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真正的重中之重...”喬治・摩斯教授（George Mosse）在他的《納粹文化》（Nazi Culture）中說道：“假如意識形態可以透過教育來將自身制度化，那這可不下於打贏一場重大戰役。納粹對此是非常瞭然於心。”
只需要仔細觀察，就可以注意到美國的教育體制根本是創造共產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那群全球主義者的先輩一手炮製、並且暗中指導多年的結果。
石油大亨約翰・洛克菲勒在1903年創立了通識教育委員會（GEB）來分配該家族的教育捐獻款項。它到了1960年已不再是獨立的實體，而是被納入洛克菲勒基金會。GEB在1917年向哥倫比亞大學捐款了六百萬美元以贊助新林肯學院（New Lincoln School），這是紐約市的一所私立實驗性男女合校。根據學校的導覽，它專門招收“從幼稚園到十二年級的學生。其前身是在1917年由洛克菲勒家族資助的通識教育委員會在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支持下創辦的林肯學院，是‘採用新型教育方式的先鋒實驗性學校’。”
據尤斯塔斯・穆林斯表示：“這所學校催生了由進步派教育家和社會科學家組成的全國性網絡，它帶來的有害影響距離共產黨的目標可以說是非常接近，而共產黨也是洛克菲勒家族極為青睞的對象。林肯學院從一開始就被毫不隱瞞地標榜成堪為全美中小學榜樣的革命性學校，它毫不猶豫地拋棄了過往所有建立在正規且公認的學術基礎上的教育理論，比如通過教授拉丁語和代數等學科來教會孩子邏輯思考的《麥加菲讀本》（McGuffey Reader）式教育。”
其它與洛克菲勒家族有關、仍舊影響著美國的團體還有布魯金斯學會，全國經濟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公共管理研究所（Public Administration Clearing House）、州政府委員會（Council of State Governments）以及太平洋關係研究所（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在卡特政府期間，洛克菲勒過去的副手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被任命為美國的央行，美聯儲的主席。
自稱是虔誠的浸信會教友的約翰・洛克菲勒從19世紀末便開始嘗試干涉美國教育，他向美國浸信教育協會（American Baptist Education Society）捐贈了六十萬美元，用於芝加哥大學的基金。從1890－1914年，洛克菲勒透過這個協會向各所不同學校捐贈了將近一百萬美元。但是，他試圖染指美國教育的關鍵仍是他成立的通識教育委員會，還有他對芝加哥大學的持續支持。
這所編制龐大的大學涵蓋了一間大學、四間研究院、六間專業學校以及圖書館、實驗室、博物館、診所跟其它機構；還有托兒所、K-12學校、繼續深造計劃和一家學術出版社。這所大學在2003年的巴黎新開辦了一個中心，以配合歐洲的深造計劃。英語世界公認的世事權威，《大英百科全書》其實也與洛克菲勒的芝加哥大學有密切的關聯。大英百科全書出版社的總部設於芝加哥，它同時還擁有梅里亞姆－韋伯斯特公司（Merriam-Webster Incorporation），後者是全球數一數二的詞典和索引典出版商。
這家百科全書公司在近來已歸威廉・本頓基金會（William Benton Foundation）所有，遵照副校長兼參議員威廉・本頓（William Benton）的意願，該基金會唯一的受益者是芝加哥大學。
曾任康涅狄格州參議員的本頓在1921年從耶魯大學畢業，之後他開始從事廣告工作，直到在1932年成為芝加哥大學的兼職副校長。在二戰期間，他一直在華盛頓特區擔任助理國務卿直至1947年，其間他為籌劃聯合國相當盡心盡力。
他曾出任過許多聯合國要事、國際會議和委員會的班底與代表。爾後從1949－1953年他又以民主黨員的身份在美國擔任參議員。自1943年開始一直到他在1973年逝世，本頓一直是大英百科全書出版社的董事長兼出版商。
雅各布・薩夫拉（Jacob Safra）領導投資集團在1996年以未公開的價格買下了該出版社100%的股份，薩夫拉擁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瑞士銀行，其在1955年於巴西開辦分行。雅各布・薩夫拉瑞士銀行是薩夫拉集團（Safra Group）的一部分，這個集團串聯起了一整群金融機構。有些陰謀論研究者認為，世界一流的百科全書被私有化控制可謂是企圖管控公共知識，特別是歷史和科學領域的典型例子。
“芝加哥大學的創立和資助都極大提升了洛克菲勒在浸信會與教育工作者中的形象...唯一的惱人的是，教育狀況從整體上來說仍然不夠烏烟瘴氣，”保羅・萊昂尼（Paolo Lionni）解釋說，他在1993年的《萊比錫聯繫》（The Leipzig Connection）中回溯了實驗心理學對教育體系的不良影響，而這都可以追溯到創立實驗心理學的德國哲學教授威廉・馮特（Wilhelm Max Wundt）。“本土美國公民的教育體系深植於清教徒、貴格會、古早美國愛國者以及哲學家的信仰與實踐。傑佛遜堅信為了維護這個新生國度的自由，無論他們收入多少，對公民進行教育都必不可少。於是從全國各地開始，幾乎所有殖民新地都興辦了學校。”這些學校體系包括了由賓夕法尼亞州和中西部的貴格會一手包辦的那些、紐約的自由學校運動和大量的“師範學校”，會有這樣的稱呼是因為它們對教育規範的制定有所貢獻。隨著時間步入20世紀初，美國已經擁有許多知名大學，每年都可以培訓出數千名訓練有素的老師。
據萊昂尼指出：“現代的學校根本無法比肩過往的教育成果，只需要翻翻《國會紀錄》裡的論辯或19世紀出版的書籍就可以知道，我們一個世紀前的先輩對言辭的掌握甚至要遠遠優於我們。那時的學生學的不是怎麼閱讀漫畫書，而是伯克、韋伯斯特、林肯、賀拉斯、西塞羅的論文。他們在畢業前就已經能夠熟練運用語法，1910年以前印刷的算術教科書則更戲劇性地呈現了我們現在的高中畢業生幾乎一翹不通、但卻是當時的學生研習的數學技巧。1900年的高中畢業生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語言、歷史與文化樣樣精通的他擁有任何締造成功所需的技能。”
