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納粹科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帶來美國的同時，納粹打壓科學自由的那套方式也跟著銜尾相屬。“所有交戰方都喊停了許多科學自由與知識交流的準則，”著有《希特勒的科學家》的約翰・康威爾指出。自1940年伊始，美國科學家便漸漸成了替軍工企業或企業界工作的不露面團隊。
在論及那些與納粹頗有淵源、且在戰後一手掌控美國的科學體制的人時，康威爾解釋說：“最戲劇性的改變發生在西方。在時任的政府科學主管萬尼瓦爾・布希帶領下，美國科學研究與開發辦公室在二戰期間開展了超過兩千個研究項目。這些項目涉及工業研究和研發，並且僱用了數萬名出身有關公司的科學家跟技術人員，比如杜邦和通用電氣，還有MIT及加州理工等主要大學的實驗室...要明確區分究竟哪些基礎研究是政府與軍方出資，哪些是民間包辦根本是白費力氣。”對科學進展的這般嚴密內部掌控，不禁令人聯想起納粹黨衛軍在戰爭晚期對第三帝國的科學發展的控制。
希特勒的德國不僅是最早應用或推廣電視、火箭和電腦的國家，在興建國家高路公路、解決工作健康問題、限制槍支、管制酒精和煙草、通過環境保護法案還有贊助研究抗癌症這些方面它也同樣拔得頭籌。
希特勒意識到他需要富有的保守派追隨者支持，因此他在自己大部份的公開聲明中都很迎合他們，特別是在重新軍備化和外交政策這些方面。但在許多情況下，他端出的社會方案實際上都是自由派的美夢成真。
舉例來說，槍支管制在納粹上台前已不再習慣隨身攜帶武器的歐洲早已相當普遍。反槍管一方的人往往堅持，正是因為公民手無寸鐵所以才只能任憑納粹大權獨攬。諷刺的是，納粹利用的還是魏瑪共和國的槍支管制法——那本來是要用來限制希特勒的衝鋒隊等私人軍隊——來確保公民手無縛雞之力。
希特勒及其同僚一致反對讓公民，特別是讓被征服的人民握有武器。希特勒曾經把話挑明：“我們可以犯下的最愚蠢的錯誤就是讓臣服的種族擁有武器。史跡可證，所有允許他們的臣屬種族持有武器的征服者都因此為自己的垮台埋下了禍根。要我說，誰向弱者提供武器，主權者被推翻也就指日可待了。”
儘管如此，納粹仍不滿足於已經付諸白紙黑字的嚴苛槍管法律。他們在1938年藉由宣稱只有忠誠的納粹份子可以擁有武器來繼續加強這些法律。這是1938年3月18日通過的《納粹武器法》（Nazi Weapons Law）確立的結果。
反對槍支管制的猶太人維護槍支權利協會（Jews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Firearms Ownership，JPFO）已經提出了一個令人震驚卻很有道理的觀點指出，美國的槍管立法就是以這項納粹法律為藍本。“JPFO握有確鑿的證據可以證明《納粹武器法》（1938年3月18日）正是1968年《美國槍械管制法》（U.S. Gun Control Act，GCA ’68）的參考依據，”這個團體在它的網站上表示。
“1938年的《納粹武器法》取代了1928年4月13日的《火器和彈藥法》（Law on Firearms and Ammunition）。1928年的這項法案是當初中間偏右、自由選舉的德國政府為了遏止‘幫派活動’、納粹黨與共產黨暴徒之間的激烈街頭火拼而通過。所有擁槍者和他們的槍支都必須註冊登記。聽起來有些耳熟？‘槍支管制’沒能拯救德國的民主，它只是確保了最惡劣的罪犯——納粹變得無人能撼動。”
JPFO繼續指出：“納粹在1933年3月‘合法’主政之後便接管了擁槍者及其槍支的註冊名單。納粹根據這份名單來從被認為‘不適合’的人手中奪去槍支。確切知道哪些人擁有槍支的納粹可以選擇撤銷例年許可證，或是拒絕續簽。”
甘迺迪遇刺一事引發了對槍支管制的強烈呼聲，媒體公司也是高調地在煽風點火。然而，反彈的阻力之大使得這種呼聲相形見絀，直到馬丁・路德・金博士和羅伯特・甘迺迪也分別在1968年4月4日與6月6日遭到槍殺。在這些令人震驚的槍擊事件發生後，《槍械管制法》（GCA）終於還是在同年10月通過。有些陰謀論研究人員喜歡把它當作是先製造問題、然後提供解決方案、最後達成仍然符合議程初衷的妥協的典型例子。
1968年的《槍械管制法》規定只有持牌的經銷商才能在各州發送和接收槍支，郵購銷售從此以後就不行了。它還讓華盛頓的官僚有權去決定美國人可以擁有什麼類型的槍支。“獵”槍的界定更是含糊不清，所以一整類的槍械都可能被禁止。
“鑒於《納粹武器法》與《GCA ’68》之間的相似性，我們於是得出結論認為《GCA ’68》的策劃者肯定是借鑒了1938年的《納粹武器法》——因為在美國的法律中沒有任何可供大幅削減公民權利的依據。”JPFO指出。
這一說法似乎不全是捕風捉影，因為1968年《槍械管制法》的設計師是康涅狄格州的民主黨參議員托馬斯・多德（Thomas J. Dodd），他在1956年的參議院選舉上敗給共和黨的普雷斯科特・布希，但在兩年後又在該州獲得了另一席參議院席次。多德曾在20世紀30年代為FBI擔任特務，他也在戰後以執行審判律師的身份代表美國起訴軸心國戰犯法律顧問辦公室（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ef of Counsel for the Prosecution of Axis Criminality）在紐倫堡審判上起訴戰犯。他可能是在紐倫堡審判期間知悉了納粹的槍械管理法律。國會圖書館在1968年7月寄給多德的一封信還透露，就在槍管法案通過的四個月前，他就收到了當初他提供給圖書館的《納粹武器法》原文文件的英文譯本。
多德在1971年因為心臟病發去世。1980年，他的兒子、外交關係協會成員克里斯托弗・多德（Christopher J. Dodd）贏得了他父親在參議院的衣缽。這位年輕的多德是一名自由派，但他還是不避諱從安隆和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Arthur Andersen）這些惡棍公司那裡接受贊助並回以相應幫忙，這表明他願意站在全球主義者那一邊。
但控制武器並不是法西斯全球主義者的唯一議程。
大家都知道洛克菲勒家族對石油的稱霸，但鮮少有人瞭解這個家族究竟有多麼富有，又對現代醫學和藥物產生了多大的影響。
