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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Whitney Webb
今年（2020）年初，就在新冠疫情開始襲捲美國，導致美國深陷在如今的封鎖、檢疫以及經濟癱瘓等各種泥淖之前，美國情報界和五角大樓實際上已經與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合作研議了該如何應對即將到來的疫情大流行的計劃。情治單位和軍方情報界更早在去年11月，甚至更早以前就已經預估美國可能會爆發嚴重的疫情。
既然有這樣的先見之明，何況去年光是在美國就進行過至少六次範圍與規模皆不盡相同的全球疫情大流行模擬演習，人們自然會產生一個疑問——如果政府明明就已經有準備，為什麼不早點採取行動或防患於未然？儘管主流媒體或許會以“怠政”來輕描淡寫地帶過這個問題，但也有可能這場危機完全是被默許一路發展到今天這步田地。
為什麼情報界和美國政府要故意放任這樣的危機發生？其實只要回顧歷史，就可以發現這個問題的答案，危機時期往往是美國政府最容易執行一般來說會被美國公眾強硬拒絕的政策的時候，比如新聞審查或大規模的監控。雖然9/11事件之後的《愛國者法案》可能是大家比較耳熟能詳的例子，不過美國政府想要管控“危險”消息的曝光和監視國民的嘗試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不管是9/11後的《愛國者法案》還是一戰時的“監視”計劃，這些措施幾乎都對保家衛國沒有任何真正的貢獻，反而只是增加了許多無益的監視和控制，而且即使在危機已經過去之後，它們也會被繼續維持下去。
有了這樣的歷史借鏡，再回來看看當前的新冠疫情危機，我們便可以注意到長久以來不斷在變本加厲的大規模監控和媒體審查又是如何趁著現狀的混亂變得更加肆無忌憚了。然而，這次的危機的特別之處在於，有另一項前所未有但息息相關的議程也想要趁機暗渡陳倉——一旦這事成真——它將會使得政府的其它大多數，如果不是全部的話，企圖監控與制伏公民的努力全都變得相形遜色。
DARPA的反烏托邦
即使經過了這麼多年，還是有很多美國人可能從未聽說過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DARPA），因為其幾乎不曾登上美國媒體，就算有，DARPA也往往只是被當成一個熱衷於“將科幻電影化為現實”的研究單位。然而，DARPA本來被媒體包裝出來的志在“改變世界”、扮演科學“進步”燈塔的美好形象，已經隨著最近發生的事情而漸漸顯露出了真面目。
舉例來說，2018年有一群歐洲科學家便出面指控DARPA的一項名叫“昆蟲幫手”（Insect Allies）的研究計劃實際上是不折不扣的反烏托邦生物武器研究，這項計劃旨在研究如何利用昆蟲來將轉基因病毒傳染給職植物，進而傷害與癱瘓目標國家的糧食供應。DARPA對此自然是矢口否認，並堅持使用這些昆蟲來對植物進行基因改造為的都是“保護”糧食供應無虞。無論DARPA再怎麼強調這是一項“防禦性質”的研究，但任何讀者都應該看得出，這樣的研究只要落到不同人的手上，就很可能會導致完全不同的結果。
儘管DARPA最常受到媒體關注的還是那些充滿未來感的尖端武器，但該機構其實長久以來一直都在研究不只是植物，而是還包括了人類自己的生物學問題。DARPA每年都有將近三十億美元的預算，所以它要實現自己的雄心壯志多得是方法，其中有許多研究計劃都是交由該機構成立於2014年的“生物科技辦公室”（BTO）來負責。最近由於新冠疫情的燃眉之急，DARPA一些人類生理學研究，還有BTO的生物學研究項目也開始受到空前的公關追捧，有的報導甚至形容BTO是“如今最可能阻止新冠病毒的希望”。