洛克菲勒建立GEB背後的算盤其實從弗雷德里克・蓋茨（Frederick T. Gates）的來信中便可見一斑，他是洛克菲勒挑選的董事會主席。
蓋茨寫道：“在我們的設想中，我們將坐擁無窮無盡的資源，然後人們也順從地屈服於我們的塑形之手。現行的教育慣例會被從他們的腦海一掃而空，傳統的束縛也要通通解開，讓那些知恩圖報又一呼百應的鄉下人接受我們的美意。我們不應該嘗試使這些人或他們的孩子成為哲學家、有學問的人或是科學家。我們不必從他們當中培養作家、編輯、詩人獲文學家。從那些被我們豢養的人中尋找明日的藝術家、畫家、音樂家、律師、醫生、傳教士、政治家、演說家是多此一舉。
擺在我們面前的使命既簡單又美麗，那就是要盡力教導他們，使他們心甘情願於自己應得的地位。因此，對於那些沒能在家庭、商店、農場裡善盡責任的父母，我們讓孩子們學會如何以合宜的方式做該做的事。”
保羅・萊昂尼指出：“若說（約翰・洛克菲勒）是整個國際陰謀與欺騙的策劃者並不恰當。但可以肯定的是，洛克菲勒的金錢確實是通過經濟學、基金會、聯合國、大學、銀行、工業、醫學，當然還有教育、心理學和精神病學來以各種方式影響社會和實施全球控制。
當今世界泰半的機構之所以會存在並不是因為它們對各自領域的誠實研究和想要追求真理，而純粹是因為洛克菲勒為它們提供了資金，籌劃‘專業’的刊物和社團來壓過任何異議（無論那些異議是否有道理或可取）並且持續不斷地推銷這些想法，來使之在社會結構中得到制度化認可。
...這簡乎可以說是一個集團式的大規模控制與操縱行徑！要是他們資助的理論和實踐有根本上的缺陷，而且對上述那些領域毫無用處的話那可該怎麼辦？當然，盛行於這些領域中的大部份觀點的確都充滿缺陷，它們完全無法為‘心理健康’、教育、醫學、理智以及幸福這些問題提供有意義的解決方案。如此看來，儘管表面上顯得很‘人文主義’，但它們恐怕根本就無心於此。”
眾議院基金會與類似組織調查委員會（House Select 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Foundations and Comparable Organizations）主席諾曼・多德（NORMAN DODD）在1952年報告稱，福特基金會的主席曾直言不諱地承認他“在白宮的指導下行事”，而他的基金會“則利用我們的捐款來慢慢改變美國人的生活，使我們終有一天可以毫無阻力地與蘇聯合併。”現在，隨著共產主義垮台、聯合國和北約沓至而來以及各種經濟條約的確立，這個全球主義目標似乎已經漸漸成真。
多德還表示，國會調查已發現古根海姆、福特、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卡內基基金會都在“心照不宣地想要控制（美國的）教育”。他補充說，這些團體都已被後來的董事顛覆了創立的初衷——這又是財富控制既存組織的一個例子。
其中ㄧ些過去和現在的這類團體和基金會都因為成員或是資助的關係，而與支持過納粹的財閥有所關聯，包括國際開發署、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美國種族關係委員會、美國新聞學院、反毀謗聯盟、阿拉伯研究所、阿斯彭研究所、人文心理學協會、巴特爾紀念研究所、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憲法權利中心、古巴研究中心、民主制度中心、基督教社會主義聯盟、共產主義聯盟、環境基金會、費邊社、福特基金會、國家進步基金會、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哈德森研究所、太平洋關係研究所、藥物研究所、犯罪與司法研究所、國際戰略研究所、梅隆研究所、形上學學會、米爾納學會、蒙特・佩勒林學會、全國有色人種協會、全國教會理事會、新世界基金會、蘭德研究所、史丹佛研究所、塔維斯托克研究所、關懷科學家聯盟、國際紅十字會和基督教青年會。
亞利桑那大學政治學副教授大衛・吉布斯（David N. Gibbs）指出，情報界長久以來一直在利用學術界來傳播他們的觀點與哲學——一如既往，靠的是資金分配。他寫說：“雖然專家們從未厭倦這樣的陳腔濫調，即美國大學完全被左派教職人員把持，而且他們對本國的外交方針總是不共戴天，但真實的情況其實完全不同：據《華爾街日報》最近的一篇文章披露，CIA如今已然是‘校園中的一股越來越不容小覷的力量’。這個‘情報機構發現它需要學術界的專家為其所用，而大學則急需現銀維持週轉’。對於學術界與CIA不應公然過從甚密的限制現在已經幾乎消失：2002年，前CIA局長羅伯特・蓋茨當上了德克薩斯農工大學校長、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新校長邁克爾・克羅（Michael Crow）原本是該情報機構底下的風險投資公司IQT電信（In-Q-Tel Inc）的副總裁...CIA還籌劃了一項特別的獎學金計劃，專門發給那些有才幹且獲得安全許可的學生。根據《衛報》報導，‘該計劃的主要用意是要拓展可供情報機構所用的學科’。目前在全國各地已有遍佈數個學科的學者都在為CIA做研究（通常都是保密的）。”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美國的青少年便已開始接受國家社會主義式的教育。
1935年，德美和解聯盟（German-American Settlement League）主席恩斯特・穆勒（Ernst Mueller）買下了長島亞普漢克（Yaphank）的湖濱地產，並廣邀德裔美國人來參訪和遊玩。另外他還成立了一個名為德裔美國青年會（German-American Youth）的團體。這群青年在亞普漢克搭建帳篷，是為齊格弗里德營地（Camp Siegfried）。其父就在亞普漢克擔任法官的德國移民子孫古斯塔夫・諾伊斯（Gustave Neuss）曾回憶：“有些父母難免對如此嚴酷的環境頗有微詞，因此至少有一個傢伙把她的女兒從營地帶回去了。這一整個計劃包括要實施親納粹教育，以確保新一代人能沐浴在純粹的雅利安哲學。”諾伊斯的父親最初對這個德裔團體印象不錯，但他很快便因為他們的反猶主義和非美言論而大失所望。
