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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DR KERRY BOLTON
“沒有任何無產階級、甚至共產主義運動可以不以金錢為依歸、不聽從金錢的命令、不遵循金錢所劃定的時限，就連其理應懷抱理想主義的領袖對此也不會有絲毫質疑。”
——奧斯瓦爾德・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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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起身反抗暴政堪稱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神話之一，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無疑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鮮明的例證。許多政治分析都把焦點集中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爭，而哲學家、歷史學家史賓格勒老早就戳坡所謂打著“人民”名義的起義，其實都只是在為富人階級牟利：
“這便是為什麼所有激進（即窮人）政黨都必然淪為金錢權力、特權階級、證券交易所的棋子。從理論上來講，他們的敵人應該是資本，但實際上他們從不為難證券交易所，反而往往還會委身捍衛後者。這在格拉古兄弟（Gracchan）時代是如此，在今天依然是如此，古今所有國家皆然...”（註2）
不管是自由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只要沒了錢就都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也正是依靠特權階級這個握有大錢的黨派，格拉古兄弟才能夠大刀闊斧改革，而一旦有利於自身的那部分改革成功合法化後，他們就又撤回支持、使整個改革半途自畫（註3）。
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無論是通過起義或投票箱，通常也不會比時下所謂的“阿拉伯之春”或喬治・索羅斯的開放社會研究所（Open Society Institute）、美國國務院、國家民主基金會、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及其它富豪智庫所資助與鼓吹的“天鵝絨革命”更真的是由“人民”挺身帶領。
鎖定俄羅斯
早在革命打響的十二年前，紐約的經濟利益集團已經在磨刀霍霍要向俄羅斯下手。首先必須先把沙皇描繪成迂腐暴政的魔頭，好破壞美國人和俄羅斯人原本長久以來的友好關係。於是，身為記者的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被找來擔此大任，據歷史學家托馬斯・貝利（Thomas A. Bailey）說，凱南在煽動美國人敵視沙皇這件事上“無人可與之媲美”（註5）。
1905年的日俄戰爭帶來了詆毀沙皇的機會。在此期間，人在日本的凱南開始蠱惑俄羅斯戰俘成為“革命分子”，並據稱成功唆使五萬兩千名俄國士兵轉而投身“革命”。據考利（Cowley）指出，這些活動都受到了“美國境內不同團體的資助”（註6）。其中最主要的贊主者是紐約庫恩洛布銀行的高級合夥人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
第一次世界大戰提供了宣判沙皇死刑的天賜良機，這場戰爭直接催生了1917年3月的革命。凱南大肆報導了“俄羅斯自由之友”（Friends of Russian Freedom）在紐約舉行的慶祝活動，在1905年積極向俄羅斯士兵宣傳革命、讓他們後來紛紛變成1917年的革命骨幹的該團體受到了“一位大家都認識且尊敬的紐約銀行家的贊助”，這人當然是雅各布・希夫。《紐約時報》還報導，希夫在慶祝會上宣讀了一封電報，電報的內容都是“這些年來我一直苦心盼望且為之努力的東西。”（註7）
