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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DAVID J. MOORE
2017年12月，《紐約時報》發佈了兩段關於UAP，亦即“不明空中現象”（unidentified aerial phenomeno）的錄像，這是我們大多數人常說的UFO或飛碟的正式稱呼。這兩段錄像都已在Youtube和各種新聞媒體上廣泛流傳，錄像本身來自於一架F-18戰鬥機的開火鏡頭，而它鎖定的對象則是一個神秘的圓盤狀物體。
單色的追蹤螢幕顯示出這個身分不明的“飛行器”正在以現有技術不可能實現的速度飛行，甚至連飛行員本人都是驚呼聲連連。也許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美國海軍沒有否認畫面的真實性，更沒有直接將其斥為惡作劇或誤認。這為許多專業的懷疑論者和騙局揭穿者帶來了非常棘手的難題，那些死心塌地的堅信論者則為這些錄像歡欣鼓舞，並且認為這是向世人全面披露UFO與外星人存在的第一步。
我們其餘人等仍依舊對眼前難以解釋的謎團感到百思不得其解，但也許這個謎團本來就根本無法回答也說不定。如今有一個真正的謎團就擺在我們眼前，而且沒有任何跡象顯示解答能夠很快呼之欲出。
身兼哲學家與記者的丹尼爾・平奇貝克（Daniel Pinchbeck）認為，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錄像使UFO現象從邊緣地帶一躍登上了公眾視線的焦點。平奇貝克在他的新書《神秘控制系統》（The Occult Control System，2019）中嘗試以心理與精神角度來探討UFO之謎。他主張UFO現象從根本上來說“無法表述也無法理解”，但是如果我們想要理解它並消除其帶給我們的“隱隱的危機感”的話，我們就必須首先定義一個“能夠賦予這個現象以輪廓與連貫性的概念模型”。
在《紐約時報》和其它多方議論的推波助瀾下，人們已經重新燃起了對UFO的興趣，因此現在似乎正是時候來重新思考這個困擾著我們的天空與心靈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謎團。那麼，我們該從何處開始呢？
謎團的開始
自從肯尼斯・阿諾德（Kenneth Arnold）在1947年飛過美國西北部的雷尼爾山時撞見九個閃閃發光的圓盤狀物體、標誌著整個謎團開始“正式”拉開序幕的著名遭遇以來，神秘的UFO現象已經以驚人的速度持續增加與擴展。現在與此相關的主題包括了麥田圈、外星植入物與外星人綁架、基因實驗以及超感官知覺現象。毫無疑問，UFO的存在始終是一個令人大惑不解的問題，它猶如締造了一個真空的空間，可供人們將自己的好奇、揣測甚至更多是恐懼和妄想投射進去。
家喻戶曉的瑞士心理學家卡爾・榮格在他1959年出版的《飛碟》（Flying Saucers）中率先提出了觀點認為由於其所帶來的經驗過於莫名其妙，UFO現象“難以（被心智）直接理解，而是只能用間接的方式呈現自己”，這就導致“產生了各種出乎意料且顯然無法解釋的主張、信念、幻覺和異象。”UFO現象已經在人類的意識中佔有了一席之地，它就像是我們的集體潛意識之鏡上的一道裂縫。
人的意識及其象徵
“人的意識不是一成不變的，”哲學家傑里米・奈德勒（Jeremy Naydler）如是說。我們還可以補充說，UFO現象同樣也不會一成不變。當這兩者交織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就獲得了一個得天獨厚的機遇去一窺我們的演化潛力，而且這不只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調查與梳理這個現象，而是還包括更加深入我們內在最深處的機會。
經過對“外星人綁架”經驗十多年的研究，哈佛心理學家約翰・梅克（John E. Mack）發現這種非常嚇人又往往十分痛苦的遭遇經常促使目擊者和經歷者由此認識到一個他們前所未見的“象徵與原型（archetypes）世界，其已經遠遠超出了日常心理和物質現實的層面。”換句話說，UFO現象或外星人綁架經驗會引發人類意識的深刻轉變，它似乎與原住民的薩滿教或基督教和印度神秘主義中的異象經驗，而不是我們的唯物主義科學世界觀有更多共通點。
