濕婆的骰子遊戲：意識創造宇宙之謎－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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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ce Game of Shiva: How Consciousness Creates the Universe

《濕婆的骰子遊戲：意識創造宇宙之謎》

Richard Smoley

理查德・史莫利

序言

一位來自牛津的卡巴拉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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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本書的構思通常都是源自於作者在生活中某一刻的感悟，如果要我特地追溯這本書的由來，那我大概得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說起，也就是我在牛津大學邁入第二個年頭的時候。

老實說，選擇這個時間點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明確的理由。我曾經在哈佛大學取得古典文學學士學位，再加上我立志以文學為業，所以我不假思索地以為再取得一個牛津大學的人文學（Humaniores，字面意思是“更人性的學科”）學位對我的希臘語和拉丁語深造會很有裨益，這個又被稱為經學（Greats）的學科涵蓋了古代歷史、古典文學和/或文學，每個學生都必須從中選擇兩個作為主攻；而我選擇了後二者。

牛津大學在很多美國人眼中總是十分詩情畫意，大家經常把所學校想像成還停留在1910年左右，每個男生都頭戴平頂帽，女生則穿著愛德華七世時代的禮服。當然，茶會、板球、調情、貴族式的奇思妙想、青春期的悸動，所有這些也應有盡有。偶爾會有些人與老師墜入愛河、為了搶一瓶棕色的雪莉酒各出奇招，或是還有人會愛上伯爵的女兒，卻礙於自己門不當戶不對而留下遺憾。

可惜，所有這一切都與1978年的現實世界毫無瓜葛。雖說的確有一些過去的遺風（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是），但整個校園的氛圍絕對沒那麼輕浮。至少我待的基督聖體學院是這樣——牛津被劃分成很多學院，其中每所都有各自的歷史、氣氛跟傳統。基督聖體學院不大，只有兩百名學生，卻在學術界享有盛名，尤其是古典文學領域。隨著沉浸其中的時間夠久，我漸漸發覺與其說這種聲譽是奠基於學院的天才，倒不如說更該歸功於再怎麼強調都不為過的迂腐學究氛圍。

羅伯遜・戴維森（Robertson Davies）的小說（我不記得到底是哪一本）裡有一個角色在一位不苟言笑又正言厲色的聖體學院校友幫助下梳理出了自己的家譜。這位校友簡直就像是這個地方的化身，雖然許多學生其實不是這副德行——幸運的是，通常我打交道的研究生都是一些形形色色且十分入世的傢伙——因為也真的有很多人就是那副德行。

還好我不是其中之一。我是一個坐不住又不安於現狀的學生，總是抱怨這個抱怨那個又悶悶不樂。我顯然更享受哈佛那種更為快活的希臘語和拉丁語課程，可是這裡的經學卻十分枯燥乏味。比如說，被文學課程列入討論的作品舉凡《雅典女人在婦女節》（Thesmophoriazusai）恰恰是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最無趣的其中一部喜劇作品，它的故事大意是悲劇作家歐里庇德斯（Euripides）企圖潛入狄蜜特女神的婦女儀式；普羅佩提烏斯（Sextus Propertius）後來的諷刺作品，它們是這位熱情又優雅的詩人想為自己雕刻的文學紀念碑；《埃涅阿斯記》（The Aeneid）的後半部分，這部分內容尤其令人生厭，不難理解為什麼維吉爾（Vergil）希望這首詩能在他死後被燒掉。

但真正使我頭疼不已的是哲學。我確實對勝利的滋味感到記憶猶新——那是一個哀愁的12月下午，我克制不住地從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讀書室的破舊橡木桌上跳起，為自己終於讀完了希臘文原版的柏拉圖《理想國》歡呼喝彩，隔年春天我又開始閱讀亞里斯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結果才一個星期就又變回原形，很大的原因是我實在太想把握春假去埃及好好遊歷一番。不錯，誰能想到我在埃及染上痢疾，然後痢疾又惡化成嚴重的肩部感染，於是我幾乎錯過了下學期的大部分課堂。

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傑作雖然並不總是吸引人，但卻當之無愧應該永世流芳，它們為哲學奠定了非常好的開頭。不過，至少對於習慣美式教育的人而言，牛津的教學方式的確是有些難以適應。那裡幾乎沒有任何我們熟悉的課程。你的整個學位都取決於十或十一次論文式的考試，基本上你的時間都耗費在上面了。縱然每學期結束時你會被一個專家討論會叫去，然後告訴你他們對你的期望有多高或多糟，但他們也不會在那時就給你打分。講座是很多，但大多都沒必要一定得去，乏人問津也是家常便飯。學期的核心是每星期與指導導師面談，他會提供你一份閱讀清單，它們就是你之後寫論文的基礎。然後你要在下個星期朗誦文章，等待他或她發表評論。

