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DR KERRY BOLTON
對於很多相信精神世界與世俗世界其實互相交織在一起的人來說，世上有無數橫跨不同時代與地域的傳統似乎都早已預言了一場靈性意義上的“戰爭”即將到來。聖保羅、拔摩島的約翰都談過這些事情，同樣的例子還有霍皮族長老、耶利米、印度聖典、挪威的沃盧斯帕（Voluspa）、穆斯林歷史哲學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還有我們的西方同行奧斯瓦爾德・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尤利烏斯・埃佛拉（Julius Evola）和勒內・蓋農（René Guénon），後者曾將當今這個時代斥為“量的統治”〔reign of quantity〕。很多像埃佛拉、蓋農和魯道夫・史代納（Rudolf Steiner）這樣的思想家都根據他們的第一手經驗宣稱有一群“黑暗大師”（Black Adepts）正陰謀要讓人類深陷在物質（物理世界）的奴役中，使他們疏離宇宙和神。
在這些對人性面臨異化危險的警告中，“臭名昭彰”的英國神秘主義者阿萊斯特・克勞利（Aleister Crowley）也不忘附和他的意見，他曾被20世紀20年代的英國社會視為洪水猛獸，更被報章雜誌嚴詞譴責是“撒旦主義者”跟“世界上最邪惡的男人”，但他同時也曾在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中為英國秘密情報局效力（註1）。
克勞利不但並沒有把自己視為“黑魔法師”，反而認為自己是和史代納、埃佛拉與蓋農一樣在投身於一場對抗“黑暗大師”的神秘學戰爭。對於政治、社會與經濟問題，克勞利的學說是站在與埃佛拉和蓋農這些人的傳統主義有異有同的立場。他的泰勒瑪（Thelema）擁護的是貴族制而非共產主義，雖然這與克勞利本人對亞當・威斯豪普特（Adam Weishaupt）和光明會的評論有點出入（註2）。泰勒瑪可以說是光明會、雅各賓派、世俗人文主義及其它源自於共濟會的思想潮流的對立面。
據克勞利解釋說，儘管“黑色流派（Black School）與白色流派（White School）一直以來總是在互相較勁”，但黃色流派（Yellow School）卻始終“與世無爭”（註3）。他還提到了黑色流派與共濟會的關係，還有那些黑色流派的大師和他們的黨羽是如何接管並改變了共濟會〔依照克勞利的說法，黑白黃流派分別是三個依據互不相同的宇宙理論而建立起來的“哲學”流派，“黑黃白”與任何膚色或服裝，甚至也與黑魔法或白魔法都無關；白派十分敬畏上帝，黃派態度中庸，黑派則更接近懷疑主義者，其中《道德經》被克勞利認為是黃派思想的經典——譯注〕。根據克勞利：
“共濟會所代表的意義已經被完全遺忘或者本來就不曾存在過，它的種種儀式現在似乎都成了政治陰謀甚至是更糟糕的盤算的隱身斗篷。”（註4）
克勞利也提到英國共濟會“仍與其它共濟會組織維持著正式往來，後者依然抱持著反教權、反政治陰謀與反貿易利益的立場”，但是英國共濟會已經忘記了這些初衷（註5）。
泰勒瑪＆尼采
對於那些總是打著“人民”的名義最後卻都只帶來暴政的群眾運動和學說，克勞利提出了一套他希望能夠扮演新時代宗教之重任的綱領，也就是泰勒瑪，這是意志（Will）的希臘文。
“莫問律法，順行汝意所為”（註6）是泰勒瑪的中心宣言，但這句話卻不應該被與“黑暗大師”假借民主、自由、人權和其它流行的陳腔濫調來行破壞與解構社會之實，以作為建立“新世界秩序”的辯證法過程的無政府主義和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混為一談。克勞利曾千叮嚀萬交代，“順行汝意所為”絕對不能被理解成是要把個人主義發揮到極致（註7）。
泰勒瑪的本質其實與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哲學沒有什麼兩樣。克勞利曾極力推崇尼采是泰勒瑪的諾斯底天主教彌撒教會（Gnostic Catholic Mass）的“聖人”（註8），這無疑為尼采籠罩上了一層濃厚的神秘主義與宗教色彩。但尼采本人的確是以准宗教且神秘主義的方式來闡述他自己的哲學，他最著名的一本書的書名就是取自拜火教創教者查拉圖斯特拉，而且他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還是以戲仿《舊約》先知的風格寫成。尼采筆下的查拉圖斯特拉十分強調意志，而一個人要貫徹意志就必須不斷“自我超越”（self-overcoming，註9），這需要對自身的嚴格紀律約束才能做到。尼采反對達爾文演化論（註10），他堅持人類的演化是出於意志而非隨機遺傳突變的結果。人類演化的下一步——前提是人類能夠順利“跨過深淵”，不至陷入“自我毀滅”——就是要成為超人。換句話說——不同於常見的誤解——重點實際上是一個人應該嚴以律己而不是嚴以待人。
