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著名的英國作家兼研究人員哈羅德・威爾金斯（Harold T. Wilkins）的說法，他有一位不願具名的朋友曾以飛行員的身分在美國空軍服役，他在1953年向威爾金斯透露，他周遭流傳著一些聳人聽聞的謠言聲稱，美國空軍的高層一直在密切注意“美國的一些神秘人士，他們與駕駛飛碟的外星人有所接觸。據信這些人是在非常偏遠的地區跟飛碟會面，其中有些地方甚至都沒有被畫進地圖裡，他們從外星人那裡接收指示，為了與這些神秘訪客有關的秘密使命而在西部和中西部地區四處奔走。我的那個朋友還表示，美國空軍不認為這其中有任何外國勢力的介入...”（註1）
加州的莫哈韋沙漠（Mojave Desert）在1954年4月上旬曾一度頻傳飛碟目擊事件，希望能夠一睹飛碟風采的卡爾・安德森（Carl Anderson）就帶著他的親朋好友一起到沙漠溫泉（Desert Hot Springs）附近露營，當他們由三輛車組成的車隊正在接近一條泥路的時候，忽然間，卡爾的方向盤卻受到了一股“無法反抗的隱形力量”的控制。
“當下我以為是車子出了什麼問題，”他回憶說。“然後我的耳邊突然出現了一個聲音：‘在這裡轉彎，繼續開過三英里後停車。’”是坐在他身旁的妻子史黛拉（Stella）在說話嗎？顯然不是。“這感覺，”他解釋說。“就好像我從頭到腳都沐浴在溫暖的水裡，那個聲音實際上是來自於我的腦海，既不是從右耳也不是從左耳傳進來的，它是直接出現在我的大腦裡面。”
在行駛了三英里後，卡爾和史黛拉搭起了一座帳篷，和他們同行的還有女兒貝蒂安（Betty-Ann）跟兒子鮑比（Bobby）。他們隨後用爐子煮了一頓簡餐，看著滿天星斗高掛在沙漠清澈的天空中，真是愜意的一夜。只可惜，飛碟並未現身，所以他們在午夜過後決定就寢，同行的親友吉姆・史都華（Jim Stewart）和哈羅德・史賓塞（Harold Spencer）則帶著他們的妻子特里（Terry）與埃莉諾（Eleanor）睡在各自的車裡。
“我不清楚自己究竟睡了多久，”卡爾說。“突然之間，我就醒了，我坐起身來，史黛拉和貝蒂安也都起來了，只有鮑比還在酣睡。就在我們三個正在思索是什麼使我們驚醒的時候，奇蹟發生了。
帳篷開始慢慢地變得透明，直到完全無法看見，我們望向沙漠可以看見一個巨大的發光圓盤正以離地幾英寸的高度四處盤旋。這玩意的直徑大概有六十英尺...從我們所在的地方可以看到它身上有五扇窗戶或舷窗。這架顯然不屬於地球的飛行器不斷閃爍著單調的螢光燈，（而且）似乎有一團光暈包圍著它。我不知道它身上是否有著陸架，它似乎一直在離地約十八或二十英寸的距離徘徊。
我嘗試想要朝著它的方向走過去，我想伸出手去碰碰它，可是我卻發現自己完全寸步難行，我全身都痲痹了。後來史黛拉和貝蒂安也表示她們當時一樣都動彈不得...不過，我還是設法睜大眼睛，朝著手錶瞥了一眼。手錶顯示那時的時間是凌晨三點，我們不知道自己得維持在這種癱瘓狀態下多久，但我們還是繼續睜大眼睛和豎起耳朵。我們可以聽見有人在低聲的喃喃自語，但因為聲音非常微弱，很難確定那是不是英語。
在感覺像是過了幾個小時後，我們又開始聽到細微的嗡嗡聲，就像是發電機在運轉的那種聲音——低沉的嗡嗡作響。此時那架飛碟周圍暗淡的光芒開始慢慢轉為橘色，接著又變成鮮紅色。然後它開始直線飛升，起初移動得非常慢，但接著就隨著高度越來越高而跟著加速。它身上的紅光現在已經變成了藍光。現在帳篷開始慢慢重新浮現，我們終於又可以自由走動了。
我們紛紛站起來，撥開帳篷望向外面，一個耀眼的藍白色光點正劃過天空，並迅速消失在聖戈爾戈尼諾山（Mt. San Gorgonio）附近的地平線上。貝蒂安首先開口說：‘爹地，帳篷怎麼會不見了？為什麼我動不了？’哈羅德和埃莉諾也都被定住了，他們睡覺的車子同樣在當時消失於無形。但奇怪的是，把車停得很遠的吉姆和特里甚至都沒有被驚醒，事後他得知原來有飛碟來訪時還一臉不敢置信呢。”
“到了第二天早上，”卡爾說。“我的車子那晚與飛碟有一定的距離，車裡面的時間跟我的手錶有十五分鐘的落差，這代表它一定是在凌晨三點的時候有被停過，並且一直持續了十五分鐘。肯定是那個有痲痹作用的光芒把它定住了，由於我的手錶是自動機械錶，所以它在那架飛行器離開後就自己重新啟動了。”
1955年夏末，卡爾正在長灘（Long Beach）一號旱塢附近的美國海軍工廠工作，正在處理電器設備的卡爾突然感覺到了一股熟悉的溫熱感，蔚藍的天空中出現了一個巨大的銀色圓盤，其他工人也都看到了。“它的尺寸真的十分驚人，而且它完全靜止不動，（然後）又忽然轉過一圈，像大車輪似得在天空中滾動。它一停下就消失在了我們的視線之外（接著又重新出現），它慢慢地盤旋，開始下降（並且）做了幾次直角轉彎。
我們看見一架噴氣式戰鬥機飛快地朝著這個巨大的物體飛去，它還在那邊自顧自地盤旋著。戰鬥機全力往它衝去，感覺差點就要直接撞上這個來自另一個世界的怪傢伙。可是飛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移動到了另一側，讓戰鬥機當場撲了空。戰鬥機接著以依舊飛快的速度飛越過整座城市，好不容易才掉頭回來。接下來又是同樣的局面，飛碟輕易地就躲開了戰鬥機。戰鬥機又繞了一圈才飛回來，只不過這次戰鬥機改變了策略，它開始以十分陡峭的方式進行俯衝，想要從這個太空訪客的下方一舉突破，但這第三次嘗試還是徒勞，因為飛碟立刻飛到了另一側，然後消失得無影無蹤...一如既往，媒體對這件事沒有任何報導。”
1955年10月2日，在第一次遭遇過了十八個月後，卡爾突然沒來由地感到自己要趕快開車前往沙漠，在他的妻子和吉姆・斯圖爾特的陪同下，他們決定到時要一起在頭頂星空的環繞下用睡袋過上一夜。他們原本打算要再次造訪沙漠溫泉，但是他們的車子似乎有自己的主意。“經過一陣急轉彎，”卡爾說。“我們來到了一片已經乾枯的小湖床，（現在）我們正置身在滿地的巨岩堆中。就在我坐下來開始思考這裡會不會就是此行的目的地時，車子的引擎居然停止了，（而且）更令人吃驚的是，點火開關已經被關閉了。我們立刻意識到，這裡就是我們該紮營的地方。”
午夜過後不久，一束明亮的藍白色光芒在悄聲無息間開始朝著三個人過來，並且在他們的頭頂上盤旋。雖然很慢，但它正在逐漸下降。“現在我們都起來了，月光映照著這架巨大的飛行器，我們可以直接從下方仰望它的模樣。它看起來就像一個正在緩緩降下的盤子...
這個大傢伙現在離我們的頭頂只剩下不到兩百英尺。我們終於看清楚，飛行器的底圍有三個等距排列的圓形物體，它們不斷在閃閃發光。這架飛行器一直在微幅地上下晃動，彷彿它正在抵消地球的重力。我們可以聽見持續不斷的嗡嗡聲，每次它一晃，嗡嗡聲就會增大，然後再減弱...”
