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27日 星期六

零碳排運動不可告人的秘密

https://journal-neo.org/2021/02/05/the-great-zero-carbon-criminal-conspiracy/

  

By F.William Engda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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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義者集聚一堂的盛會-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日前已經宣布全世界有必要在2050年之前達到“零碳淨排放”(net zero carbon)的目標,這在大多數人的耳裡聽來無異於天方夜譚,因此自然而然沒有多少人較真。然而,從德國到美國,再到其它無數國家現在都已開始緊鑼密鼓地推動轉型,試圖為從20世紀70年代就已作為口號被提出的新國際經濟秩序(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打下堅實的基礎。事實上,這只是全球技術官僚極權主義集團的一項世界性計劃,而這項計劃的實施將會造成嚴重的失業、去工業化以及經濟崩潰。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瞭解這一切的來龍去脈。


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的世界經濟論壇最近一直在不留餘力地宣揚他最念茲在茲的一件事,亦即全球經濟的大重置(Great Reset)。這一點是理解全球主義者究竟為何如此執著於要在2050年之前實現零碳淨排放的關鍵。目前在這場賽跑中遙遙領先的是歐盟,其已提出了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要在2050年成為全世界第一個實現“碳中和”的大陸,還有在2030年達成二氧化碳排放量至少減少55%的目標。


2020年8月,以全球疫苗沙皇自居的比爾・蓋茲在他部落格上的一篇談論迫在眉睫的氣候危機的文章中寫道:“儘管疫情已十分棘手,但氣候變遷可能會是更加嚴峻的挑戰...今年的碳排量相對小幅下降只是清楚證明了一件事實:我們不能指望只靠少坐飛機和少開車來實現零碳排。”


多虧主流以及社交媒體的網絡壟斷,現在全球暖化遊說團已幾乎成功說服世界上大多數人相信,在2050年之前徹底擺脫對碳氫化合物的依賴,包括包括石油、天然氣、煤炭甚至是“無碳”的核電,才是人類未來真正的長久之計,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有機會避免世界平均氣溫再上升一點五至二度。這裡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這些冠冕堂皇的說辭實際上只是掩蓋了一樁別有用心的犯罪陰謀。


“全球暖化”的始末緣由


許多人恐怕都已經忘記了我們之所以總說有必要對能源系統進行革舊維新,最初所依據的科學理論究竟是什麼。這個科學理論不是“氣候變遷”,因為地球的氣候一直都在不停變化,而這又與太陽耀斑或太陽黑子週期性地影響地球氣候有關。差不多在上個世紀之交,由於太陽所引發的上一次變暖週期逐漸疲軟,阿爾・高爾(AI Gore)等人於是將他們的論述重心從全球暖化轉向了“氣候變遷”。事到如今,這種極力煽動恐懼的敘事已變得愈發荒謬,每一次的氣候事件只要稍微不同於以往都會立刻被說成是“氣候危機”,以至於每次一有颱風或冬季風暴發生,就會又有人跳出來說這就是氣候之神在懲罰我們這些不知節制地排放二氧化碳的人類。


但請先等等。之所以要放棄碳能源,轉而擁抱例如太陽能或風能等替代能源的最大原因據說是因為二氧化碳這種溫室氣體會以某種方式上升到大氣層,並在那裡形成一條毯子,使下方的地球變得越來越熱——這就是全球暖化。根據美國環保署,二氧化碳是最大宗的溫室氣體排放來源,這也是為什麼近來“碳足跡”成了大家都琅琅上口的話題。


只是人們有所不知的是,汽車、燃煤發電廠或其它人造來源釋放的廢氣其實根本不可能上升到大氣層那麼高的高度。二氧化碳不是一般的碳或煤灰。它是一種無色、無味的氣體,對植物行光合作用以及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至關重要,其中也包括我們人類在內。二氧化碳的分子量剛剛好超過四十四,可是空氣(其主要成分是氧和氮)的分子量只有二十九。這意味著二氧化碳大概比空氣重了一點五倍。所以,汽車或發電廠排放的廢氣上升到十二英里甚至更高的大氣層,進而形成令人憂心的溫室效應的說法根本是無稽之談。


