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膠恐慌症：本末倒置的禁塑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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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John Tie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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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們的政治領袖總是熱衷於拿走我們的塑膠袋跟吸管？這個問題甚至比另一個我已經苦心研究幾十年的問題還要令人費解：他們為什麼堅持要回收我們的垃圾？

這兩種痴迷都可以追溯到一些共通的根源，不過其中最不正常的絕非塑膠恐慌症莫屬。垃圾回收運動打從一開始就是立基於十分膚淺的邏輯，因為這只是市政官員希望通過回收而不是掩埋或焚燒垃圾來節省開銷。事到如今，垃圾回收已被證明是一項同樣要價不斐的選擇，而且它對環境幾乎沒有任何正面效益，因此有些地方官員——那些的確稱得上務實的官員——已經再次開始下令直接把垃圾送進掩埋場和焚化爐。

塑膠恐慌從來都沒有任何意義，而且已有越來越多證據表明，這一切不僅浪費錢還對環境有害，更遑論是對人類了。這是一場橫跨半個世紀都在尋找理論依據的運動，時間回到20世紀70年代初，像巴瑞・康蒙納（Barry Commoner）等環保人士開始呼籲政府應該限制塑膠使用，因為塑膠的原料是我們很快就會用罄的石油。等到“能源危機”最終被證明是危言聳聽後，環保人士很快便又繼續為恐慌尋找新的依據。

現在他們指責塑膠無法在垃圾掩埋場中被生物降解，而它們一被胡亂丟棄更會堵塞下水道、導致全球暖化。根據《BBC》2017年的紀錄片〈藍色星球〉（Blue Planet II）報導，我們的“丟棄型社會”製造出來的塑膠垃圾正在殺死大量海洋生物，從此這也成為了國際熱門的話題。塑膠垃圾對海龜、海豚和鯨魚的危害也促使伊麗莎白女王下令禁止王室使用塑膠吸管和塑膠瓶，這部紀錄片也引起了其他許多領導人的反響，令綠色人士無不為這股“藍色星球效應”歡欣鼓舞。

如今已有超過一百個國家/地區決定限制一次性塑膠袋，就連教宗方濟各亦呼籲應該對塑膠進行全球監管。歐盟已投票通過要從明年開始禁止一次性塑膠吸管、餐盤跟餐具在歐洲的使用。美國有數百座城市和八個州都宣布禁止或管制一次性塑膠袋，紐約及其它城市禁止了塑泡食品容器，往後還有越來越多法令出台。加州的綠色分子正在推動全民公投，要求凡是出現在該州的塑膠包裝和一次性食品都必須可以回收。類似的計劃也正被歐盟納入考慮。現在只要一有名人或政治家不慎在照片中使用塑膠容器或吸管，他們就有可能在網絡上被貼上“素膠騙子”（plastic-shaming）的標籤。

有些改革者或許立意良善，但他們其實是在本末倒置。如果真的想保護海豚和海龜，你實際上更應該把塑膠垃圾丟進垃圾桶，而不是回收箱。而且，如果你擔心氣候變遷，那麼一旦瞭解的有關塑膠的事實後，你或許反而會開始珍惜那些薄薄的小袋子。

就跟垃圾回收運動一樣，塑膠恐慌完全是源於人們的誤解。環保人士及其媒體同謀一直都在無視、歪曲和捏造事實，他們已經炮製了數不清的神話。

你手上的塑膠吸管和購物袋似乎正在污染地球、荼毒海洋生物。可是真正的問題是，海洋中的塑膠垃圾是在增加沒錯，但這並非我們的“丟棄型社會”的錯。環保組織喜歡援引數據聲稱80%的海洋塑膠垃圾來自於地上，但這種估計從未獲得充分證據支持，而且最近的研究還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

在仔細研究過太平洋中北部的“太平洋大垃圾場”後，一個成員分別涵蓋四大洲的科學團隊在2018年發表報告稱，海上有一半以上的塑膠垃圾其實來自漁船，其中絕大部分是被丟棄的蚊帳跟其它漁具。這些廢棄物也是海洋動物的最大威脅，這些動物不是死於塑膠袋，而是網纏。加拿大和南非研究人員在去年發表的另一項研究追蹤了塑膠瓶的來處，它們都被沖到了一個恰如其分地名為伊納克塞瑟布爾島〔Inaccessible Island，字義為渺無人煙之島——譯注〕的地方，它是大西洋中南部的一座無人島。結果顯示超過80%的瓶子來自中國，是從亞洲橫渡大西洋的船隻所扔掉的垃圾。

