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甘迺迪英年早逝與詹森入主白宮，美國的納粹化現在已可謂是再無阻礙。
在詹森時代，總統的身邊總是圍繞著一群顧問，他們常被通稱為“智者”。這些人全都是出身自外交關係協會。他們包括了約翰・麥克洛伊、埃夫里爾・哈里曼、迪恩・拉斯克（Dean Rusk）、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迪恩・艾奇遜（Dean Acheson）、喬治・凱南和羅伯特・洛維特（Robert A. Lovett）。“到了20世紀60年代初，外交關係協會、摩根和洛克菲勒家族的利益以及情報界已經交織得如此緊密，以至於實際上可以被視為一個整體。”唐納・吉布森教授評論說。
就在年輕世代、媒體和國會議員對越戰愈加關注之際，很少有人注意到軍方的力量與影響力，還有在其身後的龐大戰爭機器都正在日益壯大。這台戰爭機器的存在目的並不是為了贏得戰爭。相反的，它一心一意只在乎如何榨取公共財政的稅款、集中政府及其企業朋黨的權力，還有將這個嶄新帝國的影響力傳播至無遠弗屆。
奉自由民主之名，行曾經支持納粹的那群全球主義者的議程之實，美國已慢慢從世上最受尊敬的國家之一淪落成了最受鄙視的國家之一。據前國務卿、後為作家的威廉・布魯姆（William Blum）指出：“從1945年到2003年，美國曾試圖推翻四十多個外國政府，並且親手粉碎了三十多個挺身反抗不得人心政權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運動。在這個過程中，美國轟炸了二十五個國家，造成上百萬人傷亡，無數的人從此陷入痛苦與絕望的生活。”
美國妄圖建立帝國的政策帶來的結果可以說是令人沮喪，甚至是災難性的。
撇開在1848年墨西哥戰爭、1898年美西戰爭所表現出來的侵略姿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數千名納粹份子湧入後，美國犯下的一系列誤入歧途的外交冒進包括：
・1953年，就在伊朗首相穆罕默德・摩薩台（Mohammed Mossadegh）逐步使石油工業國有化沒過幾年後，他和他的民主政府遭到CIA煽動的政變推翻。伊朗沙阿（shah，即國王）於是重新掌權，君主制在1963年全面復辟，伊朗就這麼變成了美國的附庸。成千上萬，也或許是數百萬伊朗人在沙阿的高壓統治和薩瓦克秘密警察（SAVAK）暴政下喪命。沙阿最後在1979年被魯霍拉・何梅尼（Ayatollah Khomeini）驅逐出境，儘管後者曾在旅居黎巴嫩期間替CIA工作，但他現在一轉眼就變成了美國最新的外國大敵。沙阿在美國獲得了政治庇護，同時中世紀版的伊斯蘭教徹底控制伊朗，後來局勢在2007年再度變得劍拔弩張。
・1954年，CIA在瓜地馬拉推翻民選的哈科沃・阿本斯（Jacobo Árbenz）政府，這屆政府本來打算要將聯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國有化。諸如前CIA局長沃爾特・史密斯、艾倫・杜勒斯、美洲事務國務秘書約翰・摩爾斯・卡伯特（John Moors Cabot）、國務卿福斯特・杜勒斯這些美國政要皆與聯合水果公司有利益關係。據估計，後來有十二萬名瓜地馬拉農民死於此次政變鞏固的獨裁政權手下。
・1959年，菲德爾・卡斯楚在CIA的秘密援助下成功推翻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的獨裁統治，並著手展開全面的土地、工業與教育改革，以及美國公司的國有化。他立刻就被指責是共產主義者，CIA統籌了反卡斯楚的古巴人，進而引發了往後無數次針對古巴的襲擊和1961年灰頭土臉的豬玀灣事件。自那時以來，這個島國便一直是美國的經濟制裁對象。
・1965年，超過三千人因為美國海軍陸戰隊入侵多明尼加共和國而遇害。部隊進攻表面上的理由是為了阻止共產黨竄政，但這個藉口在後來已被證明是一派胡言。
・同樣是在1965年，在詹森總統宣布北方的“侵略”使得內戰正式開打後，美國開始編隊轟炸越南。兩年後，美軍在越南的兵力已增援至三十八萬人，不久後更會攀升到五十多萬。結果美軍在亞洲總計戰死了五萬八千人，而北越與南越則死傷多達數百萬人。
・1973年，智利的薩爾瓦多・阿連德民選政府被CIA援助的軍事政變打倒。阿連德本人慘遭殺害，後續的暴力與鎮壓造成了將近三萬人死亡，其中不乏有美國人。智利由此被重新納入美國的勢力範圍，並且將在未來二十年繼續接受獨裁統治。
・1968年，帶領印尼走向獨立建國的蘇卡諾將軍（Sukarno）被蘇哈托（Suharto）推翻，CIA同樣對此功不可沒。事實證明，蘇哈托無論是在獨裁還是腐敗這些方面都遠比他的前任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大約有八十萬人因為他的統治喪命。在美國政府和亨利・基辛格的幫助下，蘇哈托政權又在1975年殘暴入侵東帝汶期間殺害了二十五萬人。
・1979年，強大又腐敗的蘇慕薩家族（Somoza）自1973年以來一直主宰尼加拉瓜，後來才終於被當選總統的丹尼爾・奧蒂嘉（Daniel Ortega）推翻。但是，受CIA支持的反叛份子卻以洪都拉斯為根據地，向奧蒂嘉政府展開了漫長的戰爭，這據估造成了三萬人死亡。伴隨鬥爭而來的是骯髒的軍火和毒品交易，這更在美國掀起了伊朗門事件，這起事件的主軸是國家安全會議的人涉嫌向伊朗出售軍火，然後再回過頭來利用賺來的利潤經營毒品生意好支持反叛份子。所有在這起醜聞中被起訴或定罪的人後來都被老布希總統特赦。
・1982年，美國海軍陸戰隊降落黎巴嫩，以試圖遏止以色列佔領軍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爆發進一步流血衝突。這場內戰導致數千人喪生，右派的基督教部隊在難民營大肆屠殺上百名巴勒斯坦人，這更得到了當時還是以色列將軍的艾里爾・夏隆（Ariel Sharon）的贊同。經過軍艦轟炸貝魯特以及對這座偉大地中海城市的徹底蹂躪，美軍也在經過一連串血腥襲擊後於1984年撤軍。即使過了二十多年，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彼此之間的衝突仍舊絲毫未有改善，這在很大程度上該怪罪於美國幾乎是無條件站在以色列那一邊，這也是以色列遊說團體苦心經營的成果。
・1983年，美軍入侵加勒比海的彈丸之國格瑞那達，這是緊接在該國的左派政府上台之後。官方的解釋是此次行動的用意是要營救一群一開始就表明過他們好端端沒事的美國學生。這場微型戰爭唯一真正造成的損害是一家精神病院，它的所有者有些是白宮那邊的醫生，而且根據很多報導它可能是CIA用於精神控制實驗的設施。
