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newdawnmagazine.com/articles/dreams-spirits-the-occult-the-secret-world-of-carl-g-jung
BY GARY LACHMAN
1944年2月11日，年屆六十八歲的卡爾・古斯塔夫・榮格——當時他已是世界上最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心理學家——不慎因為滑倒摔斷了骨頭。十天後，還在住院的榮格又因為把他的雙腿固定得無法動彈的拴塞而引發了心臟病。在輸氧和樟腦搶救下，他暫時失去了意識，轉眼間他已經進入了瀕死經驗與靈魂出竅的狀態——或者也可以說是譫妄症發作，取決於你的立場。
他發現自己忽然飄浮在距離地表一千英里高的上空，五大洋和七大洲在下方閃爍著湛藍色的光芒，榮格可以輕易辨認出哪裡是阿拉伯沙漠、哪裡是喜馬拉雅雪山。這時他感覺自己似乎又要開始移動，他把頭轉向南方，卻看見了一塊黑色的巨石，原來那是一間寺廟，榮格還可以在它的入口前面看見一位正保持著蓮花坐姿的印度教徒。走進寺廟，裡面有滿屋子的蠟燭正在閃灼著火光，這讓他感到“塵世間的整個幻象”彷彿都已經被剝落下來，但這並不是什麼很愉快的經驗，現在唯一剩下的就只有一個“本質的榮格”，也就是這個正在經驗的他的內在核心。
他知道關於自己生而為人、自己這一輩子的意義的答案就在這間寺廟裡。就在他即將跨過踏入寺廟的門檻的那一刻，他突然從遠方歐洲的方向看見他的主治醫生正以科斯島（Kos）國王的形象緩緩升起，而科斯島向來就是以一座獻給希臘醫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的神殿聞名於世。他告訴榮格，現在還不是他該離開的時候，還有很多人正在等待他趕緊回去，這個國王就是要來帶他回去的。聽聞這ㄧ席話，儘管榮格感到百般不願意，整個異象還是在很快之後就結束了。
就跟很多曾在鬼門關前“被帶回來”的人一樣，榮格也對於回來這件事感到十分的不情願，但最讓他感到困擾的還是那位醫生的出現。他知道這是在暗示那位醫生將會為了救他而賠上自己的性命。結果就在1944年4月4日——命理學家想必會覺得這個日期特別耐人尋味——榮格終於自從心臟病發以來第一次可以坐在床上，他的醫生也果然在同一天因為敗血症病倒，被送去急救。幾天後，這位醫生不幸撒手人寰。
榮格堅信自己看到的不是簡單的幻覺，而是關於現實的深刻啟示。他顯然穿越到了一個不再受時間所拘束的地方，此番經歷也對他產生了明顯的影響。一方面，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來就一直籠罩著他的沮喪和抑鬱情緒現在皆已煙消雲散，但還不止如此。在他漫長的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裡，榮格在同事、朋友和公眾心目中留下的印象往往是他首先是一名科學家。但其實不是這樣的，榮格對神秘學、神秘主義或異象這些東西實際上有著近乎著魔般的執著，這些在他的批評家眼裡全屬胡說八道的東西也常常被他們拿來攻訐榮格的學說。現在，從鬼門關前走一遭的榮格似乎很樂意讓自己的科學家身份在接下來的十七年裡真正的退居二線。
儘管榮格一直以來都相信其它“現實”的存在，但他始終小心翼翼地避免公開表露自己的觀點。但是在歷經了異象之後，榮格似乎就不再那麼斤斤自守了。可以說他整個人都因為那次經歷變得像是換了個人似得，這位舉世聞名的心理學家過去一直諱莫如深的愛好在今天也經常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話題。飛碟、占星學、超心理學、煉金術，甚至是對即將到來的“嶄新水瓶座紀元”的預言：所有這些喪心病狂的主題——至少從現代科學的角度而言是這樣——都曾在他的妙筆下得已躍然紙上。如果說，他過去還一直有意地想要擺脫世人對他是密契主義者或神秘主義者的指控——這多少也影響了他在1912年與佛洛伊德分道揚鑣——那麼到了20世紀40年代後期，他似乎已下定決心要停止這場無謂的鬥爭。“屈斯納赫特的聖人”、“蘇黎世的魔法師”，這些都是榮格在他生命中最後十年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形象。