丟棄在陸地上的垃圾確實有些會流入海洋，但其中只有很少是來自美國或歐洲消費者。根據對太平洋大垃圾場中的塑膠包裝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它們幾乎都是從亞洲來的，這也是研究人員所稱之為“處理不善的廢棄物”的最大宗來源。《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在2017年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順著河流流入海洋的塑膠垃圾有86%來自亞洲，非洲和南美洲則包辦了其餘部分。發展中國家通常缺乏良好的廢棄物收集與處理系統，所以很多垃圾都是直接被排放到河流或附近，然後這些國家簡陋的加工廠就會把塑膠排入航道。

確實，美國的一些塑膠垃圾也被亂扔在海灘和街道上，甚至有些堆積在了下水道。但是研究人員發現，限制塑膠袋（其僅佔總體垃圾不到2%）和食品容器的法律對減少垃圾（煙蒂跟紙製品是主要來源）是於事無補。浪費在反塑膠運動上的資源其實更應該被投入到真正有意義的計劃，譬如防止亂丟垃圾、好好撿回被胡亂丟棄的垃圾——這才是最行之有效的辦法。

回收塑膠就可以防止海洋被污染，這個神話實際上是基於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亦即路邊的垃圾箱裡的塑膠可以被有效地轉化成其它產物。但為這些東西進行分類不僅繁瑣又昂貴——而且產生出來的回報也低得可憐，這使得在美國和歐洲，塑膠回收完完全全無利可圖。市政當局往往希望通過把塑膠廢料賣給當地回收商來賺錢，但現實的情況是他們不得不付錢來擺脫它們，基本上是把它們運到勞動成本低廉的亞洲國家。多年來中國一直是首選之地，但該國已從兩年前開始禁止進口大多數垃圾，因此這些塑膠廢料已轉往馬來西亞、印尼、泰國和越南等地。

這意味著你丟進回收箱的一些塑膠垃圾可能已經被排入海洋，因為它們都會被運到“垃圾處理不善”率很高的國家。亞洲簡陋的回收廠經常把塑膠廢料丟在野外環境，大部分的進口廢棄物甚至也不會送到合法的回收廠。無數記者和環保人士已經搜集了各式各樣馬來西亞或印尼的非法垃圾場滿是西方的塑膠垃圾，然後因為燃燒垃圾產生毒氣的恐怖故事。結果是生活在垃圾場和回收廠附近的人們只能埋怨外國垃圾污染了他們的空氣，也毀掉了他們的小溪。

好消息是，越來越多國家已經開始效仿中國，不願在接受我們回收箱裡的垃圾。美國和歐洲的廢棄物處理者現在只能拿沒人願意接手的成堆垃圾不知該怎麼辦，於是只好把它們送往當地的掩埋場跟焚化爐。相比起成本昂貴的回收計劃，這麼做確實更明智ㄧ些，至少這樣可以防止海洋污染。所以你大可直接把塑膠扔進一般垃圾桶——這樣既對海洋生物有益，也可以為你住的小鎮節省開銷。

超市裡的一次性塑膠袋是最糟糕的選擇，這也是大錯特錯：它們實際上是最好的選擇。高密度聚乙烯袋子可以說是經濟、工程和環境效益上的奇蹟，它們便宜、方便、防水、堅固得足以收納雜貨，但卻又輕又薄，以至於它們在製造和運輸時所需要動用的能源、水及其它自然資源都十分微不足道。雖然它們被稱為一次性使用品，但調查顯示大多數人都會重複使用，通常是作為垃圾桶的內襯。

這些袋子就算被丟棄，也只會在垃圾掩埋場佔據很小的空間，而且不可生物降解其實是一個加分而不是扣分，因為這意味著它們不會像紙袋和棉布袋那樣在分解時產生甲烷或其它任何溫室氣體。塑膠袋只含有極少量的碳，它們源於天然氣，然後又回到地下，完備的現代掩埋場可以讓它們安全地與大氣（和海洋）老死不相往來。

任何其它雜物袋對環景的影響都更大，這已被對各種袋子的環保生命週期分析和消費者行為調查所證明。紙袋和可重複使用的手提袋都需要用上更多的水來生產，至於生產與運輸動輒的能源也更大，這意味著更多的碳足跡。按照英國環保署的說法，要想彌補紙袋更大的垃圾佔地面積，你必須至少重複使用四次，這一般人都很難做到。典型的食品雜貨紙袋通常都是用過即棄（然後它得用上比塑膠多十二倍的掩埋空間）。

