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一小撮國際集團，或是一群互相維繫的傢伙竟然控制著整個金融與商業世界的想法聽起來很像某種偏執的陰謀理論，那麼就請來看看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的三位科學家在2011年所做的研究。通過將過去用來模擬自然系統的數學模式與詳盡的企業數據結合起來，他們可以追蹤各家跨國公司的所有權。利用總計三千七百萬的公司和投資者數據庫中，這個瑞士團隊建立了一個模型，證明這些公司可以藉由股權網絡來控制其它公司，同時每家公司的盈利也可以被用來繪製出它們的經濟權力結構圖。這項研究觸目驚心地證實了陰謀論者和佔領運動抗議者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因為對四萬三千家跨國公司的關係分析顯示，確實有一部分的公司——尤其是銀行——對全球經濟享有不成比例的主宰力量。
這項研究的作者之一、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的詹姆斯・格拉特費爾德（James B. Glattfelder）對如此一來到底該下怎樣的結論又或是支持誰的主張顯得猶豫不決，但他也說：“基於現實是如此複雜，我們必須擺脫教條，無論那是陰謀理論還是自由市場學說。我們的分析完全以現實為依據。”根據一篇刊登在《新科學人》上的文章，這項研究：
“揭示了一千三百一十八家擁有連鎖所有權（interlocking ownerships）的核心公司，它們每一家都與另外兩家或更多公司有聯繫，平均的關聯數是二十。更重要的是，雖然佔據了全球營業收入的20%，但這一千三百一十八家公司卻又通過它們的股份集體把持了世上最大的一些藍籌和製造公司——即所謂‘真實’經濟的部分——其佔全球營業收入的60%。隨著這個團隊進一步梳理整個所有權網絡，幾乎大部份的結果都會殊途同歸回到一百四十七家非常緊密整編的‘超級實體’公司——它們的所有權都同時被其它超級實體擁有——這控制了整個網絡中40%的財富...金融機構在這裡佔絕大多數，其中前二十名的佼佼者包括巴克萊銀行、摩根大通、高盛集團。”
“實際的情況是不到百分之一的公司控制了40%的整個網絡，”格拉特費爾德解釋說。
雖然幾位研究人員和評論員仍對陰謀控制的說法不屑一顧，但他們也承認這種相互關聯性令人擔憂，因為它可能會造成世界市場的不穩定。“如果其中一家（公司）出了問題，這就會殃及池魚，”格拉特費爾德說，他補充說或許應該要提出全球性的反壟斷措施來限制這種集中控制情形。對互聯性過度密集的公司課稅是其中一個方案。
這幾位瑞士研究人員的研究只僅限於公司，並未觸及所有者和股東的家族、社會以及商業關係。然而，人際關係的重要性絕不應該遭到忽視，特別是在商業跟政治方面。
首都城市傳播公司（Capital Cities Communications）在1985年收購《ABC》電視公司ㄧ案就是一小撮人如何影響公司決策的經典例子，當時後者比收購方大上了足有三分之二倍。雷根總統的CIA局長威廉・凱西（William J. “Bill” Casey）曾在1984年末要求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撤銷《ABC》的許可證，因為它屢屢報導CIA的醜聞。FCC對這一要求不以為然，因此它從未對電視公司出手。但凱西的要求仍然令《ABC》總裁羅內・阿萊奇（Roone Arledge）有感而發表示：“CIA的投訴可以說是政府機構史無前例的一次試圖打壓有關報導的嘗試。