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MEHMET SABEHEDDIN
“在人類歷史的興衰成敗背後，秘密社團始終都在背地裡暗流湧動，也正是這些明爭暗鬥決定了歷史該朝往何處去。”
——愛德華・偉特（A.E Waite，註1）
• • •
秘密社團和神秘學兄弟會是否真的是古往今來種種世界大事的幕後黑手？這些秘密智慧的守護者當真能夠左右人類的未來與國家的興衰嗎？據說這群掌握神秘學知識的隱藏大師一手操控並滲透了各種政治、文化、精神以及經濟運動，以期實現他們的古老計劃，這種說法究竟有幾分屬實？人類歷史中的大變局、戰爭、革命以及在科學、文學、哲學還有藝術等各種領域所取得的成就，會不會其實都是這隻“看不見的手”在背後操縱的結果？透過對歷史的抽絲剝繭，我們有沒有可能徹底揭開這個橫跨在政治與神秘主義之間的隱秘世界，進而發現誰才是我們這個現代世界真正的推動者與顛覆者呢？
德國歷史學家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曾經十分意味深地警告說，在“傻乎乎的老百姓既不知道也不明白”的“超級智者”之間，一場“全面的競爭”已經山雨欲來。早在1930年，英國數一數二的神秘學雜誌、總部設立於倫敦的《神秘學評論》（Occult Review）編輯拉爾夫・雪利（Ralph Shirley）就已經開始認真看待關於“一群神秘主義者正在暗中籌劃顛覆與革命陰謀的流言蜚語，近來的種種跡象顯示這似乎並非全是無稽之談。”
據曾經是與英國情報單位頗有交情的阿萊斯特・克勞利（Aleister Crowley）弟子的約翰・富勒將軍（Major-General Fuller）寫道，有一個陰謀勢力正企圖利用“魔法與黃金”來“實現《塔木德》和卡巴拉所應許的彌賽亞復仇者預言，進而把整個世界納入囊中。”富勒的恩師克勞利是穿梭在英國與德國之間的雙面諜，他在英國的頭頂上司也已經意識到這個人“不可信任”，只有在最萬不得已的時候才能把間諜任務託付給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外交部甚至曾私下委託神秘主義者古斯塔夫・梅林克（Gustav Meyrink）撰寫一部小說，把戰爭的爆發怪罪給法國和義大利的共濟會。
布拉瓦茨基夫人（Madame Blavatsky）相信耶穌會已經將他們的總部從歐洲大陸轉移陣地到了英國，他們繼續在那裡策劃要以無知來奴役人們，並且妄圖建立一個“普遍專政”。這個創立了神智學會、擁有淵博智慧並且與秘密社團有過第一手遭遇經驗的女子還警告說：
“任何研究神秘主義的人都應該知道，雖然耶穌會士想方設法要使普羅大眾，尤其是英國人相信這個世上根本不存在魔法、讓他們對黑魔法的概念嗤之以鼻，但這些精明而狡猾的陰謀家自己卻時常施展法術，通過集中他們的集體意志來對任何特定且重要的目標施加影響。”（註2）
作為影響歐洲最為深遠的政治動盪之一，法國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那些企圖顛覆君主制並終結天主教會統治的共濟會會館的傑作。在《陰謀的證明》（Proofs of a Conspiracy，1798）這本書中，約翰・羅賓遜（John Robison）就指出了在革命期間興起的各式政治俱樂部和交流委員會，包括最著名的雅各賓俱樂部，最初都是誕生自這些共濟會會館。
神秘主義、神秘學以及秘密社團對歷史的影響向來是被西方學者所忽略的一塊。主流歷史學家選擇對此視而不見是因為他們固執地堅持這些東西不可能對世界政治掀起任何漣漪。事實上，唯有承認了“神秘學地下世界”的角色與影響力，我們才有辦法從正確的歷史視角出發去理解過去那些重要的世界大事。
大西洋主義 vs 歐亞主義
秘密社團和擁有神秘智慧的導師經常把他們自身的起源追溯到人類文明萌芽之初。猶太－基督教文化中的神秘學派往往推崇的是被他們視為代代守護神聖智慧的啟蒙者——亞當、塞特、摩西等族長。其它神秘學團體則把自己的由來追溯到了古埃及和古希臘，甚至是失落的亞特蘭提斯。還有些人更青睞蘇美爾、巴比倫或神秘的韃靼利亞平原。
消失的史前文明是人類的神話、傳說和玄奇故事中的一個屢見不鮮的主題，據偉大的法國形上學家勒內・蓋農（Rene Guenon）寫道，在北極圈曾經蓬勃興旺過一個十分了不起的許珀耳玻瑞亞文明（Hyperborean），而它在東方的分支叫做香巴拉，在西方則是亞特蘭提斯。柏拉圖筆下的亞特蘭提斯是一個強大帝國的心臟地帶，但由於“神的兒子們”與“人類的女子”熱絡的互相通婚觸怒了上天，於是亞特蘭提斯最終因為“劇烈的地震與洪水”而“徹底消失在了大海裡。”根據神秘傳統，亞特蘭提斯是在經過漫長的混亂與動盪後才一步步走向滅亡，借布拉瓦茨基的話來說，這是因為“心術不正的魔法師把持了亞特蘭提斯的朝政。”最終這群企圖奪取這整座大陸的邪惡魔法師不慎玩火自焚，催毀了整個亞特蘭提斯。
