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newdawnmagazine.com/articles/nicholas-roerich-the-sacred-union-of-the-east
BY ANDREI ZNAMENSKI
“東方流傳著這麼一句話，當香巴拉的旗幟插遍世界，就是嶄新黎明到來之時。”
——尼古拉斯・洛里奇
• • •
1934年夏末，一個看起來宛如聖徒般的歐洲人突然現身在滿洲，然後他又繼續借道進入中國蒙古。圓滾滾的臉蛋、修短而整齊的鬍鬚，這個陌生人一邊散發著像貴族一樣的氣場、一邊操著帶有濃厚斯拉夫口音的英語走來走去。他向當地官員聲稱自己肩負著美國農業部的特別任務，要來蒐集抗旱植物。然而，這位“植物學家”（他實際上是畫家）引起了日本情報界的注意——日本早在1931年已出兵佔領了整個東北地區。
這位植物考察團的團長其實對藥草沒什麼興趣，反而是政治局勢和當地宗教的預言更令他眼睛一亮。他特別關注一個有關於香巴拉的佛教預言，香巴拉傳說在蒙古－西藏世界可謂家喻戶曉，它被認為是極樂之地——藏傳佛教徒心目中的天堂——同時也是代表“真正”的佛教信仰擁護者去與外來信仰的黑暗勢力（lalo）鬥爭的光明勢力。這個傳說產生於中世紀初期，當時佛教徒不得不與進犯印度北部的穆斯林勢力抗衡，傳說最終也變成了藏蒙世界的一股強大靈性信仰。試圖主動踏入這個世界預言的那個人名叫尼古拉斯・洛里奇（Nicholas Roerich），他是一位來自紐約的俄羅斯移民畫家。委託他進行此次奇特考察的人是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後者原本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農業部長，後來更當上副總統。
根據對這次考察以及洛里奇在20世紀20－30年代的其它亞洲行（註1）的研究顯示，他實際上抱持著一個非常宏偉的計劃，那就是要打造一個將藏蒙世界與西伯利亞團結在一起的所謂神聖東方聯盟。香巴拉跟其它相關的內亞預言將會被利用來號召生活在這些地區的人民，洛里奇認為神聖東方聯盟會是一個以合作社為經濟基礎建立的理想國，而且它的國教是以改革過的藏傳佛教和他個人版本的神智學（Theosophy）混合而成的普世宗教。在他個人的書信和他的助手的圈子中，這個計劃又被稱為“堪薩斯”（Kansas）、“新國家”或是更簡單的“偉大計劃”。
香巴拉預言似乎早在1909年就引起了洛里奇的興趣，那時正好有一群藏傳佛教徒客居俄羅斯，率領他們的阿旺・德爾智（Agvan Dorzhiev）是出身布里亞特的佛教和尚，也是達賴喇嘛派往俄羅斯宮廷的使節，他得到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恩准，可以在聖彼得堡興建一座藏傳佛教時輪金剛寺。為這座寺廟設計彩色玻璃的洛里奇深深著迷於德爾智講述的香巴拉故事，讓人感到振奮人心的還有這位布里亞特和尚的鴻圖大志，他渴望能在俄國沙皇的保護下團結起所有藏傳佛教徒，德爾智本人更把沙皇視為香巴拉國王的投胎轉世（註2）。洛里奇從這位博學的喇嘛那裡獲益良多，他最後更得出結論認為自己和結髮妻子海倫娜（Helena）的使命就是要向世人宣揚香巴拉。
與此同時，尼古拉斯和海倫娜・洛里奇也正在研讀海倫娜・布拉瓦茨基（Helena Blavatsky）的著作，他們頻繁參加神秘學和靈修沙龍，最後也建立了自己的神智學分支——烈火瑜珈（Agni Yoga）。就在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爆發的前一年，他們離開俄羅斯前往歐洲，最終定居美國，並在那裡吸引了一批忠實追隨者。20世紀20年代初，尼古拉斯和海倫娜深信香巴拉的秘密大師－大白兄弟會（Great White Brotherhood）已經派出摩亞大師（Master Morya）選中他們要去亞洲的心臟地帶建立一個偉大的佛教神權國家，好加速人類的精神進化（註3）。
