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與教育沒有直接關聯，但應該指出的是在納粹德國，雖然勞動本身受到極盡誇耀和美化，但工會的權力卻幾乎淪為紙上談兵。所有勞工事務都被合併到了德意志工人陣線（Deutsche Arbeitsfront）轄下，這是希特勒創建的一個旨在取代舊工會制度的龐大納粹組織。
同樣的，大公司全球主義者也在積極打壓工人階級的任何真正的反抗力量。然而，縱然納粹的口號和宣傳就是靠著親勞工色彩而獲得他們支持，但勞工很快便意識到說好的勞資平等只是一個神話，勞資問題直到戰爭結束都始終困擾著納粹政府。
有了納粹德國的前車之鑑，全球主義者並沒有打算在現代美國建立勞工控制機制。與此相反，他們展開了一項成功的計劃，包括收買腐敗的勞工領袖、與控制某些工會的犯罪集團互利互惠、利用公司的銀彈攻勢促使國會通過聯邦立法來箝制勞工，其中雷根與布希政府都特別對工會不善。
其中一個例子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當時雷根政府粉碎了空中交通管制員的集體協商，他們希望改善工作條件好提升航空安全，而不是單純為了加薪才動員。另一個例子發生在2002年中旬，國際海岸和倉庫聯盟（International Longshore and Warehouse Union，ILWU）跟太平洋海事協會（Pacific Maritime Association，PMA）之間的勞資糾紛導致從聖地牙哥沿西海岸到西雅圖的一堆貨船動彈不得，2002－03年假期季的利潤眼看就要化為烏有。布希總統在10月引用《塔夫脫－哈特利法案》（Taft-Hartley Act）來打破罷工，這是在1947年被杜魯門總統拍板定案的一項有爭議的工會遣散法。根據這項法律，只要是在“國家緊急狀態”期間就可以宣布為時八十天的“冷靜期”。
雖然布希的舉動因為迫在眉睫的伊拉克戰爭而沒怎麼受到媒體關注，但ILWU的傑克・海曼（Jack Heyman）仍譴責布希的干預象徵著“勞工運動的歷史分歧點”。海曼補充說：“援引《塔夫脫－哈特利法案》來打擊長岸工人的布希實際上是在同時向本國的勞工階級與伊拉克人民宣戰。”
事實證明，美國的富裕精英全球主義者創立與控制的那些公司和組織，早已掌握了主導許多政府和企業政策的繮繩。
全球主義者還捏造了一個神話，即洛克菲勒家族代表了美國富裕精英的巔峰，洛氏家族似乎也沒有要阻止這種說法繼續被渲染下去的意思。美國石油大亨約翰・洛克菲勒貪婪成性的形象掩蓋了他其實也曾接受過外人資助的事實。據尤斯塔斯・穆林斯指出，洛克菲勒從來都不是一個獨立的力量，正是洛克菲勒的本土精英神話遮掩了國際全球主義者的身影，並且反而讓美國民眾覺得洛氏家族是國家之光。“洛克菲勒石油信託已然是一個‘軍事工業複合體’，它擁有對本國的政治控制；洛克菲勒醫療專賣集團掌控了這個國家的醫療服務；洛克菲勒基金會則隸屬於一個免稅組織網絡，它有效地掌握了本國的宗教與教育生活，”穆林斯寫道。
“洛克菲勒壟斷集團擁有對世界金融結構的控制，這意味著任何資產都有可能在任意一天因為蓄意的金融操作而變得一文不值，”穆林斯說，他注意到約翰・洛克菲勒最初是在克利夫蘭國家城市銀行的資助下才得以完全主宰美國石油，而該銀行在國會報告中已被確認是羅斯柴爾德銀行帝國的分支。據穆林斯說：“這就是最徹底的控制，如此一來便沒有人可以全身而退。膽敢這麼做的人不但會被剝奪所有財產，甚至會惹來殺身之禍。我們的司法部深知，唯一能夠在美國境內張牙舞爪的‘恐怖份子’就是世界秩序的爪牙，但他們審慎地避免提及這一事實。”
在指出司法部的這絲意識時，就像作家約翰・洛夫圖斯、加里・艾倫、馬克・亞倫等人一樣，穆林斯非常明白那些來到美國的納粹戰犯都沒有遭到偵查或起訴，或是那些犯有重大不法行為的公司也是同樣安然無事。拙作《秘密之治》也列舉了不少外國金融勢力在美國施展陰謀詭計的例子，包括秘密社團一手煽動的戰爭。
的確，美國的富裕精英家族——洛克菲勒、摩根、希夫還有沃伯格——在近幾年來都已不再能像以前那般呼風喚雨，但他們的巨型全球公司依舊難以撼動、足以承擔它們最初被建立時所肩負的職能。今日的法西斯全球主義者已掌控了這整個機制，他們創造了共產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又利用納粹的繩梯將歐洲的財富佔為己有。
“自從他發起三邊委員會以來，大衛・洛克菲勒一直扮演著新世界秩序的國際信使，特別是負責直接從紐約，甚至是動身前往該地區來向共產集團（今俄羅斯聯邦）發佈指示，”穆林斯解釋說。
令人驚訝的是，即使他們的城市到1945年1月已因盟軍的全天候轟炸淪為一片斷垣殘壁，但德國的戰械產量卻比1940年時還要高，而且當年還是他們最意氣風發的時候。德國人依然天天出門上班，許多已經轉移至地下的生產設施的產量亦屢創新高。
歷史學家忠實地記錄了箇中原因——宣傳攻勢的妙用和蓄意避重就輕。官方操控的政府公報不斷以望梅止渴的方式洗腦公眾，他們被告知嶄新的秘密武器即將準備就緒，正如前面所介紹過得那樣，這其實倒不完全是謊言。他們的新聞媒體一再堅稱，上帝站在他們那一邊，一切最後都會好轉。
而且實際上還有風聲說，任何膽敢揭穿納粹德國真實現狀的人都會消失在蓋世太保的辦公室，很可能會從此音訊全無。
