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美國毫無疑問是國家社會主義者的美夢成真。
如今人人都被電腦資料化、數據化、記錄在案並詳加分類。攝影機、運動傳感器、金屬探測器和間諜衛星無時不在監視著我們的一舉一動，至於智庫和基金會更是忙於研究我們的每一樣習慣。“官方”的聲明與流行廣告持續對我們疲勞轟炸，電視機也變得無所不在——不管是酒吧、候診室、機場，或者更常是在我們自己的臥室裡面。在我們這個快節奏的社會中，已經沒有人還有時間去思考，更遑論是潛心閱讀了。
這同時也是一個商業，特別是大公司佔地為王的時代。管理這些巨人公司的是一群不怎麼拋頭露面的董事，而他們又是對控制從飲水到螺絲釘等所有一切的影子主人負責。甚至是歷史悠久的職業軍人也已逐漸被黑水公司之類的私人傭兵集團篡位，該公司曾在2007年被指控充當美國版的納粹褐衫隊。
為此買單的當然都是美國納稅人，正如阿羅・拉索（Aaron Russo）在2006年的紀錄片《美國：從自由到法西斯》（America: Freedom to Fascism）中所令人信服地證明得那樣，美國人必須繳納所得稅這回事其實根本沒有半點法律依據。話是這麼說，但國稅局還是可以利用數不清的規則和規章來把那些不肯“自願服從”的人拖上法庭，甚至是逮捕入獄。
“法西斯主義的原則在風中飄蕩，它刻意將自己喬裝打扮，企圖挑戰我們所珍視的一切。人類與各國將從歷史學到教訓終究是一句被過分高估的陳腔濫調；通常我們要不是根本無法鑒古知今，就是只會從中得出錯謬的結論。可悲的是，歷史失憶症才是常態，”作家勞倫斯・布里特博士（Dr. Laurence W. Britt）在《自由探究》（Free Inquiry）的撰文中寫道，這是倡導世俗人文主義原則的世俗人文主義理事會（Council for Secular Humanism）長期發行的刊物。
在仔細研究了納粹德國、法西斯義大利、佛朗哥的西班牙、薩拉查的葡萄牙、帕帕多普洛斯的希臘、皮諾切特的智利以及蘇哈托的印尼後，布里特總結指出這些法西斯政府都具有明顯的相似之處。據他說：“從這七個政權可以解析出十四個共通點，它們把國家行為與權力濫用都歸結成了可辨別的模式，”他說。“這些基本特徵在某些政權中要比其它政權更普遍且強烈，但它們至少都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布里特列舉了十四個法西斯政權特徵，其中有許多聽起來與今天的美國簡直是毫無二致，包括：
・不管怎樣都要來一份民族主義
從醒目的旗幟與彩旗到無處不在的翻領別針，無論是政權本身還是陷入狂熱的公民，那股急欲表達愛國情操的熱情總是非常顯而易見。琅琅上口的口號、對軍隊的自豪感以及對團結一致的呼求都是這種民族主義的共通特徵。伴隨而來的通常還有對外人外事的懷疑，這經常表現成仇外心理。隨處可見的黃絲帶（yellow ribbons）便是這種愛國主義的例子，它們常會被綁在美國國旗，或是在如超級杯等大型活動中掛在彩旗上以示對美軍的愛戴。
・人權是什麼，可以吃嗎
這些政權都不把人權看在眼裡，反倒視其為阻礙統治精英的絆腳石。透過巧妙地宣傳，被針對的對象屢屢遭到邊緣甚至妖魔化，於是久而久之人們也接受了這些侵犯人權的行為。一旦虐待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這時保密、否認與混淆是非就成了萬用對策。前聯邦法官邁克爾・穆凱西（Michael B. Mukasey）在2007年11月宣誓就任美國司法部長，儘管任命聽證會鬧出了虐囚風波。