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國際媒體紛紛刊登了一篇引起教會世界一片嘩然的報導，後者也立刻群起指責報導的內容實在“人神共憤”，因為這篇報導竟然宣稱“《舊約》的頭十卷書充其量不過都是虛構故事”。這十卷書分別是《創世紀》、《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申命記》、《約書亞記》、《士失記》、《路得記》、《撒母耳記》（上下合計）以及《列王記》（上下合計）。報導中那位膽敢公然向全世界叫板《聖經》純屬子虛烏有的人是密爾沃基馬奎特大學（Marquette University）的托馬斯・湯普森教授（Thomas Thompson）。身為世界上最舉足輕重的《聖經》考古學權威之一，湯普森教授以耶路撒冷城為中心有了一系列的發現，他所得出的結論也獲得了包括大英博物館在內等世界權威的支持。
按照《舊約》提供的年代順序，“耶路撒冷城”（其第一次出現是在《約書亞記》10:1）最初曾遭到猶太人攻佔與放火（註1），但不是整座城都受到破壞，最終這座城仍在公元前1009年被以色列的第二任國王大衛王徹底攻陷（註2）。耶路撒冷宏偉的聖殿在公元前1011－1004年得到重建；然後它又在公元前970年遭到示撒（Shislak）劫掠，公元前884年又有非利士人和阿拉伯人來犯；公元前808年是以色列人；公元前710年還曾被辛那赫里布（Sennacherib）的大軍圍困。
經文裡的這段紀年實際上有一個致命的問題，足以危及整部《舊約》與《新約》都是千真萬確的史實的說法。湯普森教授和他的團隊經過數十年的考古研究，提出了無可否認的證據表明，耶路撒冷在《聖經》所聲稱它已經存在的年代其實根本還未建城。在巴勒斯坦主要遺址的廣泛挖掘與調查活動從未發現任何能夠證明耶路撒冷存在的歷史或考古證據，它真正建城的時間實際上要直到很晚以後。
古埃及的史料、考古挖掘與調查暗示的結論，還有考古遺址的一無所獲，種種證據最後都讓湯普森得出結論斷定耶路撒冷是直到公元前7世紀才開始成為當地國家的首都，而不是《聖經》主張的更早五百年以前。耶路撒冷在那時基本上只是一座人煙罕至的自治村落，這樣的村落在當時的巴勒斯坦有百來座，每座村落的人口大約是兩百人左右，而村長一般都直接被稱為主人（lord，也常有說“我主”，參見《創世紀》18:3）。
文本分析顯示出《舊約》最主要的問題在於各種事件的年代互相矛盾，明明描述的是同一件事，可是不同段落對於詳細年代的說法卻往往互兜不攏。這就讓這些故事顯得驢脣馬嘴，而湯普森教授對《聖經》主要幾卷書中關於人類起源的說法也進行了詳實的考究。結果顯示經文中的族譜存在著不少矛盾，使《舊約》中的那些分別發生在連續幾個不同時代的故事累積了越來越多錯誤，其中有些發生在特定地區的故事甚至因此產生了長達四個世紀的巨大時間斷層。
舉例來說，《出埃及記》聲稱以色列人在埃及生活了四百三十年（註3），這與其它段落所宣稱的大約一百二十年顯然對不上來。這些說法不一的敘述將逗留在埃及的時間大大縮短了三百一十年。這甚至還不包括從《創世紀》尾末到《出埃及記》開頭中間的那四百年消失的時光。如此驚人的時間空白自然也引起了質疑，也讓現在的專家多半傾向於認為《妥拉》所記載的一切“都有純屬人為捏造的可能性。”（註4）教會也很清楚，其它段落記載的從雅各的子孫到摩西這四代人的時間（註5），比《出埃及記》的講法少了整整三個世紀（註6）。僅從表面上來看，光是這些年代上的錯誤就足以令《妥拉》裡的每一字每一句都變得不足為信。
教會承認《妥拉》裡的有些故事是“虛構的歷史回推”（註7），這樣的坦承實際上就是同意了一種長久以來的觀點，即“我們無法保證《妥拉》的所有部分一定都是史實。”（註8）鑒於《聖經》頭幾卷書的年代分歧是如此誇張，這些記載並不符合史實反倒成了現在唯一的“既成事實”，當然同樣的史實錯誤也深深影響到了《新約》。總而言之，《舊約》基本上就是一部錯誤連篇的編年史。