全球主義者從第三帝國的納粹那裡瞭解到該如何利用這些方法來使嚇壞了的公眾唯命是從，美國人也是自2001年9月11日以後便一直生活在恐懼中。未曾明言的恐懼始終彌漫在現代美國社會的許多層面，而且這並非全由未知的外國恐怖份子所引起。對政府的騷擾與監視的恐懼同樣人皆有之。
從約翰・甘迺迪、羅伯特・甘迺迪和馬丁・路德金仍充滿爭議的遇刺事件，再到2002年明尼蘇達州民主黨參議員保羅・韋爾斯通（Paul Wellstone）在選舉前十一天飛機失事——他的席次後來被共和黨人接替，這令共和黨取得了參議院多數席次——如今持不同政見者、證人、控告者、舉發者不幸喪生的比例可說是逐年攀升。一切宛如第三帝國時期的情景，只要有人變得太具影響力或是對法西斯活動表露出太多關切，要不了多久他們就會嚐到苦頭。德州共和黨參議員約翰・塔爾（John Tower）就是這樣的人，他的塔爾委員會（Tower Commission）一直在伊朗門事件上窮追猛打雷根－布希政府，塔爾還告訴他的朋友他計劃為此寫一本通俗易懂的書。結果，曾擔任過強力的參議院軍事委員會（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與共和黨政策委員會主席的塔爾卻在1991年4月5日遭遇飛機失事，命喪佐治亞州的不倫瑞克。其他死因可疑的例子還有柯林頓的白宮律師文斯・福斯特（Vince Foster），他在1993年7月的死亡被裁定是自殺，再來是比爾・柯林頓在白水醜聞中被定罪的夥伴詹姆斯・麥克杜格爾（James McDougal），他同時是檢察官肯尼斯・斯塔爾（Kenneth Starr）的內線。福斯特的屍體在公園裡被發現時還握著手槍，麥克杜格爾則是在被單獨關押在沃思堡聯邦監獄中的時候心臟病發。其他人雖然沒有遇害，但卻因意欲競選公職而遭到槍擊或恐嚇，例如前阿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和1992年總統候選人羅斯・佩羅（Ross Perot），後者公開表示他退選的原因就是顧念家人的安全。既然有了FBI、CIA、特勤局和美國軍方的保護，佩羅到底還再顧慮什麼呢？得益於時下的監視時代，很多國會議員紛紛發現自己成了勒索對象，因為政府和公司數據庫很容易遭到竊取。這多少讓人回想起前FBI局長埃德加・胡佛——如前所言，他從國際刑警組織那裡掌握了很多情資——被多此指控勒索政府僱員和議員好支持他的計劃。通常來說，出手脅迫可比競選捐款要管用得多。
但是，赫然發現自己越來越受到監視與控制擺佈的可不是只有國會議員。
從2009年12月開始，美國人以後恐怕進行任何日常活動都得隨著備齊“證件”，這聽起來與蓋世太保對於身分證件的要求實在沒什麼兩樣。根據《國防、反恐戰爭、海嘯救濟緊急補充撥款法案》（Emergency Supplemental Appropriations Act for Defense, the Global War on Terror, and Tsunami Relief，2005），也就是有名的《真實身分證法》（Real ID Act），出於所有實際目的，每位公民以後都需要備妥國民身分證。如今不願配合警察出示身分證已屬違法行為，甚至可能導致逮捕和關押。
這項法案以打擊恐怖主義為藉口，要求制定國家簽發的駕照和無駕照身分證。它甚至強調除非滿足《真實身分證法》的規定條件，否則任何聯邦機構都不會接受那些州身分證或許可證。由於運輸安全管理局負責在機場提供服務，任何身分證不符《真實身分證法》的人都可能無法乘坐商用客機。再加上聯邦社會保障局要求各州遵守新式的僱員規範，僱員只要不符合該法案就一律不得僱用——所以一定需要那些證件。令自由主義者特別擔心的是，所有金融機構也可能只願意聽從《真實身分證法》來接受受理。沒有這類聯邦證件的客戶將無法進行金融和銀行服務。
這項明目張膽的全國公民登記法被猶豫不決的國會擱置了下來，直到它被附加在軍事支出法案上並在2005年5月11日被正式簽署成為法律。也許是鑒於幾個州的反彈，《真實身分證法》在2007年宣布延遲至2009年12月開始執行。在2007年表態不甩《真實身分證法》的州更被告知他們的公民可能會因此無法在全國範圍內自由旅行。
作家史蒂芬・耶茨（Steven Yates）是阿拉巴馬州奧本市的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研究所（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的助教，這是一個崇尚古典自由主義、自由主義政治理論和經濟學的研究與教育中心。追隨著名經濟學家、“奧地利經濟學派最眾所公認的校長”的智識傳統的該研究所支持過不少出版物、研究計劃以及獎學金。據耶茨指出：“這足以說明這個國家自9/11後發生了多大的改變，居然沒有人對（國民身分證）提出異議，認為這違背憲法，不符合自由社會的原則。”他和其他許多人都已經意識到，國民身分證這樣的技術正在逐漸包圍住手法的美國公民，但它在推進全球主義者的議程之餘卻根本無助於保護我們免受恐怖主義侵害。
然而，有許多立法者，像是加州眾議員珍妮・哈曼（Jane Harman）卻對公民登記大表贊同。她說：“我認為這的確值得考慮。我們不必非得要把它稱作國民身分證，這個措辭聽起來有些刺耳，但我們可以把它設想成是帶有某些基本功能的智能卡（比如帶芯片的駕照），而這就需要數據庫作為配套。”