一切始於家族
然而，榮格其實打從一開始就與神秘學結下了一段不解之緣——這是字面上的意思，因為這種緣分幾乎就像是被刻寫在了他的DNA裡面。他的外公塞繆爾・普瑞斯維克（Samuel Preiswerk）努力學習希伯來語是因為他相信這是人們上天堂後會講的語言，他不僅堅信靈魂的存在，而且還在自己的書房裡多留了一張椅子給經常回來看他的亡妻。榮格的母親埃米莉（Emilie）甚至會為塞繆爾驅趕那些在他佈道時打擾到他的死者。
埃米莉早在十幾歲的時候就嶄露出了靈媒的天賦。她在二十歲那年曾突然陷入昏迷長達三十六小時，直到有人用一條燒得赤紅發燙的撥火棍敲了敲她的頭，她才終於恢復意識，並且一醒來後就開始說方言與做預言。埃米莉在她後來的一生中經常進入恍惚狀態，她只要一進入這種狀態，就可以跟死者進行交談。她似乎也有某種“人格分裂”，所以偶爾會用不是她本來該有的聲音對榮格說話，這時她會開始散發出一股難以形容的權威感，然後開口訴說深邃的道理。
榮格在他的母親身上看到的“精神分裂”後來也發生在了他自己身上。在他大概十二歲左右的時候，他自己也從字面上分裂出了兩個人格。第一個人格是他童年時代的平凡自我，而第二個人格，也就是榮格口中的“那個人”則是一個18世紀的紳士，他頭戴著一頂白色假髮並穿著扣鞋，還駕一輛威風凜凜的馬車，而且他十分看不起這個小男孩。從某種角度來說，榮格似乎覺得這個人就是他前世的模樣，當他看著那輛古老的青色馬車的時候，他卻感到十分親切熟悉。
日後他提出的集體潛意識理論，即他認為是我們每個人在一生下來時就跟著繼承的心靈象徵與意象財產，其實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種變相的輪迴轉世，而榮格本人似乎也的確不排斥前世的概念。在他父親過世後不久，亦即1896年榮格二十一歲的時候，他做了兩場夢，夢中他的父親以非常逼真的姿態現身，甚至令榮格不禁開始認真思考起死後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再之後的另一場夢中，榮格的父親突然向他徵詢一些關於婚姻事宜上的建議，因為他想為自己妻子的到來先做好準備。榮格認為這是一個預兆，他的母親果然也在不久之後去世。數年後，在他的妹妹葛簇特（Gertrude）走後——此時距離他歷經那次瀕死經驗還有十年的時間——榮格又寫道：“死後究竟會發生什麼是如此難以猜透，以至於費盡我們的想像與心神也摸不到它的哪怕一絲皮毛。”（註1）
桌子與刀子
榮格的母親還親身遭遇過兩次非常經典的超自然現象，他幾乎在自己的每一本書裡都會提到這些事。有一回，榮格正在他的房間裡讀書，忽然他聽見從飯廳傳出一聲巨響，他趕緊跑過去，發現自己的母親嚇了一跳，原來飯廳裡的胡桃木圓桌直接從中間開始整個裂開了，裂痕並未沿著任何原有的裂縫碎裂，而是直接貫穿整張實木，所以這無法僅憑木頭太過乾燥來解釋；這張圓桌已經用了七十年了，而且那天是一個十分潮溼的日子。榮格心想著：“這裡面肯定有什麼不對勁。”沒想到，彷彿能直接看透他的心思，埃米莉居然用“另一個”聲音直接回答他說：“沒錯，沒錯，這件事並不單純。”
第二件怪事發生在兩個星期後。在傍晚回到家時，榮格又看見了一臉錯愕的家人。就在大約一個小時前，他們家的餐具櫥櫃也沒來由的冒出了一條大裂縫。沒有人知道這條裂縫是怎麼來的，榮格仔細檢查了櫥櫃，他在放麵包的地方找到了一塊麵包跟一把麵包刀，刀子已經碎裂成好幾塊，並且十分整齊地排列在麵包籃裡。這把麵包刀只有在早前喝下午茶的時候有被用過，之後就沒有人在碰過它，也沒有人打開過櫥櫃。後來他帶著麵包刀去找刀匠，結果卻被告知鋼材本身沒有任何瑕疵，只可能是有人故意破壞了刀子。此後他一直留著這把破碎的麵包刀，多年後他還把為這把刀拍攝的照片送給了超心理學研究者J.B・萊納（JB Rhine）。