遠在亞特蘭提斯迎來最終的結局之前，大批的移民就已經遷徙到了地球上的不同地區。有一個傳說告訴我們有一群正義之士從北極圈一路輾轉來到了位處中亞偏遠地區的香巴拉。還有傳說聲稱亞特蘭提斯的倖存者建立了後來的古埃及文明。據研究香巴拉的權威維多利亞・勒佩格（Victoria LePage）解釋說，亞特蘭提斯與香巴拉的分別並不是僅僅在地理上有別而已：
“在民間傳說中，亞特蘭提斯和香巴拉也經常被當作一種象徵人類內在追求的隱喻，這兩個閃閃發光的海市蜃樓永遠都坐落在人類最迫切想要找到、卻也最遙不可及的地平線上，每當我們彷彿快要追上它們的時候，它們又總是會倒退一步；或許，它們其實只是代表了一種人類從未企及過的理想意識境界而已。”
不過，這兩個地方所擁有的現實與歷史基礎似乎其實並不少。神秘傳統歷來主張它們都是貨真價實存在的地方，一個位於西海，一個位於東山，兩者都是一個曾經遍佈全球的智慧網絡中的重要中心。而且，傳說香巴拉直到今天都還在靜靜等待這個網絡重新甦醒的那一天到來（註3）。
為了確定秘密社團在歷史上的活躍，我們首先需要來認識一個非常深植人心的觀點的由來。神秘學說一般常把香巴拉當作正面的光明兄弟會（Brotherhood of Light）的大本營，至於亞特蘭提斯則是黑暗兄弟會（Brothers of the Shadow）這群邪惡魔法師的老巢。不管我們看向的是哪一種傳統，它們幾乎都會提到秘密社團和神秘學實踐者在過去分裂出了互相對立的兩個“秩序”。所有的神秘學運動與教誨幾乎都要不是屬於“歐亞秩序”就是屬於“大西洋秩序”，所以它們有的推崇香巴拉，有的推崇亞特蘭提斯作為象徵性的靈性中心。隱藏在五花八門的形式背後，並且被分別被歷史上的各個富有影響力的偉人所代表的這兩個中心——香巴拉和亞特蘭提斯——可以說其實也是代表了人類進化過程中的兩股不同動力。
從神聖地理學（sacred geography）的角度來看，在我們當前的這個歷史週期裡，大西洋主義毫無疑問是西方文明中最具破壞性也最暴戾的一個元素。正如一位精通神聖地理學與地緣政治學的現代權威指出：
“基於‘空間象徵主義’（space symbolism）的神聖地理學在傳統上都將東方視為‘靈性之地’，是一片宛如天堂般美好的豐饒‘聖地’。《聖經》尤其反映出了這種思想，所以‘伊甸園’也被說成是位在東方。
其它亞伯拉罕傳統（伊斯蘭教和猶太教），甚至是非亞伯拉罕傳統——中國、印度、伊朗亦都抱有大同小異的思想。古埃及人相信‘眾神的宅邸在東方’，甚至連‘東方’（古埃及語：‘neter’）這個詞彙本身都與‘神’是同義的。從自然象徵主義的角度來看，東方是太陽這個世界之光升起的地方，所以它自然也是神性與靈性最合適不過的象徵。
西方所代表的象徵意義則正好相反。西方是‘死者之國’、‘蒼白的世界’、‘蒼綠之國’（這是古埃及人的稱呼）。伊斯蘭神秘主義者習慣稱西方是‘被放逐的帝國’、‘被拋棄的深淵’。西方基本上就是‘反東方’，是衰敗之國，是從有到無、生命到死亡、完整到欠缺的地方。西方是太陽下山的地方，所以它是‘下沉’之地。”（註4）
俄羅斯＆魔法宇宙觀
俄羅斯是地球上最幅員遼闊的國家，它在人類的歷史中一直佔有十分獨特的地位，同時它也為我們提供了一扇深入秘密社團、神秘學導師與地下政治潮流世界的窗口。
受魔法和神秘主義啟發的各種千奇百怪的思想與實踐在俄羅斯從來都很受歡迎。16世紀的沙皇伊凡四世（Ivan IV）就曾向魔法師請教鑲嵌在他的權杖上的寶石具有什麼神秘意義。建立拜占庭東正教預言中的宗教文明一直是他的夢想。在一群篤信末世論的僧侶所組成的秘密團體鼓噪下，伊凡開始自視為以色列國王的繼承人，他甚至還試圖根據自己的魔幻現實觀來重新打造俄羅斯。伊凡堅信俄羅斯民族肩負著一項獨一無二的使命，那就是拯救世界。
沙皇鮑里斯・杜戈諾夫（Boris Godunov）更在1586年授意支付每年兩千英鎊的巨款，再加上一棟房子和所有免費的雜物給英國的大魔法師兼間諜大師約翰・迪伊（John Dee），好讓他為自己提供諮詢。迪伊的兒子亞瑟・迪伊（Arthur Dee）跟他的父親一樣是煉金術士，也是玫瑰十字會員，後來他去莫斯科行醫。羅曼諾夫王朝的第一任沙皇米哈伊爾・羅曼諾夫（Mikhail Romanov）據說就是在亞瑟和英國間諜的幫助下登上大位。在他們掌權之前，羅曼諾夫家族就已經被他們的敵人指控在暗地操弄巫術與神秘學力量了。
猶如傳說的聖日耳曼伯爵（Count of Saint Germain）是一位煉金術士、間諜、實業家、外交官和玫瑰十字會員，他曾捲入了俄羅斯的一些政治陰謀，而且根據尼古拉斯・洛里奇（Nicholas Roerich）的說法，他還是“喜馬拉雅兄弟會的一員”。聖日耳曼伯爵曾在1755年遠赴歐亞大陸學習神秘教義，他可能也到過西藏。相傳伯爵是在中亞研讀神秘主義的時候學會了密宗的性魔法，讓他得以永葆青春。他從事諜報活動的對象甚至包括了臭名昭彰的不列顛東印度公司。聖日耳曼伯爵還成立過兩個秘密社團，分別叫做亞洲兄弟會（Asiatic Brethren）和光之騎士團（Knights of Light）。早在1780年，他就警告瑪麗・安東妮（Marie Antoinette）說法國的王權正危在旦夕，因為“黑暗兄弟會”已經策劃了一樁國際陰謀要來對付法王。在他據稱逝世之後，仍有許多謠言宣稱聖日耳曼伯爵其實依然在世，並且依舊在歐洲的政治舞台幕後長袖善舞，或是繼續研究中亞的神秘學說。