美國的《愛國者法案》輕易滿足了希特勒的安樂死與滅絕計劃所夢寐以求的國家數據庫需求，該法案批准動用一億五千萬美元的稅金來“擴大區域信息共享系統（Regional Information Sharing System）以幫助聯邦－州執法應對恐怖主義”。當被問及她是否認為公眾已經為這樣的措施做好心理準備時，哈曼回答說：“我相信大多數人都已經想好了。請記住，要是我們又一次遭到襲擊，到時想必甚至不會有人提出異議。”
令很多有志之士感到擔憂的是這樣的可能性，即如果聯邦政府決定扼殺哪位異議份子，那他們就可以透過重新編程他的數據庫信息來“凍結”異議者的資產。屆時辨識裝置無法識別他，因此他將成為官方眼中的隱形人，不能開車也不能合法工作，不得擁有銀行帳戶，更遑論是使用信用卡購物跟看醫生。“我們真的得要信任任何擁有這等權力的人嗎？”耶茨問道。
未免有人以為這不過是幼稚或妄想之論，請考慮一下總部設於佛羅里達州棕櫚灘的高科技開發公司應用數位幫手（Applied Digital Solutions）在2002年10月下旬對其最新的皮下個人辨識芯片展開的全國推銷活動。這場“植入芯片”宣傳介紹了一款可以植入到人的皮膚下面，並將數據傳輸到位置遍佈各處的設備的裝置。根據該公司的文宣，這款“數據芯片”（VeriChip）是一種“長寬分別為十二與二點一毫米...相當於只有原子筆的筆尖大而已的可植入裝置。其內含一組獨一無二的驗證碼，透過外部掃描，射頻能量可以穿透皮膚來為休眠的數據芯片注入能量，它則可以發出包含驗證碼的射頻信號。這組數字會由掃描儀來識讀，並經由授權人員通過電話或網際網路來傳輸至安全的儲存站。”
除了亞利桑那州、得克薩斯州和佛羅里達州的“數據芯片中心”，該公司還部署了“移動芯片”（ChipMobile）這個機動營銷與“植入”工具。在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裁定這種芯片並非受監督的醫療設備不過幾天後，一場以“植入芯片”為號召的廣告連忙提槍上陣，並大力強調芯片的安全“毋庸置疑”。然而，無論是製造商還是FDA都無意提及20世紀90年代中旬的一系列獸醫與毒理學研究早已發現，植入的芯片在ㄧ些小鼠和大鼠身上“引起”了惡性腫瘤。據《美聯社》在2007年9月報導，在1996年領導陶氏化學公司的研究的基思・約翰遜（Keith Johnson）透露說：“應答器才是造成腫瘤的原因。”《美聯社》採訪的幾位癌症專家也異口同聲表示，雖然動物實驗未必適用於人類，但這些結果足以使人“怯步”，在真的植入人體之前務必要有更多研究。其中有些人還說，他們絕不會允許自己的家人接受這類植入物。批准數據芯片上市的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長湯米・湯普森（Tommy Thompson）在卸下政治職務後跑去當了數據芯片公司的董事。他在2007年初離開公司，轉而以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身份參選但無果。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指出，湯普森身為合夥人的那家律師事務所——埃金、岡普、史特勞思、豪爾＆菲爾德事務所（Akin, Gump, Strauss, Hauer & Feld LLP）——收了數據芯片公司一百二十萬美元來為其辯護。
這款芯片潛在的用途還包括可以被用來管理非公共設施，例如政府大樓與設施、核電廠、國家研究實驗室、懲教機構以及交通樞紐——這可以是靠單獨運用芯片，也可以是結合現有的安全技術，比如視網膜掃瞄、指紋掃描或臉部掃描來為之。公司人員已預估該芯片在消費產品市場中將大有可為，例如家用電腦、筆記型電腦、車子、手機、住家和公寓。他們宣稱植入芯片有助於防止身份盜用以及打擊恐怖份子。
隨著辛辛那提的錄影監控公司城市觀察者（CityWatcher.com）在2006年初開始將數據芯片植入某些在敏感地區工作的員工的手臂，曾經的芯片噩夢可謂是終於化為了現實。儘管該公司並沒有以工作崗位要脅員工ㄧ定得植入芯片，但仍有人認為它算是開了一個令人不安的先例。
國民身分證或芯片或許還只是公民的次要擔心之事。如今，政府當局對第三帝國的納粹望眼欲穿的的科技之依賴可說是越來越深。衛星監控和公共場所無處不在的監視器不斷踐踏著工業化世界的隱私權。精緻的微型相機不僅可以捕捉車牌，其甚至還能夠跟上以時速六十英里的速度行駛的車輛。
美國政府現在正在利用一套名為梯隊（Echelon）的電子監聽衛星與電腦系統。這套系統可以追蹤世界各地的國際電話、傳真和電子郵件。由於它被保密得是如此之深，所以政府直到2001年之前對它的存在都是既不承認也不否認。根據歐盟的一項研究顯示，梯隊系統可以配合大型電腦數據庫使用關鍵字搜索，從而像吸塵器一樣吸取電子數據。
以馬里蘭州福特米德堡的NSA為基地的梯隊系統引起了其它國家的抗議活動——唯獨美國本土沒有，美國人幾乎沒有聽說過什麼關於這一強大的全球竊聽系統的新聞。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操縱甚至控制一整群人的手段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自納粹集中營和CIA的藥物實驗以來，控制人類心智的研究又繼續走了很遠一段路。電磁輻射頻率現在已被證明可以改變感知、灌輸情緒以及影響正常的思考能力。