他們在1924－1928年進行了第一次功敗垂成的嘗試，當時他們試圖接觸西藏並趁機利用第十三世達賴喇嘛與西藏的精神領袖－班禪喇嘛彼此之間的衝突，宣揚香巴拉預言好建立神聖東方聯盟。為了實現他們心目中的神聖東方聯盟，他們甚至不惜尋求紅色俄羅斯的支持，俄國剛好正打著要向亞洲傳播共產主義福音的如意算盤。尼古拉斯和海倫娜於是動身前往莫斯科，他們在這裡見到了幾位布爾什維克政要，包括外國情報局局長特里利塞爾（Meer Trilisser）和外交事務委員契切林（Georgy Chicherin），後者承諾向洛里奇的考察團提供後勤支援，以換取有關西藏的情報。但他們拒絕提供直接援助（註4）。即使如此，洛里奇還是帶著一群親朋好友大膽奔赴西藏，但卻被達賴喇嘛和當地的英國間諜大師弗雷德里克・貝利（Frederick Bailey）拒之門外。貝利唯恐紅色朝聖者會從已經赤化的蒙古大舉湧入這個遺世孤立的王國。洛里奇的考察團被迫在寒冷的山區駐足數月，這使他克制不住譴責拉薩的統治者是“黃色教宗”，背叛了原始佛教的崇高真理，反而自甘墮落入薩滿的黑暗迷信（註5）。
培養亨利・華萊士
固執的洛里奇沒有放棄。他們繼續在自己的紐約總部尋找有力的贊助者。事實上，他們確實找到了一位名叫路易・霍希（Louis Horch）的貨幣投資客，他同意資助洛里奇的計劃。這個臉上留著深重疤痕的男子正與妻子陷入情感危機，他在洛里奇的圈子中找到了精神慰藉。洛里奇還試著尋求政界的相挺，他與幾位參議員、眾議員和政府官員結下了友誼。其中最大的收獲是結識了亨利・華萊士，一位出身愛荷華州的政治新星，身為農業部長的他後來更當上羅斯福政府的副總統（註6）。華萊士從大蕭條時期開始在政壇上嶄露頭角，跟羅斯福班底中的許多人一樣，這位愛荷華州的政治家十分厭惡自由市場。然而，與他的同志不同的是，華萊士不僅關注社會與經濟改革，他同時也很留心人類的精神轉變。作為一個喜好靈性的人，他將許多社會弊病歸咎於西方文明的唯物主義。因此，他加入了越來越壯大的歐美志同道合者，希冀能從美洲原住民、東方人和西方神秘傳統中尋求救贖。
這一渴求使他逐漸受到印第安薩滿和神智學吸引，甚至促使他開始思考愛荷華州的穀物作物是否會受到來自宇宙的影響。20世紀30年代初，華萊士仍舊在各種靈性解答中舉棋不定，哥倫比亞大學的植物生理學家德米特里・鮑羅丁（Dmitri Borodin）曾經擔任過洛里奇與布爾什維克的聯絡人（註7），現在也是他幫助華萊士找到了“正確”解答。他與華萊士同樣正在尋找可供栽種的抗旱植物，這位可能與紅色俄國的情報部門互通有無的神秘人物早在20年代就引起了未來的農業部長的注意。在瞭解了華萊士的靈性渴求後，鮑羅丁遂透露在紐約有一個人可以為他解惑，華萊士就這樣踏入了洛里奇的圈子。
尼古拉斯・洛里奇立刻意識到亨利・華萊士對他的計劃肯定有大用，他當仁不讓開始仔細培養這段來之不易的關係。為了打入華萊士的心坎，洛里奇甚至預言這位愛荷華人注定要成為下一任總統。華萊士很快便深入更內部的圈子，並且獲得了戒指與神秘頭銜－“加拉哈德”——他是與帕西法爾一起把聖杯帶去東方的傳說英雄。華萊士對洛里奇前往佛教地區旅行的事蹟非常著迷，他甚至退出正統的神智學會，專心追隨洛里奇的事業。透過華萊士，尼古拉斯和海倫娜得以進一步接觸羅斯福總統，羅斯福本人已經通過他熱衷神秘學的母親莎拉（Sara）知道了這位畫家。
不久後，海倫娜直接與總統搭上線，她向羅斯福傳達了她的“真知灼見”，那是關於國內和國際政治問題的建言。1935年2月，終於覺得時機成熟的她道出了偉大計劃的細節，並暗示美國可以為這個崇拜的計劃作出貢獻：“所以，東方浴火重生的時候已經到來，我們美國也應該要在東方有些朋友。一個屬於亞洲人的聯盟誕生已指日可待，部落和民族的統一將逐漸成型，他們會有自己的聯盟。蒙古、中國和卡爾梅克人將一起對日本起到平衡作用。總統先生，面對如此重大的願景，我們需要您的善意。”（註8）
“未來已近在咫尺！”
就在籠絡華萊士的同時，洛里奇還發現自己有了利用這份友誼來推動他的神秘地緣政治的機會。隨著美國中部平原遭逢大旱，美國農業部開始積極尋找抗旱的草木和穀物，許多人員也因此被派赴世界各地取經，其中包括中亞與內亞。查覺到這一點的洛里奇立刻開始標榜自己是亞洲植物專家。根據這位畫家的設想，現在是他再次從幕後走出並籌劃神聖東方聯盟的大好時機。1933年12月17日，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去世。洛里奇向他的追隨者高聲宣布：“未來已近在咫尺！”（註9）。