多虧新冠疫情，大部分的研究成果都受到了媒體的一面倒肯定，這些成果有很多都是在幾年前就已經實現了。其中包括了在DARPA的資助下完成的DNA與RNA疫苗研究，這類疫苗從未在美國獲得能夠實際施用在人類身上的批准，畢竟這可是要把外來的遺傳物質注射入人體的大事。值得注意的是，億萬富翁、全球公衛“慈善家”比爾・蓋茲還曾表示，相比起其它對抗新冠病毒的候選人，現在他“最看好”的就是這種正在由DARPA的合作公司開始負責生產的疫苗。可是，有關這些疫苗和DARPA的其它“醫療”計劃的不少關鍵資訊卻都被沒有被那些一面倒肯定的報導給如實陳述出來，這可能是因為這些關鍵資訊恰恰提供了一扇讓人得以窺視DARPA最為黑暗的議程的窗口。
活體內納米裝置
DARPA在2006年公開了“健康與疾病預測計劃”（PHD），這項研究計劃的用意是要在“一個人表現出具體症狀之前，預先確定其是否可能已經感染傳染病。”要做到這一點，PHD計劃選擇的方法是“對人類基本健康狀態的密集監控”，其中尤以“上呼吸道病原體”為重點假象對象。受DARPA資助的杜克大學研究人員在三年後的2010年成功找出了具體的操作方法，也就是透過分析血液樣本來確定一個尚未出現症狀的人是否可能已經染疫。當時的報導甚至提到，這種“預先性診斷”的結果將會通過手機同步傳輸到“一個全國性的網絡流感地圖”。
DARPA的BTO在2014年成立後很快便開始著手推動“活體內納米裝置計劃”（IVN:Dx）：“這項研究結合了利用生物兼容、無毒的材料所製造的納米裝置，它們會像或大或小的分子一樣在生物體內運作、展開各項監測活動，而無需使用植入式的電子設備。”根據一些報導，這項研究計劃正在研發的是“能夠偵測並治療疾病、病毒與感染的納米微粒裝置”，這是具有生物健康意義的植入性納米科技。”
DARPA的IVN計劃也資助並設計了一種“能夠植入在皮膚底下，以進行（健康）監控並將資訊同步傳送到手機上的應用程式，方便使用者立刻瞭解自己的健康情形的親水性凝膠感應器。”負責開發與銷售這種凝膠感應器的是受DARPA及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資助的Profusa公司。Profusa公司近年來已經從DARPA那裡拿到了不下數百萬美元的資助，該公司宣稱這款注射性生物感應器所產生的資訊都會被“安全地共享”，並提供給“個人、醫生還有公衛從業人員使用”。然而，目前正在被緊鑼密鼓推動的另一個基於公民私人健康數據的全國性“接觸追蹤”系統卻很可能會進一步擴大這些數據的共享範圍，進而讓DARPA長久以來一直想著要打造一套預先性診斷數據網絡的美夢成真。
Profusa公司也受到了Google的支持，後者密切地參與了這些最新的大規模“接觸追蹤”監控計劃，現在就連前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比爾・弗利斯特（William Frist）都是Google的座上賓。另外Google也與NIH有所合作，另一家與Google正在做的事情有很大重疊的是Cepheid公司，FDA最近剛批准了其發明的一種新冠病毒快速篩檢法，其實該公司過去就曾經贏得政府的合約，負責為美國郵政系統的員工檢測炭疽病病毒。Profusa在今年3月再次獲得了DARPA的資助，因為Profusa的注射性生物感應器被認為可以用於預測未來的大流行病，包括現在大家都在議論紛紛的“第二波疫情”，感應器可以在症狀還未發作的三個星期前就預先揪出有哪些人已經中標。Profusa希望能夠在明年年初取得FDA對這款感應器的正式批准，新冠病毒的疫苗也被預估將在差不多的時間開始向公眾供應。