精神轉向
這個時候的榮格跟其他很多人一樣，對精神主義（spiritualism）深感興趣，他也積極閱讀有關的著作——包括左納（Zöllner）、克洛克（Crooks）、卡爾・德・佩爾（Carl du Prel）、史威登堡（Swedenborg），以及賈斯汀尼斯・克納（Justinus Kerner）的經典作品《普雷沃斯特的女先知》（The Seeress of Prevorst）。在巴塞爾大學的佐菲吉亞（Zofingia）研討會上，榮格舉辦了兩場分別題為《臆測研究的價值》與《精確科學的極限》的演講，他在其中對就像今天一樣主宰著當時人們的思維的唯物史觀提出了他的質疑。榮格帶領著他的同儕進行各式各樣的神秘學實驗，但他還是沒能說服他們認真看待自己的想法與演講。顯然，他甚至覺得自己養的臘腸狗都比別人還要更瞭解他，而他自己似乎也對超自然的事物有著特別敏銳的感應（註2）。
另一個似乎也能感應到超自然存在的人是他的表妹，出身他母親家族那一邊的海倫娜・普瑞斯維克（Helene Preiswerk）。在一封寫給J.B・萊恩的關於那把壞掉的麵包刀的信中，榮格就說海莉——這是海倫娜的小名——是一個“具有明顯靈媒天賦的小姑娘”，他在那件怪事發生前才見過海倫娜，而在他“所謂的”自傳《回憶、夢、省思》（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中，榮格還提到自己在麵包刀和圓桌事件後跟一群親戚一起參加了一連串的降神會。不過，其實他們的降神會早在這兩起怪事發生以前就已經行之有了一段時間，而海倫娜就負責扮演靈媒，榮格非常瞭解自己的這位表妹，而且從很多方面來看，她似乎也對他抱有欽慕之情。這也可以說是往後榮格與神秘學之間曖昧不清的關係的一個早期徵兆。
海倫娜一般會進入一種恍惚狀態，她會跌坐在地板上，深呼吸一口氣，接著就開始用老塞繆爾・普瑞斯維克的聲音開口說話——儘管她從未聽過後者的聲音。她告訴其他人，他們應該為她的姊姊貝莎（Bertha）禱告，因為她剛生下了一個皮膚黝黑的孩子。人住在巴西的貝莎已經與一位混血丈夫育有一個孩子，她也真的就在降神會舉行的那一天又生了另一個孩子（註3）。後續的降神會也帶來了同樣令人瞠目結舌的結果。有一次，塞繆爾・普瑞斯維克與老卡爾・榮格——他是榮格的祖父——他們本來在世時互看不順眼，現在卻因此重修舊好。還有一次他帶來了給另一個姊姊的警告，她當時正懷有身孕，可是他卻說她無法保住這個孩子；後來嬰兒在8月早產，不久後便夭折了（註4）。
出現在海莉身上的還有其他人的聲音，但最有趣的還是一個名叫伊芙妮絲（Ivenes）的靈體，她自稱是海倫娜・普瑞斯維克本人。這個人無論在自信、成熟還是聰明上都要比海莉更勝一籌，而根據榮格的描述，海莉則是一個經常心不在焉、沒有特別聰明，也沒多少才華或受過多少教育的人。在這個看似不起眼的少女身上卻隱藏著另一個更飽滿、更果敢的人格，就像榮格身上也有“那個人”一樣。這種對人類心靈的洞察也影響了他後來提出的“個體化”（individuation）理論，其所指的就是“學習成為你自己”的過程。海莉日後也有開竅，她在法國成為了獨當一面的裁縫師，只可惜她才年僅三十歲就去世了。
榮格在他討論降神會的論文《論神秘學現象背後的心理學與病理學原因》（On the Psychology and Pathology of So-called Occult Phenomena）中曾毫不客氣地形容海莉擁有一顆“略為不齊的頭顱形狀”與“毫無血色的臉色”，他甚至也沒有提及自己就是海莉的表哥，以及自己親自參加過降神會，他聲稱降神會舉行的時間是1899－1900年，但實際上應該要更早幾年。格哈德・韋爾（Gerhard Wehr）曾十分委婉地就這點評論說：“這位博士候選人刻意隱瞞了自己的角色，特別是他的親戚關係，好方便他免去他人對他研究的科學有效性的質疑。”（註5）換句話說，身為科學家的榮格果然還是覺得，不要太過張揚那個身為神秘主義者的榮格為好。