希夫也曾向《紐約晚報》（The Evening Post）致信，談論革命後的俄羅斯在世界金融市場上的新地位：
“作為您希望我談一談革命對俄羅斯的財政影響的回覆，我表示敝人堅信隨著這個偉大的民族擺脫枷鎖，讓該國充沛的資源能夠獲得好好開發，那麼俄羅斯必將迅速追上世界腳步，並且從金融上擠身世界貨幣市場最受歡迎國家之列。”（註8）
這些話反映了國際金融家普遍歡欣鼓舞的態度。國家城市銀行的約翰・楊（John B. Young）在1916年為了調度美國的貸款而來到俄羅斯，他也談及了當時在那裡已成為眾人生活重心的革命。他認為，那些參與革命的人“懇切、負責任且保守。”（註9）同一期的《紐約時報》還提及在革命的二十四小時前，倫敦的俄羅斯外匯交易所的交易量忽然有所增加，這表示倫敦那邊先於紐約知道革命已迫在眉睫。這篇報導亦指出，倫敦和紐約最有頭有臉的金融和商業領袖皆對革命抱持樂觀態度（註10）。另一份報導還談到，儘管有些人的確對革命感到忐忑不安，但“這個消息在更高格的銀行圈子中絕對不會不受歡迎。”（註11）
“華爾街的布爾什維克”
三月革命是十一月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前奏，國際銀行利益集團同樣從一開始就參與其中。這主要是以美國紅十字會駐俄羅斯代表團為幌子進行，該代表團的成員大多都是華爾街人士而非醫療人員（註12）。代表團是在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董事威廉・博伊斯・湯普森（William Boyce Thompson）指導下組成，他與萬國收割機公司（International Harvester）一起為代表團提供資金。湯普森的助理科尼利厄斯・凱萊赫爾（Cornelius Kelleher）就認為這次出行不過在替商業利益“掩人耳目”而已（註13）。
湯普森對布爾什維克的熱情使他被他的商業同行戲稱為“華爾街的布爾什維克”。湯普森在與美國紅十字會進行了為期四個月的出行後不久，便在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對當時仍然岌岌可危的布爾什維克政權表達了讚賞。這篇報導還說，湯普森“堅信俄羅斯需要美國，美國必須與俄羅斯站在一起。”他說：“布爾什維克的和平目標與美國毫不衝突。”《紐約時報》評論稱：
“湯普森既是銀行家又是資本主義者，同時他在製造業方面擁有很大的利益。他絕不是感情用事者或‘激進主義者’。但他從俄羅斯歸來時，的確是帶著對以布爾什維克為代表的民主俄國絕對同情的態度。”（註14）
在回答到他的親布爾什維克情結的時候，湯普森表示如果這意味著對一億七千萬“為自由和公平的生活而奮鬥”的人們表示同情的話，他並不介意自己被稱為“赤色分子”。
他說：“俄羅斯現在當政的是工人政府。這是一個代表大多數人的政府，既然我們的政府也是代表大多數人，那我實在看不出為什麼我們沒有理由支持俄國政府。”（註15）
托洛茨基的商業聯繫
雖然有據可查的文獻記錄了俄羅斯革命者列寧一行人如何在富有且人脈廣泛的馬克思主義者“帕夫斯”（Parvus，原名Israel Helphand）幫助下，搭乘德國總參謀部發派的火車前往俄羅斯（註16），但是托洛茨基從紐約來到俄羅斯的過程卻始終鮮為人知。
愛達荷州立大學的理查德・史賓塞博士（Dr. Richard Spence）是研究這方面的翹楚。就在列寧一夥人得到德國暗助的同時，史賓塞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英國對托洛茨基的幫助也沒有少。然而，這兩方背後都有國際金融家的身影，尤其是華爾街的庫恩洛布公司跟沃伯格（Warburg）銀行王朝，協約國與德國方面的業務都為其所承攬。圍繞托洛茨基的這些利益人士的中心人物是威廉・懷斯曼爵士（William Wiseman，註17），他實際上是英國特勤局在美國的負責人，有趣的是他還在戰後留在美國，並在1929年成為庫恩洛布公司的合夥人。