湯普森教授在他的《古代以色列人的早期歷史》（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Ancient Israelites，註9）一書中也提出了證據證明，《舊約》的主要角色如摩西、雅各和亞伯拉罕其實通通都是虛構人物。他的研究整理了大量證據，指出掃羅、大衛跟所羅門這些國王都並非真有其人，《聖經》的故事純粹是源自於古老的口頭傳統，其中包括民間傳說、史詩傳奇和聖賢故事，其原型可能只是ㄧ些生活在非常久遠以前、已經名不見經傳的民間英雄。那些故事以口傳的形式傳誦了數個世紀，但與大家擠在房間裡交頭接耳地玩悄悄話遊戲不同，這類故事經過這麼長的時間早已被加油添醋得面目全非。
《聖經百科全書》（1914）在關於〈人名〉的條目中再次確認了湯普森教授的發現，其明明白白地指出《舊約》裡那些族長的名字都是“虛構的人名，這些名字在最初都具有特定的特殊含義。”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只有獨獨一本史料記載了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所羅門和大衛這些名字和他們的故事，而這本史料不是別的，正是《聖經》。這些人的身影在其它任何史料中皆無跡可尋，即使那些史料照理說也記載了長達數千年光陰的往事。
湯普森教授的研究代表的意義再怎麼強調都不為過，對那些願意接受他的發現的人而言，這足以讓我們在傳統上對於上帝的信心在一夕間瓦解，《舊約》和《新約》終於原形畢露，它們果然終究都只是人的創作。然而，即使《妥拉》並非史實，它卻依然是一部神聖非凡的古典，因此認識它究竟是怎樣的一本書，還有它到底是怎麼被撰寫出來的仍是一個至為重要的問題。
西奈山上到底發生了什麼？
確定《妥拉》的真正起源直接觸及了《聖經》宗教與神學的歷史核心，而且這不僅攸關猶太人的信仰，基督徒同樣也無法置身事外。教會向來始終堅持原始的《妥拉》是摩西在西奈山上接受“神啟”所得。然而，來自一百多年前的詳細資料卻對《妥拉》的起源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並且再一次印證了湯普森教授的發現。
如今被稱為西奈山（Mt Sinai）的那座山實際上是直到4世紀才得名，而這個名字又是“源自於月神辛（Sin）”（註10）。給這座山起名的是當時少數來到辛的曠野*的希臘基督教僧侶（註11），他們在那裡建立了一座小小的修道院，也就是後來的聖凱瑟琳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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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derness of Sin，《聖經》中文本多譯為“汛的曠野”，指的是位於以琳和西奈山之間的一片沙漠曠野——譯註
在最古老版本的《聖經》中，摩西當年攀登的其實是何烈山（Mt Horeb）而不是西奈山。“Horeb”的意思純粹就只是“沙漠”，因此它的名字的含義是“沙漠之山”。這座山在今天被稱作“塞拉比特山”（Serabit），它坐落在帕蘭平原（Paran），即今西奈山以北。宗教權威現在已經承認“何烈山才是猶太律法誕生的真正聖地”（註12），因此今天出現在地圖上的西奈山其實並不是教會所宣稱摩西當年登上領受《妥拉》的那座山。
在《出埃及記》第三章（註13），那座山最初確實是被稱為何烈山，但怪的是同一卷書的第九章卻將其改稱為西奈山（註14）。然後在故事的後面，它又被重新叫回何烈山（註15）。所以這卷書所提到的西奈山其實指的是何烈山，而非今天地圖上標示的那座位在西奈半島南部的西奈山。過去那些長途跋涉來到那裡，並且認為自己已經找到西奈山的虔誠老僧侶們殊不知他們原來都上錯了山（註16）。
為了弄清教會傳統中關於上帝親自啟示《妥拉》的說法是否還有任何史實，我們有必要更進一步討論這座山。1891年在英國成立的“埃及探索基金會”（The Egypt Exploration Fund）的宗旨是要為能夠“解開或釐清《舊約》故事”的考古挖掘工作提供資金（註17），換句話說這個基金會專門資助研究團隊前往埃及實地考察，進行有助於驗證《舊約》故事真實性的挖掘與研究工作。只是誰也想不到，最後這卻帶來了完全事與願違的結果。