生命工廠
DARPA還有另一項目前正交由BTO負責監督的長期計劃－“生命工廠”（Living Foundries）。根據DARPA的官網，生命工廠“旨在通過對生物系統中的基本新陳代謝進行編程，以重新產生大量原本無法藉由自然過程製造、具有適應性、延展性與按需設計的複雜（合成）分子。透過生命工廠，合成生物學正在DARPA的手裡轉變成一項擁有美好前景的實踐工程，以支持更廣泛的國家安全目標。”
“生命工廠”的研究項目都涉及到了對“人工生命”的探索，包括創造人工遺傳物質、人工染色體抑或是“全新的有機體”，還有利用人工遺傳物質來為人類“增添新能力”（即藉由插入人工合成的遺傳物質，來對人類基因進行改造）。
最後一個研究尤其值得關注，雖然其實每一個項目都同樣應該留意，因為DARPA還有一項名為“哺乳動物基因組高級工具工程”（Advanced Tools for Mammalian Genome Engineering）的計劃——儘管字面上是“哺乳動物”——但這項計劃實際上還是更側重該如何運用方法改善“人工染色體（HAC）的效能”，DARPA將HAC形容成“未來的任何先進療法、疫苗和細胞診斷技術都不得不仰賴的基本工具”。雖說很多研究論文盛讚HAC是革命性的醫學進步，但它們同時也沒有忘記提到HAC其實也是一種“增強”人類的手段，人類將可以藉由HAC來獲得包括停止衰老或提升認知能力等非天然的天賦。
眾所週知，DARPA一直很熱衷於研究不需要睡眠或進食的“超級士兵”，當然還有其它的增強“能力”，譬如“新陳代謝強化”士兵的研究。關於這些計劃的報告還提到了另一種非常令人不寒而慄、以相同的技術原理來進行運用的方法，亦即“基因武器”，這可是擁有“破壞DNA”以及“徹底摧毀目標的心智與身體”潛力的大殺器。
生物設計（BioDesign）是DARPA目前正在積極研究的另一項計劃，這項計劃的目標是要創造出一種理論上永生不死、卻也可以透過“生命開關”來被隨時關機的合成生命。有人猜測這樣的研究可能會在將來創造出專門投入戰鬥和其它任務的“人類複製人”，就像出現在科幻電影《銀翼殺手》中的複製人。
然而，“生命開關”也可以經由人工染色體被插入到實際的真人身上——正如這些開關有嚴延長壽命的能力——它們也可以反過頭被用來縮減壽命。值得注意的是，依據2017年曝光的消息，DARPA已經在“基因設計”研究這個領域投入了一億美元，其中甚至包括研究如何使用基因改造技術來消滅一整個物種，這也是為什麼它有時也被稱為“基因滅絕”技術。
除此之外，DARPA還有其它實驗是在研究使用轉基因病毒來感染人類細胞，尤其是大腦神經元，以對大腦中的化學過程進行“微調”。在其中一次示例中，一項由DARPA資助的研究成功改變了人類的腦細胞，產生出兩種新的蛋白質，第一種蛋白質幫助外部設備輕而易舉地檢測神經活動，第二種蛋白質則可以允許“磁性納米微粒”在“實驗對象的大腦中產生圖像或聲音”。
次世代非手術神經科技
從細胞層面上改造人類大腦的化學過程與基本功能，只是DARPA意圖改變人類心智與感知能力的眾多研究方向之一。自2002年以來，DARPA就已經開始朝著“腦機接口”（BMI）的方向探索，即便最初只是要研究“可以自由操控老鼠的無線大腦控制器”，這項技術將可以實現對各種動物的遠端控制，但DARPA並未對將這種大腦“增強”技術應用在人類身上、好讓士兵能夠“僅憑思想交流”或出於戰爭目的遠端控制人類（DARPA當然強調這只限於控制敵人）的可能性面前怯步。
