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吃什麼，就成了什麼。”
“因此，假如我的工作似乎很消極、毫無宗教價值且充滿無神論色彩，那麼請務必切記，至少從這項工作的意義上而言，無神論其實正是宗教本身的奧祕...”
——路德維希・費爾巴哈
“當（珀西）雪萊來到牛津後，他開始對是否能夠利用熱和燃燒來轉化物質、生產糧食，進而一舉消滅飢餓與奴隸制產生了極大興趣。”
——詹姆斯・比耶里（James Bieri，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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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是食用了某種神聖食物——那要麼他會得已獲享特殊知識、實現永生，要麼則是反過來因此而喪命——這種觀念幾乎與《吠陀經》與《聖經》的歷史一樣古老。令人震驚的是，在煉金術揚升過程的第二階段——人類與植物的“雌雄同體”融合——我們居然也會在這裡和那些權傾一世的銀行與企業利益集團，還有他們的走狗狹路相逢，而那些傢伙似乎也抱持著某種明確的神秘學企圖。我們不該過分驚訝的是，由於人和宇宙分別被當作是微觀世界與“大人”（µακανθρωπος），這意味著若要對全體人類進行煉金術嬗變，那麼不只是他自己的身體，而是就連他“外延”的身體——即整個世界、社會或環境——這些他所身處的地方都必須一併嬗變，這也包括了所有寓於其中的東西，比如他吃進肚裡的食物。然而，正如我們很快會發現，不僅僅人類的食物已經遭到改造，現在基因工程技術甚至已被用於製造人類－植物的雜交體，這使得究竟什麼才能算是法律意義上的人類這個問題再次浮上了檯面。
但是，如果沒有一點背景知識，就很難明白這種現代遺傳學變革的煉金術根源。正如我們已在第二章指出，植物與人類的融合是人類從原始雌雄同體的統一狀態墮落的核心教義的一部分。而且對許多古代社會來說，這已經不只單純是形上學的話題。比如，瑪雅人會以人類祭祀受害者的鮮血來為玉米田施肥，以作為一種實現植物與人類融合的形式（註2）。但這還不是全部。
玉米連同小麥都是煉金術的七大神聖穀物之一，它在很多文化中都倍受尊崇，當然也是人類飲食的主食。在煉金術上，它“象徵著生命的永恆回歸與自然的豐裕”（註3）。利用人血來“施肥”玉米——有時甚至包括取自國王陰莖的鮮血（註4）——瑪雅人基本上就是想要透過重新激活與植物世界的融合，好實現人類的煉金術嬗變。
A. 煉金術背景：洛克菲勒家族和弗朗西斯・培根
主張人作為微觀世界——“小宇宙”——反映了大宇宙（“宏觀世界”或“大人”）的模樣及其關係的學說在中世紀與文藝復興的煉金術和秘儀醫學實踐中都有所表述，比如疾病不會被當成是什麼“對罪惡的懲罰”，而僅僅是人與宇宙之間的關係發生失衡或不和諧所致。
在人類從雌雄同體一路下墜過礦物、植物和動物領域的時候，某一部分的他其實總是與其中各個領域藕斷絲連，而這最終又可以上溯回物理介質，亦即“雌雄同體的以太”本身。因此，按照這一學說，每個人都擁有一個“以太分身”，或者說是精神之軀。所以治療失衡或疾病便不只需要對症身體上的症狀，而是還要恢復人在各個層面上的整體關係。帕拉塞爾蘇斯是這麼說的：
“意識到以太分身的紊亂才是使人生病最重要的原因後，帕拉塞爾蘇斯便也開始想方設法要重新讓這些物質重新變得井然有序，他的方法就是要利用其他人的身體，因為他們的生命能量能夠提供所需的元素，或是強壯得足以克服患者氣場中的疾病。一旦無形的病根被根除，疾病就會在一眨眼間消失。帕拉塞爾蘇斯把星力或生命力的載體稱作星蛹（mumia），疫苗就是物理形式的星蛹的一個好例子，它是承載著半星光態的病毒的載體。只要是作為媒介的東西不分有機或無機，也不論是物理性質或部分精神化，它們通通都被稱為星蛹。”（註5）
這意味著從“煉金術醫學”的觀點來看，人可以透過攝取有助於恢復平衡的礦物、植物和動物物質，或是在更廣泛的範圍下直接操縱這些物質，要不就是兩者兼用的方式來治癒疾病。當然，這也說明了“星蛹最普遍的形式”就是以太，即物理介質、賢者之石或生命靈藥，“現代科學已經接受了它的存在，好作為生命能量領域與有機和無機物質之間的媒介。”（註6）
如果這聽上去與現代社會工程學或對人類飲食的基因操縱相去甚遠，那麼請明白並不是如此，我們相信根據最基本的煉金術觀點，它也可以被化約成使壞的工具，而且確實有意這麼做的人正是家喻戶曉——或是臭名昭彰，取決於你怎麼看——的洛克菲勒銀行家族。