在他的最後一本書《宇宙通行證》（Passport to the Cosmos，1999）中，梅克採訪了一位化名“蘇”（Sue）的UFO目擊與外星人綁架受害者。據她說，不管藏身在這些背後的智慧究竟是什麼，它顯然是在刻意利用我們的文化符號來引起我們的注意（或掩飾自己的身份），並誘導我們去檢驗自己的成見與意識。
她認為存在著一種“宇宙符號”，也就是榮格所說的集體潛意識，其中有些符號適合特定的文明，它們反映了“彼時人類意識中最相應的一切”。她說，所以一個科學家可能會覺得UFO及其上的實體正在進行某種巨大的實驗，其中涉及了我們的生物構成和身體，而一個宗教人士卻可能會認為他們是肩負靈性使命的天使。
與UFO息息相關的“綁架”現象可以說是我們最私密的經驗，也是我們距離破解UFO現象所代表的深層象徵含義和心理本質的最近契機。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直接與人類的意識相關的現象。
根據報導，這些綁架事件通常都具有超真實（ultra-real）的色彩，但很矛盾的是，它們卻也表現出了完全違背我們對時間、空間甚至是意義（meaning）的理解的“高度怪異性”。另外，不明飛行物學者雅克・瓦萊（Jacques Vallee）也注意到了北歐精靈傳說與UFO/外星人綁架現象的顯著相似之處。兩者都包括了奇怪的光點、“消失的時間”還有被像外星人一樣的實體帶去陌生的世界，參與非常古怪且莫名其妙的行為，譬如協助創造一個全新的人類－精靈混血種族。
UFO和宇宙的個體化
隨著我們愈發深入鑽研起意識的奧祕，匪夷所思、被壓抑、有違常理、超現實與屬於神話的事物也會愈來愈與我們如影隨形。現在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全新的現實，構築這個現實的則是無數甚至還不清楚究竟存不存在於我們的尋常意識之中的未知實體。意識似乎是一切的根本與基礎。正如不可思議又考驗腦筋的量子力學世界所證明得一樣，意識的存在彷彿是直接關乎著現實本身的基礎。
量子力學之父兼諾貝爾獎得主馬克斯・普朗克曾在1931年說過這麼一番話：“我認為意識是根本所在。我相信是意識創造了物質，我們沒有人能先於意識存在。不管我們談論什麼或是堅信什麼，這一切全都需要先有意識的存在。”
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們的心智只是更大現實的一部分，這就是所謂的“參與意識”（participation consciousness）。我們不僅可以簡單地通過觀察來影響所有物質的亞原子基底——這已被觀察者效應證實，也就是粒子是在被觀察時才會變成粒子（技術上稱為波函數崩塌）——我們其實也參與影響了我們文化中的意象和原型，這便是榮格所說的“集體潛意識”。
集體潛意識本質上是一部以人類意識為基礎的神話製造機，它既塑造、報知也刺激人類的集體心智發展。如同我們所見，它似乎也與其它現實及其各自的“實體”和獨立智慧體有著相互滲透的關係。透過夢境、異象、神秘經驗甚至是外星人“綁架”，這些意識模式就像是提供了我們一把瞭望存在於我們日常現實中豐富多彩的內心世界的望遠鏡。
荷蘭電腦科學家與哲學家貝爾納多・卡斯特魯普（Bernardo Kastrup）在他令人拍案叫絕的著作《荒誕的意義》（Meaning in Absurdity）中提出了一個令人興奮的理論，其彌合了奧妙的量子力學世界與人類意識深處的更深現實之間的鴻溝：
“既然現實是心靈的反映，也就是它所經驗的過程，那麼我們就必須面對一個驚人的結論：自然界本身勢必也要有某種‘宇宙個體化’（cosmological individuation），無意識的無數元現實（meta-realities）正是通過這個過程而逐漸從意識中浮現出來，並被化為共識產生出一個元現實。”
