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STEPHAN A. HOELLER PHD
有一個可能起源於東方的奇怪而悠久的傳說聲稱，在地球上的某些人煙罕至之地（通常是中亞的高地，尤其是西藏，不過還是有其它地點，例如安第斯山脈甚至是美國的一些山脈，例如有時會被提及的提頓山和沙斯塔山）生活著這麼一群人，他們擁有超凡的力量、高潔的人格與崇高的覺知。這些人一般被稱為啟蒙大師、淨光大師、淨光兄弟會、揚升大師或更簡單的是主宰者。
大部分的說法都強調這些人是東方人（特別是印度跟西藏），傳說並沒有提到在西方是否也有這樣的人。有些人認為這個傳說至少有一些應該在十字軍東征的時候甚至更早之前就傳入了西方，因此可以從伊斯蘭教的某些秘密或半秘密教派身上找到它的蛛絲馬跡。
自從神秘的玫瑰十字會文件《兄弟會傳說》（Fama Fraternitatis）在1614年公開以來，一群“未知至高者”或“玫瑰十字兄弟”在默默引導世界的靈性命運的觀念已越來越被西方的神秘主義者所深信不移。
其它值得一提的類似傳說還有阿拉伯的詩歌、假扮成吟遊詩人的智者、祭司王約翰（Prester John）在非洲的傳說王國、埃利亞斯・阿蒂斯塔（Elias Artista）率領的一群神秘而強大的煉金術大師，還有聖殿騎士團與玄秘的共濟會。到了19世紀，揚升大師的神話輪廓已大致成型，而這都該歸功於神智學運動，要是沒有神智學，這個神話恐怕只會繼續被籠罩在一片迷濛的雲霧之中。
布拉瓦茨基和她的揚升大師
理查德・卡文迪什（Richard Cavendish）是當今最優秀的大眾神秘學作家之一，他曾對這群揚升大師提出一種解釋，他認為這個傳說其實是“對從古至今的東西方傳統都在追問的一個問題的美麗簡化，即：‘夫子，我該做什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註1）
這個令人揪心的千古之問是出自《聖經》。正如耶穌在過去歷來被視為通曉一切屬靈真理的大師，過去一百三十年來的神智學一直致力於要找到像耶穌這樣具有卓越智慧與能力的大師，以指引人們提升他們的意識。神智學不只堅持世界上真的存在這樣的大師，甚至連它的教誨最初就是源自於這些大師。
在1930年發表並收錄於哥倫比亞大學出資贊助的系列叢書的一篇關於該主題的學術論文中，艾文・博伊德・庫恩（Alvin Boyd Kuhn）寫道：
“神智學家告訴我們，在對於是否要將神智學推廣向全世界的‘決議’正式下達之前，淨光兄弟會的揚升大師或聖雄（Mahatmas）曾就將過去一直被小心守護的靈知（Gnosis）公開的時機是否已經到來展開過漫長的辯論；問題的癥結在於現代世界...能不能正確領受這些秘密知識，而不至於將高等靈性知識濫用在負面的目的上。據說，他們大部分的人都認為向西方世界傳授古代智慧無異於把珍珠扔在豬的面前；然而，有兩位聖雄卻堅持時機已至，他們願意承擔一切責任，為將來所有可能導致的惡果與業報負責。”（註2）
這兩位聖雄分別是摩亞大師（Morya）和庫特・胡彌大師（Koot Hoomi或Kut Humi），負責與他們聯絡的海倫娜・布拉瓦茨基（Helena Petrovna Blavatsky）同樣也是一個非同一般的人物。
庫特・胡彌大師，他是布拉瓦茨基提到的其中一位揚升大師，研究人員保羅・約翰遜認為他的真實身份其實是錫克教的精神領袖卡爾・辛格・薩達漢瓦利亞。
閱歷豐富又飽受爭議、博學多聞又充滿仙氣的布拉瓦茨基夫人直到今天依然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希薇亞・克蘭斯頓（Sylvia Cranston）更是她的事蹟進行了最新也最準確的研究（註3）。另一位研究人員保羅・約翰遜（K. Paul Johnson）同樣沒有落於人後，他深入調查了布拉瓦茨基和她口中的那些揚升大師（註4）。約翰遜的研究在這裡尤其值得一提，因為它在今天依然是這一領域數一數二重要的研究成果。約翰遜的觀點是，布拉瓦茨基的揚升大師或聖雄確實都是她那個時代確有其人的人物，只是被她賦予了神秘的形象與不同的化名，他們就這樣在神智學乃至所有現代神秘主義中留下了無可抹滅的印記。
根據約翰遜的說法，摩亞大師的真名為蘭比爾・辛格（Ranbir Singh），他是一位克什米爾大君（Maharajah）；庫特・胡彌的真名為卡爾・辛格・薩達漢瓦利亞（Thakar Singh Sadhanwalia），他是錫克教的精神領袖。約翰遜更進一步指出，布拉瓦茨基提到的其他揚升大師，例如“喬漢大師”（Chohan／Maha Chohan）和“朱爾・佩爾”（Djual Kul，他後來因為愛麗絲・貝利〔Alice Bailey〕而變得越來越有名）應該都是當時的錫克教和伊斯蘭教的古魯和宗師。
