它）可以在三十天內終結這場疫情。”尤其赫克爾還報導了休士頓聯合紀念醫學中心（United Memorial Medical Center）的重症監護主任約瑟夫・瓦隆博士（Dr. Joseph Varon）的證言，後者告訴她：“我們很清楚這個特效藥因為政治原因而受到百般妖魔化，”但是“我們靠著它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赫克爾的上司們對此的回應卻是：“從經以後妳不准再報導任何HCQ的新聞。”她的新聞總監烙重話說。“依我看來，妳的記者生涯已經毀了。”她的助理新聞總監警告說：“這一行的高管——那些決定要不要僱用我們的人，才是妳應該要討好的對象。妳不應該眼裡只有觀眾。我們的CEO也會看這些新聞，妳報導什麼我們的總經理都會看到。”

4. 疫苗

“打壓早期治療是為了給疫苗鋪路。”麥卡洛博士說，他在6月與萊納・福爾米契博士（Dr. Reiner Fuellmich）以及其他新冠調查委員會（CIC）的成員舉辦了一次網絡研討會，CIC是一個國際律師組織，其正計劃要以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反人類罪的罪名起訴這場疫情大流行的肇事者。麥卡洛認為政府輕視有效的治療方法，是因為如果不這麼做，被FDA授予緊急使用授權（EUA）的那些實驗性疫苗就會失去用武之地。

官僚和媒體一再向我們保證這些疫苗安全無虞，問題是他們怎麼知道？這些疫苗都沒有經過完整實驗，因為有EUA授權的疫苗不需要提供安全證明。事實上，初步的實驗結果直到現在才出現在醫學期刊上，例如今年6月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的一項對孕婦的研究。但難道這樣的實驗不是應該在開放公眾接種之前先進行嗎？

我們判斷疫苗是否安全的主要指標是接種後的統計數字。CDC的疫苗不良反應回報系統（VAERS）整理了疫苗導致的各種副作用報告，從去年12月到今年7月23日這段期間總共有近一萬兩千人死亡（該機構在其網站上發佈的每週報告又說是六千三百四十人死亡，總之CDC自己的紀錄相當混亂不清）。考慮到1990－2020年每年報告的平均疫苗致死人數也只有兩百八十人，這實在是一個相當驚人的數字。此外，CDC已經承認被回報至VAERS的報告可能只佔實際總數的不到10%，所以現有的死亡數字恐怕還是嚴重低估。麥卡洛在CDC內部的舉報人也向他證實：“真實的數字是足足十倍有餘。”

除了致死之外，還有超過五十萬例不良反應——包括成千上萬的流產、心臟和血液循環問題、神經系統疾病還有嚴重的過敏反應。美國參議員羅恩・約翰遜（Ron Johnson）最近在密爾沃基替一群受害者和他們的家屬召開記者會，這些人分享了一個又一個他們的生活如何被疫苗徹底摧毀的令人心碎的故事——但政客、藥企和媒體卻始終拒絕聆聽他們的聲音。牙科保健員克莉絲蒂・多布斯（Kristi Dobbs）的近況已經惡化到她甚至準備好遺囑，她後來感嘆“只要能讓我回到1月17日那ㄧ天”，也就是她接種輝瑞疫苗的日子，“哪怕要我付出畢生積蓄我也願意。”

公允地說，VAERS只是列出了那些被回報的案例，並沒有證明其中真的存在任何因果關係。然而，將今天的數字與因為傳出四千例不良反應報告而戛然而止的1976年豬流感疫苗大規模接種計畫相比，兩者懸殊高下立判。《六十分鐘》（60 Minutes）曾在1979年11月4日的節目中採訪過一些受害者。“華盛頓拍板決定全國的所有男女、兒童都應該接種疫苗，”麥克・華萊士（Mike Wallace）語帶諷刺地回憶說。“好吧，我們有四千六百萬人乖乖接受了這個提議。現在，四千名美國人想向山姆大叔求償三十五億美元。”

看來時代確實變了，儘管今天的不良反應統計數字更是昔非今比，但疫苗接種活動卻依舊如火如荼。如今有越來越多單位開始要求將接種疫苗作為開學或復工的前提，法國和希臘等國家甚至強制要求公民持有疫苗護照，否則他們便無法過上正常的生活。

與此同時，疫苗卻似乎並沒有真的保護人們免受新冠病毒的侵擾。以色列在去年12月實施了一項雄心勃勃的公眾疫苗施打計畫，根據該國衛生部長提供的數據，從那之後疫苗接種者的死亡率竟開始反超未接種者，而且近幾個月來確診數又再次激增。該國的其中一名新冠疫情對策官員在7月初告訴《以色列時報》（The Times of Israel），“目前的新冠重症病患”有56%都是已經接種疫苗的人。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英國，該國首相鮑里斯・強生才在7月吹噓，他的國民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接種了疫苗，可是英國的確診數從5月中旬以來卻開始一飛衝天。