研究人員菲利普・雷加爾（Philip Regal）曾以十足把握的語氣概述了這個關於人類的煉金術嬗變的“洛克菲勒推論”（Rockefeller Corollary）：
“從理論化約主義者的角度來看，社會問題其實都可以從邏輯上被簡化為簡單的生物學問題，只消對環境、大腦和基因動點化學手腳，問題便可迎刃而解。洛克菲勒基金會正是因此才會鄭重其事地承諾要傾其所能來推廣優生學的哲學。
洛克菲勒基金會既投注資金，也動用了大量社會、政治以及經濟資源來致力提倡社會只需要等待科學來解決一切問題，而不必改變經濟與政治制度的想法。彷彿富有耐心且深獲投資的化約式研究最後一定能令社會和經濟問題一掃而空。”（註7）
但還不止這些。如同雷加爾強調“這種設想相當其來有自”，這是因為它確實完美地橫跨了現代科學和煉金術之間的籬笆，而且可以直接追溯至弗朗西斯・培根跟他的《新亞特蘭提斯》（New Atlantis）還有他那“對於一個奠基於掌握自然法則與科學/技術進步的太平社會的啟蒙主義願景”（註8）。
培根的《新亞特蘭提斯》是一本很值得一提的書。這部簡短卻深奧的作品通常被認為是他篇幅更長的科學論文《學術的進展》（Advancement of Learning）的一部分。培根在這部作品中明確指出，古代世界曾經擁有發達的科學，所以古人能夠以比現行的標準歷史所以為得更容易的方式橫渡世界：
“你們得明白（或許這會叫你們感到難以置信），在大約三千年甚至更久以前，古代世界的航行成就（尤其是遠航這方面）其實遠非今日所能媲美。千萬不要自以為是，我是不曉得在這六十年來你們又精進了多少；不過我可以十分篤定，今非昔比；不管是要以從大洪水拯救殘餘的人類、給予人們信心繼續在海上冒險的方舟還是別的什麼為例子，這都是事實。腓尼基人，特別是泰爾人擁有非常壯觀的艦隊；迦太基人同樣有他們的殖民地，那是位在更往西一些的地方。往東方說，埃及和巴勒斯坦的航運也十分了不起。還有中國跟偉大的亞特蘭提斯（就是你們稱之為美洲的地方），誰能想到曾經雄壯威武的船隊現在都只剩下小帆船和獨木舟。”（註9）
換言之，培根是在含蓄地暗示美洲將會成為他的偉大社會實驗的天選之地，這個實驗的目的是要探索魔法與科學究竟能不能建構一個和諧社會。更玄的是，培根還在他的寓言中大喇喇地宣稱美洲的居民是“涅普頓帶去那裡的子民後裔”（註10），他甚至聲稱“在那裡只要從特定的高度開始攀爬，人們就可以找到”一座宏偉的神殿，“天堂之梯”（Scala Caeli）就在那兒（註11）。
但是，這些航行能力及其所代表的科學是哪來的？在培根的寓言裡，亞特蘭提斯國王建立了一個名叫“所羅門之府”（Salomon’s House）的“科學智囊團”，它以“研究上帝的偉業與造物為宗旨”（註12）。這樣的“智囊團”在“古代紀錄”中可謂比比皆是，這就是指那些“渴求揭開萬物真實本質”的“團體”或“社團”（註13）。換句話說，培根是在複述悠久的秘儀傳統，即在大洪水及與之相關的“宇宙災難”結束後，曾經有一個組織被建立來保存有關災前文明的任何知識。
簡直就像是在變相介紹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目標與議程，培根以十分籠統且普適的措辭描述了“所羅門之府”的宏願：“我們存在的本意就是要解答萬物之因、諸物神秘的運動原因，以及擴大人類帝國的疆界，窮盡一切可能。”（註14）這就是說，科學的目標就是要將秘儀與煉金術的迷因（memes）和神話化為現實：
“為了我們夥伴的工作與職務，我們有十二人善以他國的名義（隱瞞我們自己的身份）遠赴異國，他們負責為我們帶回書籍和資料，還有可茲其它實驗運用的材料。我們稱呼他們為販光者（Merchants of Light）。
我們有三個人負責搜集每一本書裡提到的實驗，我們稱呼他們為掠奪者（Depredators）。
我們有三個人負責搜集所有機械技術、自由科學以及所有尚未被規範入技藝的實踐實驗，我們稱呼他們為神秘者（Mystery-men）。
我們有三個人負責嘗試新實驗，包括任何他們認為有益的事物。我們稱呼他們為開拓者（Pioneers）或淘礦者（Miners）。
我們有三個人負責將前述四種實驗整理成冊，以便更好地檢視它們的公理。我們稱呼他們為整理者（Compilers）。
我們有三個人負責檢驗他們夥伴的實驗，然後從中思索如何造福人類生活與知識，同時他們也探討萬物之因的純粹原理、自然占卜的技巧、人體屬性和部位的奧祕。我們稱呼他們為聰穎者（dowry-men）或施惠者（Benefactors）。