他接替了阿爾貝托・岡薩雷斯（Alberto R. Gonzales），後者因為協助布希政府設計秘而不宣的法律論點來允許對囚犯動用酷刑而飽受抨擊。穆凱西曾在紐約南區的美國地方法院擔任十八年法官，他主持過的審判對象包括1993年世貿中心爆炸案罪嫌奧瑪爾・拉曼（Omar Abdel Rahman）和埃爾・諾賽爾（El Sayyid Nosair）、被布希政府宣布為“敵方戰鬥人員”且唯一因為9/11被定罪的何塞・帕迪拉（José Padilla），還有世貿中心承租戶拉里・希爾弗斯坦（Larry Silverstein）與幾家保險公司就9/11造成的損失所打的官司。
・千錯萬錯都是敵人/替罪羊的錯
這些政權最重要的共通點就是經常利用替罪羊來轉移人們對其它問題的注意力，轉移施政不當的責任，並把這股挫折引導至可控制的方向。奏效的關鍵——持續不懈的宣傳與造謠——通常都很管用。這些政權時常會煽動“自發”迫害那些替罪羊的事件，他們大多是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猶太人、少數民族、種族少數派、傳統國敵、其它宗教人士、世俗主義者、同性戀還有“恐怖份子”。這些政權的積極反對者都會一律被貼上恐怖份子的標籤。從那些滿口都是種族侮辱的人口中其實就可以聽明白這種伎倆。阿富汗的前“自由戰士”在新聞欄目上已經被改成了“叛亂份子”，然後現在又變成了“基地組織恐怖份子”，至於“抹布頭”（rag head）和“沙漠黑鬼”（sand nigger）也是一般人很容易張口就來的詞彙。
・軍事至上和狂熱的軍國主義思想
統治精英向來與支持他們的軍事工業複合體關係緊密，即使國內有其它迫切需求，軍隊依然能從國家那裡拿到不成比例的資源。軍隊也被認為是民族主義的一種表達方式，可以被動用來伸張國家目標、威嚇他國並提高統治精英的權力與聲望。美軍多年來的軍事預算已經消耗了大部份的國家支出，布希總統在2008年為國防部編列的基本預算是四千三百九十三億美元，分別比2006年與2001年增加了7%和48%。這一數字還不包括實際的軍事支出，譬如核武器研究或在阿富汗與伊拉克的戰爭。它同樣也沒有計入信託基金、社會保障的預期成本還有退伍軍人管理局要向退伍軍人提供的保障費用。根據成立於1923年的反戰組織戰爭抵抗者聯盟（War Resisters League，WRL）：“政府將信託與聯邦支出結合起來的做法始於越南戰爭，這就造成了預算中人事需求的部分反而擴大，而軍事部分卻縮小了，”通過統計所有與軍人有關的政府數據，WRL估計軍方佔盡了一半以上（51%）的聯邦支出。
・猖獗的性別歧視
除了政治精英和民族文化都服膺於男性統治這一簡單的事實，這些政權也都自然而然地視女性為二等公民。他們堅定的反對墮胎，並且憎恨同性戀。這些態度通常會被編成嚴厲的法律，並獲得該國正統宗教的大力支持，這於是又為政權的暴行充當了掩護。這樣的情況在美國當然已不再那麼普遍，雖然許多女性仍然很難突破所謂的“玻璃天花板”，也就是她們儘管可以覬覦職場更高的位子，但卻從不可能如願以償。現代美國也與納粹德國及其它文化不同，女性漸漸地開始填補以前由男性擔任的公司董事。她們許多人似乎都對推進那群法西斯主義和全球化主義者的哲學貢獻良多。
・超級聽話的大眾媒體