卡斯特魯普認為，UFO是我們的文化神話創造過程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同時也是我們“宇宙個體化”或不可缺的工具。UFO也許代表了我們文化的潛意識層面——那是一個屬於被拒絕、他者、神秘莫測的層面。我們之所以困惑不解是因為這觸及了化約論、科學唯物主義範式的盲點。我們在努力理解這一現象時所表現出的掙扎，恰恰反映出了我們在統整與吸收其分明含義時面對的壓力，它的存在越是凸顯，我們的世界觀就越是岌岌可危。
小說家伊恩・沃森（Ian Watson）在《奇蹟訪客》（Miracle Visitors，1978）中很好地描寫了他所謂的“UFO意識”，UFO現象在沃森看來並不僅僅是物理事件，而且還更是緊密協助人類演化的一股推動力。儘管沃森寫的是科幻小說，但小說依然勾勒出了一個關於UFO之謎與演化的本質的宏大理論。
在反思該現象的演化含義之餘，小說中的主角著眼於時常伴隨異常現象而來的荒謬與全然怪異感，他把這種感覺稱之為“不可跨越性”，他還注意到這些理性邏輯上的挫折可能會產生“對更高層次的組織模式，更高層次的壓縮方向的越來越強烈的吸引力”。他以生物演化形成思想為例說明了這是什麼意思：
“因此，分子變成長鏈分子，長鏈分子又變成複製細胞，複製細胞再傳遞信息...就這樣一直到思想誕生，然後繼續形成更高的思想。現在他明白了，整個宇宙其實就是一個巨大的模擬：這是對它自己本身的模擬。它是作為自己的記錄而存在，好讓自己可以逐步地從更高的角度來不斷觀察自己。每個較高的角度都是更低一階的角度所無法接觸的，但是每個較低的角度卻都會受到較高的角度吸引——就像是被撩了一樣。”
在這個自我覺知（self-awareness）與自我引導（self-directed）的演化過程中，人類的意識也有其應扮演的角色。根據一些量子物理學家和像卡斯特魯普跟沃森這樣的思想家，宇宙其實是有意識的，而我們人類則是代表自然（nature）踏入物質世界最尖銳的矛頭之一。隨著我們對意識作為一切根本且永遠存在的本質的認識持續增進，我們實際上就是在一步一步地實現卡斯特魯普所謂的“宇宙的個體化”，人類會從這個過程中明白原來意識才是先於物質的首要之物，而不是生物演化出來的附帶品而已。
在《全息思維》（The Holotropic Mind）這本書中，心理學家史坦尼斯拉夫・格羅夫（Stanislav Grof）介紹了一個令人難忘的案例，這位案主是一個能夠進入非常規意識狀態的哲學教授，而且他還在過程中遇到了一個神秘的宇宙長老理事會（Council of Cosmic Elders）。他把這群集體“智慧”形容為我們這整個宇宙的管理者，他還談到了這群智慧體想要教導人類學會接受其知識。他繼續說：“由於這群智慧其實無非就是你自己，所以這實際上是在學習如何越來越高的層次上認識到‘你’是什麼（being）或存在（Being）本身是什麼。”
世界上最知名的UFO目擊者與被綁架者之一的惠特利・史崔伯（Whitley Strieber）也說過，所有這些現象或許其實只是“推動演化的力量在進入有意識的頭腦後所呈現出來的模樣。”
這段話隱含著非比尋常且耐人尋味的深意。為什麼這些現象要採用諸如此類的偽裝？還有正如丹尼爾・平奇貝克在本文開頭所說，我們又該如何更好地“消化”其所帶給我們的危機感？這一切究竟會對人類的生存產生什麼後果？
兩個交錯的世界
在我為準備探討UFO現象的拙作《演化的隱喻》（Evolutionary Metaphors）下一番功夫做研究時，我翻閱了這一領域的許多經典作品，試圖為這個令我們的文化著實感到困窘不已的入侵現象找到令人滿意的理論模型。而當我讀得越多，人類的意識就越來越成為我留意的重點。
每位目擊者、被綁架者和像卡爾・榮格、約翰・梅克與史坦尼斯拉夫・格羅夫這樣的心理學家都強調了我們的文化對於人類心智如何與宇宙緊密相連這方面一無所知。我們的科學文化總是以過分消極的態度來對待意識，它所採用的方法論把以人為本的思考斥為主觀主義，也拒不承認宇宙有任何本質上的意義可言。
當然，假設宇宙是無意義的這件事本身實際上也是人類自己的一廂情願，畢竟這只是一個假設。此一悖論也讓哲學家理查德・塔納斯（Richard Tarnas）戲稱我們是“自以為是的宇宙比例尺”。