・20世紀70－80年代，美國政府向薩爾瓦多共和國代表一小撮寡頭利益的右派政府提供援助和武器，助其對抗左派反對派。截至1988年，總計約有七萬名薩爾瓦多人在戰火中喪命。
・受古巴軍隊援助的馬克思主義政府與受南非跟美國政府支持的爭取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National Union for the Total Independence of Angola），在長達十五年的安哥拉內戰中已導致一百多萬人死亡。
・從他在1969年掌權開始，穆安瑪爾・格達費（Muammar al-Qaddafi）試圖將富含石油的北非國家利比亞社會主義化，這引起了美國政府的怒不可遏。據說格達費曾在1981年派遣他的人馬前往美國意圖行刺雷根總統，在美國石油公司紛紛從利比亞撤出後，發生在1986年的一次空襲行動雖被格達費逃過一劫，但仍炸死了包括他女兒在內的幾個人。
・1987年，一枚射向美國史塔克號巡防艦的伊拉克導彈導致了三十七人死亡。伊拉克總統在不久後即就此事發表了正式道歉。1988年，一艘美國軍艦在波斯灣擊落一架伊朗客機，兩百九十人當場死亡。雷根政府也簡單地把它定調是一次意外。
・1989年聖誕節期間，老布希派遣美軍入侵巴拿馬，在緝拿曾經的盟友曼紐・諾列加（Manuel Noriega）的同時也造成八千人遇害。這次行動的藉口是這位巴拿馬獨裁者參與了向美國輸入毒品的勾當。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指出，一年後在巴拿馬流通的毒品數量增加了一倍。
・1991年短暫的波斯灣戰爭對伊拉克軍民造成超過三十萬人傷亡。由於持續的導彈襲擊與空襲，據估計已有一百多萬伊拉克人，包括婦女和兒童不幸喪命——這還沒算入2003年美國入侵及其對該國實施的經濟制裁造成的死傷。
・同樣是在1991年，趁著一位自由派牧師的選舉引發的軍事騷動和混亂，美國宣布暫時停止對海地的援助。最終，美軍提槍上陣。接著在2004年，美國煽動並促使民選總統倒台，並讓一群未經選舉的軍國主義者、CIA特務、企業掠奪者取而代之。
・作為全球主義外交政策的結果，其它淪為CIA和/或美軍首當其衝目標的國家還有索馬里、阿富汗、塞爾維亞、科索沃、波士尼亞、巴西、查德、蘇丹等等。
1974年初，就在尼克森總統拚命想要找到避免被彈劾的方法的時候，闖入民主黨總部的首腦戈登・利迪（G. Gordon Liddy）對納粹似乎情有獨鍾。利迪以那個幫助納粹份子逃離歐洲與司法審判的龐大秘密組織的名字來稱呼他們那些參與水門事件的“水管工”。“我們的組織奉命來銷毀一切足以顛覆政府的秘密，所以我決定用這些描述性單詞的首字母創造了一個縮寫字。敖德薩很吸引我，因為我傾向於用德語思考這些事，二戰後的德國退伍軍人組織也用了這個名字，我認識一些他們的人，”利迪在他1980年出版的《希望：戈登・利迪自傳》（Will: The Autobiography of G. Gordon Liddy）裡寫說。
據作家愛德華・傑伊・愛潑斯坦（Edward Jay Epstein）說，利迪曾在1971年邀請一群白宮官員觀賞納粹的宣傳影像，藉以“展示心智堅定的人是如何通過訴諸高度可視化的象徵性恐懼來操縱整個國家的情緒”。這些來訪的尼克森政府官員包括約翰・埃利希曼（John Ehrlichman）、埃吉爾・克魯格（Egil Krogh）、唐納・桑塔雷利（Donald Santarelli）和羅伯特・馬迪安（Robert Mardian）。“這次電影放映會的高潮是6月13日的《意志的勝利》（Triumph of the Will），這是一部在希特勒和戈林支持下完成的納粹宣傳片，它極為如實地展現了通過操弄恐懼與瘋狂的怒火，‘民族意志’可以被如何灌輸到群眾身上。”愛潑斯坦說。
保羅・曼寧也指出：“德國－南美洲集團同樣可以透過他們在華盛頓的代表直接接觸尼克森的白宮，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貝倍・雷博佐（Bebe Rebozo）是尼克森的好知己這一事實。因為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雷博佐的佛羅里達銀行平時會處理高達數百萬美元的金流，據說這只是正常商業活動。”
在尼克森總統任內，普雷斯科特・布希的兒子喬治・赫伯特・沃克・布希是尼克森在共和黨中不懈的擁護者，他也被任命為共和黨全國委員會（RNC）主席。
隨著尼克森在1974年8月請辭，美國進入了一段人心惶惶的時期。丘奇委員會（The Church Committee）發現了ㄧ些陰謀內幕，包括CIA涉嫌參與多樁暗殺行動，越戰的失利讓大家都開始互揭黑幕。共和黨員傑拉德・福特在斯皮羅・阿格紐（Spiro Agnew）因為逃稅被起訴而辭職後接任了副總統。之後福特ㄧ遞補總統就立刻赦免了尼克森的所有罪行，並且他還在國防部長唐納・倫斯斐（Donald Rumsfeld）的強烈要求下提拔老布希為CIA局長。
大多數人在當時都沒能悟透任命老布希所代表的意義，他們已經忘了他與納粹串通的祖父，參議員普雷斯科特・布希與CIA的成立有極深的關係。
與此同時，全球主義者很明白共和黨的處境在尼克森辭職後已岌岌可危，於是他們開始醞釀要把一位民主黨人送入白宮。他們利用原有的外交關係協會創造出了一個衍生組織－三邊委員會。
三邊委員會的構想最初是在20世紀70年代被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提議給大衛・洛克菲勒，那時布熱津斯基還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俄羅斯研究系主任。在布魯金斯學會任職的那段期間，布熱津斯基一直熱衷於研究歐洲、北美和亞洲三方加強合作的必要性。
在《兩個時代之間：美國在科技時代的角色》（Between Two Ages: America’s Role in the Technetronic Era）這本書中，布熱津斯基預見了一個“在文化、心理、社會跟經濟方面都深受科技與電子產品影響——尤其是在電腦和通訊領域”的社會。他還聲稱：“國家主權將不會再是一個可行的概念”並預測“發展中國家將會朝著組成更大的共同體的方向前進...這將會通過各種間接合作與對國家主權設立的限制來實現。”他認為這個更大的共同體將受到“全球稅收制度”的贊助，這與聯合國近來提出的構思頗為相似。