真實自我
由於曾在崇尚埃及神話的黃金黎明組織（Hermetic Order of the Golden Dawn）學習神秘學，克勞利後來提出的泰勒瑪也充滿了埃及色彩。他的“聖經”《律法之書》（Liber Legis）據說是以自動書寫（automatic writing）的方式在1904年的開羅完成，相傳這本書的內容是他透過一個名叫愛華斯（Aiwass）或愛華茲（Aiwaz）的實體，具體的稱呼也許要取決於其數字命理學（numerological）含義，作為中介來從“眾神”那裡取得的訊息，而克勞利本人在其它場合也曾提到愛華斯是自己的“神聖守護天使”或“更高自我”。
在泰勒瑪中，這指的就是“真實自我”（True Self）。人生在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認識自己的真實自我，不畏艱辛地朝著這條路勇往直前；這相當於尼采所說的自我超越，意味著一個人要對抗所有妨礙他或她進步的阻礙。據克勞利說，這需要十分嚴格的自律，而不是沉溺在享樂主義與自我放縱。穆斯林將它稱為“浩大聖戰”，這是在一個人的內在上演的鬥爭。所以這絕不是在主張可以隨意把他人視作草芥。
泰勒瑪的另一個中心思想是“男人女人，皆為明星。”（註11）由於天上的每顆星體都有自己的軌道，因此如果正確地理解泰勒瑪的法則，這話的意思其實是每個人都不應該讓自己的那顆星與別人的“真實自我”的軌道相撞。克勞利再一次明確地指出：“只有那些已經掌控並超越了偶然環境的，才是真正高人一等的人...這正是尼采當年想要表達的精髓。”（註12）
在認識到每個人都擁有各自的真實自我的同時，泰勒瑪並沒有宣稱每顆明星的亮度都一樣明亮。泰勒瑪因此不同於社會主義、新雅各賓主義——還有新紀元思想——這些主張人人平等的意識形態。再一次的，克勞利很明白地形容泰勒瑪是一種明星宗教，“其反映了宇宙的高度組織化結構”，譬如“有些星體比其它星體更雄偉也更明亮。”（註13）平等在這裡被嗤之以鼻：“地球上沒有任何生物是平等的。所有的生物，都在素質上大異其趣，從來沒有一個生物與另一個生物平等這回事。”（註14）
泰勒瑪的宗旨是要建立一套全新的貴族制，其既不以血統也不以金錢為依據，而是以個人奮鬥來決定一切。克勞利非常贊同尼采想要復興“主人道德與奴隸道德”（註15），這自然意味著廣大群眾得處在比較低下的地位，“侍奉是奴隸的天職”（註16），他們的天性就是去追隨那些生來就有貴族精神並且有能力最大程度實踐其真實自我的人。群眾是“只會羨慕、發牢騷、充滿奴性又拒不面對自身神性的狗，活該被鞭打。”、“善政的天敵”（註17）。這套嶄新的貴族制能夠無所顧忌地追求長遠的目標，而不必受到民主的胡思亂想制約（註18）。這種對大眾政治的厭惡態度當然也不會給民主投票好臉色，“人民選舉是一項致命的愚蠢，”因為它永遠都是在挑選“平庸”：“選出來的不外乎是可靠的人、動聽的人，卻永遠不是有天才、進步與智慧的人。”（註19）
泰勒瑪國家
這並不是說任何泰勒瑪式的國家都一定會導致暴政叢生。相反的，克勞利否定那些主張一切都應該整齊劃一的理論。他同意當時的其他思想家的觀點，包括他在黃金黎明的勁敵葉慈（W.B. Yeats）和義大利哲學家尤利烏斯・埃佛拉，他們都認為布爾什維克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帶來文化同質化的新興消費社會無一不是糟糕透頂。
泰勒瑪也可以說是一種戰鬥教條，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騎士教條，這場泰勒瑪聖戰所要爭戰的對象乃是那些打壓自由的教條。主持接下來的“新時代”的可是鷹頭神荷魯斯。克勞利認為在新時代到來之前得先經過一個衝突的時代，屆時新的“貴族”將與群眾展開交鋒：“當麻煩降臨，不管是住在城堡還是平房，高塔還是瓦舍，我們自由的貴族都要準備好與暴民一決雌雄。”（註20）從這句話中可以再次看見，決定誰可以成為新貴族的是資質，而非財富或出生；就像尼采的超人，這個新的貴族制也將通過鬥爭焠鍊而成。
根據泰勒瑪的主張，克勞利理想中的政府絕不是享樂主義的自由放任，而是“會為個人自由劃定界限。生活在這個國家裡的每個人都要貫徹其真實自我，才能享有應有的福利。”（註21）
克勞利主張建立的是一種有機國家，或者用他那個時代的方式叫做社團主義，法西斯主義可以說是它的其中一種形式。有機或社團主義國家理論是曾在全世界盛行過的廣泛運動，它深受天主教的社會思想遺產影響，並與資本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分庭抗禮。顧名思義，一個有機國家的社會可以被類比為有機生物體：政府是協調不同器官（階級、專業）的頭腦，身體則由細胞（個人）構築。這個有機社會的概念與埃佛拉所主張的傳統主義社會有類似之處（註22），其中的社會－經濟結構將呈現為金字塔階層式，職業行會（guilds）則扮演一切的基礎。克勞利依然用很具體且堅定地語言概述了有機國家的模樣：