然後經過我們全體成員的若干會議和商量，對過去的成果與實驗再做一番思索後，我們有三個人要負責以嶄新的視角引導新實驗，比以往都更深入自然。我們稱呼他們為明燈者（Lamps）。
我們有三個人負責遵照指示進行實驗並報告結果。我們稱呼他們為接替者（Inoculators）。最後，我們還有三個人負責將以前的實驗發現彙整成更廣泛的觀察結果、公理和格言。我們稱呼他們為自然闡釋者（Interpreters of Nature，註15）。”
應當記住的是，所有這一切均是在亞特蘭提斯，也就是美洲秘密進行的。這意味著美洲將成為一場浩大秘儀實驗的偉大實驗室，由秘不示人且歷史悠久的精英負責掌舵，值得一提的是，培根描述的這些字句其實也同樣適用於“分離文明”（breakaway civilization）。
B. 秘儀優生學、銀行家、無籽種子和煉金植物人
但是，這種普適的培根式科學主義又是如何作用到人類煉金術嬗變的現代應用上去的呢？正如我們先前已經指出，從帕拉塞爾蘇斯、培根以至現代科學，煉金術議程已漸漸被簡化成純粹的唯物主義思想和技術，而在現代追求煉金植物人的過程中，這一點再明顯不過了。
追求這一目標的當代精英遵循著四個指導前提：
（1）這個世界的人口“承載力”有上限，亦即現在人口過多，有太多“無用的米蟲”；
（2）於是不得不採取ㄧ些社會工程措施，包括各種減少人口的“方法”和對糧食供應的基因操縱；
（3）這又可以反過來通過將人類基因混入植物的人類工程來實現，或者；
（4）也可以把植物的基因混入人類。
如同我們將在本章後續各節中概述得那樣，上述的（2）、（4）同樣也會為人類帶來相應的法律後果。
1. 再談巴比倫神話：人滿為患？
地球人口過多以及精英必須“做點什麼”的想法最早可見於古美索不達米亞的《阿特拉哈西斯史詩》。在這部史詩中，男神恩基和女神瑪靡（Mami）在其他神祇的決議下，利用一位原始人女性和一位“神族”男性創造人類，以作為奴隸工人使喚。因此，按照巴比倫人的觀點，現代人類是一種雜交或者說嵌合體生物，部分是“神”也部分是“人”。然而，兩個問題很快接踵而至。一來這種新的嵌合人繁衍速度太快又長壽，於是地上人滿為患，而且這種數量優勢顯然也會對“諸神”的地位構成威脅。恩基最大的對手，恩利爾開始抱怨人類實在吵鬧，他和其他神決定聯合起來消滅他們自己大半部分的造物。看來人類的原罪應該是“噪音污染”才對。我們認為諸神決定消滅人類的方式很耐人尋味，因為他們首先嘗試過疾病，然後是飢荒，最後才輪到大洪水（註16）。
2. 重申主旨的威尼斯毒蛇：承載力
這種非比尋常的巴比倫觀念隨後又通過羅馬帝國的開疆擴土而被傳入義大利，來自“迦勒底”的奴隸也開始被源源不絕地輸入義大利的郊區。遵循羅馬習俗，許多奴隸會在主人過世後重獲自由，他們後來更有不少人成為羅馬帝國晚期的官僚機構的重要成員，隨著西羅馬帝國最終土崩瓦解，他們又成了威尼斯“尊貴共和國”（Serene Republic）的強大寡頭銀行家族的奠基者（註17）。
根據研究人員韋伯斯特・塔普利（Webster Tarpley）極具里程碑意義的《反寡頭統治》（Against Oligarchy）中指出，面對著他們的“尊貴共和國”也在搖搖欲墜，威尼斯金融家資助了學者詹馬里亞・奧爾特（Gianmaria Ortes）的研究，後者聲稱地球的承載力極限是三十億人（註18）。當然，奧爾特預測的數字早已被打破，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威尼斯共和國垮台後，那些金融精英也只是“轉移陣地”到了另一座“水都”阿姆斯特丹，之後又換乘倫敦，人口過剩的思想也被他們帶入現代，所以才出現了像托馬斯・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這等人口過剩理論家，當然還有他的現代美國金融精英同志。故事正是從這裡開始變得有趣，古巴比倫《阿特拉哈西斯史詩》將人類視為“過剩麻煩”的觀點似乎正在如實重演。
3. 接受巴比倫觀念的銀行家
眾所週知洛克菲勒基金會曾經贊助紐約冷泉港的美國優生學學會（American Eugenics Society and Record Office，註19）。該學會“為數以百萬計的普通美國人編製了血統索引卡，以便揪出劣等族群並對其進行終生隔離和絕育，好‘根除他們的血統’。”（註20）這不應該令我們感到驚訝，誠如研究人員威廉・恩道爾（F. William Engdahl）注意到，約翰・洛克菲勒三世（John D. Rockefeller III）自幼就是在充斥“優生主義者、種族理論家和馬爾薩斯主義者”的環境下長大，例如艾倫・格雷格（Alan Greg）便是其中之一（註21），這個人把美國的貧民窟比作癌細胞，是理當被斬草除根的污染或疾病（註22），或者借用恩道爾總結這些人的觀點的方式來說，就是把他們當成有待被淘汰的一群人（註23）。