在某些政權統治下，大眾媒體受到嚴格的直接控制，這足以確保它們永遠不會偏離黨的路線。其它政權往往是行使更微妙的權力來保證媒體的黨性，這些方法包括控制許可證、攫取資源、經濟施壓、愛國主義和隱性脅迫。大眾媒體的決策者在政治上通常向統治精英亦步亦趨，結果就是公眾幾乎無法瞭解政權犯過哪些罪行。如前所述，今日美國的大眾媒體幾乎全被六家跨國通訊公司獨攬，這些公司的擁有者在商業政策上都是“自由貿易”的擁護者，至於屬於另一種聲音的新聞或觀點則盡被忽略。“少數大公司控制了美國的資訊流通是我們最諱莫如深的秘密之一。不管是電視、廣播、報紙、雜誌、書籍還是網絡，都是大公司在決定我們可以看到、聽到和讀到什麼，而且由於布希政府力圖徹底放鬆管制以及法院作出的一些可怕決定，情況可能還會更為雪上加霜。”眾議員伯尼・桑德斯警告說，他強調：“這是國會絕不能再視而不見的問題。”
・國家安全一百分
國安機構理所當然受到精英的直接控制。它基本上就是一種壓迫手段，只不過是在暗地下進行且不受任何限制。任何打著“國家安全”之名的活動都不容質疑，否則就代表不愛國甚至是叛國。儘管確實所有美國人都應該關心國家安全，但仍有很多人認為這只是剝奪憲法權利的藉口。更令明哲之士擔心的是像邁克爾・謝爾托夫（Michael Chertoff）這樣的人，他是一位猶太拉比的兒子，既擁有雙重國籍（美國與以色列）又是布希政府的主要政策設計者，而且他更被任命為國土安全部秘書。
・宗教與統治精英有一腿
與共產主義政權不同，法西斯跟親法西斯政權從來都無法被認定支持無神論。實際上，大部份的這類政權都信奉該國的主要宗教，並且主動標榜自己是該宗教的武裝捍衛者。至於統治精英的行徑根本與宗教教義背道而馳這一點就不要太計較了。輿論宣傳足以使人們沉溺於統治精英是堅定的信仰捍衛者、“無神論者”之仇敵的幻想。這於是讓人們產生了一種反對強權精英好似就等同於忤逆宗教的感覺。納粹德國利用宗教來支持政府政策與現代的美國更是十分相似。
・公司權力惹不起
即使普通公民的個人生活遭到嚴苛控制，但大公司卻可以享有不被侵害的相對自由。統治精英不但把公司的存在當作確保（發達國家）軍事生產的手段，而且更是一種附加的社會控制方式。經濟精英尤其容易受到政治精英的恩寵，這麼一來便促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特別是在鎮壓“一無所有”的公民這方面。根據從事並贊助研究美國聯邦制度的美國企業公共政策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聯邦調查》（Federalism Project）：“消費者權益倡導者、原告律師和州官員都一致同意，廣泛存在的聯邦保留權（federal preemption）——經常是聯邦機構在沒有國會授權的情況下徑自提起——已經相當干擾了各州在保護公民免受企業不當行為侵犯的作用。企業界與聯邦機構對此的回應則是，保留權通常是防止各州不必要的干預國民經濟的唯一可行方式。”在2006年投書到《洛杉磯時報》的一篇文章中，艾倫・米勒（Alan C. Miller）和邁倫・萊文（Myron Levin）指出了聯邦機構是如何採取一系列措施好“以其與聯邦當局有衝突為由，使領頭行業免受國家法規和民事訴訟阻礙。”
・勞工的力量，沒這回事
由於有組織的勞工勢力被認為具有挑戰統治精英及其企業盟友的政治霸權的潛力，所以它無可避免必須被縮限或打垮。窮人階級被刻意抹黑成可疑或令人鄙視的存在，在某些政權下貧困甚至被看作是一種惡習。如前所說，布希政府的反勞工行動令國際海岸和倉庫聯盟的傑克・海曼不得不烙重話表示：“布希實際上是在向本國的勞工階級宣戰。”那些記憶猶新的人應該都還記得，現在的主流媒體幾乎已不再報導有關勞工的新聞。
・知識份子和藝術見鬼去吧