這個項目在近年來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有不少知名的國防科學家都對這樣的發展感到憂心忡忡，其中一些人在2008年發表的一份報告中就警告“對人類的遠端引導或控制”的技術如果不慎落入壞人手裡，就很可能會釀成大禍（比如利用這樣的技術“駭入”一個人的大腦），他們同時也對這類科技的道德風險提出了疑慮。使用在人類士兵身上的“大腦植入物”研究計劃已經從2011年正式開展，這項計劃的目標按照官方說法是要治療有神經失能的退伍軍人，而且這些植入物已從2015開始在由DARPA資助的實驗中實際在志願者身上進行了測試。
面對外界的質疑聲音，就像國防部科學家們在2008年表達的擔憂，DARPA的態度往往是不屑一顧，並堅稱那些具爭議性的研究項目都有受到DARPA內部的“道德專家”牢牢監督。但是，DARPA的高層究竟如何看待這些道德爭議才是最重要的。比方說，DARPA下面專門監督大部分“超級士兵”研究的國防科學辦公室（DSO）的時任負責人邁克爾・戈布拉特（Michael Goldblatt）就曾在2015年告訴記者安妮・雅各布森（Annie Jacobsen），在他看來，“植入在大腦中協助管理思想的芯片”跟“幫助聾人聽見的人工耳蝸”沒有任何本質上的不同。在談到這種科技可能會帶來難以預料的後果時，戈布拉特的回答是：“世上的任何東西都可能會產生難以預料的後果。”
因此，雖然DARPA開發的種種技術——從人類基因工程到腦機接口——起初都是以改善人類健康的名目被推廣，但DARPA顯然也在這些科技身上看見了十分反烏托邦的可能性，像是精神控制。BMI同樣不遑多讓，一開始它都被形容成是“幫助患有神經損傷或罹患創傷壓力症候群的退伍軍人重新振作”的一種治療方式，還有協助截肢者操控更高級的義肢。雖然這些確實都是醫學上的重大進步，但DARPA的領導高層已經把話說得很白了，BMI的醫療用途和運用相同的技術來“引導”人們的思想甚至是行為在他們的眼裡沒有任何本質上的區別。
既然DARPA的高層都如此直言不諱，我們就更應該來好好看一看這些“腦機”接口技術的現狀還有它們究竟都被規劃好要用在什麼用途上面。例如，DARPA的次世代非手術神經科技（Next-Generation Nonsurgical Neurotechnology，N3）計劃的其中一個目標便是要使用“非侵入性或微侵入性的腦機接口”來實現在大腦上的直接“讀寫”。根據一份關於DARPA的N3計劃的最新報告，屬於“微侵入性”技術的例子包括：
“注射帶有光感感應器或其它化學、生物科技、自組裝納米機器人的病毒，它們可以直接接觸單個神經元，控制神經元的各自活動而不傷及敏感組織。這些技術的擬議用途尚不明確，但正如動物實驗已經證明，光是控制不同位置上的單個神經元的活動，就足以將人工塑造的恐懼、慾望及其它經驗感受植入大腦中。”
縱然N3計劃表面上宣稱是要設計能夠讓士兵直接透過“思想控制”使用的武器，但這項科技同樣是一把雙面刃，它也會帶來很多令人不安的可能性，即到最後真正被思想控制的對象反而會變成士兵自己。這或許正是DARPA沒有直接說出來的弦外之音，因為官方的公開軍事文件已經指出，五角大樓的最終目標是要用具有“自我意識”的互連機器人來取代人類士兵，“他們”將遵照人工智慧系統的設計指令與目標判斷來進行行動。在不遠的將來，這套武器系統就會讓人類變得完全沒有用武之地，即使是那些能夠運用思想“控制”武器的人恐怕也不會有太多發揮空間，在那些充滿未來主義的軍事規劃者眼中，BMI計劃下的士兵都是“武器”，他們最後都要連上相同的人工智慧指令系統。還要指出的是，DARPA自從2013年以來就一直在嘗試打造“人工大腦”。
此外，有些對於DARPA的BMI計劃的報導還聲稱，這種雙面刃科技甚至可以被用來“抹除他們對戰爭的負罪感”，從而“模糊士兵的道德認知”，毫無疑問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設想，而且肯定會導致未來的戰爭暴行變得更加無法無天。