華萊士在12月底向羅斯福提出了讓洛里奇及其子喬治（Geroge）率隊前往中亞進行植物考察的想法。總統對洛里奇的確抱有個人興趣，他欣賞這個構思並批准成行。就在同一時間，華萊士也正準備要把一個更遠大的計劃兜售給羅斯福，區區植物考察在它面前根本算不了什麼，他含糊地暗示了亞洲的政治局勢總是因為各種古老的預言和傳說而變得十分引人入勝。然而，那位畫家卻沒有真的踏入他非常念茲在茲的西藏和中國西部，而是來到了中國的東北：滿洲與蒙古。是什麼使得他的行程發生了變數呢？
雖然達賴喇嘛過世無疑是一個重要的神秘徵兆，這的確為拉薩帶來了一些動盪，但西藏並沒有爆發任何革命。相反的，滿洲、中國（內）蒙古和紅色蒙古現在可都著上了火。1931年，新崛起的帝國主義巨人－日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入侵中國並佔領了東北（滿洲）。日本從那裡可以對蘇聯的遠東、蒙古和中部地區構成直接威脅，同一年又有蒙古牧羊人跟喇嘛起義反抗共產主義，他們似乎把希望寄託在日軍身上，後者被他們視為傳說中的香巴拉大軍，要將他們從俄羅斯和中國的壓迫者手中解救出來（註10）。
這是洛里奇一直以來由衷盼望的天賜良機。現在是時候該啟動他的偉大計劃了。這位眼冒火光的畫家不由得驚呼道：“想像一下，一支所向無敵的蒙古大軍忽然現身，然後戰無不勝攻無不克——這是多麼驚人呀！”（註11）
除此之外，洛里奇還堅信自己會是未來香巴拉大軍的指揮官。他在其中一幅畫中把自己描繪成東正教的軍隊聖人聖謝爾蓋，他的身後則有一支手握長矛、蓄勢待發的蒙古軍隊。海倫娜也不斷從旁鼓噪她的丈夫說現在已是地緣政治家該大顯身手的時代。她指出，不管是在亞洲、歐洲乃至美國，人們往往都選擇追隨意志堅強的領袖。
但是，這位香巴拉戰士著實出師不利。1934年8月，這位畫家和他的兒子在前往滿洲的途中前行停駐在日本，儘管沒有任何官方背書，尼古拉斯依然自稱是美國高官，與日本戰爭大臣會面並盛讚日本佔領軍在中國的戰果。三年前美國還在譴責日本侵略中國，洛里奇的舉動無疑十分叫人尷尬。
隨著“植物考察”終於來到中國，喬治・洛里奇順利與班禪喇嘛的代表取得了聯繫，可是這位西藏的精神領袖早已被來自各國的情報人員團團包圍，所以他非常謹慎，不願攪和任何宏大的計劃。在幾名從俄羅斯移民中招募的武裝警衛陪同下，洛里奇父子不請自來地見到了幾位滿洲蒙古人，還有當地的王子跟喇嘛。洛里奇和他的兒子從滿洲駛往內蒙古，他們在那裡遇見了反對中國的蒙古民族解放運動領袖德王（Teh Wang），並向他保證美國會鼎力支持——這又是一次魯莽之舉，進一步引起了在中國和日本的美國外交官的皺眉。
喬治沿途寫下了詳盡的日記，但它似乎更像是軍事日記而非旅行筆記。他仔細觀察了所到之處的地形、測量各個地點和城鎮之間的丘陵與距離，還記錄了主要的交叉路段以及有關日軍運輸系統的詳細信息。簡而言之，這儼然是一份用於未來制定防禦和進攻計劃的藍圖（註12）。
那麼是誰最能從中受益呢？是洛里奇和他的神聖東方聯盟計劃，或者另有其人？
困擾洛里奇的抹黑＆陰謀
出於顧忌洛里奇的可疑舉止，日本情報部門在媒體上發起了一場針對他的抹黑運動。媒體聲稱洛里奇是共濟會員，但事實並非如此，還有他試圖打造一個大西伯利亞國——這倒有幾分是真的。幾家報紙特別提起了他在1926年與布爾什維克的短暫交情，它們質疑這段關係是否仍在暗地持續。與此同時，美國這邊的媒體也在大肆報導、猜測洛里奇的滿洲探險背後可能有美國政府不可告人的目的。這位畫家現在陷入了外交、間諜和媒體遊戲縱橫交錯的棋局中了。
雪上加霜的是，美國國務院告知洛里奇的贊助者華萊士，蘇聯已向美國政府發出秘密抗議，抱怨洛里奇這個可疑人士一直在紅色蒙古邊境遊蕩。布爾什維克顯然擔心“這群帶有武裝的團隊假借科學考察之名踏進蘇聯，實際上卻是要集結前白軍分子和心懷不滿的蒙古人。”（註13）直到最後一刻，華萊士都仍站在洛里奇這一邊，並反駁了所有針對這位“植物學家”的質疑。唯有當他終於意識到這位畫家已經變成外交包袱，而且可能還會賠上自己的政治生涯後，這位農業部長才宣布取消考察，切斷了資金以及他與自己的這位前導師的所有關係。最後，華萊士和另一位贊助者路易・霍希都放棄了洛里奇，華萊士甚至轉而與他針鋒相對，對他提起逃稅訴訟並沒收他在美國的財產。羅斯福對整個局面感到十分尷尬，他決定親自介入，並承諾霍希和華萊士他會知會審理此案的法官，好保證能有“公正”的裁決。果不其然，一直以來信任霍希打理財務的洛里奇受到了起訴。面對合夥人的背叛與侮辱，洛里奇再也沒有回到美國，而是明智地選擇定居印度。
