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摩爾在四百多年前寫下了一個寓言，它描繪了一個理想中的哲學聯邦
可是世人卻沒有明白這個故事的重點，
時至今日，“烏托邦”早已成為了不切實際的理想的代名詞...
義大利哲學家康帕內拉曾說過，如今最大的悲劇莫過於，當人們已經將各式各樣的學問變成一門又一門科學的時候，卻只有政治學依然在畫地自限。
他堅持選賢與能才是拔擢政府官員的唯一標準...之後博卡利尼又進一步推動了烏托邦文學的誕生，
安德烈則試圖為其抹上一筆濃厚的基督教色彩：“沒有遠見，民就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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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馬斯・摩爾的《烏托邦》可以說是世界文學中最家喻戶曉、卻也最少有人實際翻開來閱讀的名著之一。寫下這本名著的作者出生於1478年、逝世於1535年，官場的腐敗使他始終難以一展抱負；由於曾經位居高職，摩爾非常了解那些發生在檯面下見不得人的利益交換。
摩爾似乎也是一位柏拉圖主義者；因為他的《烏托邦》幾乎就是照搬自後者的《理想國》，書中的字裡行間無不充斥著柏拉圖式的國家思想。除了諷刺亨利八世統治下的時政，這本書其實也是在呼籲人們應該挺身而出，主動改變糟糕的政治風氣。
遺憾的是，摩爾的書之所以能在甫一出版後立即引起巨大反響，並不是因為人們真的對他在書中表達的肺腑之言有所共鳴，而只是因為他敢於公然挑戰國王與政府的權威。
在《烏托邦》中，摩爾以寓言的形式闡述了他的哲學與政治理念，這是一個關於人類如何透過哲學聯邦實現大同社會的寓言。可是世人卻沒有明白這個故事的重點，時至今日，“烏托邦”早已成為不切實際的理想的代名詞。
托馬斯・摩爾是一個超前於他的時代好幾百年的偉人，這也是為什麼他無法被當時的人們理解。就如同他的導師柏拉圖，摩爾實際上是屬於一個尚未來臨的世代，未來世代的人們將會厭倦繼續研究過去的人們眼中再務實不過的問題，轉而將目光轉向曾經被認為完全是天馬行空的解決方案。
還有一位重要的烏托邦主義者是托馬索・康帕內拉（Tommaso Campenella，1568−1639），他是一位同樣對柏拉圖的學說十分嚮往的義大利哲學家。康帕內拉憑藉自己多年來累積的學識寫下了《太陽城》（Civitas Solis），他在這本書中沒有談論他一向感興趣的話題——科學、數學和宗教——反而卻是在探討我們該如何遵循自然哲學的原則來治國安民。在他看來，如今最大的悲劇莫過於，當人們已經將各式各樣的學問變成一門又ㄧ門科學的時候，卻只有政治學依然在畫地自限，其依舊只是那些庸庸碌碌、只知搜刮民脂民膏的政客們的玩具。
可惜，即便是康帕內拉也無法完全擺脫他那個時代既有的成見，所以他的思想經常前後不一且自相矛盾。他認為在直到人們能夠學會自治之前，政府的存在乃是必要之惡。如果一個人無法實踐倫理道德，那麼他就應該服從法律，一來這是為他自己好，二來也是為了保護其他人不被他的愚行傷害。所以，人生的目的就是要逐漸完善自己的人格，以便在最後一勞永逸地擺脫政府的統治。
康帕內拉心目中的理想國家是一種共產主義聯邦，人人互相分享國家的一切財產，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他主張人們的生育應該交由國家統一管理的想法在現實中恐怕會有些困難，但他對於所有人應該在教育過程中接受一定軍事訓練的主張在今天想必會獲得不少認同，他堅持必須通過考試來選拔政府官員，以驗證其學識和才幹，同時政治升遷也應該以實績而非政治因素來決定。這是十分柏拉圖式的觀點，從這一點自然而然會得出柏拉圖所主張的，哲人王是唯一適合擔任統治者的結論。
康帕內拉也許打算將他的《太陽城》變成將來世界政府的哲學綱領，亦或許他只是想替那不勒斯市奠定好新憲法的基礎，當時有不少人都期盼這座城市能成為一座真正意義上的自由之城。有人說康帕內拉少了像其他偉大的柏拉圖主義者那樣的美學和理想主義，雖然這話或許沒錯，但他的書仍然忠實地記錄了他那個時代的種種弊病，其中有許多恐怕直到今天都仍然存在。