它引起了對《第一修正案》嚴重且令人不安的關切。”在FCC碰了閉門羹後，凱西轉向了首都城市公司，他自己就是它的創辦人。他擁有該公司三萬四千七百五十五股的股份，他的妻子也握有差不多的數目，所以他們有很大的控制權。因此在買下《ABC》後，這位CIA局長就控制了一家主要電視台，而且這件事只見諸在幾份報紙的財經版上。首都城市－ABC併購案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媒體公司收購案，它為後來的大量媒體兼併與收購事例開了先河。《ABC》從此以後便再也沒有對CIA做過任何深入報導。
一如往常，這樣的併購背後需要的資金都來自銀行。過去曾經有數百家銀行分別由不同的人或當地家族擁有，但由於雷根－布希時期實施的政府規定，這些銀行要不是得消失就是被收購。美國在1990年尚有三十七家主要銀行，但經過收購、兼併和破產，這一數字到了2009年卻只剩下四家。按照審計局的數據，那些剩下來的是花旗、摩根、美國和富國這幾家銀行。不吉利的是，全球評級機構穆迪在2012年6月下調了美國銀行、高盛跟摩根大通的評級，理由是它們對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造成風險。
創立趨勢研究所（Trends Research Institute）並著有《追蹤趨勢》（Trend Tracking）和《趨勢2000》（Trends 2000）的傑拉德・塞倫特（Gerald Celente）還說，甚至連耶穌在面對那些金錢權力的時候都變成了一個激進份子。“請你想想那位和平之王唯一一次動怒是什麼時候？那就是他當初拿起鞭子把貨幣兌換商趕出聖殿的那一刻。貨幣兌換商已經接管了聖殿——雅典的神殿、羅馬的神殿、柏林的神殿還有倫敦金融城。他們也接管了華盛頓。他們佔領了世上每座主要城市的重地。所以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其實不難理解，這就是階級戰爭。”
《華爾街日報》社論版的資深經濟作家史蒂芬・摩爾（Stephen Moore）亦指出，美國人已經變成了一群索取者，而不再是生產者。“在今天的美國，為政府工作的人（2011年為兩千兩百五十萬）幾乎是製造業總和（一千一百五十萬）的兩倍。這與1960年的情況可謂是完全逆轉，當時有一千五百萬名製造業工人和八百七十萬名公務員。現在的情況絲毫未見好轉。越來越多美國人吃公家飯碗，而不是為建築、農業、漁業、林業、製造業、採礦業和公用事業工作。”
大銀行、大政府、抵押貸款公司、評級公司、金融衍生品、信戴違約調期...這些東西對普通人來說都實在太複雜了。可是真的是這樣嗎？貪婪的本質仍是貪婪。腐敗仍是腐敗，不論法律、條規、公司政策或法律的技術性內容如何，犯罪就是犯罪。
這一切都不應該被歸咎於意外和巧合。這是少數內部人士的精心計劃，他們有很多都屬於秘密社團，這些社團又不相稱地推出了一堆政府領導人跟官員。誰才是真正的幕後黑手？現在有越來越多研究人員都想要解答這個問題，而它似乎可以追溯回十三個家族，它們全都通過血統互相聯繫。
精英的心聲
現在到處都有人宣稱自己是光明會員、內部精英或是任何你想得到的來頭。雖然他們大多是少有或根本沒有實質證據的可疑人物，不過他們的故事仍然傾向於支持各種陰謀論研㺵者的論述。他們的故事往往出奇地一致，而且為精英的內幕提供了頗有意思的一瞥。
曾參與大名鼎鼎的社會科學計劃卡米洛特工程（Project Camelot）的比利・萊恩（Bill Ryan）採訪過一個自稱是精英成員之一的人。“那是2010年夏天，我認識了一位非常不同尋常的人，”萊恩解釋說。“我稱呼他為‘查爾斯’，他花了很多年時間替ㄧ個精英團體工作，那些人認為自己有責任統治這顆星球。他不是學者、歷史學家或科學家。但他想傳達一些關於這個團體的世界觀與哲學的重要信息。”萊恩說：