當西方遇見東方
“神秘學力量似乎也與民族性有關係...俄羅斯特別容易孕育魔法師，無論男女，都有可能成為受到靈性感召的人，沒有其它國家曾誕生過可與托爾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比肩的靈性大師，更遑論是羅扎諾夫（Rozanov）、梅列日科夫斯基（Merezhkovsky）、索洛維約夫（Soloviev）、費德洛夫（Fedorov）、別爾佳耶夫（Berdaev）、舍斯托夫（Shestov）。當然，同樣也沒有其它國家可以造就出像布拉瓦茨基夫人、格里戈里・拉斯普京或喬治・葛吉夫（George Gurdjieff）這樣的人。他們每一個人都是如此獨一無二。”
——科林・威爾森（Colin Wilson）《神秘學》（Occult）
東西方神秘學傳統互相融合的過程在神智學會的創始人、巨著《秘密教義》（The Secret Doctrine）的海倫娜・布拉瓦茨基的著作中展現得最為淋漓盡致。原名海倫娜・馮・哈恩的她本來是一個俄羅斯軍人家庭的千金，也是俄羅斯未來的宰相塞吉・威特（Count Witte）的親戚，而她本人也是歐亞秩序的一位毋庸置疑的使者。
她對神秘學思想最大的貢獻便是她致力於調和東西方的宗教與哲學，從而奠定了一個理解普世神秘教義的框架（註5）。
布拉瓦茨基夫人周遊亞洲和歐洲，她甚至曾加入加里波底的國民革命軍，親身投入蒙塔納戰役，並且身負重傷歸來。在19世70年代後期，在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揭開伊西斯的面紗》（Isis Unveiled）後不久，她開始愈趨尖銳地譴責當代西方宗教已經陷入了靈性上的破產，她於是也決定從美國移居到印度，神智學會的總部直到今天都還在那裡。
1891年，日後將登基成為沙皇的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在崇尚神秘思想的烏赫托姆斯基親王（Prince Ukhtomsky）陪同下參觀了神智學會在阿德爾（Adyar）的總部。烏赫托姆斯基親王當時就留下了這樣的印象：
“布拉瓦茨基是一位學識淵博、見識多廣的俄羅斯女子，她認為我們有可能甚至是有必要建立一個神智學社會，好號召不分信仰與種族的各路高人一同為了追尋真理共襄盛舉，深入東方宗教最奧祕的學說，實現亞洲人與受過教育的西方外國人之間真正的靈性交流，這也可以是與那些資深的祭司、修行者、魔法師等人秘密打交道的方法。”（註6）
布拉瓦茨基渴望團結起中亞、印度、蒙古、西藏和中國——當然是在俄羅斯的幫助下——好締造一個歐亞強權來對抗野心勃勃的大英帝國。布拉瓦茨基曾在遊歷印度的時候鼓噪當地人反對英國統治，殖民當局也立刻指控她是俄羅斯的間諜。就連烏赫托姆斯基親王本人都覺得他在“印度人居然願意在一位陌生的北方女子號召下團結起來”這件事身上看見了歐亞帝國的曙光。他也相信，布拉瓦茨基後來正是因為“英國人的猜忌”才被迫離開印度。
布拉瓦茨基早從1887年開始就己經成為了“迷信神秘學的聖彼得堡”中常被人們激辯的對象，烏赫托姆斯基的藏人朋友、讓人捉摸不透的巴德馬耶夫（Dr. Badmaev）也不諱表達自己對她的相挺，而他本人不久後也因為在俄羅斯宮廷中受寵以及與拉斯普京的關係而變得聲名狼藉。布拉瓦茨基夫人的妹妹甚至聲稱連基輔的俄羅斯東正教都主教（Metropolitan）都已經認可了她的精神天賦，並且告誡她一定要謹慎運用自己的力量，因為他相信她背負著崇高的使命。
比較宗教學者、研究諾斯底主義的權威史蒂芬・霍勒（Dr. Stephan A. Hoeller）曾提醒我們，布拉瓦茨基可以說是：
“道道地地的俄羅斯母親的閨女。看在有些人眼裡，她的生平與性格完全符合俄羅斯傳統中的流浪聖人形象，這種人又被稱為staretz（字面意思是‘老傢伙’），專門表示那些四處漂泊、不屬教會的苦行者或朝聖者，他們習慣在鄉野間周遊，勸誡人們要注重屬靈層面的事情，有時他們甚至會以非常離經叛道的方式來宣講。”（註7）
在布拉瓦茨基於1891年逝世於倫敦後，繼而接過神智學會領導權的是英國人安妮・貝贊特（Annie Besant）和C.W・李德彼特（C.W. Leadbeater），後者是一位人盡皆知的大英帝國主義者。布拉瓦茨基曾為早期的神智學會注入歐亞主義的思想，現在英國共濟會和李德彼特的神秘主義版聖公宗則為其帶來了截然不同的影響。在這場魔法師的大博弈中，歐亞主義很快也在西方找到了新的代表，其中一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法國魔法師帕普斯（Papus）。
魔法師大戰
“在第十九個世紀行將步入尾聲之際，人們將在一位來自亞洲的赫耳墨斯兄弟帶領下團結起來。”
