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喻戶曉的“小綠人”是一個經常被用來代表外星人的形象，儘管很少有人曾實際接觸過這種生物。與德沃夏克和莫內的案例形成鮮比對比的是拉普齊・盧伊・約翰尼斯教授（Rapuzzi Luizi Johannis）的故事，他是一位頗有名氣的義大利作家和畫家。約翰尼斯這一輩子只有過一次接觸經驗——而且他接觸的對象不是別的，正是大名鼎鼎的小綠人。接下來的故事，是我認為十分具有說服力的其中一件接觸案例。
1947年8月14日上午，約翰尼斯——他同時也是一位幹練的地質學家——正在嘉爾索（Chiarsò）的一座短谷漫步，這個地方就在義大利東北部卡尼亞（弗里烏爾）的維拉桑蒂納市（Villa Santina）附近。當時他正沿著一條小河前進，努力要穿過滿地的杉樹叢和沖積碎石沉積物（註1）。
“當我好不容易從一叢杉樹堆中走出來的時候，”他在他記錄的鉅細靡遺的報告中寫道：“我發覺，在距離我五十米遠處有一個巨大而鮮紅的透鏡狀物體。當我來到距離那‘東西’僅剩幾步之遙的地方時，我已經可以確定它是一個圓盤——材質似乎是漆面的金屬，（而且）還擁有宛如透鏡般的形狀和一個低矮的中心圓頂，上面沒有任何孔洞。它的圓頂伸縮出了一根閃閃發光的金屬天線...
這個物體寬約十米，它有大概四分之一的身軀深嵌在山邊易碎岩石的一道巨大橫向裂縫中，其高約六米，比河床要高。我決定要爬到更上面，好好一探究竟...我環顧四周，看看現場是否還有其他人——好在如果有需要的時候——可以救我一命。就在那時，我才驚覺有兩個‘男孩’正站在距離我五十米左右的地方。他們似乎從一開始就一直在那裡，我對他們喊叫，指著他們的飛碟。然後我開始朝他們走去，就在只剩下一半距離的時候，我停下步伐，整個人倒抽了一口氣。
這兩個‘男孩’原來是兩個小矮人，是我從未見過甚至也無法想像的小矮人。他們以微小的步伐緩緩朝我走來，他們的手一直擺在身體的兩側，頭則一動也不動。當他們離我只剩沒幾步時，他們也停了下來。我感覺自己已經腿軟，彷彿像癱瘓了一樣，或是自己正在做白日夢。但我能夠清楚觀察到每個細節，這些細節直到今天依然歷歷在目。我必須承認，當時我滿腦子只有錯愕和恐懼的情緒而已...
他們的身高不超過九十厘米，穿著由某種我不知道該如何描述的材質製成的深藍色衣服。我只能說那是一種‘半透明’的衣服。他們身上有衣領與深色的皮帶，兩者都是鮮艷的紅色。他們甚至連袖口和大腿脛骨都有相同的‘衣領’。他們的頭比正常人的頭還大，看起來實在有些滑稽。但我得說，盯著他們的‘臉’會讓人失去任何想要笑出聲來的衝動。
我不得不先說明清楚，我所說的這些描述都只是從純粹擬人化的角度去敘述的，因為我根本無法確定那些東西是否真的就是他們的鼻子、嘴巴、眼睛和雙手...
他們看上去沒有頭髮，但卻戴著一頂深褐色的緊身帽，就像登山帽一樣。他們臉上的‘皮膚’是那種泥土綠，我唯一能想到適合用來形容他們的顏色就是雕刻家常用的橡皮泥，或是浸泡在水裡的黏土。他們的‘鼻子’十分筆直，如幾何形狀般棱角分明，而且相當細長。在鼻子下面有一條細縫，看起來很像抑揚符（circumflex），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開開關關，非常像是魚的嘴。
他們的‘眼睛’很大，是凸起且呈圓形的。它們的外觀和顏色類似於兩顆熟透的黃綠色李子，我注意到在他們眼睛的中央還有垂直的‘瞳孔’。我沒有看到任何眉毛或睫毛，我會稱之為眼皮的東西則是一個圍繞著那些半球形眼睛、有如眼鏡鏡框的黃綠色圓環。
我一直佇立在那裡凝視著這兩個驚人的生物，當時的感覺真是度秒如年。我認為這場沉默的對峙應該沒有持續超過兩三分鐘。然後，我舉起我握著（地質學家用的）土鎬的那隻手朝他們的方向揮舞，然後我又朝著那個圓盤前進，激動地開始大喊，問他們是什麼人又來自哪裡，以及是否有任何我可以幫上忙的地方。他們很快就轉過身，我不記得那之後我說了什麼，因為事情發生得太過突然。現在回想起來，我想他們應該是把我揮手的舉動解讀成了威脅...