根據20世紀知名的知識份子兼作家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的最後一位還在世的門生尤斯塔斯・穆林斯，他同時也是1988年出版的《注射謀殺：美國的醫療陰謀故事》（Murder by Injection: The Story of the Medical Conspiracy Against America）一書的作者，製藥業幾乎完全受洛克菲勒家族的“醫療壟斷”掌控，這主要是通過代表大通銀行、標準石油以及其它洛克菲勒公司的製藥公司董事來實現。
“美國外科醫師學會透過沒人敢惹的醫院調查委員會來維持對各家醫院的壟斷控制，其中（諸如）溫斯羅普・奧爾德里奇和大衛・麥卡爾平・派爾都是代表洛克菲勒家族的利益，”他寫說。
溫斯羅普還是醫療健保開銷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Cost of Medical Care，CCMC）的一份子，該委員會是由泰迪・羅斯福的私人醫生兼AMA公司總裁亞歷山大・蘭伯特（Dr. Alexander Lambert）發起。據研究過該委員會的查爾斯・史密斯醫生（Dr. Charles C. Smith）說：“（蘭伯特）顯然是再合適不過的‘傀儡’。其他被相中的知名人士還有大通銀行行長溫斯羅普・奧爾德里奇、AFL秘書司庫約翰・弗雷（John Frey）、撥拉克經濟研究基金會（Pollack Foundation in Economic Research）主任威廉・福斯特（William T. Foster）、AMA執行秘書奧林・韋斯特（Olin West），然後還有十五名醫生和兩名私人執業牙醫。另外有五名醫生是出身公共衛生局，也有米爾班克紀念基金會（Milbank Memorial Fund）的研究主任。除了保險、醫院、護理、製藥方面的代表之外還有六名職員。他們總共有四十九人。全職的員工是由華盛頓的亨利・摩爾（Harry H. Moore）領導，他在1927年以公共衛生局人員的身份出版了《美國醫學與人民健康》（American Medicine and the People’s Health）。他的主張大抵就是需要建立一套醫療健保分配體系和承擔其開銷的保險計劃。”
史密斯指出，除其它事項外，該委員會中有少數人曾建議政府應該停止干涉製藥實務，並且應該遏止讓製藥公司藉由健康維護組織（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s，HMO）這類中介機構獲得資助，因為它們根本無法提供高品質的醫療健保，反倒只是在剝削醫療專業。這些建議並沒有得到響應。“只要讀過（CCNC）報告的主旨就可以明白，為何我們當今的醫療健保會變成這副德性...結果就是我們發現自己總是一如既往地深陷醫療健保危機，”史密斯醫生在1984年寫道。醫療健保的危機在今天仍舊三不五時出現。
洛克菲勒家族對醫療機構的控制也倚仗了洛克菲勒衛生委員會和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甚多，後者的所長是疑似為MJ-12成員的德特列夫・布朗克博士。“洛克菲勒的通識教育委員會已經花費超過一億美元在控制這個國家的醫學院，使我們的醫生通通去往對抗療法學校，好讓動手術和大量使用藥物的做法成為主流，”穆林斯評論說。穆林斯還指出，僅次於輝瑞公司的全球第二大製藥公司葛蘭素史克（GSK）亦與納粹有不少淵源。這家製藥巨頭的歷史或許是最能夠說明近來製藥公司兼併現象的例子。
柏洛茲－惠康公司（Burroughs Wellcome & Company）是在1880年由兩位美國藥劑師，亨利・惠康（Henry Wellcome）與塞拉斯・柏洛茲（Silas Burroughs）在倫敦攜手成立。葛蘭素本來是紐西蘭的一家專門出產嬰兒食品的公司，後來它轉型為葛蘭素實驗室（Glaxo Laboratories）並在1935年跨國公司。經過戰後對其它公司的收購，其中包括邁爾實驗室（Meyer Laboratories），葛蘭素最終將其廠址搬遷到美國。柏洛茲－惠康是在1995年和葛蘭素合併，該公司最新的名字是葛蘭素惠康公司。
約翰・K・史密斯（John K. Smith）在1830年的費城開設了他的第一間藥房。經過數年經營，史密斯－克萊恩公司（Smith, Kline and Company）與法國的理查德公司（Richard and Company）合併，並在1929年更名為史克實驗室（Smith Kline and French Laboratories）。截至1969年，該公司的業務已遍及全球，它又在加拿大跟美國買下了七家實驗室。它在1982年與貝克曼公司（Beckman Incorporate）合併成史克貝克曼公司（SmithKline Beckman）。隨著在1988年成功收購最大的競爭對手國際臨床實驗室（International Clinical Laboratories），史克貝克曼公司的業務增長了50%。最近的一次合併是2000年與葛蘭素惠康，於是這就有了葛蘭素史克。
據尤斯塔斯・穆林斯說，最初的柏洛茲－惠康公司是惠康信託全資擁有，該信託的負責人是英國的奧利弗・弗蘭克斯勳爵（Oliver Franks）。“弗蘭克斯是1948－1952年的駐美大使，”穆斯林寫說。“他也是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董事，及其在英國的主要代表。他還是施羅德銀行的董事，這家銀行負責處理希特勒的私人賬戶、批准羅茲獎學金的羅茲信託董事、芝加哥大學客座教授、英國五大銀行之一的勞埃德銀行總裁。”
提醒人們不要忘記約翰・D・洛克菲勒的父親威廉・洛克菲勒曾試圖把未精製的石油當成治癌藥物出售的穆林斯花費了三十多年研究“洛克菲勒家族的醫療壟斷”，他感嘆說：“這個瘋狂的藥販恐怕做夢也想不到，他的後代子孫竟然能實現這有史以來規模最大也最有利可圖的醫療壟斷。”