當然，所有這些都還只是這類科技潛在的“軍事”用途而已。一旦相同的科技被從軍事轉移到民用領域，DARPA過去的一些科技就是這樣，如此一來便會出現“遠端操控”、“思想控制”和/或思想與記憶編程被美國及其它國家的政府、企業、掌權人士濫用的風險。
BMI進入民用領域並不是天方夜譚，因為有些曾為N3計劃或其它DARPA資助的BMI計劃工作過的高管和研究人員在後來都被“挖角”到了Verily（Google-GlaxoSmithKline的合作夥伴）、馬斯克的Neuralink還有Facebook的Building 8——所有這些公司都正致力於將“神經調節”裝置和BMI科技推向市場。
“人類生物反應器”、“納米藥物”與DARPA資助的基因疫苗
如上所說，DARPA經常將其有爭議的科技包裝成是要推動醫學發展所需，除了前面已經討論過的技術之外，同樣值得注意的還有DARPA對醫療領域的一貫興趣，特別是在疫苗這方面。
譬如，DARPA在2010年開始開發了一種可以“針對未知病原體接種”的疫苗，這是藥品生產加速計劃（Accelerated Manufacture of Pharmaceuticals）的其中一個成果。這種疫苗將會在人體內注射數千種合成抗體，像是DARPA通過“生命工廠”開發出來的那些抗體。然後這些抗體或“合成體”會“形成一個免疫工具箱，它可以以多種方式進行組合，從而有效抗擊幾乎所有的病原體。”
同年，DARPA也開始資助“多劑合成DNA疫苗”的生產工作，這種疫苗可以通過“非侵入性電滲透技術”植入人體，而媒體立刻就開始宣稱這是一種相比起傳統疫苗更加便捷的疫苗生產方式。這類的疫苗都包含了DARPA同時期在研究的合成DNA，它們既可以在基因上“增強”也可以“毀滅”人類。也正是在2010年，比爾＆梅琳達・蓋茲基金會正式宣布要大量資助DNA與RNA疫苗的相關研究。
首次誕生於2005年的DNA疫苗直到今天在美國都還沒有獲得可以實際使用在人類身上的批准。過去有研究已經提出警告，這類疫苗“具有嚴重的不可預測性與潛在風險”，而且“目前還沒有足夠的經驗可以面對意外發生後的結果與基因改造造成的後果。”這類疫苗容易引起的另一個問題是它會降低人體天然的免疫功能應對外來遺傳物質時啟動的“不良免疫反應”。
2011年，DARPA宣布了“快速適應性納米藥物”（Rapidly Adaptable Nanotherapeutics）計劃，其旨在設計“能夠快速合成的治療性納米微粒”，好對“不斷發展的基因工程生物武器”做好防患於未然的準備。據媒體報導，DARPA正在研發的這些納米微粒是一種“微型自動藥物投遞系統”，只要將它們與“些微的核糖核酸干擾”（siRNA）相結合，就可以針對特定的基因產生影響甚至是將其關閉。如同《連線》（Wired）雜誌報導說：“siRNA具有‘即時’重新編程DNA的能力，這使得它可以被用來對付各式各樣的病原體，”這些納米微粒“將背上正確的siRNA分子，將它們發送給遭到病毒感染的細胞。”
在這項計劃啟動不久後，DARPA又於2013年宣布要向Moderna Therapeutics公司投資兩千五百萬美元，以加快合成RNA疫苗的研發腳步。DARPA資助這項計劃是為了“開發出安全且能快速部署的防疫技術，以便在將來出現新的傳染病甚至是生物工程武器的時候，能夠為美國民眾提供立即的保護措施。”
DARPA在2015年擴大了對合成抗體與合成遺傳物質疫苗的研究，這次其又撥給了Inovio Pharmaceuticals疫苗公司四千五百萬美元。也是在同一年，有些DARPA的研究人員和媒體開始對這些RNA和DNA疫苗表露出了不同的態度——他們擔憂這樣的做法形同於是在將人體變成一種“生物反應器”。
