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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GARY LACHMAN
若論起誰是20世紀初“神秘學復興”浪潮中最令人捉摸不透卻又最光輝燦爛的人物，那這個人絕非奧地利的“靈性科學家”魯道夫・史代納（Rudolf Steiner，1861－1925）莫屬。儘管在氣質上比他古怪得多的同時代人比比皆是——想想布拉瓦茨基夫人（Madame Blavatsky）、葛吉夫（Gurdjieff）或阿萊斯特・克勞利（Aleister Crowley）這些人吧——但史代納令人眼睛一亮的恰恰卻是他的一派清新，這也讓他在一向紛華糜麗的神秘學世界中顯得格格不入。
當我們在討論神秘學、更高的意識狀態和靈性世界這些概念的時候，最常浮現在我們腦海裡的往往是那些詭祕莫測、異乎尋常又有一點點裝神弄鬼的傢伙；布拉瓦茨基、葛吉夫跟克勞利毫無疑問都屬於這個範疇。史代納卻正好相反，手扶著自己的夾鼻眼鏡在講台上侃侃而談才是他一貫的形象，他的形象實在正直得讓人無法挑剔。真誠或許是最適合史代納的形容詞，為自己打好一條飄逸的領結是他從早年的學生時代留下的習慣，堪稱十足淳樸的波希米亞氣息。在布拉瓦茨基、葛吉夫和克勞利各個處心積慮要展現他們強烈的個人形象的時候，史代納卻總是表現得就像是一個單純的農家子弟。與這種返樸歸真的氣質相輝映的是他那百科全書式的博學，如果我們要用一個原型（archetype）來形容史代納，那麼“教授”——或者更確切的是“博士”肯定最適合不過了，畢竟這就是他身邊的人對他的恭稱。布拉瓦茨基夫人曾在評論自己的巨著《秘密教義》（The Secret Doctrine）時自嘲這些年來她一直一刻也沒有停下的“寫作、寫作、還是寫作”，就像四處流浪的猶太人除了“趕路、趕路、還是趕路”。史代納同樣也筆耕不輟，但他傳播自己的思想最主要的方式還是講課，在1900－1925年間他除了講課、講課、還是講課，總共巡迴歐洲各地主持了六千多場講座。
史代納習慣以一種樸實無華且十分學究的風格來向聽眾介紹他的靈性研究成果，還有他通過對所謂的“阿卡西紀錄”進行“超感官”閱讀所發掘到的關於這個世界的神秘歷史。他實事求是地向人們介紹他的人智學（Anthroposophy）教誨、古老的亞特蘭提斯、死後生命、星光界與以太體、基督教的真實含義等各式各樣的主題。然而，正是這麼一位謙謙君子卻成為了20世紀初的歐洲精神與文化生活中最具影響力也最常受到詆毀的偉人之一，而他的思想就算直到今天也依然魅力不減。
史代納終其一生都致力在“引導人類的靈性邁向宇宙的靈性”，而他也的確取得了不俗的成果。自他去世以後，全球有超過一千所遵循史代納的教誨創立的學校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湧現，更不用說如今有很多特殊教育學校也都是師法自史代納早在一個世紀前便已展開的事業。現在還有數百座“生物動力”（bio-dynamic）農場採用的正是史代納當年就農業問題上提出的遠見，比我們後來開始強調保護生態和有機食物還要領先了幾十年。就連靈療（holistic healing）、藝術、建築、經濟學、宗教等這些領域也都可以見到史代納思想的實際應用。
儘管他在“現實世界”裡所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其他神秘大師，但為什麼史代納相比之下卻仍如此默默無聞呢？你可以合理地預期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應該多少都聽過榮格、克里希那穆提、達賴喇嘛；甚至可能還包括布拉瓦茨基、葛吉夫或克勞利。但史代納是哪位？他就像是一個徹徹底底的謎，即使這個名字或許可以跟少數幾門不同的學科和成就劃上等號，但卻無法與任何事物產生長久而牢固的聯繫。最勇於替他挺身而出的其中一位辯護者歐文・巴菲爾德（Owen Barfield）甚至曾稱史代納是“20世紀最大的秘密”。現在，是時候該好好認識這個了不起的人了。