1613年，已高齡七十七歲的特拉伊亞諾・博卡利尼（Trajano Boccalini）被一位受人僱用的刺客勒死在自己家的床上。至少這是其中一種版本的說法。另一位歷史學家則告訴我們他是因為腹痛如絞而死。還有第三種版本聲稱他是被沙袋打死的。無論如何，他最後就是死了。很多人相信，博卡利尼之所以為自己惹來殺身之禍，就是因為他寫下了《帕納蘇斯見聞錄》（Ragguagli di Parnaso），其極盡嘲諷了他那個時代的各種亂象。
這本書的第77節的標題是〈世界的全面改革〉。就跟其他烏托邦主義者一樣，博卡利尼也是以寓言的方式來針砭時弊與提出對症之策：眼見世上有越來越多人對人生陷入絕望，憂心忡忡的光明與真理之神阿波羅於是任命了一個由一群有史以來最聰明的哲學家們組成的委員會，以徹底研究人類的困境。這些人詳細地向阿波羅報告了世間存在的問題與建議，從胡亂實施的關稅到毫無底線的高利貸，這些惡行幾乎沒有一項不是現代的政府沒有的。這個委員會最後得出的結論是，人類已經無藥可救，唯有經歷一段漫長的苦難與災難才有可能改變。至於眼下唯一能做的似乎就只有調整高麗菜的價格——因為好像只有高麗菜是唯一不受輿論或遊說團體影響的東西。
博卡利尼的諷刺寓言真正的重要性在於，它實際上可以被看作是玫瑰十字會的第一份公開宣言。首先，它指出了我們必須願意承認邪惡的存在；然後要對公眾進行教育，以使公眾能夠承擔糾正這些罪惡的責任；最後，得透過輿論來迫使國家進行改革，遏止無良政客的野心。這份莊嚴的宣言是17世紀初時的產物，不用說，想博卡利尼可謂是為了這個理想費盡了一生。
約翰・瓦倫廷・安德烈（Johann Valentin Andreae）是17世紀的德國路德宗神學家，也是我們要介紹的下一位烏托邦主義者。安德烈這個人的身份很難定義，但一般認為就是他編纂了震驚世人的《玫瑰十字會宣言》，同時他也是《克里斯蒂安・羅森克魯茲的化學婚禮》的作者。正因如此，我們可以合理地假設他應該同樣與先行者有些聯繫。
安德烈對烏托邦文學最大的貢獻是他的著作《基督之城》（Christianopolis），這部作品在英語世界幾乎不為人知，它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普羅提諾的思想。Christianopolis這個名字其實就是Platonopolis的基督教版本。寫下這本書的作者是一個為人低調、留著長長的鬍鬚且恪守路德宗教規的學者。他的《基督之城》是一部旨在宣揚美好道德與教養的指南，但即使他有明顯的宗教立場，安德烈卻是一個胸襟十分開闊的人。他理想中的這座城市是由智者統治，五花八門的技藝與學問在這裡蓬勃發展；貧窮在這座城中已不復存。所有的公民都充滿朝氣，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是帶著尊嚴在生活，人人皆忠實地各司其職。
在我看來，正是因為如此推崇尊嚴的價值，這才讓《基督之城》成為了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為了明智地生活，人們必須能親手把握當下與將來的利益。人們需要有值得他們奮鬥的理由，需要一個讓所有人都能夠理解的目的，這個目的必須足夠重要與高尚，唯有如此才能眾人才有可能團結一心。安德烈一遍又一遍地用他古樸的口吻告誡我們：“沒有遠見，民就滅亡。”
然後還有真正的寓言大師−弗朗西斯・培根，他以充滿藝術性的方式來向世人呈現一個關於烏托邦的理想，在這一點上可謂無人能及。培根來不及完成《新亞特蘭提斯》實乃哲學界的一大遺憾，還是說其實只是我們看不到已經完成的版本？有傳言說這本書實際上早已完成，但礙於內容太過龐雜，所以其從未被以完整的形式出版。據說培根在這個寓言故事的最後幾節中，揭露了幾千年來為了實現世界聯邦而努力的秘密社團的真面目。
筆者本人親自翻閱過兩份與這本書有關的古老手稿，它們的內容的確十分發人深省；但要討論這些培根被迫隱瞞的內容會太過離題，何況光是那些已經公開的部分，就已經有太多值得我們細細品味的東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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