在接下來的幾年，受DARPA支持的DNA和RNA疫苗公司，包括Moderna、Inovio以及德國的CureVac的研究成果遲遲未能得到正式上市的批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疫苗在實際實驗中被證明沒能有效地幫助人體產生免疫力。這類無效疫苗的例子包括了CureVac的狂犬病疫苗，還有Moderna的茲卡病毒疫苗（其還受到了美國政府的撥款資助）。
已經有幾種不同亡羊補牢的辦法被提了出來，例如使用具有“自我擴增”能力的遺傳物質（RNA或DNA）疫苗。但是，針對DNA/RNA疫苗缺乏免疫作用還有其它各種毛病，現在最常被談論的辦法還是利用納米科技來協助這些疫苗發揮效用。所以現在有越來越多研究在探索如何將納米微粒變成疫苗中的遺傳物質的載體，納米微粒也被吹捧成了提升疫苗穩定性、定向投遞能力以及免疫效果的不二法門。
如今在這個領域佔據龍頭的那些公司都已經開始研究如何將DNA或RNA疫苗與納米科技結合在一起。比如，受DARPA支持的Inovio Pharmaceuticals公司便表示其研發的合成疫苗“SynCon”用上了“DNA納米技術”，該公司使用了一種並未對外公開的電腦演算法來設計疫苗。巧的是，陸陸續續獲得比爾・蓋茲、DARPA、美國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NIAID）及其它政府機構支持的“SynCon”現在似乎也在對抗新冠病毒這方面走在了其它疫苗前面。
DARPA——從新冠疫情拯救我們的救星？
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CEPI）早在今年1月的時候便公開表示會提供資金贊助應對新冠病毒的各家候選疫苗研發，那時新冠病毒還沒有在全球擴散爆發。CEPI自稱是“一個由公共、私人、慈善及民間組織組成、以出資資助與提供資源協助高度優先的公共衛生威脅疫苗研發為宗旨的合作聯盟”，它是由挪威、印度政府攜手世界經濟論壇（WEF）與蓋茲＆梅琳達基因會在2017年創辦。CEPI也在當月選定了兩家製藥公司，它們將獲得該聯盟的資助以加速新冠病毒疫苗的研發工作——這兩家公司不是別人，正是Moderna和Inovio Pharmaceuticals。
如前所言，這二者都是受DARPA支持的公司，就連它們自己也經常在新聞稿和自家的官方網站上宣傳它們與DARPA的“戰略聯盟”。DARPA同時也為這些公司提供了大量資金，例如Inovio Pharmaceuticals背後的前幾名投資者就包括了DARPA、國防威脅管控局（DTRA），DARPA一出手通常就是幾百萬美元，像是為了贊助Invio研發伊波拉病毒疫苗，DARPA一次就資助了四千五百萬美元。Invio最近還從美國軍方那裡獲得了超過八百萬美元的資金，以用於開發一種用來注射DNA疫苗的小型攜帶式皮下裝置，這項工具是由Invio與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USAMRIID）合作研究，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的“生物防禦”實驗室也是由該研究所在負責管理。
另外，德國公司CureVac也是DARPA長久以來的贊助對象，該公司目前已在CEPI的支持下開始研發新冠病毒疫苗，CureVac可以說是DARPA在該領域最早的投資對象之一，它在2011年贏得了DARPA的一份價值三千三百一十萬美元的“RNActive”疫苗研發合約。
