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RICHARD SMOLEY
如今每個人心裡肯定都有一個疑惑：世事究竟是正變得越好還是越壞？答案其實取決於你從什麼角度去看。從物質舒適角度來說，很顯然大多數人——當然其中更大部分是西方人——享有相比起一個世紀前要更加美好且輕鬆的生活。
可是，光是這樣並不足以令人安心。創造這些舒適感的力量現在似乎卻開始反客為主，不管怎麼說，即使一個文明在怎麼富庶，這也無法讓無論是作為個體還是集體的我們找到自己在這個宇宙中存在的意義。
的確，似乎總有一些力量想要阻止我們找到這種意義，並且在它剛有苗頭時便出手將其扼殺。勒內・蓋農（René Guénon，1886－1951）撰寫了很多作品，都是試圖解答這個問題。
蓋農這個人在主流知識分子中仍然十分默默無聞，但是他對現代世界的批判——尤其是《東方與西方》（East and West）、《現代世界的危機》（The Crisis of the Modern World）、《量的統治與時代的徵兆》（The Reign of Quantity and the Signs of the Times）——這幾本書在西方和伊斯蘭世界都正變得越來越有影響力（蓋農本人後來皈依伊斯蘭教，並在1930年移居開羅度過餘生）。
蓋農首先從宇迦（yugas）這個概念開始談起，這是傳統印度形上學所設想世界的各個不同時代。最初是圓滿時，然後是二分時，再來是三分時，至於最後、最短也最糟糕的則是爭鬥時，這是一個黑暗的時代，同時也是我們所身處的時刻。爭鬥時始於公元前3102年，並將以《摩訶婆羅多》史詩所描述的偉大大戰為終結。大部分印度來源聲稱爭鬥時將持續四十三萬兩千年——簡單來說，距離結束還早得很。蓋農對此不以為然，他在《現代世界的危機》中寫道：“我們已經邁入爭鬥時的最後階段，這是‘黑暗時代’最為黯淡無光的時候，除非一場大災禍降臨，否則這一切不會有出路。”
蓋農抱持這種信念的依據十分複雜，他將不同的時代視為與一個最原初的上古傳統（Tradition）進行純粹和直接接觸的增多或減少的漸變運動，他宣稱這個上古傳統是一個名叫許珀耳波瑞亞（Hyperborea）的極地史前文明。經過數千年，我們與這一傳統的接觸越來越少，因此到了現在這個時候，我們與它幾乎已完全隔絕。
因此，對於蓋農而言，現代西方絕不代表進步的高峰，而是漫長衰退的尾聲。儘管蓋農沒有具體指出這個時代何時結束，但他似乎認為不會太久——大概就是他從20世紀中葉初展開寫作的幾十年後而已。
蓋農認為這種衰退是週期性發生，因而是不可避免的。與此同時，即使他強調自己超然世事，但他仍對這個時代表達了強烈的反感。人們在這個時代可以感到一種強烈的疏離感。如果說現在唯物主義和“量的統治”（reign of quantity）變得無所不在，這也是週期交替的必然結果；這樣的情況在爭鬥時後期幾乎不會有什麼不同，既然如此，又何必硬要為此哀聲嘆氣呢？
多年前我曾與哲學家雅各布・尼德勒曼（Jacob Needleman）有過一次討論，我也不諱表示自己對這些傳統主義者（Traditionalists）的揶揄。“這就好像他們因為現在是11月而生氣，”我說（我是從北半球的角度來說）。“不對，”尼德勒曼回答我：“他們之所以生氣，是因為人們都在說‘現在是5月’。”
尼德勒曼說得對。蓋農身處的時代是20世紀初，那正是西方凱旋主義（triumphalism）最如日中天的時候，蓋農感覺到自己有必要與這種態度作鬥爭，同時他也認為“進步”和“進化”這些觀念都只是自欺欺人的迷信。確實，在蓋農看來，西方所吹捧為進步的一切恰恰代表了完全相反的東西：“難道我們還沒有到達印度的聖書所預言的那個‘當所有種姓都不再區分彼此，甚至連家庭都蕩然無存’的時代嗎？”大多數的現代人倒是應該都會認為種姓制度的瓦解是一件好事。
除此之外，蓋農還認為現代性的禍害不能完全歸咎於時代週期。意識的主動因素在這背後也同樣重要。在《量的統治》中，他寫說：“所有有效的行動都必須以行動者為前提，反傳統（anti-traditional）行動就像其它所有行動，不可能是沒來由或‘偶然’產生的結果，它既然是在人世間發生，就必定是人心使然。”
這整個問題涉及兩個層面。第一是“量化與機械化”，量化是現代思想誤入歧途的惡果，這令其變得只看重事物的多寡。統計數據就是這種趨勢的例子，蓋農的《量的統治》中有一章便極富先見之明地題為〈統計的幻象〉。發生在工業中的量化也是同理——這與傳統文明推崇的“工藝”完全相反——“使人們越來越依賴於純粹的物質現實，人們將一切變得‘機械化’，最終的結果只能是讓自己也變得機械化，淪為一個接著一個的計數單位，看上去是一個整體，實則失去了‘質’的統一與多樣性。”這會導致什麼結果呢？那就是人類變得幾乎失去了與更高層次世界的聯繫，他一心一意專注於物質，甚至以為除此之外再沒有別的什麼。
第二個層面是“解體”。據蓋農解釋說：“在盡可能使物質世界完全自我封閉起來後，在防範與任何更高級的世界重新建立聯繫的同時，它也變得只對更低等的世界敞開，以使來自下方的溶解與破壞力量能夠滲透進來。可以說，正是這些力量的‘釋放’更進一步完成了我們世界所發生的畸變，令其最終只能步上解體一途，這就構成了整個第二部分或第二階段。”