這個青年團體是德美陣線（German-American Bund）的一部分，後者是在20世紀30年代由納粹黨和條頓人自由黨（Free Society of Teutonia）合作籌組的反猶組織。德美陣線的活動不只限於亞普漢克跟紐約。據諾伊斯寫道：“親納粹份子遍佈美國各地。希特勒曾揚言，待他征服歐洲之後，他可以直接接管美國。德美陣線和其它遍及全國的親德團體提供了一批足以協助此事成真的潛在顛覆份子。”
儘管在戰前的美國早已存在不少德裔美國人團體，但只有德美陣線是極少數表示擁護納粹理想的組織之一。1939年2月，陣線領導人弗里茨・庫恩（Fritz Kuhn）在麥迪遜廣場花園向兩萬名群眾發表演說，他大力抨擊“富蘭克林・羅斯福爾德”總統和“布爾什維克－猶太陰謀”正在禍害美國。在美國參戰後，德美陣線的一些成員接連逃離出國，另一些人則進了拘留營。縱然德美陣線從未真的成為實質性的威脅，而且甚至連希特勒都有意與之保持距離——但對教育事業的顛覆進程仍在有條不紊地繼續。
又名全國教育協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NEA）的美國教師協會最初是以專業教師組織的身份成立於1850年，但它現如今已發展成全美最大的工會，代表將近三百萬名教育工作者。NEA在1966年與美國講師學會（American Teachers Association）合併，後者是一個主要關注黑人社區教育的組織，這也是洛克菲勒家族的另一個興趣所在，他們資助了不少黑人教育計畫和團體。截至1964年，洛克菲勒的通識教育委員會已經投入了超過三百二十萬美元在支持黑人教育，但有人批評這只是在向黑人學生灌輸白人價值觀與世界觀的手段。
據《黑人教育的白人設計師：美國的意識形態與權力，1865－1954》（The White Architects of Black Education: Ideology and Power in America, 1865–1954）的作者威廉・沃特金斯（William H. Watkins）指出，相比起提供實用教育，小約翰・洛克菲勒更關心的其實是建立新的工業社會秩序。“洛克菲勒集團非常懂得如何利用白吃的午餐來塑造教育和公共政策。”沃特金斯評論說。
保守的共和黨人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曾譴責NEA的作為對美國教育產生了負面影響。在1999年的一次採訪中，他說：“自從評委們介入教育領域，還有全國教育協會開始掌控教育部以來，考試成績逐年下滑、課堂霸凌頻傳，顯然事情出了大錯。”NEA去同性戀教育委員會（NEA Ex-Gay Educators Caucus）同樣飽受非議，它在介紹中闡明了自己的宗旨：“參與NEA的決策，以確保出台的政策能夠聽見前同志（Ex-Gay）的聲音。”NEA去同性戀教育委員會在2004年的NEA全國代表大會上受到了凱文・詹寧斯（Kevin Jennings）的嚴詞抨擊，他是前馬薩諸塞州的私校講師以及男女同性戀和異性戀教育網絡（Gay Lesbian Straight Education Network）的創辦人，他和NEA合作在從幼稚園跟小學開始的全國校園推廣友善同性戀的教材。詹寧斯還在大會上獲頒了NEA的人權“開創性領導”獎。
今日的教育也非常熱衷於利用藥物來管理學生。過去如果有孩子搗亂或盯著窗外發呆，他或她只會被用尺子敲一敲指關節，然後被叮嚀跟上全班的進度而已。但是在今天，孩子卻會被送到學校護士那裡，後者經常會跟父母說該學生患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並且建議服用已被證明可對實驗老鼠造成精神病的百憂解（含有94%的氟化鈉）和利他林這些精神藥物。目前至少有一州已經遏止了這種做法。康涅狄格州眾議院在2001年以一百四十一比ㄧ表决通過了一項法律，禁止校務人員向父母建議讓子女服用利他林或其它改變情緒藥物。該法案的主要倡導人之一是共和黨眾議員倫尼・溫克勒（Lenny Winkler），她引用研究指出全國上下服用利他林的兒童已從1987年的五十萬人暴增至了2017年的超過六百萬人。該法案也禁止該州的兒童和家庭事務部（Department of Children and Families）強迫將孩童從不肯讓他們服用改變情緒藥物的父母身邊帶走。
威斯康星大學歐克萊爾分校的人類發展中心（Human Development Center）在1999年進行了一項研究發現，十三名過去四年來持續服藥的“過動症”兒童在與另外十三名智商和其它特徵相似的正常兒童相比時，他們在標準化測驗中的表現都更差。東弗吉尼亞醫學院的兒科和精神病學助理教授格蕾琴・勒菲爾醫生（Dr. Gretchen LeFever）所做的另一項研究還顯示，儘管她所在的社區的兒童服用利他林的比例是全國平均的二至三倍，但與同齡人相比他們的成績並沒有多少改善。勒菲爾醫生一直在對小學生持續增加的用藥率提出質疑，因此她在2005年遭到解聘。
精神科醫生彼得・布雷金（Peter Breggin）在他1991年的《中毒的精神病學》（Toxic Psychiatry）一書中寫道：“過動症是最常被拿來給兒童服藥的理由。小男生難以管束當然不是新鮮事，但是嘗試給他做醫學診斷卻是現代心理學和精神病學的獨創。精神科醫生最初多半視過動症為腦部疾病，結果在根本找不到所謂的腦部疾病時，他們又改口說那是‘輕微腦部疾病’（MBD）。但是具體的輕微腦部疾病還是找不到，於是症狀繼續變成了‘輕微腦部障礙’。當連輕微腦部障礙都無法證明時，‘注意力不足過動症’這個標籤便誕生了。現在，不管到底有沒有辦法證明，它都被認為是貨真價實存在的疾病。‘生物化學失衡’是一個代名詞，但根本沒有證據顯示有實際的腦部疾病。”
俄勒岡州獨立學校聯合會（Oregon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Schools）前秘書艾倫・拉森（Alan Larson）批評注意力缺陷症（ADD）的診斷範圍被不斷擴大，他對藥物濫用的指摘更是毫不留情：“孩子們被貼上注意力缺陷症的標籤並不是因為他們真的有問題；因為老師無法容忍特別活潑的孩子才是問題。”