弗雷德里克・安柏（Frederic S. Aber）繪畫的素描
史黛拉驚慌失措地衝向車子，飛行器也立刻迅速升高，但是當他們對它發射信號彈的時候，它又下降了過來。吉姆直接伸手過去觸摸信號彈，讓自己被狠狠地燒了一下，與此同時飛行器則在發出了一束亮光後，消失不見。然後，按照他本人的說法，奇蹟出現了：
“我本來這麼做是為了證明我，吉姆・斯圖爾特，真的在1955年10月2日當天或那天前後的加州沙漠－維克多韋爾（Victorville）南邊的荒郊野外目睹了一架巨大的不明飛行物。最不可思議的是，我本來因為伸手去碰信號彈的燃火而受到了很嚴重的燒傷，但就在那個物體改變了顏色的一剎那，我的傷就全好了...”（註2）
其他人也能為這段非凡的插曲作證，其中史黛拉・安德森的證詞收錄於p.112頁。
接觸
後來在1960年又發生了更進一步的遭遇，這次是實質的接觸。下面的內容出自安德森本人在1966年的演講，並經過我個人的精簡：
“那天晚上——或者我應該說是1960年2月14日的清晨，在尤卡谷鎮以北約十到二十英里的莫哈韋沙漠，我終於親自登上了一艘兩百英尺長的飛船。我在這艘飛船上待了差不多兩個小時又二十分鐘，我也在這段期間得知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訊息。我被告知，我必須將這些訊息轉達給一些偉大的科學家，當我對此提出疑慮的時候，告訴我這些事情的那個人向又我保證，不必擔心任何行程上的開銷，我必須前往德國去跟那裡的一些重要的科學家和物理學家分享自己的所聞所見。
我不明白為什麼我為什麼非得要去別的國家，（還有）為何我不能去找本國國內的物理學家就好，因為正好我曾在1932年或1933年那段時間受聘於萬尼瓦爾・布希博士（Dr. Vannevar Bush，他是核武器研究的重要先驅）門下。
當時他正在麻省理工學院任職，我跟他在馬薩諸塞州貝爾蒙特的一間房子裡同住過兩年。我對他這個人非常瞭解——他絕對稱得上是我們最了不起的物理學家和科學家之一。我對自己為什麼不得不去外國分享這些見聞感到不解，（然後）我得到的回答是，我們這個國家的科學家根本不可能搭理我，因此我一定要去那裡的人們會願意聆聽、能夠理解且接受真相的地方。”（註3）
安德森隨後便在1960年10月17日飛往德國，並參加了一場在威斯巴登舉行的UFO研討會。當天有一名與會者是大名鼎鼎的航天先驅赫爾曼・奧伯特博士（Dr. Hermann Oberth，我也曾在1972年前去德國拜訪過他本人）。奧伯特博士在1955年應沃納・馮・布朗（也是他過去的助手）之邀前往美國，替美國陸軍的彈道飛彈部門工作，甚至是NASA在阿拉巴馬州亨茨維爾的馬歇爾太空飛行中心。之後，奧伯特在1958年回到德國。
推進技術
安德森在1966年的於里諾（Reno）舉辦的另一次研討會上分享了他的外星朋友在1960年2月向他提供的訊息，其中包括了不少關於外星人擁有的推進技術的詳情細節：
“大部分我們可以讀到的關於這些外星飛船的討論——尤其是關於它們的推進方式——基本上都是從電磁場的角度來進行解釋。可是這並非完全正確。其實這裡頭有兩種力在作用。其中之一是電磁場沒錯；但是，還有另一個是非常、非常高壓的靜電荷...正是這種靜電荷會讓飛船降落並觸碰到的灌木和草叢被燒得焦黑。這是數十億伏特的靜電荷，但是由於裡面有別於正常的安培作用，所以它並不會傷害人體。
許多人都很好奇為什麼這些飛船能夠在天空中進行驚人的高速移動，無論是雷達還是其它偵測工具都可以證明這一點，而且它們還能夠實現看似不可能辦到的迴旋動作與急轉彎——還有極速靜止與極速起飛——以接近光速的速度飛行，或是進行九十度或四十五度迴轉。人們認為，單憑血肉之軀根本不可能待在這樣的飛行器裡面，只有機器人能夠承受如此快速的急轉、急剎與急起過程中所帶來的壓力。話是這麼說沒錯，前提是如果外星人使用的仍是地球人理解所及的科技和方法的話。但我們都知道，他們不僅在精神、道德、身體甚至是心理與電子科技，以及其它所有你可以想像得到的方面都比我們要先進太多。
他們所做的無非就是造了輛交通工具，並且運用自然界的力量來把它發動：他們基本上就是在複製一顆星球的運轉方式。我們知道地球旋轉在其自軸上，它本身就是一台巨大的靜電發電機。”（註4）
1952年7月22日在科羅拉多州普韋洛布（Pueblo）的一場商業午餐上，派克峰無線電公司的喬・羅勒（Joe Rohrer）也講述了一個與外星人的推進技術有關的有趣軼事，它能夠印證安德森的一些說法。“一位加州的飛行員告訴我，他曾在1942年有幸參觀一架大型飛碟的內部，他看到了被包裹在金屬外殼中的巨型渦輪，他還發現飛碟的動力是源自於靜電渦輪，它們會製造電磁場，進而產生驚人的推進速度...”（註5）
安德森還瞭解到，有一種“渦輪中的渦輪”是飛船的推進系統的重要環節，也是主要的動力來源。“從本質上來說，這就是一台碩大的靜電產生裝置，”他解釋說。“這些渦輪有的以順時針方向轉動，有的以逆時針方向轉動。當兩股相反旋轉的力達到相當於地球或它們所在的星球（自轉）的速度，並在質量上形成正比的時候，靜電荷就會產生出將其推離地球的斥力。”
“大家都知道地球的周圍佈滿了磁場。現在，如果你置身在磁場裡面，實際上你就是置身在重力場裡面，因為重力、電力與磁力其實都是同樣的東西...當你進入一個重力場，你身體裡的每一顆原子、每一顆分子、每一顆電子就會與周圍的其它所有原子和分子產生同時作用。因此，處於重力場範圍的人既不會感受到任何運動感，也不會察覺到急轉、急停或急起，因為從原子的角度來說，他們實際上已經變成了飛船本身的一部分...
還有一點讓我們的科學家始終搞不明白的是，這些飛船是如何在大氣層中極速飛行卻又不會過熱、分解或燃燒。答案其實同樣是因為飛船運用了自然界的力，飛船周圍的靜電荷——可以視之為飛船的肌膚——產生了電離效應，這就在飛船以外幾英寸的距離裡創造出了完全絕緣的真空，你的飛船在這種真空狀態下永遠不會變熱也不會變冷，而是始終維持著恆定的溫度。
所以，你們瞧，他們已經仔細考慮過了一切。而且他們還說，我們的科學實際上早已有能力發現這些，但這些發現卻一直被我們拒於門外...現在，當我將這些訊息帶來德國以後，我得到了很多物理學家和科學家的真誠歡迎，這些都是曾經在海德堡大學待過的人——他們可能是教員，也可能是顧問。他們完全認可我告訴他們的這些事情。赫爾曼・奧伯特博士還用數學方法驗證了一下，結果他驚呼說：‘我的老天！這可行！我們怎麼會沒想到呢？’”（註6）
奧伯特是為數不多敢於大膽談論UFO這個主題的科學家之一。他在1962年寫下了一篇極具啟發性的文章，其中就提到了那次在威斯巴登舉行的研討會——特別是安德森這個人：
“對於這些所謂的‘接觸者’（那些據稱曾經登上UFO或與外星人交流過的人），”他寫道：“我曾經覺得這些人要不是騙子、神經病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但我必須承認，確實有一些接觸者，尤其是卡爾・安德森給人留下了特別令人信服、合理且有力的印象。懷疑論者應該知道我曾經攻讀過醫學，還在軍方的醫院當過三年的軍醫，我在那裡照顧過精神病患者，所以我可以百分百肯定有些接觸者是完全心智健全的人，他們是真的目睹並遭遇了一些事情...”（註7）
對於外星人是否長得像我們一樣，奧伯特仍有他的懷疑。但有趣的是，他在這篇文章中針對UFO的推進系統作出的解釋，與安德森在1960年的演講中（後來也是奧伯特把演講稿翻譯成了德語）所說的內容有很多相吻合之處，應該說這場演講就是在奧伯特和他的科學同行之間的私人交流會中舉行的。“我們不能獨攬在特定的科學領域有所成就的功勞；因為我們得到了幫助，”奧伯特在幾年後透露說。在被問到是誰提供了這些幫助時，他回答：“來自其它世界的人們。”（註8）
至於UFO目擊事件，奧伯特經過一番研究後的結論是有至少11%的目擊案例違背了所有合理的解釋。“它們不可能是騙局或謊言，因為這些報告都有值得信賴的來源，比如空軍高官、雷達紀錄或可信的照片...除此之外，這些報告也都能互相印證，因此可以推測這些事件背後應該有某種共通的關係...”接著他繼續聊到了他眼裡“最先進的技術”——至少在1962年那時是如此：
“飛碟的飛行姿態總是別有深意；當它們穩定地懸浮在某個地方時，它們一般都會保持水平狀態；而如果它們想要高速飛行，它們就會傾斜機身，並以較寬的一面朝前飛行。
在比飛碟本身的光亮還要強烈的陽光直射下，它們會散發出具有金屬感的光澤。到了夜晚，如果是在需要用上一點點推進力——比如要懸停的時候，它們則會變成深橘色或櫻桃紅色。它們在這種時候幾乎不會發光。如果要動用到更大功率的推進力，它們的亮度會明顯增加並呈現出黃色，繼而是黃綠色，然後是像銅焰般的綠色，在速度達到最快或急劇加速的時候則呈現白色。它們也可能會突然變暗或變亮，甚至直接消失...