知識份子，連同與之息息相關的思想與表達自由，都令這些政權感到深惡痛疾。知識與學術自由經常會被認為有顛覆國家安全和愛國理想之虞，所以大學必須受到嚴格控制，政治上不聽令的老師要嘛被找麻煩要嘛被淘汰。非正統的觀念或異議更是只會招來強烈的鞭撻、禁言或打壓。對於這些政權來說，藝術跟文學都必須符合國家利益，否則便無足掛齒。據獨立新聞協會（Independent Press Association）的校園新聞計劃專員約翰・威爾遜（John K. Wilson）在一份報告裡表示，在9/11之後，學術自由的確受到了大學校園中的許多保守派團體的非難。
・犯罪和懲罰棒呆了
這些政權大半會維持嚴厲的司法制度，監獄更是人滿為患。警察經常被歌頌，並且還擁有幾乎不受控制的權力，因而執法暴力時有所聞。“正常”的犯罪和政治犯行常常遭到專門捏造的刑事指控對付，有時政權下的政治反對派也會被針對。民眾總是被煽動要視罪犯或“叛徒”為寇仇，警察也順理成章繼續以此為由擴權。今天被關在美國監獄裡的人數已經比歐洲監獄總和加起來都還多，警察的數量在某些地區，比如華盛頓特區更是多得嚇人。2007年夏天，有位遊覽華盛頓的遊客問警察為什麼這裡會有這麼多條子，結果他回答說：“人們更寧願擁有安全，而不是自由。”
・剪不斷理還亂的裙帶關係與腐敗
那些商界人士和接近權力精英的人自然都會想借助他們的位置來為自己牟利。這種腐敗行為具有兩種作用：統治精英可以從經濟精英那裡得到金融餽贈和錢財，後者反過來又可以利用政府的偏愛獲益。統治精英當然也可以從其它渠道來攫取大量財富：例如，把國家資源挪為己用。隨著國安機構與媒體都被操控，這種腐敗現象遂變得幾乎無法遏止，普通民眾對此同樣一無所知。布希政府的任人唯親與裙帶關係都相當有據可查。在2002年2月下旬被任命為國務卿的伊莉莎白・錢尼（Elizabeth Cheney）本人是副總統的女兒，她的丈夫菲利普・佩里（Philip Perry）就在大約一個星期內跟著當上行政管理和預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的首席顧問，至於局長米切爾・丹尼斯（Mitchell Daniels）的妹妹黛博拉（Deborah）則是司法部副部長。“這還不過是小菜一碟，”《華盛頓郵報》記者丹娜・比爾班克（Dana Milbank）說。“在黛博拉・丹尼斯的司法部同事中，年輕的查克・詹姆斯（Chuck James）的母親凱・詹姆斯（Kay Coles James）是人事管理局（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局長，其夫婿查爾斯（Charles Sr.）又是勞動部的高官。查爾斯的頭頂上司，勞工部長趙小蘭也在政府中家人滿堂，她的丈夫是（肯塔基州）參議員米奇・麥康諾（Mitch McConnell），她那個單位的首席律師，勞動律師官歐仁・斯卡利亞（Eugene Scalia）是最高法院大法官安東尼・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的兒子...白宮政治主任肯・梅爾曼（Ken Mehlman）還經常打電話向他的老弟，商務部副部長布魯斯（Bruce）徵詢意見。”前國務卿科林・鮑維爾（Colin L. Powell）是邁克爾・鮑維爾（Michael Powell）的父親，邁克爾是聯邦通訊委員會主席。喬治梅森大學的《歷史新聞網》（History News Network）對四百一十五位歷史學家所做的非正式調查還表明，他們有十分之八或者說81%的人都認為布希政府從整體上來說相當不盡人意。其中一位受訪者寫說，布希“恐怕比格蘭特總統還要更差勁。無論是他的石油利益關係還是錢尼的哈利伯頓公司（Halliburton）的合同，格蘭特式的腐敗現象簡直處處都是。”