UFO現象與意識的聯繫似乎是根本性的，因為它完全無視了我們的認識論與本體論侷限，它所給我們帶來的挫敗感則由內而外地徹底跨越了日常常識的界限。與這個謎團相關聯的實體或外星人經常展現宛如奇蹟的力量和超感官的知覺。梅克曾評論說，它“代表了某種被壓抑的事物的解禁，這是被‘設計’好的...為的是打破這種分離”，這裡的分離指的是兩個世界——也就是可見與不可見世界之間的割裂——我們將由此窺見一個充滿了含義、奧祕與意義的更廣大現實。
對UFO的研究時常會暴露出我們的概念模型是多麼不足，而我們的政治、生態、靈性和科學範式也都是半斤八兩。這個現象之所以能在我們的文化中長久存在，也許恰恰是因為它來的目的就是要促使我們克服這些侷限。但典範的轉移往往難以一蹴而就，正如數十年來我們也確實一直努力想要把UFO歸入可能存在（pre-existing）的範疇。其結果是，每當又有新的和陌生的證據出現時，我們總是只能再次捶胸頓足與摸不著頭緒。
這個故事已經從純粹的神秘與未知轉向了看不見的維度和人類意識的更深層次。如果說UFO採取了某種偽裝，那可能正是因為我們的心智不願正視眼前的現實。這個長久的謎團十分盡責地一再拋出我們當前的範式所無法理解的案例，如何重新整合這一切因此成了當前我們的演化所面臨的問題，唯有當我們開始邁向一種新的觀察方式，甚至是新的存在方式的時候，我們的意識才能解開這個神秘且有時令人恐懼的現象背後的邏輯。
人類的心智是非常多層的，裡面有地下室有閣樓，我們可以從中眺望整個宇宙；量子力學已經證明了我們與宇宙彼此間的緊密聯繫。與此同時，我們所身處的文化卻對人類的意識採取非常消極的態度。儘管如此，隨著我們愈發認識到意識與現實之間的根本關聯，這種觀點已漸漸開始動搖。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將UFO現象視為這個廣泛的意識頻譜中的一個象徵，它是在提醒我們應該去重新思考自己、思考我們的文化、思考我們對現實的假設。或許這兩者——UFO＆意識——之間的關聯並不僅僅是通往我們自己，而且還是朝著全新範式轉變的橋樑，這種新的範式會讓我們認識到意識才是生命存在的基礎，就像太陽是地球上生命存在的基礎。
薩滿教徒、秘術學家、神秘主義者甚至是革命性的心理學家都知道，人類的心智擁有遊走在看不見的世界中的能力。如何突破過時世界觀的制約恐怕是我們現在該肩負的使命，等到有天人類的意識能夠完全掌握可見與不可見現實的超級頻譜的時候，我們想必也可以成為穿梭在這些世界之間的漫遊者，就如同那些在天上閃閃發光的神秘光彩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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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s
Daniel Pinchbeck, The Occult Control System, 2019, independently published I.
Watson, Miracle Visitors, 2003, Gollancz
Jacques Vallee, Passport to Magonia, 1975, Tandem Books
C.G. Jung, Flying Saucers, 2002, Routledge
John E. Mack, Passport to the Cosmos, 2008, White Crow Books
S. Grof, The Holotropic Mind, 1990, HarperCollins
大衛・摩爾（David Moore）是一位英國作家，著有《演化的隱喻：UFO、新存在主義與未來的典範》（Evolutionary Metaphors: UFOs, New Existentialism and the Future Paradigm），並經營了一個專門研究科林・威爾森（Colin Wilson）著作的部落格，詳見www.ritualinthedark.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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