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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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hris Hed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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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爾・黑爾（Daniel Hale）是美國空軍無人機計畫的前情報分析師，2013年他以私人承包商的身份向媒體曝光了總計十七份無人機反恐作戰的機密文件，並在今天（7/27）被正式判處入獄服刑四十五個月。

根據《攔截報》（The Intercept）在2015年10月15日公佈的文件顯示，光是在從2012年1月到2013年2月這段期間，美國的特種空襲作戰就造成了超過兩百人喪生，但是在其中僅有三十五人是實際的反恐目標。按照這些文件，在為期五個月的空襲中有近90%的喪生者都是非預定目標。這些平民死傷者，通常是手無寸鐵的旁觀者，多半也會直接被歸類為“在行動中被波及喪生的敵方”。

司法部在今年3月31月動用《間諜法》脅迫曾在2012年被派往阿富汗的黑爾認罪，這項在1917年通過的法案本來應該被用來起訴將國家機密洩露給敵對國家的叛國間諜，而不是那些敢於揭穿政府謊言與罪行的勇士。作為認罪協議的一部分，黑爾必須承認他“私藏並洩露國家安全情報”，並且向一位記者分享了十一份機密文件。如果他拒絕這份認罪協議，屆時等待他的將是長達五十年的牢獄之災。

黑爾在7月18日寫給法官利亞姆・奧格雷迪（Liam O’Grady）的一封信中解釋了他之所以決定洩露機密情報的原因，根據他的說法，不管是無人機作戰還是阿富汗戰爭，其實都“與防患恐怖分子進入美國於未然一點關係也沒有，而只是為了捍衛軍火商和國防承包商的利益。”

在這封長達十頁的手寫信一開頭，黑爾就援引了美國海軍上將吉恩・拉羅克（Gene LaRocque）在1995年對一位記者所說的話：“現在我們甚至連人影都不用看見就可以殺人。你只需要在千里之外按下按鈕...等待遠端遙控搞定一切，沒有任何負罪感...然後我們就可以凱旋而歸。”

“作為被派駐在巴格拉姆空軍基地的信號情報分析師，我的職責是追蹤據說是由敵方的戰鬥人員所持有的手機裝置發出的訊號位置。”黑爾向法官解釋說。“要完成這項任務，就需要用上一個十分複雜的全球衛星系統，它能夠與遙控飛機，當然更常見的說法是無人機，保持不間斷的通訊。一旦建立了通訊並找到目標手機後，美國這邊的圖像分析員會跟無人機的遙控員和攝像頭操作員一起利用我提供的資訊，來監視無人機透過鏡頭所捕捉到的一切。這麼做ㄧ般是為了紀錄武裝分子嫌疑人的日常活動。有時，如果條件允許的話，還會嘗試活捉，或是權衡是否要直接發動攻擊殺死他們。”

他還回憶了自己抵達阿富汗幾天後第一次親眼目睹無人機襲擊的場面。

“那天清晨，太陽幾乎還沒升起，就有一群人已經聚集在帕蒂卡省（Patika）的山區周圍，他們手上都有武器，正圍著營火一邊泡茶一邊聊天。”他寫說。“即使是在我出生長大的地方，隨身攜帶武器也不會被認為是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情，更不用說是超出阿富汗政府控制之外、形同無法地帶的部落地區了。他們裡面有一個人疑似是塔利班的成員，他口袋中的手機洩露了他的行蹤。至於其他人呢，他們擁有武器，都是已經可以參軍的年紀，他們正與一個敵方人員嫌疑犯坐在一起的這ㄧ事實也足夠讓我們懷疑他們。雖然這只是一場無害的聚會，沒有任何威脅，但這幾個喝茶談笑的人的命運已經注定了。我坐在電腦螢幕的旁邊目不轉睛地看著，說時遲那時快，一枚枚可怕的地獄火導彈轟然而至，在黎明初升的山下，只剩下紫紅色的內臟散落一地。”