據著有《希特勒的科學家》的約翰・康威爾說，精神分析學在戰後從德國轉移陣地來到了美國。“許多本土分析師接受的都是德國式的培訓，”他指出。托馬斯・羅德博士、沃爾克・庫比魯斯和安東尼・伯維爾在他們合著的《精神病學家——希特勒背後的人們》中也表示所見略同。他們寫道：“自1971年以降，”他們寫說：“兒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學的發展就是在完全遵循其納粹時代的創始人奠基的理論與方法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尤其是軍事和情報領域，受納粹培訓的精神科醫生的大量湧入也連帶導致了一連串心理疾病的長足發展。美國精神病學協會在其1952年的《精神疾病診斷和統計手冊》（DSM）裡僅僅定義了一百一十二種精神障礙，但在1994年的第五版裡這一數字已增長至三百七十四種。
“儘管精神疾病在今天仍可能引起公眾的懷疑，但它已贏得政府和媒體的青睞。這個專業及其療法已經淹沒了脫口秀、雜誌與我們的報刊頭條。”公民人權委員會（Citizens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主席兼前約翰・甘迺迪大學歷史系主任布魯斯・懷斯曼（Bruce Wiseman）寫說。
製藥公司在20世紀70年代因為嚴重的副作用而試圖尋找LSD的替代品，於是他們開發了抗抑鬱藥氟西汀、舍曲林、文拉法辛和帕羅西汀。赫爾穆特・雷姆施密特醫生（Dr. Helmut Remschmidt）一直指導兒童與青少年精神病學會（Society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直到1984年，他本人是兒童過動症研究的領頭羊。最初他是跟隨赫爾曼・斯圖特醫生（Dr. Hermann Stutte）學習，後者與參與德國安樂死計劃的納粹精神科醫生有些淵源，之後雷姆施密特還從羅伯特・索默（Robert Sommer）那裡獲得了博士學位，索默是德國精神衛生學會（Deutscher Verband fur psychische Hygiene）的會長。即使是在戰爭結束後，雷姆施密特醫生依舊堅持以“遺傳學解答”來解釋過動症，同時他也是利他林等藥物的積極支持者。
“毫不令人意外的是，雷姆施密特也是過去那些駭人事件的熱烈擁護者，”羅德、庫比魯斯和伯維爾評論說。“畢竟，他始終是納粹的門徒和追隨者...同樣叫人感到可怕且十分明顯的是，最早的那批兒童精神科醫生所信奉的種族主義和精英主義理論——正如1940年的第一次國會紀錄所表明得那樣——不僅持續紮根下來，而且還愈演愈烈。從老師到學生，從納粹到後來居上的兒童與青少年精神科醫生，過去的毒瘤就這樣被代代相襲下來。所謂‘發現和篩選’——亦即企圖區分出有價值和沒價值的人的努力絕不是捕風捉影，而是確有其事。”然而，美國校園的兒童心理學家的數量卻從1940年的五百人一路漸增至1990年的兩萬兩千多人。
據前美國眾議院參謀長、曾以關於兒童疫苗和改變情緒藥物的調查報告促使國會召開聽證會的凱莉・奧梅拉（Kelly Patricia O’Meara）表示：“世界衛生組織早在三十年前就指出，利他林在藥理上被濫用的方式與可卡因類似，而且它還是被列入附表二類（Schedule II）的藥物——這一類都是醫療用途中最具成癮性的藥物。司法部同樣根據《受控物質法》（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把利他林列為附表二類藥物，緝毒局（DEA）亦警告說：‘在許多行為範例中，利他林常被當作可卡因與d-苯丙胺的替代品’。奧梅拉還指出，布魯克黑文國家實驗室在2001年進行的一項研究證實了可卡因與利他林的相似之處，但結果也發現利他林對多巴胺系統的作用比可卡因更甚，很多醫生都認為這些藥物對該腦區的影響最鉅。
如今成千上萬名美國青少年都在服用諸如利他林等藥物來治療有待商榷的精神疾病。1986年的《國際成癮期刊》（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Addictions）列出了一百零五種利他林的副作用，包括產生自殺傾向。
沒有美國人不想知道為什麼近年來校園槍擊和青少年自殺事件頻傳，但實際上幾乎所有涉及這些事故的學生都有在服用改變情緒藥物，或是才剛停藥。1998年3月－1999年5月發生的五起槍擊事件——包括科倫拜高中的悲劇——都有至少七名涉案學生正在服藥。這ㄧ事實被輕描淡寫，但據報導犯下2007年4月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槍擊案的兇嫌趙承熙此前一直在接受心理諮商，並持續在領取精神科處方藥。
精神病學家兼藥物評論家彼得・布雷金醫生（Dr. Peter Breggin）在他的《奪回我們的孩子》（Reclaiming Our Children）從臨床與科學原因著手分析，聲稱埃里克・哈里斯（Eric Harris）在科倫拜高中的暴行是處方藥氟伏沙明造成的結果。“我曾在一宗與科倫拜高中相關的案件上宣誓作證，”布雷金寫道，他補充說：“我再三告誡，停止服用抗抑鬱藥與開始服用一樣危險，因為它們會引起非常坐立難安和痛苦難耐的戒斷反應。”
《青少年真相》（TeenScreenTruth）網站致力於在網絡上搜集資料，好幫助青少年認識改變情緒藥物和少年暴力之間“有待被正視的聯繫”。該網站指出：“這是新聞報導鮮少提及的統計數字：在幾乎每一次校園槍擊事件中，涉案的兒童和青少年都有在服用一種或多種精神藥物，或是不久前才停藥，而且他們通常也都持續在接受精神科醫生或心理健康醫生的照顧。對大部份的兒童和青少年自殺來說，情況也是如此——他們正在接受某種類型的精神藥物治療，這本來應該要能夠治療他們的‘精神疾病’，但他們最後還是選擇輕生。”
朱利安・惠特克醫生（Dr. Julian Whitaker）在1999年發表的《健康與治療》（Health and Healing）一文中附和了這一說法：“過去十年來登上頭條新聞的槍擊案大致上有一個共通點：兇嫌都在持續服用氟西汀、舍曲林、氟伏沙明、帕羅西汀等類似於此的抗抑鬱藥。”