佛洛伊德書房裡的騷靈現象
1900年，年僅二十五歲的榮格加入了蘇黎世久負盛名的伯格霍茲里精神病院。在這裡，他為完善單詞聯想測試下了很多工夫，同時他也發展出了自己的“情結”理論，並成功實踐了一種“對患者友好”的精神疾病與精神分裂症治療方法。他正是在這段期間邂逅了佛洛伊德，從他們在1906年開始書信往來，到1912年徹底決裂之前，榮格一直是佛洛伊德的堅定擁護者，後者的作品能被廣泛推廣也該記上他的一份功勞。
然而，事情也並非一帆風順。其中有一件著名的軼事是發生在佛洛伊德的書房裡的騷靈現象。當榮格在1909年來到維也納拜訪佛洛伊德時，他也順道試探了後者對超心理學的態度。佛洛伊德對超心理學抱持著懷疑態度，他基本上認為那全是胡說八道。榮格當然不同意這種看法，就在他正坐在自己的導師面前的那個當下，他突然感覺到自己的隔膜好像正在持續發燙。就在此時，從書櫃傳出了一聲巨響。
在場的兩個人都嚇到跳了起來，榮格接著便轉頭對佛洛伊德說：“你看，這就是所謂的心靈外在化現象（catalytic exteriorisation phenomenon）！”榮格接下來繼續就吵鬧鬼（poltergeist）或“騷靈”開始侃侃而談，直到佛洛伊德大聲斥責這全是“胡扯！”的時候，榮格立刻預言剛剛的巨響還會再發生一次。結果，巨響真的又出現了。榮格說，佛洛伊德就是從那一刻開始與他越來越形同陌路。從佛洛伊德寫給榮格的信中，可以感覺到他似乎認為榮格應該為這件怪事負責。
這確實不必大驚小怪。因為榮格的確展現過許多超自然能力，譬如在一次演講結束後他回到旅館的床上休息時，他突然感覺到他的一名對他抱有強烈的“移情”感受的患者已經自殺身亡。這名患者因為抑鬱症復發，所以對著自己的頭部舉槍自盡。榮格正好在那一刻從旅館裡驚醒，而且還感到額頭在隱隱作痛。後來，他才發現那名病患對自己開槍的部位正是他感到不適的地方，而他也正巧是在那個當下忽然嚇醒。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位訪客曾經評論榮格這個人擁有“旺盛的力比多（libido）”，每當他的心中開始形成什麼尚不明確但卻很重要的想法的時候，他整個房子裡的家具和木製品都會開始嘎嘎作響。
紅書
在與佛洛伊德決裂以後，榮格開始“深入探索自己的潛意識”，這是一場令人不安的心靈兔子洞之旅，他也從中獲得了很多有關於“集體潛意識”的洞見，進而啟發他在往後開創自己的“分析心理學派”。榮格進入了一種所謂的“創造性病理狀態”（creative illness），很難說他在那時是否已經陷入精神崩潰。1913年10月，就在兩人分道揚鑣後不久，榮格忽然歷經了一場異象，也有可能是譫妄症發作，取決於你怎麼想。人在火車上的他突然看見洪水淹沒從北海到阿爾卑斯山之間的整個歐洲，但他的祖國瑞士卻因為起伏的山巒阻擋洪水而得以倖免於難，在大浪中他可以看見不計其數的瓦礫和屍體。這場異象持續了一個多小時，宛如一場夢境，但卻是一場在他的意識還十分清醒的時候做的夢。榮格曾花了數十年的時間在治療患有此類症狀的精神病患者，因此他確實有理由擔心自己的狀況。諷刺的是，隨著時間來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的第二個夏天，他反而終於可以釋懷了，因為現在他可以開始相信自己當初見到的實際上是一場預知夢。
然而，他的精神緊繃狀態仍然未有好轉。最後，榮格終於感到自己再也無法與這股精神錯亂感僵持下去，於是他決定放手。當他下定決心這麼做以後，他反而因此開始可以看見一個陰森恐怖的灰暗世界，在那裡他甚至邂逅了一直“住在”他腦海裡的奇怪實體。由於這種經歷是如此折磨人的心神，以至於有一段時間榮格甚至在就寢時會直接在床上塞著一把手槍，他已準備好要在自己終於負荷不住的時候給自己一個痛快。