這是他第一次“在冰冷舒適的電腦椅上觀看活生生的殺戮”。往後，這樣的體驗只會越來越多。

“我沒有一天不是在質疑自己所作所為的正當性。”他寫道。“根據交戰守則，我只是在恪盡職守，即使是用這麼可怕的方式來奪走這些人的性命——我甚至不會說他們的語言、不瞭解他們的風俗、不知道他們犯了什麼罪——也完全沒有任何問題。我眼睜睜看著他們被炸成碎片。我一點也不覺得光榮，因為我所做的無非是不斷尋找機會對那些毫無戒心、對我或其他任何人都不構成絲毫威脅的人痛下殺手。別說什麼為國立功，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可能認同為了保護美利堅合眾國，在阿富汗大開殺戒是唯一的辦法，而這些死者甚至沒有一個曾參與策劃9/11事件。即使如此，在2012年，也就是賓拉登已經在巴基斯坦被擊斃整整一年後，我還是協助擊殺了無數誤入歧途的年輕人，他們在當年的9/11那天都還只是孩子。”

他和其他現役軍人還親眼見證了戰爭的私有化：“合約僱傭兵的人數已經超過了穿制服的士兵，比例約為二比一，前者的工資更是後者的十倍。”

“不管是身體已被炸成兩半、卻奇蹟般的還有一口氣的阿富汗農民徒勞地試圖把他的內臟從土裡挖出來，還是覆蓋著美國國旗的棺材在二十一聲禮砲的徹響下被送進阿靈頓國家公墓，所有這一切在我眼裡都已經沒有了意義。”他寫道。“砰、砰、砰。我想，最後雙方都只不過是證明了資本的力量究竟有多麼茹毛飲血——飲著他們和我們的鮮血。每當我一想到這點，我就對自己曾經做過的一切感到無比的悲痛和羞愧。”

接著他向法官談到了“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那是在他被派駐到當地過了幾個月後，“本來是一次例行性的任務，結果卻變成了徹底的災難。”

“幾個星期以來，我們一直在追蹤賈拉拉巴德（Jalalabad）一帶的汽車炸彈製造商的行蹤。”他寫道。“那年夏天，針對美國基地頻發的汽車炸彈攻擊成了一個越來越令人頭疼且危險的問題，我們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在想辦法應對。那是一個多風多雲的下午，其中一名嫌疑人被發現正在急速向東行駛，我的上司們很緊張，他們認為他可能是想越過邊境逃到巴基斯坦。”

“出動無人機作戰似乎是我們唯一的機會，它們已經各就各位準備開火。”他繼續寫道。“但性能沒有那麼好的掠奪者無人攻擊機（MQ1）很難穿透厚重的雲層，而且當時的逆風又很大。MQ1沒能準確捕捉目標，而是偏離了幾米。那輛車還是被波及了，但沒有全毀，它勉勉強強的一邊躲著導彈，一邊繼續疾駛。最終，在確認了應該不會再有導彈射過來後，車裡的司機把車停下，走下來檢查自己的身體，彷彿不敢相信自己居然還活著。另一側走出來的是一個女人，身上穿著典型的罩袍。原來裡面有一個女人，也許是他的妻子，就跟剛剛我們才正打算殺死的這個男人待在一起，光是這一點已經完全出乎我們的意料，我沒來得及看見接下來發生了什麼，因為就在她開始發狂似得想要從汽車後座拉出什麼東西的時候，無人機的攝像頭恰好轉移了方向。”