早年生活
魯道夫・史代納出生在1861年2月27日的一座名叫克拉列維查（Kraljevec）的小鎮，那時它還屬於匈牙利，但在今天卻是克羅地亞的一部分。他的父親是一名在南奧地利鐵路局上班的電報操作員，史代納從小就與壯麗的自然風光為伴，那些巍峨的群山和翠綠的平原都是他的遊樂場。史代納後來認為在歐洲的這個堪稱東西方相交之處的地方長大對他意義深遠，同樣重要的是他的童年能夠同時享受自然之美與現代科技的便利——無論是鐵路還是電報，在當時都是很新鮮的玩意。
在《超越生死門：高等靈界知識與修證法門》（Knowledge of the Higher Worlds and its Attainment，1905）這本書中，史代納提到在邁向更高意識境界的過程中有一個關鍵的關卡就是要直面守門人/門檻守候者（Guardian of the Threshold），這是一個代表了這個人還未償還的業力的靈性存在。在開始成為一位神秘導師之前，史代納自己其實就是一個同時涉足不同門檻的守候者，他一腳踩進了對大自然奧祕的探究，另一腳又踏入了對科學方法論的鑽研。正因為同時身兼神秘智慧的領悟者與接受過正宗學術訓練的思想家，這才造就了史代納往後獨一無二的職業生涯。
史代納在八歲的時候隨著父親一起搬家到靠近下奧地利邊界的新德爾夫（Neudörfl）。由於與當地老師不和，他的父親決定決定自己教育這個男孩，而這也意味著往後他將會有很多時間得在他父親工作的火車站度過。年輕時的史代納是一個非常內向害羞的孩子；正如他在《自傳》（Autobiography，1925）中自述，那時的他在與外在世界打交道時碰上了很多困難。他擁有無窮的好奇心，並且深深著迷於許多連他認識的成年人都只能支吾其詞的問題。要不是因為他後來潛心研究數學，還真不知道他這樣的個性會一發不可收拾到什麼地步。原來，史代納邂逅了一本被他視為人生啟蒙的幾何學書：“研究這些純粹內在、不受外在感官影響的幾何圖形為我帶來了一種深深的滿足感。一直以來我深陷在許許多多遲遲未能找到解答的疑問所造成的孤獨感終於有了安慰。能夠把握住一些純粹屬於精神性的東西，使我的內心感到由衷的喜不自勝。透過沉浸在幾何世界裡，我總算明白原來這就是所謂的幸福。”（註1）
史代納是如此享受於研究幾何可能會令我們感到有些難以理解，但是這樣的經驗卻對幫助他度過人生中的早年危機至關重要。幾何學之所以給史代納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是因為它似乎證明了在人類心靈的內部其實還存在著一種“靈魂空間”，它是與外在的自然世界對等存在的內在世界。這個靈魂空間是“靈性存在與事件發生的地方”，對年輕的史代納來說，浮現在人腦海中的思想絕不“僅僅是我們用以思慮事物的圖像”；相反的，它們更應該是“從精神世界顯現在靈魂舞台上的啟示”。史代納相信幾何學雖然是構思自人的頭腦，但它確實擁有一個自己的一套獨立存在的客觀現實，而這對他而言更意味著從中被揭示出來的靈魂空間也是同樣貨真價實（註2）。雖然他本來就是一個相當早熟的孩子，但在史代納的早年歲月中還有一件不得不提的邂逅，正是這場邂逅促使他開始質疑外在世界是否真的有資格壟斷全部的現實（reality）。
一次超自然的邂逅