所有有機生命均是由受其中的DNA控制的活體細胞構成，驅使細胞內的化學作用發生的是電磁頻率的脈衝、擺盪與振動。總之，有機生命體自身的能量會產生出一股圍繞在周圍、但極為薄弱的電磁場。
小尼克・貝吉奇博士（Dr. Nick Begich Jr.）是萊伊科技研究所（Lay Institute on Technology）的執行董事，同時也是《天使才不玩HAARP》（Angels Don’t Play This HAARP）一書的作者，他指出今日的科學家已經“成功解析了諸多人體的治癒頻率密碼，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正在締造越來越多實用的醫學進步，比如對各種疾病的狀態與病況的診斷與治療。”
羅伊爾・萊夫博士（Dr. Royal Raymond Rife）在20世紀30年代證明了精確操作的電磁頻率可以摧毀病毒和細菌細胞。南加州大學的特別研究委員會亦證明萊夫頻率能夠扭轉許多疾病，包括癌症。來自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反對派，托馬斯・里弗斯（Dr. Thomas Rivers）則堅持，萊夫的設備根本起不了作用。萊夫曾在1934年分離出一種能夠催生癌症的病毒，然後通過電磁頻率成功將其消滅。他順利在四多百多次動物實驗中除掉了癌症和肉瘤，根據報導，萊夫還在1934年的夏天跟米爾班克・約翰遜（Milbank Johnson）及阿爾文・福爾德（Alvin G. Foord）一起使用他的頻率設備治癒了十六名被主流醫學診斷為末期的癌症患者。
萊夫如此描述了他的頻率機器：“使用頻率設備來治療不會破壞任何組織，一點也不痛，沒有半點噪聲，幾乎可以說是不會讓人有任何感覺。只要把射線管打開，三分鐘後治療便大功告成。病毒或細菌會被破壞，接著人體就可以從病毒或細菌的毒性作用中恢復健康。有好幾種疾病都可以用這種方式治癒。”這種效應就像是歌手的高音震碎玻璃。醫療機構很快就意識到這樣的設備不但會毀滅製藥業，甚至是醫學也都在劫難逃，因為這會讓醫生保不住飯碗。操勞過度、缺乏資本的萊伊和他的同事很容易就會成為攻擊的目標。於是各種不實的說法開始衝著他而來，又有不少實驗程序被胡亂改變來造成對他不利的結果，使得萊夫的研究乍看下根本靠不住。巴里・萊恩（Barry Lyn）在《癌症的靈丹》（The Cancer Cure That Worked）中敘述了萊伊的故事：“（萊夫）正在治癒癌症，而（國際癌症研究基金會）卻亂七八糟，堅持與缺乏經驗的人一起進行手術，這打從開始就注定了要功虧一簣，但正在實現更遠大目標——為人類治癒癌症的萊夫卻被忽視了。”
在他拒絕與當時的美國醫學協會會長莫里斯・菲斯貝因（Morris Fishbein）合夥後，萊夫面臨的麻煩頓時變得更多，各種訴訟和衛生局都開始來刁難他。大學的特別研究委員會再無下文，萊夫也跟著遭到邊緣化，結果他的設備現在卻變成了只為少數醫生和私人所有的昂貴研究工具。窮困潦倒的萊夫最後在1971年逝世。
但是，儘管電磁能操縱能夠對人類健康有所裨益，可是這種技術其實也有被濫用於精神控制的可怕可能性。“使用化學物質和迷幻藥來實現一定程度的控制是早期的做法，”貝吉奇寫道，他也是阿拉斯加州民主黨參議員尼克・貝吉奇（Nick Begich Sr.）的兒子，尼克在1972年因為與眾議員兼華倫委員會成員的黑爾・博格斯（Hale Boggs）ㄧ同搭乘的飛機在阿拉斯加上空發生意外而罹難。“從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人們的興趣逐漸轉向了非化學式的行為影響方法，然後到了70年代，某些軍事和學術圈子已經發展出了利用微妙操縱能量的方式來影響人類行為的技術。這種技術截至2006年已進一步精進至可以利用外部手段來操縱情緒、思想、記憶跟思維的地步。”
美國與俄羅斯的軍方據報導都有在開發心理電子發生器（psychotronic generators），其可以製造十至二十赫茲的次聲震盪。這種震盪對生物極具破壞性；它可以經由普通電話、電視、無線電網絡來傳輸足以導致行為改變的頻率；它甚至能夠發出痲痹中樞神經系統的頻率。
“美國國防高等計劃研究署在近年來一直致力於進行大腦解碼研究，還有研發可以直接與大腦互動的微型電子設備以及奈米電路，”貝吉奇博士說。“最新的微芯片技術已能實現人腦和電腦的直接互動。”
目前已有幾種方法可使人無需仰賴耳朵或正常的聽覺即可聽見聲音或語音——比如腦聽器（Neurophone）。這套裝置使用了帕特里克・佛萊納根（Patrick Flanagan）在1958年發明的振動技術，它可以讓聲音的振動透過皮膚傳遞，就像是揚聲器的振動作用一樣。繞過耳朵，大腦的區塊會直接處理聲音，從而創造全新的神經通路。這類技術可用於在讀書或學習語言時提高專注力，並且有助於冥想、放鬆和療癒。
不幸的是，被放大的腦波頻率也被證明可以強加於他人身上。有一項美國專利更介紹了如何以極低或極高的音頻來把潛意識信息傳輸給人腦。舉例來說，1965年核准的美國No. 3,170,993號專利就叫做“電流刺激神經系統聽力恢復法”。
