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來是雙性戀生物，但卻忘了自己的雙性戀來歷。與煉金術士——以及超現實主義和分析心理學有關的問題——把這破滅的現實重新帶回了人的意識；換言之，這便是要使人意識到這種奇妙現實的所隱含的煉金術意義上的aurea apprehensio（黃金意識）：我們就是神，因為我們既是男人也是女人。”
“所有神話中的諸神都是永生不死的雌雄同體。事實上，神之所以得已不朽，正是因為他們是雌雄同體。”
——阿圖羅・施瓦茨（Arturo Schwa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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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上面的引言所示，這樣的看法在關於雌雄同體與不朽的秘儀學說中層出不窮，這乍看下簡直就像是徹頭徹尾的幻想和胡謅，但是隨著我們越來越深入該主題，其卻也跟著變得越加發人深省——以及令人不敢置信。在本章，我們將會概述政府機構對同性戀的神經生理學跟遺傳學研究、與之相關聯的文學運動、從19世紀爆炸性增長的雙性人現象及其令人困惑的醫學分類之爭、薩滿（和人類學家）對雌雄同體的討論，還有遺傳“胚胎”意義上的雌雄同體。當然，我們也會遭遇大量來自宗教界的口誅筆伐，它們大抵都是奉著隱含的亞里斯多德形上學原則，還有《聖經》來提出反對聲浪。
這一切無不都讓我們倍感震驚，但伴隨我們的研究繼續下去，排山倒海而來的震撼與疑問只會不減反增。舉例來說，我們瞭解到美國軍方正在研究使四肢再生和修復燒傷的方法。這的確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我們卻讀到了其中一種正被詳加研擬的方法：
“利用新生兒包皮中的不朽細胞（immortal cells）。不同於在分裂與複製次數上有天然限制的正常細胞，不朽細胞除非是遭到外力消滅，否則可以永遠自我複製下去。從嬰兒的包皮環切術中發現的NEK（正常角質）細胞已被確認具有這種不朽性，與大多數捐贈皮膚不同，其可被直接植入傷口而不會引起接受者的身體排斥反應。”（註2）
包皮？不朽細胞？這一事實是否與許多宗教、儀式中都存在的割禮有什麼更深刻且古老的聯繫，它們是不是在某種程度上暗示了割禮與上帝的永生有什麼關係？
正如本章開頭的引言所提（更不用說是第一章引述瑪雅人的《波波武經》），秘儀傳統認為人類原本是一種雌雄同體的生物，而這反過來又關乎永生。我們很快就會發現，雌雄同體其實也是科學家在他們的實驗室裡正躍躍欲試要創造的目標之一。例如，2003年《BBC》的一篇新聞報導說，美國科學家已成功一個“混合兩性的人類胚胎”，亦即雌雄同體。進行這項離奇實驗的原因則是想要探究它們是否能夠預防“特定遺傳疾病的發生”。接著，在製造了這些雌雄同體後，我們被告知：“這些‘混合’胚胎並沒有預計要被發育成兒童，並且會在三天內銷毀。”（註3）請注意這裡所牽涉、而且沒有被太多討論的道德和倫理含義：雌雄同體的人類不知何故不能被與一般人類相提並論，我們馬上就會發現，19世紀初關於雌雄同體的醫學爭論也反映出了這一結論。
更進一步調查還顯示，有一家加州公司正在使用“克隆技術去製造五個人類胚胎”，以便“收獲幹細胞”。這些胚胎是該公司利用兩名男性員工的皮膚細胞創造，而公司也“特意核實了這些胚胎的確是兩人的克隆體。”儘管是捐贈者的克隆體，但公司顯然認為這些胚胎比起人類仍有所不足，因此它們最後通通被銷毀（註4）。請再次注意這個現代例子是如何重演了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早期被議論紛紛的問題：如果有人是“處女”所生，沒有經過正常的人類性交過程，那麼他是否還能算是完全的人類？起碼這家現代公司給出的回答似乎是“不能”。
對所有這些材料的審視漸漸地掀開了一個令人不安的可能性：那個以上帝與人類的原始雌雄同體本質為重點的古老隱喻，會不會其實是先進科學文化把類比思維應用至生物學和物理學原理後的產物？換句話說，它不僅是對物理介質的“拓撲”隱喻，而且還關乎了生物學？倘若真是如此，那麼這兩者彼此之間是否有所關聯？不管怎麼說，很明顯科學家所在嘗試的絕不只是想要創造超人類主義賽博人，而是還包括了利用科學手段“處女”產生出煉金術“陽性雌雄同體何蒙庫魯茲”。
訪問橡樹嶺國家實驗室（Oak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的官方網站又能帶給我們更多啟發，我們在上面找到了屬於人類基因組計劃轄下的行為遺傳學相關研究（註5）。我們可以看到下面這些內容，裡面列出了行為遺傳學方面的相關論文：
“線上孟德爾人類遺傳庫（Online Mendelian Inheritance in Man）是一個大型、可供檢索的最新人類基因、遺傳特徵和疾病數據庫。每一個OMIM條目都包含了參考書目跟科學文獻摘要，以一應俱全地介紹各種特定基因、性狀或疾病。OMIM收錄了以下這些行為特徵，六位數的MIM編號是不同條目的識別碼。
・相對手部技能（偏手性）：（139900）
・手扣模式：（139800）
・手臂交疊偏好：（107850）
・耳朵活動能力：（129100）
・舌頭捲曲、折疊或擺動能力：（189300）
・完美音高：（159300）
・新穎人格特質：（601696）
・口吃：（184450）
・煙癮：（188890）
・酗酒：（103780）
・同性戀：（306995）”（註6）
這著實是一份相當奇怪的清單，因為它意味著遺傳學家正沉迷於研究捲舌能力、完美音高、酗酒、煙癮、口吃或同性戀。
為什麼要在遺傳學背景下研究同性戀？在尋找答案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了一條漫長且曲折的研究軌跡，並從中得出了驚人的結論。這一切始於醫學史上的一個鮮為人知的事實，我們可稱之為：
A. 19世紀爆炸性增長的雙性人現象
這是一場貨真價實的大爆炸，不論是出於何種原因，性別無法輕易確定者的人數忽然開始急劇增長，這旋即引發了另一場大爆炸：究竟該如何對這些人進行醫學分類的爭議。他們到底是男性？是女性？或者，就像有些人大概已經悄悄心想得那樣，他們其實是介於兩者之間的存在：雌雄同體。這個問題不只牽扯醫學分類法，一個人在社會和法律上的身份在某種程度上也取決於對這一問題的回答。
說得淺顯易懂些，19世紀的醫生越來越常碰上一群因為自身的性徵而只能令人皺眉地被歸類為雙性人的患者，這些奇人異士經常自願成為醫學期刊的拍攝對象，拍攝他們異樣的生殖器。這種現象並不僅限於一地；它也接連在法國、德國、波蘭還有英國蔓延開來。愛麗絲・德萊格（Alice Domurat Dreger）在一項由哈佛大學出版社發表的重要研究《雌雄同體與醫學發明的性別》（Hermaphrodites and the Medical Invention of Sex）中總結了這種爆炸性現象及其給醫學界帶來的震撼，並試圖對其作出解釋：