最理想的情況是，這種教學方式會激發一種敏銳而微秒的互動，砥礪師生雙方的思想。不過這種理想的情況從沒有發生在我身上。我的哲學導師是一個禿頂、戴眼鏡的人，他的舉止有些古怪，包括他習慣彎腰坐在扶手椅上、用手指刮一刮地毯，不得不說這看起來有點像是猿猴返祖。他的著裝品味（例如，一件質料無法辨認的寬外套，搭配一件淡紫色襯衫和好笑的條紋領帶）曾被我的一個朋友評論為：“他穿的就好像衣服都是他老婆挑的一樣。”我永遠不會忘記，有一次我在朗讀一篇文章的時候，我提到一個錯誤認知的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經常被以為是始於1941年。他肯定心不在焉，因為他猛然抬起頭說：“對我們有些人來說，戰爭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我連忙解釋自己只是在列舉什麼是錯誤認知，他咕噥了一聲“噢”，然後又繼續刮弄地毯。

我在他門下讀了一年半的書，卻從來只感覺他對我這個人和我的努力完全沒有留下哪怕是一秒鐘的印象。不然還能怎樣呢？多年來，他得一遍又一遍聽著人們朗誦柏拉圖洞穴寓言或亞里斯多德論美德的文章；我或其他任何沒有超凡智慧，或者不委婉地說是沒那麼神經病的人——根本不可能提出連他都沒聽過的東西。

哲學課程的其它部分同樣難以言喻。如果沒有仔細下功夫，你很容易會以為除了曾經有過笛卡兒、休謨、康德等少數獨具慧眼的人以外，從公元前322年亞里斯多德逝世直到20世紀30年代邏輯實證主義興起的這段時間，這個領域根本沒有絲毫漣漪。但我恰恰是在那段中途時間意識到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並沒有從廣義上去考察哲學這門學科；畢竟我當時就讀的是一所十分特殊的哲學學校，牛津哲學系有自己的傳統、傳承和教綱，想要指望那裡能有像畢達哥拉斯學院或柏拉圖學院的公正凜然是天方夜譚。

雖然表面上鼓勵獨立思考，但所謂正當的思路早已被規範在先。我們一般被認為要對宗教抱持寬容態度，不過有時也難免會看不順眼和不滿。當然，牛津有很多宗教信徒，每所學院都附設有教堂；甚至還有“永久私人學堂”（permanent private halls），譬如黑衣修士學堂、灰衣修士學堂，這些學堂旨在培育神職人員，至於成果如何見仁見智（後來我從《今日牛津》〔Oxford Today〕得知，最初由方濟會創立的灰衣修士學堂已於2008年6月關門大吉）。論及哲學家，我們通常默認這樣的人要不是無神論者就是不可知論者。論及道德哲學，我們通常傾向把效益主義視為最正確的看法，現在甚至還有人把它發揚到了用來支持動物權利的地步。形上學則是一個能躲多遠就該躲多遠的東西：研究諸如存有（being）或實存（existence）這些問題，感覺上就好像在吃蝸牛和在馬路上逆向行駛。心靈哲學又是一個非常棘手的玩意。心靈與大腦的簡單等式——這種觀點又被稱為唯物主義，提出了太多令人難以接受的命題，可是我們卻又拿不出其它更合理的想法。現在的人們一般抱持著某種模糊的功能主義觀點，即認為心靈純粹是大腦功能的產物，儘管它是如何產生這一點從未得到完整的解釋或理解（迄今無解）。

總之，哲學變成了一門好像只剩下“反正就是這樣”的學問。上帝反正就是弱者的拐杖、心靈反正就是大腦本身或大腦的功能、道德反正就是快樂的最大化和痛苦的最小化（或許動物也算）。事實上，除了普通法、工業革命、男士西裝、史蒂爾起司，“反正就是這樣”幾乎可以被列入英國人對世界文明的一大貢獻。儘管它隨著語言以及毫無烹飪才能的傳統一起被傳入美國，但憑著他們對超驗事物（transcendence）又異樣又思想不連貫的喜好，美國人在“反正就是這樣”這方面仍從來不及英國人。