布熱津斯基的三邊委員會計劃是在1972年4月舉辦於比利時小鎮克諾克（Knokke）的畢德堡會議上首次亮相。布熱津斯基的提議得到了相當積極的反應，接著三邊委員會就在1973年7月1日正式成立，由大衛・洛克菲勒擔任主席。布熱津斯基本人則被任命為北美主任。其他北美分部的成員還包括喬治亞州州長吉米・卡特、國會議員約翰・安德森（John B. Anderson，另一位總統候選人）、《時代》編輯海德利・多諾萬（Hedley Donovan）。至於外國的創會元老有雷金納・麥德寧（Reginald Maudling）、埃里克・羅爾（Lord Eric Roll）、《經濟學人》編輯阿里斯泰爾・伯內特（Alistair Burnet）、菲亞特公司總裁喬瓦尼・阿涅利（Giovanni Agnelli），還有歐洲共同體委員會法籍副主席雷蒙德・巴爾（Raymond Barre）。
即使是那些對建制派唯命是從的媒體也對三邊委員會從1977年初開始在政府中取得的地位表達了不安。專欄作家威廉・格雷德（William Greider）在《達拉斯晨報》（Dallas Morning News）上寫道：“但是，三邊委員會確實令人感到不寒而慄。新當選的總統（卡特）是它的成員。副總統沃爾特・孟岱爾（Walter F. Mondale）也是。還有擔任國務卿、國防部長、財政部長的塞勒斯・萬斯（Cyrus R. Vance）、哈羅德・布朗（Harold Brown）和邁克爾・布魯門塔爾（W. Michael Blumenthal）。那個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也曾是三邊委員會的主任，現在他又是卡特的國安顧問，至於其他那些人則將會負責制定美國未來四年的外交政策。”合著《統治華盛頓的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s Over Washington）的安東尼・薩頓和帕特里克・伍德（Patrick M. Wood）也評論說：“如果你想要計算三個本來都默默無聞、卻恰好身處在（三邊）委員會的六十多名成員之中的傢伙（卡特、孟岱爾、布熱津斯基）可以佔得這片土地上最有權的三個職位的機率，別白費力氣了。你算這個根本一點意義都沒有。”
儘管是洛克菲勒主導的三邊委員會的棋子，而且他也的確沒有違背他們的指示，譬如透過制定國家能源政策來解除國內油價管制、建立能源和教育部門來進一步擴大聯邦政府的權力，但卡特顯然仍不足以滿足全球主義者的要求。
大眾媒體已經轉而將注意力集中在保守的加州州長隆納・雷根，他被視為明日之星。雷根將在1980年的大選被共和黨提名為總統參選人這點似乎已無懸念。
卡特曾要求在黃金時代插入他要發表的全國性電視宣傳，媒體評論家一般猜測他要宣布政府的徹底變革，以及就即將到來的大選推出新的政見。但就在電視開始轉播之前，卡特先去了一趟加州的洛杉磯市民中心商城（Los Angeles Civic Center Mall）向那裡的西裔選民發表演說、慶祝五月五日節，墨西哥人就是在1862年的那一天擊敗法軍。幾天後有些報紙刊登了一個小道消息說，在那裡破獲了一樁“骯髒的陰謀”，涉嫌刺殺總統的人被逮捕歸案。一名特勤局的發言人對該事件相當輕描淡寫，只說它“無關緊要”。
然而，數日後又出現了另一則新聞，那名意圖行刺總統的三十五歲盎格魯裔嫌犯被以五萬美元保釋出獄。最後，1979年5月21日的《新聞周刊》（Newsweek）又透露了更多細節，據該新聞雜誌報導，嫌犯是在被特勤局的特務注意到他“看起來神色緊張”之後被逮。從這名男子身上搜出了一把A.22八發左輪手槍以及七十發空包彈。不久後又抓獲了一名與嫌犯似乎有牽連的男子，他是二十一歲的西裔美國人，後來他也以十萬美元交保。第二名嫌犯起初否認他認識那名男子，但最後他承認在卡特到來的前一晚，他們曾一起在附近酒店的屋頂上試射空包彈。兩人都表示他們只是街頭小卒，是另外兩個來自墨西哥的人僱傭他們行兇。他們原本打算利用空包彈來場聲東擊西，讓那兩人可以趁機用高火力步槍斃了總統。
兩名嫌犯都對他們的供詞信誓旦旦，後來他們當局帶回靠近市民中心的老舊的艾倫酒店（Alan Hotel）。調查人員在這裡的一間房間中搜出了一把空步槍和三發實彈，登記住在這間房的房客名叫烏姆貝托・卡馬喬（Umberto Camacho）。卡馬喬顯然一直緊盯著卡特出訪的行蹤，但對另外那兩個槍手的追查最後是一無所獲。
盎格魯裔嫌犯的名字是雷蒙德・李・哈維（Raymond Lee Harvey），他的西裔同黨則叫做奧斯華多・奧蒂茲（Osvaldo Ortiz）。這兩個奇怪的名字令《新聞周刊》的記者也不得不坦言：“這真的不禁會讓人回想起李・哈維・奧斯華和甘迺迪總統遇刺事件...但是，”他們補充說：“目前還不確定這背後究竟是真有陰謀，還是只是瘋子的徒勞之舉。”
進一步的新聞報導後來就沒了，對李・哈維跟奧斯華多的審案顯然從未被公開。最近一次對聯邦囚犯資料庫的搜尋結果也表明，這兩人並沒有被監禁。
但卡特肯定理解其中的含義。他取消了他的全國電視講話，並在大衛營陷入隱居生活。在向幕僚，據說還包括了葛理翰牧師（Reverend Billy Graham），諮詢了冗長的建議後，卡特吐露真心話說：“我已經失去了對政府的掌舵。”任何真正重大的政策改變從此化為烏有，卡特在公眾心目中變成了一個優柔寡斷的人。次年11月中旬，美國發生了倒向保守的轉變，共和黨人隆納・雷根當選總統。雷根的勝選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選前企圖營救被伊朗激進份子綁架的美國人質的失敗軍事行動，這造成了能否在1980年10月中釋放人質的談判破裂。雷根這位通用電氣公司的前發言人把以前或現在仍是全球主義團體的人都塞進了他的政府，即便他曾在競選期間對他們口誅筆伐。
在1980年的總統競選活動中，雷根拿卡特政府裡居然有十九名三邊委員會成員這件事來大做文章，他還承諾一旦當選，他要對該團體展開調查。在與老布希競爭提名資格的時候，雷根也譴責他是三邊委員會和外交關係協會的成員，並發誓不會讓布希在雷根政府中享有一席之地。
然而，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期間卻又發生了一連串怪事。在雷根被推選為總統候選人後，接下來就換成要決定誰當副總統。在周間，ㄧ些全國媒體評論家竟然開始談論起由總統雷根與副總統傑拉德・福特（他本人就是前總統）搭檔的“夢幻組合”。甚至還有人認為，既然福特做過總統，那他還可以替雷根決定一半的內閣成員。
