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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LYNN PICKNETT & CLIVE PRINCE
以對待科學方式的基本態度為代表的“科學革命”標誌著16世紀與17世紀的分水嶺，並為現在的科技時代奠定了基礎。從哥白尼在1543年發表日心說，直到1687年牛頓出版《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教科書總是告訴我們歐洲思想只用了一百五十年的時間來從迷信轉向科學。
但實情並非如此。事實上，與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那些科學大祭司的一廂情願不同的是，科學的起源其實並不比基督教更理性，甚至對他們來說更糟的是，他們眼裡的“迷信”反而還一直在這一切背後發揮著空前的影響力。科學革命實際上受到了一種非常特別的魔法哲學和宇宙論所激勵，它們以書卷的形式直接或間接啟發了每一位科學先驅。
真正改變世界的書卷
坦率地說，除了《聖經》之外，這些書卷對西方文明的影響無人能出其右——而且其對現代西方文明的影響更恐怕連《聖經》都難以望其項背。可惜的是，今天卻很少有人聽過它們的名字。
這些書卷叫做《赫耳墨斯文集》（Hermetica），它們提出了一套非常嚴肅的神秘哲學與宇宙論。這個名字本身是取自被認為是作者的傳奇埃及導師，赫耳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Hermes Trismegistus，意為“三重偉大的赫耳墨斯”）。根據《赫耳墨斯文集》，他是那位同名希臘神祇——希臘的赫耳墨斯之後裔，這位神明在埃及的身份則是智慧之神、諸神的抄寫員透特。
在中世紀歐洲，除了其中一部《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由於基督教狂熱分子在4世紀對異教知識的瘋狂鎮壓，這些書卷幾乎失傳。然而，它們其實在中東保存了下來，並成為舉世皆知的中世紀先進阿拉伯科學的基礎。難道任何對知識同樣如饑似渴的歐洲人都只能一味祈求和禱告嗎？或許他們也可以選擇重新發現這些書卷。
事情後來也確實如此。1463年，文藝復興早期的偉大贊助人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帶著他從馬其頓購得、以希臘文寫成的一套十四篇《赫耳墨斯文集》回到佛羅倫薩。科西莫門下的頂尖學者馬西里奧・費奇諾（Marsilio Ficino）正致力於將柏拉圖的全部著作全部第一次翻譯成拉丁文——但是對自己的發現感到興奮不已的科西莫命令他停下手邊工作，趕緊過來翻譯《赫耳墨斯文集》。
透過他對這部書卷連同其它秘儀作品的翻譯，費奇諾成了復興赫耳墨斯主義（Hermeticism）的一大功臣，並令其成為義大利文藝復興的核心。多虧偉大的印刷術，《赫耳墨斯文集》引起了歐洲知識分子的極大轟動。無論是在那時還是多年以後，再怎麼誇大它們的影響都不為過。從達文西到莎士比亞的每一個人都受到赫耳墨斯主義影響，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才是文藝復興的真正開端。但是，《赫耳墨斯文集》的重要性卻一直被學者，尤其是科學和哲學史學家所漠視。
《赫耳墨斯文集》之所以如此令人著迷，主要是因為它們據說記載了埃及文明最古老時期，亦即甚至早於《舊約》的金字塔建造者時代的智慧。不過，它們能夠掀起如此波瀾的根本理由還是因為它們所呈現出來的人類形象——與梵蒂岡一直以來給人類冠上的“可悲蟲子”形象截然相反。
按照《赫耳墨斯文集》的說法，人類其實是才華洋溢、潛力無以估計的偉大生物。其中〈書篇X〉甚至宣稱“人是堪比神靈的存在”（註1），裡面還有一句赫耳墨斯式的格言“Magnum miraculum est homo”（人是偉大的奇蹟）。這話同樣適用於女性：赫耳墨斯主義對女性非常尊重——這也是天主教對如此忌諱這大膽而創新的哲學的理由之一。
儘管對教會而言，光是有人主張只要是男人都可以如神一般已經夠糟了，那更不用說是連女人都天生即可與神比肩。有些神職人員那時甚至仍在爭辯女人是否也有靈魂，而這些十惡不赦的異教徒卻帶著令人難以置信的信仰，宣揚女人是散發著萬丈光芒的存有...