“在19世紀的最後幾年，雙性人現象發生了爆炸性的劇增。這是怎麼一回事？曾有人主張，可能是工業污染的顯著增加連帶導致雙性人病例的上升，但任何重大的環境變化是否真的會造成這種影響卻很難明確確定...我個人更傾向於這種持續增長應該是其它社會變化所致。”（註7）
這種現象的發生促使醫學專業人士逐漸完善了他們的性別分類標準，而標準其實也變得越來越不穩固，因為“的確，出現了愈來愈多令人困惑的可疑性別案例，這使得真正的雌雄同體概念變得日趨確定和狹窄...醫療專業人士已經成功重整與壓縮了真正的雌雄同體概念，即便——這也許是因為——他們是親眼目睹且不得不承認所謂性別現在是如此叫人疑竇。”（註8）這就是說，醫學分類法越是試圖把人們劃分入男性與女性的‘自然’分別，雌雄同體現象實際上就會越多，因為這些模棱兩可的案例不斷在擴大標準分類中的漏洞。”（註9）
那麼，該如何解釋這一現象的顯著上升呢？德萊格認為，其中一個原因其實就是醫學進步，尤其是新興的婦科醫學領域。無可避免地，這意味著雙性人案例將會越來越容易被發現（註10）。德萊格還注意到，醫學異常被曝光出來的渠道也有日漸繽紛之勢，隨著醫學出版物變多，對雌雄同體的報導亦跟著變多。正因如此，對醫療專業人士而言，雌雄同體的案例實際上“並不是那麼稀罕”（註11）。
截至目前為止，對於19世紀的大爆炸現象，我們有如下的解釋：
（1）雙性人變多是出於很淺顯且偶然的緣故，而非有更多根本原因，因為這只是醫學進步與異常病例見諸報章雜誌的可能性提高所致；又或者，
（2）這是對環境（工業污染增加）的演化反應結果。
然而，正如現有的證據所示，雌雄同體的隱喻極為古老，而且有如果不是結論性，至少可以說是暗示性的跡象表明它可能是古代科學思想的殘餘和遺產。這一因素增加了對這種現象，及其在19世紀突然竄起的其它解釋的可能性：
（3）古時候的古典社會也有類似的雙性人案例，要麼雌雄同體隱喻就是衍生自他們；或者，
（4）雌雄同體現象本身其實是人類原始狀態的殘留（註12）——如同各色各樣的傳統所言——它偶爾會出於各種原因浮現出來，包括有意卻暗地在尋求和謀劃的可能性。
那麼，在這幾種可能性裡面究竟何者最有道理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面對這種19世紀爆炸性現象的醫生們開始朝著頗為令人不安的方向尋找解答，因為這種現象已經對“醫學和科學觀念中的男女之分”構成了挑戰（註13）。簡而言之，由於社會風俗或法理學均深受基督教影響，歐洲的泛哲學文化可以說是危在旦夕。確實，誠如德萊格觀察到，想要將雙性人歸類入兩性框架的主要都是異性戀男性醫生（註14），而且他們的依據也完全只是“性徵”（gonadism）而非對象的具體社會經驗。
1. “性徵”
毫不奇怪，醫生們往往試圖用德萊格所說的“性徵”來釐清問題，亦即基於他們的生殖器是以男性或女性性別為主，來判斷雙性人究竟是男是女（註15）。在19世紀，這種界定方式特別適用於生殖器具有女性陰部外觀（某些情況下是十分明顯的孔洞）的人，但是經過檢查後證明，那其實只是男性睪丸的一部分（註16）。這種界定結果根本無濟於事，因為這些性別不明確的人往往是被他們的父母以與“性徵”界定法得出的結論相反的社會性別角色扶養長大。
但是，“性徵”很快便被證明還有其它不足之處，因為性別不明確本身同樣很難界定，這是由於睪丸“可能有隱睪症，卵巢也可能會跑到意想不到的地方，”（註17）波蘭婦科醫生紐伊格鮑爾（Neugebauer）恰好也介紹過這一類的雙性人病例：“異位的卵巢被當成睪丸，或錯位的睪丸被誤以為是卵巢。”（註18）最重要的是，作為分類法的標準和準繩，性徵這個底線很快便不攻自破，因為它“對在這片困惑之海上的導航一點幫助也沒有。所謂的兩性之分，即使看在經驗老道的醫生眼裡也常常是雌雄莫辨。”（註19）這一情況在紐伊格鮑爾的例子中更為顯著，因為這位波蘭婦科醫生正是“性徵”和“假性雌雄同體”的提倡者之一，後一種觀念主張那些人其實還是有“真正的性別”——也就是男性與女性——只不過他們身上看似模棱兩可的“畸形”掩蓋了這一點（註20）。然而，與此同時，卻又是紐伊格鮑爾主動洽詢英國婦科學會（British Gynaecological Society）發表他1903年的論文《日常醫學活動中的雌雄同體：醫療從業者的雙性人指津》（Hermaphrodism in the Daily Pratice of Medicine: Being Information upon Hermaphrodism Indispensible to the Practitioner）。正如德萊格注意到，光是標題就足以說明“當時的社會認為雙性人是十分普遍的問題，以至於幾乎所有‘日常醫學活動’的從業人員都需要接受關於雙性人的教育。”（註21）
2. 雌雄同體：是疾病？還是第三性？
不用說，隨著19世紀的醫學開始探索雙性人的性別不明確之處以及“性徵”作為分類方式的普及，這想當然也暗示了雙性人實際上是被當作“怪物”看待，是偏離“正常”男性和女性框架的病變（註22）。這多少亦反映了19世紀醫學的“亞里斯多德主義”觀點，亦即“本質”大抵上是恆久不變的，因而無論如何都應該可以定義。儘管不是沒有受到抨擊，但這種觀點依然相當盛行。這同時導致了19世紀的醫學傾向於把女性視為“發育不全的男性”，這是亞里斯多德的另一項遺產（註23）。正如我們將在稍後看到，現代遺傳學實際上卻正是把這兩個觀念奉為圭臬。
a. “胚胎雌雄同體”
然而，有些醫生已經開始懷疑他們所見到的雙性人現象或許涉及了人類本質更根本的層面，因為他們都知道，在懷孕頭幾個星期裡，人類胎兒也會出現雌雄同體特徵：
“...他們明白最終的男性和最終的女性特徵要從穆勒（Mullerian）和沃爾夫（Wolffian）原始器官系統來判斷。女性的沃爾夫系統會萎縮，穆勒系統發育成‘女性’內部器官，包括輸卵管、子宮和陰道。男性這邊則是穆勒系統萎縮，沃爾夫系統發育成‘男性’內部器官，包括輸精管和前列腺。這種常見發育過程也許有助於解釋，比如說，‘真正的男性’是如何發育出本不該有的陰道或子宮。”（註24）
說白了，在19世紀大爆炸現象出現時，醫學界其實已經知道古代的雌雄同體隱喻多少隱含著一些真理，因為每個人無一例外最初都是發育自一種“胚胎雌雄同體”。
因此，醫學界漸漸出現了一些更謹慎的聲音，他們懷疑雌雄同體或許根本不是病，而是更為根本的東西：
“雙性人同時也被當作是‘原始雙性戀和原始胚胎雌雄同體’的活證據。即便女性經常被聳人聽聞地形容成發育不全的男性，但在醫學界跟科學界卻都有人認為，無論是在胚胎學還是演化學意義上，男女兩性實際上皆是偏離自更共通、原始的原始雌雄同體狀態。例如，英國外科醫生喬納森・哈欽森（Jonathan Hutchinson）就聲稱：‘與其它許多情況沒什麼兩樣，雌雄同體是一個程度多寡的問題，而且...我們每個人在某種程度上其實都該算是雙性戀。”他提醒讀者說：“在直到一定時間之前，胎兒都可能同時擁有兩性器官，只有等到往後其中一組出現迅速發育，另一組才會被抑制下去。兩性之分絕不是斬釘截鐵，因為每個男性都有乳腺，每個女性也都有陰蒂，這些均是本來應該屬於另一個性別的器官，並且僅僅是因為抑制作用不完全才遺留下來。”（註25）