據穆林斯指出，I.G・法本和其它製藥公司一直都是通過洛克菲勒家族的利益樞紐來向美國供應治療藥劑，直到終於建立壟斷。例如，在1908－1936年這段期間法本曾一度保留氨基苯磺醯胺，即早期的磺胺藥的上市，直到它成功與瑞士的重要製藥公司，如山德士和汽巴－嘉基（Ciba-Geigy）達成協議。後兩家公司之後在1996年的堪稱史上最大的其中一次公司合併案中加入了諾華公司（Novartis）。
先前已經詳細說明了受全球主義者支持與轉移的歐洲法西斯份子是如何幫助雷根－布希團隊在1980年上台。我們應該從這樣的背景下來看待現在正被數百萬美國人持續使用的爭議性藥物——阿斯巴甜，它是大多數軟性飲料都會添加的糖類替代劑，並且已成為超過五千種食品、藥物和藥品的成分。大部份的代糖都含有阿斯巴甜，比如紐特健康糖（NutraSweet）、怡口糖（Equal）、美達施糖（Metamucil）、坎德爾糖（Canderel）。
一旦加熱到華氏八十六度以上時——請記住，人的體溫是九十八點六度——阿斯巴甜就會釋放出游離甲醇，並在人體內分解成甲酸和甲醛。甲醛是一種致命的神經毒素。據估，一夸脫的添加阿斯巴甜飲料就含有約五十六毫克的甲醛。路易斯・埃爾薩斯醫生（Dr. Louis J. Elsas）曾向參議院的勞工與人力資源委員會解釋說：“我是一名兒科醫生，也是埃默里大學的兒科學教授，而且已經研究了生物醫學有二十五年之久，我一直想要找出辦法來防止過量攝取苯丙氨酸引起的智力發育遲緩和先天缺陷...（我）非常關注我們的食品供應中的甜味劑阿斯巴甜的用量與消費增長——因為僅僅一甲基阿斯巴甜就會含有不少苯丙氨酸。這種人工二肽被腸道水解後會產生L-苯丙氨酸，這玩意如果過量攝取就會造成神經毒素。”在反駁所謂實驗室測試表明少量阿斯巴甜無甚危害的說法時，埃爾薩斯醫生指出：“正常人類無法像低等動物，例如囓齒動物那樣有效代謝苯丙氨酸，因此過去那些以老鼠為對象的實驗根本不能說明什麼。”
聯邦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在1980年以前仍禁止阿斯巴甜使用。FDA的毒理學家阿德里安・格羅斯博士（Dr. Adrian Gross）向國會作證表示，阿斯巴甜在實驗室動物的身上引起了腫瘤跟腦癌，所以現在的情況等於是違反了明定不能將致癌物放入食品中的《德萊尼修正案》（Delaney Amendment）。糖尿病的增加也與阿斯巴甜不無關係，而且除了助長疾病，它還會刺激與加重糖尿病患者的視網膜和神經病變，這一旦與胰島素互相作用還會導致糖尿病患者抽蓄發作。
貝蒂・馬蒂妮醫生（Dr. Betty Martini）在醫療領域工作了二十二年，她是國際轉變使命團（Mission Possible International）的創始人，致力於和世界各地的醫生一起合作來推動從食品、飲料和藥品中去除阿斯巴甜。她解釋了藥品利益究竟是如何吞噬公眾健康：
“唐納・倫斯斐是瑟爾公司（Searle）的CEO，這是一家生產阿斯巴甜的聯合公司。十六年來，FDA一向都是持拒不批准的態度，這不僅是因為健康疑慮，更是出於他們希望這家公司能被以詐欺罪起訴。後來在有兩名美國檢察官受僱的辯護團隊幫助下，總算是撐過了訴訟時效。那兩個人分別是薩姆・金斯納（Sam Skinner）和威廉・康倫（William Conlon），斯金納後來當上交通部長，他打壓了飛行員的不滿呼聲，現在他們都得服用會導致癲癇的阿斯巴甜藥品，之後他又變成了布希總統的父親的幕僚長。其他人同樣也是各個飛黃䲢達。甚至連最高法院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也是孟山都的前律師（孟山都在1985年收購瑟爾，隨後又在幾年前將它轉賣）。當（約翰）阿什克羅夫特（John Ashcroft）在成為（2001）司法部長，金＆斯波爾丁律師事務所（King and Spalding）的拉里・湯普森（Larry Thompson，他也曾是孟山都的律師）則成了阿什克羅夫特的副部長。然而，FDA仍然拒絕核准紐特健康糖上市，這是一種偽裝成添加劑的致命神經毒性藥品，它與抗抑鬱藥、L-多巴、可邁丁、激素、胰島素、所有心臟病藥物和其它許多藥品都有相互作用。它也是一種化學超敏（hypersensitization）藥物，因此它與疫苗、其它毒素、其它不安全的甜味劑，像是氯化鹼含有DDT的善品糖（Splenda）都有影響作用，而且還可以引起免疫疾病。它對味精也具有協調和附加影響。這兩者都可以算是興奮劑毒素，也就是阿斯巴甜的天冬氨酸與味精的谷氨酸，有味精研究曾發現阿斯巴甜被人們當作安慰劑使用，而它在那時甚至還沒有合法。FDA知道此事已有四分之一個世紀，但它卻袖手旁觀。瑟爾公司後來繼續建立了一座紐特糖工廠，並擁有價值九百萬美元的庫存。唐納・倫斯斐是雷根總統的過渡團隊的一員，（雷根）上台後第二天就任命了一位同意要批准阿斯巴甜的FDA局長。”
據瑟爾公司的銷售員帕蒂・伍德・阿洛特（Patty Wood-Allott）聲稱，倫斯斐曾在1981年告訴這家公司的員工：“他會打電話給他的所有閱評人，無論如何，他保證阿斯巴甜今年一定可以被批准上市。”
馬蒂妮醫生指出：“FDA找來一群最優秀的科學家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他們的結論是阿斯巴甜不安全，而且還有導致腦瘤的隱患，因此批准申請書理當被否決。結果新上任的FDA局長亞瑟・海耶斯（Arthur Hull Hayes）撤銷了這個調查委員會，後來他跳槽到為有關廠商服務的博雅公關（BursonMarstellar），傳聞每天都可以進帳一千美元，從此以後他便一直回避與新聞界交談。對於自己遭到毒害一事深感不滿的人們表達了強烈抗議，於是國會也三度召開聽證會。參議員奧林・哈奇（Orrin Hatch）堅持要儘快把聽證會了結。第一次聽證會是在1985年召開，哈奇和其他人都收了孟山都的錢。所以，參議員（霍華德）梅岑鮑姆（Howard Metzenbaum）提出的法案才始終沒能通過。這項法案將喊停阿斯巴甜，並讓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獨立調查在人們身上出現的藥物作用、癲癇、胎兒影響甚至是兒童行為等問題。這都是由於阿斯巴甜含有的苯丙氨酸引起的血清素消耗所致。”
雷根任命的FDA局長海耶斯最初批准的僅僅是作為粉狀添加劑的阿斯巴甜。但他趁著離職前在1983年批准了對所有碳酸飲料的適用許可。