在六十歲的唐納・史奈爾（Donald Schnell）服用帕羅西汀僅僅四十八小時、便控制不住情緒地殺死了他的妻子、女兒和孫女後，帕羅西汀的製造商葛蘭素史克公司在1998年被判賠倖存家屬六百四十萬美元。
《青少年真相》和《印第安納波利斯星報》（Indianapolis Star）整理了一份從1985年統計下來的暴力事件清單，那年亞特蘭大的一位郵政工作者在服藥後殺害了兩名同事。這份清單包括：
・1986年，馬薩諸塞州坎頓市十四歲的羅德・馬修斯（Rod Mathews）在服用利他林後持球棒打死同學。
・1988年，三十一歲的勞里・丹恩（Laurie Dann）在服用氯米帕明與鋰齊寧後闖入伊利諾州溫內特卡的一間二年級教室，開槍掃射。結果一名孩童遇害，六人受傷。
・同年晚些時候，十九歲的詹姆斯・威爾遜（James Wilson）在南卡羅萊納州格林伍德的一間小學開槍射擊，導致兩名八歲女孩身亡和另外七人遭到炸傷。他曾經服用阿普唑侖、地西泮及其它五種藥物。
・1989年，二十五歲的帕特里克・珀迪（Patrick Purdy）在加州托克頓市的一所學校裡開火，五名孩子遇害、三十人受傷。他曾經接受氯丙嗪和阿米替林治療。
・1993年，密歇根州切爾西市的史蒂夫・里斯（Steve Lieth）闖進學校會議室，開槍打死校長並炸傷另外兩人，當時他正在服用氟西汀。
・1996年，十歲的湯米・貝克頓（Tommy Becton）挾持他三歲的侄女當做盾牌，手持獵槍企圖射擊一位治安官的副手，後者曾陪同一位訓導人員去過他在佛羅里達州的家裡。他那時在服用百憂解。
・1997年，十四歲的邁克爾・卡奈爾（Michael Carneal）趁著肯塔基州西帕迪尤卡的希思高地的一所高中舉行禱告會時開火，導致三人死亡、一人癱瘓。據報導卡奈爾有在服用利他林。
・1998年，十五歲的基普・金克爾（Kip Kinkel）在俄勒岡州斯普林菲爾德市謀殺了他的父母，然後跑去他的高中大鬧一番，殺死了兩名學生並炸傷二十二人。金克爾服用的處方藥有百憂解跟利他林。
・1998年，十一歲的安德魯・戈登（Andrew Golden）與十四歲的米切爾・強生（Mitchell Johnson）在阿肯色州瓊斯伯勒市的西區中學觸動火災警報器，然後趁學生們撤離大樓的時候向他們開火。四名學生和一名老師遇害，兩位男孩據說都有在服用利他林。
・1999年，十五歲的肖恩・庫珀（Shawn Cooper）在愛達荷州諾特斯市的一所學校開槍，導致一名學生受傷。他一直在服用利他林。
・1999年4月20日，十八歲的埃里克・哈里斯跟十七歲的迪倫・克萊伯德（Dylan Klebold）在科羅拉多州的科倫拜高中開槍打死十二名同學與一名老師，另造成二十四人受傷。哈里斯一直在服用氟伏沙明。
・1999年，托德・卡梅倫・史密斯（Todd Cameron Smith）闖入加拿大艾伯塔省泰伯市的一所高中，手持步槍造成一死一傷。他先前在與一名精神科醫生進行五分鐘的電話諮商後服了藥。
・1999年，史蒂夫・亞伯拉姆斯（Steven Abrams）開車闖進加州科斯塔梅隆市的一所育幼院操場，造成兩死。當時他正在試用鋰齊寧。
・2000年，十五歲的T.S・所羅門（T. J. Solomon）在佐治亞州科尼爾斯市的一所高中開槍掃射，他有在服用抗抑鬱藥。結果導致六人受傷。
・同年，奧克拉荷馬州吉布森市的十三歲少年賽特・特基（Seth Trickey）在他的中學班級開槍，造成五傷。他那時在服用各種處方藥。
・2001年，服用百憂解、十四歲的伊麗莎白・布希（Elizabeth Bush）在賓夕法尼亞州威廉波特市的紐曼主教高中開槍導致一名學生受傷。
・同樣是在2001年，十八歲的傑森・霍夫曼（Jason Hoffman）一直在服用文拉法辛和西酞普蘭兩種抗抑鬱藥，結果他傷了兩名加州花崗岩山高中的老師。
・同年華盛頓州的沃魯克市，十六歲的科里・巴茲加德（Cory Baadsgaard）帶著步槍進入他的高中，並將二十三名同學扣為人質。他有在服用帕羅西汀與文拉法辛。
・同樣在2001年的日本大阪，三十七歲的宅間守闖進一間二年級教室，持刀刺傷學生。他總共殺了八個人。他服用了超過正常劑量十倍的抗抑鬱藥。
・2005年，受百憂解影響的十六歲美國原住民傑夫・韋斯（Jeff Weise）在明尼蘇達州洪湖印第安保留區開槍打死九人並擊傷五人，最後自殺。
・2006年，五十三歲的杜安・莫里森（Duane Morrison）在科羅拉多州的普拉特峽谷高中射殺了一名女孩。後來在他的車裡發現了抗抑鬱藥。
其它也被援引，但與校園無關的案件還有：
・1987年，威廉・克魯斯（William Cruse）在佛羅里達州棕櫚灣殺害六人，而他已服用精神藥物“多年”。
・同年，巴特利・詹姆斯・多本（Bartley James Dobben）把他的兩個小兒子扔進了一千三百度的鑄冶爐。他曾經接受過精神藥物“治療”。
・1989年，四十七歲的約瑟夫・韋斯貝克（Joseph T. Wesbecker）在開始服用百憂解僅僅一個月後，就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市的標準凹印公司開槍掃射二十名工人，造成酒人身亡。生產百憂解的禮來公司後來也搞定了倖存者提起的訴訟。
・1991年，六十一歲的芭芭拉・莫滕森（Barbara Mortenson）被加州聖何塞市的警察逮捕，罪名是她“吃了”自己八十二歲的母親，她有在服用百憂解。
・1992年，林伍德・德雷克三世（Lynnwood Drake III）在加州聖路易斯－奧比斯保和莫羅灣槍殺六人。他有在服用百憂解和地西泮。
・1993年，十六歲的維克多・布蘭卡喬（Victor Brancaccio）攻擊並殺害了一名八十一歲的婦人，接著還用紅色噴漆噴滿了她的屍體。那時他已接受舍曲林治療有兩個月之久。
・1995年，在服用了包括氟西汀在內的四種藥物後，黛博拉・格林醫生（Dr. Debora Green）縱火燒毀她在密蘇里州普雷里村的自宅，並且殺害了她六歲與十三歲的孩子。
・1996年，十八歲的庫爾特・丹尼什（Kurt Danysh）在第一次服用百憂解後的十七天後槍殺了他父親。他告訴當局說：“直到終於鑄成大錯時，我才意識到自己究竟做了什麼...這聽起來可能很奇怪，但那感覺就像是我無法控制自己在做什麼，就好像我只是手裡拿著槍被留在那裡似得。”