在他的《紅書》中，榮格借用言語與圖像仔細描述了他在“創造性病理狀態”中遇見的各種客觀且獨立的實體——這些實體雖然與他個人沒有任何關係，但卻同住在他的內心世界裡。比如以利亞和莎樂美這兩個《聖經》人物，而且他們現身時身旁還圍繞著一條蛇。還有一個被榮格稱為腓利門（Philemon）的角色是一個禿頭、鬍子花白、長著牛角與翠鳥翅膀的“內在大師”。有一天早上，榮格在畫完了這個人物的圖畫後決定去散步，結果他一出門就看見了一隻死在地上的翠鳥。蘇黎世平常根本不可能看得見翠鳥，更何況是一隻已經死掉的翠鳥。這可以說是共時性/同步性現象（“有意義的巧合”）的經典示例之ㄧ。
類似的例子還不止如此。1916年，仍然深陷在個人危機之中的榮格再次感覺到自己的內心中似乎有一股想要釋放出什麼的衝動。當時他的家中充滿了一股令人背脊發涼的陰森感，他幾乎可以感受到死去的鬼魂就在身邊——就連他的兒女們也感覺到了。他的一個女兒看到了奇怪的白影；另一個女兒則說她的毯子在晚上會莫名被人扯掉。他的兒子把自己做的夢畫了下來，畫中有一個漁夫，在他的頭頂上方有一頂熊熊燃燒的煙囪，還有一個魔鬼正從空中飛過，詛咒漁夫偷走了他的魚。榮格從未向任何人提過腓利門。然後，一天下午，門鈴忽然作響，但門前卻沒有任何人。榮格不禁納悶：“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沒想到他居然聽見鬼魂回答說：“我們從耶路撒冷而來，尋找我們想要卻找不到的東西。”後來榮格便以這句話來作為他的《向死者的七次佈道》（Seven Sermons to the Dead）的開場白，這是一部號稱是“精神口述”或“通靈”的方式完成的作品，他認為傳送訊息給自己的正是“生活在東西方的交匯之城，亞歷山卓城的巴西里德斯（Basilides）”。
鬧鬼的房子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終於劃下句點，榮格也總算度過了他的個人危機，儘管他依然在繼續練習所謂的“主動想像力”（active imagination），這是一種在清醒時做夢的方法，他把結果都記錄在了《紅書》中。但此時的榮格仍然選擇採取保守的立場。他應邀到倫敦的心理研究學會（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SPR）以“鬼魂信仰的心理學基礎”為題進行演講。他在演講上表示，鬼魂和顯靈（materialisations）這些東西無非都只是“潛意識的投射”。“我已經反覆觀察過，”他說：“潛意識結構所產生的心靈效應以及許多超心理現象，但在所有這些案例中，我都找不到任何可以證明靈體真實存在的證據，在等到堅實的證據水落石出之前，我只得將這些東西都視為心理學上的一處註腳。”
毫無疑問，這段發言所抱持的科學立場非常鮮明，但是在一年後的同樣是英國，榮格卻又遇見了一個更加真實的鬼魂。當時他暫住在莫里斯・尼科（Maurice Nicoll，後來他成了葛吉夫與鄔斯賓斯基的學生）在艾爾斯伯里（Aylesbury）租的一間別墅裡，但那間別墅卻時不時就會傳出令人頭皮發麻的怪聲，從臥室裡還會散發出刺激難聞的氣味。當地人都說這間別墅鬧鬼，而就在一個特別詭異的夜晚，榮格居然在他的枕邊看見了一個老婦人的臉；她有一半的臉都不見了。他立刻嚇得跳下床，死死守在扶手椅上直到早晨到來。這棟房子後來被拆掉，也許有人會以為在遭遇過那群從耶路撒冷過來的死者後，榮格早就不會被道地的英國幽靈給唬住，但其實他真的被這場經歷嚇壞了；他的自述要一直到三十年後的1949年才會出現在一部風格灰暗的鬼故事選集裡。
當他當年在SPR上的演講將在1947年重印時，榮格特定在其中添加了一個腳註，表示他已不再敢於像1919年的時候斬釘截鐵地斷言鬼魂可以被心理學來解釋，他甚至懷疑“純粹的心理學方法是否真的能夠公正地看待這一現象”。在往後的一篇附筆中，他再次承認自己以前的看法有失公允，但他依然無法直接宣稱靈體確實存在，因為他並沒有與他們打交道的直接經驗——看來他一定是忘了自己在艾爾斯伯里的遭遇。但在1946年的一封寫給心理治療師弗里茨・昆克爾（Fritz Kunkel）的信中，榮格承認：“相反起潛意識作祟，靈體的假說的確可以更好地解釋超心理現象。”