這些事實促使19世紀60－70年代的法律改革家卡爾・烏爾利希斯（Karl Ulrichs）提出，最終發育成雙性人的胚胎正是由於缺少發生在“正常”人們身上的那些變化才會變成這副模樣。這就是說，這完全自然、但不正常。遵循著這一立場，烏爾利希斯認為每個胚胎都包含了兩性的性衝動“種子”，這也可能會影響雙性人，並導致了當時稱為“烏拉尼亞人”（Uranianism），也即我們現在所說的男同性戀的產生（註26）。烏爾利希斯本人是19世紀的眾多“烏拉尼亞”擁護者之一——這些人是一群熱衷於研究該現象的同性戀人士，並致力於說服社會對這些人採取更寬容的態度。他和他的同事，我們早在本書導論就遇過的澤維爾・梅恩皆是最早從19世紀的爆炸性現象得出那無可避免的結論的知識份子，並因而掀起了醫學爭議：亞里斯多德－猶太－基督教對人類本質的定義現在變得有待商榷（註27）。到了20世紀，安德烈・紀德（André Gide）也在他的《田園牧人》（Corydon）中沿襲了這種態度。縱然有這些努力，大部份醫學分類仍繼續把雙性人及其所有相關概念，還有男女同性戀視為某種“衰退”，甚至是“脫離種屬”（註28）。
儘管如此，不知不覺間，人們還是漸漸開始把雙性人，還有一些男同性戀者也把男女同性戀都看作是原始“第三性”的表現，這是真正的雌雄同體、“陰陽人”，等到20世紀後期，帶有XX女性性細胞特徵、XY性細胞特徵的雙性人也終於正式獲得遺傳學研究確認（註29），人們也開始懷疑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也許相當自然，但對大多數人而言這當然十分不正常。確實，按照這種推理，從基因上來說，由於他們的睪丸都攜帶了男女兩性的性別決定因子，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所有男性都是雌雄同體。所以，除了“胚胎”雌雄同體，現在我們又面臨了另一項挑戰：遺傳雌雄同體。
不過，在我們直面現代遺傳學並瞭解它又是如何看待這一切之前，我們必須先面對19世紀的另一場大爆炸：烏拉尼亞人。
B. 男同性戀－達爾文猜想
1. 愛德華・卡彭特、烏拉尼亞人和拓撲隱喻
依照一些現代同性戀權利活動家的說法，烏拉尼亞人是他們的運動先驅，這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沒錯。但相似之處也不能太過，因為與現代運動不同，19－20世紀初的烏拉尼亞人幾乎無一例外都是有學問和教養的人，而且他們對自己的“權利”沒多少興趣，反倒更多想要瞭解自己的“處境”可能具有的深刻且古老的根源。他們更像是對特定人類現象及其意義感興趣的社會哲學家，而非志在參與什麼政治“運動”，雖然他們當然曉得這些研究的政治與社會意義。但是，與奧斯卡・王爾德這樣的作家不同，他們沒打算以巧妙的小說或文學批判來掩飾自己對煉金術的關注，而是選擇以理性的非虛構作品形式開誠布公。
像約翰・阿丁頓・西蒙茲等人都公然以柏拉圖哲學及其對同性之愛的立場出書著述，當然在我們看來，其中也隱含了雌雄同體的隱喻，以作為挑戰對同性戀的迫害的基礎。只需ㄧ瞥西蒙茲的代表作書名——《希臘倫理學問題：特別獻給醫學心理學家和法學家的性倒錯現象探究》（A Problem of Greek Ethics: Being an Inquiry into the Phenomenon of Sexual inversion, Addressed Especially to Medical Psychologists and Jurists）——就可以知道隨著19世紀大爆炸的發生，一場當之無愧的社會革命已然揭竿而起，當本書在1908年出版的時候，大家津津樂道的王爾德審判案還沒有事隔多久。但是，領導這一運動的大人物是哲學家愛德華・卡彭特（1844－1929）。
愛德華・卡彭特
篤信社會主義的卡彭特將“性倒錯”看作是階級意識在英國擴散開來後的結果。但如果卡彭特的觀點僅止於此，那麼他至多也只會是作為一位社會主義先驅而遭到駁斥而已。
卡彭特本人和他對烏拉尼亞人的擁護其實還有著更深層的哲學理由。卡彭特的著作經常會出現一些令人驚奇的引文，它們大多是引述自已經作古的人，比如新柏拉圖主義者普羅提諾和美國詩人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註30）。
在他極具爭議的《中間之性：男女過渡類型研究》一書中，卡彭特無不讚揚地援引了法國烏拉尼亞人德・焦克斯（De Joux）的話說：
“‘我們成為了，’他說：‘一群懷抱謙遜精神、良好優雅習慣的貴族，在許多紳士圈子裡，我們是高貴精神與藝術氣質的代表。我們這些人中的夢想家和發燒友不斷在平衡社會上的過份陽剛之氣——譬如貪婪成性與對物質感官享受的沉溺。’”（註31）
這可謂是柏拉圖《會飲篇》中的古老主題在現代重新出現的最早示例之一，“烏拉尼亞”被認為是一種“更崇高的愛”，正如他們用來形容自己的這個名字的原意就是“天堂般的”，烏拉尼亞一詞即是源於希臘語的天堂，ouranos。
卡彭特認為，這甚至不是一種“選擇”，而是天生固有的傾向：
“...綜上所述，這種感覺深根在精神和情感生活之中，令當事人根本無法想像其它可能；至少對他來說，他的愛十分健康又自然，確實是他個人本質的一部分。”（註32）
換句話說，卡彭特——挑明了19世紀的很多烏拉尼亞人認同的觀點和結論——那就是這個問題絕不能只被化約到“性徵”層面，而是還有更為深刻的意義，因為烏拉尼亞人精神與情感狀態都是如此與眾不同。我們很快便會看到，現代遺傳學證實了這一點，即所謂的“烏拉尼亞人”的確在神經生理學上十分獨樹一幟。
正是這種精神和情感上的不同，才讓卡彭特援引柏拉圖來強調這是一種“更崇高的愛”：
“柏拉圖似乎確信，如果這種關係能夠被正確引導，那便能促成神聖的異象或狂喜在賢哲之心中開花結果，並重新喚起或點燃靈魂對於各種超凡之美的認識。他說這樣的愛可以讓佳偶的靈魂‘孕育美’。”（註33）
顯然，卡彭特已經超越了一般烏拉尼亞人呼求社會接納“烏拉尼亞”的那種程度，而是在談論完全不同的事情：他是在斷言這是一種截然不同，並且更加高尚的生活方式。
問題是，這是為什麼？
問題的答案再一次又得回到“拓撲隱喻”，卡彭特也清楚指出了這一點，他表達的方式幾乎可以說是“深層物理學”（deep physics）最早的現代闡述之一，並同時牽涉了精神與物質，或是精神與物理介質本身。
在《創造的藝術》（The Art of Creation）中，他從一些有趣的觀察開始了對這個主題的探究：
“但是，在這裡我們也許會說，正是精神與物質的分別使我們不得不去思索，或者說嘗試去思索某種先於這兩者存在的‘東西’——這兩者實際上都只是在扮演它的兩個不同面向；於是我們迎來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觀念－太初存有（其先於一切分化、衍生或俱現），後來的哲學家（叔本華、哈特曼、羅伊斯等人）則把它稱為‘意志’（Will）。意志或太初存有是尋常的意識絕對無法設想的東西（除了作為其它思考的必要前提），因為它完全超出了思想的範疇。話雖如此，我仍想盡力證明它其實可以在超越我們尋常意識程度的（宇宙）意識狀態下被認識。把物質與精神截然二分是我們尋常意識的獨創，這種區分在純粹意識的初始階段並不存在，而在更高等也更完美的宇宙意識狀態中，這種區分又會再次消失。”（註34）