德國的藥物科學和精神病學實在得為今日學童的現狀負責，從真正的反社會行為到僅僅是在做白日夢，任何訴狀都可以把他們推向藥物深淵。
為什麼身為“看門狗”的媒體沒有將這些事情公諸於眾？這顯然是因為直接面向消費者的藥品廣告從1971年的七億九千一百萬美元增長至了2004年的三十八億美元。對這個問題有所瞭解的人會說，懸在媒體高管心頭上的正是擔心他們會失去大型製藥公司，也就是美國最大的廣告客戶之一的投廣收入。那為什麼醫生也沒有出面大聲疾呼？其實已經有很多人挺身而出，但媒體公司不會讓他們見諸報章，而且有不少人懼怕製藥公司跟聯邦政府的報復。此外，那些醫生一直以來也都在接受製藥公司的藥品推廣。“製藥公司會派代表到醫生的辦公室討論他們的藥品，甚至是免費提供藥品試用。這讓（製藥公司的）廣告簡直是相形見絀，”康奈爾大學的人類生態學院院長艾倫・馬蒂奧斯（Alan Mathios）說。
不過近年引起最大爭議的教育問題乃是《有教無類法案》（Public Law 107-110），它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2001年的《不讓任何一個孩子落後法案》（NCLB），這是布希政府的寶貴遺產。該法案的立意是要“確保都能享有等量齊觀的機會去獲得高品質教育，並至少能嫻熟地完成州立標準和州立學業評估。”
該法案在2002年1月8日被布希總統正式簽署生效，但它立刻招致了教育工作者、州政府和自由主義者的口誅筆伐。他們質疑的是該法案主張全面強迫老師遵守聯邦政府規定的課程，不符合聯邦期許的學區則要被施加罰緩，甚至是接受國家管制或移交給私人管理公司。他們還質疑移民兒童編列的四億一千萬美元的教育預算，這些孩子絕大多數都是來自非法移民家庭。事實證明，標準化考試對這些母語非英語的孩子來說是一大困難。
誠然沒有任何富有愛心的人樂意被指責把窮苦的孩子“拋在身後”，但仍然有許多人覺得不太對勁，彷彿這法案真正的企圖是要強制統一管束學生與標準化美國青少年的思想。它帶有與希特勒領導下的國家社會主義者所追求的相同教育統一性。一些保守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甚至聲稱聯邦政府此舉無異於是在篡奪國家權力。新國會從2007年開始採取措施保護各州免受NCLB的介入與懲罰。比如猶他州曾在2005年通過一項州法允許學區無視NCLB的特定條款，結果教育部卻揚言要扣留其聯邦教育預算。
NCLB的核心是聯邦政府規範的強制性標準化考試，其一直以來都因為充斥文化偏見色彩而飽受詬病。事實上，這整套考試本身居然貴為評斷教育質量的決定性因素這一點就很成問題，因為這是在變相強迫老師只能講授能讓學生通過考試的教材，卻缺乏更深入的理解與批判性思考。還應該注意的是，教科書出版商和標準化考試公司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被同一群前述的全球主義公司所掌控。
這項法案還以更高的考試成績為標準獎勵各州，因此批評者指出這會讓學校反而傾向於刻意降低考試標準好營造成績提升的假象。結果就是孩子們其實並沒有學到更多，只是評估方式變了而已。教育政策中心（CEP）在2007年的一份報告中表示，雖然閱讀和數學考試的成績確有提高，但尚不清楚這反映出的究竟是學習水平提升還是考試標準降低。“看看任何一個達到績效90%的州，哪個地方沒有很多貧困的學生，”CEP的總裁兼CEO傑克・詹寧斯（Jack Jennings）評論說。“若不是有為提升學生的教育質量所作出的特別努力，或者是刻意把標準放低，否則這樣的結果是不可能出現的。”
另一個NCLB引起自由主義者議論紛紛的地方是九五二八條款（Section 9528），它要求學校向軍方募兵人員提供所有註冊學生的姓名、家庭聯絡電話和住址。學校無須告知學生或家長這些信息已被上繳，但學生有權不分享他們的聯絡資訊。問題是，為此提交所需的文件基本上仍然意味著學生的個人資訊被大學、招聘人員和軍方掌握。
不同於對體育和身體健康極為重視的納粹，NCLB只關心兩項技能：閱讀與數學。這造成了有人抱怨學業的其它領域遭受忽視，尤其是體育教育。
疾病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的最新數據進一步證實了這個說法，數據顯示大約有九千萬名六至十九歲的孩童患有肥胖症。“眼見著肥胖率節節高升，我們為什麼還要減少體育時間？我真是完全不明白，”體育老師加勒特・利迪奇（Garrett Lydic）質問說，他曾獲選特拉華州2006年年度最佳老師。“現在是唯有考試高，”他說，他指的是聯邦政府規定的一系列學習考試。“節過就是孩子們越來越少有時間能舒展筋骨。”
“鑒於它的起草者包括布希政府和右派的傳統基金會（它的創立者保羅・維里希與納粹合作者頗有交情）一直都想要將公共教育私有化，說這項法案的初衷是‘良善的’似乎還過於誇大其辭。NCLB那殘忍的考試、荒謬的課程安排都不是鬧著玩的，”《今日美國》的教育作家阿爾菲・科恩（Alfie Kohn）點評說。“也難怪有一百二十九個教育與公民權利組織紛紛向國會致函，表達對法律過分強調標準化考試和懲罰性制裁的遺憾。更不意外的是已有三萬人（截至2007年中旬）簽署了educatorroundtable .org的請願書，訴求該法案將造成‘無可挽回的破壞’。”
就像希特勒一樣，這個新帝國的全球主義締造者天生就對教育抱持不信任感，這或許解釋了為什麼他們推出的教育計畫反倒更像是要摧毀讀書真正的用意。“我對智力的培養一點興趣也沒有，知識只會打擊年輕人的士氣，”阿道夫・希特勒如是說。國家通識教育委員會的創辦人約翰・洛克菲勒的這番話：“我不想要一個思想家國家，我想要的是一個工人國家。”更是讓他深表贊同。
希特勒還認為，知識份子不但可能成為納粹意識形態的阻礙，而且他們唯恐還會因為自己的知識與受教育的優越感而跳脫常人。他曾在1938年如此說過：“今天我們接受了太多的教育，但我們需要的是本能與意志。”