許多作家已詳盡論述《赫耳墨斯文集》是如何掀起一股自我肯定（self-confidence）思潮，進而激發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與文學榮景。不過，我們不打算止步於此，而是要更進一步證明這種對赫耳墨斯主義的頓悟亦與科學史息息相關。
哥白尼的“有形之神”
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On the Revolution of the Celestial Spheres，1543）向來被視作科學革命之開端，這部作品提出了石破天驚的理論，即地球圍繞太陽旋轉，而不是反過來。但他是怎麼得出這個結論的呢？
線索就藏在他的書裡關於地球和其它圍繞太陽公轉的行星示意圖中。他寫在下方的四行話明確引用了《赫耳墨斯文集》對此的形上學解釋，在他引述的那一段落裡，赫耳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更推崇太陽是“有形之神”。哥白尼的所有激進思想都可以從《赫耳墨斯文集》找到，這絕非巧合。
哥白尼的著名命題曾多次出現在《赫耳墨斯文集》，比如書篇XVI是這麼說的：“太陽坐落在宇宙中心，宛如一頂皇冠。”（註2）還有“有六個圓層包圍太陽，它們屬於六顆行星，以及繞行地球的天體。”（註3）這裡的“圓層”相當於我們現在說的“軌道”...
從本質上來說，哥白尼要以數學和物理學證明的原理早都已被——在不包含證明的情況下——收錄在了《赫耳墨斯文集》裡頭。同時代的赫耳墨斯主義者理所當然會認為他是證明他們的神聖典籍所言非虛的英雄。
《赫耳墨斯文集》的影響力有增無減。幾乎沒有一位科學革命巨匠不是承襲著該傳統：克卜勒、第谷、威廉・吉爾伯特、威廉・哈維、萊布尼茲。這份名單甚至還包括通常被認為是傾向化約論的伽利略跟培根。
直接汲取自《赫耳墨斯文集》或通過將其基本原理應用至具體特定問題所得到的間接發現，實在是不勝枚舉。除了改變世界的日心說，它們還包括：
- 血液循環
- 地球是一塊大磁鐵
- 無限宇宙，還有天上的星星實際上都是遙遠恆星的概念
- 其它世界也有人居住，其中有些可能更為先進的概念
- 電腦科學與資訊理論的基本原理
偉大的天才赫耳墨斯主義者焦達爾・布魯諾在這方面最為耀眼，這可以留在以後再談。
也許《赫耳墨斯文集》最深遠——也往往最容易被低估的——便是它對牛頓的影響，後者在他1687年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中首次提出了重力理論跟其它運動定律，所以這部作品可謂是標誌著科學革命的封聖與現代世界的真正起始。即使今天他的仰慕者都不避諱——通常也是非常恭敬的——對他的煉金術愛好表示一笑置之，但他到底受煉金術影響有多深卻很少被說清楚。
簡單來說，在牛頓時代，由笛卡兒在17世紀中葉提出的新化約論、機械式思維已經在科學界風靡一時。牛頓同樣也是以機械論者的身份展開自己的學術生涯，但是從17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他漸漸被劍橋大學的ㄧ群劍橋派柏拉圖主義者（Cambridge Platonists）深深打動。
這群“柏拉圖主義者”實際上是費奇諾在佛羅倫薩的學院的精神繼承者，該學院是在文藝復興時期依據赫耳墨斯主義原則建立，於是魔法兄弟會的啟蒙者就這樣使赫耳墨斯傳統從佛羅倫薩傳往劍橋，然後再傳給牛頓...並且徹底改變了他的想法——只不過是以與世人通常所以為得相反的方式。據美國科學史學家兼牛頓的傳記作家理查德・韋斯特法爾（Richard S. Westfall）寫道，在他結識了這個劍橋團體後：“赫耳墨斯主義完全取代機械論，主宰了他對自然的看法。”（註4）所以牛頓並沒有從魔法轉向機械論，而是從機械論轉向了魔法。
如今，像是韋斯特法爾等少數人已經不再排斥承認，牛頓的一些突破其實都有賴於對赫耳墨斯原則的應用——其中一個例子是他對重力奧祕的破解。
牛頓並不是儘管抱持神秘思想卻仍然作出了偉大發現，而是因為恰恰有它們才得已成就這一切。
這個道理對科學革命——實際上更應該說是赫耳墨斯革命——的那些偉人都適用，這與道金斯等人宣揚的理性主義進步敘事完全不同。科學的真正起源是神秘學，根據現代的誤解，這意味著無藥可救的非理性。真可令人尷尬。
我們所熟悉的科學是直到牛頓以後才誕生，這是赫耳墨斯主義與科學方法逐漸分道揚鑣後的結果。然後歷史遭到改寫，好讓魔法變得好似完全不曾出現過，或是令其看起來像是什麼可笑的把戲。