那一天，人在火車站的史代納突然歷經了一次超自然異象，這可以說是他天生的心靈能力的初試啼聲。當時正坐在候車室裡的他忽然看見一名陌生女子走了進來；雖然史代納並不認識這個人，但他總覺得她給人一種很像是家人的感覺。這名女子走到了候車室的中間，並開口對這個男孩說：“從今往後，希望你能盡你所能地幫助我。”然後她就這樣走進火爐裡，消失得無影無蹤。史代納決定不把這件事告訴父母，因為他擔心他們會覺得他是在胡言亂語。但是他注意到他的父親顯得心事重重，直到後來他才知道原來他住在鄰鎮的一位女性親戚就在他看見異象的時候，選擇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這次早年的經歷標誌著史代納此後終其一生都將持續不斷地與死者打交道。靈魂在來生的際遇、業力與輪迴法則的機制以及逝者如何重返生命之河前來完成他們的使命，這些都成了他後來的很多神秘學教誨所談論的主題。當與他同齡的男孩都還沉浸在奧地利版的牛仔與印第安人遊戲裡時，史代納卻已經全神投注在精神世界和靈魂如何與居於其中的存在邂逅了。
作為一個年輕人，史代納在往後還有兩次非比尋常的機會可以驗證他對於死亡的一些見解。史代納因緣際會結識了兩個家庭，其中一個家庭的一家之主不喜歡露面，他在史代納與這個家庭認識沒多久便過世了。然而，即便從未與這個人有過一面之緣，史代納仍然感覺自己與這位死者產生了一種深刻的直覺聯繫，他甚至後來還被兩個家庭邀請出席他們親人的葬禮進行演說致辭。在他開始成為靈性導師後，史代納還告訴他的追隨者，幫助死者順利完成他們的精神之旅的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朗誦他的著作給死者聽。
在史代納十八歲的時候，他的父親再次調職，這次他們來到了因澤斯多夫（Inzersdorf），這個新地方的好處是離維也納很近，因此史代納便決定到維也納的技職學校就學。儘管他偏愛文學和哲學，不過他最後還是打定主意要成為科學老師。
在搭乘火車前往維也納的一天，他遇見了一位將對他的生活帶來深遠影響的貴人。費利克斯・科古茲（Felix Koguzki）是一位採藥人，他會定期前來到維也納兜售他的商品。雖然我們不知道他們是如何認識，但還是十幾歲的史代納立刻意識到，眼前這個為人單純、沒受過多少教育的人其實有著與他同樣的奇特經歷，而且他還對那些世界擁有非常深刻的個人認識。他恐怕是第一個可以讓史代納分享自己的精神異象的對象，他們的交流顯然讓史代納信心大振；甚至這也可能是使史代納確信自己真的不是瘋了的重要因素。
遇見老師
大約就在同一時間，史代納還邂逅了另一個我們至今仍不知其名的人。史代納只稱他叫“老師”，法國作家、暢銷書《偉大的啟蒙者》（The Great Initiates，1889）的作者愛德華・舒爾（Edouard Schuré），他後來也成為了史代納的好友兼追隨者，曾聲稱這位老師是“那些地球上最不可思議的人之一，他們往往以最平庸的職業作為掩飾來在暗地間推動各種使命。”史代納在那時已經廣泛閱讀哲學，尤其是德國唯心主義者的作品，他也努力研讀黑格爾、謝林等人的著作，他甚至在修讀歷史課的時候都還在費心鑽研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枯燥乏味是他對這本書的感想。不管是在那時還是以後，史代納始終無法接受科學唯物主義，這也成為了他展開自己的哲學研究的動力。
儘管他並未在自傳中提及這一點，但史代納仍在1913年於柏林舉辦的一次演講中談到了這段往事。他以第三人稱的口吻對聽眾說道：“從那時起，這個男孩的靈魂生活終於開始萌芽，這使他對大千世界有了更全面的體悟，這個人類的靈魂可以聽見不只是外在的樹木或山峰，而是還包括生活在它們背後的那些存在正在向他說話...。”（註3）
我們對前面提到的那位老師所知不多，但是他把康德最重要的其中一位追隨者－費希特的作品中的一些段落介紹給了史代納，這對後者影響甚巨。費希特的作品強調人類自我/小我（ego）的自我中心思想、“我”、意識的主體以及科學唯物主義所理解的自我（self）其實全都只是一種幻覺。史代納的靈性經驗使得他確信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我”不是一種幻想，而是確鑿無疑、無法再進一步化約的現實。在接下來二十年裡，一直到史代納以靈性領袖的身份粉末亮相之前，他的研究都將集中於如何建構一種有條有理的認識論來闡明這一事實。