如果我們願意承認UFO也是一種機器的可能性，那麼我們還可以繼續假設幾點：
它們應該是通過人造重力場來進行飛行，這可以解釋它們為什麼能急劇切換方向，假如人類製造的機器也像UFO那樣突然改變方向和速度，裡面的乘客恐怕只會被猛烈地壓在牆上，甚至是當場被壓扁。但是，人造重力場的存在意味著乘客可以跟飛行器一同進退，兩者之間不會產生任何牽引力（由飛行器、機器或人體本身施加的拉力）。這個假設還可以解釋為何飛碟在離開地球後會集合在一艘圓柱形或雪茄形母艦身上，因為這樣一來，所有的飛碟便只需要共用一個重力場就行了。
它們產生的高壓電荷會推開空氣，所以一開始它們不會發光，強烈的磁場將會影響高空中的電離空氣，這首先可以解釋它們閃閃發亮的原因，所以就連我們自己製造的電感機器在黑暗中也會發光。其次，這也可以說明UFO是如何進行安靜無聲的飛行。我們的噴氣式飛機往往會造成很大的噪音，這是因為它們在原本平靜的空氣中移動時帶來了劇烈的擾流。但是，UFO不會在周圍產生擾流，因為它與身旁的空氣維持相同的速度，而且空氣流動的速度也不會隨著與UFO之間的距離變化而改變...最後，這個假設亦解釋了有時但並不總是可以在UFO周圍觀察到的強力電磁效應...”（註9）
殖民地
安德森接觸的這群外星人聲稱他們來自火星，他們還表示地球早在數千年前就已是兩個互相通婚的外星種族的殖民地。這兩個種族也是那些巨大的金字塔真正的建造者。“基本上，金字塔是為了產生能量而建造的，當飛碟從外太空降落的時候，這些能量就可以替它們充電，”安德森在1966年的演講中解釋說。“來自宇宙的能量射線會匯聚在金字塔身上，（並且）這些射線將不斷轟擊金字塔的塔面——它們均是以最完美的角度來設計——然後再透過金字塔的塔頂輻射出去，其範圍甚至可以遠至外太空數百英里，就像一個超大的探照燈發出的光束一樣，只不過這是一種肉眼無法看見的光束。外星人會將飛碟懸停在這種光束上，好為他們的交通工具充電。
這就是為什麼金字塔遍佈在地球各地的原因——你可以把它們的分佈連成一個圓圈。中國有金字塔，南美洲有金字塔，到處都有金字塔，（建造）它們的目的都是為了要給飛碟充電，因為飛碟身上的能源在經過大老遠跑來，現在又要重新回去的時候早已不夠用了。正如我之前所說，‘渦輪中的渦輪’是一種靜電製造裝置，要驅動它顯然需要某種動力，我得知飛碟上的中心軸柱，也就是兩個渦輪的樞軸才是真正的能源來源。這是我們目前仍不理解的一種電池形式，它可以一直持續運行五十年、一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但最後它們也還是需要充電。
還應該注意的是，許多飛碟都喜歡在山區徘徊——尤其是洛基山脈，那個地方恰好富含了大量的石英或含有石英晶體的花崗岩。石英晶體是取之不竭的能源來源；可以說它就是一種永遠不會耗盡的電池。因此，遍佈山區的數百萬個石英晶體都可以成為能源來源，特別是山峰的形狀或多或少類似於金字塔形，所以可以達到與利用金字塔充電相似的效果。”（註10）
喬治・范・塔塞爾（George Van Tassel）是那個時代的另一位接觸者，儘管我個人對他的一些陳述尚有疑慮，但他在1953年8月與一架飛碟及其上面的駕駛員——“索貢達”（Solgonda）——的接觸卻仍值得一提。
在展示了一個長寬二乘二英寸、厚約半英寸，帶有圓角且掛在脖子上的小型設備後，這個設備可以使外星人隱形，索貢達接著繼續示範了該如何為這個設備充電：
“突然間，他打開了設備上的兩個相對的端點，並將其對準山上的花崗岩。我看見一束鉛筆大小的光束開始銜接在設備與高山之間，他告訴我這是在為它充電。他說他們還可以利用花崗岩來替其它各式各樣的裝置充電，這都該歸功於花崗岩中的石英晶體產生的壓電效應。
當他們按壓裝置的兩邊來使‘水晶電池’放電時，裝置就會將電荷釋放入他們的電體（electric body）或光暈（aura）中，進而導致他們周遭的光線被扭曲，這樣一來在旁人眼裡他們就隱形了...”（註11）
安德森聲稱與他成為朋友的那三個外星人——他們分別是兩男一女——看起來就跟地球人一般無二。“如果你在街上與他們擦肩而過，或是在餐廳裡坐在一起，你根本不會感到有任何異狀，”他說，也許唯一的不同就是他們擁有心靈感應的能力。“他們會講所有語言，因為他們都是偉大的心靈感應者。如果你問他們一個問題，在你把具體的詞彙講出來之前，他們就可以先回答你了。”（註12）
我曾在《外星人的基地》一書中介紹過艾伯特・柯伊（Albert Coe）引人入勝的故事，他是另一個據說與外星人有過數次往來的接觸者，他的故事要從1920年的加拿大開始說起。柯伊從他的外星朋友（後者既可以住在火星也可以住在金星上）那裡得知，他的族人早在一萬四千年前就對地球進行了殖民活動，因為他們的母星——一顆圍繞著距離地球大約十一光年的天倉五旋轉的星球——不幸毀滅了。當時唯一的辦法就是找上另一個擁有類似環境星球的恆星系進行大規模移民——當然，這指的就是我們的星球。在成功完成對地球的探勘任務後，在此期間他們還與克羅馬儂人有過短暫的互動，探險隊就先折返了一趟，後來殖民地球的決議正式確定，不幸的是，他們只有一艘巨大的太空船成功死裡逃生，其餘的都不慎被吸進了我們的太陽裡，他們也因此被迫定居在火星上。他們努力克服了艱困的自然環境，然後在金星的高地建立基地，但大部分的基地還是在地球（註13）。
火星和金星經常被“接觸者”宣稱是外星人居住或建造基地的地方。然而，大部分的天體物理學家都認為火星的大氣層太過稀薄又太冰冷，而金星的大氣壓力又足足是地球的九十倍，平均氣溫更是高達攝氏四百六十四度（華氏八百六十七度），還有大氣中那驚人的二氧化碳濃度（97%）——更何況那裡還沒有水。正如我們接下來即將看到，有些人卻對這些結論抱持著不一樣的看法。
退休鐵路工人塞繆爾・湯普森（Samuel E. Thompson）也許是第一個公開聲稱自己接觸過來自金星的外星人的人，他告訴記者他在1950年3月38日晚上開車要回到他在華盛頓州森特勒里亞（Centralia）的自家途中，在穿越橫跨莫頓市（Morton）和米納勒爾（Mineral）的林區的時候遇見了一架巨大的飛碟。在飛碟的入口坡道旁邊有兩個赤裸身體、皮膚黝黑且留著一頭長及腰間的深金髮的孩子正在玩耍，湯普森慢慢接近到了距離飛碟只剩五十英尺的地方，他可以感到受飛碟散發出的強烈熱氣。接著，又有幾個同樣赤裸的成年男性和女性——他們長得都很像人類，面容姣好，五官精緻且膚色黝黑——出現在了飛碟的入口處。他們甚至主動招呼湯普森靠近。
湯普森聲稱，他在接下來的四十個小時裡是跟二十名成人和二十五名孩童船員一同度過的。正如研究人員傑羅姆・克拉克（Jerome Clark）報告說，湯普森發現他們“十分憨厚，卻非常快樂、開朗且和藹。”外星人說他們以金星為家，偶爾也會在地球上駐足，雖然有其它金星飛碟遭到了我們軍方的開火攻擊。在告別之前，湯普森表示他想回家去拿照相機來拍幾張照片。他在重新回來後曾嘗試給飛碟拍照，但這就像“試圖給太陽拍照一樣徒勞”。這群外星人自己不願意被照相，他們告訴他說他可以隨時與他們聯繫，只是有些東西他不能說出去。“要是我說出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他對肯尼斯・阿諾德（那位在1947年6月24日飛越華盛頓雷尼爾山的時候目擊到九架飛碟的飛行員）和他的妻子多莉絲（Doris）說。“我就再也不能再見到那艘飛船了，因為我無時無刻都被緊盯著。”（註14）