至於Moderna，DARPA資助了他們的RNA疫苗的生產與研發工作，同時該公司治療屈公病的RNA候選藥物（也是他們的第一個針對傳染病研發的藥物）就是在直接跟DARPA合作的情況下完成的。自2016年以來，Moderna的RNA研究計劃已經從蓋茲＆梅琳達基金會那裡獲得了一億美元的資助。之後，蓋茲基金會又向Moderna和Inovio的新冠疫苗研究提供了數百萬美元。
蓋茲對DNA與RNA疫苗的支持可謂意義重大，這是因為蓋茲——這位一直以來都對全球醫療政策有著無與倫比影響力和控制力的億萬富翁——最近便直接公然表示，眼下要對抗新冠疫情，最好的選擇就是這些疫苗，即使它們在過去從未獲得批准能實際施用在人類身上。然而，多虧現在危機當前，Moderna和Inovio的疫苗於是都直接跳過了動物實驗的步驟，直接在人類身上進行測試了。接下來它們還會在短短三個月內便正式投入供應，Moderna的人體臨床實驗是從3月中旬開始，Inovio則是4月初。因此，現在它們不僅是蓋茲最看好的疫苗，而且還將成為率先得到美國政府批准的第一批疫苗，特別是Moderna與NIH合作研發的那些。
隨著Moderna和Inovio的新冠疫苗看似越來越有模有樣，這也使得媒體開始競相吹捧DARPA是我們克服新冠病毒危機的“最大希望”。除了在背後支持Moderna和Inovio的研究，DARPA自己也沒有閒著，尤其是BTO也預計將在幾個星期的時間內準備好提供“臨時”疫苗，這些使用合成抗體的疫苗將可以產生為時幾個月的免疫力，直到更長效的疫苗出現（比如Moderna與Inovio生產的疫苗）。
DARPA針對新冠病毒的抗體治療採取了兩種不同的方法，其中一種方法是要“將人體變成一種生物反應器”，也就是把合成DNA或RNA注射到身體裡面以製造需要的抗體。據《國防觀點》（Defense One）指出，DARPA將會運用其在微流控（microfluidics，指對亞微米層級的液體的精細操控）、納米科技以及“新的基因測序方法”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來抗擊新冠病毒。
持續追蹤
儘管大多數媒體對DARPA領導的這些研究的態度幾乎是一面倒的讚揚，但相反的質疑聲音卻從未獲得應有的重視。舉例來說，《自然》（Nature）雜誌最近就指出了新冠疫苗可能存在的隱患，包括“過往的冠狀病毒疫苗都還未被證明已足夠可靠，甚至是足夠安全。”過去的冠狀病毒疫苗實驗最後的結果實際上是導致了抗體依賴增強作用（ADE）發生。ADE會使細胞開始加速吸收病毒，並且加快病毒複製的速度，因而會讓病毒的傳染性與毒性都變得更強。
《自然》還指出，有兩種通過一期臨床實驗的SARS冠狀病毒疫苗均在後來的再次實驗中造成了實驗老鼠身上出現了“嚴重的免疫病理反應”，亦即導致牠們的免疫系統產生了永久性的損傷或故障。除此之外，《自然》也直接表示，目前還不清楚要產生對新冠病毒及一般的冠狀病毒免疫力需要多強的免疫反應，而這就讓判斷疫苗是否有效變得更加困難了。
香櫞研究公司（Citron Research）還對Inovio提出了另一個同樣不應輕忽的質疑，這家投資公司比較了Inovio與Theranos這兩家企業，後者正是當年對外宣稱成功發明了一種更加簡單方便的驗血診斷疾病方法、但最後卻被證明純粹是騙局一場的唬人醫療技術公司。據香櫞公司表示：“Inovio從成立至今至少也有了四十年，但卻從未上市過任何一款產品，可是這家公司內的自己人卻依然享有高薪，甚至是還能大賣股票來賺得盆滿缽滿。”