布希政府的醜聞實在不勝枚舉，包括入侵伊拉克之前的謊言、阿布格萊布監獄虐囚事件、情報機在9/11事發前的失靈、唐納・倫斯斐在9/11發生前承認五角大樓消失的兩億三千萬美元、卡特里娜颱風救災失當，導致布希任命的FEMA局長邁克爾・布朗（Michael D. Brown）拍拍屁股走人、布希的健保處方藥計劃將六百二十萬低收入老人的健保開藥轉託給了私人保險公司、錢尼的前僱主哈利伯頓公司不經競爭就簽訂的政府合同，還有政治理念對科學的腐蝕。關懷科學家聯盟在2004年就發表聲明痛批政府將科學政治化。最終有四千六十二位科學家一同簽署這份聲明，其中包括五十ㄧ位諾貝爾獎得主、六十三位國家科學奬得主跟一百九十五位國科院成員。崇尚進步主義的Buzzflash.com又列出了更多布希政府的失策與醜事，並稱其完全沐浴在“裙帶關係與腐敗”之下。
・選舉如同兒戲
以全民投票或民意測驗的形式進行的選舉通常都很虛偽。在實際舉行候選人選舉的時候，權力精英一般都會出手干涉以便取得遂其心願的結果。常見的方法包括掌控選舉機制、恐嚇和剝奪反對派選民的權利、破壞或禁止合法選民的投票權，還有最後一招是求助於權力精英自己開的法院。2000年和2004年的總統選舉爭議想必令所有美國人都印象深刻，布希之所以能有第一屆任期完全是由法院裁決，而非民選。2004年也是如此。小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 Jr.）在《滾石》雜誌上直言：“共和黨阻止了俄亥俄州超過三十五萬名選民投票或讓他們的選票被計入——這本來已足以讓約翰・克里入主白宮。”直到今天，關於這兩場選舉的爭議都還吵個沒完，而在2008年的州初選中又爆出了投票詐欺的事情，這次主要是因為電腦投票機的關係。
許多美國人都意識到布希對阿富汗與伊拉克的無端進攻其實與希特勒對波蘭、低地國和法國的侵略簡直是如出一撤。這兩個例子的入侵藉口後來均被證明是大錯特錯，而且為此動用的還都是後備軍而非訴諸軍事徵兵。
無黨派立場的公共誠信中心（CPI）在2008年初進行的一項研究詳細記錄了布希政府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幾個月前編出的九百三十五個“虛假信息”。“在美國入侵伊拉克事隔五年後，這份記錄說明了這些信息都是精心策劃的活動的一部分，其目的就是要激發公眾輿論，使得國家可以訴諸明顯錯誤的藉口來打仗。”CPI報告說。不過大多數人應該都會直接把這種行徑稱為說謊。
“這是否引起了世人的警覺？”布里特問道。“當然沒有。畢竟，這就是美國，一個照理說應該擁有法治、憲法、新聞自由、誠實的選舉以及消息靈通且對惡事十分警惕的公眾的民主國家。諸如此類的歷史回顧頂多能算是紙上談兵的預警練習，甚至也許連這都稱不上。”
只需比較布里特列舉的法西斯主義特徵與當今的事態便不得不承認，法西斯全球主義者已經把一度自由且獨立的美國打造成他們的全球企業結構——亦即他們的富人帝國掌控下的非盈利子公司了。
你當然可以選擇接受或不接受這種觀點，但是當世俗人文主義者、保守派基督徒、猶太人、自由派民主黨人、基本派共和黨人和中間派，而不用說是那些邊緣活動份子，都開始對法西斯主義提出再三告誡的時候，或許我們就真的應該要來認真思考。諾姆・杭士基（Noam Chomsky）或戈爾・維達爾（Gore Vidal）這些評論家現在都開始從左派立場出發大聲反對“國家安全狀態”，已故參議員巴里・高華德（Barry Goldwater）和傳教士帕特・羅伯遜則從右派立場表達了同樣的意見。甚至是那些主流中間派，比如評論家比爾・莫耶斯（Bill Moyers）和律師格里・史賓塞（Gerry Spence）亦都出言警告“秘密政府”的危險。既然有了歷史前車之鑒，然後現在又有來自政治光譜兩端的人士接連附和，顯然現在確實該是時候要來反思美國的現狀了。或許，現在挺身而出、掙脫企業統治從而把握住真正的自由還來得及。