因此，現在有了所謂第三種且更上一層樓的意識狀態，它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揚棄了精神與物質的二分法，這也再度點出了作為一切區別之融合的雌雄同體象徵的厲害。
但卡彭特從這個我們已十分耳熟能詳的隱喻中察覺了一種社會含義，這一含義對耶和華教傳統形成了根本逆反，並且揭露了烏拉尼亞人屢受迫害的真正原因：
“透過對普遍存有、萬有原始自我的沉思，我們便置身在了創世之源。因為有這個原始的自我以及它的初次分化，我們可以設想存在著最原初的觀念、屬性、面向——比感覺、思想和行動都還要更為基礎或根本。這些概念無處不在——既存在於萬有自我，也存在於其後誕生的每個較小的自我；我們的生命都是它們的體現（儘管存在於每個人身上，但出於生存競爭，它們總是無法得到最充分的彰顯）。”（註35）
卡彭特道出了古代拓撲隱喻的含義，我們已在前面幾章認識到它也是一個雌雄同體隱喻，而且它暗示了既然我們每個人都是物理介質的“造化”，是它的直接體現，那麼任何特殊的啟示、宗教、經文或“神聖典籍”就根本沒有存在的必要；因為自然就是那部典籍，而上帝乃是自然之神。卡彭特的話也有一層話外之音，那就是的確，沒有任何兄弟會或秘密社團的傳統是構築在僅此一家的天意或啟示上。法國大革命的天啟式嗜血暴力，及其與深奧秘儀傳統的聯繫亦同樣值得深究。
但是，若不考慮卡彭特對意識及其與物理介質的關係的闡述，那這一點或許並不容易理解。誠如第二章所說，最初的分化產生了一個三元結構，鑒於精神與介質之間的關係，它也是卡彭特所謂的意識三元結構：
“每一次認識行為都涉及三個層面，這既無可避免，（根據我們當前的心智本質）也很理所當然。它們分別是（1）認識者或知覺者（2）認識或知覺（3）被認識或感知的事物。我敢說，我們無法想像任何撇除了這三重形式的認識或知覺行為。”（註36）
以先前我們已經用來表述隱喻的準形式方式來說明，它看起來會像是這樣：
（1）認識者和被認識的對象或事物是兩個內在區域：∅x和y；
（2）認識行為本身，亦即兩者的相接表面：∂∅x,y。
而且，正如卡彭特觀察到，那個“根源”意識（註37）或“原初自我”（註38）被象徵為正在歷經分化的基底∅，因此創造本身就是一個分化持續發生與意識永恆化的過程（註39）。
在意識的最初階段，卡彭特堅持在“純粹意識”狀態（請注意這是一個新柏拉圖主義術語）中，“認識者、認識行為以及被認識的對象都還沒有區分開來，”（註40）卡彭特相信動物便是處於這一階段（註41）。
再來的第二階段可以被分成兩個“子階段”，人類的心理發展過程在其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
“第二階段是目前大多數人的狀態；認識者、認識行為以及被認識的對象正是在這時才被區分分明。
...一般說來，任何孩子都可以毫無困難地進入這個過程，這是一種全新發展的開端，從那一刻開始，有自我意識的生活便誕生了。
但也是在同一時刻或不久後，孩子會開始認識到他人同樣擁有自我——比如他的母親和周遭的人。而且——有些奇怪又好玩的是——孩子甚至會認為玩具、石頭還有那些我們眼裡沒有生命的東西都有‘自我’。事實上，主題意識與客體意識是同步產生。怪的是，在這些早期階段，被認識的客體和認識行為本身理應被區分，或至少是逐漸被分開來；但事實就是如此。孩子不僅（像我們一樣）覺得母親是有人格的存在，而且其它東西跟石頭背後也存在著某種東西，令它們可以被擬人化。這種現象在未開化的蠻族身上亦有。”（註42）
到了這一階段的第二部分，至少在西方文化中，“意識”便會開始把注意力從無生命的客體身上移開。
在第三階段，卡彭特揭示了一直以來我們所強調的隱喻內容：一個雙重/而且（both/and）而非擇一/或是（either/or）式的辯證法，它發生在一種神秘的聯覺（synaesthesia）過程中，也可以說是重新融合（註43）。但這絕不意味著遭到湮滅或喪失自己的自我，而是重新相融——就像雪萊和王爾德描繪得那樣——這是一種共同之愛，這種愛的存在既需要差異，也需要合一（註44）：
“‘認識行為可分三層，’普羅提諾說：‘觀點、知識、啟迪...（後者）作為絕對的知識是建立在認識與被認識之物的等同。’
‘上帝是萬物的靈魂，’埃克哈特說：‘當（分化）的面紗被揭下，祂就是在我們自身中閃閃發光的亮光。’
惠特曼也談過這樣的光：
‘這是稀世可貴、難以理解的非常之光，它超越一切象徵、描述、言語，既奇怪又真實，這是一個我很難明言的悖論，客體與看不見的靈魂合而為一了。’”（註45）
這些洞見使卡彭特對意識之於物理介質、精神和物質的關係提出了非常直接且激切的觀點：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認識、知覺與意識實際上是各種自我彼此之間的交流或溝通方式，言語是智慧賴以表達的依據，並為他們彼此和自己所知。自然萬物——我們所熟悉的一切真實世界——實則是無數自我之間無盡的交流；或者，假如這些自我其實從根本上是同一，而那唯一的自我又是所有思想和認識的基礎，那麼主體與客體就是實質一體，至於這個世界，整個創世，也都是自我的彰顯而已。”（註46）
如此，卡彭特便點出了我們先前在討論超人類主義者的奇點觀的時候已經遭遇過的問題：
“現在我所談論的是一個真實不虛的萬有自我，但它也是一個無法捉摸的自我。世上有恆河沙數的自我是，或者他們自認為是各自分開的存在，但對於這一點我們必須予以保留。察覺到他們與萬有自我之間的聯繫非常重要；而且我們可以肯定這個幻象般的自我絕非捕風捉影；實際上，用‘幻象’來形容它或許很不適當。
讓我們提出兩個問題：
1. 這個萬有自我是如何同時也是恆河沙數的其它自我？
2. 如果這個萬有自我存在於我們每個人的自我以及每一個思想之中，那為什麼我們卻不知道呢？”（註47）
卡彭特的回答是拾取自古代隱喻的另一個意象，亦即人作為微觀世界的觀念，人體擁有無數細胞，它們全都在某種基本意識水平上執行各自的任務，至於活躍在更大層面上的人類自我既不是產生自那些細胞，也不是與它們相對，而是以某種方式與它們整合在了一起（註48）。這又是一種雙重/而且而非擇一/或是的辯證法。
這於是讓卡彭特得出了驚人的見解，這對“物理介質與意識”這一問題有深刻的意義，我們在下一章就會見到：“我們有些人，”他說：“生活在我們所說的文明之中，但他們其實是生活在他人的思想之中。”（註49）換言之，文明其實就是一種心理或社會物理學的產物。卡彭特討論了個人意識、群體意識、物理介質、善與惡的神學問題之間的深奧關聯，礙於篇幅這裡不再贅述；卡彭特那簡短而精明的洞見所隱含的深刻且深遠的危險含義，才是我們要留待給讀者的問題。