其中一個傢伙把右手放到皮帶上，接著從皮帶的中央冒出了某種東西，好像是一團淡煙。我現在覺得那應該是鐳射或類似的東西。無論如何，在我來得及跑開或做出任何事之前，我發現自己已經躺倒在了地上。我的土鎬已經從手上掉出去，彷彿是被一股看不見的力量奪走。我這一生中曾有一次受到過非常劇烈的電擊，（而）那束射線擊中我的時候，我立刻就回想起了那種感覺。此外，我還感覺到自已喪失了所有力氣，我努力想要站起來，但卻徒勞無功。
與此同時，兩個小矮人開始朝我走來，他們在離我兩米的地方停下，也就是我的土鎬掉下來的地方。我設法翻身，看見其中一個傢伙彎下腰來拾起這個甚至比他還要修長的工具。這時，我可以清楚看到他綠色的‘手’。這隻手上有八根手指，而且四根四根兩兩相對！其實不應該說那是手，它應該更接近爪子，而且那些手指都沒有關節。我注意到這兩個傢伙的胸部一直在抖動；看起來就像是一條狗在長跑後會從前胸開始不停抖動的那副模樣。”
約翰尼斯現在終於能夠讓自己坐起來，“與此同時，這兩個傢伙已經走到了圓盤下方。我看著他們以緩慢而穩健的步伐走進垂直深嵌在岩石裂縫裡的圓盤，然後消失不見，過了幾分鐘，那個奇怪的物體徑直從岩石中飛升，一沖上天。接下來有一堆碎石和泥土掉灑落到了河床上。
圓盤在天空中一動也不動，就像一個巨大的浮鑼。我可以清楚看到它尖銳的邊緣，距離我只有四到五米遠，有一會兒我甚至害怕它會掉下來把我切成兩半...我想我應該一直在大聲叫喊著。我確信我已經使盡全力想要站起身來並且逃離現場，可是實際上我只是繼續痛苦不堪的能倒臥在地上。就在這時，那個圓盤開始微微傾斜，偏離了本來垂直的姿勢，然後它突然縮小（註2），接著就消失了。
緊接著，一陣大風向我襲來，直接把我吹翻在地上，搞得我眼裡都是沙塵。最後我撞上了河床上的岩石，就這樣倒在那裡不知道過了多久。後來，我終於可以坐起身子，然後我看看手錶，時間是上午九點十四分，但要一直到中午我才能好好動起來準備回家。我實在累癱了，全身上下的骨頭彷彿都已經骨折，我的雙腿也十分虛脫且不斷在顫抖...