莫里斯・斯特朗


要瞭解蓋茲、施瓦布還有那些“可持續”世界經濟體系的擁護者的犯罪惡行,我們就必須先把時間撥回1968年,當時大衛・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和他的一群朋友正在發起一場運動,試圖證明人類的消費需求和人口增長將會成為一個重大的全球問題。洛克菲勒靠石油發家致富,他在義大利的貝拉焦(Bellagio)創立了一個奉新馬爾薩斯主義為圭臬的團體-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該俱樂部初創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資助麻省理工學院完成一項垃圾研究,亦即1972年發表的《增長的極限》(Limits to Growth)。


洛克菲勒在20世紀70年代初提出的“零增長”議程背後的一位主要始作俑者是他的老朋友、同為羅馬俱樂部成員的加拿大石油商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斯特朗在1971年被任命為聯合國副秘書長,後來他也擔當了1972年6月的斯德哥爾摩地球日會議的主席。同時他還是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受託人。


莫里斯是一項缺乏實際科學依據的理論的重要早期推廣者,這項理論主張交通工具、燃煤發電廠還有農業留下的人為排放物會導致全球氣溫急劇上升,產生威脅人類文明的全球暖化。“可持續發展”這個響噹噹的術語也是他的發明。


作為1972年聯合國斯德哥爾摩世界地球日會議的主席,斯特朗主張我們應該透過減少全世界人口並降低生活水平的方式來“拯救環境”。幾年後,斯特朗又再次疾呼說:


“工業化文明的崩潰不正是地球唯一的出路?實現這一目標難道不是我們義無反顧的責任?”


這便是今日被稱為大重置或聯合國2030年議程(UN Agenda 2030)的計劃原貌。斯特朗接著創立了聯合國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這是一個負責大力宣傳未經證實的理論,即人為二氧化碳排放將使我們的世界陷入無可挽回的生態災難的政治機構。


羅馬俱樂部的另一位創立者,亞歷山大・金博士(Dr Alexander King)幾年後在他的書《第一次全球革命》(The First Global Revolution)中承認了環境議題其實不過是用來混淆視聽的策略罷了。據他說:


“為了尋找新的敵人,使我們再次團結起來,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對抗污染、全球暖化、缺水、饑荒...這些危機都是人禍,也只有人類願意改變自身的態度和行為才能克服這些危機。如此一來,真正的敵人其實就是人類自己。”


金承認,“全球暖化的威脅”實際上只是為了證明“人類本身”就是敵人才採用的策略而已。如今的大重置和零碳排運動基本上也都是一丘之貉。


替代能源浩劫


2011年,遵循波茨坦氣候影響研究所(PIK)的約阿希姆・史奈爾內赫貝(Joachim Schnellnhube)提出的建議,同時也作為2001年開始推動的政府能源轉型戰略計劃(Energiewende)的一部分,安格拉・默克爾和德國政府正式宣布要在2020年前全面停用核電,轉而使用太陽能、風能及其它“可再生能源”,好使德國成為第一個成功實現“碳中和”的工業化國家。


這項戰略計畫是一場不折不扣的經濟災難。從原本擁有工業化國家中成本數一數二低廉又可靠的發電電網,如今德國卻得面對放眼全世界也無人能出其右的昂貴發電成本。按照德國的能源工業協會BDEW的說法,最遲到2023年最後一座核電廠關閉,屆時德國恐怕將開始出現電力短缺的問題。與此同時,為了實現零碳排,作為最大發電來源的煤炭也正在逐漸被淘汰,於是鋼鐵、玻璃、基礎化學品、造紙還有水泥生產等傳統的耗能產業紛紛面臨著成本飛漲的難題,這些產業要不停工,要不只能把生產外包出去,最後這犧牲的當然是數百萬個工作崗位。目前效率低下的風能和太陽能的成本,甚至是天然氣的七至九倍。


與其它熱帶國家相比,德國的日照時間要少得多,因此風能便被寄予了主要的綠能供應來源的重任。無論是太陽能廠還是風電廠都需要消耗大量的混凝土和鋁,但又需要廉價能源——天然氣、煤炭或核能——才能夠生產這些原材料。隨著這些廉價能源被逐漸淘汰,長此以往即便不加徵“碳稅”,擺在眼前的成本仍然令人望而生畏。