幾天後，他才從指揮官口中得知了那天接下來到底出了什麼事。

“和嫌疑人一起待在車裡的確實是他的妻子。”他寫說。“坐在後座的是他們的兩個年幼的女兒，一個五歲一個三歲。第二天，一隊阿富汗士兵被派去調查汽車曾停靠的地方，他們在附近的垃圾箱找到了她們倆。姊姊已經沒了心跳，身上有彈片刺穿身體留下的傷口。她的妹妹還活著，但已嚴重脫水。當我的指揮官告訴我們這件事的時候，她的語氣十分嫌惡，但不是因為我們誤向他的家人開火，錯殺了他的一個女兒；而是這個嫌疑犯似乎逼迫他的妻子把他們的女兒棄置在垃圾桶裡不顧，以便抓緊時間越境逃跑。現在，每當我遇到有人堅持無人機戰爭是合情合理，而且有效的保證了美國的安全時，我就會想起那次經歷並捫心自問，這下我怎麼還能繼續相信自己是一個好人，我怎麼有資格享有繼續活下去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一年後，在我們為即將退伍的同袍舉辦的告別聚會上，當其他人忙著分享回憶的時候，我一個坐在旁邊盯著電視，久久無法言語。”他繼續說：“電視正在播放一條突發新聞，是總統首次公開發表關於在戰爭中投入無人機技術的政策講話。他出來講話是為了讓公眾安心，因為有報導正在追究無人機造成的平民死傷還有一些針對美國公民的恐襲事件。總統保證，只有在達到‘幾乎百分百確定’的超高標準、確認沒有平民在場的時候無人機才會開火。但據我所知，在可能有平民在場的場合中，除非另有證明，否則那些喪生的人幾乎無一例外都會直接被歸類為在交火中死亡的敵方人員。儘管如此，我還是繼續聽著總統解釋如何用無人機來消滅對美國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的敵人。總統打了一個比方，說假如有一個狙擊手正準備瞄準一群手無寸鐵的人，這時無人機就可以阻止這個恐怖分子實施他的邪惡計畫。但是，根據我的親眼所見，真正手無寸鐵的人往往都是那些生活在無人機所帶來的恐懼中的人們，而在這種情況下，其實我才是那位狙擊手。我漸漸開始相信，在無人機刺殺作戰是為了保護我們的安全這件事上，公眾完全被誤導了，當我最終離開軍隊，過往的種種仍在我的心頭中揮之不去，於是我開始直抒己見，我認為我曾為之效勞過的無人機計畫完全錯得徹底。”

黑爾告別軍旅生涯後便全心投入到反戰活動，他公開談論數百甚至數千名無辜群眾是如何不分青紅皂白地遭到無人機屠殺，其中甚至還包括了兒童。他參加了2013年11月在華盛頓特區舉辦的和平集會，來自葉門的法齊爾・賈比爾（Fazil bin Ali Jaber）在會上沉痛地回憶起無人機是如何殺死了他的至親塞勒姆・賈比爾（Salem bin Ali Jaber）還有他們的堂兄弟瓦利德（Waleed）。瓦利德是一名警察，塞勒姆則是一名伊瑪目，並曾直言不諱地批評發動恐怖攻擊的激進聖戰分子。

“2012年8月的某天，基地組織的當地成員開車經過法齊爾所住的那座村莊，他們看到了正在樹蔭下的塞利姆，便招手要他過來跟他們說話。”黑爾寫道。“沒有人會想要錯過這個可以向年輕人傳達正確福音的機會，所以塞利姆小心翼翼的往前走去，法齊爾和其他村民則遠遠的在一旁看著。只是一架永遠陰魂不散的收割者無人偵察機早已在遠處虎視眈眈。”

“當法齊爾開始講述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時，我彷彿整個人又被拖回了2012年的那一天，”他告訴法官。“當時法齊爾和村裡的其他人並不知道，不是只有他們在看著塞勒姆走向坐在車上的聖戰分子。我和所有值班人員都停下了手邊的工作，準備好見證即將上演的大屠殺。隨著遠在幾千里外的按鈕ㄧ按下，兩枚地獄火導彈從天而降，緊接著又是兩枚。我和周遭的人心中毫無波瀾，大家都歡呼鼓掌，得意洋洋。在鴉雀無聲的講堂中，只剩下法齊爾啜泣不已的聲音。”

這場集會結束一個星期後，黑爾獲得了一份政府承包商的工作。急需賺錢和一份穩定飯碗的黑爾二話不說接受了，尤其他還想要回去讀大學。這份工作的年薪為八萬美元，但在那時他已經對無人機計畫感到相當反感。”