蓋農以“反啟蒙”（counter-initiation）來通稱這些力量——他所暗指的其實就是人類本身。所以，現在的問題不只是我們被動地遠離上古傳統，而是還包括我們正在主動加劇這種情況。
著有關於蓋農和傳統主義的重要論著《反對現代世界》（Against the Modern World）的馬克・塞奇威克（Mark Sedgwick）曾觀察到：“傳統主義者...認識到了現代性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倒錯——價值連城變成一文不值、一文不值變成價值連城，好變成壞、壞變成好。蓋農從未聽過龐克音樂，但這一定很能引起他的反感。‘反啟蒙’則是一個本應屬於非宗教，最後卻做了像是宗教在做的事情的宗教運動。”
在蓋農眼裡，神智學和唯靈論（Spiritualism）是其中最為可惡的兩個“反啟蒙”運動。這就是為什麼他要特地寫下兩本書來痛斥它們。神智學之所以有害，是因為它是對印度教的真正上古傳統的拙劣模仿。此外，由於其宣揚靈魂進步的觀念——這令蓋農尤為厭惡——所以它更只不過是以神秘學的形式重新包裝了危險的現代思想。
實際上，要明確區分蓋農關於自我（Self）透過多種存在狀態不斷揚升與神智學的教導其實並不容易，兩者所談論的東西真的很類似（其中一個不同之處是，神智學認為人會在地球上多次投胎，蓋農則否）。但是他堅稱這些相似之處都是反啟蒙勢力的陰謀詭計。唯靈論也是以同樣的方式掀起了這種“劣仿”。
對於傳統主義者而言，幾乎每一個現代運動或思想都可以被認為是“反啟蒙”在作祟。舉例來說，精神分析只是在遊覽心靈深處較低等的部分，讓人在其中流連忘返。“在‘陷入泥潭’的過程中，”蓋農形容說：“低等的可能性佔據他、主宰他，最後完全淹沒他。”蓋農對薩滿教和“巫術”的復興也抱持同樣態度。最終他更預言“反啟蒙”將會化為“反傳統”——也就是對真實上古傳統的荒唐與邪惡模仿。
當前危機的另一個徵兆是融合主義（syncretism）：來自各種不同傳統的教導與形象被胡亂地混合在一起。蓋農認為這與綜合（synthesis）有著根深蒂固的不同，因為綜合涉及的對象是共通的主題和符號，它們反映出了對那個普遍的上古傳統。有人可能會覺得，乍看下綜合和融合根本很難區分，不過蓋農大概會這麼回答：如果只是從外在，一個人不可能擁有足夠的知識去正確地整合所有這些主題。只有憑藉智識上的直覺——亦即擁有真正的智慧——才能讓被啟蒙的同修完成這種綜合。
不需要多少想像力就可以發現當今的趨勢有多麼應驗蓋農的話。馬克・塞奇維克是有提到龐克搖滾，但蓋農似乎覺得其它所有形式的流行音樂都同樣令人討厭。類似的還有視覺藝術：羅伯特・梅普爾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的攝影作品或安德烈・索拉諾（Andres Serrano）臭名昭著的《小便基督》（Piss Christ）之類的極端例子肯定會被他當做倒行逆施——甚至可能根本直接無視。
在“低等世界的溶解與破壞力”滲透入這個世界這一點上，他也許不無道理。在他1936年的論文《沃坦》（Wotan）中，精神分析學家榮格針對當時的德國寫道：“更叫人感到好奇的是...古老的風暴與狂亂之神，長眠已久的沃坦似乎正在甦醒，就像一座重新開始蠢蠢欲動的死火山，而且這是發生在一個理應早就甩過中世紀的文明國家。”如同蓋農，榮格也認為在20世紀有一些可怕的力量正試圖從世人的潛意識中爆發。
甚至在這些力量可能是被人故意喚醒這件事上，蓋農或許也是正確的。神秘主義者唐納・泰森（Donald Tyson）曾寫道，與蓋農同時代的魔法師阿萊斯特・克勞利（Aleister Crowley）“強烈相信他是即將席捲全世界的衝突與破壞之新時代的開路先鋒，他以埃及戰爭之神的名字，將新時代命名為荷魯斯時代。”克勞利在1909年施展了某些魔法儀式以實現這一目標，據說他打開了“四座偉大的瞭望塔，它們原本負責在我們宇宙的各個天涯海角坐關鎮守，不讓混沌出籠。”泰森寫說：
“我們可以猜想...克勞利在1909年曾透過以諾語進行召喚儀式...撬開了瞭望塔的大門——從而讓一股邪惡的颶風趁機吹拂過人類的集體心靈。這可以解釋第一次世界大戰毫無意義的自相殘殺，還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大屠殺犯下的極致恐怖。它可以釐清有組織宗教的衰落，還有為什麼冷酷無情的科學崇拜會大受追捧。它也能夠說明現代人的道德與倫理何以走到窮途末路，以及無意義的暴力行為頻頻上演。”
無論克勞利是否真的打開了所謂的宇宙瞭望塔，他本人顯然十分確信自己辦到了。不管怎樣，這確實聽起來很像是蓋農所警告的危險。