我們該把責任都歸咎於Delta變種病毒嗎？“沒有證據表明Delta病毒真的有任何變異之處，”大衛・馬丁博士（Dr. David Martin）在向福爾米契作證的證詞中解釋說。馬丁是M-Cam國際創新風險管理公司（M-Cam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Risk Management）的CEO，這家公司專門從事生物與化學產品研究。根據他的解釋，基因測試是一個複合過程，而現在被他們稱之為Delta病毒的東西其實只是已經被披露的基因序列的另一個片段而已。“我可以在明天提出一個Omega變體...然後說服世人相信：‘天啊！現在該害怕Omega病毒了！’”（果不其然，Lambda變體隨後便在7月下旬粉墨登場）

馬丁仔細翻閱了過去的數千項專利紀錄，並且從中發現確鑿的罪證，可以清楚交代新冠病毒以及今天這些治療它的疫苗究竟是從何而來。他研究了WHO公佈的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結果卻發現這些序列早在1999年就註冊了專利。“所謂的新型冠狀病毒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謊言。”馬丁說。

“是我們製造了SARS，它的專利註冊時間是2002年4月19日。”他說，註冊這項專利7279327號的是安東尼・弗奇的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NIAID）。不出一年後，SARS疫情遂在亞洲爆發。

其它專利證明也顯示製藥巨頭早在今天這所謂的新型冠狀病毒出現以前，就已經開始研究相應的抗病毒藥物了。據馬丁指出，種種事證都足以證明事有蹊蹺。“最後這很可能又會扯出一起RICO案（《反勒索及受賄組織法》），”福爾米契評論說。“這絕對是一樁RICO沒有錯。”馬丁十分堅持。

就連那些策劃者其實也早已公開承認過他們準備好要狠撈一筆。馬丁引用了彼得・達扎克博士（Dr. Peter Daszak）這位現任生態健康聯盟（EcoHealth Alliance）主席在2016年，也就是傳出疫情的四年前親口說過的原話：

“我們必須提升公眾對醫療對策，譬如泛冠狀病毒疫苗的認識。媒體將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經濟隨之也會被炒作起來。我們可以好好利用這種炒作...只要一看見有利可圖，投資者就會蜂擁而至。”

有趣的是，根據該組織的官方網站，生態健康聯盟、NIAID和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都有著深厚的聯繫，它可以說是後二者之間的資金來往渠道。由於利益衝突，達扎克不得參與英國醫學雜誌《柳葉刀》的新冠病毒溯源調查委員。但直到弗奇的電子郵件迫於《資訊自由法》公開後，眾人才知道達扎克曾經私下感謝弗奇在2020年公開對外支持病毒起源於自然界、“絕無可能是從武漢病毒研究所外洩”的說法。

一旦瞭解這些公共和私人組織早已花了數年的時間在準備好要利用冠狀病毒獲利，這場疫情的許多令人不解之處立刻都說得通了。它解釋了弗奇是如何在2017年，即川普宣誓就職的十天前，當著喬治城大學所有聽眾的面精準預言說：“毫無疑問，未來將會有一場流行病給政府帶來嚴峻的挑戰。那會是一場突如其來爆發的疫情。”

它還解釋了WHO為何在2009年將大流行（pandemic）的定義下修至任何開始在世界範圍內傳播的疾病，不管其嚴重程度如何。還有為什麼WHO要重新定義群體免疫，聲稱只有從接種疫苗獲得的免疫才算，而自然免疫則不能。同時這也是《梅里安－韋伯斯特詞典》 （Merriam-Webster）之所以要在今年早些時候悄悄改變“疫苗”的定義，把現在用來治療新冠病毒的實驗性基因療法都算作疫苗。

這些mRNA基因療法與過往的傳統疫苗幾乎沒有半點共通之處，傳統疫苗是依靠注射有機物質來啟動免疫反應，如今被冠以疫苗之名的mRNA基因療法則是將遺傳密碼直接插入你的細胞，以製造理論上同樣會啟動免疫反應的病毒蛋白。順道一提，這些合成mRNA到底會在人體中存活多長時間仍是未知數，並且有大量證據表明mRNA產生的“棘狀蛋白會對人體造成傷害”，如同醫生、疫苗專家雪莉・坦佩尼（Sherri Tenpenny）在最近接受《NOQ報告》（NOQ Report）採訪時指出。為什麼不乾脆直接將它們稱為基因療法？這是因為自1986年以來，疫苗製造商一直受到聯邦政府袒護而不必對它們的產品承擔全責；至於其它藥品製造商則沒有這等特權。