然而，魔法的角色恰恰是重中之重。人們經常說，假如牛頓從未寫下《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那麼現代科技世界將不復存在——但事實是，假如他從未讀過《赫耳墨斯文集》，那麼《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亦永遠不會問世。僅此一項，我們就欠了古代文獻很大ㄧ份情。可是，這些具有如此巨大影響力的文獻真的是來自埃及嗎？
走出埃及
如前所述，在它們被重新發掘的時候，每個人都認為《赫耳墨斯文集》起源於埃及最古老的金字塔時期。取決於觀點不同，它們要麼被看作是最純粹的人類智慧，要麼是受惡魔啟發的異教神秘主義，但這兩種觀點都認可它們的古老。
後來，法國學者艾薩克・卡索邦（Isaac Casaubon）在1614年將《赫耳墨斯文集》的用語和行文風格與其它希臘文本進行比較，得出了《文集》的成書年代應該相對較晚的結論。他還認為《赫耳墨斯文集》的作者借鑒了希臘哲學和《新約》的觀念，所以這些書卷完全是在公元2－3世紀炮製的騙局——不過對此他仍然表示欣慰——因為他相信作者的用意是要勸誘埃及異教徒皈依基督教。
赫耳墨斯主義的敵人，特別是法國天主教徒（他們當時在激烈抵抗其學術影響）立刻把卡索邦的研究成果當作彈藥，至於赫耳墨斯主義者則要等到比較久後才開始認同他的推理。儘管接受他的語言論據，但很多人——尤其是劍橋派柏拉圖主義者——依然相信就算這些書卷成書於希臘時期，但它們蘊含的思想卻更淵源流長。
大多數歷史學家都同意《赫耳墨斯文集》誕生於希臘－羅馬統治期間的埃及，但他們現在只接受卡索邦關於行文風格的論據，但他主張《文集》的作者借鑒了《新約》這一點卻有問題。事實上，目前公認這種諾斯底神學其實要早於基督教（卡索邦可能不知道）。現在大多認為這些書卷的編寫時間要比卡索邦所想像得要早幾個世紀，可是到底是什麼時候呢？
《赫耳墨斯文集》顯然是埃及與希臘的混合產物。由於西方學術界一直心向古典希臘，因而古典希臘往往被認為是哲學、科學等一切有價值事物的泉源，所以希臘的地位在傳統上勝過埃及。然而，進入20世紀以後，埃及思想的重要性終於越來越受到認識。今天的問題已經不是有沒有，而是到底有多少埃及影響。甚至有一派人還主張，這些書卷完全是埃及產物，其中之所以會有柏拉圖和希臘思想家的觀念只是為了方便特定讀者瞭解基本概念（註5）。
證據倒也不是沒有：與希臘傳統相比，這些書卷的確更符合埃及智慧文學的形式；作者選擇保持匿名，並把書卷掛名在赫耳墨斯的名下——他通常被認為是埃及人——希臘作家則習慣以真名實姓示人；而且這些書卷使用的是埃及而非希臘的占星學。
不過，或許最令人信服證據的是《赫耳墨斯文集》不僅充斥了埃及的男神與女神——例如伊西斯、透特和荷魯斯這些“明擺著”的埃及神祇，同時也有在埃及特別受崇敬的希臘神祇，像是阿斯克勒庇俄斯和赫耳墨斯——但他們同樣受埃及的神性觀影響。雖說希臘的赫耳墨斯經常被等同於埃及的智慧之神、諸神抄寫員透特，但這兩者在基本特徵在仍然有別——而赫耳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更像是透特，而不是赫耳墨斯。
“特里斯墨吉斯忒斯”這個尊稱亦是呈現了典型埃及風俗的希臘翻譯字。在埃及，一個人或神會以要麼兩次、要麼三次的“偉大”作為敬稱來形容，所以希臘的翻譯者很自然會把“偉大偉大偉大”翻譯成“三重偉大”——亦即“特里斯墨吉斯忒斯”。
確實，透特似乎也被以這種方式表達尊敬過。來自公元前160年薩卡拉（Saqqara）的銘文即以“三重偉大”——直接重複了三次的“偉大”來世俗體文字來稱呼他（註6）。這不但是目前已知最早使用“三重偉大”的銘文，而且它還是來自希臘統治時期，這也是《赫耳墨斯文集》編纂的時候，這一關聯無疑使得三重偉大的赫耳墨斯變成更加引人注目。
埃及對《赫耳墨斯文集》的影響是如此具有說服力，以至於許多專家現在相信這些書卷是出自某個特定的埃及智慧教派之手——他們顯然崇拜透特。借用諸如柏拉圖等希臘思想，將有助於令陌生的埃及觀念變得更為平易近人，同時確保埃及的傳統能夠融入希臘征服者自己的文學作品，以使之永垂不朽。但究竟是誰撰寫了《赫耳墨斯文集》？
太陽之城
線索來自另一場運動，它也出現在希臘統治下的埃及，並與赫耳墨斯主義緊密糾纏在一起，幾乎可以被視為後者的孿生兄弟。
學術界習慣把這個學派稱為“新柏拉圖主義”——因為它借鑒了柏拉圖ㄧ些更為神秘的著作中的觀念——但這場運動影響非常深遠且十分埃及化：這是一套企圖直接從在世時——而不是死後——就與上帝重新取得聯繫，然後依此獲得力量的魔法體系。