有一件在當時還未引起注意的事是在1933年1月，也就是滿洲考察啟程前夕，這位畫家仍然留在紅色俄羅斯的弟弟鮑里斯・洛里奇（Boris Roerich）突然被布爾什維克的秘密警察（OGPU）釋放，鮑里斯是在1931年5月被祕密警察逮捕。這裡有一個有趣的轉折。鮑里斯被判處理兩年有期徒刑似乎更像是軟禁。他本身是一名職業建築師，現在只被允許在秘密技術局工作，並參與設計了秘密警察列寧格勒支部的總部－宏宮（Big House）。尼古拉斯的弟弟是在尼古拉・蘭瑟爾（Nikolai Lansere）手下做事，後者是曾受到類似判決的蘇聯建築名人（註14）。
根據近期解密有關於鮑里斯的秘密警察檔案，OGPU很顯然在某些複雜的棋局中把他當作籌碼，尼古拉斯・洛里奇想必無法置身事外。秘密警察早在1929年2月就搜過鮑里斯的公寓，試圖尋找任何可能使他吃上間諜罪的證據。兩個月後，他被秘密警察娉用並開始擔任秘密告密者。然而，如上所述，OGPU在兩年後忽然翻臉不認人並以走私罪將他逮捕，然後讓他在集中營待了三年。但是，還沒過兩個月，這個嚴厲的判決便被奇蹟般的推翻，取而代之的是秘密技術局祭出金籠的仁慈軟禁（註15）。不過，奇怪的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從1936－1937年，人在莫斯科的鮑里斯・洛里奇再次與蘭瑟爾一起參與了聯合實驗醫學研究所（All-Union Institute for Experimental Medicine，VIEM）的工程計劃，它是大名鼎鼎的史達林版本的“新紀元運動”研究中心。後面發生的事情更驚人，在1937－1939年的大清洗時期，鮑里斯宛如什麼事也沒有發生的繼續他的工作，甚至從列寧格勒搬到了莫斯科的一處精英社區，這讓他的生活條件頓時昔非今比，最後他在1945年默默地自然死亡（註16）。
鮑里斯・洛里奇的故事藏著很多玄機。即使他沒有那個“可疑”的哥哥，像鮑里斯這樣曾在內戰期間與布爾什維克兵刃相見的前白軍分子若不是被執行死刑，好歹也要在集中營裡服刑至少二十五年。可是，基於某種冥冥之中的理由，布爾什維克的復仇卻從未降臨在他頭上。該怎麼解釋這樣的奇蹟呢？令鮑里斯・洛里奇得以逃過一劫的魔盾究竟是什麼？當然，最明顯的答案就是他的魔法守護者正是其喜愛冒險的哥哥。利用親屬來確保受害者的合作和OGPU特務的忠誠是史達林祕密警察的典型手法，這麼一來所有拼圖也都湊齊了。
在與尼古拉斯・洛里奇有關的狡詐複雜間諜遊戲中，鮑里斯很可能是討價還價的籌碼。這裡並不是要重複莫斯科作家奧列格・希什金（Oleg Shishkin）提出的牽強說法（註17），即這位畫家在1919年或1920年後便一直是布爾什維克的間諜，而他在紐約河濱大道三一零號的大師學校是蘇聯間諜的掩護，但是根本沒有可靠證據可以支持這種說法。我們不應該排除洛里奇只是在某個時候被祕密警察勒索，並偶爾被迫執行秘密任務的可能性，尤其是他在滿洲探險的時候。這些任務不一定與他的神聖東方聯盟計劃有矛盾，它們可能包括要監視日本在紅色蒙古邊境的軍事活動、其部隊位置和軍備、滿洲國的狀況還有該地區的整體地緣政治態勢，這是蘇聯在20世紀30年代的主要關切問題。布爾什維克的情報部門向遠東投入了大量資源與工人，也招募了數百位失業白人移民充當監視日本的間諜。此外，他號召白軍分子和蒙古人參加反對共產主義的神聖十字軍也並非全是壞事。從這個角度來看，蘇聯在1935年私下向美國抗議洛里奇的“危險武裝團隊”可能只是一枚煙幕彈，好暗助這位特務完成任務。只要鮑里斯仍在祕密警察手中，這位畫家就只能乖乖就範。
在他第二次嘗試從滿洲建立神聖東方聯盟失敗，還有霍希奪走了他在紐約的置產後，洛里奇跟海倫娜以及他們的兩個兒子去了印度風景如畫的庫魯山谷定居，那裡緊鄰西藏。沉迷於繪畫當地風景與接待偶爾前來的訪客，洛里奇終於放下了他宏偉的夢想。這位畫家最後因為前列腺癌於1947年在庫魯去世。八年後，他的愛妻也駕鶴西歸。