利潤動機也可以很好的解釋怎麼會有瘟疫債券（pandemic bonds）這種鬼東西，這是世界銀行的發明，號稱是為了方便對被瘟疫肆虐的國家雪中送炭。大多數的投資者能賺取到1%的利息就很幸運了，但世界銀行提供的報酬率竟高達13%，並且規定要是在事先設定的日期之前先一步宣布進入大流行狀態，這些債券就會被視作違約。

前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奧蕾嘉・瓊斯（Olga Jones）在2019年8月的《自然》雜誌上揭露了這個騙局，她詳細敘述了在2014－2016年令人聞風喪膽的伊波拉疫情期間，這些債券是如何以犧牲剛果病患為代價來讓投資者們賺到腿軟。儘管如此，2017年又推出了一批價值三億兩千萬美元的冠狀病毒債券。當WHO在去年3月宣布進入大流行狀態時，這些債券便違約了，此時距離它們到期本來只剩下四個月。這些錢到底有沒有流向真正有需要的人？據瓊斯告訴《衛報》，這些債券的給付標準“太過複雜，根本搞不清楚什麼情況才能夠兌現。最後要不付得太少就是付得太晚——當然也有可能永遠不會給付。”

5. 自由就是解藥！

圍繞著新冠病毒的謊言與欺騙簡直無窮無盡。正如前輝瑞副總裁耶頓最近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幾乎所有的政府都在對它們的人民胡說八道，只要通過現有的參考文獻甚至是簡單的多想一下就可以輕易駁斥這些胡謅。”他總結說：“我們都有所耳聞‘疫苗護照’即將來臨，這一點也不會增加公共安全，卻會助長政府的極權主義暴政。除了建立全世界最早的數位身份數據庫來進行更全面的控制之外，沒有其它任何解釋可以回答今天發生的這一切。”

事實查核人員堅持耶頓只是一個庸醫，但數位身份證實際上早已被投入使用多年。前微軟負責人比爾・蓋茲曾在2020年4月的Reddit Q&A問答大會上解釋過這些計畫：“最終，我們會建立數位證明書，它可以顯示誰在最近康復或接受了診斷，或是我們在什麼時候接種了疫苗。”

又一次，那些奧威爾式的事實查核人員大聲咆哮說這些都是不實資訊。但是ID2020計畫確實早在2016年就已經存在，且是由微軟、洛克菲勒基金會以及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avi－The Vaccine Alliance，其又是由比爾＆梅琳達・蓋茲基金會與世界銀行共同創辦）一起出資創立。id2020.org網站聲稱數位身份證將使人們得以“更好地行使他們作為公民和選民的權利並參與現代經濟”，這話等同於是含蓄地承認了，將來任何人要是沒有這種身份證，他們的基本權利就會寸步難行。世界銀行和蓋茲基金會也是ID4D倡議（Identification for Development）的發起人，其致力於整合數位資料與健康身份證。世界銀行在2018年的一份報告中解釋說，這份“獨一無二的基礎身份辨識資料”未來會是“接受醫療服務的前提”。鑒於當今的疫苗護照和對未接種疫苗者的妖魔化，這一切聽起來似乎已不再像2020年之前那麼牽強了吧。

這是否意味著我們注定要在這些科技暴政下淪落為奴呢？當然不是。好消息是，現在無論是公眾還是醫學界都有越來越多人正在覺醒。麥卡洛也介紹了很多試圖解決這場公衛危機並且捍衛我們自由的組織，包括美國醫生和外科醫生協會、新冠病毒前線重症監護聯盟（FCCC）、疫情數據＆分析協會（PANDA）、英國伊維菌素推廣小組（BiRD）還有新冠醫療網絡（CMN）。這些組織的成員還一起編寫了家庭治療指南，並在全國各地建立遠端疫苗服務。麥卡洛對參與這些項目的大約五百名醫生表示了高度讚賞，他說：“我們扭轉了美國的疫情曲線。”

這些組織也積極在教育公眾認識新冠疫苗的真相，並且鼓勵人們採取法律行動來反對強迫接種。例如，麥卡洛便親自以首席專家的身份，出席德州最高法院針對休士頓衛理公會醫院的一場具有指標性意義的審案，由於接種疫苗現在變成就業資格，這家醫院一時間失去了一百五十三位拒絕接種疫苗的職員。

另一個為新冠糾紛提供法律援助的組織是由既是醫生也是律師的西蒙娜・古爾德（Simone Gold）創立的美國前線醫生（AFLD）。AFLD已開始呼籲停止給兒童接種新冠疫苗，並且幫助那些被學校強迫接種的大學生，現在每一個州都有它發起的公民團體。此外，國家疫苗資訊中心（NVIC）也推出了一份倡議，旨在組織大眾反對強迫接種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