認識歌德
然而，對他的思想影響最大的仍是歌德的作品。《浮士德》是歌德最家喻戶曉的劇作，這是一個以與魔鬼簽訂契約為題材的警世故事，它幾乎伴隨著這部劇作成為了西方人意識中的一種原型。雖然歌德從未在英語世界中享有同樣的地位，但他毫無疑問是有資格競逐西方文學奧運冠軍的選手之一，完全可以與柏拉圖、但丁和莎士比亞一長較短（後來的榮格對歌德也是推崇之至，他有時甚至認為自己可能是這位偉人的私生子後代〔榮格本人在其自傳中聲稱曾有謠言說，他的祖父其實是歌德的私生子——譯注〕）。歌德通常被認為是最後一位文藝復興式的通才，他不但是文學巨匠，還是政治家、旅行家，並且在史代納看來最重要的是一位科學家，在植物學、解剖學、礦物學和光學領域均有建樹。多虧他的文學導師卡爾・施羅爾（Karl Schröer），他讓史代納認識到了歌德的重要性，史代納也因此得以獲得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在他二十二歲那年，史代納被邀請擔當編輯整理歌德的科學著作，為這位博學家的作品出版一個最周全的新版本。
讓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鄉下學者擔當如此重任似乎有點違背常理，但當時大家對待歌德的科學著作的態度幾乎都是作為科學作品，它們不稂不莠，作為文學作品，它們味同嚼蠟；事實上根本沒有人願意浪費時間在這些編輯工作上面。除了他在早期曾經證明人類的上頜骨含有在其他哺乳類動物身上也發現過的頜間骨外——歌德本人還是一位比達爾文還要早的演化論者，不過他們的論點不盡相同——大部分的科學家都認為無論是他企圖駁斥牛頓的色彩理論，或是堅持要證明他所謂的原始植物（Urpflanze），亦即作為其它各種植物之源頭的原型植物的存在，歌德的種種這些舉動要不是完全瘋狂，就是他實在老糊塗了。
然而，在史代納看來，歌德的科學卻是他日後將提出的關於精神世界的現象學（phenomenology）的原型。不像傳統科學家那樣冰冷又冷靜地將世界視為只不過是一團物質，對人的任何探究都無動於衷，歌德反而提倡我們都應該要擁有一種“客觀想像力”（objective imagination），也就是應該要積極地參與到那個正在被我們研究的現實裡去。科學家的主觀性——即他的意識狀態——遠比他的儀器所能提供的越來越細緻入微的精確性還要重要。對史代納而言，這種“客觀想像力”正好奠定了他將來要發展的“超感官知覺”（supersensible cognition）的基礎。
遭遇尼采
整理歌德的著作工作為史代納打開了很多大門。他有幸來到歌德生前居住的城市威瑪，並在那裡開始負責歌德檔案館的職務，這又是另一項能夠帶來很多曝光機會的工作。即使史代納很少能遇到意氣相投的同事，但這項工作還是帶給了他不少慰藉。迎接他的是這座城市的文學與文化生活，他也在這裡結識了很多新朋友。其中有一場重大的會面特別重要。那位命運多舛的哲學家尼采的妹妹伊麗莎白・尼采（Elizabeth Forster Nietzsche）親自前來拜訪史代納，邀請他協助她一起籌劃尼采檔案館。伊麗莎白於是也引薦史代納認識了他那已經因為梅毒陷入多年瘋狂的哥哥。當伊麗莎白扶著身穿無袖寬袍的尼采出現，然後讓他依靠在窗邊，他那呆滯的目光與蓬亂的外表反而給人一種彷彿就像是偉大先知的印象。不過，令史代納感到難以忘懷的卻不是眼前這位他非常清楚已經徹底陷入精神錯亂的尼采，而是他身後散發出來的靈暈。他看到尼采的靈魂“在他的頭頂上盤旋，洋溢著無比美麗的靈光...”這個人的靈魂“因為過去在地球上的不同前世，已經累積了一筆可觀的靈性財富...”（註4）。