——諾查丹瑪斯（Nostradamus）
帕普斯、奧斯瓦爾德・沃斯（Oswald Wirth）、德・古埃塔（De Guaita）這些人都夢想著要重新建立一個國際性的玫瑰十字會來團結起世紀各地的神秘主義者，他們期許俄羅斯帝國能夠在建立東西方合作橋樑的過程中扮演領頭角色。帕普斯是熱拉爾・昂科斯（Dr. Gerard Encausse，1865－1916）的化名，他本人是約瑟夫・聖伊夫（Joseph Saint-Yves d’Alveydre，1842－1910）的追隨者，這位聖伊夫又是法國諾斯底教會（French Gnostic Church）的一員，也是那個時代許多神秘學團體背後的策動者。
作為世紀之交最出名的神秘主義者之一，帕普斯在巴黎創立的赫耳墨斯學院（Hermetic School）吸引了很多來自俄羅斯的學子，他同時還興辦了法國知名的神秘學雜誌《啟蒙》（L’Initiation）。另外帕普斯還是兩個秘密社團－馬丁教團（L’Ordre du Martinisme）與卡巴拉玫瑰十字會（L’Ordre Kabbalistique de la Rose-Croix）的創立者。
當沙皇夫婦在1896年出訪法國的時候，也是帕普斯代表“法國的神秘主義者”捎去了他們的問候，並且表達了他們希望沙皇“順應天意，建立一個不朽帝國”的期盼。這不禁令人回想起過去那些神秘主義者曾對沙皇亞歷山大一世（Alexander I）發起的神聖同盟〔Holy Aliance，其為亞歷山大一世在拿破崙戰爭結束後攜同普魯士、奧地利締結的聯盟——譯注〕投寄的期待。
帕普斯在1901年第一次訪問俄羅斯，他也立刻被人引薦給了沙皇。他很快就在聖彼得堡建立了自己的馬丁教團的分部，並由沙皇出任被稱為“未知至高者”（Unknown Superiors）的分部主席。歷史學家詹姆斯・韋伯（James Webb）曾說帕普斯“只不過是在俄羅斯重新點燃了一種曾在18－19世紀之交的俄羅斯十分流行、後來才漸漸受到箝制的哲思氛圍。”
作為聖伊夫最傑出的學生，帕普斯非常清楚俄羅斯在歐亞大陸的統一這件事上的重要角色，以及她終將實現成為末日帝國（Empire of the End）的神秘命運，可以說俄羅斯就是“北方香巴拉王國”這股玄秘力量在檯面上的代表。
透過帕普斯的介紹，沙皇皇室也逐漸與他的朋友兼靈性導師的菲利普大師（Nizier Anthelme Philippe）熟絡了起來。身為虔誠的基督教神秘主義者，菲利普著實贏得了沙皇的喜愛與授勳，並一直與皇室保持著聯繫直到他在1905年過世。
帕普斯在1905年重返聖彼得堡，謠言盛傳他在當時的沙皇夫婦面前召喚了沙皇的父親，亞歷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的靈魂來指導沙皇如何解決眼下的政治危機。
菲利普和帕普斯都在俄羅斯的宮廷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政治作用。他們不僅為沙皇提供國策諮詢，同時也積極與俄國有影響力的馬丁教團成員往來，其中包括沙皇的兩個叔叔跟許多皇親國戚。德國神秘主義者魯道夫・史代納（Rudolf Steiner）在德國總參謀部（German General Staff）裡也有自己的追隨者，他們也想尾隨這兩位法國人的腳步，並且對帕普斯“在俄羅斯的廣泛影響力”深感警戒。帕普斯堅決主張法國與俄羅斯應該結盟，他還向警告稱有一班國際陰謀勢力正企圖統治世界。
他堅信龐大的俄羅斯帝國是唯一能夠擊敗“黑暗兄弟會”的力量。他甚至還敦促沙皇必須盡早為與德國開戰做好準備，據他說柏林的陰謀勢力已經打定主意要策劃戰爭發生。傳聞說他曾經向皇室許諾，只要他帕普斯還活著的一天，羅曼諾夫王朝必將繼續屹立不搖。當他在1916年逝世的消息傳進亞歷山德拉皇后（Alexandra）耳裡時（當時俄軍已經開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線戰場），她連忙向她的丈夫發去快信，上面只寫著：“帕普斯已死，我們完蛋了！”（註8）
帕普斯極力提倡要以他的馬丁教團來對抗共濟會，他認為後者是大英帝國與國際金融集團的走卒。從他留下的文件可以得知，他也曾向俄羅斯當局提供共濟會在俄國與歐洲的各種活動情報。帕普斯指責共濟會是無神論者，與崇拜基督教神秘主義的馬丁教團水火難容。他曾經譴責“我們這個懷疑主義時代，過分崇尚物質，現在我們最需要的就是一種獨立於所有教會、最樸實的基督教精神。”在他於1901年第一次走訪俄羅斯後不久，開始有一系列大部分是受到帕普斯影響的社論出現在了法國的報章雜誌上。這些社論都在警告有一樁公眾絲毫未覺的“秘密陰謀”正在悄悄上演，而且邪惡的金融集團正試圖破壞法俄同盟。世人對於這股真正在影響歷史的力量完全一無所知：
“人們沒有意識到的是，在所有的衝突背後，無論是發生在一國之內還是國與國之間的那些爭端，背後其實都有一群看不見的推動者，他們為了自己的私利而必須策劃這些衝突發生...