我並不對發現自己背包裡裝咖啡的熱水瓶已經碎開的四分五裂感到驚訝，但令我詫異的是，我居然找不到它的任何金屬瓶身的碎片，我的鋁製叉子和一罐裝著我的冰冷午餐的鋁罐也不見了。現在我只能用浸泡在咖啡裡的麵包來果腹，至於我的莎樂美香腸和其它東西恐怕早就都不知道掉到哪去了。我還一直想要找到我的土鎬，心想著可以把它用來當作拐杖，可惜最後還是沒找到。”
事後
約翰尼斯在下午兩點多抵達拉韋奧，他立刻找上一間旅館進去倒頭大睡，並且向旅館老闆娘搪塞說他是不慎從岩石上摔傷。隔天一早，他帶著另一把土鎬和左輪手槍重返現場。
“想當然，那裡一個人也沒有，”他說。“我以為那兩個傢伙可能把我最喜歡的那把土鎬隨便扔了，所以我爬到岩石的隙縫中探頭探腦，但仍然一無所獲。”
後來他在拉韋奧到處詢問是否有人曾看到天上出現了不尋常的“飛機”。結果有兩個人都異口同聲地告訴他，他們確實有看到那種東西，其中一個人是目睹的時間是八點半，另一個人則是在十點左右。其中一位目擊者聲稱他看見“一個紅色的圓盤在大風吹拂下”出現在一座村莊所在的山坡背後。
“那時，”約翰尼斯解釋說：“我嘗試想要以各種方式解釋自己的奇異經歷，這些解釋都盡力避免與飛碟或外星人沾上邊。起初，我懷疑那架‘飛碟’應該是盟軍的實驗機器，當時他們在弗里烏爾的坎波福爾米多（Campoformido）機場有駐軍。我的下一個猜測是俄軍。最後，我甚至猜想世界上也許還有一些尚未被發現的地區，例如巴西的馬托格羅索（Matto Grosso）仍隱藏著我們所不知道的文明。有些最荒謬的假設確實可以搪塞我的非凡經歷，但其中沒有一個令人滿意，因為它們都無法解釋那兩個傢伙到底是何方神聖。”
儘管飛行員肯尼斯・阿諾德（Kenneth Arnold）在1947年6月24日於華盛頓州目擊被美國的媒體稱為“飛碟”的東西的著名事件早已傳遍世界各地，但在那時的義大利並沒有多少人聽過飛碟這玩意。正因如此，約翰尼斯決定不要把自己的故事告訴任何人。直到兩個月後，他因故前往美國才第一次聽說了阿諾德的故事。在後來暫居美國的五年時間，他閱讀了所有有關這個領域的東西，並且下定決心要向自己的兩個最信賴的朋友據實以告，他們的名字和住址都有據可查。1952年，他在回到義大利後也主動找上了一家報社：
“我去米蘭，拜訪了《歐洲報》（L’Europeo）的編輯。有人告訴我，這個故事很有趣，但要將它發表，我還需要提供一些可以證明這件事真實性的‘證據’。我只能回答，要是在1947年8月的那天早晨，我事前就知道我將會邂逅來自另一個世界的生命的話，我肯定巴不得找來一大批記者、攝影師以及（為什麼不呢？）一整隊士兵...”（註3）
在1964年的一封寫給都靈的異象研究中心（Centri Studi Clipeologici）所長兼創辦人的詹尼・塞蒂莫（Gianni Settimo）的信中，約翰尼斯附上了一幅他為了自己的記述而畫的草圖，這張草圖是在他們的期刊上被首次刊登出來（註4），上面還有一些說明：
“...正如我所告訴你的那樣，由於時隔了這麼久，我的許多記憶——也許在當時還十分深刻——到了現在卻都已經變得有些模糊，因此可能會有點混亂。對於我所遇到的那兩個‘生物’的‘身體’描述尤其是如此，包括他們確切的外形與眼睛的形狀，因為我已不再確定那到底是垂直還是水平的縫隙，還是根本沒有瞳孔。
我曾把我的故事從美國寄給義大利的《歐洲報》週報，並且也附有我繪畫的‘外星人’草圖，但那張草圖後來在我回到歐洲的時候並沒有被還來，他們的編輯把它搞丟了。那幅素描是在那場遭遇發生兩個月後完成的，因而比我現在才重新繪畫的草圖都要更加準確。
不過，總的來說，‘頭部’部分的正視圖（撇開瞳孔）還是有一定的準確度，只差在到底有沒有耳朵或類似的東西，我已經想不起來了。這張草圖可以被當作是大致或粗略的輪廓，所以多少還是具有參考價值...”（註5）