“在這具身體中，每個細胞都要服從於總體的生理控制，我們則負責扮演控制者，至於這個結構中的每個單元是否幸福快樂倒不必太過計較。不過，我們確實希望每個人都能心滿意足地各盡其職，體認到自己的任務是多麼必要且神聖，而不會羨慕別人的任務。在所謂自由放任的國家，全民的福利則成了其指揮意志。”（註23）
個體（細胞）在貫徹真實自我時也能為社會有機體帶來貢獻。這是傳統主義的社會觀，每個人的處境都反映了宇宙的鐵律。任何對這種秩序的顛覆，例如階級鬥爭——這正是克勞利所說的“羨慕別人的任務”——可以說是社會有機體的癌症，它破壞了社會細胞與器官的正常職能。
泰勒瑪國家的社會－經濟結構會像中世紀社會那樣重拾職業行會，在過去那種社會中人工作為的不是經濟上的糊口，而是對神聖召喚的聽從。中世紀世界不存在任何階級鬥爭，也沒有資本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登場的餘地。對於生活在中世紀的人而言，經濟競爭是他們前所未聞的觀念。職業行會在歐洲中世紀時期堪稱社會的基本器官，克勞利在談到他的魔法社團－東方聖殿騎士團（Ordo Templi Orientis，OTO）的時候也不忘提及職業行會：
“在最高法院（Areopagus，註24）跟前還有一個獨立的行會議會。不分貴賤，各行各業、各學科各專業都會組成行會，為各自的勞動與謀生手段制定法律與維護利益。每個行會都會選出最優秀的人作為代表去最高法院，各行會之間的爭議就交由該機構依據不同行會的主要原則進行裁決。”（註25）
克勞利的OTO在這裡可以被看作是一個微觀社會。克勞利對於有機國家、不同技藝的角色的想法其實都曾落實在義大利戰爭英雄兼文豪加布里埃爾・鄧南遮（Gabrielle D’Annunzio）曇花一現的阜姆自由邦（Free State of Fiume）身上。
阜姆自由邦吸引了來自義大利各地的理想主義者——包括無政府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未來主義者以及傳統主義者——這確實是一次非常出色的實驗（註26），儘管克勞利人在義大利的時候（1920）它還存在，但他幾乎沒有提過後者。
休閒＆藝術經濟學
根據克勞利，一旦履行了對社會秩序的義務，“剩下的閒暇與精心”就可以被用來“追求個人的快意”（註27）。這裡，我們再一次回到了歐洲的前工業化時代，當時鄉村經濟中的工匠和農民都是出於義務而工作，卻仍享有很多閒暇時間，這在今天看來簡直是烏托邦。
這種新的社會秩序還會改變金錢的意義，使之從數個世紀以來被當作商品的地位變回純粹的交換媒介。根據《新黎明》（New Dawn，註28）雜誌的一篇文章，克勞利曾就這個問題指出：
“金錢是什麼？金錢是一種旨在促進商業交易的交換媒介。它就像是發動引擎的機油。那麼事情現在就簡單了：如果你不盡可能讓它自由流動，你就等於是阻礙了它的本質，不讓它實現自己的真實意志。因此，所有對‘交換’的限制都直接違反了泰勒瑪的法則。”（註29）
克勞利很可能是從《新時代》（The New Age）的編輯A.R・奧雷奇（A. R. Orage）還有T.S.・艾略特（T.S. Eliot）、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跟紐西蘭詩人雷克斯・費爾伯恩（Rex Fairburn）那裡認識了這些新經濟理論以及經濟學（註30）。
可以想見，在一個泰勒瑪國家放高利貸者應該會被拖到街上然後當眾羞辱，如果這還不算太糟的話，甚至鋃鐺入獄都有可能。
一旦滿足了物質需求，人們接下來就會有閒暇時間去追求更高的生活欲求。如果有人想要最新的理論配套，馬斯洛等人的人本主義心理學已經提過所謂“自我實現”和“人類需求層次”這些理論了。
這又讓我們再一次回到了舊時光，那時的農民和市民有很多聖日可以參加，一個星期的工作量則大概是五天半。
“人們一般會在他們行會與教區的守護聖人的誕辰日享受休假，當然，每個星期天和其它聖日也都是休息的時候。這些日子在中世紀其實還真不少——一年裡差不多有三十至三十三天，不同省份有別。”（註31）
工作日通常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這意味著冬天的工作時間更短，夏天更長。公眾劇院是很受歡迎的消遣，其中上演的劇目大多來自鄉村民俗，不僅僅是宗教，滑稽、諷刺、浪漫和歷史戲碼都一應俱全。
在克勞利夢想的國度裡，人們可以自由地追求更高的文化需求。