因此，在那些陷入混亂的國家中發生的一切都是早已被預謀好的，這麼做為的就是要確保少數人的地位不被撼動；這些人有的人盡皆知，也有的少有人聞，就是他們隱身在所有重大事件背後。
如今，誰擁有了黃金，誰就擁有了至高無上的權力。現在正是金融集團掌握了牽動歐洲政治的秘密韁繩...
這個金融集團在區區幾年前的歐洲誕生，轉眼間它已經變得無所不能，它最重要的目標是要壟斷世界上的所有市場，這就使得它必須確保自己有足夠的政治影響力。”
《巴黎之聲》（Echo de Paris）也刊登了幾篇受到帕普斯的觀點啟發的文章，宣稱在英國共濟會背後的是英國秘密情報局，而且其處心積慮想要孤立和削弱俄羅斯。英國間諜在法國積極煽動反俄宣傳，而在俄國他們則利用“金融詐術”滲透到社會上的各個層面。所以，現在的當務之急就是要“保護俄羅斯皇帝——這位虔誠又寬宏的皇帝——遠離金融集團的禍害...後者已經一手操控了歐洲與整個世界的命運。”
神秘的藏人
“1905年的聖彼得堡...幾乎稱得上是全世界的神秘學中心。”
——科林・威爾森《神秘學》
沙姆扎蘭・巴德馬耶夫（Shamzaran Badmaev）是一位在西伯利亞長大並皈依東正教的布里亞特蒙古人，他的教父是亞歷山大三世。後來他在外交部享有極大的影響力，沙皇甚至授予了他進入樞密院的資格。巴德馬耶夫同時也是一位聲名卓著的藏醫、草藥師與治療師，他在聖彼得堡經營了一間相當時尚的“東方醫學”診所，專門為上流社會的人士提供治療。他曾被俄羅斯的歷史學家形容是“那個時代最捉摸不定的人物之一”和“陰謀大師”，而且他也與另一位同樣神秘的治療師－拉斯普京走得很近。
綽號“那個藏人”的巴德馬耶夫懷抱著將俄羅斯、蒙古與西藏統一在一起的夢想。為了實現這個偉大的歐亞帝國，他也投入了不計其數的努力。他堅信俄羅斯對東方負有歷史使命，她注定要團結起佛教徒和穆斯林來同心協力對抗西方殖民主義。巴德馬耶夫在1893年呈報給亞歷山大三世的一份報告中概述了他的願景，這份報告的標題就叫做《俄羅斯在東亞的責任》。他在政治上的能歌善舞也確保了俄羅斯能在日後的日俄戰爭發生時得到蒙古部落的支持。
巴德馬耶夫還在1896年12月19日寫給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一封信中表示：“...我的努力全是為了使俄羅斯能在蒙古、西藏、中國等東方地區取得其它強權所望塵莫及的影響力。”巴德馬耶夫尤其關注英國在東方的一舉一動，他特別在信件中指出：
“西藏——這個全亞洲最高聳、俯瞰著整片亞洲大陸的高原，毫無疑問必須掌握在俄羅斯手中。只要確保了這一點，就是英國也不得不對俄羅斯有所讓步。”
巴德馬耶夫顯然也熟知一個在蒙古、中國以及西藏盛傳已久的傳說，這個傳說的大意是將會出現一位來自北方（“北方香巴拉王國”）的“白沙皇”來恢復真正的佛教傳統。他於是向尼古拉二世報告說：“緬甸人、蒙古人，尤其是那些喇嘛...莫不在引頸期盼白沙皇快來東方開疆闢土...”
巴德馬耶夫與地位崇高的藏人阿旺・德爾智（Agvan Dordzhiyev），亦即達賴喇嘛十三世的導師兼知己也有私交。德爾智認為俄羅斯就是藏傳佛教的聖典《時輪經》早已預言將會到來的北方香巴拉王國。這位喇嘛在聖彼得堡開設了全歐洲第一座佛教寺廟，致力於推廣《時輪經》。
尼古拉斯・洛里奇是一位曾替這間寺廟工作的俄羅斯藝術家，他也在德爾智的諄諄善誘下認識了香巴拉傳說與東方思想。同樣對西方神秘主義影響深遠的喬治・葛吉夫亦與烏赫托姆斯基親王、巴德馬耶夫還有德爾智喇嘛互相認識。曾經被英國指控是俄羅斯的中亞間諜的葛吉夫，會不會其實也是那些神秘藏人的弟子呢？
“我分別在兩座首都——北京和聖彼得堡——訓練那裡的年輕人，以便展開更進一步的活動。”巴德馬耶夫在寫給尼古拉二世的信中表示說。
無政府神秘主義
“那個藏人”的影響力甚至已經超越皇室的範圍，進入了俄羅斯的知識分子世界，更進一步擴及到了間諜與革命分子魚龍混雜的地下政治世界。1905年的政治動盪時期興起了一場知識分子運動，是為“無政府神秘主義”（Mystical Anarchism），這場運動的兩位主要代表人物分別是詩人維亞切斯拉夫・伊凡諾夫（Viacheslav Ivanov）和作家喬治・楚爾科夫（George Chulkov），他們兩人都曾經與巴德馬耶夫共事過。就像“那個藏人”一樣，楚爾科夫也被認為是一位身懷神秘力量的通靈者。
借鑒了尼采思想的無政府神秘主義是一種試圖融合個人自由與社會和諧的激進政治學說。如果我們考慮到尼采曾樂觀地將俄羅斯視為在他眼中腐朽墮落的西方的對立面，以及這位德國哲學家本人對佛教與東方文化的欣賞時，會產生這種結果便一點也不會讓人覺得驚訝了。
根據歷史學家伯爾尼絲・格拉澤・羅森塔爾（Bernice Glatzer Rosenthal）的說法，無政府神秘主義者相信“肉眼看不見的力量一直在冥冥間指引著地球上的世局，所以他們堅信政治上的革命同時也反映出了更廣大宇宙的變化，一個充滿自由、美麗與愛的嶄新世界已近在眼前。”
“無政府神秘主義者主張廢除一切外部權威以及對個人自由的所有限制——包括政府、法律、道德、社會風俗，他們對合法權利這種只不過是“形式自由”的概念嗤之以鼻，同時也堅決反對憲法和議會，唯一投他們所好的選擇只有合一主義（sobornost）。合一主義所指的是一群人憑藉著愛與信仰自發組成一個自由的共同體，並且毫不折損自己的個體性（不同於與共同體互相分離甚至針鋒相對的個人主義）...