如果有熟悉這位曾寫出《善惡的彼端》、《反基督者》等作品的哲學家的讀者因為他說尼采的“靈魂”擁有“可觀的靈性財富”，就以為史代納其實跟尼采的妹妹伊麗莎白一樣對尼采的哲學根本一無所知的話，他們都應該去讀讀史代納的《弗里德里希・尼采：自由的鬥士》（Friedrich Nietzsche: Fighter for Freedom，1895），這是一本非常了不起的作品，其有時讀起來甚至就像是尼采本人親筆所作。縱觀他的職業生涯，史代納總是具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本領，使他可以彷彿親身走進與他有深刻分歧的思想家——譬如堅定的唯物主義者恩斯特・海克爾（Ernst Haeckel）——的思想裡，甚至是設身處地站在他們的立場思考，而這種批判性的同理心也經常為他自己招致誤解。
當他在威瑪的工作結束後，相比起登上學術界（史代納在這段期間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他大可容易地為自己謀個相稱的職位），他反而決定搬到德國新生的前衛之都柏林。在那時他已經出版了許多人認為是他最重要的一本書《自由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Freedom，1894），這是一本非常振奮人心、卻也不易閱讀的認識論論著，史代納認為他已經憑靠這本書為人類的“我”建立起了一個毋庸置疑的現實基礎。至於其他人嘛，像是極具影像力的哲學家、曾經寫下一時間洛陽紙貴的《無意識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the Unconscious）的愛德華・馮・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倒沒有那麼肯定，他反而認為史代納把問題弄得更複雜了。不過，史代納並沒有因此感到挫折，他堅信自己有使命要把他的想法傳播出去。雖說他的追隨者喜歡將史代納的一生視為一段早已規劃好的命運不屈不撓地一一付諸實現的故事——我們也必須承認，史代納本人也不反對這種想法——但就像我們其他人一樣，他其實也一直在努力尋找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以及人生的未來。他同時對自己的天賦非常的有信心——而這也的確一點都不錯。柏林的文學與文化界想必可以提供他在世界上的其它任何地方都難以指望的機遇。
然而，史代納接下來卻做出了一個相當不切實際的決定，他買下了一份已經瀕臨倒閉的期刊《文學雜誌》（The Magazine for Literature）。他似乎已經忘了自己以前在維也納擔任政治雜誌編輯的慘痛經歷，於是史代納繼續將本來就已經奄奄一息的《文學雜誌》經營得一塌糊塗，他苦口婆心地宣揚靈性生活顯然沒有打動他的讀者。在那個史特林堡、王爾德、易卜生、維德金和蕭伯納這些人眾星璀璨的時代，史代納的理想主義在外人看來就像是跟不上時代的老古董。
不過，儘管他為命運向他宣判的沉重判決感到遺憾，史代納卻依然十分享受那些波希米亞式的嗜好：他熱衷於與詩人、劇作家、小說家和政治活動家交好。事實上，他甚至因為與半上流社會（demi-monde）走得太近而為學術界成員所不滿，與此同時史代納也以神秘學導師的身份贏得了一些獨特的殊榮——據我所知——他擁有一份在沙皇俄國被禁止發行的期刊，因為它的編輯與無政府主義者有來往。