當時的倫敦大學教授弗林德斯・皮特里向這個新成立的基金會申請了一筆資金，希望能夠資助一支要實際探究“出埃及遺跡”的考察隊。這個請求被批准了，於是皮特里和他的團隊在1904年1月正式前往西奈半島，皮特里接下來的發現意義十分重大，但卻很少被向公眾介紹。以教會在《妥拉》起源這件事上的立場來說，這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具破壞性的發現，並且剛好又與何烈山/西奈山有關。
皮特里和他的團隊在山頂附近的高原上發現了古老的居住區遺址，那裡有雕刻過的立石以及經過修飾並排列成某種形式的刻石遺跡。仔細清除掉幾個世紀以來累積的瓦礫和沙塵後，他們才發現原來何烈山/西奈山的山頂上居然隱藏著一座巨大的神殿。在1998年的悉尼舉辦的思想交流大會（Nexus Conference）上，作家勞倫斯・加德納（Lawrence Gardner）主持了一場詳細介紹皮特里是如何發現神殿的演講。下面是加德納當時發表的（部分）演講內容：
“外殿建造在一堵圍牆內，佔地超過兩百三十英尺（約七十米）。內殿從山腰上的一個大洞穴中向外延伸，從各種裝飾、雕刻和銘文可以輕易看出，這座神殿可以追溯到法老斯尼夫魯（Sneferu）時代，他主政的時間是公元前2600年，吉薩金字塔一般也被認為就是他後面繼任的法老下令修建的。
神殿的地上部分是由從山上開採的砂岩所建，包括了一系列比鄰的禮堂、神龕、廳堂、隔間與房間，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聖所、法老的神龕、門廊廳堂以及哈索爾女神的大殿（這整座神殿都是獻給她的）。這裡到處都是柱石和星圖，這是在向古往今來的各個埃及法老致敬，其中如圖特摩西斯三世等特定的法老還被多次描繪在立石和牆壁的浮雕上。
就在一旁的哈索爾洞穴是以天然岩石雕成，裡面平整的內壁顯然是經過精心打磨。洞穴的中心豎立著以掃的養子，阿蒙涅姆赫特三世（Amenemhet III）的巨大石柱。他的資深大臣和印章保護者也被畫了出來。皮特里在洞穴深處發現了一塊法老拉美西斯一世的石灰石碑——令人驚訝的是，拉美西斯在碑文中稱呼自己是‘所有阿頓追隨者的統治者’。同樣被發現的還有阿肯那頓的母親蒂耶王后（Queen Tiye of Egypt）的阿瑪納頭像，她的皇冠上鑲嵌著漩渦裝飾。
外殿的廳堂裡有很多石刻的矩形蓄水池跟圓形的水盆，以及各種造型獨特的桌椅，它們正面凹陷、層層分明。然後還有圓桌、托盤跟碟子，雪花石膏花瓶與容器，其中有許多狀似蓮花。除此之外，這些房間還擺放著一籮筐精美的玻璃匾額、象形繭、聖甲蟲裝飾及其它神聖的飾品，其有螺旋形、對角正方形也有編籃形。那裡有一些材質不明確的硬質魔杖，在門廊處另有兩塊長約六英寸、高九英寸的圓錐石。”（註18）
勞倫斯・加德納認為皮特里在何烈山/西奈山上發現的正是傳說中阿肯那頓和在他之前的其他第十八王朝的法老的煉金術工坊...這座神殿實驗室在過去應該常常燃燒著熊熊烈火，“蒸騰出陣陣像爐煙般高升的濃煙。”（註19）
教會一向喜歡爭辯說摩西確確實實生活在大約公元前1400年那段時間，但就在他據稱在世的更早一千年前，何烈山/西奈山山頂附近的遼闊高原上卻早已聳立著一座巨大的神殿。這一事實完全摧毀了《聖經》關於一個名叫摩西的人曾登上這座山與神獨處的說法，看來這完全是子虛烏有的故事。問題的關鍵是，何烈山/西奈山的山頂曾經是一群埃及祭司的活躍場所，這就為《妥拉》的起源提出了完全有別以往的洞見。因此，現代考古發現的證據與教會的說法互相衝突，而長久以來遭到漠視的《雅煞珥書》卻又提出了另一種說法。簡單來說，《雅煞珥書》聲稱曾經有七十二名祭司在何烈山/西奈山上的神殿齊聚一堂，並且依據《漢摩拉比法典》作為藍本合力編寫了《妥拉》。
所以《妥拉》實際上不是任何一個人的文學創作，更不可能是摩西本人所著。畢竟它直接寫道了摩西的逝世，更何況它一直都是以第三人稱的方式來描述他的一生。年代錯亂（anachronisms）、對上帝的不同希伯來稱呼的奇怪用法、文風與用字遣詞的反覆多變，還有對同一件事的多次重複且互相矛盾的記述，種種跡象都顯示《妥拉》是一部由多種傳統集合起來的綜合作品。這每種傳統都帶有自己獨特的文學風格與措辭，同時它們也展現了互不相同的宗教和神學觀點。然而，其中有些傳統的淵源流長確實毋庸置疑，特別是大洪水的故事。