他們以一種被稱為‘奧祕之人’（mystical person）的概念為基礎建立起了這些思想，這個概念的大意是靈魂或心靈必須去尋求與他者的結合，並且認識到自己是宏觀世界的微觀縮影，這與‘經驗之人’（empirical person），也就是我（I）或小我（ego）是截然對立的兩種觀念，因為後者主張每個人都是與他者分離或對立的。
透過喚起與弘揚這種‘奧祕之人’，它將使得一個‘全新的有機社會’成為可能，這個社會依靠將愛的無形內在紐帶（這是指eros，而非agape）、“神秘經驗”和奉獻精神結合在一起而得以建立，其與講求社會契約、自我利益、理性至上的自由主義社會完全不同。”（註9）
無政府神秘主義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歐亞主義社會政治理論。正是在這裡，我們看見了一個假託著現代形式的經典神秘學思想：崇尚經驗主義、豪強當政的大西洋文明與崇尚神秘主義、自我犧牲的歐亞文明的巨大鬥爭。用神秘學的術語來說，這就是“香巴拉”和“亞特蘭提斯”之間的較勁，是光明兄弟會與黑暗兄弟會的龍爭虎鬥，也是生命（Being）與死亡（Non-Being）彼此間的漫長戰爭的外在化表象。
尼古拉・別爾佳耶夫、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季娜依達・吉皮烏斯（Zenaida Hippius）、瓦列里・勃留索夫（Valerri Briusov）、米哈伊爾・庫茲明（Mikhail Kuzmin）、亞歷山大・布洛克（Alexandre Blok）、瓦希里・羅扎諾夫以及其他許多俄羅斯詩人、作家和藝術家都曾以不同的方式代言過無政府神秘主義或歐亞主義的思想。蘇菲派大師伊納亞特・汗（Inayat Khan）曾在十月革命發生的幾年前拜訪過俄羅斯，他非常驚奇的發現“要在這個國家找到東方思想的傳人是多麼容易”。
梅列日科夫斯基認為，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分別代表了兩種俄羅斯獨有的人士，而“新的宗教意識”也最有可能從這些人中發展出來。托爾斯泰代表推崇肉體的泛神論神秘主義，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的則是更禁慾的靈性價值。“對於那些能夠融合這兩個半球的智慧的人來說，西方的‘人神’（Man-God）與東方的‘神人’（God-Man）將會‘合而為一’。”
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後，布洛克也將這個新生的俄羅斯與西方進行了對比。他用“斯基泰人”來稱呼俄羅斯，他的言下之意是這個朝氣蓬勃、充滿活力的民族將要肩負起對抗搖搖欲墜的西方世界的使命：
“我們是斯基泰人，我們是亞洲的子民...你們幾百年來的興盛看在我們眼裡不過是彈指間的小事，就像恭謙的僕從，我們在兩個互相敵視的種族——歐洲人和蒙古人之間搭起了一面盾牌，我們張開雙臂擁抱戰爭與恐怖，這是充滿溫情的擁抱，趁著還有時間，快把老劍收起來，向我們的兄弟致敬吧...噢，舊世界，在你們氣數已盡之前，快來加入我們兄弟們的盛宴吧。”
詩人尼古拉・克利埃夫（Nikolai Kliuev）和他年輕的朋友謝爾蓋・埃塞寧（Sergei Esenin）也在他們創作的詩作中展現了相同的神秘學主題與歐亞主義思想。既是先知也是詩人的克留耶夫（Kliuev，1887－1937）亦在1917年末寫道：
“我們是太陽的使者
要在這個宇宙的中心
奮力造起一座通天大廈
中國與歐洲，北方與南方
都將伴隨這首圓舞曲前來拜見
深淵與頂點，結合與相聚
他們的教父是上帝，他們的母親
是俄羅斯。”
克留耶夫的門生埃塞寧（1895－1925）迫切渴望看見舊世界的終結與新世界的取而代之，他甚至開創了一種被稱為“阿格林森主義”（Aggelism）、充滿俄羅斯諾斯底教色彩的新宗教精神。他盛讚基督和佛陀是當之無愧的天才，因為他們都是“言行合一”的人。在一封寫給朋友的信中，埃塞寧寫道：
“人吶，何不捫心自問，基督難道不是從你們中間出來的嗎，你們就不能成為基督嗎？我有意志與決心，這代表我可以成為基督嗎...？生命是多麼荒謬，它把我們跩出搖籃，可沒有讓我們成為真正的人，卻淪為面目猙獰的怪物。”
他甚至警告美國，這個他眼裡的一切非俄羅斯與理性主義的象徵，千萬不要犯下“不信神”的錯誤，以及忽略俄羅斯所代表的新“福音”，因為唯有通過俄羅斯，人們才能夠抵達展新的生命之道。據他的一位朋友說，埃塞寧和其他“斯基泰流”詩人始終心繫著“政治革命在社會層面上的深化”，而在俄羅斯興起的馬克思主義則被他們視為“邪門歪道”。埃塞寧在去世之前就深信“邪惡的力量”已經篡奪了俄國革命的勝利果實，布爾什維克背叛了俄羅斯的使命。