眾所週知，奠定這個學派的是埃及哲學家普羅提諾（Plotinus，205－270）的作品，他是埃及的神秘聖賢安莫尼烏斯・薩卡斯（Ammonius Saccas）的門生。儘管最初這一學派被認為是完全希臘式，但包括埃及等其它方面的影響並沒有不被承認。現在反而有人開始認為其核心思想應該是徹底埃及化，希臘的部分則只是表面。
這種主張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是出生在德國的美國宗教史教授卡爾・盧克特（Karl W. Luckert），他在《埃及之光與希伯來之火》（Egyptian Light and Hebrew Fire，1991）中堅持新柏拉圖主義哲學其實更應該被稱為“新埃及主義”。他說：“普羅提諾給我的是裹上希臘哲學外衣的埃及宗教（和）神學。”（註7）最明顯的例子是普羅提諾對於靈魂的雙重本質的論述，這完全對應了埃及的卡（ka）和巴（ba），卻與任何希臘信仰都不相符。
如今有大量證據表明新柏拉圖主義保有了可以追溯到埃及的靈性傳統。盧克特在新柏拉圖主義作品與著名的《金字塔文本》（Pyramid Texts）之間發現了諸多相似之處。該文本是世上已知最古老的宗教作品之一，它們是在公元前2500－2200年間被刻寫在金字塔的牆壁上，不過很顯然它們的內容都是沿用自更早幾個世紀以前的作品。事實上，它們概述了宗教信仰，靠近吉薩——即大金字塔坐落地的太陽之城赫利奧波利斯（Heliopolis）是該信仰的崇拜中心。
新柏拉圖主義和赫耳墨斯主義的相似性自費奇諾以後變得愈發明顯，它們無疑是同一世界觀的不同表達。譬如，被後世史學家認為是新柏拉圖主義哲人的楊布里科斯（Iamblichus，245－325）著有傑作《論埃及神秘學派》（On the Egyptian Mysteries），他讚譽赫耳墨斯“握有諸神的知識”（註8），這充分顯示了與赫耳墨斯主義的緊密關聯。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楊布里科斯還提到埃及作家習慣把他們的著作託名於赫耳墨斯。
考慮到赫耳墨斯主義與新柏拉無主義的密切關係，若說它們系出同源肯定並不為過。如果新柏拉圖主義起源於古代赫利奧波利斯——那麼赫耳墨斯主義想必也是如此。的確，後者的核心思想和宇宙論都跟《金字塔文本》非常雷同，如果不是完全一樣的話。
赫利奧波利斯人相信宇宙不僅是造物主阿圖姆（Atum）所造，而且更是祂自己的衍生物。這很符合赫耳墨斯主義主張宇宙是上帝的思想，並且人類擁有部分神性的觀點。它與赫耳墨斯觀點相契合的還有不斷演變、擴展與成長的宇宙會變得越來越複雜且多維，正如其已從精神發展出物質。
在赫利奧波利斯體系中，隨著宇宙的演變，阿圖姆又孕育了另外八位神祇，代表了複雜宇宙的新力量與方面，也由此構成了九柱神——其中最有名的是伊西斯與奧西里斯，阿圖姆則為諸神之首。不過，次一階的“八柱神”象徵透過伊西斯和奧西里斯的孩子荷魯斯在物質水平上重複這個模式，荷魯斯與物質宇宙的關係就好比阿圖姆之於所有受造物，因此他是物質世界之神。這很可能是諾斯底教（以及柏拉圖思想）的德繆歌（Demiurge）或曰世界的次級造物主這一觀念的由來，同時哥白尼的兩個重要立論也可以從荷魯斯與太陽的關係中推導而出。其ㄧ是作為“有形之神”的太陽（與作為無形之神的阿圖姆相對），其二是由於阿圖姆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太陽務必位於我們太陽系的中心。
赫利奧波利斯傳統在埃及三千年的歷史中始終猶在。在古早的埃及，神秘和宗教智慧並無與實踐、技術及科學知識斷然分開。祭司對這兩邊都有涉入，這樣的習慣也一直延續至古典時期，這從後來亞歷山卓的那些偉大圖書館與神殿的關係便可見一斑。甚至直到希臘旅行家希羅多德在公元前5世紀訪問赫利奧波利斯的時候，這裡仍被認為是“埃及的最博學之士所雲集之處”（註9）。大名鼎鼎、公元前3世紀的祭司兼聖賢曼涅托（這個名字的意思是“透特的信奉者”）是赫利奧波利斯的祭司——他致力於使它們更合宜於新的希臘統治者，好保護自己的本土宗教信仰，這剛好也是《赫耳墨斯文集》的作者也被認抱有的動機。但對於《赫耳墨斯文集》的起源還有另一個線索，這與赫利奧波利斯的一位先人有關。
此人便是赫利奧波利斯祭司的印和闐，這位天才人物構思並監督建造了公元前2650年的第一座金字塔，即薩卡拉的階梯金字塔。他被認為既有天才又有神賜，這讓他深受後世崇拜——於是他也成了赫耳墨斯信仰的完美典範，因為這意味著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來獲得神性。