不過，卡彭特對於遺傳關係與柏拉圖的回憶說（αναμνησις）的臆想卻提供了一絲線索，因為他猜測假使確實有一個萬有自我和很多自我，那麼出現“群體”自我或“種族記憶”這種事似乎也不無可能，他更明確表示這應該就是古代諸神的實際“科學”依據（註50）。如果卡彭特事前有知，那他或許會直接借用卡爾・榮格的“原型”概念。無論如何，與其他烏拉尼亞哲學家不同，卡彭特還將他對柏拉圖式的人類“墮落”觀的理解與人類遺傳學現象聯繫了起來，他認為雌雄同體也是一種遺傳記憶（註51）。正如我們不久後就會看到，他在這一點上似乎頗有先見之明。此外，在另一項相當犀利的觀察中，卡彭特還注意到如果說人的意識是他身上各個細胞的綜合作用現象，那麼反過來說或許也存在一種作用於所有層面的群體遺傳意識——而不是僅僅在太初分化的水平上——意識是非局域性的（註52）。
在談及個人遺傳與群體記憶的時候，卡彭特所推演的想法其實與一位名叫達爾文的人有關，但不是查爾斯・達爾文，而是他的祖父伊拉斯謨斯・達爾文，老達爾文深深擄獲了從雪萊、烏拉尼亞人甚至是王爾德等煉金術－文學哲學家的想像力。
2. 伊拉斯謨斯・達爾文，《自然神殿》與分化的演化演算法
伊拉斯謨斯・達爾文就跟雪萊、王爾德一樣，深信詩歌和文學其實都是一種志在最終改造人類的煉金術手段。與雪萊相同，他也知道科學距離發現“自然選擇的演算法”只剩下一步之遙，並以一首深奧而冗長的詩闡述了這種世界觀，這就是《自然神殿或社會的起源》（The Temple of Nature or the Origin of Society），它還有一個副標題：〈一首附有哲學註解的詩〉。這是一篇相當令人興奮、陶醉有些神秘的作品，因為它結合了古代秘儀隱喻，並以當時的科學為基礎對它們進行了闡釋。
如同雪萊、王爾德和卡彭特，他的觀點可謂是對往後的秘儀學者的先見之明。舉例來說，我們來看看這些關於護身符跟埃及象形文字魔力的字句：
“無數隧道通往無數大廳，
神聖的符號在牆上擁堵，
舊日的粗糙筆跡刻寫下，
古往今來的技藝與帝國。”
（註53）
一個人如果事先不知道，那他或許會以為自己是在閱讀20世紀的“非主流埃及學家”勒內・德・盧比茨（Rene Schwaller DeLubicz）的思想，只不過不是用藝術和詩歌這種簡潔的方式來表達：
“象形文字擁有希伯來文所不能媲美的圖像優勢，既不會造成任何歧義，又能清楚表明每個符號的特質與功能。
卡巴拉的寫作一向謹小慎微，不過其仍會通過強調主旨、不用固定概念來表達的方式留下線索。這種寫作總是採用一詞多義的形式，使平鋪直述的字句化為捕捉思想的鉤子...”（註54）。
出於我們的目的，還必須指出的是達爾文相信希臘神秘學派實際上起源於埃及（註55），這一點反映出他對秘儀傳統非常熟悉，而且這一觀點是直到近來才在現代重新復甦。
因此，達爾文接著談論起拓撲隱喻也就一點都不讓人感到意外，他完整地提到了它的第一次分化或“創始事件”（註56），從星辰的誕生開始：
“時間自此誕生，形成混沌之火
耀眼光球升起，形成環狀世界
每顆太陽的爆發造就每顆地球，
第二顆行星緊接著第一顆出現。
然後，在海洋方才跟著孕育時，
後浪推前浪，襲捲無人的大地
溫暖陽光庇蔭原始年久的洞穴
海浪之下，有機生命愈發醒目。”
（註57）
這與現代的宇宙物理學相當契合。不過，對達爾文來說，這些在日後走入科學意識的原始演化論觀念其實與煉金術存在著隱晦的聯繫，正如他馬上繼續指出：“化學溶解迸發最初的熱，賦予物質它怪僻的翅膀，”（註58）這似乎是在暗示用來製造賢者之石的煉金術嬗變之火。事實上，如果仔細閱讀達爾文就會發現，他非常堅持所有的物質都起源於“神”，而後者是真正在不斷嬗變、創造信息的賢者之石。所有這一切都屬於一個持續不懈、自動自發的分化與煉金術式“處女分娩”過程：
“因此，無父無母的自發分娩
為塵土帶來了最原初的生氣：
植物或昆蟲在自然子宮悠游
有孔洞、會呼吸的便齊全了。”
（註59）
但是，這與埃及和拓撲隱喻有何干？達爾文的答案藏在串聯起埃及、煉金術以及分化概念的那些令人嘆為觀止又優美無比的字句中：
“往昔知識被悉數記錄在
凌亂字彙的字母音節中；
化學記憶，被幅幅圖像
以象形文字的方式顯明；
眾星閃爍，點綴了天球
化成獅子、公牛和野熊；
埃及的粗糙線條解釋了，
來自無處的年輕戴奧妮；
生息的自然！幸福之源！
來自不見底深淵的美人！
昇華於混沌，女神站起
對滔天的洪水嫣然一笑；
相煎的元素遂重歸於好
佩服崇拜，年輕的倩影。”
（註60）
請注意，達爾文忠實地強調了隱喻的另一個面向，亦即它的雙重/而且本質，其既可用神學方式，也可用無神論方式來解釋，因為無論是“混沌”還是“不見底深淵”都是衍生自原始的虛無。就這一點而言，達爾文可以說是預見了現代的非平衡熱力學跟混沌理論，後者主張一個混沌系統具有“自組織”（self-organize）的性質。換言之，達爾文認為埃及的“化學”，也就是“煉金術技藝”背後其實曾經有過複雜的物理學基礎，而且他對隱喻的雙重/而且辯證法亦有極為透徹的理解。
達爾文還以一種微妙的方式重述了人是微觀世界的學說，他指出人是分化過程的最終結果，並且在某種意義上與萬有一切聯繫在一起：
“主宰禽獸，跋扈的人類
以語言、理性與自省為傲
豎著眉頭，輕視泥皮草地
自恃是按上帝的形象所生
孕育自形式與感官的雛形，
一個胚胎，或微觀之原點。”
（註61）
達爾文把所有這一切都視為一個永無止盡的煉金術分化過程：
“塵土反覆收縮，形式可鑒
生命的勝利，多虧化學變化。”
（註62）
儘管此處的化學或許意謂的是標準科學意義上的“化學”（達爾文也的確有以這個意思使用該術語），但隨著達爾文開始談論起人的陽性煉金術性意味雌雄同體，秘儀傳統對他的詩文的影響便不再有疑義：
“生命，隨著時間而消逝
離開冰冷身體，緩緩分解
生命的造化
始於性別未明的開始
嫩芽上有新的蟲子和球莖
樹枝延展，根莖突出
來自父親一邊的腺體
新生形式的生命日趨成長；
從父輩之莖幹延伸的枝條
像羽毛、頭髮、犄角一般。”
（註63）
簡而言之，達爾文在這裡重申了古老秘儀傳統中的那股男性、陽性化的分化創造力。
在他後面的詩中，這一“陽性雌雄同體”分化成了兩種性別（註64）。達爾文甚至在他的註解中，把這種認為人類最初是以“陽性雌雄同體”之身被創造的拉比傳統觀念歸功於埃及（註65）。他就記載了人類創造過程的《創世紀》評論說：
“...摩西曾與埃及的魔法師或哲學家一起受教育；據說夏娃是以亞當的肋骨所造，這可能是埃及哲學家編造的形象故事，其中闡明了他們的觀點，即人類原本是兩性同體，是直到後來才分成男性和女性；後來的柏拉圖跟亞里斯多德都秉持這一想法，想必這是產生自對動物的原始生命狀態的深刻探究。”（註66）
但是，這些畢竟都是19世紀初的“煉金術科學”、雪萊的《科學怪人》和達爾文的《自然神殿》的見解。那麼，當代遺傳學對此是否有話要說？
C. 行為科學的證實或篡改？
事實證明，它的確在這個問題上有很多話可說，而且這似乎足以印證古代隱喻的諸多方面，同時也戳穿其它ㄧ些。比如說，牛津遺傳學家布萊恩・塞克斯（Brian Sykes）就對我們一直在討論的“胚胎雌雄同體”發表過評論：
“在性別開始成型的最初幾個星期，注定要成男性和注定要成為女性的人類胚胎其實還不會有多少區別。當然，我們知道其中一者擁有兩個X染色體，另一者擁有C跟Y染熱體，但是除非透過基因測試，否則在這一階段很難區別它們的不同。它們都有一對男女通用的性腺和兩組原始管組織，是為沃爾夫與穆勒氏管，這是以它們的發現者的名字來命名。等到妊娠的第七個星期，男性Y染色體中的主導基因會開始作用——不過只有幾個小時。根據性別基因精準構建的SRY蛋白從產腺剝離，轉而去激活其它染色體的基因。這些基因會觸發一系列遺傳傳遞，然後在這些二次激活基因的影響下，原本男女通用的性腺漸漸發育成睪丸，睪丸則在不久後產生兩種不同的激素，其中一種是抗穆勒激素或簡稱為AMH，它會有效地破壞穆勒氏管。