非史實性的摩西書卷
山上神殿的發現粉碎了摩西是《妥拉》作者的傳統立論，教會對這一點其實也心知肚明，早在大約一百年前的1906年6月27日，聖經委員會（Bible Commission）便在一項教會律令中承認：
“這幾卷書的作者並非摩西，而是在摩西以後的年代從不同的來源編纂而成。”
所以，就連教會也已經承認摩西本人撰寫《妥拉》的說法根本站不住腳，教會甚至更坦然地表示，《聖經》最重要的這頭五卷書的撰寫：
“不應該再被歸功於摩西，而應該是以色列歷史的更晚時期，也許是公元前9－5世紀。”（註20）
一反兩千多年來的成見，現代教會承認《聖經》的頭幾卷書從來都不是摩西所作。直到20世紀60年代末，當時市面上的數百萬本《聖經》尚會在索引和目錄中以“摩西五經”來通稱〈創世紀〉、〈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跟〈申命記〉，但後來印刷的《聖經》卻悄悄移除了這個稱呼。考慮到前述的巨大時間落差（五百年），極端正統的基督教權威反而據此堅稱應該要將《舊約》的寫作往前回推一千年，這甚至與他們在二十年前所抱持的立場都南轅北轍。最新的考古學和地質學證據已經徹底摧毀了教會在《聖經》是否能作為可信史料這個問題上的一切主張。
被埃及祭司保存了無數時代的精緻石刻從未記錄過摩西這個名字，就連他具體的其人其樣也沒有留下任何記載。沒有人知道他究竟長什麼樣，除了《舊約》與《新約》之外，也沒有其它任何地方記錄過那些被跟他牽扯在一起的事件。出埃及無疑是《聖經》中的大事，但這件事的真實性現在卻越來越有待商榷。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後在外徘徊了四十年，在這個過程中摩西一直肩負著重責大任。但是，成千上萬保存至今的埃及銘文卻無一處曾提及六十萬人攜家帶眷的大規模外逃。更令人難以相信的是，這個在《舊約》中如此重要的故事以及與之相關的各種災難據稱曾重創了一個一向嚴謹有序的民族，甚至曾使尼羅河的河水變成血水，但他們對這些事情卻未曾留下絲毫記載。教會已經承認《舊約》中有些提及摩西的重要經文實際上皆是後人增補，例如“《申命記》的最後八節談到了摩西的逝世與下葬，這顯然是另有其人所作。”（註21）
說是一個叫做摩西的人寫下了《妥拉》在今天純粹只是一種抽象化（generalization）的說法，就像說是大衛創作了《詩篇》和所羅門創作了智慧文學（Wisdom Literature）一樣。眾所週知，過去的傳統習於宣稱摩西是最早的立法者，因此是他奠定了以色列最古早的立法機構，但教會現在已經正式承認這不是事實。雖然《妥拉》各卷書在性質與年代背景上互有差異，但我們還是可以在其中辨認出一部具有共性的律法，它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250－1750年的美索不達米亞國王漢摩拉比的時代。
在埃及神秘學派中，一位資深的啟蒙者會被稱為梅斯（Mese）、繆斯（Muse）或在某些傳統中是摩斯（Mose）。這個術語的複數形式就是Muses或Moses。偉大的亞歷山大圖書館曾經也被叫做“繆斯之殿”（Museion），因為它是使人能夠“與繆斯相遇的地方”，而繆斯其實就是神秘學派的高級啟蒙者。當共濟會員提到“我們偉大的導師摩西（Moses）”的時候，他們所意指的正是古埃及的“偉大導師繆斯”。正因如此，之所以說摩西是《妥拉》的真正作者，其實就是因為它是已經進入秘密神秘學派、通曉“埃及的智慧”*的啟蒙者親自監修的作品（註22）。梅斯或繆斯這個名字也可能與拉的梅斯（Meses of RA）這個頭銜有關，這是十九與二十王朝的十一位法老的王銜；拉－梅斯（Ra-Meses）則可以用來稱呼所有啟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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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學問。”《使徒行傳》7:22——譯註
《妥拉》的作者