托洛茨基攜家帶眷抵達紐約，即便他後來聲稱自己“身無分文”，但其實他身上至少有五百美元（相當於今天的一萬美元），而且還能夠住進華美的阿斯特酒店（Hotel Astor）。短暫停留後，托洛茨基一家在布朗克斯區獲得了一間寬敞的公寓，並接受住在附近的朱利葉斯・哈默博士（Dr. Julius Hammer）庇護（註18）。就像帕夫斯一樣，哈默博士又是一位身為百萬富翁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兒子阿曼德（Armand）是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oleum）的負責人，這家公司幾十年來一直是蘇聯對外商業關係的中流砥柱（註19），只有在史達林時期才一度中斷（註20）。
史賓塞進一步追蹤了神秘的英國間諜大師西德尼・賴利（Sidney Reilly）與這一切的聯繫，他曾以聯合機械公司（Allied Machinery Co）負責人的身份與德國進行有通敵之嫌的貿易。他與阿布拉姆・志沃托夫斯基（Abram Zhivotovskii）維持著商業往來，後者這位國際銀行家是托洛茨基的舅舅（註21）。志沃托夫斯基反過來又與奧洛夫・阿希伯格（Olof Aschberg）有關係（註22），後者是斯德哥爾摩的奈伊銀行（Nye Banken）行長，他負責向布爾什維克輸送資金，這讓阿希伯格獲得了“布爾什維克銀行家”的稱號。阿布拉姆據說是以德國間諜的身份為俄羅斯政府工作，雖然表面上自稱反布爾什維克，但美國國務院仍認為他是在替布爾什維克洗錢（註23）。
至於阿希貝格，胡佛研究所的安東尼・薩頓博士（Dr. Antony Sutton）援引了美國駐克里斯蒂安尼亞（奧斯陸）大使發給國務院的《綠色密件》，日期為1918年2月11日，其中提到布爾什維克的資金都存放在奈伊銀行（註24）。布爾什維克的國際銀行－俄羅斯商業銀行（Ruskombank）建立於1922年，其行長正是阿希伯格，而摩根銀行擔保信託公司的副總裁馬克斯・梅伊（Max May）則任外部主任（註25）。
然而，回到托洛茨基這邊，當他準備要回到俄羅斯的途中因為被懷疑是德國間諜，遂遭英國當局扣押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註26）。據史賓塞指出，托洛茨基是懷斯曼心目中最適合帶領這場運動的理想革命領袖，史賓塞相信托洛茨基因為親德嫌疑被短暫拘留在新斯科舍省只是在欲蓋彌彰，好減少外人懷疑他其實是奉著親英議程。沒過多久，他便獲釋得已繼續前行。
親布爾什維克議程
經過數年流血內戰，布爾什維克總算鞏固了俄羅斯的控制權。他們最初的勢力範圍幾乎不超過莫斯科與彼得格勒（今聖彼得堡）。社會主義者和主流西方歷史都相信與布爾什維克大打出手的反動派獲得了資本主義勢力的大力支持。如下所示，這其實並不正確。從外交的角度而言，富豪利益集團在ㄧ戰後可謂是為布爾什維克的事業操碎了心。我們已經看到了威廉・湯普森的行為，還有紅十字會駐俄羅斯代表團的那群商人利益集團。但是在和平會議的幕後同樣有著強大的遊說團體。
有兩位突出的消息來源，一位是保守主義者，另一位是社會主義者，他們都注意到了高級金融勢力意圖幫助布爾什維克的陰謀。《倫敦時報》編輯亨利・威克姆・史泰德（Henry Wickham Steed）在報社老闆諾斯克里夫勳爵（Lord Northcliffe）的支持下成了一位單人遊說者，試圖阻止強大國際勢力對布爾什維克的力挺。他之所以能夠掀起波瀾，是因為他的身份足以公開揭露這些陰謀詭計，同時他也積極宣傳布爾什維克的暴行。
利用1919年巴黎和會的第一手資料，史泰德指出會議一度遭到了從莫斯科歸來的威廉・布利特（William C. Bullitt）和林肯・史特芬斯（Lincoln Steffens）打斷，他們奉愛德華・豪斯上校（Edward M. House，註27）與美國國務卿羅伯特・蘭辛（Robert Lansing）之命出使俄羅斯，好研究該國的政治與經濟狀況，然後在和會上向美國代表報告。史泰德表示，雅各布・希夫尤其渴望布爾什維克“能夠得到承認”，他還寫道：“有力的國際金融勢力正在蠢蠢欲動，幫助布爾什維克主義者獲得認同。”（註28）豪斯曾跟史泰德有一面之緣，並顯得非常在意史泰德對這些陰謀的緊追不放。
史泰德堅持希夫、沃伯格和其他銀行家都是因為想要盡情剝削俄羅斯，所以才扮演支持布爾什維克的外交行動的幕後黑手。這以前已經提過：
“豪斯單刀直入地要求史泰德收手；去支持這個據說能為無論是親布爾什維克還是非布爾什維克的俄羅斯人都帶來好處的人道主義舉動。史泰德同意他會仔細想想，但就在與豪斯交談完後不久，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和威爾遜就在第二天作出了正式承認。史泰德因此在3月28日為《巴黎每日郵報》撰文揭露了這些內幕，他並問道親布爾什維克的立場將如何與威爾遜崇高的道德原則一起在戰後世界並存？”（註29）