面對如此分裂的前景，雷根在深夜趕赴會場並宣布說：“我知道今天我來到這裡算是破了先例，不過我保證我不是要來這裡向你們發表又臭又長的演說...但無論是從酒店裡的電視，還是耳聞那些正在四處流傳的謠言與八卦...都足以讓像我這般淺薄的人也可以順理成章得出結論相信，確實有些共和黨領導人...覺得應該將前總統傑拉德・福特寫到選票上的第二順位...我相信已經不能在浪費時間，以免又有變數，所以我才決定儘早把話說清楚...我已經請求並建議在明天重新召開會議，提名喬治・H.W・布希為副總統。”
僅僅是這短暫的一刻，便揭示了那些控制大眾媒體的公司有何等的能耐。雷根從此以後再也沒有對三邊委員會、外交關係協會等全球主義團體說過半句話。在他當選後，雷根總計有五十九人的過渡團隊中有二十八人出身外交關係協會，十人來自畢德堡俱樂部，至少還有十三人屬於三邊委員會。他甚至把全國最敏感的三個職位交給了CFR的人——國務卿亞歷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國防部長卡斯帕・溫伯格（Caspar Weinberger）、財政部長唐納・雷根（Donald Regan）。另外，他還指派布希的競選經理、雷根－布希競選委員會主席詹姆斯・貝克三世（James A. Baker III）出任他的參謀長。貝克在家族中屬於第四代，其家族長久以來與洛克菲勒的石油利益關係深切。
在雷根於11月贏得選舉後，有消息指出布希其實夥同CIA局長威廉・凱西與伊朗領導人私下達成協議，讓美國人質直到11月選舉結束後才獲釋，這給了雷根不少方便。後來幾位相關人士的證詞也證實了此一“十月驚奇”，包括理查德・布倫內克（Richard Brenneke）和海因里希・魯普（Heinrich Rupp），後者自稱曾跟著凱西飛去與伊朗人和他們的外交部長會晤。布倫內克因為他聳人聽聞的證詞而被判犯下偽證罪，但最後改判無罪。陪審團團長馬克・克里斯多夫（Mark Kristoff）就表示說：“我們十分確信有那麼一場會晤發生過，他當時就在現場，起訴書中列出來的其他人都在那裡。”儘管鬧出庭審，但雷根－布希政府並未採取任何行動，這主要得歸功於眾議員李・漢彌爾頓（Lee Hamilton）領導的眾議院工作小組介入，就是他在2002年末被小布希任命負責9/11調查委員會。
1981年1月20日，在雷根宣誓就職幾分鐘後發生的情況進一步坐實了這個“十月驚奇”陰謀論，不但美國人質迅速獲釋，而且原本被卡特扣留的軍用品也在幾週內被轉移到了伊朗。緊接著，就在他於1981年新官上任才兩個月過後，雷根總統遭到可能是唯一兇嫌的約翰・欣克利（John W. Hinckley）槍擊，他表現出了被洗腦的跡象，而且在他的哥哥還跟尼爾・布希（Neil Bush）一同在那一天共進晚餐。就在無數美國人紛紛祈禱雷根能夠順利康復的那幾個星期，管理國家的重責便落到了普雷斯科特・布希的兒子肩上。老布希發揮他的影響力，使亞歷山大・黑格被任命為國務卿，而且黑格早在雷根遇襲前幾天就受命擔任一個特別緊急委員會的主席。黑格本人是外交關係協會的資深全球主義成員，也是1973－1974年間尼克森手下的參謀長。最終說服尼克森辭職的人正是黑格，此外他還在1975－1979年肩負北約指揮官一職。
就在雷根遇襲的當晚，欣克利的哥哥還在跟老布希的兒子尼爾共進晚餐，而且欣克利的富有石油商父親還與老布希是舊識，這些難道都只是巧合？還應該指出的是，布希的名字（Bush，字面意思是灌木）——包括他當時鮮為人知的綽號“帕皮”（Poppy，即罌粟），都不免讓人猜測這是否暗示他的家庭跟催眠性植物有什麼關係，另外他的住家地址、電話號碼還出現在了石油地質學家喬治・德・莫倫席特的私人筆記本中，而莫倫席特又是李・哈維・奧斯華已知的最後一位密友。許多研究人員都認為這些看似微不足道、毫無關聯且少被報導著墨的細節都超出了巧合所能解釋。有些人相信，欣克利的行動是為了讓布希能夠提前八年掌權。
“我確信這是一場政變，”專門研究暗殺事件的約翰・賈奇（John Judge）說，他是政治暗殺協會（Coalition on Political Assassinations，COPA）的發起人之一。在2000年的一次採訪中，賈奇表示他相信是“那些忠誠的支持者為雷根贏得了保住一命的讓步，但布希將獨攬大權，那時黑格曾出面向媒體說過一句他的名言：‘先生們，我會負責ㄧ切直到副總統回來。’這句話透露了兩件事：其ㄧ，他們正在違憲，以軍事接管的方式打破了《第二十五修正案》，再來是（其二）在布希回來之前，現在一切都歸黑格來管。媒體自然會質疑：‘這到底是什麼意思？’但他們沒明白的是，一旦國家被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憲法就會被擱到一邊。然後那些人繼續掌握了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FEMA）和其它與軍方、五角大樓有關的單位，現在它們的職權將超過任何文職部門。”從憲法上來看，副總統排在遞補順序的第一位，再來是眾議院議長、參議院臨時議長，最後才輪到國務卿。在聽聞黑格的發言後，老布希便做好準備從德州飛了回來。
欣克利後來被送往匡提科海軍陸戰隊基地（Quantico Marine Base），之後他又被轉移到南卡羅萊納州的巴特納堡（Fort Butner）接受精神鑑定，賈奇曾形容這個地方是“這個國家的第一座精神控制實驗監獄”。欣克利在這段時間內ㄧ直都處在軍事控制之下，而不是對待一般平民的處置，最後他被送上法庭，但因為被當成瘋子所以宣判無罪。
“模式總是一成不變。你找來一個負責接受千夫所指的誘餌，然後還要有一個永遠不會被曝光的二號槍手。同時你本人也得握有強大的權力。我認為當時的情形就是如此：雷根被允許坐在那裡，但布希才是扮演總統的那個人。”賈奇說。
由於他隱而未顯卻難以撼動的勢力基礎，布希幾乎是無懈可擊。據《美聯社》和《新聞周刊》的前調查記者羅伯特・派里（Robert Parry）指出：“甚至是當——或也許尤其是在——布希發現自己已經難以自圓其說的時候，他仍然能夠駕輕就熟地改變批評者的觀點。布希如此善於自辯是得益於他認識一群位高權重的朋友。他甚少失手...每當發生這種情況時，沉默是金恐怕才是明智之舉。”
另一個透露雷根政府可能深受法西斯主義者影響的例子是在1985年5月，當時總統正在德國比特堡的一處士兵墓地獻花致意，那裡埋葬了很多納粹軍官。此處同時也是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的舊址。儘管退伍軍人和猶太人團體在他來訪之前都有表露反對聲浪，但雷根依舊堅持要來祭奠戰爭死者。在演講中，他把納粹的暴行怪罪於“某個十惡不赦之人”，這顯然是在暗示阿道夫・希特勒。努力要將納粹主義全都歸咎在一個人身上，這或許表明了親納粹份子在他黨內的影響力。