“他們是一個由三十三人組成的控制團體，他們彼此經常碰面，就人類與地球作出戰略決策。他們不是‘光明會’，那只是一個較低層級的秘密社團——這一類的社團有很多，比如馬耳他騎士團、玫瑰十字會、骷髏會、錫安會、眾多共濟會組織等等。這三十三人可以被比作是一家大型跨國公司的董事會。就好比一個真正的董事會，有一位‘頭號人士’負責作出最終決策，他會諮詢他的同事，他們每個人都具備專業知識並有權參與決策。有時他們也會意見分歧——而且他們每個人的個性也不一樣，就跟任何一群人差不多——但是他們的總體目標基本上非常一致，亦即（用比喻來說）確保地球公司能夠繼續壯大興盛。這也符合這家公司的‘使命宣言’——那就是要改良人類的基因組。
查爾斯說這些人中的每一位都代表了三十三個家族裡的其中之一，他們都非常強大且控制了大量的財富與資產，以至於其中每個人幾乎都可以憑著他（或者偶爾是她）自己的名義被視為一個單獨的民族國家。他們都認為‘管理’地球是自己的重任。他還說，他們知曉非常多隱藏的歷史，因為他們擁有許多古代文獻與文物，這些東西很多都被收藏在梵蒂岡圖書館。
公眾被告知的全部有關於——人類種族的歷史和系譜的故事——都是錯的。很久以前就有了決定不要讓人類接觸到這些真理。這類資訊都被當作是某種‘神聖知識’。保護這些知識是非常嚴肅的事，而且正如查爾斯所解釋說，有非常多的傳統與歷史文化——它們皆可追溯至幾千年前——都跟這個團體的所作所為密不可分。查爾斯還試著說明，他們並不以你我所熟悉的方式看待時間。一年、十年甚至百年的光陰都不過是轉眼即逝，曆法對他們而言並無意義，他們只注目變化無窮的事件。”
一位化名希瓦莉的女士聲稱她在擔任過多年的高級編程者和培訓者之後逃離了光明會。她說她的母親和繼父都是光明會員。根據希瓦莉的說法，光明會在他們的“揚升大師委員會”中有六個職位——分別負責科學、政府、領導、學術、靈性事務和軍事事務——至於她的母親則是在華盛頓特區做事，在那裡的地區委員會擔任靈性主席。德國哲學家亞當・威斯豪普特通常被認為在1776年的德國創立了光明會，但希瓦莉說這不是實情。“是他們選擇他作為傀儡，並告訴他該寫些什麼。這些可以追溯到聖殿騎士團時代的金融家資助了歐洲早期的國王，也創造了光明會。威斯豪普特是他們的‘辦事員’，他們交代什麼他就做什麼，”她說。希瓦莉繼續解釋：
“光明會是一個實踐著某種可以被稱之為‘啟蒙’信仰的組織。這其實就是路西法主義，他們教導追隨者說，他們的歷史上至巴比倫、埃及以及凱爾特德魯伊的古代神秘宗教。他們會從基礎實踐過程中挑選他們認為‘最優秀’的對象，然後再將他們引入更神秘的學問。許多地方層面的團體會崇拜古代神祇，例如‘埃爾’、‘巴力’、‘阿斯塔蒂’還有‘伊西斯與奧西里斯’和‘賽特’。負責領導的委員會有時候會嘲笑那些無序的或較低層級的‘原始’實踐方式。我還記得有一次我人在聖地牙哥委員會的時候，他們把大祭司和女祭司稱作‘刨片機和骰子’，專門逗‘較低級別的傢伙開心’。這不是要冒犯任何人，它只說明了領導層級的那些人認為他們自己更科學也更理智。但他們依然遵循啟蒙原則。
這總共有十二個步驟，所以又被叫做‘十二重紀律’，他們還會教導星體投射、時間旅行以及其它形上學現象。究竟這是人們真的能夠做到，還是只是藥物引起的幻覺？這我真的無法判斷。我曾親眼目睹我覺得根本無法有合理解釋的事情，那令我感到非常害怕，但我只能說那肯定是某種邪教精神控制、藥物誘導、催眠以及ㄧ些貨真價實的惡魔作祟所引發的結果。我無法確切地說它們每一種到底都發揮了多少作用。我只知道這些人是在教導和實踐邪惡之事。