詩人克留耶夫與巴德馬耶夫、拉斯普京皆有交情，就像後者曾經接受過一個秘密的基督教性力派神秘主義學校的教導，克留耶夫本人也加入過類似的西藏密宗和印度濕婆教派。“他們稱我為拉斯普京。”他在一首1918年的詩中寫道。克留耶夫的思想深深紮根於俄羅斯的非主流宗教傳統，就像舊禮儀派（Old Believers）、鞭身派（Khlysty）和閹割派（Skoptsy），他們都在普通老百姓中形成了一條名副其實的地下河（subterranean river）。克留耶夫聲稱自己在一位鞭身派長老的挑戰下為了學習如何“成為基督”，而加入了一個名叫“白鴿兄弟會”（Dove brethren）的秘密社團。在“許多具有秘密身分的道友幫助下”，克留耶夫遍歷俄羅斯各地，參加了各種秘密儀式並見識了東方俄羅斯的諸多神秘傳統。
克留耶夫試圖在他的詩歌中傳達歐亞主義的神秘精神，他是博拉沃迪亞（Belovodia）的先知，這是俄羅斯的舊禮儀派心目中的一個類似香巴拉的塵世天堂。克留耶夫相信俄羅斯正在迎來一場根本的轉變，這就會帶來一個無產階級社會，在這個社會中，農民文化將戰勝工業主義、資本主義和生活周遭的種種機械異化。他在1914年寫給朋友的信中表達了自己對已然喪失靈魂的西方文明的深切憂慮：
“每天我都會踏進森林——坐在一座小教堂旁邊，那邊有一棵古老的松樹，堪比天高，這時我就會想起你...我要親吻你的雙眼，親吻你的真心...噢，曠野母親呀！精神的天國...所謂的文明世界是多麼的可憎與黑暗啊，我寧可付出一切，不惜被送上各各他〔Golgotha，耶穌受難之地——譯注〕也要阻止美國的魔爪...我發誓要保護那間宛如童話般美麗的棚屋。”
俄羅斯哲學家別爾佳耶夫也闡述過前革命時代的俄羅斯思想家以及文化精英的共同願景，他透過筆桿子道出了自己對西方理性主義終結的期待，然後隨之而來的就是新的精神時代，基督與敵基督的鬥爭也將在這時步入高潮。他認為神秘學的日趨流行已證明了這一新時代的到來是確鑿無疑的，他將其稱為“新王國”。“不要以為人只是宇宙中的一個渺小個體、是一部缺乏智慧的大機器的零件而已，因為人其實是一個活生生的整體裡的有機成員，這是一個真實而充滿生命的整體。”別爾佳耶夫對西方唯物主義的價值觀的撻伐反映出的是一種在俄羅斯社會日益盛行的思想。他曾在20世紀30年代初寫道：
“個人主義、社會的‘原子化’、資源枯竭、人口過剩、不斷增長的需求、缺乏信仰、靈性生活的式微以及其它種種原因，導致了工業資本主義的誕生，它改變了人類生活的面貌，也打破了人與自然的和諧。”
香巴拉之旅
“尼古拉斯・洛里奇是一個讓我們（俄羅斯人）感到驕傲不已的偉人；他是我們的文明與文化的表率，也是它的頂樑柱。”
——戈巴契夫
尼古拉斯・洛里奇（1874－1947）是在參與建造全歐洲第一座佛教寺廟的過程中認識了香巴拉的傳說。靠著與前革命時代的俄羅斯知識分子的交情，洛里奇本人也是一位備受尊敬且創造力驚人的藝術家。洛里奇喜愛研讀布拉瓦茨基夫人的書，他相信各種宗教其實都是殊途同歸——總有一天，佛教徒、穆斯林和基督徒都會意識到埋藏在他們各自的教義背後的是相通的真理。洛里奇在1925－1928年間總計在中亞進行了五次波瀾壯闊的探險行動，他重點考察了介於烏拉爾山與喜馬拉雅山之間的神秘地區，這裡一般也被看作是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關於洛里奇在旅途中的所聞所見，可以參考他的《阿爾泰－喜馬拉雅山》（Altai-Himalaya）、《亞洲之心》（Heart of Asia）和《香巴拉》（Shambhala）這幾本書。
根據藏傳佛教傳統，香巴拉本身是一個隱遁之地，而最純粹的《時輪經》密宗教誨就被保存在那裡。洛里奇注意到了藏傳佛教的香巴拉與俄羅斯基督教神秘主義者的博拉沃迪亞其實並無太大的不同。曾一位舊禮儀派的長老向他透露了一個秘密：
“在遙遠的異域、浩瀚的大湖與最高的山脈之外有一片蘊含著一切真理的聖地。最崇高的知識，還有人類未來的救贖都在那裡。那個地方的名字叫做博拉沃迪亞，它的意思是白淨之水。”（註10）
據洛里奇自述，他在20世紀20年代訪問蒙古首都烏蘭巴托的時候，曾聽見當地的革命士兵都在高唱著一首歌：
“北方香巴拉王國的征途已至
讓吾人為這場聖戰壯烈成仁
吾人必將再次投胎重生化作
為香巴拉統治者效力的勇士。”
這個“北方香巴拉王國”指的就是俄羅斯－歐亞世界。洛里奇在他的《亞洲之心》中不僅僅將香巴拉理解為一個即將降臨的王國，而且它還是一個開端——是人類即將迎來的全新紀元的開端，香巴拉和博拉沃迪亞都是這個新紀元的永恆象徵：
“你應該可以注意到，香巴拉的概念其實與我們最嚴肅的西方科學研究是相通的...香巴拉的東方門生正在與西方的明哲之士團結起來。”