“一旦該滿足的都滿足了，接下來你就可以把他們引向詩歌、故事、音樂、繪畫與雕塑的世界，讓他們品嚐心靈的愜意與知識的喜悅。”（註32）
由於意識到每顆“明星”的天賦各異，克勞利遂譴責“民主的昏庸”，因為它“白費力氣地假裝人人平等”，可是大多數人實際上都是“平庸之輩”（註33）。
就算給予再多機會，大多數人滿腦子還是只會有物質需求，並不比“動物輕鬆自在的快樂”好到哪裡去。那些能夠貫徹真實意志、願意在社會上力爭上游的人將會形成“一群在道德和智慧上都更高尚的男男女女。”（註34）
克勞利也談到了與當今技術官僚時代有關的機器問題，也就是人們正在變成經濟體系下的齒輪。克勞利對工業化的看法頗有對今日技術時代的先見之明，這個時代最顯著的特徵就是人越來越被異化與生活日趨虛擬化，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也逐漸消失，不管是個人、家庭還是社區皆然。矛盾的是，造成這一切現況的寡頭利益集團卻總是給自己打著“四海一家皆兄弟”和“新世界秩序”的口號。因此，就像奧斯卡・王爾德（註35）、葉慈等人，克勞利也對匠人精神在工業革命後迅速式微深感遺憾。有人也許會說，在這之前的宗教改革所帶來的重商主義精神早已打著“自由”之名早已確立了一切都以經濟為依歸的現狀。克勞利對此寫說：
“機器徹底破壞了匠人精神。如今的人已經再也不是工人，而只是負責飼養機器的人。所以的產品都變得標準化，結果就是一切都顯得平庸...現在與其說每個男人和每個女人都是一顆明星，倒不如說我們有的只是一群形狀不一的蟲子。”（註36）
事到如今，數據飼養者又取代了機器飼養者，而包括藝術品在內的各種產品依然沒有脫離標準化，大眾娛樂所帶來的影響更是雪上加霜。
在克勞利的願景中，泰勒瑪主義者應該要像一位騎士般勇於挑戰任何泯滅人類意志的暴政：
“為了捍衛自由，我們必須挺身反抗壓迫者、宗教、社會或工業，我們絲毫不能妥協，每一場戰鬥都要像是最後一場決戰；我們每個人都要為了自己，為了自己的意志，還有為我們所有人制定一部自由的律法...只要一聽見正義或自由的召喚，人人都要立刻拿起武器反抗壓迫...為此拔劍乃是真正的天經地義之舉。”（註37）
我們似乎仍在等待這樣的泰勒瑪騎士降臨，雖然也許有人會懷疑，像現代的武士三島由紀夫那樣的這些騎士，在手握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宗教狂熱分子面前，無論他們打的是耶穌、耶和華還是阿拉之名，這些騎士是否還有任何奮力一搏的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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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notes
1. Richard Spence, ‘The Magus was a Spy: Aleister Crowley and the Curious Connections Between Intelligence and the Occult’, New Dawn 105, November-December 2007, 25-30
2. Weishaupt is listed as a ‘saint’ in Crowley’s Gnostic Catholic mass. Magick in Theory and Practice, Samuel Weiser, 1984, 430
3. Aleister Crowley, Magick Without Tears, Falcon Press, 1983, 66
4. Crowley, 1986, 68-69.
5. Crowley also writes here of Masonic ‘Christian’ degrees being changed in the USA to enable the initiation of ‘Jewish bankers’. Crowley, The Confessions of Aleister Crow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6, 697.
6. Rudolf Steiner was also similarly critical of English Masonry. Crowley, Liber Legis, Samuel Weiser, 1976, 3:60
7. Crowley, The Law is for All, Falcon Press, 1985, 321
8. Crowley, Magick, 430