芝加哥穆迪教堂的資深牧師歐文・盧瑟爾曾寫道：“支持自己的政府天經地義，但我們也必須準備好指正它，甚至是在必要時候違抗它。當它是為了簇擁正義之事業的時候，誇耀愛國主義便十分理所當然。每個國家都有自衛的權利，也有權期望政府能夠善盡對本國公民的責任。然而，如果說德國的教會向我們展現了盲目服從政府的危險，那我們就更應該竭力避免‘我的國家，對或錯’這種盲目的哲學。”
媒體評論家邁克爾・帕倫蒂亦表示：“反對政府的政策並不意味著反對國家或政府代表的人民。這種反對實際上有一個真正的稱呼：民主，或是民主異議，也可以說是對領導人的作為提出批判性的觀點。我們要麼有權對這些政策提出民主異議或批評，要麼就是我們都什麼也不做，讓領導人，也就是元首為所欲為，然後我們便不加批判地緊跟其後、唯命是從。這就是德國人面對希特勒時所做的選擇，後來的結果大家都知道。”
有些人恐怕會認為，在涉及收稅、移民、政治信仰、種族、優生問題或軍事工業複合體的問題上大呼小叫就算不說是不愛國，起碼也在政治上不正確。
《韋伯詞典》將今天很常被人們掛在嘴邊的“政治正確”一詞定義為“對要從語言和行為上消除可能造成冒犯的政治敏感性（如性別和種族）的堅持。”如今，許多人都覺得這個定義大概還得要加入人們必須遵守政治家、企業家及其它自我任命的權威對言論與行為頒佈的限制這一條。這與第三帝國時期大部份的德國人選擇自我審查實在沒什麼兩樣。如此一來不僅大街小巷的人們再也不敢忤逆納粹政權，就連知識份子也無法保有言論自由。納粹學者沃爾特・舒瓦茨（Walter Schultze）在1939年便指出：“大學體系的全面改組得從讓人們明白，自由必須是有限的且符合國家社會主義思想這一點開始。”第三帝國的德國人當然不知道“政治正確”這個說法，但他們非常瞭解暢所欲言的風險。
近來針對所謂仇恨言論的立法將可以讓政客、警察或法官輕易地憑著公權力對任何讓他們不開心的言論開刀。據喬納森・勞赫（Jonathan Rauch）在《哈珀》雜誌撰文指出，將言語上的暴力與肢體暴力混為一談是一個“十分奸詐且險惡的主意”。勞赫還援引了薩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的話來討論這個問題，後者因為寫了一本被認為誹謗了數百萬穆斯林的信仰的書，所以被穆斯林的阿亞圖拉（ayatollahs）下了追殺令。“到底什麼是言論自由？”薩爾曼・魯西迪問道。“如果自由不曾被冒犯，那麼就根本不必有它存在。”勞赫強調，公眾應該從魯西迪的事例中學到教訓。勞赫說：“那些高呼要消除偏見的運動——它們全部，不管是語言守則、工作場所規範還是對被非議者的強制檢討之類的，都應該從現在開始立刻停止。妄想消滅偏見，而不是糾正與批評它本身就是一件蠢事。”
即便德國的納粹份子成天宣揚民族團結、反對舊有的階級之分與教育，但上頭的大人物卻完全不是這樣。“事實上，把持第三帝國是一群互相競爭的領導者，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追隨者與資源，”喬治・莫斯在他的《納粹文化》中說道。“希特勒放任他們互相爭鬥，好方便控制整個領導結構。”
同樣的，美國的全球主義統治者也任憑官僚、政客、學者、公司領袖和公眾互鬧鬩牆，以此實現分而治之的策略。在這個因為好鬥的意識形態與哲學而被分裂成無數彼此鬥爭的利益公司的社會中，沒有人能夠擺脫這種控制。在今天的美國，人們唯一的共通點似乎就只有消費慾望和負債。