想要就阿斯巴甜做研究或提出意見對主流學者來說是一項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珍妮特・斯塔爾・赫爾博士（Dr. Janet Starr Hull）是OSHA認證的環境危險廢棄物應變專家和毒理學家，她在1991年被診斷出患有無法治癒的葛瑞夫茲病（一種導致甲狀腺機能亢進的免疫系統缺陷），後來她從自己的研究中發現原來她深受阿斯巴甜荼毒已久。她說：“許多出身知名美國大學的科學家會告訴你，他們若是想要研究阿斯巴甜或善品糖就拿不到補助金，或是他們的部門主管會接到要求停下關於這個主題的所有討論。有人說研究阿斯巴甜一點也不值得，因為這些研究根本無法發表在美國的科學期刊上。其他人則表示，由於研究中心都是大公司出資建立，譬如杜克大學的瑟爾研究中心（Searle Research Center），所以作為附帶條件，研究方向勢必得受到制約。”
要瞭解阿斯巴甜專家之間的明爭暗鬥，那就該來看看義大利波隆那的歐洲拉馬齊尼腫瘤學和環境科學基金會（European Ramazzini Foundation of On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科學主任莫蘭多・索菲蒂博士（Dr. Morando Soffritti）在2005年進行的研究。索菲蒂對大約一千三百隻老鼠展開了為期三年的研究，最後他得出結論認為阿斯巴甜具有致癌風險。他的成果獲得了七位世界級專家的同行評審，而且索菲蒂博士本人還在2007年榮獲第三屆歐文・塞利科夫獎（Irving J. Selikoff Award），因為他在紐約的西奈山醫學院（Mount Sinai School of Medicine）發表新研究證實即使是小劑量的阿斯巴甜也有致癌隱患。他發現光是少量阿斯巴甜即可引發癌症，懷胎的母親若攝入阿斯巴甜，嬰兒將來長大後也更可能罹癌。在西班牙進行的其它研究，例如巴塞隆納大學生物系發表的《巴塞隆納報告》（Barcelona Report）亦證明阿斯巴甜會在活體實驗樣本的體內被轉化成甲醛，並擴散至全身重要器官。這些研究幾乎都不曾見諸美國媒體，但它們卻證實了阿斯巴甜的確可以令實驗室老鼠罹癌。
2006年，媒體報導了一項反對索菲蒂的結論的“新研究”。這項研究其實一點也不新鮮。它實際上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產物，根據NIH的研究人員林安熙（Unhee Lim, PhD）的說法，阿斯巴甜與癌症並沒有什麼關聯。為了這項飲食健康研究，林和他的同事找來了四十七萬三千九百八十四名年齡介於五十一歲至七十一歲的男男女女。參與者會被調查他們在1995－1996年大概消耗了多少流行的減肥飲料——蘇打水、果汁和冰茶。他們會不會往咖啡和茶裡添加阿斯巴甜也是被詢問的問題。研究人員要依據他們的回答來計算他們每天平均攝取多少阿斯巴甜。在接下來的五年中，有一千九百七十二人罹患淋巴瘤或白血病，三百六十四人更得了腦瘤。當研究人員開始觀察每天平均至少消耗四百毫克阿斯巴甜的人——相當於兩瓶蘇打水含有的量——他們發現阿斯巴甜攝取和癌症並沒有顯著的關聯。
批評者認為這項研究受到了“回憶偏見”影響，因為那些被研究的對象都被要求回想他們喝屙了什麼又喝掉多少。“只要他們的回憶有偏差，調查結果就會有所不同，”消費者監督組織，公眾利益科學中心（Center for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的執行主任邁克爾・雅各布森（Michael F. Jacobson）說。沒有被考慮進去的還有每天攝入含有阿斯巴甜的其它許多食品與添加劑。然而，在2006年難得報導這件事的少數媒體卻給這項十年以前的研究冠上了《新發現有助於緩解實驗老鼠在去年引發的擔憂》（Findings May Help to Alleviate Concerns Raised by Rat Study Last Year）這樣的標題。
為什麼媒體如此厭惡觸碰有爭議的健康話題？根據公眾誠信中心（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CPI）的說法，醫療和保健產品行業在過去七年花費了超過八億美元來遊說聯邦和州政府的立法者與官員。從2005年1月－2006年6月，醫藥、醫療設備跟其它健康產品的製造商在遊說聯邦政府一事上總計耗費了將近一億八千兩百萬美元。“沒有其它行業會投注如此誇張的金錢來影響公共政策，”CPI在2005年的特別報導《沒人敢望其項背的藥物遊說》（Drug Lobby Second to None）中表示說。“它在遊說和競選捐款方面的支持加起來，已經僅僅次於保險業。”
還應該指出的是，大型製藥公司每年花在營銷上的錢幾乎是研發藥品的兩倍。CPI在2004年的報告中指出，直接面向消費者的藥品廣告花費已從1996年的七億九千一百萬美元攀升至2004年的三十八億美元。現在藥品廣告在電視上簡直是無所不在。
製藥公司、醫療機構和大眾媒體的交叉所有權，再加上多如牛毛的藥品廣告，這似乎可以解釋為何媒體在報導藥物危害時總是顯得猶豫不決。據前《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主編瑪可希婭・安吉爾博士（Dr. Marcia Angell）說，利當今的醫學完全是唯利是圖。“在2002年的時候，擠身《財富》五百強的十家製藥公司的利潤合算（三百五十九億美元）要比其餘四百九十家公司的合算（三百三十七億美元）還高，”她說。“製藥業在過去二十年來已經越來越偏離了發明與生產有效新藥的初衷。這個行業現在已經變成了兜售可疑藥品的營銷機器，它還會利用財富和權力來吸收任何可能阻撓其發展的機構，例如國會、FDA、學術界的醫學中心以及醫學界。”安吉爾博士撰寫了2004年的《不可告人的製藥公司真相：我們是怎麼被矇在鼓裡又該如何是好》（The Truth About the Drug Companies: How They Deceive U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這本書提出了一個引人矚目的論點，即製藥業現在不可一世的地位其實可以直接追溯到雷根時代。