史代納也是在柏林與他的第一任妻子結婚，人們一般都認為他與這位安娜・尤尼克（Anna Eunicke）彼此之間維持的是一段完全柏拉圖式的關係。安娜曾經是史代納暫居威瑪期間的房東，後來她也跟著他一起移居柏林。他們開始同居，並經過一番審慎的思考後在1899年的一次民事儀式上宣布成婚（史代納在威瑪碰到的那位不喜露面的一家之主逝世的經歷，就是發生在尤尼克家中）。安娜並沒有特別受過什麼很好的教育或文化熏陶，她顯然很開心能與史代納博士同住在ㄧ個屋簷下；而對史代納來說，這也讓他終於能夠擺脫“獨居生活的痛苦”，以及一直以來他不得不忍受的廉價住宿環境與糟糕的食物。安娜比魯道夫大了十歲，他們的關係也引起了人們對史代納的性生活的好奇，因為他在自己整整四百零六頁的自傳裡都對此隻字未提。根據研究史代納的權威學者克里斯托弗・班福德（Christopher Bamford），這位博士應該確實是始終奉守著獨身主義。
柏林＆神智學
但柏林才是史代納真正的啟程之處。有一段時間，他似乎樂意向任何願意聽他講話的團體侃侃而談。他在工人學院（Workingman’s College）講授歷史及其它科目，同時悄悄地將大量的唯心主義思想灌輸給這些尚在萌芽的馬克思唯物主義者。他還應邀在布魯諾學會（Giordano Bruno Society）和宇宙之日（The Coming Day）團體上發表演講，後者是一個頗富尼采色彩的文化團體。然而，當他開始接受柏林神智學會的演講邀請後，他便漸漸疏遠了過去這段歲月（以及他不久後就會分手的安妮・尤尼克）。多年來，史代納一直試圖假借哲學的掩護來闡述他對精神世界的洞見。如今到了世紀之交，他也已經步入不惑之年，現在他決定不再遮遮掩掩，而是要直接對自己的經驗暢所欲言。
史代納的聲名在神智學家之間迅速竄起，甚至很快就被任命為學會分部的負責人。其中有一位聽眾似乎特別被他感動。將在1914年成為史代納第二任妻子的瑪麗・馮・西弗斯（Marie von Sivers）是一位波羅的海裔的俄羅斯演員。她一直在盼望歐洲能夠迎來一場全新的靈性運動，更重要的是，還會有誰比史代納本人更適合領導這場運動呢？史代納確實有這個打算，可是他堅持認為任何這樣的運動都必須牢固地建立在西方自己的神秘傳統上。史代納在最近歷經了一次靈性危機，這使他確信“基督事件”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頭等大事。他沒有時間再去追隨“東方智慧”或那些神秘的聖雄〔布拉瓦茨基當年據說就是從印度的一群神秘聖雄那裡接受了指導，而這也是神智學與人智學的主要分別，前者強調以東方智慧為主體的修行，後者認為西方人更適合選擇以西方自身的神秘傳統為主體的修行——譯注〕。他或多或少接受了布拉瓦茨基在《秘密教義》裡提出的宇宙演化論，並藉助德國唯心主義哲學與基督教神秘主義，還有他對阿卡西記錄的閱讀成果來對其進行重新改造，進而發展出了一套非常特別的新式玫瑰十字會神秘思想體系。從這個角度來看，神秘學史家詹姆斯・韋伯（James Webb）曾說史代納之所以加入神智學會，為的就是要親自取而代之似乎也不無道理。
他與神智學會的關係也並非一帆風順，他在1913年與他的頭頂上司、前費邊社成員安妮・貝贊特（Annie Besant）發生了爭執，爭執的起因是C.W・李德彼特（C.W. Leadbeater）竟然宣稱印度男孩克里希那穆提就是再臨的基督。史代納對此深感厭惡，更令他不齒的是李德彼特已不是秘密的戀童癖傾向。他要求貝贊特辭職以示負責，她的回應則是下令將史代納逐出學會。史代納就這樣帶著一大批羊群離開了——這回可是多達幾千人——這次他決定要成立屬於自己的組織，也就是人智學學會。與探討有關於神靈的智慧的神智學正好相反，人智學標榜的是有關於人的智慧。
開闢新運動＆歌德堂