對此我更是感到有苦難言。我自己內在的神秘本性難以接受這樣的想法，我實在無法不去注意眼前的各種觀點都埋藏著多大的漏洞。動物權利論者可能（有時還真的）會認為成年母牛享有比新生嬰兒更多的生命權。心靈哲學簡直可以說是一個有待填補的空白：哲學家就像弗拉基米爾和艾斯特拉岡*一樣在等待科學正式證實唯物主義，他們似乎相信這一天總會到來。然而，最令人感到困惑的是，不管是在什麼時候，人們總會看到某個特定的結論被指責“違反直覺”。我們不禁要問，這種直覺究竟是以怎樣複雜縝密的論證為基礎而可作為檢驗標準，還有既然它這麼可靠，我們何不乾脆放棄爭論直接相信我們的直覺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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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皆為塞繆爾・貝克特《等待果陀》中的角色——譯註

沒過多久時間，這門學問的課程就令我感到意志消沉。我在那裡的最後三個月——大家一般戲稱它叫三位一體學期——也就是1980年的春天，我都在參加6月期末考的考前複習。我發現哲學複習課實在是毫無價值，以至於很快我便不再露臉，我已經決定好要自食其力。後來我的策略也有所斬獲，我的導師對我的表現感到十分驚訝。

不過，把我在牛津的那兩年都說成好像生不如死也著實有些誇張。集中在中級公共休息室（Middle Common Room）——學校為研究生提供休閒場所——的社交生活對我來說不失為寬慰：跟碰巧出現的隨便一個人交談到凌晨兩三點，喝掉一瓶又一瓶朱比利酒，這是牛津郡一家釀酒廠為紀念伊麗莎白二世登基二十五週年而推出的上等啤酒；跟比利・史旺（Billy Swan）下圍棋，他是一位和藹可親、語氣柔和又擁有哲學學位的蘇格蘭人；我的女友安東妮（Antoinette）還為我準備了一次生日驚喜派對，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連續狂抽了一整包登喜路香煙；再來還有每個月星期三或其它時候舉行的特別晚餐，每到這個時候大學廚房就會烹製比平常更精緻的飯菜，無論是葡萄酒、黃油都可以好好享受。

即便有這些美好回憶，即便我有所抗拒的學習過程還是教會了我某種智識上的嚴謹性，但如果不是因為一個我根本料想不到的事情會在不久後降臨到我頭上，否則我在牛津的兩年幾乎完全是在虛擲光陰。

因為我覺得參加一些課外活動應該會很有趣，所以我在第一個星期就去了社團招新展（Freshers’ Fair），各種大學俱樂部和社團都在展上百花齊放。有的社團會發行名字取叫伊西斯、河流、模糊之類的刊物；有個幸運吉姆協會（Lucky Jim Society）積極推廣“漫無目的地騎腳踏車閒逛鄉野”；有駕著獵犬的傢伙，也有專門操擾駕著獵犬的傢伙的傢伙。當我對著這些社團舉棋不定的時候，我突然碰上了一個留長髮、鬍子不整並戴厚眼鏡的男人。後來我才知道他不是學生，而是相當於IRS的英國國稅局僱員。他遞給我一張傳單，然後說（這很怪，因為那時是10月）：“你好呀，聖誕快樂。”

印刷這張傳單的是牛津卡巴拉社團（Oxford Kabbalah Group）。我知道卡巴拉是什麼——去年還在哈佛的時候，我就經常光顧一家名叫神秘之眼（Mystic Eye）的神秘學書店（現已歇業），它坐落在哈佛廣場邊緣的地下室——但我還從未遇見過可以就這個傳統侃侃而談的人。這個傳統在1978年那會還沒有引起瘋癲的城市人或迫切尋找研究處女地的學者注意。於是我開始參加這個社團的聚會，它們是在瑪德琳學院（Magdalen College）的初級研究生辦公室舉行。

想像你走進一座古老建築的頂樓，晚上空無人煙且燈光昏暗，然後你繼續走入屋檐下的一間中等大小的房間。房間裡有英國製的壁爐，它們產生的溫熱永遠都不會超過三英尺，這裡還有一張小桌子大小的白色福米卡層壓板，上面刻著一棵卡巴拉生命之樹。它的兩邊都擺著蠟燭，一瓶保溫的紅酒就放在壁爐旁邊，它會跟麵包和奶酪一起在聚會上被享用。與會者不超過七或十人，通常更少，而且大多數根本不是學生而是本地人：戴夫（Dave），國稅局僱員；艾莉（Ally），三位一體學院（Trinity College）的工作人員；一位我忘記名字的精神科醫生；克里斯汀（Christine），妖豔的三十歲離異女子；彼得（Peter），我們的東道主，既是瑪德琳學院的研究生也是社團領導人；然後還有其他來來去去的傢伙。我們當中沒有，或者幾乎沒有人是猶太人。