由於他們曾經失去對希特勒的控制，全球主義者因此極為瞭解讓任何人掌握駕馭群眾的繮繩的危險。正因如此，在近年來的美國歷史上幾乎沒有哪位知名人士能博得大多數人的普遍愛戴與尊敬。甚至就連許多人所深愛、不幸遇刺的約翰・甘迺迪總統也難以和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比肩，二戰結束以後沒有任何領導人能夠超過羅斯福、邱吉爾跟希特勒的地位。
“希特勒的世界已經徹底遠去。但他的世界觀所抱有的諸多基本態度與偏見卻從未離開我們，並且一直在等待重新被付諸到大眾的意識中，”這是莫斯教授在1966年那還相對純真的年代所下的預言。
著有《餘波：馬丁・鮑曼與第四帝國》的拉德拉斯・法拉戈也寫道：“第三帝國散佈的卑鄙力量並未被完全根除，它們反而變得像強力的病毒一樣可能已經化作不同的面貌、伺機而動。而且它們仍舊一如既往地邪惡且危險。”在他1997年的《甦醒的野獸》（The Beast Reawakens）中，馬丁・李（Martin Lee）指出：“法西斯主義現在又開始呼嘯而過...不受制約的企業權力已經嚴重侵蝕了民主，歐美的法西斯團體更是以必然會產生的不滿聲音為食。”寫下這些話的作家們都還沒意識到法西斯全球主義者已經制定了多麼縝密的計劃，但他們的確察覺到了美國人究竟有多麼容易落入國家社會主義的有害意識形態。
美國始終是全球主義者眼裡的一大絆腳石，因為它擁有悠久的個人自由傳統、保障自由的憲法以及眾多美國人願意擁槍來保護自由的這一事實。可惜，真正的自由往往是霎眼即逝。
現在的政治家已經不會再談論“共和國”，這是因為現代的美國早非“共和”，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帝國。
顯然，希特勒的第三帝國與新美利堅帝國還是有些差異。畢竟，今日的美國再怎麼說還是身處在一個截然不同的時代與文化。但事實證明，曾經支持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的那同一群家族、公司和組織，也老早都已在現代美國深根固柢。
對這些法西斯全球主義者來說，以種族、性別、年紀、世代與文化來分化美國實屬必要之舉。實際的方就是要荼毒大眾文化、拉低教育水平、放任非法移民湧入，然後用墮胎、移民、同性戀和外交政策這些問題來造成人們四分五裂。蓄意操控使得國民經濟萎縮和公司規模縮小則會令工人得被迫承受越來越多壓力，於是核心家庭也逐漸分崩離析。
所以，新美利堅帝國絕不是一天建成的。
遍及全球的國家社會主義者——也就是納粹——其實一直都在參與其中。那些身為秘密社團成員的跨國公司擁有者很心知肚明他們的夙願不可能在一夕間實現，雖說從9/11開始他們似乎卯足了全力想要加快腳步。商人只跟每年的營業季度打交道，工人則只在乎維生的每週工錢，但那群人只要有必要的話卻可以從長計議五十年或一百年後。他們非常清楚他們的全球法西斯社會主義計劃是維持其權力與主宰的唯一手段——這在他們眼裡——也是確保他們的族裔與階級純淨無瑕的方法。那群人根本不把個人自由與多元文化主義放在眼裡，因為他們絲毫不相信人性本善或是人類具有自治的能力。他們對上帝同樣也不抱有任何真正的信仰，宗教的思想和概念只是被他們用來施展社會控制的工具罷了。
要與如此狂熱的權力意志及其隨之而來的控制企圖作鬥爭並不容易，因為這意味著整個社會必須在很多方面作出犧牲和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也不得不改變。但這是可以做到的——但願會是在美國陷入大蕭條、無政府與警察狀態之前。新能源與新科技正準備要一鳴驚人，只要傳統政治、商業與金融領域的態度能夠轉變，真正的技術突破便指日可待。