接下來豪斯再次拜訪了史泰德，他說《巴黎每日郵報》的文章“不會令總統樂見”；而且這些宣傳也會讓勞合・喬治感到十分困擾，因為這會阻撓他承認布爾什維克。
數年後，美國勞工聯合會主席塞繆爾・岡珀斯（Samuel Gompers）也從地緣與政治的角度注意到，資本勢力其實一直在替布爾什維克遊說。1922年5月1日的《紐約時報》報導，岡珀斯在熱那亞的國際經濟會議上對此表達了批評，他聲稱有一群“掠奪成性的國際金融家”在努力幫助布爾什維克獲得承認，以換取資源開採的機會。他還指出，甚至連一貫反勞工的那些美國權貴現在都開始為布爾什維克搖旗吶喊（註30）。
美國的“干預”
假如資本利益集團真的在暗助布爾什維克，心裡還在懷疑的讀者肯定要納悶，協約國幹嘛還“插手”幫助白軍在俄國內戰期間對付紅軍？這裡我們又一次碰到了社會主義宣傳和西方主流學術界的簡化與迷惑。協約國在俄羅斯前線即將搖搖欲墜之際出兵過去，為的是確保協約國向俄國提供的戰爭物資不會落入德國之手。縱然軍方、外交和政治圈子裡的確有人想協助白軍打敗布爾什維克，但這些舉動從來沒有成功。其他許多更有影響力的人實際上在制定政策，以便“背刺”與紅軍交戰的一方。
美國國務院的俄羅斯專家喬治・凱南（註31）曾指出，當美國在1917年派赴他們的第一位代表去大天使港（Archangel）的時候，布爾什維克才剛剛奪取政權，大天使港是重要的戰略港口，那裡堆積了很多協約國輸送的戰爭物資（註32）。這堆物資包括兩千噸鋁、兩千一百噸銻、一萬四千噸銅以及五千兩百三十噸鉛等等（註33）。由於俄羅斯隨時可能跟德國達成停戰協議，所以協約國急於收回物資。布爾什維克調派了一個委員會前往大天使港來把這批戰爭物資搬回內陸（註34）。儘管兩艘英國戰艦已經抵達，但英國人卻在那裡呆坐了幾個月，讓布爾什維克把戰爭物資搬運一空（註35）。接下來要確保的是在俄羅斯被俘的捷克士兵的安全，他們被要求去與德國作戰，好換取戰後對捷克建國的支持。布爾什維克政權同意釋放他們，美國人和日本人則負責利用火車把他們送往海參威（註36）。
布爾什維克在與德國停戰這方面的態度並不明確。托洛茨基非常反對列寧退出戰爭，他也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惹得德國代表大為不悅後辭去了外交事務委員會的職務，轉而出任軍事委員會與紅軍領袖。這導致德國人在東線再次發起進攻，以剿滅尚未站穩腳跟的紅軍。這件事引起了協約國與布爾什維克的“同仇敵愾”（註37）。托洛茨基仍在盡力確保布爾什維克支持協約國的戰爭。正因如此，認為協約國進兵俄羅斯是為了摧毀布爾什維克的觀點根本站不住腳。
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抵抗主要是圍繞著海軍統帥高爾察克（A.V. Kolchak），他籌組白軍並控制了西伯利亞，與此同時其他白軍勢力則在向布爾什維克僅有的兩個據點，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施壓。高爾察克雖然親英，但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他也只能向德國人求援。美國因此安排羅伯特・格雷夫斯少將（Robert Graves）前往西伯利亞佈置兵力，他本人站在布爾什維克那一邊，尤其敵視高爾察克，這注定了後者的敗亡。當捷克士兵們的指揮加吉達（Gajda）和英國的諾克斯將軍（Knox）試圖反布爾什維克的時候，格雷夫斯只是告訴加吉達說：“只要是他還在的一天，美軍永遠不會對付布爾什維克。”（註38）但是，格雷夫斯的政策遠遠不是作壁上觀：實際上，他只要找到機會，就會竭盡所能做出對布爾什維克有利的舉動。從美國紅十字會的例子便可以看出這是怎麼一回事，其被格雷夫斯詆毀為“對俄羅斯人民的願望絲毫不聞不問”，在發現紅十字會為高爾察克的部隊提供保暖醫務並開辦醫院後，格雷夫斯更揚言，除非停止這些人道主義援助，否則他不會再為紅十字會提供護衛（註39）。
美國西伯利亞遠征軍參謀長，蒙哥馬利・舒勒上尉（Montgomery Schuyler）在1919年3月從鄂木斯克發給海參威的巴羅中校（Barrows）的報告中吐露了他的疑慮，他說：“布爾什維克主義在四處蔓延，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們的錯，我不認為我們可以為此開脫...”（註40）