史代納接下來所要著手興辦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為他的運動打造一座殿堂。他把落腳處選在了瑞士的多納赫（Dornach），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史代納聚集了來自各個不同國家的追隨者，以齊心齊力建造歌德堂（Goetheanum），這是一座由史代納親自操刀設計、融合新藝術運動（nouveau）與表現主義風格的驚人美麗建築。他的演講因為戰爭的關係而減少，但他在戰後卻變得越來越受歡迎。史代納在《三重聯邦》（The Threefold Commonwealth，1922）中提出了他重建歐洲的構想，這本書首刷就賣了將近八萬本，現在要聽他公開露面演講的聽眾更是常常擠得水洩不通；有一次擠在柏林禮堂外的人龍是如此龐大，甚至一度癱瘓了交通。
可是，反史代納運動卻也在這時開始蠢蠢欲動，這是他往後必須一再面對的一大麻煩。幾乎每個人都看他不順眼：天主教徒、新教徒、馬克思主義者、激進分子，更不用說是其他神秘主義者了。他至少遭遇過兩次企圖對他性命不利的襲擊，至於由“黑色兄弟會”（black brotherhoods）煽動的神秘學攻擊更是不計其數。但他還是在1919年取得了一個明顯的勝利，因為第一所史代納學校終於在斯圖加特（Stuttgart）順利開幕。憑藉著經過數十年發展的教育原則——他在維也納甚至治好過一個智力發展遲緩的水腦症男孩，後者還在長大成人後成功攻讀醫學學位——史代納的教育思想為他贏得了當之無愧的聲譽，直到今天他仍被世界各地的專家視為模範。
面對媒體的詆毀與演講上遭遇的騷擾，史代納始終選擇泰然處之，但許多人都相信在1922年除夕夜被大火吞噬的歌德堂也是這些騷亂的受害者之一。儘管一般都認為這是右派的激進分子蓄意縱火，不過電氣設備走火的可能性也不是沒有。無論如何，一項耗費了十年心血的成就，更遑論它還是建築學上的奇蹟，就這樣在一夕間全都化為了烏有：這座建築物使用的建材與製作小提琴的木材是相同的，所以惡火的燃燒立刻變得一發不可收拾。史代納把這場悲劇看作是一個徵兆，它表明了這個社會勢必得迎來一些變革。他反思自己最初致力於宣揚的以意識演化與實現“超感官思維”為重點的神秘教導，或許反而被他後來的成功給喧賓奪主了。
史代納的教育、基督教友愛會（Christian Community，這是一個追隨史代納思想的宗教團體）、企圖推動社會變革的三重運動（Threefold Movement）、優律詩美/音語舞（eurythmy）——史代納稱之為“看得見的語言”——還有新興的生物動力農法以及人智學醫療這些東西現在都已紛紛開始進入世人的眼簾。史代納在戰後吸引了很多渴望重建社會的年輕追隨者，但他們也與他更老一輩、更熱衷於神秘事物的追隨者產生了衝突。人智學會的成員在戰後大量激增，可是這些內部爭執卻隨時有著將迄今以來的成就全都毀於一旦的危險。在歌德堂被毀一週年之際，史代納突然宣布了第二座殿堂的興建計劃。今天這座殿堂仍然在多納赫屹立不搖，這次它使用的建材是混凝土。他也向他的追隨者信誓旦旦地保證，他也對重建社會有很大的期許。即使他本人甚至不算是人智學會的正式成員，因為他僅僅為自己保留了精神指導與顧問的身分，但現在他決定宣布自己是新成立的普世人智學會（General Anthroposophical Society）的主席，這個學會在德國取得了最顯著的成功，但今天它在世界各地皆有分部。
阿里曼＆即將降臨的地獄
史代納在人生中的最後幾年都專注於在盡可能地種下更多能使後人從中獲益的種子；他深信一場世界大災難恐怕已經迫在眉睫，所以將來的人們得面對的是一個非常灰暗的未來，在這場大災難中，負責守護人類意識進步的大天使米迦勒將要與企圖阻止人類進步的另一個靈性實體－阿里曼（Ahriman）的勢力一決雌雄。史代納語帶不詳地談到了一位阿里曼的投胎轉世，他將成為一個敵基督（Antichrist）般的人物，並且施展奇蹟迷惑眾人，直到“所有人互相殘殺的戰爭”在最後降臨。史代納認為距離這個不可避免的命運到來還有時間——阿里曼計劃在公元3000年現身——但他的很多追隨者卻相信，這個進程其實已經被加快了。史代納本人也漸漸對日新月異的科技進步產生了懷疑，他警告他的追隨者，唯物主義科學很可能正在不知不覺間增強了阿里曼勢力的力量。在他最後的呼告中，史代納呼籲他的追隨者要努力發展自己的意識，如此他們才能夠重新認識已經被科技貶得一文不值的大自然。他同時還主持了一系列講座，探討業力的作用及其是如何左右了人類的歷史。