人們的確會重複使用手提袋，只是沒有他們自己以為得那麼頻繁。一項調查發現，消費者忘記將手提袋帶到超市的比率幾乎是一半。要抵消棉質手提袋的初始探足跡，你必須把它用上一百七十三次，但手提袋一般只會被人使用十五次。正因如此，它的碳排量是塑膠袋的九倍。

瞭解過這些數字的環保人士會建議綠色分子不要使用棉布袋（甚至是他們最喜歡的有機袋子），他們反而建議人們使用塑膠手提袋，因為這種非織造聚丙烯袋只需要使用十四次即可抵消碳足跡。乍一看，只被使用十五次的一般手提袋對大氣的影響似乎很小，但如果你考慮到有些地方開始禁止一次性塑膠袋的後果，事情便完全不是這樣：一旦消費者不能再買到他們本來用來當作垃圾桶內襯的塑膠袋，他們就只能購買比塑膠袋還要厚重的替代品，而這造成了更多的碳足跡。

因此，禁止塑膠袋的最終結果無非是全球暖化。確切地說，這也多少取決於你願意相信哪個研究人員提出的生命週期分析，但原理基因會（Reason Foundation）的朱利安・莫里斯（Julian Morris）和布萊恩・西索爾斯（Brian Seasholes）都認為這會為大氣產生更多二氧化碳。他們利用現有的數據計算得出，舊金山的塑膠袋禁令會導致與購物袋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至少9%，甚至是翻倍。

此外，正如原理基金會的研究人員所指出，這些計算仍然低估了溫室氣體的影響，因為它們都分析了一個重要因素：手提袋需要時常清洗，這樣才能避免食物被上星期的其它雜貨的細菌污染。大多數購物者都不是很在乎清潔手提袋——加州和亞利桑那州針對超市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幾乎所有可重複使用的手提袋都含有大量細菌——但是衛生當局建議每星期都要用熱水清洗它們，以免去食源性疾病。不管人們是親手清洗還是把袋子扔進洗衣機與烘乾機，他們都是在消耗能源，並向大氣排放更多二氧化碳。

如果我們的目標是要減少碳排放和塑膠污染，其實有些更可取的選擇。我們應該停止強迫消費者使用一般購物袋和其它會增加排放污染的產品、停止將塑膠垃圾出口到會任其被排放入海洋的國家、幫助這些國家建立現代化系統來收集和處理塑膠垃圾、把塑膠垃圾直接送進掩埋場和焚化爐、加強法律和法條執行，以限制各國污染海洋以及水手亂丟垃圾。

但是政治家和環保人士可不這麼想。他們堅持禁止更多塑膠產品，並且要求大家使用價格昂貴、不便使用且也不利於環境的替代產品，結果把事情愈弄愈糟。即使是通情達理的專家都有可能會屈服於這種魔術思維。是的，他們承認我們不應該繼續將塑膠垃圾出口到亞洲，但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法卻又是在家中對其進行回收。當然，這在今天還很不切實際，但只要我們能夠打造好一個“循環經濟”，一切都會隨之改變，而這需要的僅僅是社會的一點改變。只要在明智的中央計劃委員會指導下，製造商便會紛紛重新設計他們的產品並改善工廠，好讓所有產品都變得可重複使用或回收，然後消費者也會努力把所有垃圾分類到正確的回收箱，如此一來我們就能在一個“零浪費”的世界裡高枕無憂。

這樣的幻想不但浪費時間也浪費錢，而且它更是在扯解決塑膠污染的實際辦法後腿。改善公共衛生系統過去本來是衛生官員和外國捐助者關心的首要目標，但由於他們現在將資金和注意力轉移到回收和節約用水、能源的“可持續發展”計劃上，因此公衛系統反而被忽略了。芬蘭的流行病學家米科・保尼奧（Mikko Paunio）研究了富國與窮國的公共衛生計劃，他發現這種優先事項的轉變實質上阻礙了良好廢棄物管理系統的確立，而這又會導致塑膠被持續排入海洋。