現世尊師
約翰遜認為布拉瓦茨基的揚升大師是以錫克教上師為原型並非沒有道理。在印度五花八門的靈性傳統中，與現代神智學在觀念上最接近的是一個叫做聖者（Sant）的傳統，有些學者認為它可能與西方的諾斯底主義有過互相影響。拜古魯那納克（Guru Nanak）的感召之賜，聖者傳統與錫克教的關係在16世紀後便開始變得越來越緊密。近代的靈魂真主教（Radhasoami）也是源自於這個傳統，而創立這個教派的恰好是與布拉瓦茨基同時代的達耶爾・辛格（Dayal Singh，1818−78），他在印度宗教界是家喻戶曉的名人，這自然也引起了神智學家們的注意。
聖者傳統與神智學的相似之處可謂不勝枚舉，包括兩者都十分強調要追隨所謂的“現世尊師”（living masters），而追隨者將在他們的指引下獲得開悟（註5）。可惜的是，儘管已經注意到它與錫克教的聯繫，約翰遜卻沒有對聖者傳統進行進一步的考究，要不然他本來可以在那裡找到布拉瓦茨基的揚升大師的原型。鑒於這個問題著實值得深入探索，我們將在這裡展開簡要的說明。
“聖者”在西方一般是指一個已經夠格被封為英雄（heroes）的人。英雄這個觀念最初應該是源自於古希臘人，他們認為英雄是介於凡人與諸神之間的存在。聖者基本上也是大同小異，只不過英雄在這裡被稱作聖者（或作“聖人”、“尊者”）或上師（satgurus）。這些人已經與神合而為一，所以他們不會再受到幻象或小我（ego）的蒙蔽。
正如一位當代研究人員所言：“聖者是一種非常典型的神聖形象：雖然是肉體凡胎，卻散發出強烈的神性。”（註6）聖者是擁有血肉之軀的人類，而不是無形的神或天使，正是出於這個原因他們才被稱作“現世尊師”。在這個傳統中，僅僅師法已經過世的大師的教誨是不夠的：
“根據聖者傳統...一個人必須跟隨在世的大師學習才有意義。因為已經死去的聖者無法幫助其它靈魂回到上帝身邊，原因有二：（1）聖者的原始教誨在他死後難免被誤解，但現世聖者的教誨卻依然未被曲解且充滿活力；而且對大師的侍奉有助於一個人的靈性進步（2）相比起已經作古數個世紀的人，愛戴一位還活著的老師無疑更容易也更踏實。”（註7）
摩亞大師，約翰遜認為他是真名為蘭比爾・辛格的克什米爾大君。
且讓我們將這段話與神智學的聖雄思想比較看看。據布拉瓦茨基說：
“聖雄是接受過特殊訓練與教育的人，他們因此發展出崇高的能力並通曉靈性知識，普通人類唯有在宇宙的演化過程中歷經無數次轉世才能達到這番成就...一位聖雄之所以是聖雄並非因為他有高貴的軀體，而是因為在他的精神與軀體背後有一個發達的心智。”（註8）
我們甚至可以在據說是聖雄們親口所述的書信中看見同樣的說法。在布拉瓦茨基於1879年移居印度後，英裔印度記者A.P・辛奈特（A.P. Sinnett）對她口中的揚升大師產生了強烈的興趣。他在1880年成功與摩亞大師和庫特・胡彌大師建立了書信往來。辛奈特的這些書信現在都被保存在倫敦的大英博物館，並已出版成冊。庫特・胡彌大師在其中一封信中寫道：
“一位揚升大師——不管是最上位還是最下位的——都只有在這個世界需要他的力量之時才會現身...每當需要這些力量的時候，就連地上的君王也必須恭迎這位同修，並允許他不受拘束地自由行動，前提是他的獄卒——也就是那些外人們——答應完全或盡量不會干涉他。”（註9）
雖然有一些靈性觀念上的差異，但這樣的陳述確實是與聖者傳統中的“現實尊師”有些相似之處。
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大師
這些似乎都顯示出布拉瓦茨基的揚升大師確實是有血有肉的人類，不過他們當然也絕非什麼等閒之輩。與此同時，還有一點要注意的是，除了看得見的大師之外，還有另一個傳統也在揚升大師的神話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個傳統就是19世紀興起的唯靈論（Spiritualism），這一運動在當時吸引了大量的追隨者，並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今天的唯靈論充其量只是一種試圖與各種不知名的靈體溝通的靈學技巧，真正專業的唯靈論者並不多，整個社會與知識分子通常也不會特別待見他們。人們更熟悉的往往是另一種類型的唯靈論：通靈訊息。通靈訊息是一種用來傳達神秘學訊息的方式，一般是某種與人類或宇宙有關的訊息。扮演傳訊渠道的靈媒大多比較不會像唯靈論者那樣抱著個人的目的，因為唯靈論者通常都是為了與自己死去的親屬溝通。靈媒轉達的訊息往往充滿了教義性、預言性，甚至有時具有原型（archetypal）的色彩。