洛克菲勒身邊的其中一位這種“專家”是弗雷德里克・奧斯伯恩（Frederick Osborne），他也是洛克菲勒三世的人口委員會（Population Council）第一任主席，以及“美國優生學學會的創始元老”（註24）。
大家都知道，這些早期優生學家的觀點後來被納粹德國在20世紀30年代以《紐倫堡種族法》（Nuremberg Race Laws）正式編纂成了法律，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慘烈地呈現了納粹的暴行與種族滅絕之恐怖後，洛克菲勒的那夥馬爾薩斯主義者現在碰上了麻煩，他們的計劃不得不重新粉飾，確如優生學家奧斯伯恩在1956年的《優生學評論》（Eugenics Review）中寫道，對納粹的支持：“害慘了整個優生學運動。”（註25）奧斯伯恩埋怨說：“人們現在打死也不願意接受這樣一種觀念，即遺傳基因注定他們有些人較為低劣，而且沒理由使這種情形在下一代重演...他們不會認同自己原來低人一等的想法...”（註26）因此，整個議程現在必須改頭換面好重新兜售：
“優生學將假藉新的幌子來繼續深入人心。現在與其宣揚要利用強迫絕育或生育控制來清除‘劣等’人，倒不如提倡人們有在家庭規模和品質這些方面的‘自由選擇權’。”（註27）
所有這些都是依靠遵循社會工程學的大規模市場營銷活動來實現，好讓人們對“想要孩子”產生新的理解（註28）。
據恩道爾指出，光是這樣似乎還不夠，所以早在1932年5月：“洛克菲勒基金會就向其巴黎分部發送了一份電報，指示要悄悄把美國那邊的資金挹入德國。”（註29）這筆資金將會在那裡被用於研究雙胞胎，以便瞭解“被毒物污染的種質（germ plasm）對後代的影響”，這其實就是在研究針對特定基因的生物武器（註30），這些都是發生在納粹掌權的前一年，後者之後會以集中營的“醫學研究”來再接再厲。那麼奧斯伯恩呢？在沃森（Watson）和克里克（Crick）破解DNA雙股螺旋結構、使“科學優生”終於實際可行後，奧斯伯恩娉請了一位納粹優生學研究員，赫爾曼・穆勒（Hermann J. Müller）來幫助他達成真正的目標：“利用適當的原材料來打造完整的嶄新人類，這終究會被證明要比想盡辦法改造那些剩下的可憐蟲要容易且明智得多。”（註31）故此，奧斯伯恩還批准了穆勒想要建造“精子庫”的提議，這麼做為的是要“不使高品質捐贈者的精子被白白浪費”（註32）。
4. 洛克菲勒家族、“糧食武器”跟煉金術無籽種子
a. 世界大戰與“和平研究小組”
但是糧食又與此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以概括為一個單詞，或者說是一個姓氏：洛克菲勒。
老樣子，故事得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初說起，當時洛克菲勒基金會出資三十五萬美元贊助了一個私密的政策研究團體，它是外交關係協會（CFR）的戰爭與和平研究小組（War and Peace Studies Group，註33）。這個研究小組的目的是要確定美國在戰後的角色，並且“基於世界大戰在所難免、美國更將在戰後的百廢待舉中趁勢崛起成為全球主導力量的假設，來規劃往後美國的經濟和政治目標。”（註34）研究小組設想美國勢必會取代大英帝國，登上首屈一指的全球大國地位，因此需要有相應的計劃。相比起像英國那樣倚仗對殖民地的實質控制權來建立戰後世界，這個CFR研究小組更青睞的是操控經濟影響力。“這著實可以說是，”威廉・恩道爾說道：“一個叫人拍案叫絕的決定，長此以後美國的企業巨頭便可以向‘被壓迫的殖民地人民’打出民主人權大旗、呼求支持‘自由企業’和‘開放市場’來遮掩自己的利益。”（註35）
在這種背景下，約翰・洛克菲勒三世當然也不忘趁機利用他的人口委員會推廣優生學和人口減少政策，他的弟弟納爾遜（Nelson）則是“站在了另一邊”（註36），矢志尋找提升全球糧食生產效率的新方法（註37）。農業和糧食正是因此變成了一種政策手段與武器。簡而言之，該研究小組擬定的一個戰後目標就是要讓美國政府和企業把農業技術操之在手，從而主導全球糧食生產。