據貝吉奇博士說，美國人其實一直都在遭受微波頻率的狂轟濫炸，這種頻率“比前蘇聯（精神干涉能量科技的先驅）規定的安全水平要高出了一千倍。蘇聯之所以將他們的安全標準設置得如此之低，是因為他們已經摸透了西方還沒有發現的生物效應。”
但是，雖然微波頻率不斷在影響大部份美國人，但如果這是一個有意為之、針對群眾的計劃，那這可真的是代誌大條了。高頻主動式極光研究計劃（HAARP）就是這樣的計劃，這是一群位於阿拉斯加加科納附近的高功率天線陣列。官方對HAARP的解釋是它的用意是要研究地球大氣的最上層：電離層。然而，包括貝吉奇博士在內的一干科學家卻批評該計劃稱，這些高功率天線有被用作武器的風險，其可以製造威力相當於原子彈的能量爆炸，破壞這顆星球的通訊甚至是影響人類行為。
批評者還認為，HAARP具有刺激電離層來使脈衝電磁信號折返的能力，只要在適當的頻率下操作，就可以依此癱瘓正常的大腦功能。
早在20世紀70年代便開始進行心理與精神改變科技實驗的俄羅斯人也在2002年表達了他們對HAARP的關注。俄羅斯國家杜馬曾在一封呈給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的信中談到了HAARP正在利用高頻無線電波影響近地大氣。“這種質的飛躍的意義（在科學上）不下於從冷兵器變成槍械，或是從常規武器變成核武器。這種新型武器與以往武器的不同之處在於，近地的媒介會完全淪為直接影響的對象，”這封信表示說。即便有這樣的反彈聲浪，但美國仍舊不為所動，HAARP繼續火力全開。
貝吉奇博士警告說，讓軍事工業複合體獨攬這類精神控制研究不僅是在放任釀成奧威爾式的思想控制社會的風險，而且這還會扼殺“過去只為神秘主義者、宗教人物和那些尋求改變的人所知曉的，能夠引領人類激發潛力的可能性”。
令人震驚的是，今日竟然還有人正在開發據稱能預測犯罪或反社會行為的電腦系統。這些系統旨在透過識讀肢體語言來揪出潛在的“犯罪”活動並匯報當局，這難免讓人聯想起納粹在戰前對犯罪與異議者採取的先發制人打擊。
在1940年9月的維也納舉行的第一屆德國兒童精神病與治療教育學會（German Society for Child Psychiatry and Therapeutic Education）會議上——該學會後來更名為德國兒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學會（German Society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來自德累斯頓的基因研究者、研究過三千名年輕人的反社會特徵的安娜・萊特博士（Dr. Anna Leiter）聲稱：“經過仔細且縝密的分析，我們發現不尋常的情感缺乏往往與犯罪傾向有關，我們因此建議應該儘早拘留這些兒童，因為他們對整個國家形成了難以承受的負擔和威脅。”
納粹教育家也列舉了這些“不良學生樣本”所具有的特徵，但凡是這些人都應該立刻拘留：低端公立學校的實際與可能留級生、被建議就讀特殊學校的學生、“邊緣和可疑案例”、難以教化的兒童、有特殊教育困難者以及兄弟姐妹或家人正在或曾在特殊學校就讀者。除此之外，“出於遺傳與國民健康考量，應該對他們實施預防性登記。”當然，這些登記最終都是要為安樂死中心鋪路。
這種想要在實際犯罪發生之前，預先查明並拘捕潛在的麻煩製造者的趨勢其實直到今天都還存在。英國政府在2007年5月回應新聞報導時承認，它已秘密成立一個新的國家反恐小組好保護重要人士，該小組會首先進行分析、接著再逮捕具有潛在危險的對象。令人驚訝的是，這種在犯罪嫌疑人實際犯罪之前就先將其拘留的權力正是依據自精神衛生法。“固定威脅評估中心（The Fixated Threat Assessment Centre，FTAC）已於去年（2006年10月）悄然成立，這又重新點燃了未審先捕嫌疑人的爭議，”《泰晤士報》記者喬安娜・貝爾（Joanna Bale）寫道。“直到目前仍是由精神衛生專業人員負責決定是否應強制拘留某人，但是這個新部門卻是任由警察來識別犯罪嫌疑人，這不禁使人們愈發擔心，刑事調查與醫生的臨床決定之間的區別似乎正在逐漸變得模糊。”
FTAC是由四名警務人員、兩名平民研究人員、一名精神科醫生、心理學家和社區健康護士所組成。它甚至被譽為是英國第一個精神衛生－警務協作機構，堪稱其它領域在“協作服務這方面的榜樣”。即便警察部隊享有逮捕和拘留前在“嫌疑犯”的權力，但基於“患者隱私”，蘇格蘭場始終拒絕透露該小組至今強制將多少嫌疑犯送進醫院。與此同時，英國政府正打算立法擴大精神障礙的定義，以便賦予醫生——還有現在的警察——更多拘留人們的權力。
“在缺乏足夠證據提起刑事訴訟的情況下，這種做法實在是非常危險，”英國全國公民自由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for Civil Liberties）的政策主任加雷斯・克羅斯曼（Gareth Crossman）說。“它模糊了醫療決定與警察行動彼此的界限。如果你要允許醫生有權剝奪人們的自由，那他們本身必須不偏不倚。倘若醫生和警察同在一條船上，就很難維持這種信任。這個問題現在引起了極大的關注。現在你有了一個可以放任警方在不經任何刑事訴訟的情況下就抓捕人們的單位，甚至就連政府也積極在對恐怖份子進行未審先捕，而反恐則成了這一切的口實。”