可以說，唯靈論一直以來都具有兩種層面，一種是比較偏向個人關懷因而比較俗世的，另一種比較注重啟示因而也更屬靈的。神智學的揚升大師神話無疑更偏向後者。美國神智學會在1875年正式成立，與此同時美國和英國的唯靈論者經常在他們的降神會中召喚出一個自稱叫“約翰・金”（John King）的靈體，布拉瓦茨基似乎對這個靈體非常感興趣，她還聲稱他與她的揚升大師上司有聯繫。
儘管多年來她與唯靈論者的合作始終稱不上愉快，甚至連她的上司都在1875年責令她別再跟那些人糾纏不清，但她卻仍然持續著與“約翰・金”的往來。最後，她更認定他其實也是揚升大師的使者，而創立神智學會當然就是那些大師們的主意（註10）。這麼看來，哪怕是沒有實體的靈體——而且他還流連於那些唯靈論者的降神會——也可以是那些活生生的揚升大師的夥伴，不過揚升大師通常似乎都不怎麼喜歡唯靈論者和他們召喚出來的“搗蛋鬼”（spooks），這是布拉瓦茨基對那些靈體的稱呼。
還有另一個十分有趣的插曲也對發生在法國神秘學界的一次重大神秘學復興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且這場復興的影響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並已蔓延到了其它大洲。布拉瓦茨基有一個住在法國的朋友，正是這個人對法國的神秘學復興居功厥偉。這個人就是原姓瑪麗的凱西尼斯夫人（Lady Caithness），她的丈夫是德・波瑪（Duc de Pomar）。她住在巴黎的一座大宅邸，裡頭有一間專門用來進行神秘學活動的華麗小教堂。
1889年秋天，一位名叫儒勒・杜瓦爾（Jules Doinel）的前天主教神學院院生、高級共濟會員兼靈視詩人在這間小教堂裡遇到了從前潔淨派（Cathar）的主教吉勒哈貝・德・卡斯特爾（Guilhabert de Castres）及其他中世紀潔淨派教徒的亡魂。這些亡魂通過一位女主持人開口說話，他們要求杜瓦爾去復興諾斯底教會，他本人要擔任這個教會的首任教長。杜瓦爾接著得到了該如何建立教會的詳細指示，它就是普世諾斯底教會（Eglise Gnostique Universelle，它之後又改成了其它名字），後來它還與帕普斯（Papus）領導的馬丁教團（Martinist Order）愈走愈近。該教會在法國、海地及其它國家都有許多分支（註11）。
杜瓦爾或許也是在某種揚升大師的指示下建立現代諾斯底教會，雖然這是一個與布拉瓦茨基並不完全相同的例子，甚至這可能這是一位連她都不曉得的大師的命令。然而，在這個例子中發出這些指示的都是已經沒有形體的靈體，但他們似乎又與通常會出現在降神會上的那些普通靈體不太一樣。他們反倒比較接近當代的一些更言之有物的通靈訊息，例如《奇蹟課程》（A Course in Miracles）。
這些可能互相認識或不認識的精神嚮導，對很多神秘學兄弟會來說早已見怪不怪。甚至連一向都對神智學和其它類似的學說抱持懷疑態度的卡爾・榮格也相信他們的存在。他在《回憶、夢、省思》（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中曾花了很長的篇幅在講述一位被他稱為腓利門（Philemon）的“幻想角色”的故事，他從這個人身上學到了很多。他還提到自己認識“一位非常有教養的印度老人，他是甘地的朋友”，對方告訴榮格說他曾跟著商羯羅，也就是古代的吠檀多大師學習，他接著說：“大多數人都追隨在世的大師，但也有些人追隨已經羽化成仙的大師。”據榮格說，他當時立刻就想起了腓利門（註12）。
神智學的揚升大師傳說與通靈訊息在1972年產生了一次奇怪的融合，當時深受愛麗絲・貝利版本的神智學揚升大師思想影響的英國畫家、通靈者本傑明・克雷姆（Benjamin Crème）突然語出驚人表示彌勒佛誕生的日子已經不遠了（彌勒佛在佛教中被視為未來再臨的佛陀，神智學繼承了這一觀念；生活在本世紀初的吉杜・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也一度被認為是彌勒佛的投胎轉世）。克雷姆聲稱1982年就是彌勒佛降生之年。可以想見，據說屆時還會發生各種驚人的奇蹟，比如救世主會透過世界上的所有媒體來宣布自己的存在，雖然它們最後通通沒有發生，但仍有一些死心塌地的信徒依舊相信這個預言。
秘密主宰者或原型神話？