到了1919年下半，高爾察克的部隊已經敗退，白軍的攻勢在俄羅斯漸顯力不從心。白軍從未獲得協約國的訓練和武器援助，反倒因為協約國的撤走而吃虧。缺乏外交承認也是鄂木斯克的高爾察克政府最終失敗的一大主因。
《紐約時報》報導了紅軍對高爾察克的進攻過程，並將鑄成這一切局面的責任歸咎於協約國，特別是美國政府。這位海軍上將的白軍已後撤了八百多英里，“因為他的槍械、飛機、坦克和糧草都遠遠不夠。”
“協約國扣留了必要的物資，尤其是本應該留給鄂木斯克政府的那些武器和彈藥...協約國沒有派去任何軍官、甚至士官好幫助高爾察克訓練他手下的烏合之眾。於是，高爾察克就在彈盡糧絕、空有愛國流民的情況下殊死一搏，最後的結局可想而知...”（註41）
在協約國絲毫不留情面地在白軍面前撤走之時，美國其實曾經好心允許高爾察克取走他幾年前就應該拿到的武器。但是，格雷夫斯依然選擇以延遲交貨來從中作梗。《紐約時報》也報導了這件事：
“格雷夫斯少將近日拒絕向海參威的俄羅斯當局交付武器，他的舉動引起了遠東俄羅斯政府對美國指揮部的不滿，鄂木斯克英國軍事使團團長諾克斯將軍也表示，格雷夫斯將軍阻攔了俄羅斯人的武器添購與交貨。”（註42）
1919年12月，一支駐紮在伊爾庫茨克（Irkutsk）的軍團宣布不再忠於高爾察克，並成立革命政府佔領火車站。高爾察克威脅要轟炸這座火車站卻被協約國阻止，甚至火車站還被宣布為“中立地帶”。高爾察克試圖將革命者逼退伊爾庫茨克河，但就在革命政府落成幾天後，他自己便在尼赫尼－烏金斯克（Nijnie Udinsk）淪為了階下囚。哥薩克人阿塔曼・塞門諾夫（Ataman Semenoff）的數百名士兵趕來馳援並與革命者展開交火。1920年1月12日，美軍抵達當地與塞門諾夫的部隊發生衝突（註43）。因此，美軍最後的其中一次行動反而是在攻打高爾察克的繼任者塞門諾夫領導的殘破白軍，當時塞門諾夫正試圖營救高爾察克（註44）。
守衛西伯利亞鐵路的美軍在革命政權的夾道歡送下離開海參威，據《紐約時報》報導：
“第二天遍佈各地的遊行、街頭聚會和演說無不標誌著這座城市終於從高爾察克的威權下徹底解放。每棟政府大樓、商家以及民宅都飄揚著紅旗，親美氛圍在當地也十分明顯。在美國總部正前方，革命領袖紛紛站上對街建築物的台階，高呼美國人是真正的朋友，是他們在關鍵時刻挽救了命懸一線的革命。”（註45）
1920年，面對自己的一敗塗地，高爾察克感嘆：“這些干預對我的影響究竟有多麼深遠，恐怕一時之間也難以說盡。”（註46）在被他的捷克衛兵出賣後，被俘的高爾察克在2月7日被革命政權槍決（註47）。
《紐約時報》的社論亦仔細分析了協約國的“干預”和殘餘白軍為期不遠的末日：
“毫無疑問，協約國必須為這場戰爭的失敗承擔很大責任。正如《新歐洲報》（The New Europe）最近所觀察到的那樣：‘我們的政治家做出的公開聲明，對布爾什維克來說簡直堪比一支軍隊相助。”（註48）
大企業與蘇維埃
“真正的大企業絕不會反對共產主義。企業的規模越大其實越接近集體主義，但這是屬於少數人的上升通道，而不是那種只會引領群眾一起完蛋的集體主義。”
——H.G・威爾斯
當協約國在1920年的海參威向白軍提供所謂協助的同時，代表美國商業利益集團與美國政府的商人華盛頓・范德利普（Washington Vanderlip）正在與列寧商討合作，讓這一整個地區從實質上變成美國的保護國。商討內容涉及了堪察加半島為期六十年的租約，這麼做為的是確保重要的石油與採礦特許權（註49）。范德利普是趁著蘇聯還無法控制該地區的時候出使，而且還肩負著美國國務院的授權。
列寧在那時候甚至還摸不清楚堪察加半島的“所屬權”，日本人實質控制了那裡，直到在1925年與蘇維埃俄國簽訂協議後才撤離。列寧認為，美國人的存在，包括海軍基地皆可以有效充當遏止日本侵略的“緩衝區”，他說：“日本人實際上佔領了這裡，他們不會樂見我們要把它轉交給美國人。”（註50）坊間廣為流傳范德利普的特許權商談最終因為美國政府和“大企業”的反對而無疾而終，這顯然是不正確的（註51）。美國的“大企業”早在1920年便開始和布爾什維克建立商業關係，據媒體報導：“在美國商人的倡議下，經過‘與外交官馬克西姆・李維諾夫（Maxim Litvinoff）的長時間討論’後，確定要在丹麥成立一個負責交易原物料的新國際組織。”（註52）