美國是否很快也會步上後塵？自由主義者非常擔心這樣的措施會被納入立法，包藏在軍事或國土安全的預算案裡面。許多陰謀論研究者懷疑，全球主義者是先在英國試試水溫，以觀察公眾反應。
一旦犯罪被正式起訴，現在他們還得要面對一連串前所未有的違憲審判。有些研究人員認為，布希的《軍事委員會法》（Military Commissions Act）及其連帶的秘密法庭根本就是在呼應第三帝國的“特別法庭”，這個法庭專門起訴頑抗納粹政府的異議份子。“特別法庭的主要職責是對納粹政權的政治異議者提起刑事訴訟，”托馬斯・羅德博士、沃爾克・庫比魯斯和安東尼・伯維爾在《精神病學家——希特勒背後的人們》中寫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們逐步接管了普通的司法職務，包括從1942年開始的大部份判案。據專家估計，僅僅是今薩克森州的漢諾威特別法庭就判處了四千名被告，其中約一百七十人被處死刑。”布希政府與第三帝國之間的另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聯繫可以從希特勒在《我的奮鬥》裡闡述的領導原則中找到。這個原則的大意是領導人既然代表了國家社會主義，那麼也就因此等同於代表了人民。所以所有的決定權都落在他身上，這種想法追根究底就是對人民的不信任。國家社會主義就像我們的民主制度一樣，表面上號稱是群眾運動，但領導階層實際上根本不相信他們自己的追隨者。
“（納粹）意識形態譴責選舉、談判和妥協都是討人厭的討價還價，指揮、紀律與服從才值得推崇，”路易・斯奈德教授在《第三帝國百科全書》裡指出。這種自上而下的領導原則聽起來與布希總統提倡的“統一總統指揮”（unified presidency）簡直是如出一撤，還有他在2006年4月對記者的回應：“我聽到了那些呼聲，也讀了頭條新聞，我很清楚大家都在猜測什麼。但我才是下決定的那個人，我負責決定怎麼做才是最上之策。”“也許布希政府最鮮明的特點就是統一政黨的長期領導，這與老布希和雷根時期的分裂政府形成了鮮明對比，”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人員凱瑟琳・鄧恩・坦帕斯（Kathryn Dunn Tenpas）指出。
公民自由主義者一直以來都把愛國者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教誨謹記在心，他曾在《常識》（Common Sense）裡寫道：“在美國，法律為王。好比在專制政府中國王為法律，因此在自由國家中則是法律為王。”換句話說，沒有人可以踐踏法律。
然而，布希仍然辯稱這些允許他凌駕於國會、法院和憲法之上的舉措，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對於維護總統的地位而言是必要的。“我有義務確保總統這個職位的健全，好讓立法部門不至於佔了行政部門的位，”布希在2002年中堅持說。布希在2003年發兵入侵伊拉克時已經實質侵佔了國會的權力，因為美國憲法的第八條款明文規定只有國會才有權宣戰。當他和他任命的人馬促使被嚇壞的國會通過《愛國者法案》的時候，他也同樣侵佔了本屬人民的權力。
驚慌失措的眾議院仍對9/11及接踵而至的炭疽菌襲擊感到不可置信，於是《愛國者法案》遂在三三九比七十九的情況下表决通過。這項長達三百四十二頁的法案對美國的超過五十多種不同的法律進行了大大小小的修改，其中有很多是在FBI跟CIA開始濫用監視權後才頒佈。布希總統在2001年10月26日迫不及待地將其簽署為法律。這項法案被提交給國會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不免令許多人懷疑它是不是老早就已準備好，只是需要一些理由才好付諸實行。按照一些國會議員的說法，他們有很多人在表决時甚至都還沒來得及讀完整份法案。美國公民自由聯盟還報告說，有些議員只有不到一小時的時間可以閱讀該法案涉及的所有法律變動。俄亥俄州的民主黨參議員丹尼斯・庫欽奇（Dennis Kucinich）這麼描述了《愛國者法案》通過時的情形：“我們偉大的國會籠罩著諾大的恐懼...這恐懼從我們在9月11日不得不撤離國會的時候就已經陰魂不散。後來當有議員本來正在秘密簡報會議上向CIA爭辯，結果又發生了炸彈襲擊恐慌後，情況更是雪上加霜。甚至在我們離開華盛頓的時候，可能是來自政府實驗室的炭疽病毒都還正被包藏在郵件裡到處發送...現在這更體現在了每天都會迎接我們步入國會大廈的那群喬裝國民警衛隊身上。恐懼已經彌漫在這座我們每次投票都必須踏入的混凝土迷宮裡了。”德州眾議員羅恩・保羅是僅有的三名反對該法案的共和黨眾議員之一，他說光是僅憑這項法案的名字來羞辱反對者就夠令他嗤之以鼻了。“說這是“愛國者法案”才是真正的羞辱，這就像是在說堅持要檢驗其中的內容並投下否決票的我不是愛國者一樣。我認為這會破壞憲法，所以我不肯投票支持，因此我就是不愛國者。這真是太可恥了。”
保羅還證實了謠言，即眾議院的大多數議員在表决之前都還沒讀完法案。“就我所知，這項法案在表决前甚至還沒有列印成文——至少我沒有拿到，”他告訴《洞察》（Insight）雜誌說。“他們玩了各種把戲，徹夜召開眾議院會議，法案本身又被搞得很複雜。或許只有少數幾位議員真的讀了法案，但肯定不是所有人在表决前都讀過。”眾議院唯一的無黨派議員，佛蒙特州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也同意保羅對《愛國者法案》的看法，他說：“我曾宣誓效忠與捍衛美國憲法，而我擔心投票支持這項法案就意味著從根本上違反了自己發過的誓言。該法案的內容還未經過認真的聽證或審查。”