胚胎睪丸產生的另一種激素便是眾所週知的睪酮素。在男性胚胎的早期發育階段，睪酮素會阻止另一個系統或原始管道，即沃爾夫氏管被像在女性身上那樣摧毀。
隨著時間流逝，穆勒氏管逐漸消失，沃爾夫氏管則開始膨脹成為男性性器官的構造——前列腺與精囊，以及連接它們的輸精管。最後，一些睪酮素會被轉化成更活力四射的激素——亦即二氫睪酮——並且策動外生殖器的發育。組織皺褶包圍尿道，形成陰莖，附近的其它組織則腫脹並聚合成陰囊，讓睪丸最終安好就位。”（註66）
說得清楚些，現代遺傳學其實是以一種意義深遠的方式篡改了古老的隱喻，因為人類胚胎發育的“默認”原貌如今反而被認為是女性而非男性（註67）。不過，這卻也是在以另一種意義重大的方式來證實古老的隱喻，由於發育過程若缺乏Y染色體那就會朝著雌性路線進行，因此男性現在被認為是分化過程的“特殊衍生物”。這不禁讓我們回想起一件事，根據古美索不達米亞傳說，“諸神”正是利用一位原始人類“女性”捐卵者與一位男性“神祇”捐精者進行基因工程改造了人類（註68）。
但是，最令人震驚的是遺傳學研究實際上證實了19世紀的烏拉尼亞人的直覺，也就是大多數人的確與同性戀者有明顯的遺傳和神經生理學差異。布萊恩・塞克斯將其總結如下：
“探討性向的生物學基礎的科學論文是激烈辯論的戰場。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們的焦點都圍繞著這麼一個概念，就像男性是在睪酮素的影響下而從胚胎開始偏離女性發育，因此男性大腦的發育也是一種對女性模式的偏移。依此類推，男同性戀也可以被解釋成是過渡到男性模式的過程中出了差錯的結果。男性和女性的大腦結構其實出奇地相似，即使他們的行為與思考方式完全不同，而且只有在經過大量的詳細比較之後才能夠真的確定兩者之間的任何差異。其中一個差異存在於下丘腦內，其更正式的叫法是‘終紋床核中央分區’，簡稱BST。要解釋這是什麼恐怕需要耗費一整個章節，但在這裡我們只需要知道男性的BST比女性的BST大兩倍半，它本身含有很多性激素受體，並且連接著大腦的另一處，即小小的杏仁核。杏仁核就像是大腦的十字路口，是神經通路互相連結的樞紐，也是我們諸多情緒的孕育處。BST似乎與性別認同跟性向存在某種關聯，來自阿姆斯特丹的一個荷蘭科學家團隊檢查了六名男性變性者的大腦，這些男性從童年開始就一直強烈地認為自己生錯了性別。該荷蘭團隊發現，他們的BST無論在大小或結構上均與女性而非男性更為接近。”（註69）
換句話說，有些人認為，不管出於何種原因，男性更多著重於性腺發育，女性則著重於神經生理發育。遺傳學似乎正在印證一句古老的諺語，即同性戀者確實“接線的方式不同”（wired differently），而且他們的性向從來都不是後天選擇。
當然，誠如塞克斯指出，這並非斬釘截鐵，我們也得強調雖然遺傳學提供了倫理上的線索，但還不是倫理上的解答，可以設想廣泛的文化氛圍會迫使遺傳學家得出結論認為，這些發育結果屬於“異變”，因而是需要“遺傳療法”來對症的“問題”。如同我們會在不久後看見，宗教——尤其是耶和華教——又在這時來摻了一腳。
現在我們要回到對隱喻的另一種重新思考，我們曾在《眾神的網格》中提到這一點（註70）：為什麼在如此眾多的古代體系中，男性或陽性總是跟分化，而女性或陰性總是跟同一與合一相關聯？如今答案應該已經很顯而易見，因為隱喻最初是紮根於科學文化，從生物學上可以知道，男性的確與我們所有人類都應該很熟悉的原始分化息息相關：性別分化，而“女性”在其中扮演的是“默認”的原樣。
所以，這就有了隱喻的深刻性與複雜性，而且我們推測這麼多的文化之所以都認為原始雌雄同體是陽性雌雄同體——及其即使經過時間長河仍歷久不衰——都能隨著科學進步被逐一驗證，使得隱喻顯得越來越有道理。
例如，最初的未分化∅代表最真實或曰“純粹”的雌雄同體，也許以其無止盡的同一性而言是陰性多於陽性，但它仍然是陽性，因為它可以將自己分化成∅x和∅y。即使如此，它依然是雌雄同體，並繼續保有陰性性質，畢竟它只不過是在持續自我複製。古老的先進文化選擇以男性來代表這種雙重/而且性質，因為男性實際上承載了兩性。“女性”是“默認”的設置，只能秉持同一性複製∅，它需要特殊的演算編程才能夠產生男性、產生分化。於是就有了最初的分化，∅x和∅y基本上就是雌雄同體，因為它們既是分化的男性（“x”與“y”）也是同一的女性（∅）。
至此，我們已有了一個大致的基礎可以來理解，為什麼即使在一些鮮為人知的猶太教跟基督教神秘主義傳統中，ㄧ些注釋者仍舊相信性別之分是預先規劃好或墮落所造成的結果，為了使人墮落，原來的整體人——分化的人（亞當，男性）與未分化的本質（夏娃，女性）——都必須跌下去。說得更直白些，當“x”和“y”不再代表雌雄同體的不同面向，而是真的成了兩性象徵的時候，墮落便實現了。
因此，縱使我們還遠不到宣稱現代科學已經證實了古老的雌雄同體隱喻，但我們確實認為，這在神秘主義者看來就是如此。但是在我們開始探討如此深奧的傳統是如何在猶太－基督教傳統中倖存下來之前，有必要得先來簡單地認識一下薩滿教。
D. 薩滿教、藥物、DNA和雌雄同體
傑里米・納比（Jeremy Narby）是一位人類學家，他打算研究南美洲原住民部落的薩滿教文化對致幻劑的使用情況，沒想到結果卻令他大吃一驚。如同其他許多進行這類研究的人，令納比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這些文化縱然極其原始，卻又毫無疑問掌握了非常高等的知識。納比這麼表達了他的困惑：
“我在研究阿莎尼卡人（Ashaninca）的生態學時碰到的一大謎題便是，這群極為務實且率直的人們幾乎一直是離群居所在亞馬遜叢林，可是他們卻堅持自己豐沛的植物學知識該歸功於植物引起的幻象。這怎麼可能是真的？
由於亞馬遜原住民擁有的植物學知識長久以來都令科學家感到由衷吃驚，使得這個謎題更顯迷人。死藤水的化學成分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亞馬遜薩滿使用死藤水已有數千年歷史。其釀造需要用上兩種植物，必須一起熬煮數個小時。第一種植物包含了一種致幻物質，二甲基色胺，這似乎也是人腦的分泌物；但這種致幻劑在吞嚥時不會起效用，因為另一種胃蛋白酶會阻止它。然而，第二種植物則含有多種物質，可以使這種精確的胃酶失靈，從而使致幻劑傳達至大腦。如此複雜的配方曾讓20世紀的最著名的理查・舒爾茲（Richard Evens Schultes）發表了這樣的評論：‘人們不禁好奇，原始社會的人們不瞭解化學或生理學，卻如何能夠找到透過單胺氧化酶抑制劑來激活生物鹼的方法。這該歸功於純粹的實驗，也許不是。這些例子實在不勝枚舉，隨著將來的研究可能還會變得更多。’
所以，這些沒有電子顯微鏡的人可以從大約八萬種亞馬遜植物特產中找出含有致幻腦激素的灌木叢葉子，並將它們與藤蔓混用，後者的物質可以使消化道的酶失效，以使致幻作用不會被阻止。而且他們這麼做顯然是為了體驗意識轉變。