“很長一段時間以後，一想到我可以仗著自己的軍事背景找到一份輕鬆的辦公室工作，我就覺得好像哪裡不太對。”他寫道。“直到那時，我仍在想辦法面對我過去所經歷的一切，我開始懷疑我以國防承包商的身份再次歸來，是否等於又是在為這場貪得無厭的戰爭效命。更糟的是，我周圍的人彷彿都陷入了一種集體妄想和否認，每個人都想說服自己相信我們靠著這些相對輕鬆的勞動領高薪是完全合理的。當時，我最恐懼的就是會不會有ㄧ天，連我也開始漸漸不想再去思考這些事情。”

“後來有一天，我在下班後留下來與一對同事繼續聊天，他們都是非常有才幹的人，我很欣賞他們。”他寫道。“他們讓我感覺如賓至歸，我很高興我們彼此氣味相投。想不到，令人沮喪的是，我們剛開花結果的友誼很快就迎來了出乎意料的轉折。他們邀我一起來欣賞過去無人機襲擊的存檔錄像，我對大家圍著電腦觀看這種所謂的‘戰爭色情’（war porn）的事情並不陌生，過去我還在阿富汗的時候就已經屢見不鮮。但在那一天，即使已經時隔這麼多年，我的新朋友仍像我過去的老朋友一樣，又是開懷大笑、又是嗤之以鼻地看著這些無助的人們在他們生命中的最後一刻垂死掙扎。我坐在那裡，不發一語，我感覺我的心都碎了。”

“法官大人，”黑爾在寫給法官的信中寫道。“戰爭所帶給我最刻骨銘心的教訓便是，戰爭就是創傷。我相信，任何響應徵召或被迫踏上戰場手刃他們的人類同胞的人最後所得到的永遠只會是程度不同的創傷。從來沒有士兵可以毫髮無傷地從戰場歸來，PTSD的癥結在於，這實際上是一個道德難題，它在一個人的心中劃下一道無形的傷口，對那些從創傷事件中倖存下來的人而言，等待他們的也只會是永無止盡的沉重壓力。PTSD的具體表現方式取決於創傷的不同，那麼無人機遙控員會產生怎樣的創傷呢？擊中敵人的步槍手就算事後心懷愧疚，至少他曾親上戰場與敵人面對面交鋒還是帶給了他些許尊嚴。堅毅的飛行員也不必親眼目睹對方的慘狀。但我又能做什麼來面對我所犯下的無可否認的殘酷暴行呢？”

“我的良心曾一度深陷泥淖，但如今它已重獲生機。”他寫說。“起初，我嘗試逃避它，寧願有比我更好的人站出來接過我的重任。但這實在太傻了。這是我必須做出的抉擇，而我只求能對得起上帝與我的良心。我得到了答案，這個暴力的循環必須結束，我寧可犧牲自己也不要犧牲他人的性命。所以，我聯繫了一位調查記者，過去我就跟他有些交情，我告訴他我有一些美國人務必要知道的事情。”

黑爾也不避諱自己產生了自殺傾向與憂鬱症，他在信中坦言，就跟其他很多退伍軍人一樣，他一直在努力與PTSD鬥爭，但是他那貧困又艱難的童年卻常常使得一切變得更加痛苦。

“鬱病時不時會湧上心頭，”他告訴法官。“壓力，尤其是戰爭所造成的壓力，永遠可以在任何時候以任何方式侵襲上來。被PTSD和憂鬱症折磨的人是很容易可以從外表上分辨的，這真的很普遍，他們的臉部和下巴的肌肉線條往往會變得僵直粗硬，曾經明亮而渾圓的雙眼現在只剩下恐懼，就連過去能令自己感到快樂的事物，如今也再也無法打動他們。這些都是我服役前後發生在身上的明顯變化。若說我在美國空軍服役的那段經歷給我留下了沒齒難忘的印象，那還是太過輕描淡寫。更準確的說，那段經歷徹底改變了我對身為一個美國人的認同感。它不只永遠改變了我的人生，也必將永遠改變這個國家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