現在回到蓋農身上，既然他對文明進行了如此全面的批判，想當然他一定也有提出其它建言。他無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夠激發西方的啟蒙之心，以重新找到和延續上古傳統的知識，扭轉現代世界的衰退，或是扮演繼續將神聖知識傳承至千秋萬代的約櫃，以便留待更美好的將來所用。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的願望其實已經實現了。例如，由詩人凱瑟琳・萊恩（Kathleen Raine）及菲利普・舍拉德（Philip Sherrard）等傳統主義者創辦於1990年的特米諾斯學院（Temenos Academy）就致力於推廣“長青哲學”（perennial philosophy）——這是蓋農口中的上古傳統的別名。現在的威爾斯親王就是該學院的贊助人之一。的確，正如安吉拉・米勒（Angel Millar）在他的《圓規與新月：伊斯蘭教、共濟會、神秘主義以及現代革命》（The Compass and the Crescent: Islam, Freemasonry, Esotericism, and Revolution in the Modern Age）中所說，查爾斯王子本人很可能就是傳統主義者，他的思想和喜好也許都應該放在傳統主義的脈絡下來理解。
當然，支持傳統主義的人實在稱不上多。不過蓋農一定會想，要影響文明進程，僅僅數量根本無濟於事。畢竟，在意數量也是量的統治的另一種體現。蓋農相信，就算覺醒的只是少數，他們也能夠對文明帶來強烈而美好的影響。
他會是對的嗎？誠然，“質的統治”的到來對我們來說還有很長一段距離，但歷史從來都是有辦法逆轉的，一個充滿了神聖感的文明再怎麼說都的確是一個令人心動的願景。
____________________
Sources
René Guénon, The Crisis of the Modern World, Translated by Arthur Osborne et al. Sophia Perennis et Universalis, 2004 [1942]
René Guénon, East and West, Translated by Martin Lings, Sophia Perennis et Universalis, 1994 [1941]
René Guénon, The Reign of Quantity and the Signs of the Times, Translated by Lord Northbourne, Penguin, 1972 [1953]
C.G. Jung, “Wotan.” www.philosopher.eu/others-writings/essay-on-wotan-w- nietzsche-c-g-jung/; accessed April 3, 2016 Jean-François Mayer, “Traditionalism: René Guénon’s Legacy Today: An Interview with Mark Sedgwick,” ReligioScope, 2004; religion.info/english/interviews/article_53.shtml; accessed April 3, 2016.
Angel Millar, The Compass and the Crescent: Islam, Freemasonry, Esotericism, and Revolution in the Modern Age, Numen Books, 2015
Mark Sedgwick, Against the Modern World: Traditionalism and the Secret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Donald Tyson, “The Enochian Apocalypse,” Gnosis 40 (summer 1996), 56–62
理查德・史莫利（RICHARD SMOLEY）是《內在基督教：神秘傳統指津》（Inner Christianity: A Guide to the Esoteric Tradition）、《濕婆的骰子遊戲：意識創造宇宙之謎》（The Dice Game of Shiva: How Consciousness Creates the Universe）、《被禁止的信仰：諾斯底主義的秘密歷史》（Forbidden Faith: The Secret History of Gnosticism）等著作的作者，同時他也是《美國神智學雜誌》（Journal of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in America，TSA）的編輯，若想瞭解更多可以前往他的網站www.innerchristianity.com/blog.htm。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