他對中國傳統的占卜工具《易經》也抱持著類似的猶疑態度，他從20世紀20年代初開始嘗試卜卦，其就像星座占卜一樣都成了他的心理治療工具。儘管他不止一次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及《易經》，但要直到1949年，也就是將近三十年以後，他才在為相當經典的威廉＆貝恩斯（Wilhelm/Baynes）的《易經》譯本作序的時候承認了自己曾經使用《易經》卜卦。儘管他試圖通過自己的大絕招－共時性來解釋《易經》的效力，但榮格也不諱言《易經》真正的力量是來自於構成了“這本書的靈魂生命”的“精神存在”，這與他前面的準科學解釋顯然就不太一致了。十分諷刺的是，他在論述“有意義的巧合”這方面的主要代表作《共時性：非因果性聯繫原理》（Synchronicity: An Acausal Connecting Principle，1952）實際上是他與物理學家沃夫岡・包立（Wolfgang Pauli）合著的成果，但他在書裡只就這個現象列舉了一個比較明確的實例，至於其他願意接受共時性這個現象存在的讀者，比如我本人，則大概都會被榮格企圖透過原型、量子力學、統計分析、數學、J.B・萊恩的ESP實驗、占星學、心靈感應、預知能力以及其它超自然能力來解釋共時性給搞得暈頭轉向，所有這一切彷彿都像是榮格竭力想要一再提醒大家“我還是一個科學家”一樣。
水瓶座時代
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榮格漸漸醉心於研究諾斯底教——他早在1912年就開始接觸這個主題——當然還有煉金術。對於把古老的赫耳墨斯主義傳統從人類知識世界的遺忘中重新拯救出來這一點，榮格確實是居功厥偉，沒有其他人可以望其項背。另一個為他所深深癡迷的赫耳墨斯傳統是占星學，他在自從與佛洛伊德決裂後便開始認真研究這門學問。榮格曾經告訴與他熟識的朋友，擺弄星盤是他實踐治療的方式之一，但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最為灰暗的那段歲月，他才真的意識到了占星學其實還有更深遠的價值。1940年，榮格在寫給H.G・貝恩斯（H.G Baynes）的信中表示，他曾在1918年看見異象，“火雨從天而降，將德國的一座又一座城市燃燒殆盡。”他認為1940年就是最關鍵的一年，因為他說這是“我們最接近水瓶座的第一顆恆星的子午線的時候”，它預示了“嶄新紀元的到來”。
榮格十分熟悉所謂的歲差運動，亦即太陽以倒退的方式逐一穿過黃道十二宮的過程。以太陽在春分日出時現身的方位為基準，每一個“時代”都會被以不同的星宮來命名——這又被稱為“柏拉圖年”（Platonic month）——每一個時代都會持續大約兩千一百五十年。在他那本相當古怪的著作《自我與自性》（Aion，1951）中，榮格提出西方文明的整個“個體化”過程都是完全遵照著“柏拉圖年”的模式在進行，而且其同時也是一種“原型的演變”過程。耶穌的身旁總是圍繞著魚的象徵，因為他就是雙魚座時代的代表人物。至於更遙遠的時代——金牛座和白羊座——也孕育了相應的各種以公牛與公羊為代表的象徵主義。接下來要到來的是水瓶座時代，榮格曾在與赫曼・黑塞（Hermann Hesse）的摯友瑪格麗特・奧斯特羅夫斯基・薩克斯（Margaret Ostrowski-Sachs）的交談中承認，多年來自己其實一直都知道這種“秘密知識”，只是到現在他才在《自我與自性》開始談論這些事情。他不確定自己是否被“允許”這麼做，但是在他大病的那段期間，他認為自己已經得到了“許諾”。