在思考約翰尼斯教授的案例時，我們必須考慮到一件事實，那就是除了身為一位知名畫家，他本人還是一位多產的作家，光是科幻小說就寫過至少十五本。所以，他完全有能力編造這樣的一個故事。所以，會有這樣的可能嗎？據我所知，這個故事從未被單獨出版或納入他的任何一本書，並且是直到1964年才在一本相對較默默無聞的義大利UFO雜誌上被刊載出來。
“目前我傾向於那兩個傢伙應該是機器人，而在1947年那時我則堅信他們是有血有肉的外星人，”約翰尼斯在1964年寫道。“我相信，我的舊手鎬現在應該被收藏在哪顆星球上的博物館，說不定手柄上因為長年切割而留下的痕跡會被那裡的人當成文字，嘗試想要去破譯...”（註6）
義大利阿爾卑斯山的飛碟地帶
如同傑出的英國研究人員戈登・克萊頓（Gordon Creighton）在他對本篇報告的隨附注釋中指出，這個碟形、中央有一個較低陷的圓頂，並且擁有一根閃亮金屬天線的物體——與在1952年被三十歲的義大利工程師詹皮耶羅・蒙古齊（Giampiero Monguzzi）和他的妻子一起在阿爾卑斯山上拍到（參見書後附照）的飛碟及其類人駕駛員的爭議性照片非常類似。
許多研究人員太過草率地就想要駁斥這些照片，堅持那些都是模型攝影。人們似乎對擁有天線的飛碟和穿著阿波羅式太空服（更何況這實際上比阿波羅任務出現得還要早）的外星人形象抱有偏見，就連我一開始也的確是這麼想。但是，身為一名經驗豐富的攝影師，後來我注意到照片中的景深和各種比例皆十分符實，不過與約翰尼斯的案例相似的地方還不止如此。
蒙古齊拍攝的照片對這個領域的研究者而言應該是人盡皆知，但他的實際遭遇報告就未必了。
1952年7月31日上午——也就是華盛頓特區發生第二次大規模飛碟目擊事件的幾天後——蒙古齊正跟他的妻子一起在伯里那山（Bernina）靠近切爾琴冰川的一側登山，亦即聖莫里茨偏南的地方。
“突然之間，我察覺到我們周圍有些東西不太對勁，”他開始說道。“從山頂吹來陣陣冷風，我們還聽見像是音樂和弦的聲音，那聽起來也很像是船帆的聲音。但就在一轉眼間，雖然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颯風吹起山上的積雪，可是那個聲音卻完全停止了。然後我們還注意到，即使我們距離很近，卻甚至也沒有辦法聽見自己踩在礫石和冰冷的地面上的沉重腳步聲，也聽不見我們自己的聲音。我看見我妻子正在張嘴說著什麼，但我聽不見，一種詭異而壓迫的沉默正包圍著我們，這是一種怪異的真空。（註7）
忽然，我的妻子驚恐地緊抓住我的手，接著我也嚇壞了，因為就在距離我們站立的地方不到兩百米處，有一個巨大的物體正悄聲無息地坐落在冰川的邊緣。它似乎是從冰川下面的山谷上來的，而不是從上面下來。我一開始猜測它應該是試圖迫降的飛機，問題是它沒有機翼。看著它，我感到越來越惶恐不安。我們周圍的冰川反射了光線，讓我很難看清楚，還有來自我右側的陽光也很刺眼。我轉過身，不想再看到那個物體，我們倆躲在一塊岩石後面。圍繞我們的那股詭異沉默仍然持續著。我甚至不敢開口說話——我連張開嘴都不敢。
過了一會，我總算鼓起勇氣，朝著岩石的前面瞥了一眼。那架奇怪的飛行器還在那裡，現在我敢接近它了，在礫石上走了差不多五十米後，我很難繼續穩定地走在冰面上而不打滑。
現在我可以清楚看見，它是一個圓形的銀色圓盤，直徑約十米，高約三米。一如往常，我的肩上背著一部相機（註8），我突然大膽地架起觀景器，拍下了第一張照片。但由於我聽不見拍照的咔嗒聲，我不確定到底有沒有拍成，所以我又拍了第二張。經過片刻，那架圓盤仍然停在我面前，沒有任何生命跡象。
但就在那一瞬間，我發現有個人站在飛行器旁邊，還戴著某種可以像金屬一樣反光的潛水盔。我立刻像出於本能似得拍下另一張照片，雖然我的雙腿當時簡直就像癱瘓了一樣，黏在地上動彈不得。