他們彷彿瞭解植物的分子特性以及如何把它們結合在一起的技巧，當被問及他們為何知道這些的時候，他們卻又說他們的知識是直接得自致幻植物。”（註71）
納比於是決定親自嘗試這些藥草，因為薩滿總是報告說他們看見了蛇、旋轉的階梯和其它許多奇怪的異象。
他在阿莎尼卡薩滿的指導下嘗試藥草，這使他得出了大概會令愛德華・卡彭特和一些現代超人類主義者相當欣喜的結論：
“我的調查促使我提出如下合理假設：在他們接觸異象的過程中，薩滿的意識直接下降到了分子水平，據此獲得了被他們稱為‘生命本質’或‘精神’的DNA相關信息。正是在這裡，他們看到了雙股螺旋、扭曲的梯子和染色體的形狀。幾千年來，薩滿文化深知這樣的生命原則對所有生物都適用，且其形狀就像兩條互相纏繞的蛇（或藤蔓、繩索、梯子）...生物的形象在這些文化的神話中非常活靈活現。”（註72）
換言之，像雙蛇杖、纏繞的蛇、通往天國的梯子這些古老形象，其實都是所有生命都有的DNA雙股螺旋結構的科學編碼（註73）。
但更重要的是，納比暗示通過藥理機制，薩滿將自己的意識與身體細胞的基本意識整合在了一起，這又是我們先前與卡彭特一起碰過的雙重/而且辯證法的一個例子。舉其中一種纏繞雙蛇的形象為例，在德沙那人（Desana）的薩滿文化中，這兩條蛇象徵“男女原則、母親和父親的形象、水與土...簡言之，它們代表了二元對立，其必須被加以克服，如此一來才能實現個人意識的徹悟和整合。”（註74）當然，這樣的重新整合就是一種雌雄同體行為。
對於納比來說，這些古老文化所表現出的先進科學聯繫還會變得更加離奇，因為他自己提到，相隔半個世界之遙的澳洲原住民也講述了與亞馬遜印第安人如出一撤的故事，而且這裡出現的形象更令人瞠目結舌：
“接下來是澳洲原住民，他們相信生命的誕生是‘代表宇宙生命力的彩虹蛇’的傑作，而石英就是祂的象徵。巧的是，哥倫比亞的亞馬遜德沙那人也將生命的創造者，宇宙巨蟒跟石英關聯在一起...
與其他民族分隔將近四萬年的澳洲原住民究竟是如何跟喜愛死藤水的亞馬遜人一樣，都傳頌著生命是被一條與石英有關的宇宙之蛇創造的故事？”（註75）
為什麼所有這一切都和晶體有關，簡直就像是又在暗示“礦物人”的煉金術概念？
納比繼續探究了“生物光子”（biophotons）現象，這是活體細胞中微微發光的小光子，並且得到了另一個驚人發現：
“就在我查閱生物光子的文獻的時候，有一件事令我大為震驚。幾乎所有用於測量生物光子的實驗都會用上石英。早在1923年，亞歷山大・古維奇（Alexander Gurvich）就注意到被石英屏幕隔開的細胞會互相影響繁殖過程，金屬屏幕卻不會造成這種結果。他推斷細胞會發出能用於互相交流的電磁波。經過半個多世紀後誕生了一種可以測量這種超微弱輻射的‘光電倍增管’：該設備的容器當然也是以石英製成。”（註76）
在提到其在各種薩滿教文化的儀式中扮演著何等重要角色後（註77），納比繼續指出，DNA本身其實就是一種非週期性晶體（aperiodic crystal）：
“DNA的四個鹼基都是六邊形（與石英相同），只是形狀略有不同。當它們彼此堆疊在一起，就形成了扭曲的梯子形狀，這時它們是按照遺傳內文的順序進行排列。因此，DNA雙股螺旋具有稍微不規則或非週期性的結構。不過，構成三分之一基因組的重複序列卻不是這樣，這些序列中的DNA按照原子規則排列，形成週期性晶體（periodic crystal）——並且類似於石英，可以盡可能吸收光子。重複序列的長度變化...有助於拾取不同的頻率，從而構成部分‘垃圾’DNA可能的新功能。”（註78）
也就是說，晶體和生命的確存在著直接類比，其中尤以石英為最，這為確證古代“煉金術礦物”人的隱喻又打開了一扇窗口，而且這或許也能解釋為什麼全世界如此之多的文化都喜歡用內含無數石英的石材來興建金字塔。
如此奇怪又古老的意象使納比提出了一個驚世震俗的假設，我們要在這裡加以引用，以闡明其含義：
“...我確實知道，DNA是一種非週期性經體，它可以有效捕獲和傳輸電子，並且還會發出目前處於測量極限的超微弱光子（亦即電磁波）——這比其它任何活質都還更為重要。這讓我想到了一種潛在的傳播可能：以生命DNA為基礎的全球網絡。”（註79）
換言之，從某種角度來說，生物光子能量代表了人類、植物和動物DNA在地球上的總和，它充當著巨大的信號發送器/接收器，也即意識與物理介質之間的終極“介面”，同時這或許也為卡彭特揣測的“群體意識”乘數效應提供了科學依據。
在此關頭，值得注意的是卡彭特曾指出，在北美的“原始”印第安文化中，雙性人會被稱作“半男半女的人”（註80），而且基於這些文化對原始雌雄同體的看法，這些人不只不會受到排斥，反而還受人尊敬。
因此，對於這些原始文化而言，蛇的形象同時象徵著生命與雌雄同體（註81），而毫不令人訝異地，正是耶和華教顛覆並推翻了形象舊有的象徵意義：
“...（約瑟夫）坎伯討論了宇宙之蛇在世界神話中的兩個關鍵轉捩點。第一次是發生在‘公元前一千年鐵器時代的希伯來人父權制，新石器時代和青銅器時代的文明所採用的神話...在這時被倒轉過來，結果使之變成了一個與原來完全相反的立場。’
人們可以從《聖經》頭一卷書講述的猶太－基督教開天闢地故事中找到很多世間創世神話的共同元素，比如蛇、樹木以及交纏；但是，‘在《創世紀》成書以前的黎凡特至少受到了七千年崇拜’的那條蛇在這裡卻扮演了小人的角色。代表造物主的耶和華更是打敗了‘宇宙之海的蛇妖利維坦’。
...就這一點，我自己註記道：‘這些父權且專制的男神從自然的角度而言是不完整的。DNA就像那條宇宙之蛇，既非男性亦非女性，即使牠的造物是其中之一或兩者皆是。希臘的大地女神蓋亞和宙斯一樣不完整。她與他同樣是理性凝視下的結果，理性的凝視在思考開始之前就已分離，所以無法把握住這一重要原則的雌雄同體兼雙重本質。’”（註82）
不足為怪的是，近來對遺傳學和神經生理學研究最強烈的ㄧ些反對意見是來自耶和華教傳統，現在我們就要轉過頭來考慮這些最終因素。
E. 異議：宗教與耶和華教
彼得・瓊斯博士（Dr. Peter R. Jones）在網路上發表過一篇長篇文章，其中展露了福音派基督徒對這些發展可以想見的反應：
“...擺在篤信《聖經》的學者面前的，已不僅僅是迫切需要對一種不幸的道德畸變進行學術上的道德反擊。同性戀運動在當代的出現凸顯了我們正生活在一個特異的時代，異教徒的靈性正在歷經廣受歡迎的復興，這甚至波及了《聖經》，索多瑪與蛾摩拉一直是異教徒推崇的對象，也是最終的道德崩潰和末世論神聖審判的象徵。我們需要的是從靈性、宗教甚至是末世論的角度來對待這個問題，而非只是將其視為可悲的社會敗壞或一時的風尚，而是應該把它看作是一種正在崛起、包羅萬象的與基督教分庭抗禮的宗教世界觀。”（註83）
瓊斯在他的文章中將這些影響追溯回古代基督教諾斯底主義和中世紀的煉金術：
“在基督教教會的第二至第三世紀後期，諾斯底教被他們的對手指控暗地舉行涉及肉慾知識的神秘慶祝活動。這樣的指控是可信的，因為‘基督教’諾斯底主義就是試圖使異教的靈性被基督教化的嘗試，其中出現了某種雌雄同體的意象。希坡律陀（Hippolytus，公元170－236）曾記述說，其中一個諾斯底教派，崇拜蛇（希伯來語Naas）的納塞尼派（Naasenes）尤其熱衷於舉辦有關偉大之母（Great Mother）的奧祕的秘密儀式，以求‘頓悟宇宙的奧祕’。