有句話曾說過：“有了以斯拉，才有了《妥拉》。”（註23）以斯拉是一位高級的祭司與文士，根據曼涅托的紀錄，他有一個埃及名字叫做“奧薩西夫・繆斯”（Osarsiph the Muse），他以優異的成績通過了所有啟蒙學級，甚至達到了罕有人至且無與倫比的豹之大師（Panther Adept）的境界。所有受過教育的埃及人都對名字的力量深信不移，他們相信不同的名字具有不同的法力，奧薩西夫給自己取了個名字叫奧西拉（Os-Ra），也就是奧西里斯與拉的縮寫。後來隨著語言的變化，這個名字逐漸變成了Ez-ra，就像女神亞舍拉（Asherah）的名字最初也是被用來表示拉的女性版本（“a she Ra”）。埃及的魔法師深知魔法名字、魔法公式、護身符、圖像、雕像都擁有神秘的力量，他們習慣在舉行特定儀式的時候念誦一些密語與密言。直到今天，神秘學派仍會使用這些“暗語”（passwords）。
以斯拉（前400）生活在巴比倫流亡時期的尾聲，在他出生的大約七十年前已有最早一批被從巴勒斯坦迫遷到巴比倫的猶太人（註24），後來又出現了將人民迫遷到美索不達米亞的政策，這麼做為的是要將巴勒斯坦打造成一個對抗埃及與西南方侵襲的緩衝區。迫遷政策同樣也被利用來開墾巴比倫統治下的某些無人殖民區。直到居魯士（Cyrus）攻破巴比倫並頒佈對被俘民族的遣返政策後，猶太人才終於被允許重返巴勒斯坦（註25）。
以斯拉隨後帶著一大批人凱旋返鄉，他們同時還帶走了重要的奧祕與要放置在聖殿的大量寶藏，並在五個月後順利抵達巴勒斯坦。他在歸國後與阿爾塔薛西斯（Artaxerxes）任命的猶地亞總督尼希米（Nehemiah）合作（或重逢），尼希米在流亡時期結束後主導重建了耶路撒冷的許多地區，《舊約》後來有一卷書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然而，從現有的史料來看，這一時期的編年順序似乎十分混亂，所以也有人認為尼希米要晚於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
歷經多年以後，尼希米建立了相當可觀的古舊文獻藏書，這是一座非常豐富的個人圖書館：
“在公開的卷宗和其它關於尼希米的資料都提到了他是如何建立圖書館，把關於過去王國與先知的資料通通收集成冊。”（註26）
後來尼希米將他的藏書交給了以斯拉，並說：“只要你們有需要，請打發人來取。”（註27）於是以斯拉便接受了尼希米的藏書。由於這些書卷分別是寫於古早的不同時期，因此該如何按照書的性質與內容來對它們進行整理成了一件難事，要瞭解它們到底在談論什麼和又是誰寫的也同樣不容易。
重見天日的神秘古籍
《列王記》提到了一位名叫希勒家（Hilkiah）的大祭司的驚人發現：“我在耶和華殿裡得了律法書。”（註28）這卷律法書的起源已不可考，但一般被認為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年左右。
“...鑒於這卷書是如此陳舊，我們現代的古董收藏家也許會認為它的年代還可以再大大往前推，不過現在已經無法知道它到底是用什麼材質書寫的了。現存的原始抄本只有一份，關於秘密知識（Siphrah Dzenioutha）的最古老希伯來文獻就是依據它彙編而成，即使在那時前者也已經幾乎被認定只成追憶。其中收錄了一幅闡述神的本質的插圖...那是一條發光的蛇，牠一面向上繞行，形成一個圓圈；然後，在繞行到圓圈的最高點後，那無法言說的榮光又再次折返回來。”（註29）
這段關於兩千四百年前的那幅“神的本質”插圖的記載十分耐人尋味，它透露了最初寫下或編纂那本非凡之書的人很可能是埃及的高級啟蒙者。它原來非常有可能是古老的至高神殿裡收藏的手稿，至於年代已無法考究，而且只有最受信任的金字塔祭司可以閱覽。希伯來祭司沒有辦法判斷它是用什麼“材質”書寫，從描述上來看，它很明顯已經存在了非常長的時間。這部古老的文獻最先被稱為“O文獻”（The Book of O），後來又被叫做《上帝之書》。它是《創造之書》（Sepher Yetzireh）和《妥拉》的部分內容所依據的原典（註30）。這卷書的內容對隱藏在《聖經》中的秘密具有無比的重要性，這一點會在後面詳述。
這卷“古書”之後被人大聲朗誦給約西亞王聽，後者聽完後便召集了猶地亞和耶路撒冷的眾長老...