對印和闐的崇拜持續了很久。上面提到的公元前2世紀的“三重偉大的透特”銘文是一位名叫荷魯（荷魯斯）的祭司所刻，他是赫利奧波利斯的“印和闐堂”的一員。
印和闐還在《赫耳墨斯文集》中留下了淺淺的身影。這些書卷有一位主要角色是赫耳墨斯的弟子阿斯克勒庇俄斯——他是希臘的治癒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後代。希臘人認為阿斯克勒庇俄斯其實就是印和闐——所以印和闐實際上也被雋刻在了《赫耳墨斯文集》裡面。
所以，最新的學術研究證實了文藝復興時期的赫耳墨斯主義者的信念，比如費奇諾和布魯諾等人都深信他們熱愛的這部典籍包含了來自埃及金字塔時代的智慧。但這同時也意味著，科學革命——以及整個現代科學的基礎——其實亦深受古埃及人的深刻智慧啟發。他們究竟是從哪裡獲得了這些知識是另一個謎題，遺憾的是，這超出了本文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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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notes
1. Brian P. Copenhaver, Hermetica: The Greek Corpus Hermeticum and the Latin Asclepius in a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36.
2. Ibid., 59.
3. Ibid., 61.
4. Richard S. Westfall, ‘Newton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in Allen G. Debus, Science, Medicine and Society in the Renaissance, Science History Publications, 1972, vol. II, 194-5.
5. A major figure in this development was the French orientalist Jean-Pierre Mahé, in his Hermès en Haute-Egypt, published in two volumes in 1978 and 1982. Another important study is British professor of antiquity Garth Fowden’s The Egyptian Hermes (1986).
6. See J.D. Ray, The Archive of Hor, Egypt Exploration Society, 1976.
7. Karl W. Luckert, Egyptian Light and Hebrew Fire: The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Roots of Christendom i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257.
8. Iamblichus (trans. Clarke, Dillon and Hershbell), De mysteriis, Brill, 2004, 5.
9. Herodotus (trans. de Sélincourt and Burn), The Histories, Penguin, 1972, 130.
本文作者琳恩・皮克奈特（Lynn Picknett）和克萊夫・普林斯（Clive Prince）一起合著了《杜林裹屍布：達文西如何愚弄歷史》（Turin Shroud: How Leonardo Da Vinci Fooled History）及其它八本書。他們最著名的作品是1997年的《聖殿騎士啟示錄》（The Templar Revelation），這本書也被丹・布朗承認是《達文西密碼》的主要靈感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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