洛里奇從不懷疑俄羅斯在搭建東西方彼此的智慧交流的橋樑這方面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一種新的融合思想將會在俄羅斯誕生，它同時也是人類的全新未來，其既不屬於西方也不屬於東方，而是屬於真正的歐亞大陸。就在世界正陷入戰火紛飛的1940年，洛里奇卻已經看見了這個新紀元初生的曙光，他寫道：
“當俄羅斯人努力把巨大的石塊堆砌在一起的時候，他們為的不要建造巴別塔，而是要興蓋一座俄羅斯塔，這就是俄羅斯人之所以令人欽佩的原因。瞧瞧擁有上百座塔樓的克里姆林宮！聽著，那就是未來之所在，多麼風光明媚的未來！”
在一年後的1941年，他又表示說：
“這個世界正在逐漸步向一場哈米吉多頓之役。如今人人都充滿了彷徨，沒有人能夠確定明天的禍福旦夕。但俄羅斯人已經找到了自己該走的路，他們要義無反顧地朝著一個光輝璀璨的未來邁進。”
“你必須先注意到我，才有可能看見我”
就像香巴拉本身一樣，人類的這個光輝璀璨的未來，直到今天也依然還沒有跨過那道門檻。古往今來不分國家的無數男男女女都曾瞥見過這個未來的模樣，他們也都做出了各自的反應。如今，生活在一個全新千年之初的我們正在見證一項古老計劃一步步走向實現的過程。如同沒有黑夜就不會有白晝的道理，我們也可以說沒有先經過一場虛幻的假象，就不可能迎來一個真正的新時代。正如黑暗遲早都要讓位給新升的黎明，所以我們當前所身處的這個黑暗時代也終將逐漸消逝在“北方香巴拉王國”的萬丈光芒之中。
隱藏在當今錯綜複雜的世界局勢背後的其實是一場即將邁入尾聲的古老戰役。“在戰時，”大西洋秩序的代表邱吉爾曾經說過：“真相是如此重要，以至於她隨時都需要被謊言保護。”在邪惡的亞特蘭提斯魔法師的作弄下，大西洋秩序與歐亞秩序一直深陷在一場遲遲未能分出勝負的戰爭。
我們都在期待香巴拉新時代的到來，屆時黑暗兄弟會將被從地球上的政治與金融中心逐出，從墮落的亞特蘭提斯一路綿延下來的惡業也要在到時被徹底了結。
愛麗絲・貝利（Alice Bailey）聲稱香巴拉是“地球意識的崇高中心”，並且將其與基督的再臨關聯起來，她甚至預言了俄羅斯在即將到來的新時代中的特殊使命：
“我經常和你們談論起的那個嶄新的魔法宗教...將會出於俄羅斯。它是人類與更高力量彼此間偉大而直接的交流下所誕生的產物，從這兩個靈性中心，源自東方的光芒將照耀西方，公義的太陽將會普照整個世界。我的意思不是在俄羅斯會出現任何強硬的政治意識形態，而是一個真正偉大且靈性的宗教，它將證明一個偉大的民族為何必須背負十字架之苦，這一崇高的精神光輝要被俄羅斯的宗教所高舉——這不只是俄羅斯人民的心之所向，也是古老預言的終於實現。”（註11）
____________________
Footnotes:
1. Arthur Waite, The Real History of the Rosicrucians
2. Letters of H. P. Blavatsky as quoted in The Occult Establishment by James Webb
3. Victoria Le Page, Shambhala: The Fascinating Truth Behind the Myth of Shangri-la
4. Alexander Dugin
5. Nevill Drury, Dictionary Of Mysticism And The Esoteric Traditions, 1992
6. As quoted in The Harmonious Circle by James Webb
7. Stephan A. Hoeller, “H.P. Blavatsky: Woman of Mystery and Hero of Consciousness,” The Quest, Autumn 1991
8. Stephan A. Hoeller, “Esoteric Russia”, Gnosis Magazine, No.31, Spring 1994
9. The Occult in Russian And Soviet Culture, edited by Bernice Glatzer Rosenthal
10. Nicholas Roerich, Heart of Asia
11. Alice Bailey, Prophecies by D.K.
邁赫邁特・沙培丁（MEHMET SABEHEDDIN）是一位研究人員、作家和世界旅行者。他感興趣的領域相當廣泛，包括神秘學、隱秘歷史、蘇菲派、東方智慧以及諾斯底基督教。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