本案例後續還有更多十分荒唐的證言，更不巧的是它們首次公開的時間還是1950年4月1日（註15）。儘管湯普森的證詞有很多實在令人覺得無法相信的地方，阿諾德仍然對他表現出的真誠感到印象深刻（註16，順道一提，阿諾德當時是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承包商，1947年6月12日在莫里島有幾名目擊者看見六艘飛船在華盛頓吉普特海灣的上空盤旋——並且一邊噴發出“爐渣”——這些爐渣大部分都已在阿諾德的目擊事件發生的三天前被回收完畢，並交予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進行研究分析）。
火星
移民美國並在曾以美國空軍的身份被派駐德國的弗雷德里克・斯特克林（Fred Steckling）既曾做過廚師，也當過飛行員（我本人還與他一起飛過呢），而且他還是喬治・亞當斯基的摯友，亞當斯基是最早宣稱曾與來自火星、金星及太陽系的其它地方的外星人接觸的人之一。對於火星的氣候，弗雷德里克曾告訴我一些不太一樣的說法，當時我們正在加州見面，一個月後維京一號就在1976年7月正式登陸火星。“在火星，”他開始說。“他們拍攝了沙丘的照片，那裡有一片論面積和高度都跟科羅拉多州的沙丘相去不遠的地帶。這一點讓科學家感到十分莫名，理論上火星的大氣只有地球的百分之一，它的風力應該不足以產生那樣的沙丘才是。”火星上的陣風最低每小時只有四英里，最高則是五十英里，偶爾才會有三百英里的狂風。考慮到後者的風速，沙丘有可能在這種極端條件下形成嗎？弗雷德里克提出了另一種關於大氣的觀點，要判斷這種觀點的真偽就更不容易了。
“他們在火星的早晨拍到了彌漫於山谷間的大片霧氣。我的飛行員手冊上有寫，只有當溫度與濕度達到同一個值的時候才會產生霧，所以那一個值又被叫做霧點。所以，如果溫度低於冰點就產生不了霧：必須要高於冰點才有可能出現霧氣，而且溫度與濕度要相等。假設現在溫度是四十度——顯然高於冰點——然後濕度也是四十度，這樣你就有霧了...如果溫度低於冰點而濕度很高，那也還是不會起霧。如此說來，要是火星上有那麼大片的霧，這就說明那裡一定有溫度足夠的適當地區。可是直到目前為止，他們還是根據所謂維京號的探測結果告訴我們，火星太冷了，那裡的的溫度常年低於零下二十、三十甚至四十度。”（註17）
《航空＆航太》（Air & Space）雜誌在2012年的一篇文章中聲稱火星的平均氣溫是華氏負八十一度（攝氏負六十三度，註18），而NASA的火星探測任務網站則指出火星的赤道在夏季時的正中午最高可以達到華氏七十度（攝氏二十度），至於兩極的溫度最低可達華氏負兩百四十三度（攝氏負一百五十三度）。“中緯度地區的平均氣溫為攝氏負五十度，夜間最低溫度可下探至攝氏負六十度，夏季中午的最高溫度則為攝氏零度。”（註19）
接觸者阿波利納爾・維拉（Apolinar Paul Villa）曾在20世紀60年代的新墨西哥州拍攝了許多清晰的外星飛行器彩色照片，他也與這些飛行器的船員有過一系列近距離接觸，他本人曾在1976年告訴我，火星是他的外星接觸對象的基地。外星人聲稱火星地面上的氣壓相當於地球上海拔一萬兩千英尺高的地方，所以火星是可以允許生命存在的：比方說，像仙人掌和其它植物就可以在那裡落地生根（註20）。
勞埃德・伯克納博士（Dr. Lloyd V. Berkner）曾在1946年就任聯合研究與發展委員會（Joi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oard，這個委員會的領導就是萬尼瓦爾・布希博士）的執行秘書，後來他也成為了絕密組織MJ-12（Majestic-12）的一員，並擔任過政府和其它有關機構的太空計劃——包括外星人問題的顧問。據亞當斯基的另一位好友卡羅爾・霍尼（Carol Honey）向我透露，他曾在為休斯飛機公司工作期間偷聽過伯克納的一次閉門會議。這場會議的主題是火星。“伯克納說火星上的大氣，基本上就跟你可以在南加州穿著輕薄襯衫到處跑的那種環境沒什麼兩樣，他非常肯定地表示你可以在火星上自由漫步與呼吸，要知道說出這番話的人可是艾森豪的太空顧問...”（註21）
金星
至於金星，艾伯特・柯伊的外星朋友曾在1921年向他解釋說，儘管這顆行星從演化過程來說要比地球年輕，“不過金星上地勢較高的地帶與地球的環境其實並沒有相差太多。”金星只有百分之十的土地屬於高原地形，這顆星球上的最高點叫做麥克斯韋山，較金星自身的“海平面”要高出三萬五千四百英尺，它還有一片海拔兩萬七千英尺、面積相當於澳洲的地區叫伊絲塔地。無論如何，外星人似乎能夠利用他們的先進科技來改變任何艱險的環境，所以那裡的高地地區的環境不管再怎麼極端，似乎實際上都沒有我們想像得那麼糟糕。
首屈一指的行星科學權威卡爾・薩根曾提出“地球化”（terraforming）的概念——意思是要將特定的藻類培植到金星的大氣環境下——“以便將金星目前極端惡劣的環境重新打造得更加適宜人居。”（註22）
弗雷德里克・斯特克林在他的《他們為何而來？》（Why Are They Here?）這本書中敘述了他在華盛頓特區的市中心與外星人見面的情形，其中一次會面是發生在1966年3月19日。他們這次的交流主要是圍繞著俄羅斯的金星探測器，也就是剛剛抵達那顆星球的金星二號跟金星三號：一噸重的金星三號在3月1日成功將一個兩倍足球大小的探測器彈射到金星的大氣層，並且讓它搭著降落傘實現了軟著陸——這是人類史上第一個成功登上其它星球的探測器。據報導，後來它並沒有傳回任何訊息。然而，根據那名外星人的說法，這個小型探測器實際上一直有在發送無線電信號，而這些信號顯示出的內容完全動搖了我們的科學家先前對這顆星球抱持的觀點（大概也是因此所以都被瞞下來了）。他繼續解釋說，金星有一層可以抵禦宇宙射線的“磁盾”，它同時還能“確保高溫如常，保護上部電離層中的天然電層。這道保護性的磁盾是金星的居民設計的產物。”我們從弗雷德里克的話可以得知，外星人看來是有能力利用磁盾來把輻射水平降低到不傷及他們的程度（另外，金星的重力是地球的91%，所以金星人的體重在地球上應該會變重）。
在這次會面發生前不久，弗雷德里克才剛向包括《華盛頓郵報》在內的幾家報社寫了信，在信中他對有關於金星的一些既有發現提出了質疑。1962年末，美國的太空探測器水手二號在飛越金星後回報的結果顯示該星球的表面溫度高達攝氏四百二十八度（華氏八百零二點四度）——甚至要高於鉛的熔點。在蘇聯的金星三號實現軟著陸後，《華盛頓郵報》評論說：“我們的科學家對這一成就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因為他們不確定那架探測器是否有經過徹底的消毒，他們也擔心消毒不全殘留在探測器身上的地球細菌可能被因此帶去金星，進而危害到我們在金星上尋找生命的可能性。”
“我要公開質問我們的科學家，”弗雷德里克語帶挑釁地說。“他們到底期待能在表面八百度的高溫環境下找到怎樣的生命？大家都知道水的沸點是華氏兩百一十二度，光是這種熱水就足以將細菌殺抹乾淨，既然如此，幹嘛還要對探測器進行消毒呢？”這封信後來並沒有被刊登出來（註23）。
在這裡我要補充，弗雷德里克的兒子蓋倫（Glenn）目前正在美國的一家航空公司擔任飛行員，他也有數次的外星接觸經驗。