儘管沒有被企業控制的媒體反映出來，但公眾的意識也正在歷經巨大的變革。這確實正在發生。知情的消費者現在意識到他們可以把自己的消費行為當作是在投票，只要足夠多的人抵制某樣產品（無論是汽車、汽油還是其它東西），甚至是拒絕聯邦政府的政策提案，都可以迫使控制者改弦更張。
我們也許應該回想起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至理名言，他也曾有跟“新世界秩序”打交道的經驗。在1940年的一次演講中，他說：“近來的歷史一再證明，槍擊事件、騷亂和集中營絕不是偶發的工具，而是現代極權統治的祭壇。也許他們嘴巴上會吹捧‘新秩序’，但他們心裡所想的卻只是最古老也最惡劣的暴政重現而已。沒有自由，沒有宗教，更沒有希望。這個所謂的‘新秩序’與歐洲合眾國和亞洲合眾國的理想是完全背道而馳，它根本不是基於同意而產生的政府，也不是由願意捍衛他們的自由與尊嚴免遭壓迫的男女攜手的聯合政體。這不過是一個渴求統治和奴役人類的邪惡權力與自私聯盟。”
這麼看來，“新世界秩序”其實也不過就是“舊世界秩序”的現代廣告翻版罷了——它只是換上了新名字、徽記和標語。美國的傳統保守主義現在已經變質成了法西斯主義，而這一切都始於國家社會主義理念滲透入軍事工業複合體，爾後科學、企業、大眾媒體甚至是政黨也能倖免於難。
這種變質乃是全球主義精英一手操弄的結果，他們對基礎資源、能源、製藥、運輸和電訊，包括新聞媒體都享有壟斷控制。正如本書已經指出，最初暗助俄羅斯共產主義與後來資助並支持戰前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正是那同一群人、家族和公司。隨著德國人最終無力回天，他們便又將注意力轉向了美國。納粹從歐洲竊取的財富——可能還包括所羅門寶藏——以及遍佈全球的龐大公司網絡現在都盡為他們所用。與此同時在華爾街、英格蘭銀行與梵蒂岡的支持者協助下，許許多多的納粹份子更成功逃往了北美和南美。
憑藉德國在研究人類心智、行為與輿論宣傳方面的先進成果，這群自以為是的全球主義者如今企圖利用迷魂陣般的政府政策、藥物、愚蠢的教育系統以及被控制的媒體來征服美國的人民。政治和公司領導人不斷來回交換，從而創造了一個國家與產業的結合體——而這恰恰就是法西斯主義的定義。兼併與槓桿收購令公司權力越來越集中到少數人手中，他們中有很多人還透過銀行和公司而直接在戰前支持過納粹。
今天的執法人員也已不再穿戴上面繡著“宣誓就職”的藍色軍裝，反而選擇穿上配有最初被士兵們戲稱為“弗里茨”（Fritz）的德式軍用頭盔的黑色防彈衣。即使連宗教、教育和娛樂現在都正在被利用來潛移默化改變一代代曾經享有自由的美國人，使他們都在這個日益壯大的國家社會主義體制下卑躬屈膝。這個嶄新的美利堅帝國是否真的如許多書籍與文章警告得那樣，存在著要墮入成一個富人帝國——法西斯主義者的第四帝國的危險？希特勒的千年帝國僅僅歷經了十二年便土崩瓦解，那麼新世界秩序下的美利堅第四帝國的國祚又能夠延續多久呢？
目前我們還無法詳述這個墮入第四帝國的過程，因為它尚未成真。至於它是否會又將如何實現，都取決於你們，各位親愛的讀者。
【全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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