組織裡更高級別的人就不會再穿著長袍到篝火前吟唱了。領導委員會有處理財務問題的管理人（相信我，這個組織很懂得怎麼賺錢。就算只是依靠宗教愚弄也能保持盈利）。領到階層包括商人、銀行家、地方社區領袖。他們都很聰明、受過良好教育，而且在他們所屬的教會中也很活躍。地方領導委員會之上有地區委員會，後者向下級團體發號施令，協助確立每個地區的政策跟議程，還有協調地方委員會的互動。
在國家層級會有非常有錢的人為這些目標提供資金，或是和其它國家的領導人互動。光明會是國際性的。保密？這用不著擔心。孩子們從‘家族或組織’學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保密是組織的第一誡命’。這就是為什麼你很少聽到有脫離者現身說法。這個組織用來恐嚇成員不准洩密的手段非常惡毒。像是被埋進木箱裡一段時間（但對於四歲小孩來說幾乎是永恆）然後蓋子被掀起來，他們會被告知：‘要是你膽敢洩露，我們就讓你永遠出不來。’這時孩子就會歇斯底里地尖叫說他們永遠也不會洩密。我曾經就是那個孩子，現在我決定打破自己在心理威脅下所做出的誓言。因為我希望再也不要有其他孩子繼續歷經我曾經體驗過的事，或是看到又有人被這麼對待。
光明會佔據了美國各大城市的主要中心。他們把美國劃分為七個大區，每個區域都有一個地區委員會，地方委員會的負責人會向他們彙報消息。他們每兩個月會見一次，要不就是在特殊場合。他們還擁有極為優秀的律師，這些律師拿了很高的薪水來幫助他們掩人耳目。他們當然也付錢給媒體人來防止消息流出。我知道在聖地牙哥有三個為《聯合論壇報》（Union Tribune）工作的人就是忠貞不二的光明會員，他們經常撰文攻擊與RA（儀式虐待）受害者合作的當地治療師。我記得領導們曾誇讚說，多虧有媒體的閃電攻勢，這些事情才能夠‘避開一切耳目’，他們對此感到非常滿意。
光明會可以通過銀行和金融機構來控制一個地區（猜猜他們有多少銀行董事？你會嚇一大跳）。還有地方政府：猜猜他們有多少人被選進了地方市議會？法律：很堆孩子都被鼓勵去法律系和醫學系。媒體：另一些人被鼓勵去讀傳播學系，同時他們也會資助當地報紙。”
另一位出身精英階層的內幕人士則使用藏手禮（Hidden Hand）作為頭像在2008年秋天現身在了AboveTopSecret論壇。這名內幕人士描述了他在家族（The Family）中的所見所聞，這是一群與外星人有所關係的精英。他們又被稱為光明會、拿非利人、監護者、守望者和先進存有，而他們本身是不同血統的後嗣，這些血統家族都將財富與權力一代傳一代。“我是統治血族的其中一員，”藏手禮先生說。“我們的血統可以追溯到遠古。從你們有記載的‘歷史’開始以來，我們的家族就一直在幕後以這種或那種方式‘指揮’這場‘戲劇’。總共有十三個‘基本’或‘核心’的原始血統。不過，後來也衍生出了其它許多血統，就好比大海孕育百川。如果把十三個原始血統想像成原色，那麼只要把它們互相混合就可以創造出更多顏色，這樣你們大概就可以明白了。該重申的是，這裡沒有競爭，家族至上。”
藏手禮先生並不像大衛・艾克那樣堅持這個家族裡的人都是爬蟲人。“我們肯定不是爬蟲人，”藏手禮先生說。“真正的權力血族跟爬蟲人沒什麼關係。”
藏手禮先生的貼文後來被邁克爾・薩拉重新整理與發佈出來，薩拉是外星政治研究所（Exopolitics Institute）的創辦人，其專門研究外星生命對人類的政治影響。薩拉在2004年因為他對UFO的研究而被華盛頓的美國大學的世界和平中心（Center for Global Peace）解雇。
薩拉認為，藏手禮先生的話暗示了有一個“路西法團體正在我們的銀河系作祟，它不僅在我們這顆星球，也在其它世界開闢了勢力。在家族或路西法團體的影響下，那些爬蟲人的世界就跟我們一樣受到來自世外的血統家族高度操縱。”