在納粹德國全面進攻俄羅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際，行將就木的洛里奇突然公開表達親蘇聯的立場，並宣稱自己是愛國人士。戰爭結束後他也嘗試接洽蘇聯政府，希望能讓自己返回故國。這位老人是不是希望史達林能念及他畢竟曾為布爾什維克政權有過一些功勞而願意禮遇他？還是他只是一個垂垂老矣卻依舊幼稚的理想主義者，單純是對故國抱持著懷念之情？又有誰可以知道答案呢？對他來說幸運的是，蘇聯拒絕授予簽證，洛里奇對布爾什維克烏托邦的真實情景一無所知，他當然不會知道這意味著自己有多麼幸運。要是他真的回去了，史達林統治下的俄羅斯又會怎麼迎接他呢？不斷受到猜忌、令人窒息的宣傳，他甚至可能被判刑入獄。
1957年，在史達林逝世後，喬治・洛里奇這位語言學家兼西藏學者也追隨他父親的腳步而去，他一直積極投身父母的神聖東方聯盟計劃，而他獲得了移民蘇聯的許可。蘇聯不僅讓他歸來，還授予他在莫斯科東方研究所（Moscow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的高級職位。他在三年後因為自然原因過世。另一個小兒子斯維托斯拉夫（Svetoslav）是一位建築師，他相當長壽，直到1993年才在印度邦加羅爾的莊園與世長辭。
____________________
Footnotes
1. The two-volume biography of Roerich by Rosov (2002, 2004) i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and complete account of his life: Rosov, Vladimir. Nikolai Rerikh vestnik Zvenigoroda [Nicholas Roerich: Messenger of Zvenigorod], vol. 1. St. Petersburg: Aleteiia, 2002; Rosov, Vladimir. Nikolai Rerikh vestnik Zvenigoroda [Nicholas Roerich: Messenger of Zvenigorod], vol. 2. Moscow: Ariavarta-Press, 2004, 79-80; also Andreev, Alexandre, Gimalaiskoe bratstvo: teosofskii mif i ego tvortsy [Himalayan Brotherhood: Theosophical Myth and its Creators]. St. Petersburg: iz-vo St. Petersburgskogo universiteta, 2008. For a good general overview of Roerich’s activities, see: McCannon, John. “By the Shores of White Waters: The Altai and Its Place in the Spiritual Geopolitics of Nicholas Roerich,” Sibirica: Journal of Siberian Studies 2, no. 3 (2002): 166–89; Spence, Richard. “Red Star over Shambhala: Soviet, British and American Intelligence & the Search for Lost Civilization in Central Asia,” New Dawn 109, July-August (2008); Osterrieder, Markus. “From Synarchy to Shambhala: The Role of Political Occultism and Social Messianism in the Activities of Nicholas Roerich,” in The New Age of Russia: Occult and Esoteric Dimensions, eds. Birgit Menzel, Michael Hagemeister, Bernice Rosenthal. Munchen and Berlin: Kuban & Sagner, 2011.