德國現在擁有三萬台風力渦輪發電機,遠多過其它任何歐盟國家。巨大的渦輪機不但對附近的居民帶來了嚴重的噪音或超低頻音健康傷害,它們對天氣和鳥類的造成的危害也不容忽視。到了2025年,估計德國現有的渦輪機中有25%將需要更換,到時如何處理廢棄物會是一個大問題。隨著公民漸漸認清這場災難,過去那些提供服務的公司便要面對遭到起訴的命運。不久前就連德意志銀行都坦言,要想在2030年達到目標,建立“生態專政”(eco dictatorship)恐怕是勢在必行。


就在同一時間,德國還計劃要在2035年達成停用所有汽油或柴油交通工具、全面改用電動車的目標,這根本是在摧毀德國自己市場最大、最賺錢的汽車業,而且這還會奪走上百萬個工作機會。如果將鋰的開採和其它所有零件的生產都計算在內,靠鋰離子電池發動的電動車製造的“碳足跡”甚至比柴油車要更多。時至2050年,德國為了實現零碳排所需的用電量將遠遠超過今天,因為到時會有成千上萬個充電電池需要穩定的電網供電。德國和歐盟目前都正在推動“碳稅”,說是可以用這筆稅金來供給零碳排轉型過程中的需要,但加稅實際上只會令電力和能源價格變得更加昂貴,結果就是繼續加快德國工業完蛋的腳步。


減少人口


根據那些零碳排議程的擁護者,這實際上正是他們所期望的結果:對最發達經濟體的去工業化,這是一項已經精心規劃了數十年的戰略,正如莫里斯・斯特朗所言,其目的就是要徹底瓦解工業化文明。


讓當今世界的工業經濟倒退回燒木頭、轉風車的反烏托邦,變得像停電已經成為家常便飯的加州一樣,是美其名曰《2030年議程》的大重置計劃中非常重要的一步。默克爾的氣候顧問約阿希姆・史奈爾內赫貝儘管是一名無神論者,卻仍被教宗方濟各任命為宗座科學院(Pontifical Academy of Science)院士,並在2015年出席了方濟各的激進綠色議程通諭《願祢受讚頌》(Laudato Si)的發佈會議。史奈爾內赫貝也為歐盟的綠色議程提供建言,他還在2015年的一次採訪中聲稱“科學”已經證明要想要維持“可持續發展”,人類人口的最大上限必須是目前的數字再減少六十億人。


“即使看起來再怎麼憤世嫉俗,這仍然是科學的勝利,因為我們終於可以確定,地球的承載力極限是少於十億人。”


要想順利減少人口,就需要拆除這個工業化世界。WEF的贊助者、前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執行秘書克莉絲汀娜・菲格雷斯(Christiana Figueres)也在2015年於布魯塞爾舉辦的記者會上透露了聯合國氣候議程的真正目的,據她說:“這是人類歷史上頭一遭,我們為自己設定了要著手改變自工業革命以來一直佔據主導地位的經濟發展模式的任務。”


法國總統馬克宏亦在2021年1月WEF的“達沃斯會議”(Davos Agenda)上再次重申了菲格雷斯在2015年的舊調,他公開宣稱“如今的情況證明了,資本主義模式和開放經濟已不再可行。”馬克宏,這位羅斯柴爾德家族從前手下的銀行家還表示“擺脫眼下這場疫情的唯一解答,就是創造一個更加致力於消除貧富差距的經濟體系。”只要是為了實現這個夙願,就算要使德國及其它OECD國家的生活水平淪落到與伊索比亞或蘇丹有得比的程度,默克爾、馬克宏、蓋茲、施瓦布還有他們的朋友也在所不惜。這就是他們朝思暮想的零碳排反烏托邦。嚴格限制航空旅行、汽車交通、人民出行、關閉“污染”行業,所有這一切為的都是要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只是恐怕誰也不會想到,現在這場新冠疫情大流行反倒為大重置與聯合國的2030年零碳排議程鋪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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