費邊社會主義者、親布爾什維克歷史學家兼小說家H.G・威爾斯曾偶然碰到人在俄羅斯的范德利普，後來威爾斯說出了這番話：
“美利堅合眾國是唯一能夠單槍匹馬扮演俄羅斯的最後助力的強權。正因如此，我發現富有進取心與想像力的范德利普先生的冒險實在意義重大。我開始思考他的談判究竟會產生什麼結果；或許他們是要在新的基礎上討論俄羅斯的起始問題，最終這可能會使這一局面演變成世界性的問題。在當今這個疲憊不堪的世界，美國以外的其它強權需要同心協力才可能對俄羅斯產生任何有效的影響。真正的大企業絕不會反對共產主義。企業的規模越大其實越接近集體主義，但這是屬於少數人的上升通道，而不是那種只會引領群眾一起完蛋的集體主義。”（註53）
無所不在的智庫－外交關係協會（CFR，註54）在1923年的時候已有了沃伯格、希夫和愛德華・豪斯這些成員，該組織在布爾什維克還沒能在俄羅斯站穩的時候就一直在竭力支持它，同時也就蘇聯問題發表過報告。不過，如同我們所看到，大企業早從1917年便開始與布爾什維克頻頻打交道。CFR歷史學家彼得・格羅斯（Peter Grose）在其半官方的外交關係協會歷史研究中寫道：
“促使這份報告產生的第一個原因是列寧的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苦苦掙扎的布爾什維克似乎有意要開放外資投資經濟。外交關係協會研究小組有一半的成員出身在舊俄羅斯有業務的公司，接下來關於蘇聯前景的討論變得非常激烈。最後報告駁斥了那些‘歇斯底里’的恐懼，例如革命將從俄羅斯蔓延至中歐，或者更糟的是令人頭疼的新革命者將與中東的穆斯林民族主義者聯手驅逐歐洲帝國主義。研究小組的結論是布爾什維克正在朝著‘理智且良好的商業慣例’前進，只不過對外國特許經營者的歡迎恐怕不會長久。”（註55）
蘇聯在列寧與托洛茨基領導下的開放只是曇花一現，外交關係協會在這一點上可謂頗有先見之明。史達林在四年後掌握至高權力，富豪最喜歡的托洛茨基早已跑路。西方石油公司負責人阿曼德・哈默後來回憶說，他與從列寧到戈巴契夫的每位蘇聯領導人都有交情，唯獨史達林例外。哈默曾在1921年的紐約見過托洛茨基（那時他應該是其父朱利葉斯的貴客），後者很想知道美國的金融界是否“視俄羅斯為理想的投資市場”？托洛茨基還告訴哈默：“資本放在俄羅斯肯定要比其它任何地方都安全”，因為資本家在那裡的投資即使在“世界革命”過後也可保安全無虞（註56）。根據哈默的說法，托洛茨基親口告訴他：“任何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都不會允許情感左右生意。”這話讓當時的哈默“深感震驚”，“但他們在今天不會再讓我更驚訝了。”（註57）相比之下，哈默表示他從不曾與史達林打交道，直到1930年那會“史達林都還不是一個有辦法成為生意對象的人。史達林堅信國家有能力在沒有外國特許經營者和私人企業支持的情況下獨自操刀一切。”（註58）
即使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為反對軸心國而與之結盟，但希望繼續與史達林維持友好關係來實現“新世界秩序”的希望到底還是落空，史達林輕蔑地拒絕了美國想要建立聯合國世界政府以及透過巴魯克計劃（Baruch Plan）來實現核能“國際化”的設想。結果這導致了冷戰發生（註59）。然而，這只是更為加劇了大企業的革命熱情，現在它們開始建立並資助反俄羅斯的左派運動，這就是後來的“新左派”以及被誤稱為“新保守主義”的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註60），由此也誕生了之後繼續震撼世人的“天鵝絨革命”，並衍生出了對俄羅斯的一貫懷疑態度，而俄羅斯現在似乎已不再像史達林時期那樣抗拒“新世界秩序”了（註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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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notes
1.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71, Vol. 2, 402.