2. Meyer, Karl Ernest and Shareen Blair Brysac. Tournament of Shadows: The Great Game and the Rac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6, 454.
3. Roerich, Nicholas. Shambhala.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1930, 11; Roerich, Helena, Vysokii put’ [High Path], vol. 1 (1920–1928). Moscow: Sfera, 2006, 45, 51, 65.
4. Fosdick, Zinaida. Moi uchitelia: vstrechi s Rerikhami (po stranitsam dnevnika, 1922–1934) [My Teachers: Meetings with the Roeriches (Pages from the 1922-1934 Journal)]. Moscow: Sfera, 1998, 206 265; Brachev, Viktor. Okkultisty sovetskoi epokhi [Occultists of the Soviet Age]. Moscow: Bystrov, 2007, 234-35; Rosov, Vladimir. Nikolai Rerikh vestnik Zvenigoroda [Nicholas Roerich: Messenger of Zvenigorod], vol. 1. St. Petersburg: Aleteiia, 2002, 180.
5. Roerich, 1930, 5, 47, 61.
6. For more about relationships between Roerich and Wallace, see Meyer and Brysac 1999: 474–91;Williams, Robert C. Russian Art and American Money, 1900–194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136-43;Culver, John C. and John Hyde. American Dreamer: The Life and Times of Henry A. Wallace. New York: Norton, 2000.
7. Fosdick, 1998, 242.
8. Roerich, Helena, Pis’ma [Letters], vol. 3. Moscow; MTR, 2001, 351.
9. Fosdick, 1998, 609.
10. Bowden, C.R. Modern History of Mongolia. New York: Praeger, 1968, 205.
11. Fosdick, 1998, 659.
12. Rosov, 2004, 79-80.
13. Meyer, Karl Ernest and Shareen Blair Brysac, 2006, 488.
14. Rosov, Vladimir. “Arkhitekhtor B. K. Rerikh: Rassekrechennoe arkhivnoe delo N. 2538 [Architectural Designer B. K. Roerich: Declassified File No. 2538],” Vestnik Ariavarty [Messenger of Aryavarta] 10 2008, 43. 15. Rosov, 2008, 46. 16. Yudin, Andrei. Tainy Bol’shogo doma [Secrets of the Big House]. Moscow: Astrel, 2007, 15. 17. Shishkin, Oleg. Bitva za Gimalaii: NKVD, magiia i shpionazh [Fight for the Himalayas: NKVD, Magic, and Espionage]. Moskva: Olma-Press, 1999, 27-40, 51-63, 72-75, 105-123.
安德烈・茲納門斯基（Andrei Znamenski）曾在俄羅斯和美國研讀歷史與人類學。他是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的常駐學者，也是日本北海道大學的客座教授。他的著作包括《原始之美：薩滿教與西方的想像力》（The Beauty of the Primitive: Shamanism and Western Imagination，2007）、《西伯利亞的薩滿教》（Shamanism in Siberia，2003），他最新的一本書是《紅色香巴拉：魔法、預言和亞洲心臟的地緣政治》（Red Shambhala: Magic, Prophecy,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eart of Asia，2012）。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