美國其實自1933年3月9日以來一直都算是處於國家緊急狀態，得知這點想必會令大多數美國人十分震驚。事實上，直到1976年，美國持續在四位總統宣布的緊急狀態下運作——包括羅斯福在1933年、杜魯門在1950年的韓戰期間以及尼克森分別在1970年3月23日和1971年8月15日宣布的緊急狀態。多年來，對於究竟是否真的需要這種緊急權力的爭論導致了美國參議院的終止國家緊急狀態特別委員會（Special Committee on the Termination of the National Emergency）在1973年成立，這個委員會在1976年定調了緊急狀況措施，並制定《國家緊急法》（National Emergencies Act，50 U.S.C. 1601–1651）來為此類情況設定兩年的期限。
這個參議院委員會還發現，所有這些一再被輕描淡寫的緊急命令實際上“授予了去行使四百七十條聯邦法規的權力”。這數百條法規賦予了總統通常應由國會司掌的特殊權力，而它們又以多種方式影響著美國公民的生活。這些廣泛交織的權力對這個國家的正常憲法程序造成了很不利的局面。在這些法規賦予的權力下，總統可以：沒收財產、組織與控制生產資料、沒收商品、對外調兵遣將、發佈戒嚴、癱瘓並管制所有運輸和通訊、規範民營企業經營、限制旅行以及已各式各樣的方式控制所有美國公民的生活。如今很少有美國人知道其實自2001年9月11日以來，他們都一直生活在緊急狀態之下。這是當時布希總統在三天後悄悄發佈的一項聲明所致：“鑒於紐約世貿中心、紐約以及五角大樓遭遇的恐怖攻擊，還有美國遭受進一步襲擊的可能，目前本國毫無疑問處於緊急狀態。因此，本人，美利堅合眾國的喬治・布希總統，依照憲法和法律賦予我的權力，特此聲明根據《國家緊急狀態法》（50 U.S.C. 1601 et seq）宣布本國從2001年9月11日開始進入緊急狀態。”
布希的這一聲明激起了媒體熱烈討論所謂的“影子政府”，即那些非實際民選的官員和被任命者，從他的父親、唐納・倫斯斐和迪克・錢尼開始，這個共和國早在數年以前就慢慢遭到變質，比如NSA大肆濫用電子監控。
布希在2007年中利用惡名昭彰的《國家安全總統指令》（National Security Presidential Directive/NSPD-51）和《國土安全總統指令》（Homeland Security Presidential Directive/HSPD-20），也就是《國家政策延續性法》給予了“影子政府”編制的地位，據該法令指出，出於“政府延續性”考量的緣故：“總統應領導聯邦政府以確保憲政”這意味著他將統轄整個政府，而非只有行政部門。
是否要接管整個聯邦政府將取決於“災難性緊急情況”，其定義是“不分地點，任何造成大規模人員傷亡、損壞或嚴重影響美國人民、基礎設施、環境、經濟或政府職能的意外。”旨在促進憲法保障的智庫憲法計劃（Constitution Project）資深顧問莎朗・富蘭克林（Sharon Bradford Franklin）表示，該政策的定義“是如此空泛，以至於它到底會在何時何地被援引來授權未經審議的行政舉措成了一大問題。”
同樣令人感到疑慮的是，布希不斷堅持他必須捍衛自己的職位權力不至流失。副總統錢尼在2006年1月接受《NBC》採訪時曾說過：“我在（華盛頓）的三十五年來，美國總統的特權和權力一直在持續遭到縮限，我一點也不想攪和其中。”布希則表示：“我有義務確保總統這個職位的健全，好讓立法部門不至於佔了行政部門的位。”
這話顯然不對。正如理查德・洛斯（Richard Loss）在1990年的《總統權力的現代理論》（The Modern Theory of Presidential Power）中指出，今天的美國總統享有的權力遠非我們的開國元勳，甚至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等現代執政者所能望其項背。尼克森的白宮顧問約翰・迪恩在水門事件後被判刑，據他說：“總統的法定權力幾乎已經壓倒了國會的權力。事實上，如今的情況要比起三十多年前更甚。”迪恩還補充說：“宣稱為了維護總統的權力所以需要保密，說好聽點是胡說八道，但如果更惡意一點去想那這話根本是在故意說謊。保密向來是屬於獨裁而非民主的方式。”
2006年6月29日，最高法院的裁決傾向支持國會議員，他們想要遏止過度擴張的總統權力，因為這項權力如今不僅可以單方面裁定該如何審判恐怖份子，甚至還可以授權國內竊聽、訊問囚犯以及動用其它戰時力量。最後五比三的表决結果要求總統必須受到限制，這才使得布希政府在2006年制定《軍事委員會法》。
已經有不勝枚舉的書籍探討過布希的白宮究竟有多麼喜歡保密，它幾乎已成了一種政策。甚至連保守派專欄作家菲莉絲・施拉弗里（Phyllis Schlafly）也對布希多此一舉的保密政策多有詬病，他寫說：“美國人民既不會也不應該容忍這樣的政府。”她繼續指出，沒有人會“贊同所謂布希政府有責要保證總統的職位健全的卑鄙藉口。”前司法部官員布魯斯・芬（Bruce Fein）也表示：“總統的說法無論在法律還是歷史上都站不住腳，即使在政治上亦是愚不可及。”