另一個在這段時期出面表示自己接觸過金星人的人是一位美國的准將。在一封寫給丹麥皇家空軍（1949－1976）的高級空中交通管制官員漢斯・彼得森（Hans C. Peterson）的信中——後者也是喬治・亞當斯基在丹麥的友人——這位將軍透露說：
“對於那些太空船和他們的船員，也就是俗稱的‘飛碟’，我的確有話要說，同時我也要拜託同樣作為資深老兵的你不要洩露這個消息的來源。首先我要說的是，在十一年前的一天深夜，我在一間店裡忙著我的印刷工作，搞得很晚才終於結束。他們就是在這時走到店門口，意思是要我開門，他們一進來後就開始東張西望，期間他們都一語不發，並且示意我出去。我一走出去，就看見在我頭頂上幾英尺高的地方有一個龐然大物。
接下來我被帶到船上，並且經歷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的心靈感應體驗，儘管只有短短幾分鐘，但我卻接收到了非常豐富的訊息。之後他們就離開了，不過他們也承諾很快會再來。果不其然，他們信守了諾言——我甚至可以說在過去十一年來，他們已經反覆信守這個諾言有好幾百次了。
他們要求我去與許多國家和宗教的領袖一起扮演他們的聯絡人，而且除非得到他們的允許，否則我的身份必須繼續保密。你應該可以理解，要是我的身份和職業都被公開出來的話，將來我就再也不會有片刻喘息的空間了，這無論是對他們還是對我要處理的問題而言，都沒有任何益處。
現在來談談他們為何能說著一口流利的英語吧。如果兩千年來你一直都在持續不斷地光臨金星，就像金星人一再光臨地球那樣，並且已經把金星上的每一種語言都聽到耳朵快長繭的話，你還覺得自己會說不好一口流利的英語嗎？他們彼此只須透過思想即可互相溝通，但鑒於我們地球人的習慣，他們非常完美地學習了我們的語言，如果有金星人在你的店裡、家裡或大街上與你交談，你根本不會發現他其實不是人類，而且若真要從外觀上來區分的話，最大的不同也許只有他那無比俊俏的面容和無可挑剔的身體比例...”
自從俄羅斯和美國——或是其它任何國家——陸陸續續向金星派出探測器以來已經過了二十五年了。然而，NASA在2009年底向科羅拉多州大學博爾德分校提供了三百三十萬美元作為資金，以資助後者展開針對金星登陸計劃為期一年的概念研究，好“分析金星的表面環境、氣候與大氣演變，並預測其在太陽系的最終命運會是如何。”這個計劃的負責人是博爾德分校的拉里・埃斯波西托教授（Larry Esposito）。作為博爾德分校的地表與大氣化學資源探索計劃（SAGE）的一部分，他們有意將一架探測器發射至一座名叫梅莉凱山的活火山的側面，其全長約兩百英里，海拔四千八百英尺。一旦探測器順利就位，機器就會開始對著地面往下挖掘約四英寸，然後“用兩束雷射和一根能夠發射大量脈衝的真空管粉碎土壤，以便將地表的表面成分和質地信息數據回傳給探測器。”2011年的一篇報導說道。該探測器能夠在金星極端惡劣的環境下持續運作三個小時甚至更長的時間。“金星從它形成以來就一直是一個非常惡劣的環境，”埃斯波西托說。“金星的表面壓力是地球的一百倍，氣溫更是堪比一台自潔烤箱...”（註24）
根據噴氣推進實驗室（JPL）的行星科學家蘇珊娜・斯姆雷卡（Suzanne Smrekar）的說法，在金星的表面上方約八英里處有著非常稠密的二氧化碳氣層，幾乎已經到達了“超臨界流體”（supercritical）的程度。“超臨界二氧化碳是一種可以腐蝕金屬的氣液混合物，SAGE所要研究的就是該如何避免這些麻煩的氣液滲透進密閉裝置，”山姆・基恩（Sam Kean）解釋說。“為了防止被那一千三百磅/平方英寸的大氣高壓直接壓扁，探測器將設計成接近球形...如此厚重的大氣倒是有一個好處，那就是它可以在探測器降落的過程中形成緩衝作用。探測器在金星上至多只能以每小時二十五英里的速度降落——這是很慢的速度，以至於當探測器來到距離地表還剩下四十二英里的時候，甚至都不需要再繼續用上降落傘了。”
“氣溫可以立刻置你於死地，”斯姆雷卡說，她還補充說，為了保護電路和電池，她跟其他人一直在反覆測試最先進的絕緣材料，例如硝酸鋰。但是絕緣措施再怎麼精心準備都不夠，行星科學家馬克・布洛克（Mark Bullock）就指出，探測器還需要有自主“冷卻”——即多級製冷的功能才行（註25）。
金星真的是一個人間煉獄嗎？面對這些接觸者、“金星人”或是腳踏實地的科學家，我們到底應該相信誰才好？關於金星的官方說法是否一直以來都被故意扭曲了？除了弗雷德里克・斯特克林以外，其實還有其他人也對官方的觀點提出了質疑。我跟約翰・李爾（John Lear）是在1990年第一次見面，他曾經是一名飛行員，在許多不同的國家/地方駕駛過超過一百六十種不同類型的飛機。作為李爾噴氣機的設計者－威廉・李爾（William P. Lear）的兒子，他是唯一獲得了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前後頒發過的每一張航空證書的飛行員，他甚至還為CIA執行過多次任務。李爾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對UFO與太空計劃產生興趣，他靠著關係瞭解到了很多NASA的內幕，尤其是關於金星的知識，詳見下述：
“NASA這個機構在20世紀50年代末成立的目的，就是刻意為了要對所有有關於外太空生命、外星飛船的資訊進行分隔化、保密與審查，”李爾在2003年接受亞特・貝爾（Art Bell）採訪時表示說。“我們將NASA兜售給公眾，再宣稱所有資訊都會自由的開放給公眾，但其實世人真正得到的都只是九牛一毛，甚至是經過密集審查過後的資訊。
我們首要的目標就是要阻止公眾發現金星其實與地球非常相似，就連住在它上面的居民也與我們十分相近，只是他們的科技水平更高...自從俄羅斯和美國先後派出了金星一號與水手二號以後，我們就一直努力要使公眾相信金星的表面就像是被融化的鉛一樣，到處都遍佈著火山，還有那氣壓九十倍於地球的金星大氣層更是充滿了致命的硫酸，其實我們已經吹牛吹得太過頭了，反而令我們納悶的是，怎麼都沒有人質疑是哪門子的降落傘可以承受住金星八百度的高溫。”
在我待了十四年的倫敦交響樂團裡有一名團員曾在20世紀70年代從他的一個科學家朋友那裡得知，在西德有一個絕密的美國/德國太空研究中心有一位主任實際上就擁有金星血統。我的這個團員還告訴我，在那個太空研究中心裡也只有少數幾名科學家知道這件事。這位主任提供的信息對他們的研究工作有著無可估量的重要性，我個人認為這應該事關某種地外接觸計劃。我的這位朋友在20世紀80年代曾有幸與那位主任共進晚餐，同行的還有他的那個科學家友人，他對主任表現出來的“氣質”感到十分折服。就像“遠方之友”（參見第十三章）的那些外星人，這位主任也很喜歡大啖美食與品嚐美酒。很有意思，不是嗎？
早期的滲透
1921年，十七歲的艾伯特・柯伊被他三百四十歲（！）的外星朋友告知，早在1904年，外星人就已經偷偷派出一百個他們自己的人以人類嬰兒的身份來到地球。“在這每個嬰兒的大腦裡都被植入了一個小玩意，它可以記錄嬰兒所看到或所做的一切，”柯伊告訴著名的研究人員與心理學家伯托爾德・施瓦策（Berthold Schwarz）說。“沒有任何人類知道這件事。”後來，這些外星人在長大成人後便開始活躍於地球上的每個主要國家。他們最關心的問題是，我們距離發現原子的秘密幾乎只剩臨門一腳，但這卻可能會對我們腳下的這顆星球帶來無法挽回的後果。