就在同一時間的整個20世紀80年代，共和黨的領袖們仍繼續奉行著招攬前納粹份子和抱持納粹思想的外國人為黨所用的政策。根據《迴響》（Blowback）的作者、調查記者克里斯托弗・辛普森（Christopher Simpson）的說法，被CIA帶入美國的納粹移民是藉由“幾個外裔人士委員會”來在共和黨內部取得顯著地位。
以靠讀者支持的方式經營的網絡雜誌《線上期刊》（Online Journal）成立於1998年，其旨在“提供未經有心審查且準確無誤的新聞、分析與評論”。據該雜誌的記者卡拉・比尼翁（Carla Binion）指出，一位名叫拉茲洛・帕斯托（Laszlo Pasztor）的被定罪的納粹戰爭合作者後來變成了共和黨人保羅・維里希（Paul Weyrich）的顧問，維里希創辦了強力的保守派組織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他也被不少人視作是“新右派”的開山鼻祖之一。
維里希透過吸引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和反共主義者擄獲了大量支持。帕斯托則出力建立了共和黨的移民社群，並且還是共和黨傳統委員會（Republican Heritage Groups Council）的創始主席。帕斯托據報導曾經是匈牙利箭十字黨的成員，這個團體曾在戰爭期間助紂為虐屠戮猶太人。有趣的是，帕斯托努力使傳統委員會成為共和黨的一個有力分部，恰好就是在老布希擔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的時候。
“在尼克森於1972年獲得壓倒性勝利之後，他開始以忠不忠誠為依據在黨內展開清洗，”約翰・洛夫圖斯和馬克・亞倫在《劍指猶太人的暗戰》中說道。兩位作者引述了尼克森告訴約翰・埃利希曼的話說：“把除了喬治・H.W・布希之外的傢伙都給我搞掉。布希會對我們的事業大有用處。”事實上，正是布希兌現了尼克森對於要讓那些有納粹背景的移民成為共和黨的永久組成部分的承諾。“很顯然，在1972年那會身為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的布希很清楚這些‘外裔人士’究竟都是些什麼人，”兩位作者總結說。
依照著有1991年的《舊納粹、新右派及共和黨》（Old Nazis, the New Right, and the Republican Party）的記者拉斯・貝蘭特（Russ Bellant）的研究，與共和黨走到一道的其他納粹同路人包括：
－拉迪・斯拉沃夫（Radi Slavoff），共和黨傳統委員會執行主任與“保加利亞人挺布希”活動領袖，他也是保加利亞法西斯團體的一份子。斯拉沃夫曾為作家奧斯汀・阿普（Austin App）籌劃過一次華盛頓公關活動，阿普在1987年因為這一段話而使他的同情納粹態度表露無遺：“二戰的真相是，第三帝國和同盟國分別為正義與阻撓正義而戰。”
－弗拉迪安・加爾多（Florian Galdau），他負責向羅馬尼亞人推廣共和黨的外裔拉攏計劃，也是1988年“羅馬尼亞人挺布希”領袖。加爾多是瓦萊里安・特里法的擁護者，特里法因為在布加勒斯特率領羅馬尼亞鐵衛團而被判處戰爭罪。
－尼古拉斯・納扎倫科（Nicholas Nazarenko），前黨衛軍軍官，他是尼克森時代的共和黨哥薩克人分部領袖。即便曾被指控在敖德薩處決猶太人，納扎倫科仍在20世紀80年代的紐約市組織了一次反共示威遊行。
－米索德・巴爾科（Method Balco），他是共和黨傳統委員會的斯洛伐克裔美國人聯合會（Slovak-American Republican Federation）主席，並在20世紀50年代為斯洛伐克人約瑟夫・蒂索（Josef Tiso）的親納粹政權舉辦了幾次年度紀念活動，該政權是希特勒在1939年分裂捷克斯洛伐克後的傑作。
－沃爾特・梅利亞諾維奇（Walter Melianovich），共和黨的巴爾幹分部領袖，他與白俄羅斯裔美國人協會（Belarusan-American Association）關係密切，這個組織充斥著許多遠道而來的法西斯份子，他接著在1988年成為“白俄羅斯人挺布希”全國主席。
－波丹・費多拉克（Bohdan Fedorak），他在戰時是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的最高美國代表，——該組織那時是以班傑拉（Bandera）為首，它在納粹佔領下的烏克蘭犯下了累累暴行，之後他在1988年成為“烏克蘭人挺布希”全國副主席。在美烏克蘭人國會委員會（Ukrainian Congress Committee of America）的一員，費多拉克曾遊說國會以試圖阻止司法部起訴親納粹的烏克蘭戰犯。
前司法部特別調查處主任小艾倫・萊恩（Allan A. Ryan Jr.）曾說，他可以保證貝蘭特的調查“有充足的憑證且可靠”。
就在1988年大選到來的前幾個星期，《華盛頓猶太人周刊》（Washington Jewish Week）曝光有幾名納粹份子和反猶主義者參與了支持布希的共和黨選戰的聯盟。至少有四名被提名人因為這件事情被迫辭職，後來《費城詢問報》（Philadelphia Inquire）記者在1988年9月進行的調查也證實了貝蘭特跟那份猶太報刊對於納粹與共和黨之狼狽為奸的說法。
對於雷根、布希或雷根的CIA局長威廉・凱西到底知不知道他們正在洽談合作與尋求支持的對象可是納粹份子和納粹同路人，《線上期刊》記者卡拉・比尼翁也表示非常不解。但現有的證據表明他們確實心知肚明。“有ㄧ件事是可以肯定的，”比尼翁總結說，他亦指出布希早在凱西之前就已當過CIA局長：“這些情報機構非常明白納粹對這個國家的政治活動的參與深廣程度。這一點被刻意隱瞞不讓大多數美國人知道，真是可恥。”
最近由美國國家檔案館發佈、原已被總統下令封鎖多年的將近兩千多名“在官方支持下進入美國的納粹份子和法西斯主義者”名單又進一步證實了這一指控。
彼得・列文達也研究過舊納粹與資深共和黨人之間的關係。在注意到普雷斯科特・布希是希特勒的金主後，他寫道：“我們固然不應該讓布希總統承擔他父親的罪孽；即使對他的兒子也是如此。然而，我們當然也期望他們身為男人和政治領袖理當要肩負更多的道德責任。不幸的是...在1988年的競選活動期間，布希卻很樂於接受一批前納粹和納粹同情者的支持，好幫助他入主白宮，即便在事情東窗事發之後，他依然不避諱讓他們繼續參與政務。”