出於這個緣故，洛克菲勒利益集團開始推動“綠色革命”以提升農業效率，令在很多這樣的國家中被視為“敏感話題”的“共產主義低效率”顯得尤為難堪：“無論是印度和其它亞洲國家，還是墨西哥及其它拉丁美洲國家，我們不久後就會看見生產效率提高直接導致許多農民被趕出自己的土地，因為在新興的‘農商企業’世界中沒有他們的位置，這會迫使他們只能流落貧民窟，成為美國大型跨國公司眼裡的廉價勞動力。當然，這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計劃的一部分。”（註38）
b. 神秘聯繫？
對發展中國家農業的蓄意針對始於1941年，那是在珍珠港事件發生的幾個月前，納爾遜・洛克菲勒和美國副總統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他本人就是新興“農商企業”的領導者，他握有大量股份的那家公司就是日後的同業巨頭杜邦先鋒公司（Pioneer Hi-Bred），它後來變成了更大的杜邦農商帝國的一部分（註39）——派遣了一個團隊前往墨西哥，與墨國政府就增加糧食產業進行商談。
值得一提的是，亨利・華萊士是一名高階共濟會員，就是他說服同為共濟會員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把美國國徽上的秘儀象徵，連同無頂金字塔、荷魯斯之眼跟其它神秘符號放到了一元美鈔正面（註40）。
另一位與神秘主義和洛克菲勒帝國均有深厚關係的公眾人物是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這位“洛克菲勒家族的國際場合特派員”兼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董事（註41）。斯特朗和他的妻子還一起協助建立了一座位在科羅拉多州克雷斯通鎮附近的“靈性中心”，它的修行方式融合了印度教、佛教甚至是天主教加爾默羅會。
這些秘儀與宗教關係或許表明有某種神秘議程——尤其華萊士也與洛克菲勒利益集團關係匪淺——在戰後的美國農商企業發展背後隱隱作祟。
誠如我們即將看到，目前正在研發的技術更是大大加深了這種可能性。
c. “糧食武器”與其它煉金術社會工程學手段
我們從前面幾頁已經一再注意到，促成人類意識轉變，或者用現代的術語來就是“收穫管理”（manage perceptions）一直是煉金術的一大目標，而被洛克菲勒利益集團採用來管理對農商企業而言或不可缺的、科學家們的遺傳學研究的策略方針最能夠體現這ㄧ議程的身影：
“約翰・洛克菲勒三世的農業發展理事會（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ouncil）積極派遣美國大學教授前往亞洲的大學培養新一代科學家。其中最優秀的人才會得到機會前往美國，以獲得他們的農科博士學位，洛克菲勒的農業觀將會成為從美國大學中脫穎而出的他們的指導原則。這個精心建構的網絡已在後來被證明對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全球轉基因作物宣傳戰略有多麼重要。”（註42）
簡單來說，作為社會工程學基石的洛克菲勒基金會出錢培訓全球數百位科學家，以此形塑他們的觀點，對“科學文化”展開社會工程改造，如此下來的“農業世界觀”自然就會採取更有利於轉基因作物的態度（註43）。
對糧食供應進行基因改造始終是洛克菲勒利益集團魂牽夢縈的目標，由於認識到“科學最後ㄧ定會從根本上控制生物學”，那些與“洛克菲勒機構有關的人遂將其視為施展社會控制與社會工程，亦即優生學的終極手段。”（註44）為此，洛克菲勒基金會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直接或間接斥資數億美元，來資助對糧食作物的基因研究（註45）。這項研究的其中一環是專門針對亞洲的“米類主食”以及水稻的遺傳組進行調查（註46）。結果稻種多樣性在數十年內取得了遠非幾個世紀以來的農藝學所能比擬的突破，同時“亞洲農民也被吸納入了世界貿易體系與全球市場，不管是肥料、高產種子、農業、機械化、灌溉、貸款還是營銷均由西方農商企業為其一手包辦。”（註47）這些計劃的結果無非是令從美洲到亞洲各地的農民變得無異於封建農奴，“如今要償還的巨額債務債主已不再是莊園主，而是全球跨國企業，例如嘉吉（Cargill）、阿徹丹尼爾斯米德蘭（Archer Daniels Midland）、史密斯菲爾德食品（Smithfield Foods）或康尼格拉（ConAgra，註48）。”釀成這種結果的原因非常簡單：專利法。隨著農商企業逐漸擴大商品名目與拉抬轉基因作物銷售，農民很快便發現傳承數百年的農藝現在已毫無用武之地。種子不能再從收穫中保留下來留待下次播種使用，因為現在的新作物都受到專利保護，種子公司與農民之間的許可協議禁止了這種幾百年來一貫的做法。