“你們才剛剛結束一場世界大戰，”那名外星人解釋說：“現在你們的每一場戰爭都比上一場要更加殘酷而具破壞性，一旦你們破解了原子的奧祕，我們完全可以預期到你們會拿它來做什麼。這也是我們來到這裡的原因之一。”柯伊在數年後獲悉，眼見核實驗不斷升級加劇，憂心忡忡的外星人在1955年建立了一道中和屏障，“以防止萬一我們的核試驗失控的話，不會產生可怕的連鎖反應。”舉例來說，1964年的時候曾有一枚核武器在大氣層上方試爆，要不是因為有中和屏障的關係，它本來非常有可能會導致無法挽回的結果（註27）。
個人遭遇
許多年前，我曾與盧・金斯塔格（Lou Zinsstag）合著過一本探討亞當斯基其人、分析他各種陳述真偽的書（註28）。盧——她本人是卡爾・榮格的親戚——曾經也是亞當斯基在瑞士的代表，她也像其他很多代表一樣，與生活在我們中間的外星人有過直接遭遇。1952年11月20日，亞當斯基的第一次接觸發生在加州的沙漠中心（Desert Center）附近，當時有六名友人就在遠處目擊了該事件。那次與亞當斯基接觸的外星人——他的名字叫做“奧森”（Orthon）——宣稱自己是來自金星。我自己也認識其中兩位目擊者（愛麗絲・威爾斯〔Alice Wells〕和露西・麥金尼斯〔Lucy McGinnis〕），我認為她們說的都是實話，她們後來還為這起重大事件簽署了一份宣誓書（註29）——而這起接觸事件的重要性或許遠遠超過我們所想，這我會在後面的章節討論。
儘管我在《外星人的基地》和《亞當斯基》兩本書中都已經做過介紹，不過礙於兩本書都已絕版，我想我還是在這裡再重新介紹一下我本人與外星人在美國的兩次接觸經歷吧。第一起事件是發生在1963年11月13日，當時我正跟著皇家愛樂樂團一起巡迴演出。我們一團人擠上三輛遊覽車，從圖森（Tuson）出發要前往洛杉磯，路程大概有五百英里，之後我們先在一間靠近亞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亞州州界的餐廳稍作休息。我和三名團員一起坐在一張桌子旁，看著眼前一群正在排隊的客人，我的目光立刻被一位異常優雅、留著金色短髮且皮膚細膩雪白的嬌小女孩給吸引了。我忽然覺得她或許就是隱身在我們之間的外星人也說不定，於是我在心裡向她傳達了一個有點唐突的問題：“妳是來自另一顆星球的人嗎？”
我沒有得到任何回覆。但是當她排完隊要離開時，她突然朝著我們這一桌的方向走過來，並且對我可愛的微微一笑，接著是親切的一鞠躬，過程中她依然還是帶著一張“面無表情”的臉。我的團員都被她的舉動弄得一頭霧水。後來，我想起亞當斯基曾描述過他在1953年2月登上一艘大型母艦的時候看見的一位女船員，他說她有著“近乎透明的皮膚。”（註30）
我已不記得那家餐廳的確切位置，但我還有印象，在我們搭上遊覽車繼續出發前，附近高速公路上的一個路標上面表示著那地方是沙漠中心。我原本打算趁著我們一團人短暫造訪洛杉磯的時候去維斯塔拜訪亞當斯基，可惜由於我的日程安排喬不攏，所以沒能成行。
1967年2月，我與倫敦交響樂團一起受邀在紐約的卡內基音樂廳進行表演，我們還有一位特別嘉賓是偉大的俄羅斯鋼琴家羅斯托波維奇（Mstislav Rostropovich）。那時我才剛剛認識亞當斯基的好友，瑪德琳・羅德弗（Madeleine Rodeffer），她曾經（與其他人）和亞當斯基一同在她在馬里蘭州銀泉市的自家草坪上近距離目睹了經典的亞當斯基式飛碟降落。亞當斯基甚至在1965年2月26日為飛碟拍攝了一系列的八毫米膠片。據瑪德琳告訴我，她曾與住在華盛頓特區的外星人有過多次接觸，她還建議我在回到紐約後不妨試試透過心靈感應來尋找他們。因此，趁著一天傍晚開始排演和正式演出之間的空檔，我坐在第七大街五十六巷的喜來登飯店的大廳裡，開始在心裡默想了一個心靈感應式的請求：“如果你們有任何人在紐約附近，請過來坐在我旁邊並證明你們真的是外星人。”
大約半小時後，有一個人走進了大廳，他的舉止格外引起我的注意。這個人身穿炭灰色西裝，搭配白色襯衫跟一條深色領帶，十足像是個來自麥迪遜大街的生意人。他戴著一副有框眼鏡，看上去年約三十五歲，身高五尺十寸，他的頭髮是略為捲曲的金髮，膚色則是樸素的橄欖色，他的身形比例也十分完美。他坐到了我旁邊，從他的公事包拿出一份《紐約時報》，然後故意心不在焉地隨手翻了幾頁。在他將報紙摺好後，我又通過心靈感應問他是否真的是來自另一顆星球，如果是的話，希望他能用右手的食指碰一碰鼻子的右邊——而且我依稀記得——我還請他能保持這個動作一小會兒。我才剛傳達完這個念頭沒有多久，他就真的如實地通通照做了。
我嘗試想要進行更多心靈感應，但後面都沒有什麼結果。最後，他站起身來走到櫥窗前，用一種十分嚴肅的神情直視著我，然後他就走出飯店朝第七大街去了。從此以後，我再也不曾見到這個人。常有人問我為什麼不試著跟他攀談，對此我只能回答，在那個當下我覺得這麼做並不是很合適。我認為，如果我們真的要展開一場對話，那主導權也應該在他手上才是。
“地球在宇宙中的未來”
在那次經歷以後，我又有了兩次特別的際遇，它們都再次印證了我一直以來深信不移的信念：外星人就生活在我們身邊，而其中一次際遇就發生在波蘭的弗羅茨瓦（Wrocław）。當時我應研究人員賈努斯・扎戈爾斯基（Janusz Zagórski）之邀參加了在2006年5月6－7日間舉辦的“UFO X座談會”（“X”在這裡代表的意思是“第十次”）。我也很榮幸能夠在座談會前一天晚上以特別來賓的身份，受邀在約瑟夫・杜德卡教授（Jósef Dudek）的沙龍俱樂部上主持一場關於UFO的討論會，杜德卡教授本人任職於弗羅茨瓦大學，他是一位有名的數學家與人文主義者。這個名氣十分響亮的沙龍俱樂部致力於“探討各式各樣的學問，以及各行各業的代表都會感興趣的話題，讓弗羅茨瓦的科學、政治和文化精英能夠一同在此暢所欲言。”這個俱樂部的成員（粗估）大概有七十人左右，其中包括醫生、軍人、政治家、心理學家還有科學家，其中也有些人是退休人士。
在被俱樂部主席介紹上台後，我從傍晚七點整開始一邊放映幻燈片、一邊進行我的演講，演講計劃要持續三十五分鐘。之後會有四十五分鐘的休息時間，大家在這時可以互相討論或品嚐茶點。
我從傍晚的時候就開始注意到有一位聽眾穿著的特別整齊且規矩，他坐的位置距離我大約有十英尺。他的身形略高，約五尺十寸，身穿深灰色西裝、背心、白襯衫並打上了一條深色領帶。他無論是膚色還是髮型都很像是我在紐約碰見的那個人。我嘗試想要發出心靈感應——然後什麼結果也沒有。
在休息時間結束後，聽眾紛紛重新各就各位，我順手拍了幾張照片，希望能夠拍下那名男子的模樣。我成功拍攝了幾張坐在我右邊的聽眾的照片，但就在我要改拍左邊的時候——這也是那名男子所坐的地方——後面卻有人忽然說“演講者，這裡謝絕攝影。”於是我連忙道歉——對在場的所有人。
之後爆發了一場激烈的辯論，我永遠也不會忘記裡面有個心理學家生氣時的模樣，他真的氣到臉色都發紫了，然後是退役的波蘭空軍軍官約瑟夫・馬基拉少校（Jósef J. Makiela）出來反駁並強調軍方對這個議題的重視程度，他還介紹了他認識的一個飛行員就有過近距離接觸的經歷。