“隆納・雷根在1980年勝選或許可以說是大藥廠（Big Pharma），這是那些大型製藥公司的通稱——崛起的前提，”安吉爾寫道。安格爾博士和其他人都注意到雷根－布希時代的強烈親商轉向，這不僅是指政府，更是包括了整個美國社會。
曾經在不是很久以前的過去，受過教育的階層對商業人士的看法至多也就比戲班子好一點點。那時人們對巨額遺產都還抱有一絲藐視態度。科學家、老師、消防員和警察等公務員都是為了服務和改善社區，而非優渥的薪水與退休金才選擇這些職業。但人心不古，那些被大公司掌控的媒體不斷把財富競爭美化成是某種美德。富人被認為是贏家，其餘人等擇都是輸家。“自二戰以來原本一直在縮小的貧富隔閡忽然再次擴大，直到今天它都還是一道巨大的鴻溝，”安吉爾博士寫說。
她繼續提到，製藥業在1980年以前是一門好生意，但在那之後卻真的變成了不得了的生意。處方藥在1960－1980年的銷售額一直在美國GDP中佔有相當穩定的比例，但1980－2000年卻足足成長了兩倍。“現在它們每年的收入都超過兩千億美元，”安吉爾博士說。“在替這個行業帶來好運和財富的眾多機遇中，沒有一件與公司銷售的藥物品質有關。”
大藥廠的成功取決於營銷，而不是藥品到底管不管用。邁克爾・威爾克斯博士（Dr. Michael Wilkes）描述了一個他所謂“疾病販子”的現象。這指的是大型製藥公司試圖說服健康的人相信他們有病，並且需要服藥。“這都是為了賣藥，”威爾克斯博士解釋說。“一旦盈利不符公司預期，它們就會再‘發明’現有藥物可以對症的新疾病。”威爾克斯博士列舉了一些他認為屬於疾病販賣的例子：女性性功能障礙綜合症、經前焦慮症、趾甲真菌、禿頭和社交焦慮症（以前人們習慣稱之為害羞）。他說這些都還只是“醫學領域遭到介入，從而使得正常或溫和的病症被轉變成需要藥物治療的程度”的冰山一角而已。
談及製藥業儼然已經變成一個龐然大物，安吉爾博士說：“現在它幾乎已經可以稱心地為所欲為。”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重要的法律修訂徹底放寬了對製藥公司的限制。其中之一便是《拜杜法案》（Bayh-Dole Act），它的提案人是印第安納州的民主黨參議員伯奇・拜伊（Birch Bayh）跟堪薩斯州的共和黨參議員羅伯特・杜爾（Robert Dole）。《拜杜法案》允許大學和小型公司在NIH資助的研究中保有專利權，NIH自身也是用於醫學研究的稅金的主要分配者。它還允許在以前都屬於公有、靠納稅人的錢作出的發現現在都可被獨家許可給藥品公司。安吉爾博士指出，如今大多數由NIH贊助的研究都是在大學進行，它們可以為自己的發現申請專利並獲得許可，進而收取專利費。隨後其它類似的法規又讓NIH能夠直接將那些新發現轉移到產業界。時值今日，“各方都能從公眾投資的研究中獲利，”她說。
在這種制度下，拿公眾的錢進行的研究就變成了可被私有化來牟利的商品。安吉爾博士舉例說明了製藥公司是如何向個別教員和NIH科學家與主任支付巨額諮詢費，現在越來越多跨國製藥公司在介入醫學教育，並且幾乎完全壟斷了這個領域，特別是藥物方面。回憶一下，正是NIH所做的研究據稱駁斥了把癌症與阿斯巴甜聯繫在一起的同行評審研究。
大約有一半的大型製藥公司不是美國公司，其中有一半都位於歐洲。在2002年排名前十的都是美國公司，包括輝瑞、默克、強生、必治妥施貴寶、惠氏（原名美國家庭用品公司）；英國的葛蘭素史克、阿斯利康製藥；瑞士的諾華、羅氏；法國的賽諾菲（其在2004年與另一間法國公司合併成賽諾菲聖德拉堡集團，排名前三）。“大家的套路都差不多，它們定價的藥物都比其它市場要貴得多，”安吉爾博士說。
大藥廠、醫學院和醫院之間的可圖關係創造了明顯有利於企業的氛圍。“其中之ㄧ的結果就是醫學研究變得越來越偏向產業界——但這是非常不應該的，”安吉爾博士說道。
她還抨擊了製藥公司的說法，即高昂的藥價對於幫助新研發得以為繼來說至關重要。“製藥行業的研發支出雖然很大，但終究遠遠遜於利潤。它們僅佔排名前十的那幾家公司1990年的銷售利潤的11%，在2000年又略微上升至14%。預算中最大的單項既不是研發也不是盈利，而是通常稱為“營銷和管理”的東西——不同公司對此的稱呼也不太一樣。1990年，這一類別的銷售額達到了驚人的36%，而且這個比例在過去十年來始終未變。請注意，這是研發支出的兩倍。”
安吉爾博士更進一步指出，很多人都認為製藥公司高管的薪資過高，譬如前必治妥施貴寶總裁兼CEO查爾斯・海姆博爾德（Charles A. Heimbold Jr.），他在2001年賺進了七千四百八十九萬又九百一十美元。這還不包括他價值七千六百零九萬五千六百一十一美元的未行使股權。同一時間，惠氏的總裁約翰・斯塔福德（John R. Stafford）也賺了四千五十二萬又一千零一十一美元，不計入四千六十二萬又九千四百五十九美元的股權。國會明確禁止醫療健保體系倚仗大宗購買力來向藥品殺價，而且FDA還在1997年允許製藥業直接向公眾投放廣告，這在過去只限於對醫生，同時這些廣告除了最嚴重的副作用之外無需提及其它任何後遺症。
全球主義者的製藥公司如此無法無天，已經逼得許多美國人只好前往加拿大或墨西哥購買更廉價的藥品。
安吉爾博士得出的結論是，唯有喚醒美國公眾，我們才能對抗藥品壟斷勢力。注意到製藥公司在華盛頓擁有最大的遊說團體又大量參與政治活動，安吉爾博士表示，立法者和大眾媒體現在都非常依賴製藥業的贊助好進行競選活動和廣告宣傳，所以要打破它們的權力著實不易。“但是，比起競選捐款，立法者更需要的是投票。這就是為什麼公民應該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如果公眾沒有堅定的決心，真正的改革就無從談起。”
要是阿斯巴甜還不夠叫人擔心，英國謝菲爾德大學的分子生物學和生物技術教授彼得・派珀（Peter Piper）在2007年發表了一份報告指出，作為防黴物質的苯甲酸鈉在體量高達一千六百億美元的飲料業中很常被使用，可是它與飲料中的維生素C混合後卻會產生致癌物質苯。根據派珀，更糟的是：“這些化學物質能夠對線粒體DNA造成嚴重破壞，幾乎是將其完全滅絕、徹底淘汰的地步...目前有各式各樣的疾病都和DNA損傷有關，像是帕金森氏症和很多神經退化病，但最重要的還是整個老化過程本身。”