“王和猶大眾人與耶路撒冷的居民，並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無論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華的殿；王就把耶和華殿裡所得的約書念給他們聽。王站在柱旁，在耶和華面前立約，要盡心盡性地順從耶和華，遵守他的誡命、法度、律例，成就這書上所記的約言。眾民都服從這約。”（註31）
這是最早提及“律法書”的史料，律法書指的是專門指導人們如何生活的法律和誡命，就像更早以前的漢摩拉比律法。
依內文作為證據來判斷，《雅煞珥書》十有八九也是借鑒了《上帝之書》。現存最古老版本的《雅煞珥書》迄今仍被保存在梵蒂岡的秘密檔案館，它上面還多了《創世紀真理之書》（The Essene Book of Genesis）這麼一個書名（註32）。
它也被收錄在了尼希米的藏書中，並且在後來被傳給以斯拉，對《妥拉》的結構，尤其是〈創世紀〉產生了重要影響。這部異乎尋常的文獻早在以斯拉的時代之前就已經存在，至於以斯拉又是如何看待其中的內容亦是一件很值得深究的事。
以斯拉在擔任耶路撒冷社群的宗教領袖之前顯然已是巴比倫的重要人物。他一直被委派負責處理猶太事務，但對於他到底是一個埃及人還是波斯人，學者們尚無定論。這表明他一定對宗教事務有很深的瞭解，而且他在社會上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因此能夠贏得社會上下的尊敬。曼涅托的《埃及史》（Aegyptiaca）記載了以斯拉是如何作為一名候選者參加奧西里斯的秘密儀式，這是埃及神秘學派最高等級的豹之儀式。總之他是一個非常有學識、極富耐心且地位尊貴的人。儘管他有權“任命士師和行政官”（註33），但他總是小心翼翼地避免干政。他還被人們譽為是“上帝律法的抄寫員”（註34）以及“天主誡命的忠實文士”（註35）。《聖經》經常提到以斯拉閱讀過一本記載了“神的律法”的書（註36），這困惑了無數教會分析家，但其實它指的就是那本在耶和華的殿裡被發現的神秘“古書”（註37）。
〈以斯拉記〉是《舊約》的其中一卷書，它最初附屬於《歷代志》和《尼希米記》。不過，還有其它三本古書也都冠以以斯拉之名，其中的《以斯拉四書》也是我們的研究最感興趣的一本書。
這卷書堪稱是最深刻、最動人的猶太啟示文學作品，也正是如此特別的一卷書居然被持續了長達十八年的特倫特大公會議（Council of Trent，1546－1564）宣布排除在《舊約》正典之外。最重要的是，這卷書記載了以斯拉是如何寫下《聖經》裡的幾部重要書卷，並且將重要的奧祕引入其中的過程。
《妥拉》的誕生秘辛
以斯拉曾經向“眾人”（rabble）講道，聲稱自己有過七次看見“至高者”的異象，而且他在異象中被告知自己有責任要將“一個橫跨古今的奧祕”寫下來，同時要以“隱而不宣”的方式將其保留給後代子孫。據那位“至高者”告訴以斯拉說：
“獨有你一人將被傳授至高者的秘密（secretum hoc）...因此，將你所學悉數抄寫在捲軸上，然後將它們封存在不為人知的地方，往後只可把它們相授給有智慧、能夠理解並保守這個秘密的人們。”（註38）
既然以斯拉聲稱他曾與“至高者”交談，人們自然會推斷他要寫下的應該是經由啟示獲得的真理，這將是神學上確鑿無疑的真理，所以他完成的便是包含了神的話語的神聖之書。據他自述，他被告知自己必須要：
“走你的路，召集人們，告訴他們你將離他們而去四十日。但你要備妥抄寫板，並帶上薩拉亞（Saraia）、達布里亞（Dabria）、塞拉米亞（Selemia）、埃爾卡納（Elkanah）和奧希勒（Osiel）這五人，因為他們抄寫的功夫最了得；（然後）過來這裡，我將點亮你內心的智慧之燈，它在直到你把所有內容抄寫完之前都不會熄滅。待你完成抄寫，你便可不動聲色地將一部分書卷交付給明哲之士。明日的同一時辰，你將開始振筆疾書。”（註39）
聽從“至高者”的指示，以斯拉帶著一群文士前往曠野，他們可能登上了何烈山/西奈山上的神殿，然後一直待在那裡（註40）直到完成抄寫工作：