這些參加辯論的人的發言都沒有超過五至七分鐘，期間我既可以聽到英語，也可以聽見波蘭語。我的左手邊還坐著一位專業的即時女翻譯。入夜後，那名不尋常的男子忽然站起身來，按照慣例先自我介紹了他叫什麼名字（可惜我沒聽清），然後又交代他的身份——“醫生”。接著，他開始就“地球在宇宙中的未來”這個主題侃侃而談了起來，我則在一旁聽得津津有味。
討論結束後，我朝那名男子走過去並伸出我的右手，他快速而無力地碰了我的手一下，但沒有握手。“我覺得你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我說。他沒有任何回應，但是他一直直視著我，他的淡藍色眼睛一眨也不眨，臉上沒有任何表情。我把我的名片交給他，然後他就離開了現場。在結束了討論與來賓交談環節後，現在時間差不多已是十一點，我回到了當初經東道主伊瓦娜（Iwona）和弗朗西絲・奧爾博斯基（Franciszek Oborski）推薦的一家弗羅茨瓦的郊區酒店，它在以前曾經是沃伊諾維采城堡（Wojnowice Castle）的一部分。在這趟二十五公里的旅程中，我還不斷在回想那個不尋常的男子說過的話。
我們跟幾名與會者一起喝酒，繼續徹夜閒談。我馬上把話題轉移到了那名男子，弗朗西絲告訴我那個人經常參加沙龍，而且總是會說出一些有趣的東西。“你們對他不久前的討論還有印象嗎？”我問。結果，似乎沒有人——包括我自己——能說出什麼所以然，我們都只記得他說了一些與地球在宇宙中的未來有關的事情。但無論如何，我實在對那名男子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後面我努力想要搜尋各種證據的嘗試都是無功而返。我曾請求一位經常替沙龍俱樂部拍照的攝影師發給我一些當天現場的照片，但他我始終沒有收到他的回信。賈努斯・扎戈爾斯基為我寄來了幾張照片，遺憾的是，它們沒有一張有拍到那名男子。此外，杜德卡教授的沙龍通常會記錄當天的討論情形，演講者也有權獲得紀錄副本，儘管我提出了請求，但最後還是石沉大海（也可能那天的活動根本沒有錄音）。弗朗西絲主動提議要調查那名男子的背景，沒想要因為當時她的身體狀態已經不是很好，所以沒幾年她就不幸去世了。
不管這個不尋常的男子究竟有什麼背景，我始終覺得他應該就是隱身在我們身邊的外星人之一。我感覺他似乎是以一種淺移默化的方式在我們腦海裡留下了一些關於地球未來的重要訊息的朦朧印象，然後他又以某種方式“抹去”了我們的記憶。或許只是暫時抹去而已。
帕洛馬山
喬治・亞當斯基的許多同事和朋友的接觸或目擊經驗，都是發生在他們登門拜訪他在加州帕洛馬山，位於山谷中心的帕洛馬谷地的家的時候。艾倫・托爾曼（Alan G. Tolman）就是其中之一，他曾以第三營大兵的身份參加韓戰，他也是海軍陸戰隊第七軍團、海軍第一陸戰師的團員，那時他就已經目擊過了UFO一次。之後他從事了六年的航天研究，包括在加州的道格拉斯飛機公司工作，他在該公司的實驗部擔任電工。1955年10月，他正一個人在機庫裡工作，為一架道格拉斯空中火箭飛機（Douglas Skyrocket）裝設特殊攝像頭，突然有兩名情報人員前來找他，其中一個人來自CIA（亨利・哈維・海恩斯〔(Henry Harvey Hennes〕），另一個人（姓名不詳）來自海軍情報局。他們不知道是靠著什麼管道掌握了托爾曼的行蹤。
“他們兩個人鼓勵我詳細交代事情的來龍去脈，讓我的經歷可以被更多人知道。”托爾曼說。“他們告訴我，CIA內部傳閱著總共三卷的《情報摘要》，它們包含了對發生在世界各地的目擊事件的介紹與照片，（而且）裡面還提到有來自其它行星的人們正在監視地球。”後來，美國海軍上將（現已退役）C.S・弗里曼（C. S. Freeman）在他寫給托爾曼的信中證實了《情報摘要》的存在。現在我手上也有那封信的副本。
大約就在同一時期——1955、56年——托爾曼也去拜訪了亞當斯基。“喬治在離他家不遠的一處空地圓頂上架設了一副十五英寸的牛頓反射鏡，他還有一副六寸的牛頓望遠鏡，它可以跟一台三英寸寬四英寸長的德製平板玻璃照相機配合使用，他在20世紀50年代初就是用這台相機拍下了飛碟的照片。有天晚上，喬治讓我玩玩看他的六英寸望遠鏡，他則在一旁跟朋友聊天。
當我通過他的望遠鏡向外眺望的時候，我的視野範圍內忽然出現了一道‘偏藍色’的條紋，它一下在我的左方，一下又跑到我的右方，最後一路來到了喬治的十五英寸望遠鏡所在的空地。我立刻把頭抬起來，卻什麼也沒看見。突然，我在那十五英寸望遠鏡的方向附近看到了藍白色的耀眼光芒，那是一道橢圓形的光芒。在我和那架飛船之間有一片樹林，樹木的輪廓在亮光的照耀下頓時間變得清晰無比。
我決定朝飛行器的方向走過去，而且我可以聽見一種十分柔和、令人心情愉悅的‘嗡嗡’聲。在距離飛船約一百碼的地方，我聽到有人從一家餐廳裡跑出來，餐廳就在喬治家所在的山坡下方，大喊：‘有東西（飛碟）在前面！’人們可以從餐廳的停車區直接看見那架飛船的模樣。
忽然，有個男人從停車區一路朝著我的方向跑來，差點要把我撞倒，他一說完‘那裡有東西（飛碟）’後就繼續跑掉了。飛船的亮度正變得更加刺眼，它身上的藍白色似乎也在轉變成耀眼的白色。嗡嗡聲的頻率越來越頻繁，之後我就沒聽到了。然後，飛船在沒有發出半點聲音的情況下直直飛向夜空，看起來就像是變成了天上的一顆星星似得，接著它又呈水平移動，朝著地平線的方向飛去。
我走回喬治的家，告訴他剛剛都發生了什麼。他說他有聽到外面的‘騷動聲’，然後他就只是看著我，滿臉笑意...”（註31）
亞當斯基並不是唯一一個曾在這個地帶附近拍攝到外星飛船的人。根據哈羅德・威爾金斯，1951年12月曾有一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士兵聲稱他在帕洛馬天文台無意間聽見了一場有趣的對話，該天文台在那時架設了世界上最大的望遠鏡。據這名海軍陸戰隊士兵說：
“我和另一名海陸同袍當時正在跟一名教授聊天，他的一個朋友從伯克利大學趕來了，當然，這個人也是一名教授。他們兩人隨後開始聊起天來，我們就跟著聽到了一些本來我們不該知道的事。人在帕洛馬的這位教授說，FBI已經下令帕洛馬天文台不准發佈（特定的）天體拍攝照片，‘為什麼？’另一名教授問道。‘嗯，因為這些照片拍到了美國政府認為最好不要公諸於世的東西。這可能會引起人們的恐慌。它們包括了戰鬥機追逐飛碟，最後卻在空中解體的照片。被要求不能公佈的還有大氣層的異常變化數據，以及原子彈爆炸後帶來的其它輻射影響。”
威爾金斯還引述了知名專欄作家沃爾特・溫切爾（Walter Winchell）所寫的一篇語氣十分詼諧的報導：“1952年6月30日－加州帕洛馬天文台的科學家據說在去年5月看見了一艘太空船降落在莫哈韋沙漠，四個人從飛船裡走了出來，朝外頭看了一眼，然後又走了。美國軍方預計要在今秋正式公開這一消息。”（註32）想當然，這件事最後並未成真。
旁證
戴斯蒙德・萊斯利和喬治・亞當斯基合著的暢銷書《飛碟降臨》收錄了後者透過望遠鏡拍攝的一系列非常清晰的外星偵查船與母艦照片，這是它們第一次被公開在世人面前。在後的再版書中，萊斯利提到他的朋友派翠克・摩爾（Patrick Moore），他是英國很有名的一位天文學家並已在2012年逝世，曾對他透露說他也從別人那裡看過幾張“偵察船”的照片，而且比亞當斯基和史蒂芬・達比希爾（Stephen Darbishire）拍攝的照片都還要清楚：