希特勒的振臂一呼在最近得到了布希總統的效尤。記者羅恩・蘇斯金德（Ron Suskind）在《紐約時報雜誌》（New York Times Magazine）上撰寫的一篇報導中提到了發生在華盛頓的一件事：“那時是（2004）3月，有四十名民主黨參議員一起在參議院附近共進午餐，我有幸作為嘉賓出席。喬・拜登說了一個故事，那是一個關於總統的故事。‘在我們派兵進入巴格達幾個月後，有一次我踏入那間橢圓形辦公室，’他說著：‘我向總統表達了我的諸多憂慮。’據拜登回憶，布希只是深深地凝視著他，堅定保證美國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一切都會沒事的。‘“我的總統先生，”我終於忍不住問了：“當您面對的是自己無法確定結果的事情時，您如何能毫不躊躇？”’拜登說，布希隨後便起身把手放在這位參議員的肩膀上。‘靠我的直覺，’他說。‘我的直覺’。”就好似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在美國上演的第四帝國也得仰仗“直覺”的指引。
第三帝國與第四帝國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後者沒有那種對升旗儀式的重視和千篇一律的宣誓。在納粹德國，每一天的上學時光都得要與這些國家儀式為伴。但對於提倡多元文化與全球化的美國，即便小學生仍要背誦愛國誓言並參加升旗，但除此之外並沒有任何正式的儀式。如今，幾乎沒有任何美國人——無論是兒童還是成人（除去一些童子軍是例外）——還知道或記得該如何遵守正確的升旗儀式。如果要在學校宣誓愛國誓言，那通常也是交給廣播來代勞。學生可以自行選擇是要背誦還是不背誦，如果他們可以從父母那裡弄來一張紙條，他們甚至可以不必站著。對一個國家的忠誠並不利於跨國公司控制下、全國主義者的國家無國界化議程。
在今天，原來的民族主義裝束已經被無處不在的公司圖徽和口號所取代，公司大佬開始承諾——以及指導越來越多教育計畫。布希總統的教育部長瑪格麗特・斯佩林斯（Margaret Spellings）主持了2006－07年數學、科學和技術領域的西門子競賽（Siemens Competition）。2006年5月，她在華盛頓特區舉辦的第一屆全國數學與科學女孩發展峰會（National Summit on the Advancement of Girls in Math and Science）上發言稱：“最近我會見了兼任西門子公司的總裁跟CEO的喬治・諾蘭（George Nolen），我很期待能和他一同推廣布希總統的美國競爭力計劃（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itiative）。”
現在商業領袖已愈發意識到教育是如何跟不上美國的社團主義的腳步，保德信金融集團（Prudential）的CEO阿特・瑞安（Art Ryan）就抱怨說，在今天僱用高中畢業生是風險很高的選擇。“他們經常無法完成你希望他們做到的事。但高中的改變能夠反映出經濟有問題嗎？我想還不能妄下定論。”
另一個日益受到關注、可以怪罪於公司勢力入侵的教育問題是學校廣告興起。根據發佈在NEA官方網站上的論辯，有不少老師都不滿讓孩子們購買特定產品、對某公司有好印象或是在重要問題上接受產業觀點根本不符合教育的初衷，而且那些促銷贊助的教材模糊了教育與廣告之間的界限，進而導致課程走樣。
加州奧克蘭國際社區學校（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chool）的四年級老師就語重心長地表示：“廣告商可以決定我們學校裡的廣告牌、橫幅和燈箱該擺哪裡，可見度最高的區塊會被保留來陳列學生的作品，而告示板和學校/社區信息中心則沒這麼幸運。廣告商甚至試圖干涉課程安排，學校被塑造成企業活宣傳只是時間問題。”佐治亞州的退休老師伊麗莎白・古爾德（Elizabeth Gould）寫道：“（廣告）帶給學生的是一種扭曲的世界觀。他們會以為一切都有價可售——包括道德、良知與孩子自己。”
新澤西州布魯克勞恩市的愛麗絲學院（Alice Costello School）的凱瑟琳・麥克馬洪（Kathleen McMahon）倒是不反對學校廣告：“在理想世界中，學校擁有充沛的資源可以贊助各種計劃並購置所需的設備，但我們畢竟不是生活在烏托邦。公立和私立大學也從來都是拿富豪的錢不手軟。”
加里・魯斯金（Gary Ruskin）在《廣告時代》（Advertising Age）雜誌上撰文，呼籲廣告商應該自我約束或是接受將來的法律限制。他說：“廣告商現在正逐漸被逐出校園。原本從事校內廣告服務的第一頻道公司（Channel One）已在上學年被趕出納什維爾，西雅圖很快便會跟進。加州、德州、紐約以及費城等地也批准了對校園營銷或販售的蘇打水與垃圾食品的新限制。”
企業干涉教育從來就不是新鮮事。早在19世紀晚期，一群芝加哥商人就已經開始擔憂德國和奧地利的教育遲早會把美國甩在後頭。“與美國學校不同，德國的教室直接將孩子分成兩類：一邊是那些注定成為經理的人，另一邊是那些注定成為他們手下的員工的人，”伊麗莎白・韋斯・格林（Elizabeth Weiss Green）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上寫說。
但即便是在19世紀，有志之士也不免會質疑商業指導教育的正當性。“如此一來，教育只會變成維持社會既有產業秩序一成不變的手段。這樣又談何以教育來改善人類呢？”美國哲學家、心理學家和教育改革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質問道。
億萬富翁比爾・蓋茲跟艾利・布洛德（Eli Broad）在2007年中宣布他們已經籌集六千萬美元要資助一場運動去向2008年的大選提出教育訴求。然而，這兩人對於改善美國教育的想法幾乎立刻就遭到了非議，因為他們發起的運動有三個原則：讓老師的薪資提高與否取決於學生的考試成績、讓學生的上課時間變得更多也更長、聯邦課程標準要參考公司領導的意見。
國家社會主義對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年輕人來說簡直是潮到出水。納粹非常明白只要能讓年輕一輩接受他們的世界觀，那麼國家社會主義便不愁千秋萬代。“所有國家的法西斯主義都常常成為年輕人追捧的對象，”《納粹文化》（Nazi Culture）的作者喬治・莫斯（George L. Mosse）評論說。“相比之下，在議會裡成天討價還價的老政客或把持歐洲各國（以及政黨）的僵化官僚機構就顯得不堪入目。”