“20世紀80年代的環保人士所抱持的意識形態，還有他們對‘循環經濟’的美夢乃造成海洋廢棄物問題的最直接原因，”他總結說：“他們不覺得亞洲和非洲有需要發展城市垃圾管理計劃，反而認為發達國家才應該這麼做，結果因為廢棄物處理十分困難且昂貴，最後都導致它們一而再再而三被‘洩露’到環境中，有時這更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即便循環經濟的美夢成真，它首先也必須付出極為巨大的代價。假設消費者行為真的發生了奇蹟般的改變，假設你每次去超市都是使用碳足跡最低的手提袋（無紡聚丙烯袋），並且靠屋頂上的太陽能板提供熱水來清潔手提袋，根據研究人員計算，你在一年裡減少的碳排放頂多比兩次開車去超市少一些而已。所以你可以通過直接減少開車的方式來為地球做出更多貢獻，而且還有一種更便捷的方式是每年都可以經常實踐的：利用FreshDirect或Peapod這些網絡服務訂貨，華盛頓大學的工程師曾估算，網絡購物可以減少將近一半的碳排放，這顯然是比禁止塑膠袋更實惠的辦法。

既然如此，為何環保人士仍堅持要向消費者宣傳不要使用塑膠袋，而不是鼓勵大家進行網絡購物呢？為什麼不把重點放在不但可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還可以令生活變得更方便的選擇？毫無疑問，塑膠恐慌根本無法拯救地球，也無法讓人們的生活變得更好。

自1996年以來，我便一直想要好好探究綠色分子的心理，當時我收到了史無前例的仇恨郵件，因為我在《紐約時報雜誌》（New York Times Magazine）上刊登了一篇題為〈回收就是製造垃圾〉（Recycling Is Garbage）的封面故事。很明顯，處理垃圾最便宜的方法就是垃圾掩埋場，何況垃圾掩埋空間總是綽綽有餘，可是人們卻依舊強烈要求為自己的垃圾支付額外的分類費用。最後我得出結論，垃圾回收其實是一種消除罪惡感的聖禮，這是針對過度消費的贖罪儀式。後來，我果真從詹姆斯・特威切爾（James B. Twitchell）2002年消費者行為分析《一步步邁向誘惑》（Lead Us into Temptation）中找到了實證。“我們總是宣稱要負責任的消費，”他寫道：“但我們卻還是花了很多時間在拍拖上，問題是領子上的口紅、一頭金髮上的絲帶，這些可都是垃圾呀。”所以，回收其實就是我們正在說“親愛的，我很抱歉。”

塑膠恐慌無疑與消費者的愧疚感有關，但這只能解釋其中一小部分。儘管回收計劃長期以來一直獲得公眾廣泛支持（哪怕是在經濟惡化的情況下），但是同樣的熱情對於限塑卻沒能奏效。市場研究人員已經發現，只有15%的消費者願意正視環境問題、從而改變他們的消費習慣，另外50%卻只有在不必增加額外成本或麻煩的情況下才願意改變消費行為。然而，政客們卻急著想要禁止塑膠袋，他們不斷在尋找更多惹惱選民的方法，比如加州的新法律已開始禁止酒店提供一次性塑膠洗浴用品。

為什麼加州的立法機關和州長執意要剝奪選民使用這些方便的小瓶洗髮水？我對此確實是感到很難以理解，直到我發現原來過去的學者已經對這種小暴政做過了分析。今日的禁塑令可以說是禁奢令（sumptuary laws，源自拉丁語sumptus－“奢侈”）的借屍還魂，這類法令在隨著啟蒙運動走入歷史之前，曾在古希臘、羅馬和中國盛行過很長一段時間。它們主要是在限制人們的買賣、商品使用以及衣著樣式，這在中世紀後期國際貿易增加後更是愈演愈烈。

由於新的消費品氾濫以及商人與工匠日趨富裕，歐洲的統治者從13－18世紀陸續制定了成千上萬條禁奢令。這些禁令涵蓋衣著、馬褲、襪子、鞋子、珠寶、錢包、袋子、手杖、家居擺設、食物，有時甚至是針對整個族群，通常是特定社會階級。金紐扣在蘇格蘭受到禁止，葡萄牙則禁止窗簾和桌布使用絲綢，在帕多瓦沒有人可以穿天鵝絨襪子，而且只有騎士可以用珍珠裝飾他的馬匹。在米蘭的晚宴上提供兩樣以上的肉類或任何甜點都是大逆不道。除非是伯爵夫人，否則英國女性絕不能佩戴金銀條紋的緞帶，德國公民的妻子也只能戴一只金戒（而且不能鑲有寶石）。

宗教當局深信這些法令對於遏止“奢侈和過度享樂的罪行”至為重要，這也是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的宗教導師塔拉韋拉（Fray Hernando de Talavera）的原話。“現在幾乎沒有一個貧窮的農民或木匠是不穿精美羊毛甚至絲綢的，”他寫道，這是在呼應當時的一股普遍埋怨，即進口奢侈品正在擾亂社會秩序，導致人人的儲蓄流失。在為她的命令自辯時，英國的伊麗莎白一世曾感嘆說，進口商品消費已經導致“整個王國變得貧困，每天都有不必要的商品不斷流入。”