這份報告加劇了兒童過動症恐怕與化學食品和飲料的添加劑不無關係的爭議。一篇關於苯甲酸鈉的英國報導引述了可口可樂、百事可樂跟健怡可樂的製造商的話說，這些產品確實都含有苯甲酸鈉，但添加劑是否安全會交由政府來把關。不幸的是，許多政府機構老早已受到大型製藥公司控制。
不要指望能從民主黨那裡得到任何真正的幫助。儘管民主黨在2008年似乎推出了兩個頗有希望的人選，也就是紐約參議員希拉里・柯林頓和伊利諾州參議員巴拉克・歐巴馬，他們都承諾要治一治龐大的製藥與保險業——這與希拉里當年在他丈夫主政時的承諾是何其相似——結果2007年4月發佈的競選捐款數據證明，除了共和黨的米特・羅姆尼，歐巴馬和柯林頓都是大藥廠的最大資助對象。
儘管希拉里宣布要通過法律來防止保險公司向健康狀態欠佳的人收取高額費用，但保險業卻為她的競選活動捐獻了高達二十二萬六千兩百四十五美元。
法西斯全球主義者在戰後迅速接手轉移了納粹的藥物技術，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他們偏偏忽略了第三帝國的一個鮮為人知的側面——那就是其與癌症、煙草、酒精濫用以及職業危害所做的鬥爭。
事實上，國家社會主義者對健康食物供應和預防醫學的推崇可能也是另一個全球主義者反對希特勒及其政權的理由。畢竟，大部份食品添加劑、色素和防腐劑都是石化產品，任何與之相關的消費減少都會給全球主義者的公司帶來利益損失。納粹政權很早就制定了旨在營造更健康的工作環境的政策，但隨著戰時生產的需要，這些措施漸漸也淪為紙上談兵。
石棉是一個可以很好說明全球主義者是如何刻意無視納粹科學的例子。納粹德國在20世紀30年代末便已明確發現石棉與癌症之間的關聯。1939年的教科書對這種關聯已有清楚闡述，爾後納粹政府更在1943年將石棉導致的癌症列為可求償的職業傷害。納粹的研究完全可以被用來反擊那些石棉生產商的說辭，即他們自己也是直到近幾年來才意識到石棉的危險。
“在癌症領域的研究最終卻只是導致石棉的危害無法被儘早認識，”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科學史教授、《納粹的抗癌戰爭》（The Nazi War on Cancer）作者羅伯特・普羅克特（Robert N. Proctor）說道。“德國早在20世紀40年代初就達成的共識要直到二十多年後才被英美認可。科學和政治的的瑕疵（還有商業的脾性）——至少曾經在一段時間內——使真相無法被詔告世人。”
除了不讓這種職業傷害為人知曉，美國煙草業的所有者還成功地發起了長達數十年的頑抗，好反駁香煙是導致癌症的主要原因的說法。收買了一位又一位專家，他們這樣就可以在爭取時間的同時將所有權從菸草多元轉移至其它地方。
與人們一般以為的香煙和癌症之間的關聯已在戰後的英美獲得明證的想法相反，“是德國在20世紀30年代末率先發現香煙成癮及其肺部危害的醫學證據，”普羅克特說。納粹很早就開始禁止公共場所吸煙，比如納粹黨辦公室、郵局、醫院、療養院和候診室——這些措施在今天的美國也變得越來越普遍。納粹空軍在1938年宣布禁止任何人在空軍財產上吸煙。如同現代的美國，煙草廣告也頗受限制。對酒精和煙草的攻擊主要源自於納粹的種族衛生跟雅利安純種血統觀念。但這也的確得到了德國科學界的大力支持。
縱使對於吸煙與癌症的關聯已有多年的理論研究，但德國醫生弗里茨・利金特（Fritz Lickint）在1939年發表的《香煙與健康》（Tabak und Organismus）才真的使這一問題普及化。被譽為“煙草業最痛恨的人”的利金特在1940年躲過了納粹對社會民主黨的迫害，這多虧了納粹支持他的反煙工作。
就像1960－1980年的美國，德國的煙草既得利益者也成立各種團體，並且聘請許多專家來向反煙草活動家反戈一擊。與美國這邊一樣，他們也堅稱這些反對香煙的醫學證據“不科學”，盡是健康狂熱者的危言聳聽。不過，考慮到鐵證如山的科學證據擺在眼前，再加上希特勒本人也厭惡煙草和酒精，這可真是一場以卵擊石的鬥爭。
在國家社會主義者使盡渾身解數來對抗吸煙和飲酒的同時，希特勒不煙不酒這一事實經常被拿出來強調。希特勒甚至也不允許他的情婦愛娃・布勞恩和副手馬丁・鮑曼在他面前抽煙。希特勒曾一度聲稱煙草是“紅種人對白種人的復仇，因為他們被染上了酗酒的惡習”。戰時的公開宣傳還宣揚希特勒、墨索里尼和弗朗哥都從不吸煙，但邱吉爾、羅斯福與史達林都抽煙、雪茄或煙斗。
對煙草的抨擊也可以歸因於經濟原因。如同現代美國公司，納粹也發現吸煙導致的疾病會對醫療業和保險業產生連帶影響。基於這種擔憂，再加上對健康工作者的戰時需求，反煙運動會這般如火如荼也就不足為怪。
非常諷刺的是，納粹最熱烈的反煙活動家之一，耶拿大學的煙草危害研究所（Institute for Tobacco Hazards Research）所長、在1945年自殺的卡爾・阿斯特爾（Karl Astel）同時也是積極的反猶主義者與安樂死支持者。這實在是一個展現社會理想主義是如何因為暴政而變質的絕佳實例。正如普羅克特指出：“事實上，德國的許多反煙健將都同時也是戰犯。”
納粹對癌症日益普遍的擔憂也導致了圍繞著X光使用的怪異爭執。“黨衛軍放射學家漢斯・霍爾費爾德（Hans Holfelder）雄心勃勃地要推廣對成千上萬名德國人的X光檢查，好揪出疾病，以便決定是該採取治療還是隔離措施，”普羅克特說。“（柏林的威廉皇帝優生學研究所、人類基金與遺傳學研究發起主任）歐根・費歇爾（Eugen Fischer）則認為過度暴露於照射不利於長遠的‘種族遺傳健康’。兩人都是忠實的納粹份子，但對於如何保護心愛的種族的健康，他們的想法卻有著天壤之別。”
碩果僅有被允許繼續在納粹政權底下工作的其中一位猶太癌症研究人員是諾貝爾獎得主、生物化學家奧托・沃伯格博士（Dr. Otto Warburg），他正是那個銀行家族的遠親，也是柏林的威廉皇帝研究所的細胞生理學主任。研究所成立於1931年，得益於洛克菲勒基金會捐給威廉皇帝學會（Kaiser Wilhelm Gesellschaft），即今日的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的大量捐款。