現代美國也親睹了新舊世代之間的衝突。這一世代衝突源於20世紀50年代搖滾樂興起的時候，並隨著越戰的爆發愈演愈烈，家家戶戶都產生了世代隔閡。年輕人擁護反戰運動，依然對二戰時的宣傳回味不已的老年人則支持林登・詹森和理查・尼克森的好戰政策。
這同樣也是納粹德國曾經的光景，希特勒許諾的風光未來令年輕一代深感著迷。“年輕人與老年人針鋒相對，”莫斯觀察到：“古老國家與新生國家願景之間的對立也是民族運動的結果。希特勒一面譴責資產階級，他是在聲討老一輩，那些在（第一和第二）帝國庇蔭下成長的人。”
這種對音樂、電影、藝術等流行文化進行操控所引起的世代衝突，不過是分而治之伎倆的故技重施。
美國記者兼教育家米爾頓・邁耶（Milton Mayer）既是猶太人又是德裔。他曾在戰前的歐洲旅行，並試圖在1935年說服希特勒的聽眾回頭。戰爭結束七年後，邁耶隻身前往德國，他想要弄清楚究竟是什麼使得德國老百姓盲目追隨國家社會主義。
“我沒有辦法找到最普通的德國人，”他在1955年的一本書中說道。“因為根本就不存在所謂最普通的德國人。十個德國人可以在背景、性格、才智和性情上大相徑庭，但我也發現有數百甚至數千萬德國人可以眾志成城甘當納粹份子。”
“我意識到——要評斷我的納粹朋友們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他寫說。“我很喜歡他們。我感到無能為力...幾年前我從芝加哥的報紙上也體會過這種感覺，這令我感到很沮喪。我喜歡艾爾・卡彭（Al Capone），我喜歡他孝順他母親的方式，他遠比我更懂得如何盡孝道。”
邁耶講述了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德國學者、語言老師的故事，他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統治下的精力發人深省。這對現代美國而言更是值得警惕。
據這位老師說，在1933年以後幾乎沒有人注意到政府與人民彼此之間日益擴大的鴻溝。“這種政府與人民的割裂發生得是如此緩慢、如此審慎，幾乎每個步驟都被偽裝成（也許甚至不是故意）臨時緊急措施或是與真正的愛國忠誠和社會目的有關。所有的危機和改革（包括真正的改革）都捕獲了人民，以至於他們根本看不見檯面下的小動作，也就是整個政府正在變得越來越疏離的過程。”
身為學者，這個人的心神都耗費在了“會談、會議、訪談、典禮以及有待填寫的文件、報告、書目、清單、調查表格...當然，這些全是繁瑣的工作，它們消耗了人的全部精力，讓人們難以再去遐想真正想做的事。這麼下來，你自然就不會再有心思去考慮那些基本問題了。人們根本無暇他顧。最重要的是，獨裁政權及其誕生的整個過程完全分散了人們的注意力，為那些不願思考的人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藉口。我想，其實我們多少都有些感激，畢竟誰想費心去思考呢？”
他說生活在這樣的情境下根本不可能再去注意到那些細節。“每一個步驟的幅度都是如此之小、如此無關緊要、如此理由充分或有時甚至是‘如此遺憾’，除非有人從一開始就從整個過程跳脫出來，除從直接從原則上理解整個過程，要不然沒有任何‘愛國的德國人’會對這些‘小措施’感到厭煩，沒有人會像農夫注目玉米一樣注意到它一直在日復一日地生長，直到它終於爬到頭上。”
馬丁・尼莫拉牧師（Martin Niemoeller）曾為這樣的學者留下這麼一席話：“起初他們來抓共產黨員，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所以我沒出聲。然後他們來抓社會主義者和工會主義者，但兩者我都不是，所以我也沒出聲。再來他們來抓猶太人，但我不是猶太人，於是我沒有出聲。現在他們來抓我，已經沒有人可以為我出聲了。”據米爾頓・邁耶說，絕大多數人在抵制法西斯主義的時候猶豫不決其實並不是出於恐懼，而是因為無法確定其他人會不會像自己一樣挺身而出。在納粹德國，質疑政府動機的人會被斥為危言聳聽，這些人在今天的美國則被罵作陰謀論者。
“即使是在你認識最久的朋友們的小聚會上，你感覺自己就像是在自言自語，與現實完全隔絕。這會進一步削弱你的信心，同時起到威懾作用...如果你想要做任何事情，你首先必須要有機會去做，然後你就會被當成麻煩製造者。因此，你只能等待，一直等待下去，”邁耶引述的那位不願具名的老師解釋說。“問題是，那驚天動地的偉大時刻，成千上萬人加入你的行列的那一天永遠不會到來。這才是困難所在。要是整個政權最後也最卑劣的罪行直接緊接著一開始也最輕微的罪行被揭露出來，那麼成千上萬人都會震驚不已...但事情並沒有這麼發生。在這兩者之間有數百個小步驟，其中有些甚至不為人知，它們的目的就是要準備好使你不會被接下來的事情嚇呆。”他還說，這對那些有警覺的人而言更是難以接受。“你所生活的世界，你所身處的世界——你的國家，你的同胞——早已不是你出生時的那個世界了。所有的保證、房屋、商店、工作、用餐時間、參訪、音樂會、戲院、假期，一切都是徒具形式。但是背後的精神早就發生了改變，而你卻從未注意到，這是因為終其一生你都在犯下妄想審視表象的錯誤。現在你生活在一個充滿仇恨與恐懼的世界，那些心懷仇恨與恐懼的人甚至沒意識到；當每個人都變了的時候，其實沒有人變了。轉瞬間，原來的一切都不見了。你看著你自己，看著你所做的事情，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你所沒有做的事情——因為那才是我們絕大多數人應該正視的：我們什麼都沒有做...隨著戰爭開始，在德國若是想要抱怨、抗議、抵抗，那形同於是在押注德國輸掉戰爭。這是一個不容易的賭注。沒有很多人願意冒險。”
對於那些察覺到法西斯陰謀正迫在眉睫的美國人來說，現在真正的問題是誰能來拯救他們脫離苦海？在納粹佔領的歐洲，甚至是戰爭結束前的許多德國人都盼望盟軍能夠帶來解放。但既然當今世上最具份量的帝國——一個嶄新的第三帝國——已經落入法西斯統治之下的話，那麼美國人又該從哪裡尋找救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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