香櫞公司繼續指出，這家公司聲稱他們靠著電腦演算法僅用三個小時就設計出了新冠疫苗的說法更是難以置信，因為這意味著“現在Inovio的手上握有一套世界上數一數二的‘電腦演算法’，這堪稱是過去一百年來疫苗領域的最大突破之一，可是這套驚人的演算法卻從未被10-K或10-Q這些季度報告提起過哪怕一次？說這叫人聯想起當年的Theranos，也一點都不為過。”而且即便Inovio的CEO一再強調該公司與羅氏製藥以及阿斯利康這些公司的合作關係將會“繼續如常”，但後兩家公司最終還是解除了與Inovio的合作。
一個毫不隱瞞的議程
當然，這些都只是這幾家公司自己的問題，還有新冠疫苗在問世過程中可能會碰到的一些麻煩而已。但正如本文已詳細的一一細數，現在正被應用來製造新冠病毒的RNA和DNA疫苗的正是DARPA在其它實驗中所使用的技術（尤其是基因工程、合成染色體與納米科技），所以那些受DARPA支持、並且如今正負責生產這些疫苗的公司以“戰略合作夥伴”來描述自己可謂是再合適不過了。此外，在美國政府和比爾・蓋茲等人的授意下，它們也將成為首批經核准可大量公開供應的疫苗之一。
還有一點特別令人憂慮，媒體對DARPA、Moderna和Inovio從來都只有一面倒的表揚，我們從來沒有看見任何批評性的報導，沒有人曾去質疑這些疫苗所使用的技術、對公眾健康的安全性與有效性，還有它們可能會對人類遺傳學產生什麼無法預料的影響。更糟的是，過去幾個星期以來有許多國家都已在確定取得了新冠疫苗後開始實施強制接種。有些國家並沒有要求強制接種新冠疫苗，但對於那些希望還能繼續參加公開聚會、上班工作、走出家門外的人來說，要想恢復過去的“正常生活”，接種疫苗儼然已是由不得拒絕的選擇。
誰能保證這堆強制性疫苗的製造者，例如DARPA不會趁著這個大好機會來利用疫苗所用上的相同技術來實現他們一直以來所打著的某些算盤？當然，這個問題沒有明確的答案，但是DARPA的研究有可能會被濫用來變成將人類生物學與遺傳學武器化的利器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確實，一個人只需要看看國家人工智慧安全委員會（NSCAI）對未來提出的奧威爾式願景，還有聯邦政府是如何趁著當前的危機肆無忌憚地擴大權力，這時候再看看像DARPA這樣的政府機構與Moderna和Inovio這些公司的合作關係，實在很難不叫人覺得其中有鬼。
若不是因為今天的世界面臨著如此重大的危機，人們恐怕很難會願意去接受DARPA苦心研發的那些科技被實際使用在他們身上，不管那是為了要創造“超級士兵”，還是可以帶來思想控制能力的注射性BMI科技。然而，恰恰是因為危機當前，許多這些科技如今反而被以“醫療照護”的形式呈在了公眾面前，不得不說這實在是DARPA一貫的拿手好戲。隨著人們對新冠病毒的恐懼越來越高漲，還有越來越迫切希望恢復往昔的正常生活，將來不管政府推出了怎樣的疫苗接種計劃，恐怕都會有成千上萬人爭先恐後地想要搶著接種疫苗。被恐懼和絕望蒙蔽了雙眼的人們不會在乎那些疫苗可能含有納米科技，甚至可能會對他們體內的遺傳基因直接產生影響，因為現在他們滿腦子只希望這場襲捲全世界的危機快快結束。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當前的新冠疫情危機簡直是一場完美的風暴，這是DARPA的反烏托邦夢想從五角大樓最陰暗的角落直接走入公眾眼簾的天賜良機。然而，DARPA對軍隊與全人類的超人類主義願景卻不僅對人類的自由構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脅，而是甚至連人類這個物種本身，以及人類身上的遺傳基因都陷入了空前岌岌可危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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