2. Ibid., 464.
3. Ibid. 402.
4. ‘Who’s Plotting World Government?’, various authors, New Dawn Special Issue 16.
5. Robert Cowley, ‘A Year in Hell’, America and Russia: A Century and a Half of Dramatic Encounters, ed. Oliver Jense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2, 92-121, quoting Thomas A. Bailey, 118.
6. Ibid., 120.
7. New York Times, 24 March 1917.
8. ‘Loans easier for Russia’, The New York Times, 20 March 1917.
9. ‘Is A People’s Revolution’, The New York Times, 16 March 1917.
10. ‘Bankers here pleased with news of revolution’, ibid.
11. ‘Stocks strong – Wall Street interpretation of Russian News’, ibid.
12. Of the 24 members of the American Red Cross Mission, seven had medical backgrounds.
13. Antony Sutton, Wall Street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New York: Arlington House Publishers, 1974, ‘The American Red Cross Mission in Russia – 1917’, Chapter 5, 71.
14. ‘Bolsheviki Will Not Make Separate Peace: Only Those Who Made Up Privileged Classes Under Czar Would Do So, Says Col. W B Thompson, Just Back From Red Cross Mission’, The New York Times, 27 January 1918.
15. Ibid.
16. Parvus had made a fortune as an arms and grain dealer in Constantinople. Pearson writes: “Though he still had socialist ambitions, he had become a caricature tycoon with an enormous car, a string of blondes, thick cigars and a passion for champagne – often a whole bottle for breakfast.” M. Perason, The Sealed Train: Journey to Revolution, Lenin – 1917, London: Macmillan, 1975, 58.
17. R.B. Spence, ‘Spies, Lies & Intrigue Surrounding Trotsky’s American Visit January-April 1917’, Revolutionary Russia, London: Francis & Taylor Group, Vol. 21, Issue 1, 2008, 33-55.
18. Ibid. Spence concludes that Julius Hammer is probably the mysterious “Dr M” that Trotsky refers to in his memoirs as befriending the family and taking them for excursions in his chauffeured car. Spence also believes Julius to have been the provider of the Bronx apartment and its furnishings, and the provider of financial largesse that exceeded Trotsky’s meagre income as a socialist journalist.
19. A. Hammer (with N. Lyndon), Hammer: Witness to History,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88, 188-221.
20. Ibid., 221. Hammer states that he got out of Russia in 1930, discerning that Stalin would not be as favourable to foreign business dealings as Lenin and Trotsky.
21. R.B. Spence, op. cit.
22. Ibid.
23. Ibid.
24. Antony Sutton, op. cit., 60.
25. Ibid., 60-63.
26. However, when Trotsky became Commissar of Foreign Affairs he maintained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Bruce Lockhart, who represented the British War Cabinet in Russia, Trotsky hoping for US and British assistance. Trotsky was angrily at odds with Lenin’s policy of armistice with Germany.
27. House was President Woodrow Wilson’s principal adviser and act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banking and business interests. Discerning students of history will recall he was the founder of the omni-present globalist think tank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nd its predecessor, The Inquiry.
28. Henry Wickham Steed, Through Thirty Years 1892-1922 A Personal Narrative, ‘The Peace Conference, The Bullitt Mission’, Vol II.,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and Co., 1924, 301.
29. K.R. Bolton, Revolution from Above: Manufacturing ‘Dissent’ in the New World Order, London: Arktos Media Ltd., 2011, 64-65; Henry Wickham Steed, ‘Peace with Honour’, Paris Daily Mail, 28 March 1922; quoted in Steed, op. cit.
30. S. Gompers, ‘Soviet Bribe Fund Here Says Gompers, Has Proof That Offers Have Been Made, He Declares, Opposing Recognition. Propaganda Drive. Charges Strong Group of Bankers With Readiness to Accept Lenin’s Betrayal of Russia’, The New York Times, 1 May 1922.
31. Not to be confused with the anti-Russian writer and revolutionary propagandist George Kennan, a relative, previously cited.
32. George F. Kennan, The Decision to Interven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 17.
33. ‘Memorandum regarding allied war stores lying at Archangel’, US National Archives, Foreign Affairs Branch, Petrograd Embassy, 800 File; March 20, 1918.