伊拉克是實施這種戰略的一個典型案例。這裡我們必須再次援引恩道爾的原話，因為他的這番話能讓人對近來發生在中東的事態有更多思考：
“伊拉克在歷史上是美索不達米亞，亦即文明搖籃的一隅，數千年來肥沃的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谷為種植農作物創造了理想的條件。從公元前8000年開始伊拉克就有了農民，世界上幾乎所有小麥品種的豐富種子都是出自他們之手。他們靠著有系統保存種子與重新種植來做到這一點，而新的種植又能順帶研發出新的天然抗性雜交品種。
多年來，阿布格萊布的國家種子庫仔細保存了伊拉克人的珍貴天然種子樣本，這座城市在國際上有名卻是因為美軍的酷刑監獄。在美國佔領伊拉克以及連帶而來的各種轟炸行動過後，極具歷史意義且無價可買的阿布格萊布種子庫沒了，這是伊拉克戰爭的一大損失。
然而，伊拉克農業部早已採取防範措施，在鄰國敘利亞建立了備用種子庫，最重要的小麥種子仍被存放在敘利亞阿勒坡的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ICARDA）那裡。”（註49）
這些種子本來可以為新伊拉克用作種植糧食作物，但有美國企業在背後的佔領當局卻禁止這麼做。伊拉克農民被迫購買美國企業的轉基因作物，而不能使用數千年農藝種植早已習慣的種子（註50）。在後面我們還會更多著墨於農藝學與轉基因作物的這個重要區別。
通過引進轉基因作物，伊拉克已變成諸多農業煉金術實驗室最新的社會工程對象。但它絕不是第一個...
d. 阿根廷：煉金術無籽種子的煉金實驗室
（1）歷史背景－開場：洛克菲勒家族、納粹、庇隆
阿根廷是美國企業精英的戰後計劃中心舞台，如同約瑟夫曾在其它本書裡指出，它也是另一群精英在戰後的聚焦點：納粹，而且這兩者都有意彼此合作。洛克菲勒利益集團密切協助他們的納粹商業夥伴，I.G・法本來將納粹的戰利品轉移到各家銀行，但這個故事太大，無法在此詳述（註51）。
洛克菲勒利益集團對阿根廷的興趣始於二戰，當時納爾遜・洛克菲勒正好擔任美國情報部門及其秘密行動在拉丁美洲的聯絡員。納爾遜以這個身份說服阿根廷總統胡安・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在1945年3月向納粹德國宣戰。但這並不代表庇隆真的撕毀了他與他的納粹朋友的友誼，而不過是蓄意的詭計而已。正如庇隆在他的回憶錄裡訴說，正當洛克菲勒銀行幫助納粹漂白他們從歐洲帶走的資產時，他本人則是憑著宣戰來根據國際法出兵德國，好協助他的納粹“敵人”逃往阿根廷：
所以這是一次虛偽的宣戰...
讓我們記住，是納爾遜・洛克菲勒說服庇隆這麼做，
“...這是帶著一個明確的用意：‘儘管外交中斷，但我們並未斬斷與德國的交誼，’庇隆在1967年表示說。‘事已至此，我們反而收到了非比尋常的請求。雖然乍看下似乎很矛盾，但德國其實是從我們的宣戰受益：如果阿根廷成為交戰國，那它有權在那最後一刻出兵德國，這意味著我們的飛機和船隻都可以提供出色的服務。在那時我們有FAMA線的商業飛機（阿根廷商隊）和在戰時從義大利買來的船隻。這就是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可以走避阿根廷。’”（註52）
在美國銀行家與納粹的雙重惡性影響下，阿根廷最終成為了洛克菲勒“社會工程”的巨大實驗室，也是戰後納粹秘密研究的避風港。
（2）洛克菲勒家族與阿根廷
洛克菲勒家族在這方面的淵源要從20世紀80年代初說起。在庇隆主義的統治下，阿根廷的農業和家庭農民欣欣向榮，不斷出產高品質的牛肉，同時世代相傳的家庭農場也會種植少量農作物。阿根廷的農業基本上自給自足，亦是主要的農業出口國（註53）。
隨著1973年贖罪日戰爭爆發，這又導致了20世紀70年代人為釀成的石油危機，於是大型跨國銀行得以藉此向阿根廷等國出貸，以協助它們進口石油。貸款的條件非常慷慨，足以誘使其它國家都步上阿根廷的後塵。