在那些曾經支持希特勒、並且在戰後仍舊篤信納粹主義的全球主義者和公司身上依舊殘留著一絲反猶主義，列文達指出：“我相信納粹主義的整個種族學說是這些人的同溫層。畢竟，他們的出身都離不開特權背景：家財、權力、聲望、好公司、好學校、正確的兄弟會（如耶魯大學的骷髏會，布希家族有好幾代都是成員）。納粹將這些人的秘密夢想與沉默忠誠付諸現實，使這群美國精英所看重的一切能夠被公開宣明。”
在雷根時代，就在大部份美國人都還深陷在一股虛假的安全感的同時，法西斯全球主義者的爪牙已經開始採取行動要來改變美國的權力結構。
前《洛杉磯時報》北京分部主任兼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資深駐地作家詹姆斯・曼恩（James Mann）就注意到在雷根住院休養的20世紀80年代、布希實質操控白宮的那時，迪克・錢尼跟唐納・倫斯斐每年至少都會曠職一次。錢尼、倫斯斐、其他幾十名聯邦官員和一名內閣成員會一同前往安德魯斯空軍基地（Andrews Air Force Base），通常是在半夜，然後再從那裡赴往美國的偏僻地方，比如退役的軍事基地或地下掩體。
據曼恩指出：“錢尼（傑拉德・福特的參謀長與前CFR主席）正以眾議員的身份在共和黨領導層中竄起，並在國會山享有地位。曾任傑拉德・福特的國防部長的倫斯斐目前在芝加哥地區擔任商業主管——他是輝瑞公司（G. D. Searle and Company）的負責人，他把時間與精力都投注在如何使紐特公司（NutraSweet）、伊奎公司（Equal）和美達施公司（Metamucil）的產品大獲成功。然而，一年到頭總會有三至四天，國會中沒有人知道錢尼去了哪裡，在輝瑞也找不到倫斯斐。甚至連他們的妻子都一無所知；她們只被交代了一組神秘的華盛頓電話號碼，以供緊急聯絡。”
錢尼和倫斯斐其實正在參與雷根政府的其中一個最高機密計劃，該計劃是在研擬擱置有關總統遞補順序的法律規定。這個“政府連續性”計劃是依據雷根的秘密行政命令創建。
按照曼恩的說法，該計劃的一位參與者曾告訴他：“我們面臨的一個難題是，是否要在遭遇核攻擊後重組國會。最後的決定是不這麼做，因為那只是礙事。一方面，人們都同意重新召開國會、找人遞補罹難的議員只能是遠水救不了近火。”
曼恩繼續說：“在雷根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內，負責擔任這個秘密計劃‘執行官’的人是奧利弗・諾斯（Oliver North），他後來成了伊朗門事件的中心人物。副總統喬治・H.W・布希有權監督其中一些活動，這些活動都是以一個平淡無奇的新政府部門作為掩飾：國家計劃局（National Program Office）。這個局處在華盛頓擁有自己的大樓，由一位兩星將領管理，而且每年都有數億美元的秘密預算。當布希在1988年競選總統的時候，雷根秘密計劃的成員各個都顯得歡欣鼓舞；從一開始就密切參與計劃的布希不需要再浪費時間去從頭瞭解，而且他大概也不會對它有意見。事實上，縱使與莫斯科的關係有了顯著改善，布希仍然讓計劃繼續，只做了一些略微修改。”
雖然老布希終於在1988年獲得了入主白宮的機會，但礙於圍繞著他的爭議和陰謀，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父親的親納粹背景，所以他沒能連任。年輕時的布希在1949年從康涅狄格州的祖籍搬到了更包容的德州，就是為了擺脫家世拖累。
在柯林頓執政時期，那些瞭解“政府連續性”計劃的人只把它當作是一個過時的遺物。儘管它遭到漠視，但並沒有被廢止。2001年9月11日過後，該計劃的發起人們又開始採取了行動。據曼恩指出，在白宮的總統緊急行動中心（Presidential 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錢尼曾建議布希總統推遲從佛羅里達州返回的航班，至於人在五角大樓的倫斯斐則指示國防部副部長保羅・伍佛維茲（Paul Wolfowitz）離開華盛頓，躲進一座地下掩體以策安全。“錢尼還要求眾議院議長丹尼斯・哈斯特爾特（Dennis Hastert）、其他國會領袖、一些內閣成員（包括農業部長安・維尼曼〔Ann Veneman〕和內政部長蓋爾・諾頓〔Gale Norton〕）通通撤離到遠離首都的這些安全設施之一，”曼恩補充說。
在9/11事件後的幾天裡，美國的新聞媒體最後終於注意到了這個“影子政府”的存在。當然，創造它的那群與納粹關係匪淺的全球主義者是不會被提到的。
“他們（錢尼和倫斯斐）的政府連續性計劃已超越憲法涵蓋，這本身就是一個極其顯著的例子，足以說明圍繞這兩人的廣泛且隱秘的真相。”曼恩說。“近三十年來，從福特政府開始，即使他們都已不在政府的行政部門，但他們也從未真正遠離。他們與國防、軍事和情報官員始終保持著聯繫，這些官員經常打電話給他們。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可以算是美國永遠不會浮出水面的國家安全機制的一部分。”
所有這一切儼然都與像創立美國納粹黨（American Nazi Party）、在1967年8月被自己以前的同事刺殺的喬治・林肯・洛克威爾（George Lincoln Rockwell）這等新納粹份子的咆哮相去甚遠。
洛克威爾是參加過二戰的海軍飛行員，他也跟他心目中的英雄阿道夫・希特勒一樣都是不成材的藝術家，他的確察覺到有某種從外國醞釀的陰謀正在逐漸吞噬美國，但他卻像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跟那些大屠殺否認者，選擇將其歸咎於“國際共產主義”以及反猶主義典型的猶太人禍世陰謀論。他籌組了各式各樣的國家社會主義團體，並因為試圖在各地組織群眾集會而登上頭條版面。
無論是洛克威爾還是新近的納粹光頭黨，這些人的作用都僅僅是把公眾的注意力轉移到這群社會邊緣人身上，反而遠離了真正在他們周遭蔓延的軍事工業帝國。
美國長久以來一直遭到與秘密社團有關的人把持，譬如外交關係協會和三邊委員會，而這兩個組織又可以追溯至更早以前的社團，像是前面提過的巴伐利亞光明會與共濟會。反過來，這些團體依舊能夠繼續往前回溯至例如聖殿騎士團跟玫瑰十字會，他們均對煉金術和神秘學深感興趣。如同前邊所言，德國的右派團體圖勒會是條頓騎士團的分支，其構成了剛起步的納粹黨骨幹。不管臭名昭彰的光明會是否仍然存在，它的信條“目的將合理化手段”無疑仍被今天的企業大佬信守——全球主義者渴求的就是將國家與公司的權力合而為一，這完全符合法西斯主義的定義。
協調這些形形色色的秘密社團的大概就是畢德堡俱樂部——其成員都是有權有勢的男女，很多還貴為歐洲王族，他們每年都會暗地齊聚一堂共商大計。有研究人員相信這個隱秘的群體就是這個世界的社會與經濟操縱中心，儘管像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和比爾・莫耶斯（Bill Moyers）這些知名的美國記者都出席過會議，但主流媒體仍幾乎對畢德堡俱樂部充耳不聞。