雖然神秘學學者傑拉德・梅西（Gerald Massey）和法國神秘主義者保羅・勒庫爾（Paul Le Cour）在更早以前都談論過水瓶座時代，但榮格無疑是在這方面最負盛名的主流人物，正是因為他的關係，水瓶座時代才成為了1960－70年代的非主流文化的熱門話題。這主要該多虧榮格在他的《飛碟：現代空中神話》（Flying Saucers: A Modern Myth of Things Seen in the Sky，1958）對這個話題的討論，他在這本書中提出了UFO其實就是曼陀羅的形象被投射到外太空的可能性。榮格是在歷經個人危機的那段時期開始接觸曼陀羅，這是一種源自於西藏文化的“魔陣”，它象徵著心靈的整體，所以他認為“飛碟”實際上是群體的原型投射，是因為俄羅斯和美國在冷戰年代急劇升溫的對立關係導致人們的集體精神緊繃所引起的結果。他認為西方世界正處在一種神經衰弱的狀態，而UFO就是緩解這種壓力的抒發口。
榮格還以先知般的口吻寫道：“作為一位精神科醫生，我的良心要求我履行我的職責，讓那些願意聆聽我說話的人能夠對即將發生的事件做好準備，這關乎一個時代的終結...以古埃及的歷史為借鏡，我們可以知道這些事件都是心靈轉變的預兆，它們總是會發生在一個柏拉圖年的尾末與另一個柏拉圖年的開端。這些事件與主宰心靈的星座、‘原型’或者‘神祇’的輪替有關，正是它們帶來了...持久的集體心靈轉變。這樣的轉變...從金牛座時代到白羊座時代，從白羊座時代到雙魚座時代，後者也正是基督教興起的時候。我們現在又迎來了一個大變革的時刻...水瓶座時代已經近在眼前...”。十年後，五度空間合唱團（The Fifth Dimension，他們的團名是取自飛鳥樂團〔The Byrds〕第三張專輯的主打歌，這個團名也暗示了曾一度在60年代十分盛行的宇宙觀）在嬉皮音樂劇《髮絲》（Hair）中的一首歌就直接提起了榮格的觀點，於是世界各地數以百萬計的聽眾紛紛開始相信，他們將是有幸見證“水瓶座時代到來”的一代人。
身為神秘主義者的榮格
就在20世紀60年代的“神秘學復興”正如火如荼的時候，榮格卻在1961年告別了這個婆娑世界，對於這場浩浩蕩蕩的魔法復興浪潮，他的貢獻著實再怎麼強調都不為過。他也可以算是奠定了後來許多人起而效仿的“東方之旅”的先河之一，同時如果不是因為榮格的話，像《易經》、《西藏度亡經》、道教和禪宗這些東方的舶來品在今天是否還能那麼炙手可熱也的確值得商榷。從很多方面來說，他也是愛的世代（Love Generation）當之無愧的開山祖師，這從他登上了披頭四樂團的《比伯軍曹寂寞芳心俱樂部》專輯封面上便可見一斑，雖然他本人或許會覺得“權力歸花兒”（flower power）是種無可救藥的幼稚想法。
儘管他的成就並非全部都為主流知識分子所認可，但他對大眾文化的影響無疑十分巨大，包括我們當代種種草根、內在化的靈性信仰都從他身上受益匪淺，可惜現在ㄧ提起他的名字，人們更常聯想到的反倒是新紀元運動。榮格也許對神秘主義、魔法和神秘學始終抱持著模棱兩可的態度，但在今天成千上萬熱衷於研究自己的夢境、喜歡注意生活中不尋常的巧合或習慣翻閱《易經》的人，都應該老老實實地向這位來自屈斯納赫特的聖哲獻上他們的敬意。
____________________
FOOTNOTES
1. Quoted in Vincent Brome, Jung: Man and Myth, Scientific Book Club, 1979, 277
2. Brome, op. cit., 68
3. Deidre Bair, Jung: A Biography, Little Brown, 2004, 48
4. Ibid., 49
5. Gerhard Wehr, Jung: A Biography, Shambhala, Boston, 1987, 72
加里・拉赫曼（Gary Lachman）曾經是搖滾樂團金髮女郎（Blondie）的創團成員之一，現在則是全職作家，著有十餘本書。他探討的主題包括意識的演化、西方神秘傳統、文學、自殺以及大眾文化史。詳見他的網站：www.garylachman.co.uk.。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