《聖經》的東方三賢士傳說可以說是存在一群與世界的命運休戚與共的揚升大師這種神話的原型之一。英國作家恩斯特・斯科特（Ernest Scott）曾提出“秘密主宰者”（Secret Directorate）一說，他主要借鑒的是伊斯蘭教世界的傳說，他對流傳在中東的某些密教中的“真主之友”（Friends of God）或“深幽隱士”（People of the Secret）進行過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討論（註13）。透過神智學對神秘主義的影響，儘管它在今天已是一場“老爺爺運動”，但關於這些揚升大師的故事卻永不過時。
對於這些直到今天依然經常被提起的揚升大師，可以說直到今天他們仍舊還是一個謎。雖然保羅・約翰遜等人已經努力照亮了一些最黑暗的角落，卻仍然無法照亮整個謎團。不管出現了多少新的突破，總還是有很多撲朔迷離的地方。所以，下面的結論只能算是為了解答這個謎團而做出的些許嘗試。
首先，究竟有沒有證據顯示宇宙或地球，特別是人間的世事走向真的是受到某種超人的智慧引導，並且這種智慧曾在歷史上的某些時候與人類進行過接觸？答案似乎是否定的。沒有什麼比我們悲慘的歷史更能夠體現“世界出於盲目的意志”（叔本華語）這句話了，反正我們是看不出它有被任何高等智慧干預過的跡象。如果說真的存在所謂的“靈性政府”或“秘密主宰者”，那麼他們似乎是一群相當無能的統治者。
同樣的道理，一群得道真人確實可能會聚在一起工作，但不是組成一個秘密政府，而只是作為開明且富有同情心的好施者。坊間流傳的一些與這些人有關的說法（尤其是布拉瓦茨基）顯然都是支持這種可能性。像神一樣、全知全能的揚升大師在他們的秘密藏身處默默駕馭著歷史的繮繩，這樣的想法聽起來或許很激動人心，但卻沒有什麼根據。當然，布拉瓦茨基的揚升大師從未宣稱他們是這樣的存在（後來的神秘主義流派，譬如愛麗絲・貝利發起的運動以及更往後20世紀60年代的“永有運動”〔I Am〕都堅稱這些像神一樣全能的人們確實存在，顯然這早已背離了最初的揚升大師思想）。
另一方面，不管是作為現世尊師還是沒有形體的靈性導師，揚升大師的形象多多少少都具有一種榮格式的原型色彩。對此有些人可能抱怨說，這種解釋無異於只是用一個謎來取代另一個謎。但不可否認的是，在所有的科學與神秘主義、所有的東方與西方思想背後只有一個東西是真實的：人類的心靈。無論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怎樣的超自然現實，我們都只能通過人類的心靈去認識它們，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正因如此，透過原型所反映出來的心靈現實也與我們眼下討論的問題有所關係。原型往往具有許多揚升大師被賦予的特質，例如神聖、威嚴和難以抗拒的影響力。布拉瓦茨基曾在教導她的門徒如何進一步認識存在的奧祕時說過，她“可以告訴他們如何找到那些將向他們展示只能從內在打開的秘密之門的人。”既然如此，如果那些能夠打開內在之門的人其實就在我們的心靈深處，這又有什麼好奇怪的呢？
假如這些原型大師其實就在我們心中，而不是喜馬拉雅山或阿富汗的某座秘密高原，那麼他們出現在我們的生活周遭不是很合理嗎？有些人確實就是這麼認為的。法國詩人、神秘主義者莫里斯・馬格（Maurice Magre）曾在他的《賢士的歸來》（The Return of the Magi）中寫道：
“這些人的名字不為人知，因為他們絲毫不在乎名聲，但真理卻已於不知不覺間從他們身上顯明出來。有些同修並不知道真理就在他們身上；有些謙虛的聖人選擇用大智若愚的態度處世...我們每個人在一生中都至少會遇見一個隱匿於市井的同修，並從他們那裡獲得了一份彌足珍貴的寶物，也許是一句真摯的勸告，也許是一副悲傷的表情，又或者是一雙早已看透一切的眼睛。”（註14）
如果我們想要得到最大的回報，就應該朝著這個思路繼續下去。話雖如此，揚升大師的神話肯定還有更多秘密等著要說給我們聽，而那或許會令我們受益匪淺。
____________________
Footnotes
1. Richard Cavendish, Encyclopaedia of the Unexplained: Magic, Occultism, and Parapsychology (London: Routledge, 1974), p. 286.
2. Alvin Boyd Kuhn, Theosophy: A Modern Revival of Ancient Wisdom (New York: Henry Holt & Co., 1930), p. 2.