34. George F. Kennan, op. cit., 20.
35. Ibid., 21.
36. William S. Graves, America’s Siberian Adventure 1918-1920, New York: Peter Smith, 1941, ‘Aid to the Czechs’.
37. George F. Kennan, op. cit., 35.
38. Michael Sayers & Albert E. Kahn, The Great Conspiracy Against Russia, London: Collet’s Holdings, 1946, 64.
39. William S. Graves, op. cit., ‘The Railroad Agreement’.
40. Capt. Montgomery Schuyler, Report of March 1, 1919, Record Group 120, Records of the 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s, 383.9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 2.
41. ‘Kolchak Beaten’, The New York Times, Editorial, August 13, 1919.
42. ‘Semenoff demanded arms of Americans’,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 1919.
43. ‘Says Kolchak’s Staff Joined Revolution. Happenings in Irkutsk Region Before and After Admiral’s Overthrow’, The New York Times, 25 January 1920.
44. ‘Revolt in Irkutsk. Admiral Kolchak Resigns Command. Russian Leader said to be Ill, Names Semenoff as Military Successor’, The New York Times, 28 December 1919.
45. ‘Vladivostok Pro-American. Revolutionist Staff Thanks Graves for Preserving Neutrality’, The New York Times, 15 February 15 1920.
46. J. Smele, Civil War in Siberia: The Anti-Bolshevik Government of Admiral Kolchak 1918-1920, New York: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96, 201
47. ‘Kolchak Sought to Save Companions.
48 Officers and Civilians Refused to Leave Him when Miners Halted Train. Czech Guard Gave Him Up’, The New York Times, 22 February 1920.
48. ‘Kolchak’s Fall’, The New York Times, 30 December 1919.
49. ‘The Vanderlip Concession, an alternate history’, 26 December 2009, www.articlesbase.com/politics-articles/the-vanderlip-concession-an-alternate-history-1626435.html
50. Lenin, 22 December 1920; ‘Speech To The R.C.P.(B.) Group At The Eighth Congress Of Soviets During The Debate On The Report Of The All-Russia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The 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 Concerning Home And Foreign Policies’, Lenin Internet Archive (2003), 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20/dec/x01.htm
51. The Vanderlip project was still proceeding in 1922 when Standard Oil purchased one-quarter of the stock and exclusive rights for oil exploration in the area. However the concession could not become operative until diplomatic recognition. ‘Standard Oil Joins Vanderlip Project’, The New York Times, 11 January 1922.
52. ‘Americans to Trade with Reds’, The New York Times, 15 February 1920.
53. H.G. Wells, Russia in the Shadows, Chapter VII, ‘The Envoy’. Wells went to Russia in September 1920 at the invitation of Kamenev, of the Russian Trade Delegation in London, one of the leaders of the Bolshevik regime. Russia in the Shadows appeared as a series of articles in The Sunday Express. The whole book can be read online at: gutenberg.net.au/ebooks06/0602371h.html
54. K.R. Bolton, Revolution from Above, op. cit., 32-49.
55. Peter Grose, Continuing The Inquiry: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from 1921 to 1996,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06, ‘Basic Assumptions’. The entire book can be read online at: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www.cfr.org/about/history/cfr/index.html
56. Armand Hammer with Neil Lyndon, Hammer: Witness to History, Kent: Hodder and Stoughton, 1988, 160. 57. Ibid., 201.
58. Ibid., 221.
59. K.R. Bolton,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d How Stalin Foiled a New World Order’, Foreign Policy Journal, 31 May 2010, www.foreignpolicyjournal.com/2010/05/31/origins-of-the-cold-war-how-stalin-foild-a-new-world-order/all/1
60. K.R. Bolton, ‘Trotsky, Stalin and the Cold War: The Historic Implications and Continuing Ramifications of the Trotsky-Stalin Conflict’, The Occidental Quarterly, Vol. 10, No. 3 Fall 2010, 75-105.
61. K.R. Bolton, ‘Mikhail Gorbachev: Globalist Super-Star’, Foreign Policy Journal, 3 April 2011, www.foreignpolicyjournal.com/2011/04/03/mikhail-gorbachev-globalist-super-star/
克里・博爾頓博士（DR. KERRY BOLTON）擁有神學、社會工作研究、心理學的學位。他也是（雅典）社會與政治研究學院以及（里斯本）地緣政治和附屬科學高等研究所的成員，《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Journal）、《新黎明》（New Dawn）、《大印度夢》（The Great Indian Dream）撰稿人，詳見www.kerrybolt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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