“我被告知，拍攝這些照片的是一位舉世聞名的美國天文學家，他希望保持匿名，因為擔心會惹來同事的訕笑。派翠克・摩爾閉口不談這位專家的真實身份，（因此）我們姑且叫他‘X博士’。後來在我的請求下，摩爾好心地向X博士寫了一封信，詢問他是否願意讓我看一看那些照片（仍會保護他的身份），只可惜我的請求被婉拒了。不過，我還是得知X博士的照片有些跟亞當斯基一樣是利用望遠鏡拍攝的，有一次他在外出散步時正巧看見了一架從地面升起的UFO，他設法靠近過去並拍了照片。”（註33）
“高貴者”
據亨利・多漢（Henry Dohan）在一本介紹早期的外星接觸者的奇書中透露，前面提到的那位外星人奧森——這是後者在地球上接觸的人類為他取的名字，在希臘語中是“高貴者”的意思，他在加州的維斯塔地區“斷斷續續生活了三年”，並且大部分時間都是跟亞當斯基一起度過。據多漢說，奧森聲稱自己在1952年的時候已經大約三百六十歲，但他的外表看上去仍像只有二十來歲，另外他也經常遭到FBI與CIA的追捕（註34）。
在1959年的一次與亞當斯基的對話中，盧・金斯塔格問起了一幅據說是在描繪奧森的畫作，畫裡的他看起來風度翩翩、並不是特別顯眼。“奧森看起來根本不是那樣，”亞當斯基卻回答說。“他的面孔非常陽剛且富有知性，但正因為他的面貌特徵是如此鮮明而獨特，所以如果要忠實地把它們畫出來對他來說反而危險。”令盧吃驚的是，亞當斯基隨後拿出了一張奧森的照片直接讓她看看，據她向我透露，奧森最醒目的特徵是他剛毅的下巴（註35）。
“人們可能會很好奇他平時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多漢寫道。“我從未見過他本人，但那些見過他的人都說，他是他們所見過最謙和有禮、卻也最高深莫測的人了。”有一次亞當斯基需要四到五個人手一起將一張很大的實心橡木著從儲藏間搬到房子裡，剛好奧森也在。“奧森要亞當斯基先去街邊左顧右盼，確認一下最好沒有來車經過，”多漢繼續說道。“接著奧森將他的手放在桌上，桌子竟然就飄浮了起來。他一路從儲藏間走回屋子，過程中他的手一直都擺在桌上，桌子也持續處於飄浮狀態。”
奧森顯然是一個十分平易近人的人。“又有一次，”多漢說：“亞當斯基在帕洛馬山腳下的房子出現了水管問題，奧森主動幫忙（因為他的個頭比亞當斯基小一些），最後他也成功修好了水管。我提起這件事是為了說明這個了不起的人是多麼謙卑，他從不會因為覺得自己高人一等而不屑於爬到房子底下幫助他人解決困難。”
多漢聲稱奧森在三年後離開了，他允許人們從亞當斯基的家中拍攝他的飛行器啟程的畫面。“我親眼看過那卷錄像，”他說。“飛行器在鏡頭前上升到了離地僅幾英尺的高度，然後它轉了一圈，在最終離開前再次到鏡頭面前露了一次臉。在同一卷錄像的開頭有一個小片段，是一個蒼蠅大小的飛行物體不斷在亞當斯基所坐的車的擋風玻璃前方跳來跳去，”多漢繼續說。“亞當斯基要司機趕快停車，然後他開始用相機捕捉小飛碟的身影；當你望向天空，你會看見在小飛碟的背後還有另一架長得一模一樣卻大上許多的飛碟。那些外星人想表達的意思大概是，這些飛碟有各式各樣的尺寸。”（註36）在“遠方之友”（參見第十三章）的案例中，目擊者也見過非常相似的小型飛碟——他們將其稱作“小螞蟻”（aniae）——而我也採訪過其中兩名證人。
亨利・多漢出生在維也納，是一位紡織和電氣工程師，他以對“質量與高分子物質”的研究為基礎，最終在1961年發明了不抽絲尼龍襪而博得世人的一片好評。他擁有澳洲公民身份，後來又移民到了南加州。他的名聲似乎不錯，比如澳洲國會議員G.・布朗（G. Brown）曾形容他是“富有巨大創造力的天才，他擁有足以攻克一切挑戰的無比專注力與堅強毅力...”（註37）
多漢經常使用大寫的“H”* 來指稱奧森，這似乎是在暗示他相信奧森就是耶穌基督的投胎轉世。這當然是一個十分離譜的想法，但我自己其實也經常思考這樣的可能性。我曾在1976年問過亞當斯基多年來最親密的同事，愛麗絲・威爾斯是否相信有這種可能性，結果她給了肯定的回答，但並未進一步多談。我在第十九章引用了《聖經》中的各種經文，它們都暗示了耶穌可能擁十分不尋常的來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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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大寫的“他”（He），在傳統基督教語境中多指上帝或神子——譯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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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斯特克林曾說，他接觸過的一位外星人已經在地球上生活了很多年，他在各種無論是貧是富的環境中皆能安之如怡。“我對任何類型的工作都不會排斥，不管這項工作在你們看來是否‘骯髒’或‘體面’，”那位外星人告訴弗雷德里克說。“工作就是工作，若不是因為有骯髒的工作，也不可能會有體面的工作。”（註38）
這又讓我想起了卡爾・安德森，他曾分享過一個故事是他住在洛杉磯東部的一位原住民酋長朋友在1965年的索爾頓湖（這是一座國家野生動物保護湖，他在這一帶擁有不少土地）湖畔露營，並與他的妻子一起目睹外星飛船降落。“外星人徑直走來，並且用他的母語——印第安語來開口跟他交談。他們告訴他說，他們來到地球是為了研究我們，並希望他能夠帶他們前往他的住處，因為他們想和我們打成一片，和地球上的人們交往，以便好好瞭解我們；瞭解我們為何總是在打仗，一直互相殘殺，一點也不當彼此是同胞...
於是，他便為他們張羅了可以住的地方。但首先，他告訴他們必須先換衣服。‘你們都穿得一身白，’他說：‘這樣太顯眼了，馬上就會被認出來。’所以在（我的朋友）讓他們到汽車旅館過夜後——他們總共有一男一女再加上三個孩子，他就跑了趟商店買衣服。然後還有他們的頭髮，實在太紅豔啦！（註39）‘你們也得把頭髮染一染才行，’他對他們說。‘要不然這會讓你們很明顯的看起來不像地球人。’
他們現在住在洛杉磯東部的一座小鎮，我開麵包車的女婿會去送麵包給他們。那三個孩子要去洛杉磯的一所縣立學校上學，他們幾乎每天晚上都會被他們的雙親特別叮囑——告訴他們該如何故意犯錯，這樣他們就不會被旁人察覺異狀，因為這些孩子都是天才，根本不可能犯下任何錯誤。據我所知，他們直到今天都還住在那個地區。那個外星男人目前的工作是在一家大型超市的櫃檯搬蔬菜...”（註40）
早從太空計劃正式啟動以來，我們的身旁就從未少過某些外星團體的幫助——當然，也有阻撓。據說，對於1959年NASA的朱諾二號火箭失事事件，馮・布朗曾有這樣的評論：“我們赫然發現自己正在面對前所未有的強大力量，而我們仍對其底細一無所知。現在我還無法透露更多，但我們正努力要與這些力量進行更密切的接觸...”（註41）
五名證人中的其中一人所針對他們在加州沙漠目擊飛碟一事簽署的宣誓書，時間是1944－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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