我一直忠實地到那裡光顧了整整兩年。不幸的是，我肩部感染的那ㄧ星期恰好是輪到我管帳（一個裝有社團資金的小布袋，通常七或八磅重）並去添置麵包、奶酪跟葡萄酒的時候。我病得很重，根本做不了事，但我還是設法把自己拖去牛津室內市場採買。因為發燒而虛弱不堪的我還是現身在聚會，卸下食物後就趕快回去我的房間。

我從不曾向我在學校的朋友仔細解釋。社團是在星期三晚上聚會，因此在那些有特別晚餐的時候，他們總是困惑地看著我趕去參加這個奇怪的社團。他們似乎把這當成是我的有趣怪癖——以這個怪癖之都來說，倒也無傷大雅。但說實話，我私底下對自己的興趣感到慚愧，因為它與主流知識分子相去甚遠。每當有人向我問道這方面的事情，我往往會再三回避。

事實上，這個社團並不是每個人都學識淵博。我們一起讀了幾本書，其中一位卡巴拉主義者兼發起這個社團的沃倫（Warren）每學期都會從倫敦來為我們舉行非正式講座。有一次我們坐上戴夫的車——一輛塗上法國人稱為黃綠色（caca d’oie）顏色的三輪摩托車——前往倫敦拜訪社團的另一名創始人格林（Glyn），我們總是可以在梅達谷的狹長公寓盡頭的廚房裡找到他，他喝咖啡、喝茶、抽他自己捲的煙無度。從那以後一直到他在2007年過世，我曾多次登門拜訪格林。我發現自己一到英國就會想去見他，甚至不止一次是單純為了見他而去。

我從肖（Shaw）的戲劇或伊芙琳・沃（Evelyn Waugh）的小說中所獲得的美好想像都與真實的英國扯不上邊，因此每當我又要涉足一個未知世界的時候，我總是難免會想這次恐怕又會像英國一樣，這一切與那些承腔濫調又會是半斤八兩。回想起來，我的靈性啟蒙其實就是發生在那個看似不太可能的時候，這似乎是在考驗我到底有沒有看透表象的能耐。當靈性導師G.I.・葛吉夫（G.I. Gurdjieff）在1915年與貴族作曲家托馬斯・德・哈特曼（Thomas de Hartmann）初次相見時，他把會面的地點選在了彼得羅格勒的一間滿是妓女的咖啡館。儘管對葛吉夫的衣衫襤褸感到十分錯愕，不過德・哈特曼身上卻有些能使他不被表象所蒙蔽的天賦。最終，他成為了葛吉夫最熱心、最重要的學生之一。我的考驗與德・哈特曼不同，但它也為我量身打造了要求。

到頭來，致使我追求卡巴拉和神秘主義，而不是繼續蜷縮在僵化的牛津哲學的理由（除了我根深蒂固的叛逆性格）是一種對更廣闊現實的體悟。當我們的卡巴拉小組聚會時，我們的討論並不總是十分深刻，實際上還充滿了許多初學者難免會犯下的愚蠢，但我卻總有一種自己正被更廣大的事物所包圍的感覺——這就像是一個看不見的宇宙，如夜空般無垠又神秘。但當我面對牛津大學出版社或《心靈》（Mind）和《哲學評論》（Philosophical Review）等學術期刊的時候，我卻經常感到自己宛如一個被禁足而無法享受暑假的孩子。

當然，懷疑論者——如今無論在外在還是我們的內在都住著一個懷疑論者，他曾像魔鬼一樣折磨我們的中世紀僧侶——往往會說這樣叫做純憑情感行事，而不是聽從理性。非常中肯；可是，難道承認這一點就會使這件事變得毫無意義嗎？近年來，我們越來越常談論所謂的情商——這是一種富有意識與感性的現實認知方式，既不同於理智，又可作為它的補充。那麼為什麼我們的哲學卻總是缺乏情商？