這個人似乎沒有察覺到我的存在。現在，他改變了方向，開始慢慢朝著他的圓盤走過去，看起來像是在檢查它。每走兩三步，他就會停下，抬望看一看飛行器的周遭。他的動作似乎因為他的穿著而顯得有些吃力，他的手裡還拿著一把似是手電筒的裝置，這個人的外形並不清楚，讓人感覺他好像是穿著某種毛茸茸的衣服。
我不清楚究竟過了多久，但我估計自從飛行器降落以來經過的時間應該不超過五分鐘。我從站立的地方無法看清這整個物體，只能看到它的下半部。話雖如此，我還是可以看到它頭頂上延伸出的天線，而且那個人的‘背包’上似乎還有另一根天線。完成他的檢查後，那個飛行員又走到了圓盤的另一側，我想那裡應該有入口。我繼續拍了幾張照片。
又過了一會，我注意到表面非常光滑的飛行器好像有一部分正在開始轉彎，這個動作應該動用了整個船體的三分之一。忽然，飛行器一聲不發地飛向空中，在大約十米的高度徘徊了幾秒。然後它就像電梯一樣，升上了伯里那山的山頂。我觀察到天線在這時已經被收起，而且飛行器身上疑似有多扇舷窗或艙口。我拍了兩張圓盤即將離去時的照片，雖著它漸行漸遠，我感覺自己的腿又恢復了知覺，我的聲音也回來了。
我望著手錶，時間剛好是九點二十七分。仍然感到沒回過神來的我晃著膝蓋走到了我妻子躲藏的岩石邊。親眼目睹了一切的她面色蒼白，不知所措。沒多久，我們一起上前去降落點一探究竟，嘗試尋找留在地面上的蛛絲馬跡，可是那裡什麼也沒有。冰雪依然堅固地結冰在一塊。我真好奇為什麼那架圓盤明明看起來很重，卻可以不留下半點痕跡，但後來我想起既然它可以盤旋在十米的高度，那它能夠懸浮離地十厘米似乎也未嘗不可。順道一提，就連我們自己也都沒有留下任何鞋印...”（註9）
我的瑞士朋友，另一位了不起的研究人員路易絲・辛斯塔格（Louise Zinsstag）在1958年向瑞士軍用機場管理局寄送了一篇文章的副本，其中包含了蒙古齊拍攝的照片。幾天後，她收到了有關單位的回覆：
“...我們非常感興趣地閱讀了這篇文章...最重要的是，我們非常驚異與詫異於附函的照片，尤其是義籍工程師蒙古齊在伯尼那山拍攝的照片，其中清楚展示了一架降落的飛行器，旁邊還有一個人的身影。
當我們看著那張照片時，我們十分好奇蒙古齊是否曾親眼目睹這架飛行器起飛，以及他是否有機會找到其他目擊者，曾在其升空離去前看見這架飛行器？
我們必須強調，我們的疑問並不意味著我們對照片拍攝對象的真實性有任何懷疑；這些疑問純粹是出自真誠和強烈的好奇，如果您能就這些疑問答覆我們，我們將不勝感激。
我們非常期待您的答覆，也深深感謝您願意不辭辛勞...”（註10）
本書在第四十四頁附上了這封信的德語原文副本。遺憾的是，我已經不記得這次通信最後的結果了，但我很確定路易絲之後將所有七張照片的副本連同為《時代》（Epoca）撰寫的文章都寄了過去，這大概可以徹底解答那些人的疑問。
蒙古齊和他的妻子之後去了米蘭，他們信心十足地想要以高價把這些照片賣掉。這位工程師——他是義大利愛迪生學會（Edison Society）的成員——向他的朋友、他的經理和一些新聞記者展示了這些照片。但沒有人願意相信他：他們每個人都覺得這不過是精明的騙局。這件事後來還在愛迪生學會引起了激烈爭論，最後蒙古齊不僅被撤銷成員資格——甚至還丟了飯碗（註11）。
這樣的人，真的會是一個騙子嗎？
瑞士軍用機場管理局寄給研究人員路易絲・辛斯塔格的回信，這封信認可了工程師詹皮耶羅・蒙古齊在1952年7月的義大利阿爾卑斯山上拍攝的一系列照片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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