畢德堡俱樂部是由伯恩哈德親王創立，成員盡是外交關係協會跟三邊委員會的核心精英。“畢德堡”這個名字現在已被確定是取自荷蘭奧斯特貝克（Oosterbeek）的畢德堡酒店，這個組織最初就是在那裡誕生，不過也有研究人員聲稱這個名字應該是源自I.G・法本的子公司法本・彼爾德（Farben Bilde）。伯恩哈德親王曾在20世紀30年代擔任彼爾德公司的董事。
荷蘭親王伯恩哈德——全名為荷蘭與利珀－代特莫爾德家族（Lippe-Biesterfeld）的伯恩哈德・尤利烏斯・庫爾特・卡爾・戈德弗里德・彼得——他是畢德堡俱樂部成立背後的主要推手。如前所說，伯恩哈德曾替納粹的黨衛軍效力，同時也是I.G・法本的巴黎僱員。他在1937年娶了荷蘭的朱麗安娜公主，並且成為殻牌石油公司的主要股東和要員，維克多・羅斯柴爾德也是如此。在戰爭結束後的英國，羅斯柴爾德和波蘭社會主義者約瑟夫・特林格博士都鼓勵伯恩哈德親王創立畢德堡俱樂部，它起初是歐洲富裕精英的非正式會議空間。這個高度隱秘的組織是在20世紀50年代初正式誕生，這是緊接在伯恩哈德親王與特林格博士討論出結果之後，後者是二戰後的歐洲一體化運動倡導人。特林格又常被稱為“畢德堡之父”。
特林格在戰後被出任美國駐英大使的埃夫里爾・哈里曼帶去美國，他在那裡拜訪了ㄧ些知名人物，例如大衛和納爾遜・洛克菲勒、約翰・福斯特・杜勒斯、CIA局長沃爾特・史密斯，所有這些人皆跟納粹關係緊密。
在此之前，特林格已經創建了合眾歐洲美國委員會（American Committee on a United Europe），日後的CIA局長兼CFR成員艾倫・杜勒斯、CFR主席喬治・富蘭克林（George Franklin）、CIA官員托馬斯・布雷登（Thomas Braden）還有前OSS頭子威廉・多諾萬都曾與之合作。多諾萬的情報生涯始於他在小摩根的手下擔任密探，死忠擁護英美關係的他是一個道地的“親英派”。特林格一直出席畢德堡會議直到他在1960年去世。另一位與CIA有關係、協助創立畢德堡俱樂部的人是《生活》雜誌出版人C.D・傑克森（C. D. Jackson），他是艾森豪總統的“心理戰特別顧問”。
事實上，最初支持畢德堡俱樂部的美國集團名單，讀起來簡直就與戰前力挺希特勒的金融家沒有絲毫區別——第一國家城市銀行（今花旗銀行）、摩根信託公司、福特汽車公司、標準石油公司和杜邦公司。
這些社團的共通點都是深諳錢能使鬼推磨的道理。在水門案事件中遭到竊聽電話的民主黨領袖史賓塞・奧利佛（Spencer Oliver）曾說過：“金錢是美國政治中最了不起的武器，因為你可以利用金錢來影響人民、影響媒體、影響競選、影響人人、賄賂民眾。”我們都知道，法西斯全球主義者各個都是家財萬貫，這足以說明他們能發揮多大本事。
1991年，當時的阿肯色州州長比爾・柯林頓被邀請以貴賓身份出席畢德堡會議，然後他就在隔年參選並成為總統。在他當選以後，柯林頓就再也沒有提過畢德堡俱樂部。希拉里・柯林頓參加了1997年的會議，這讓她變成了第一位有此殊榮的第一夫人。她從此以後開始在政治活動中步步高升，到了2008年更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全球主義者控制了柯林頓政府的一個例子可以從柯林頓總統的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Robert E. Rubin）身上找到，他曾是高盛公司的聯合董事，並被任命為柯林頓的國家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席。即便柯林頓承諾要“改革我們的政治，好讓權力與特權不再對人民的聲音視而不見”，但根據在匹茲堡大學主講財富和權力問題、著有《對抗華爾街》一書的唐納・吉布森教授，身為委員會主席的魯賓其實是只在乎“鞏固中國的首選貿易地位、在醫療改革中捍衛資方利益、對日本採取更嚴厲的談判方針”。
“魯賓在高盛的時候就是比爾・柯林頓口中正在破壞經濟的上流紙上交易員，”吉布森寫道。“高盛，連同摩根士丹利、波士頓第一銀行、迪隆・瑞德以及其它公司都在20世紀80年代主導了動輒數千億美元的企業併購和收購案。高盛和其它投資銀行拿了數百萬美元來安排這些交易進行。例如，高盛曾拿到一千萬美元來籌辦美國鋼鐵公司在1982年收購馬拉松石油（Marathon Oil）一事。魯賓的公司因其在1984協助德士古（Texaco）收購蓋蒂石油而獲得了一千八百五十萬美元，之後又因為幫助通用電氣收購RCA/NBC，吃下了一千五百萬美元的報酬。換句話說，魯賓本人似乎就是問題的一部分。”
魯賓在2007年當上了外交關係協會董事會的副主席。
道出這個世界的隱秘控制真相的並不是只有身處邊緣的陰謀理論家。與這些陰謀勢力有極深牽扯的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就曾寫下這麼一段話：“在美國的商業和製造業領域最八面玲瓏的那些人，其實也會因為某些人、某些事而寢食難安。他們很明白有一個非常有組織、隱秘、警惕、複雜、完整且廣泛的力量存在，以至於當他們要出言譴責的時候，最好自己都得先藏住氣息。”
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曾寫道：“事情的真相正如你我所知道得那樣，自安德魯・傑克遜的時代以來，大型金融機構就一直把持著政府。”
五角大樓和CIA在20世紀60年代的聯絡官弗萊徹・普勞蒂上校（L. Fletcher Prouty）有幸親眼拜見過位居在情報與軍事部門之上的控制機制。普勞蒂聲稱真正統治美國的是一個只向自己負責的“秘密團隊”。那些人的權力來自他們龐大的秘密政府基礎設施，及其與私人公司、共同基金、投資公司、大學和新聞媒體，包括國內外出版社的直接聯繫。若是知道這個“秘密團隊”很可能還涵蓋了在戰後加入軍工集團的納粹份子，那麼普勞蒂ㄧ定會感到毛骨悚然。
另一位能夠證實的確有陰謀正在上演的內幕人士是杜魯門總統任命的美國第一位國防部長詹姆斯・福瑞斯特，他本人就與全球主義者走得很近。據福瑞斯特指出：“這些人絕不無能或愚蠢。他們非常狡詐且聰明，每每都能配合得天衣無縫。如果他們真的很膚淺的話，那他們應該偶爾也要犯下一些有利我們的失誤。”
他們從不會犯下任何有利於美國人民最佳利益的錯誤。喬治・布希政府對俄羅斯聯邦採取的立場就是一個例子。在共產主義崩潰之後，本來曾經有過一個很好的機會可以去和構成新俄羅斯聯邦的八十六個政治實體締結新的友誼與合作計劃。