反正就是這樣囉。我們的卡巴拉小組屢經波折，人們來來去去，包括我們一直在使用他的辦公室的彼得，所以在第二年末我們只好改到安東妮和我都住在那裡的簡陋公寓聚會，那裡是傑里科的沃爾頓街——算是牛津的一個工人階級生活區，它以“貝爾謝巴”（Beersheba）這個名字出現在了哈代（Hardy）的小說《無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中。安東妮的父親是一個不可知論者，母親則是頑固的無神論者，後者並不是非常喜歡這個小組。所以她通常會在舉行聚會的那晚出門，如果她在所有人離開之前先回來，她就會上樓去臥室看書。

在我回到美國大約一年後，這個社團因為從未明確解釋的原因解散，也許曾有人說過“克里斯汀把它變成了一個性愛派對”，在某種程度上，我也為自己沒有了這些樂趣感到有些惋惜。

當然，故事不會到這裡就結束。多年來，我依然與在社團認識的幾個人保持著零星聯絡（在那些年裡，倫敦、曼徹斯特和劍橋也有過類似的聚會），直到今天我仍透過電子郵件和我不常有的英國行來維持跟他們的往來。其中一位社團創始人沃倫・肯頓現在還在向全世界介紹卡巴拉；他的許多著作是以他的希伯來名字佐夫・本・西蒙・哈萊維（Z’ev ben Shimon Halevi）出版，他是該領域最優秀也最權威的專家之一。至於我，我在回到美國後和安東妮一起搬到舊金山（幾年後我們分手了，非常友好地分手），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努力想要調和自己在英國的所學，以及我在20世紀80年代的加州所歷經的新紀元靈性浪潮。

要是再繼續講我的故事，本書大概就要變成一本回憶錄了。我之所以要重提舊事，是因為我有感我們的文明正面臨當初我在牛津面對的相同困境：該如何在貧瘠而仍在學術界不動如山的唯物主義哲學，還有深刻且鼓舞人心、卻常常遭到主流學術界鄙視或忽略的神秘教誨之間做出抉擇。當時的我尚缺乏調和這兩者的智力工具，如果我以前知道得夠多，我也許可以從柏拉圖的教導中看見卡巴拉的回音（古代甚至有人聲稱柏拉圖從摩西那裡學到了他所知道的一切，雖然更可能是晚期的新柏拉圖主義採納了卡巴拉思想）。舉例來說，柏拉圖所謂的doxa——通常被翻譯成“信念”——幾乎完全對應了卡巴拉的Hod，儘管有些誤導，但它一般被翻譯為“光輝”（更重要的是，doxa有時也確實表示“光輝”，如同《主禱文》的最後一段所示）。信念和光輝的概念都是指意識還停留在透過外觀和外部性來進行判斷的水平。柏拉圖所說的noesis——代表對永恆不變的理型（Forms）世界的認識——這在卡巴拉就叫做Binah或理解。直到很久以後我才意識到這些事情，而且還有一件事我沒有發覺：在牛津的主考官眼裡，談論卡巴拉生命之樹可不是什麼很得體的事情。

這些話可能會讓人以為我把卡巴拉奉作我們這個時代的智識與靈性難題的最佳良方。但我完全沒有這樣想。縱然卡巴拉仍是我自己的靈性之路中的核心，而且即便本書討論的很多思想都跟卡巴拉有關，但卡巴拉的語言並不總能被以最有意義或最準確的方式闡述出來，因此我不得不把目光眺向更遠。此外，從我離開牛津到現在的數年間，我也嘗試探索了各種不同的道路：《奇蹟課程》（A Course in Miracles）、藏傳佛教、葛吉夫的教誨等等，更不用說我自己還為《靈知》（Gnosis）這本現在已不再發行的西方神秘傳統雜誌擔任了八年的編輯。每個傳統都有其深刻的經驗教訓，它們各個也都對無法言說的超驗現實有著獨一無二的洞見。

這幾年來我愈發感覺使用神秘基督教/基督教神秘主義（esoteric Christianity）的語言來表達我的一些想法很有幫助，但這僅僅是因為基督教仍然是我們文明的宗教核心。拙作《內在基督教》（Inner Christianity）和《意識之愛》（Conscious Love）尤其使用了這種方法。最近，我又發現某些古老的印度哲學流派——特別是恰好歷史最悠久的數論派（Samkhya）——非常能與我的思想契合。他們以一種特別有力的方式解決了不僅是人類生活，而是還可能包括人類存在的中心問題：意識主體及其經驗客體——也可以說是普魯沙（purusha）與普拉克提（prakriti），這是數論派的用語，或者是內在基督教傳統所使用的“我”（I）與世界（World）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我相信，這種觀點為自西方哲學和宗教誕生以來就一直困擾它們的問題提供了強而有力、甚至可能足以蓋棺定論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