9. Friedrich Nietzsche, Thus Spoke Zarathustra, Penguin Books, 1969, 136-138
10. KR Bolton, ‘Nietzsche Contra Darwin’, in Southgate, ed., Nietzsche: Thoughts & Perspectives, Vol. 3, Black Front Press, 2011, 5-19
11. Liber Legis, 1: 3
12. Crowley, The Law is for All, 175
13. Crowley, The Law is for All, 143-145
14. Crowley, The Law is for All, 228
15. Friedrich Nietzsche, Beyond Good & Evil, Penguin, 1984, 175
16. Liber Legis, 2: 58
17. Crowley, The Law is for All, 192
18. Crowley, The Law is for All, 193
19. Crowley, Liber CXCIV, ‘OTO. An intimation with references 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Order’, para. 10, The Equinox, Vol. III, No. 1, 1919
20. Crowley, The Law is for All, 192
21. Crowley, The Book of Wisdom or Folly, Samuel Weiser, 1991, Liber Aleph Vel CXI, De Ordine Rerum, clause 39
22. Julius Evola, Men Above the Ruins, Inner Traditions, 2002, 224-234
23. Crowley, The Law is for All, 251-252
24. Supreme court.
25. Crowley, ‘OTO. An intimation with references 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Order’, para. 21
26. Bolton, Artists of the Right, Counter-Currents Publishing, 2012, 27-30
27.Crowley, The Law is for All, 230
28. Bolton, ‘A Secret History of Money Power’, New Dawn Special Issue Vol. 10, No. 2, 55, 58
29. Crowley, Magick Without Tears, Falcon Press, 1983, 346
30. Bolton, New Dawn, 58
31. Hugh O’Reilly, ‘Medieval Work and Leisure’, www.traditioninaction.org/History/A_021_Festivals.htm
32. Crowley, The Law is for All, 251
33. Crowley, The Law is for All, 192
34. Crowley, The Law is for All, 227
35. Oscar Wilde, 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 Black House Publishing, 2012
36. Crowley, The Law is for All, 281
37. Crowley, The Law is for All, 317
克里・博爾頓博士（DR. KERRY BOLTON）擁有神學、社會工作研究、心理學的學位。他也是（雅典）社會與政治研究學院以及（里斯本）地緣政治和附屬科學高等研究所的成員，《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Journal）、《新黎明》（New Dawn）、《大印度夢》（The Great Indian Dream）撰稿人，詳見www.kerrybolt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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