但是，就像繼續使用塑膠袋的美國人，女王的臣民也不願放棄他們“不必要的商品”。即便統治者已經卯足全力，但禁奢令無論在英格蘭還是其它地方都沒有取得太大成效。執法人四處遊走、檢查屋舍、沒收禁令的奢侈品並懲罰違法者，通常是罰款，但有時也有鞭刑或監禁。不過炫耀性消費並未就此被遏止。就算絲綢被禁止，人們也會找到另一種同樣昂貴的織物。所以統治者只得不斷推出新的禁奢令，但每每都是落後一步，而且這些法令深受人民藐視，以至於當局最後幾乎放棄執行法令。

對於歷史學家來說，關於禁奢令最令人難以理解的一點大概是儘管根本實行不了，統治者卻還是堅持這些法令長達數個世紀。具體的解釋可能因國家/地區而異，但它們有一個共通點：這些法令之所以被留著，是因為有人能從中獲益。在最近的一部學術文集《打扮的權利》（The Right to Dress）中，博洛尼亞大學的中世紀歷史學家瑪麗亞・穆扎雷利（Maria Giuseppina Muzzarelli）指出：“無論立法者的初衷或宏願是什麼，禁奢令都是有用的統治工具。”

這些法令並沒有遏止公眾對奢侈品的罪惡胃口，也沒有為國家繁榮做出貢獻，但他們著實安慰了社會精英、保護特殊利益、豐富了教堂與國家的金庫，並且擴大了統治階級的聲望和權力。在那些財富受到新貴商人衝擊的貴族而言，這些法令可以說是鞏固了他們的社會地位，另外進口奢侈品的禁令也使本地產業得已免於競爭。罰金為政府締造了收入，支持禁令的宗教領袖亦能從中分一杯羹。即便沒有廣泛執行，這些法令仍可以被有選擇地拿來懲罰過於刺眼的政治敵人或平民。

這些法令一直維持到了18世紀，直到王權與教權都開始衰弱。隨著知識分子開始為民請命，並且宣揚自由貿易的經濟好處，禁奢令終於被認定是令人尷尬的過時法規。然而，統治者自命不凡的心態是永遠不會消失的。

如今的禁塑令甚至不如過去的禁奢令合理，但它們同樣是在使精英階級受益。廉價的塑膠產品對窮人和中產階級來說都是一大福音，而這只會讓塑膠在這些人的社會上司面前更顯俗氣。過去的神職人員在今天搖身一變變成綠色分子繼續講道，既然環保主義現在儼然是進步派的新國教，他們當然也能夠把自己的偏好施加進去。現代的商人階級也不得不有所退讓——這些公司往往試圖透過標榜自己夠綠和做出適當的財務妥協來取悅社會。這場塑膠恐慌為政客和綠黨打開了方便之門，使他們可以輕鬆收受擔心因為加強監管而陷入營運困難的公司的捐獻。這下子，綠色分子又有更多資金可以繼續活動，與此同時符合環保正確的公司和非營利組織則能拿到補貼。

最重要的是，塑膠恐慌又使當今的政治統治者和現代貴族有了道德上的優越感。伊麗莎白二世擁有六座奢華豪宅，這製造了難以計數的碳足跡，但是既然她現在已經揚言要禁止塑膠瓶跟塑膠吸管，她都仍然可以像當年的伊麗莎白一世一樣為臣民的“毫不節制”感到憂心忡忡。無論政客和環保分子飛去參加國際氣候會議的飛機燃燒了多少燃料，他們仍十分堅信自己有資格對雜貨店裡的購物者高談闊論。

就目前而言，他們的權力仍十分穩固，只不過也許公眾最終還是會同意亞當・斯密的論點。他在《國富論》中對禁奢令發出了連珠炮火，因為它們不僅在經濟上有害無益，而且還非常虛偽。“因此，不管是國王還是大臣，大家滿腦子都想著干涉私人經濟，他們熱衷於利用禁奢令或其它進口禁令來限制消費，這真是非常卑鄙又可笑的決定，”斯密寫說。“毫無例外，他們自己其實才總是社會上最揮霍無度的一群人，讓他們管好自己吧，他們完全可以放心地信任人民的私人活動。”同樣的，我們也應該開始學會信任手上的塑膠袋和塑膠吸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