接著，銀行家才開始露出殺招。1979年，面對美元貶值的美聯儲決定將利率提高“300%，這連帶波及全球利率，其中最受影響的是阿根廷外債的浮動利率。”（註54）這使得阿根廷“陷入債務陷阱，這與英國在19世紀80年代控制埃及蘇伊士運河的方式沒什麼不同。但由大衛・洛克菲勒領導的紐約銀行家們顯然記取了英國債務帝國主義的前例。”（註55）他們不僅記取了這些前例，而且還青出於藍。庇隆在阿根廷的倒台更是有有助於使情況雪上加霜，這該歸功於華盛頓－洛克菲勒幕後支持的那場1976年軍事政變。然而，新政權很快就被證明是一個問題，因為它：
“在行使人權與正當法律程序這方面過於溫和。阿根廷外交部長塞薩爾・吉澤蒂（Cesar Gizzetti）在1976年10月的華盛頓會見了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和副總統納爾遜・洛克菲勒。這次會面的目的是要探討軍政府是否該大規模鎮壓該國反對派。根據在幾年後解密的美國國務院文件，基辛格和洛克菲勒不但表示贊同，後者甚至建議將阿根廷的幾位關鍵人士列為肅清目標。”（註56）
但是，除了阿根廷在庇隆主義統治下繁榮昌盛這個理由之外，美國企業精英為什麼偏偏要與阿根廷過不去？答案是，那些農商精英打算讓這個國家變成“研發轉基因作物的秘密實驗室。該國國民則是理所當然的人類白老鼠。”（註57）梅內姆總統（Menem）後來取代軍政府（同樣是美國政府與農商企業在幕後支持），此後阿根廷政府授予了五百六十九種以上的田間實驗許可證，適用於各種轉基因作物，包括“玉米、向日葵、棉花、小麥，特別是大豆”（註58）。
這又會將我們引領入最終極的煉金術嬗變，不僅僅是糧食，而是社會本身。
C. 轉基因作物和專利武器：
獲得專利的植物、豬，也許還有人？
1. 秘密會議與“實質等同”
就在洛克菲勒利益集團通過其私人金融帝國大力促進“農商企業”與轉基因食品發展的同時，雷根政府內部也沒有閒著，其中時任副總統、後來當上總統的前共和黨全國主席兼CIA局長喬治・沃克・布希更是扮演了關鍵角色。副總統布希在1986年主持了一場“白宮特別戰略會議”，出席者有美國巨頭公司孟山都的高管，會議的目的是要討論放鬆生物技術產業管制的規劃（註59）。
透過採用這樣的伎倆，即宣稱傳統的動物和植物育種方法——又叫做農藝學——與最新的基因工程技術“實質等同”（註60），委員會於是可以頒佈政策，讓農商企業得已繞開科學家所擔憂的——他們其中有很多人是出身政府、學術界和企業界——轉基因食品恐怕得面臨嚴格檢驗的擔憂（註61）。
但真正矛盾、且幾乎稱得上不可思議的是繞過這些擔憂的“實質等同”本身。植物基因改造顯然與持續數代人的育種農藝方法相去甚遠，因為基因改造通常會涉及一種“霰彈”式做法，亦即利用特定細菌來轟擊植物，或是將一種植物（或動物）的某些基因組特徵剪接入對象植物體內。
然而，大型農商企業在忙著對農作物進行基因改造、反對嚴格測試介入之餘，卻又堅持主張對其育種成果享有專利權，這更加說明了這兩種方法——傳統農藝與直接基因改造——從本質上的不對等性（註62）。他們憑著可疑的依據訴諸美國專利法這其實沒什麼問題，因為這些成果本來就不可能在自然界中出現，而只能依靠人為介入來完成（註63）。
但為什麼這些企業這麼堅持要保有新雜交種子的專利權呢？其中的原因及其造成的糟糕結果都不難理解，恩道爾已經解釋得十分清楚：
“這些雜交種具有內置的防繁殖功能。不同於種子產量基本上都與上一代差不多的開放受粉品種，雜交種的種子產量明顯低於第一代。
雜交種的產量下降意味著農民必須年年勤買種子好確保出產足夠。此外，第二代的較低產量也杜絕了種子交易的可能，這往往是種子生產者會在未經育種者授權下擅作的事。這麼一來中間商便無法再對作物種子進行重新分售，一旦大型跨國種子公司能夠控制父母種株，就不會有任何競爭對手或農民能夠自己弄出雜交種。”（註64）
結果，透過實現“無籽種子”這個古老的煉金術目標，這些企業實際上已使洛克菲勒企圖掌控全球糧食供應的野心成真（註65）。孟山都已獲得了美國專利字號5,723,765，《植物基因表達調控》（Control of Plant Gene Expression），該專利主要是以可“殺死自己的胚芽”的任何基改植物為對象，並且適用於一切品種的植物跟種子（註66）。正如法國研究人員瑪麗莫妮克・羅賓（MarieMonique Robin）所言，實質等同“可以說是食品產業史上最巨大的陰謀之一。”（註67）
羅賓還引述了消費者聯盟（Consumers Union）的邁克爾・漢森（Michael Hansen）的話指出，實質等同這個概念以及提倡這種做法的那些公司根本是雙重標準、自欺欺人又自我矛盾：