俄羅斯在柯林頓時期其實從來沒有被真正地惡言相向。然而，就在布希政府上台和9/11發生以後，俄羅斯突然間就被視為潛在的敵人，而美國來勢洶洶的外交政策與軍事演習又重新激起了敵意。
“當冷戰結束時，我們立刻抓住了自己在這個‘單極時刻’身為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在俄羅斯的犧牲下佔盡地緣政治優勢，”保守派作家帕克里克・布坎南（Patrick J. Buchanan）指出。“即使紅軍已經打包好且自願從東歐回家，莫斯科認為這就算是達成了一個默契，即我們不會再繼續將北約西擴，沒想到我們卻不願任由機會溜走。我們不但把波蘭納入北約，甚至還把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以及整個華沙公約都端走了，令北約直接與俄羅斯比鄰而居。現在還有一項計劃企圖進一步納入烏克蘭和高加索地區的格魯吉亞，也就是史達林的出生地。”
有些人認為美國以這種方式回應俄羅斯的和平姿態已經無異於侵略，或許這是國家社會主義意圖摧毀舊蘇聯的議程延續。根據由讀者支持營運的資訊服務網站《資訊交換所》（Information Clearing House）的麥可・惠特尼（Mike Whitney）的說法：“自從（2001年）9月11日以來，布希政府就開始積極採取行動要以軍事基地、邊境導彈、推翻其中亞盟國政權來圍堵俄羅斯，同時也利用美國支持的‘親民主’團體來煽動莫斯科一方的政局動盪。”同樣值得指出的是，是布希領導下的美國而非俄羅斯退出了《反彈道飛彈條約》，這不禁令人回想起冷戰時期的蘇聯——其曾公開許諾永遠不會先動用核武，這是一個從未得到美國回應的承諾。
諸如此類的舉動終於令弗拉基米爾・普京總統在2007年中旬忍無可忍，他在第四十四屆慕尼黑安全會議的重要新聞發佈會上宣布要對要美國還以顏色。被公司控制的美國大眾媒體幾乎沒有報導普京的任何合理主張。“這是有史以來頭一遭，”他說：“美國擁有在歐洲大陸施展核打擊的能力。這徹底改變了國際安全的整體架構...當然，我們必須對此作出回應。”在批評布希的“反恐戰爭”的同時，普京還亮出了一份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副本並表示：“這個團體如今得出的結論是，美國才是全世界的頭號人權與自由侵犯者。”
同樣令人不安的是，布希一邊宣揚美國擁有先發制人核打擊能力，另一邊卻又積極提倡所謂的“彈道防禦”系統，雖然美其名曰是要威懾北韓這樣的流氓國家，但這套系統卻是設置在歐洲。諾貝爾獎得主、哈佛大學的托馬斯・謝林（Thomas C. Schelling）是相互保證毀滅（MAD）這一冷戰戰略的早期倡導者，這個戰略理論認為對等的核實力將能夠阻止核戰爆發，但現在他所談論的已不再是“威懾”而是“強逼”，這個新聞術語的含義是通過核武器勒索特定國家。
帕特里克・布坎南於是問道：“假如今天是中國把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內瑞拉都納入軍事聯盟，並且說服墨西哥繞過美國將石油賣給北京，甚至是干涉中美洲與加勒比海國家內政，好使親美政權選舉失利的話呢？如果是俄羅斯在格陵蘭設置反彈道飛彈，那我們又會做何感想？”
有些研究人員認為美國重啟冷戰是另一個跡象，說明了那些國家社會主義者仍沒有放棄要試圖強迫俄羅斯，這個對社會主義暴政有著切膚之痛的國家加入他們的新世界秩序。
在波濤洶湧的柯林頓時代結束後，掌權的共和黨立刻為自己制定了一條嶄新的“新保守主義”道路。尼克森以前的律師約翰・迪恩（John W. Dean）因為在水門事件犯下重罪被判入獄，他在2007年出版的《破碎的政府：共和黨執政如何摧毀立法、行政和司法機關》（Broken Government: How Republican Rule Destroyed the Legislative, Executive and Judicial Branches）中提及了這種新的共和黨保守主義轉變：“這是國會山從1997年以來遭遇的新狀況，共和黨控制眾議院已大約有三年；白宮從2001年開始受影響，這是伴隨著喬治・布希與理查德・錢尼（Richard B. Cheney）的到來，雖然真正播下種子的是尼克森總統，後來它才在雷根和老布希那時漸漸開花結果。”雖說迪恩從來沒有完全確定這種“共和黨新思維方式”是怎麼來的，但它很可能其實是來自在二戰後進入這個國家的國家社會主義哲學。
但不是只有金融家普雷斯科特・布希的孫子，就連尼克森的親信或那些新保守主義者也對國家社會主義的理想充滿了同情。
出生奧地利的前健美運動員，後來又轉為演員和加州州長的阿諾・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就曾經有過親納粹的發言與那一類的朋友。在1977年的一次採訪中，施瓦辛格被問到他最欽佩的人是誰。他的回答是：“我很欽佩希特勒，因為他本來是一個幾乎沒有受過多少正規教育的俗人，最後卻能夠大權在握。我很佩服他是一位極為出色的演說家，還有他為此所努力過的一切。”
他對希特勒的崇敬可能是源於他的父親。希特勒的納粹在1938年利用德奧合併全面控制了奧地利。阿諾的父親古斯塔夫（Gustav）在一年後就加入了希特勒聲名狼藉的衝鋒隊，又名褐衫隊。古斯塔夫甚至留了一撮與希特勒類似的小鬍子。
施瓦辛格後來因為他與前聯合國秘書長寇特・華德翰（Kurt Waldheim）的友誼而陷入麻煩，後者因為納粹背景被曝光而在1992年斷送奧地利總統職位。記錄顯示華德翰有意隱瞞了自己的衝鋒隊身份。根據溫蒂・利（Wendy Leigh）在1991年撰寫的《阿諾：一本未經授權的傳記》（Arnold: An Unauthorized Biography），施瓦辛格曾在他1986年迎娶瑪麗亞・施賴弗（Maria Shriver）的婚禮上如此向華德翰致意：“我的友人們不希望我提起寇特的名字，這都是因為最近的納粹風波與聯合國的爭議。但我很愛他，瑪麗亞也愛他，所以，謝謝你，寇特。”
為了洗刷這種納粹背景，施瓦辛格之後便不再推崇希特勒，並向洛杉磯的維森塔爾中心（Wiesenthal Center）提供了巨大的幫助，這個名字是取自猶太納粹獵人西蒙・維森塔爾。
但是，如果說這些知名的美國人都苦惱於要和他們的納粹背景保持距離，那麼同樣的擔憂顯然並不適用於正在不斷變本加厲的納粹思想及其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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