沃伯格博士在大約四十多年前的一次演講中介紹了癌症的成因與療法。“一言以蔽之，癌症的主要成因是糖的發酵取代了人體正常細胞的呼吸作用。所有正常的人體細胞都需要呼吸氧氣來滿足它們的能量需求，而癌細胞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發酵作用來汲取能量。因此，所有正常的人體細胞都可以說是專性需氧菌，癌細胞則是偏性厭氧菌...氧氣是動植物的能量供應者，癌細胞會將其逐出，並以最低活性的增能反應，即葡萄糖發酵來取而代之。”
換句話說，雖然大多數活體細胞都需要氧氣才能夠生存，但癌細胞卻可以在無氧的情況下怡然自得，並且從發酵的糖吸取能量。為了維持人體健康，人類呼吸的空氣中至少要含有22%的氧氣，大部份美國城市通常都低於這個最低標準，而且每到俗稱的臭氧警報日，氧氣含量還會降至18%甚至更低。美國飲食中的糖分也理應是越少越好，現在肥胖正在快速成為國民的主要健康問題。倘若沃伯格博士是正確的，那麼如他所言：“根據厭氧菌的特性，要擺脫這種可怕的疾病並不是毫無希望，”可是令人吃驚的是，在過去四十多年來居然沒有誕生任何能夠治療癌症的實際方法。也許正如一些滿腹疑問的研究人員所想，這恐怕是因為以癌症為生的人要多於死於癌症的人。
與此同時在美國，洛克菲勒家族手下的高管弗蘭克・霍華德在說服通用汽車的阿爾弗雷德・史隆（Alfred Sloan）和查爾斯・凱特林（Charles Kettering）出資成立癌症研究所後，他就被任命成為了史隆－凱特林研究所（Sloan-Kettering Institute）所長。霍華德選了前美國化學戰服務部的醫療研究主管科尼利斯・羅茲（Cornelius “Dusty” Rhoads）來指導研究所的化學實驗。後來，霍華德又代表洛克菲勒家族的利益到羅門哈斯（Rohm and Haas）製藥公司任職。
最令人感到耐人尋味的是，在現代健康意識濃厚的美國卻幾乎沒有任何公民教育旨在告誡處方藥（包括鎮靜劑）的風險。
在第三帝國時期，素來愛好啤酒的德國甚至都能出現大規模的反酒精運動，其中包括聲勢浩大的德國反酒精中毒協會（German Antialcoholism Association），其成員多達數千。納粹禁止針對年輕人的酒精廣告，任何暗示酒精有益健康的廣告也通通不准。與酒精相關的危害，如肝硬化、心肌病、胎兒畸形和食道癌甚至在國家社會主義興起以前就已廣為人知，但卻被現代的美國大眾媒體硬生生忽略。然而，有如美國的《禁酒令》，納粹的反酒精努力最終是功敗垂成，這是因為消費受眾實在太多，而且政府又可以從對酒類的徵稅中收取可觀的稅金。
就像今天的美國，納粹引進了各種非酒精啤酒，例如用液化蔬菜生產的啤酒。建立於1936年的一套認證系統意在保護兒童免受“不合適”飲料傷害，可口可樂因為其中的糖分與添加劑而被列入此類。
事實上，今日的“新紀元運動”完全呼應了第三帝國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各個方面。除了納粹的高官都相當痴迷神秘學，納粹德國也非常推崇有機食品、藥草、健康植物，還有“回歸自然”的理想主義與對鄉村生活的尊重。“從1934－1937年，專門用於種植藥草和健康植物的土地...增長了足有十倍之多——從八百二十公頃猛增至三千八百九十六公頃。”普羅克特說。“這類耕耘在圖林根州和德國北部的森林尤其普遍，但其它地方也都有參與。流行雜誌讚揚天然食品和藥草的好處，專業藥劑師也會按部就班評估藥草的功效。”
希特勒本人還提倡素食生活。“世事難料也許會令人感到遺憾，但關於肉食者我有一件事倒是信誓旦旦：未來的世界屬於素食者。”許多德國人都選擇追隨希特勒的無肉社會夢想，大約有八萬三千人自願效仿他的素食生活方式。
但希特勒終究是一位老練的政客。雖說他對打獵和吃肉不屑一顧，但出於務實，他無意將自己的理想強加給追隨者。“就我個人而言，我從不覺得打獵有任何樂趣...我連一隻野兔都沒有獵過。我既不是盜獵者，更不是運動健將...（但是）如果我執意要將盜獵者排除在黨外，我們就會失去整個地方的支持。”看穿隱藏在這些善意背後的終究是專橫政府試圖控制社會的現實，羅伯特・普羅克特一針見血地指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納粹的反煙草運動和‘全麥麵包運動’就好像是法西斯主義者的黃星（用以辨識猶太人的佩戴物）和死亡集中營一樣。瞭解這些複雜性可以使我們認識到將過去與未來聯繫在一起的新型連續性；這也許還可以讓我們更好地一窺法西斯主義究竟是如何取勝。”
除了利用煙草和阿斯巴甜之類的危險藥品來牟取暴利，法西斯全球主義者還可能是在打著減少全球人口的算盤。
如前所述，第三帝國的納粹份子還有他們傑出的美國商業夥伴都對優生學深感興趣，這門學問企圖科學地應用遺傳篩選來維持和改良出理想的人類特質，其中牽涉的手段包括生育與人口控制。這樣的概念源自維多利亞時代的科學家法蘭西斯・高爾頓（Sir Francis Galton）的著作，他經過研究後斷言英國社會的才俊之所以優秀，是因為他們有“優秀”的父母。
在美國有至少六萬名所謂有“缺陷”者被依法絕育的十多年後，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法官（Oliver Wendell Holmes）在1925年的一封為最高法院案件的多數派所寫的信中表示：“如果社會能夠阻止那些明顯不配的人繼續苟延殘喘，而不是任由他們淪為犯罪或被自己的愚行害得挨餓的話，那對全世界都會更好。”
當然，要確定都是哪些人在弄髒基因庫，就需要大量的人口統計數據。作為倫敦高爾頓國家實驗室（Galton National Laboratory）分部在1910年正式成立，這得要拜鐵路大亨愛德華・哈里曼的妻子與外交官埃夫里爾・哈里曼的母親哈里曼夫人所賜。哈里曼夫人在1912年將她在紐約抵押信託銀行的大量股份轉賣給了J.P・摩根，後者於是坐穩了他對該機構的控制權。幫助普雷斯科特・布希攜同其家族發跡的哈里曼家族在1900年後與洛克菲勒家族一起，提供了超過一千一百萬美元來在紐約冷泉港建立一家優生學實驗室，以及哈學、哥倫比亞、康奈爾大學的優生學研究。第一屆國際優生學大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ugenics）在1912年的倫敦召開，溫斯頓・邱吉爾是理事。顯然，“血統”的概念對這些人確實無比重要。