3. Sylvia Cranston, H.P.B.: The Extraordinary Life and Influence of Mme. Helena Petrovna Blavatsky, the Founder of the Theosophical Movement (New York: Jeremy P. Tarcher/Putnam, 1992).
4. K. Paul Johnson, The Masters Revealed: Mme. Blavatsky and the Myth of the Great White Lodge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An earlier version of this work was In Search of the Masters: Behind the Occult Myth (South Boston, Va.: Privately published, 1990).
5. Andrea Grace Diem, The Gnostic Mystery: A Connection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Mysticism (Walnut, Calif.: Mt San Antonio College Press, 1992).
6. Ibid., p. 24.
7. Ibid., p. 25. Emphasis here and in other quotes is in the original.
8. H.P. Blavatsky, Collected Writings, vol. 6 (Los Angeles: Blavatsky Writings Publication Fund, 1954), pp. 239-41.
9. A.T. Barker, ed., The Mahatma Letters to A.P. Sinnett, second edition (London: Rider & Co., 1948), p. 180.
10. C. Jinarajadasa, ed., The Golden Book of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Adyar, Madras, India: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1925), pp. 15-16.
11. Massimo Introvigne, Il Ritorno dello Gnosticismo (Carnago, Italy: SugarCo Edizioni, 1993), pp. 106-08.
12. Aniela Jaffe, ed., 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 by C.G. Jung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5), p. 184.
13. Ernest Scott, The People of the Secret (London: Octagon Press, 1983).
14. Maurice Magre, The Return of the Magi, trans. Reginald Merton (London: Sphere Books, 1975), pp. 223-24.
史蒂芬・霍勒（STEPHAN A. HOELLER Ph.D.）著有《諾斯底教徒榮格與死者的七次佈道》（The Gnostic Jung and the Seven Sermons to the Dead，1982）、《榮格與失落的福音》（Jung and the Lost Gospels，1989）以及《諾斯底主義：古代內識傳統新觀》（Gnosticism: New Light on the Ancient Tradition of Inner Knowing，2002），另外他也是洛杉磯諾斯底教學會（Gnostic Society）的主任和諾斯底教會（Ecclesia Gnostica）的主教與當代諾斯底教思潮的活躍人物。
註14 講的好
回覆刪除願你也能遇到生命中的真理指引者，然後成為下一個人的指引者
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