“至高者賦予這五人智慧，讓他們用他們自己也不識得的文字進行寫作...他們就這樣度過了四十日：白天筆耕不輟，晚上啃餅充飢...而我（以斯拉）白天晚上都在朗誦，沒有休息。”（註41）
這段話可謂是對《聖經》中的秘密的最早成文記載。以斯拉清楚地提到他負責口述要給抄寫員“用他們自己也不識得”的文字寫下的內容。換句話說，他們使用的是一種前所未聞的文字或字母，很可能正是如此令人費解的敘述才使得教會決定剔除《以斯拉四書》。儘管如此，不可思議的情節還不止這些。以斯拉說道：
“九十四卷書在四十日裡大功告成。等到四十日滿，至高者再次發話對我說：‘你可將頭二十四卷書分發給值得與不值得的人閱讀，但你要保留最後七十卷書，只可將它們傳給有智慧的人，因為他們有理解的天賦、智慧的慧根、知識的能力。我（以斯拉）聽命照做。”
以斯拉記下的那二十四卷書後來就成了構成《舊約》的二十四卷書，所有“值得與不值得的人”都可以公開地在教堂與會堂中翻閱它們。二十四這個數字按照的是原始《舊約》的編排法（先有五卷，然後再增加八卷、十一卷）。在猶太人的《塔木德》（以及《米示拿》）中，《舊約》也被稱為“二十四經”。另一種編排方式則主張《舊約》只有二十二卷書（註42），與希伯來字母的總數剛好一致。俄利根、伊皮法紐和耶柔米都認為《舊約》總共包含了二十二卷書。造成這種數字上的矛盾的原因是因為《路得記》、《士師記》被跟《耶利米哀歌》合算在一起，因此書卷的總數固然被減少到二十二卷，卻不影響內容的完整。
《聖經》的失落書卷去哪了？
接下來就出現了一個令人懊惱的問題：“以斯拉和他的抄寫員抄下的其它七十卷書去哪裡了？”還有“它們究竟都記錄了些什麼？”以斯拉顯然認為那些書卷的秘密知識要比今天的《妥拉》所保存的知識都還來得更高一檔次。由於它們是如此貴重，啟蒙祭司不得不小心再三地將它們全都藏起，不讓公眾所窺見。艾賽尼派或許擁有這七十卷書，或者更可能的是艾賽尼派的創始者正是那些秘密書卷的擁有者。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今天的《死海古卷》便很有可能包含了這些失落的書卷。
以斯拉對於自己和另外五位抄寫員一起抄寫了《舊約》中的重要書卷這一點十分直言不諱，同時他也不諱於談論自己與“至高者”的異象，這無疑也讓他抄寫的作品顯得更加非同一般。
既然以斯拉是在尼希米的古代藏書以及五位抄寫員的幫助下完成這項工作，我們不禁要問：“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講，《聖經》的真實性究竟幾希？”這個問題可以說是一切《舊約》與《新約》研究中的重中之重，本書也會對這個問題提出一個完整的解答。
教會對待《舊約》的立場在這裡顯得格外引人注目，因為其所推崇的這些文本已經直接且明確地表明是以斯拉和他的抄寫員寫作了這部聖典。這就引出了一個最終極也最重要的問題：“既然如此，以色列人的宗教真的是起源於神嗎？”
以斯拉把自己與“神”交流的過程描繪得充滿玄幻與超自然色彩，這樣他跟他的祭司同伴就可以向庸俗的大眾宣稱《妥拉》是直接源自於上帝。這就是“他們看是看見，卻不曉得”（註43）的道理，於是人們便被告知要相信《妥拉》是出於上天的意志。它的奧祕部分肯定是如此沒錯，但這仍跟人們被引導相信的那一套不太一樣，而且它所隱含的神秘訊息也從未被向他們揭露。至於那些書卷裡的細節出入與年代不一致其實不應該怪到以斯拉頭上。對以斯拉來說，增改、刪減或為故事引入虛構的元素並沒有什麼不對，畢竟他本來就是在創作一套不同於過往的“神啟”故事。舉例來說，他正是參考《死者之書》才創作出《出埃及記》裡著名的“分開海水”故事，拉進入來世之旅所要面對的第一項障礙就是要穿越蘆葦海...這是由一連串互相比鄰的湖泊所組成的漫長水域。在守護神的祝福下，他可以象徵性地將這片水域分成兩半。舊版《聖經》使用的“紅海”其實是一個不準確的翻譯，大多數的現代《聖經》都有正確地把這個詞彙翻譯成“蘆葦海”。《聖經》中的十誡也是起源於《死者之書》，這些誡命並非以色列人原創的行為準則，而是第一百二十五號咒言所收錄的古代法老懺悔詞的舊酒新裝而已。