布希非常熱衷於以“簽署聲明”——即總統針對通過的法案發表書面回應的方式來秘密地為自己掌握更多權力（這種聲明不具法律效力，但總統可以藉此提出異議來干涉行政部門執行——譯註）。這種做法招致了ㄧ些可靠法律人士的嚴厲批評。珍妮佛・范・卑爾根（Jennifer Van Bergen）擁有班傑明・卡多佐法學院的法律學位，她同時也是紐約新社會研究學院的兼職教師以及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佛羅里達州）布勞沃德分會董事。她對這種做派非常不滿，並指出從1817年直到1981年卡特政府結束以來“簽署聲明”只出現過七十五次。從雷根到柯林頓政府結束，這一數字已增加至三百二十二次。沒想到布希僅在第一任期內就發表了四百三十五次簽署聲明，其中許多都是在重複他的“統一行政”主張。這些簽署聲明可以說是代表了總統本人對法律與他握有的權力的看法。范・卑爾根認為，布希的“統一行政”換個方式來說其實就是“近乎無限的執行權”罷了。
“在（布希）及其政府看來，這種做法允許他依據自己對憲法的理解來推翻或繞過國會跟法院——即便這違反由來已久的法律和規約、抵觸到他新近簽署的法案，或（如最近的帕迪拉案〔Padilla case〕所示）會造成對被拘捕者在聯邦法院上的審判矛盾。”
查理・薩維奇（Charlie Savage）在《波士頓環球報》上更撰文稱，布希是現代史上第一位從未對法案投下否決票的總統，因此國會沒有機會可以推翻他的判斷（布希在2007年底否決了一項耗資兩百三十億美元的水資源法案，批評者指出該法案中有大量肥缺早已被參眾議院否決，而這也是十年來國會首次通過總統想要否決的立法）。布希經常邀請法案發起人出席簽署儀式，並且在儀式上對他們的工作贊不絕口。但據薩維奇說：“然後，等到媒體和立法者一離開白宮，布希就會悄悄發佈‘簽署聲明’——這是一種官方文件，總統會在其中表達他本人對聯邦機構得要遵循的新法案的法律詮釋。這些聲明都會被記錄在聯邦紀事，布希在簽署聲明中一再主張憲法賦予他權力去無視這些法案的許多部分——有時甚至還包括了與國會進行協商，以便立法者可以通過法案的條款。”
范・卑爾根還注意到，布希尤其常在簽署關於減少對囚犯酷刑的法案時發表簽署聲明。“布希總統簽署了參議員約翰・麥凱恩提出的新法案，限制審訊被拘留者的動刑幅度，他還為此追加了總統的簽署聲明，”范・卑爾根說。“這項聲明的大意是，身為最高司令的他有權繞過他剛剛簽署的法案。”
波特蘭州立大學法學教授菲利普・庫珀（Phillip Cooper）告訴新聞記者，布希和他的法律團隊在過去五年來一直悄然無息地在白宮集中越來越多政府權力。“毫無疑問，本屆政府發動了一項經過深思熟慮、系統性且以犧牲其它政府部門為代價的總統擴權計劃。這事確實很大條，牽涉非常多層面而且極為重要。”
人們對這些事情一概不知是因為布希的白宮比以前的任何政府都更加三緘其口。在尼克森、雷根、柯林頓和布希政府中，忠誠都被認為是在白宮服務的必備條件。在美國，許多擁有至高權力的人都把他們的上級當做公務員一樣，只關心美國的最大利益。這種堅定不移的忠誠和服從也是第三帝國的一大特色。
尼克森、雷根、柯林頓與布希周圍的很多忠誠份子確實將他們的領導人視作模範。他們似乎都對領導人的所作所為視而不見，這也與第三帝國的情況大同小異。“我得承認，我對阿道夫・希特勒充滿了欽慕之情，”元首地堡的最後一位倖存者，特勞德爾・榮格（Traudl Junge）在她於2002年去世前不久回憶說。她在1942年被娉為希特勒的秘書的時候才年方二十二。“他是一位很棒的老闆，也是一個宛如父親般的朋友，”她說：“我刻意忽視了縈繞在我內心深處的所有逆耳忠言，反而選擇享受陪伴在他身邊的時光，直到迎來悲慘的結局。這不是他會說的話，但卻是他對世事的態度與所為。”
在反恐戰爭打響後不久，德國人應該都可以發覺此時的美國與彼時的納粹時代是多麼似曾相似。9/11襲擊和德國國會大廈失火、布希的《愛國者法案》與希特勒的《授權法案》、德國陸軍調動後備部隊侵略波蘭跟布希動用阿富汗與伊拉克的駐兵來避免徵兵，所有這一切看上去都太像是老調重彈了。德國司法部長赫塔・格梅林（Herta Daeubler-Gmelin）曾在2002年9月惹得布希很不高興，因為她公開批評布希的伊拉克政策：“布希想要藉此分散國內問題的焦點，這是一種很老掉牙的方法。”因為她這番話，赫塔・格梅林被德國總理格哈特・施羅德（Gerhard Schroeder）要求請辭，施羅德本人是畢德堡會議的嘉賓。
在這個嶄新的美利堅帝國之下，已經不只有政客在抒發己見的時候得隨時謹慎。現在示威者往往都會被包夾入圍欄裡的“言論自由區”，要不就是因為有話不吐不快而被捕。多虧了網路，成千上萬人得以見證發生在2007年9月17日、二十一歲的佛羅里達州大學生安德魯・邁耶（Andrew Meyer）是如何在遭到警察施暴後痛苦地驚聲尖叫，而這只不過是因為他問了約翰・凱瑞為何不去挑戰2006年的總統大選。
除了無所不在的監控科技以及對異議人士的威逼恐嚇，那被我們稱之為大眾媒體的印刷與電子矩陣對如今的宰制現狀也是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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