1932年，當大會在紐約舉辦時，由哈里曼家族的合夥人喬治・沃克與普雷斯科特・布希一同掌控的漢堡－美洲航運公司載來了幾位聲名顯赫的德國人。其中一位是柏林的威廉皇帝族譜與人口統計學研究所的精神病學教授，恩斯特・盧丁醫生。盧丁被選為國際優生學協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Eugenics Societies）的主席，這是因為他有建立德國種族衛生學會（Deutschen Gesellschaft fur Rassenhygiene），亦即希特勒後來的種族機構先驅的功績。
盧丁曾在1939年和1944年被希特勒親自表彰，他一直被認為是精神病學領域的領導者。享有盛名的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更在1992年表揚盧丁“堅持他的‘種族衛生’理念，毅然以精神科醫生的身份與納粹合作，幫助他們通過相關立法來使這些目標合法化。”
儘管在紐倫堡審判將納粹的種族滅絕計劃曝光在光天化日下之後，公眾幾乎把優生學當做過街老鼠，但它其實一直在繼續以政治上更正確的名字陰魂不散至今。
小威廉・德雷珀將軍是1932年優生學大會的“支持者”，或許是出於他與哈里曼跟布希家族的關係，他在戰後被任命為美國的德國佔領委員會的經濟部負責人。根據合著《喬治・布希：一部未經授權的傳記》（George Bush: The Unauthorized Biography）的韋伯斯特・塔普利和安東・柴特金指出：“德雷珀將軍（在後來幾年）成立了人口危機委員會（Population Crisis Committee）跟德雷珀基金（Draper Fund），好與洛克菲勒及杜邦家族一起推廣用作‘人口控制’的優生學。在德雷珀將軍的建議下，林登・詹森政府開始透過美國國際開發署來向出資贊助熱帶國家的節育計劃。”德雷珀還擔任過布希總統的人口顧問，他和他的兒子也替布希張羅1980年的競選籌款活動。那位年輕的德雷珀也繼續在聯合國從事人口控制活動。
在美國，意圖透過節育來降低出生率的努力遭到了反彈，因此這些呼聲開始變得柔和，採取的方針也有所調整。“這場房屋拆遷顯然拆得離普通居民實在太近了，”作家喬納森・范金（Jonathan Vankin）和約翰・惠倫（John Whalen）寫道。“因此，輸精管結紮手術成了對男性進行絕育的首選方法，對於女性則是輸卵管切除手術。”
墮胎的爭議始於全球主義家族的優生學觀點，還有他們對於一個良好運轉的社會務必要擁有某種形式的人口控制的堅持。現在的人類基因組計劃（The Human Genome Project）更多只是引起了人們對人類DNA將可被操縱與控制的擔憂。
美國計劃生育聯盟（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of America）是一個免稅的法人團體，其擁有八百六十個全國中心且據稱每年可以防止超過六十一萬七千次意外懷孕，這通常該得益於基金會和智庫的贊助。該團體在2003年有超過三分之一的捐款是來自公司與基金會。
盧丁的優生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拿著洛克菲勒家族的錢完成。“這是富豪與科學家的結盟，其中有很多人都相當德高望重，”范金和惠倫說。“這些科學家投注了無法估量的精力在證明黑人愚蠢如豬、猶太人貪婪成性、墨西哥人好吃懶做、女人歇斯底里等等——然後還有這般推論：遵守餐桌禮儀且成績亮眼的富有白人在整體上更為優秀。”
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兼美國駐越南大使麥克斯韋爾・泰勒（Maxwell Taylor）曾在1952年的外交關係委員會會議中發表講話，他在1981年接受《全球策略信息》（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採訪時反映出了他的全球主義同行的觀點，他宣稱造成世界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人口過多。他說，到了20世紀初，有必要得藉助疾病、饑荒和區域衝突來減少主要是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口。“我們已經泯滅了數十億人。這些人生活在非洲、亞洲、拉丁美洲等各個地方。我們沒辦法保全他們。人口危機和糧食供應問題甚至表明我們連嘗試都不應該嘗試，這是在浪費時間。”泰勒說。
眼看如此之多的貧困國家陷入飢荒、愛滋病襲捲非洲、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衝突綿延不絕，再加上全世界數十次小規模衝突，泰勒對未來的預言似乎已化為現實。
但真正叫人感到恐懼的還是那企圖宰制他人的慾望，而非自願的人口控制與基金組計劃。“20世紀歷經了兩種釀成種族滅絕大禍的意識形態，”MIT的認知科學家、著有2002年的《重新開始》（The Blank Slate）的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說。一邊指出納粹遺傳觀的錯誤，平克觀察到：“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則不訴諸種族，也不相信基因，更不認為人性是一個有任何意義的概念。毫無疑問，並不只對基因或演化的崇尚，妄圖通過強制手段（優生學或社會工程）來重塑人類，或是優等族群（可以是種族也可以是階級）將透過鬥爭戰勝劣等族群的想法也同樣危險。”
在有任何人開始向上天祈禱希望這一切社會控制完蛋之前，來仔細一窺第三帝國和現代美國都是如何利用宗教也會帶給我們很多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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