《妥拉》的故事有很多可以挑毛病的地方與成問題之處...但其中也同樣有一些出乎意料的驚喜。比方說，《民數記》提到“光”的數字是十八萬六千四百，這正是“光速”的物理常數（註44）。以色列人將天圓劃分成三百六十度，這應該也很能讓天文學家感到欣慰（註45）。無論《妥拉》的故事有多少可議之處，它仍然保有著非凡的知識，甚至就連其最淺薄的“表層”都包含了不少值得深究的地方。然而，唯有掀開了外在的面紗或遮蔽，其行文結構所隱藏的精萃實質才會顯明出來。那些顯淺的架構儘管具有對仗之美，卻禁不住冷酷的理性批判。可是，《妥拉》的寓言所隱藏的智慧其實遠非世界上的其它所有文學作品所能比擬。
之所以要這麼強調經文漏洞百出的其中一個原因，其實是為了說明《妥拉》並不具有歷史意義，而只有必須從靈性而非字面角度去理解的神秘含義，唯有如此才能夠揭開其中的奧祕。換言之，《妥拉》的內容必須被看作是純粹的比喻，這麼做便剝奪了其全部的歷史價值。正統派猶太人經常聲稱《妥拉》是“上天的饋贈”，他們這麼說確實不是其來無自。這些故事充斥著不可能是出自上帝之口的話，毫無意義且自相矛盾的段落比比皆是，但這些都無關緊要。這些故事刻意使用寓言性的字句，於是句子的字面意義誤導了很多人，進而令他們對整段經文產生質疑，但是卡巴拉主義者知道不該這麼做。許多《聖經》批評家斷定《妥拉》的內容毫無價值，可是他們的解讀其實都還只是著眼於最膚淺的表面。然而，不管這些膚淺的解讀有多麼不合理或合理、多麼明確或含糊，都根本沒有辦法瘙到任何實際深意的癢處。從前面已經介紹過的一些問題來看，顯然那群抄寫者對於《妥拉》的背景框架並沒有那麼上心，甚至連古代拉比都同意這一點，他們曾說過：“如果《妥拉》真的只是一些字面上的故事，那些作家本來大可把它寫得更好。”
要是以斯拉不把他的書卷說成是上帝的意旨，那麼它恐怕將很難對人民產生任何威嚴，而藉著將它“超自然化”，他便得以賦予它神聖的色彩，從而樹立起一套震懾人心的話語。由於巴勒斯坦人民是如此原始，他們迫切需要維護倫理道德、特別是關於衛生方面的律法，那些律法在總計六百一十三條的各種相關誡命中已有所闡述。當時他們大多數人都是奴隸和畜生（Mixtures），後者是指一群行為簡直有如動物的野蠻人，他們幾乎都住在山洞裡，還會發出像驢子的嘶吼聲般的聲音。《列王記》曾記載那些落後的野蠻人慣於“嚐自己糞、飲自己尿”，甚至是燒死自己的孩子作為祭品，他們喜歡啃食驢頭、鴿糞，或是把孩子烹來吃。這就是他們原本無比墮落的信仰，他們甚至會將闖入城裡的流浪狗抓來審判，最後把被判有罪的狗烹來吃。這就是他們當時大多數人的模樣，當以斯拉宣稱他手上的新書卷是上帝的“啟示”時，他們選擇相信他的話。
文明的以斯拉寫下的新書卷確立了“《妥拉》釋經”的傳統。由於其中很多律法不是第一遍就能明白的，所以有必要進行定期的指導闡述。根據記載，以斯拉“從頭一天直到末一天，每日念神的（thE）律法書。”（註46）他向人們朗誦新完成的《妥拉》書卷裡包含的話語和故事，從表面上來看，它們基本上都是祖先的傳統、部落記憶的遺留、傳奇故事和民間傳說的重述、虛構的故事以及大量互相穿插的寓言，其中包含了一定的文化元素，還有對早期希伯來傳統習俗的描述。話雖如此，這些表面上的解讀卻掩蓋了真正的奧祕，它只被傳授給特定的人，後來的拉比在這方面建立了確切的要求。這是猶太人自己最早制定出的揀選有哪些人適合接受隱藏在《妥拉》表象之下的深邃真理的條件。
頭腦單純的人對《妥拉》裡記載的“奇蹟”心懷敬畏，並且以字面的方式接受這些故事。透過宣稱它是上帝的饋贈，以斯拉為他的書卷賦予了“神聖”的色彩，但他和他的抄寫員其實只是簡單地增添、刪改、重編並重新詮釋了尼希米的圖書館中早已存在的材料，其中尤以“O文獻”最為重要。他們利用各種材料東拼西湊出了一部全新的作品，並且從猶太人的角度重新編寫，同時也輔以當時的最新思想來進行修改與其它充滿創意的發揮。從此，這個世界擁有了一部非凡的聖書，它將會在九百年後被正式定名為《聖經》，而豹之氏族的宇宙奧祕就隱藏在其字裡行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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