就好比現代的綜合主義者總是喜歡同時涉足各種宗教，諾斯底教徒相信宗教真理可以從不止一處找到，所以他們也可以接受異教徒的靈性。最無可辯駁的證詞出自愛任紐（Irenaeus），他說過：‘他們準備了一間洞房，並開始慶祝奧祕。’《馬可秘密福音》（Secret Gospel of Mark）可能暗示了同性戀。至少，《多馬福音》（Gospel of Thomas）的最後114節似乎也提到了靈性意義上的雌雄同體。所有這些在在證明伯克哈特（Burkhart）的判斷不假，即‘某些諾斯底教派可能在實踐某種神秘啟蒙儀式，模仿甚至超越了異教徒...’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諾斯底主義的遠古形式，亦即赫耳墨斯主義其實一直有被傳承下來並通過煉金術的神秘靈性學說影響了中世紀的西方。作為靈知（Gnosis）的埃及變體，赫耳墨斯被看作是神聖的詮釋者，他握有的秘密能使人洞悉現實的各個層面，從而令深奧的蛻變得已可能。那些靈性煉金術士便成了‘知道秘密’的啟蒙者，他們就像古時候的諾斯底教徒一樣‘知理’。一如赫耳墨斯，墨丘利在煉金術中常被理解是一位神聖的‘他者’，他會透過影響不同對立面的衝突來改變事物。雖然沒有明確提倡性敗壞，但對立面的融合或結合往往被形容是hieros gamos，即神聖婚姻，其果實又被稱為‘賢者之石’。這顆果實有時又被叫做‘成果之子’，它被呈現在了赫耳墨斯的雌雄同體身上，俗稱‘合二為一’（Two-in-One）。我們在這裡所面對的是一種非常靈性化、伊利亞德（Eliade）所稱之為的‘儀式雌雄同體’。”（註84）
____________________
*其為學者莫頓・史密斯（Morton Smith）發現基督教早期教父革利免的書信抄本提及《馬可福音》有未被公開的秘密教誨，內容涉及耶穌向一位赤裸身體的少年傳授天國的奧祕——譯註
但是，我們要斗膽直言，這種對待早期基督教傳統的態度其實很不恰當，因為原始雌雄同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猶太教拉比傳統和基督教教父傳統的一部分。
舉例來說，著名的基督教聖人懺悔者馬克西姆（Maximus the Confessor，約580－622）曾就基督徒如何與基督達到合一寫道，男女之分在這時便被“神秘地消除了”（註85），在《加拉太書》3:28中，兩性的合一被認為是“救贖的主要標誌”（註86），因為在基督裡“並不分猶太人、希臘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也就是說，雌雄同體現在變得更微妙了。
然而，早期基督教的儀式語言卻也可能引起很多共鳴，因為它顯然與特定神話有關。被以衣著來象徵的“新人”代表“按著造物主的形象被翻新”的人（《歌羅西書》3:10；《以弗所書》4:24）。《創世紀》1:26-28的暗示亦十分明確；同樣的，如我們在前面所說，《加拉太書》3:28包含了與《創世紀》1:27的“男與女”相近的含義，而且它還表明基督徒的教禮實際上是對《創世紀》2:21-22的反轉。隨著上帝的形象恢復如初，人似乎就不會再有分裂——甚至連男女這一最根本的劃分都不復存在（註87）。
《創世紀》1:26-27和2:21-22特別值得矚目。在拉比傳統中，《巴比倫塔木德》版本的1:27這節經文是“祂創造了一位擁有女性部分的男性”（註88），《巴勒斯坦塔木德》則是“他們創造了一位擁有女性部分的男性”。這些字句也反映在了《七十士譯本》對《舊約》的翻譯中，其中出現的“他們”一樣是陽性。
深受懺悔者馬克西姆影響的公元9世紀的基督教哲學家，約翰內斯・司各特・愛留根納（John Scotus Eriugena，815－877）在深思熟慮過這一傳統後評論說：
“《聖經》對此並非一語不發：事實很明確，人的本質在墮落之前曾經是很純粹的，但在那之後就迅速裂解成兩種性別，所以才出現了‘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為自己編做裙子’的情形...”（註89）
換句話說，耶和華教似乎具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精神分裂症，這也體現在了原始與末世論雌雄同體之間的拉鋸，以及對其當代“再現”的鞭撻、駁斥或打壓上。
耶和華在《出埃及記》裡向摩西宣示的奇怪神學最能夠說明這種精神分裂症，其中的“煉金術性意味”幾乎無法被忽視：“耶和華說：我要顯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經過，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誰就恩待誰；要憐憫誰就憐憫誰；又說：你不能看見我的面，因為人見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華說：看哪，在我這裡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榮耀經過的時候，我必將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過去，然後我要將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見我的背，卻不得見我的面。”（註90）
摩西站在磐石穴中，耶和華則露出祂的背，這裡的性意象恐怕是我們在本書所見過最令人不安的怪異意象之一，因為如果將耶和華視為純然的男性實體，那麼此處所暗示的道德含義著實讓人不知該如何是好。問題是，耶和華真的應該被這麼認知嗎？再一次的，身為烏拉尼亞人的愛德華・卡彭特提起了一件鮮為人知卻隱藏在眾目睽睽之下的事實，那就是在希伯來文中，被猶太教和某些基督教新教認為神聖不可褻瀆的“組成耶和華這個名字的兩個字，其實暗指了男女創生的原初觀念，因為希伯來文的Job（J）有陰莖之意，而Hovah就是夏娃，眾生之母，或曰大地與自然的精萃。”（註91）換言之，耶和華的名字從象徵主義的角度來說就是在寓意雌雄同體。我們認為，這種精神分裂症說到底還是出於這個宗教的本質，一方面它標榜自己是“絕對的道德”；另一方面它的聖典卻又到處都是強烈的雌雄同體意象，事實上這些意象更是直接被用來描繪終極末世論狀態下，經過嬗變的人所變成的那種“既非男又非女”的模樣。
這一切的道理究竟是什麼？
我們相信，現代科學——至少就生物學而言——已經足以證明最奇怪的那個煉金術意象，即雌雄同體確實擁有現實依據，這個現實依據說明它起源於上古時代，並且是高度複雜的科學文化的成果。
但是，以人是微觀世界而宇宙是宏觀世界這一角度來說，這個意象是否還有更深層的含義？除了生物學之外，這個古代隱喻的底下是不是還潛藏著某種物理學基礎？請好好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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