“我們始終無法諒解生物科技公司的自欺欺人...他們一方面宣稱轉基因植物無須測試，因為它們與一般的植物完全相同；另一方面，他們卻又以（轉基因作物）是獨一無二的造物為由申請專利。顯然答案只能有一個：（轉基因）大豆要不是與一般大豆沒什麼兩樣，就是完全不一樣。不能都任憑孟山都的利益來決定一切。”（註68）
諸如此類的規矩令跨國農商企業可以對種子收取許可和專利費（註69），甚至是起訴那些明明沒有種植轉基因種子、卻發現雜交種被以完全自然的方式流落到他們田地的農民！這些規矩還允許一旦這類種子被引進哪裡，通常是在美國政府的默許甚至官方支持下，某國就必須跟著接受華盛頓的政策，這是典型的“要糧食還是餓肚子”戰略，而且十分有效（註70）。
換句話說，基因工程是達到目的的手段，最終的目標是要獲得用於農糧生產的植物專利權；簡單來說，它只是實現人類社會嬗變的手段（註71）。專利儼然已經變成征服的策略，如同羅賓指出，這才是它們真正的法理學由來：
“‘專利’（patent）一詞起源於征服時代。‘書面專利’是稱呼官方公開文件的名稱——專利在拉丁語中就意謂著‘開放’或‘明顯’——上面通常會蓋有歐洲君王的印章，（並且）授予冒險家和海盜奉著他們的名義征服外國的特許權。在歐洲開始大肆殖民全世界的那會，書面專利主要是針對領土征服，而如今的專利是要讓那些新興君王，亦即像孟山都這樣的跨國公司透過生物改造來實施經濟征服。”（註72）
可是，美國的專利法可不能干涉世上的其他國家，沒錯吧？
答案是錯了。
就在跨國農商企業逐一將加拿大、阿根廷、印度和美國打造成他們的產品實驗室的同時，他們也繼續擴大了針對種植這些作物的農民的專利權利，於是專利費進一步水漲船高。這一切都歸功於TRIPS，亦即《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這是一項由美國政府－企業集團的另一個延伸，WTO所發起的協議。瑪麗莫妮克・羅賓在2005年親赴日內瓦，向那時WTO的智慧產權主任阿德里安・奧滕（Adrian Otten）提出了幾個質問。採訪一開始，羅賓立刻：
“拋出了一個令他相當緊張的問題：‘TRIPS協議的宗旨究竟是什麼？’他停頓了一下，最後回答說：‘嗯，我想它的其中一個基本宗旨是要制定WTO成員國的共同國際規則，以便保護WTO某些成員國，以及它們的公民與企業的智慧產權。’
‘那麼是哪一項條款引起了爭議？’我這麼問道，是為了確認我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理解WTO的胡言亂語。
‘呃，第三段（b）的二十七條，它在TRIPS中增加了一項條款，闡明哪些植物和動物發明可以申請專利。’
這說得很是自然，就像泉水一樣清澈。
‘TRIPS的意圖是要美國的專利權——比如孟山都的那些——自動被適用至世界各地，’這是生物科技與糧食安全論壇（Forum for Biotechnology and Food Security）主席德文德・夏馬（Devin-der Sharma）一個月前在新德里告訴我的，這位著名的印度記者是反對WTO的急先鋒。
‘如果你仔細觀察專利制度的演變，你會發現它恰好幾乎是在追隨華盛頓專利局的腳步。現在有了TRIPS，每個國家都必須追隨美國模式，否則就會遭受嚴厲的商業懲處，因為WTO擁有不容置疑的威懾與報復權力。TRIPS也有跨國公司參與打造，為的就是獨佔這顆星球的天然資源，特別是針對擁有最多生物多樣性的第三世界國家。印度是一大目標，因為它是一個多樣性驚人的國家，擁有四萬五千種植物和八萬一千種動物。’”（註73）
現在不只基因工程已經等同於企業工程，而且科學的本質也被從對科學事實的“客觀”追求歪曲成了另一種文化，在這種文化中，某些觀點能夠得到讚揚，與之抵觸的觀點卻只能被邊緣化（註74），這種範式已通過TRIPS和WTO擴展至全球。
這些基因工程、無籽種子煉金術工程以及隨之而來的煉金術社會工程已經提出了一個可能性——儘管是很小的可能性——那就是透過某種突變，基因改造食品或許會對食用它的人類的基因結構產生實質改變。
而這反過來似乎又意味著——假使基因改造能夠列入專利，那麼被這般基改過的人類恐怕也沒有理由不被視為基改公司的智慧財產。
不過，正如我們要在下一章看到，超人類主義者目前還正在摸索另一些可能性，那是或許足以撼動大自然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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