1925年3月30日，史代納終於嚥下了他的最後一口氣。雖然有人臆測他或許是遭到毒殺，但他至少已經因為原因不明的胃病病痛了一整年。他一直持續不懈地講課，直到他的身體再也招架不住，在他預定要舉辦講座的最後一晚，他的追隨者們到了現場卻吃驚地發現那裡居然留著一張紙條寫著由於博士的健康狀況，演講不得不取消。這是從前不曾發生過事情。在他們的心目中，這位博士過去一直以來都是那麼的無堅不摧。
我們不清楚史代納到底生了什麼病，但他對那些前來找他求助的人向來來者不拒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除了公開與私人演講，還有從事老師、建築師和農業工作者的實際工作之外，史代納對任何想要找他諮詢心事的人都是有求必應。這麼多年來他幾乎沒有空閒時間，不管他去到哪兒，他所住的旅館總是會有源源不絕的訪客前來拜訪，其中還有一位訪客的名字叫做卡夫卡。這些人有的來是想要瞭解他們自己的星光體（astral bodies）；還有ㄧ些人是有飲食或婚姻方面的問題；卡夫卡則是想要徵詢有關於自己的作品的意見。史代納盡力為這些人提供建議，一點一滴地把自己奉獻給了成千上萬的人們。正如他的追隨者、俄羅斯小說家安德烈・畢利（Andrei Biely）曾評論，史代納就是一個“太過善良的巨人”（註5）。不難想見，任何人在歷經這樣的付出後最終都會變得疲憊不堪。
說到底，對於這麼一個可以一邊發揮康德式的批判，一邊又針對亞特蘭提斯的歷史滔滔不絕的人，我們實在很難做出一個懇切的蓋棺定論。正如同精神病學家安東尼・史托爾（Anthony Storr）在他研究過往那些偉大導師的《偉人的陰影》（Feet of Clay）中就史代納其人寫道，也就是這樣一個“無比溫柔、和藹、善良又正直的人”為我們留下了一份“卓越而持久的人文主義遺產”，但不管是對他的信徒還是外人來說，史代納永遠都會是一個在他們的心裡揮之不去的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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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NOTES
1. Rudolf Steiner, Autobiography, Rudolf Steiner Publications, 1977, 28
2. Ibid, 28-29.
3. Quoted in Colin Wilson, Rudolf Steiner: The Man and his Vision, Aquarian Press, 1985. 38
4. Steiner, Autobiography, 223
5. Andrei Biely, Reminiscences of Rudolf Steiner, Adonis Press, 1987, 8
加里・拉赫曼（Gary Lachman）曾經是搖滾樂團金髮女郎（Blondie）的創團成員之一，現在則是全職作家，著有十餘本書。他探討的主題包括意識的演化、西方神秘傳統、文學、自殺以及大眾文化史。詳見他的網站：www.garylachman.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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