“這聽起來與《星際大戰》的故事倒是非常相似，在故事裡有一群名為西斯的黑暗精神實體暗中滲透並接管了銀河系的政治和靈性組織，”薩拉說。“如果藏手禮先生和他的路西法主義同伴隸屬於類似西斯的東西，那麼他們是否也有類似絕地武士的正面對手呢？這其實就是藏手禮先生曾提到的絕地武士的現代對等物——另一群正向的‘家族’。”
在藏手禮先生的貼文出現之後，ATS論壇很快就出現了一堆“供三小”和“假的，都假的”回應，但是在研究了藏手禮先生的冗長對話之後，薩拉卻說：“依我之見，這確實是一位屬於那個被稱作‘家族’的組織內部人士的真實揭秘，該組織擁有地球人類和外星人的雙邊關係。透過重要社會與政治機構中的高階精英，家族一直在秘密統治地球以及其它星球。”
藍血總統
雖然自哈布斯堡家族和羅斯柴爾德家族時代至今已發生過多次改朝換代，但似乎擁有最接近古老血統者仍盤踞著美國大選。曾有人指出不管是哪一次選舉，最後勝出的其實都是有最多王室基因的候選人。
主流媒體報導曾在2000年引述過《勃克貴族年鑑》的研究者的話預測喬治・布希會贏過艾爾・高爾當選總統，因為“自古以來，擁有最多王室基因和染色體的人總是能贏得白宮。”據它們報導，布希跟高爾都與精英家族和王室血統有關，但布希家族的關係更近些。“（布希）和每位還在位或已退位的歐洲君王都有親戚關係，”《年鑑》的出版總監哈羅德・布羅克・貝克（Harold Brooks-Baker）說。他注意到布希家族和上流社會的皮爾斯家族（Pierce）的關係起碼可以追溯洄一千年前。“他的（布希）家族裡沒有一個人曾是工人階級或是中產階級，”他補充說。
“你不能對兩百年來如此準確地預測視而不見，”布羅克・貝克說，他還指出1988年的民主黨候選人邁克爾・杜卡斯基（Michael Dukakis）是希臘移民之子，由於與歐洲王室沒有任何關係，最後他的選舉一敗塗地。
大衛・艾克也引用了《勃克貴族年鑑》的信息寫道：“美國的每次總統選舉，從1789年的喬治・華盛頓到比爾・柯林頓，全都是以擁有最多英國和法國王室血統的候選人拔得頭籌告終。在直到柯林頓的四十二位美國總統中，有三十三位與這兩個人有關：英國的阿爾弗雷德大帝和法國最著名的君王查理曼大帝。這還可以繼續下去：其中有十九位與英國的愛德華三世有關，他也與查爾斯王子有重重血緣關係。這個道理對美國的銀行家族同樣適用。喬治・布希和芭芭拉・布希出身同一條血脈——皮爾斯血統，這是該家族在飄揚過大西洋後從珀西（Percy）改成的名字。珀西家族直到今天都還是英國貴族之一。他們甚至參與過蓋伊・福克斯（Guy Fawkes）時代的炸毀國會大廈陰謀。”
要是有人以為巴拉克・歐巴馬肯定是這些血緣關係的例外，那麼他就大錯特錯了。據迪克・錢尼的妻子琳恩・錢尼（Lynne Cheney）說，歐巴馬是這位前任副總統的第八輩表親。她是在翻書研究自己的祖籍時發現了這個家族關係。按照錢尼的發言人的說法，歐巴馬是馬琳・杜瓦爾（Mareen Duvall）的後裔，這位法國胡格諾教徒的兒子娶了理查德・錢尼（Richard Cheney）的孫女，那位錢尼在16世紀50年代從英國移民至馬里蘭州。
另據《芝加哥太陽報》（Chicago Sun-Times）報導，歐巴馬、錢尼也都跟布希家族有血緣關係。根據報導，喬治・布希和歐巴馬是彼此的第十輩表親，他們是通過17世紀生活在馬薩諸塞州的塞繆爾・欣克利（Samuel Hinckley）和薩拉・梭羅（Sarah Soole）夫婦而有了這樣的聯繫。欣克利是喬治・赫伯特・沃克・布希（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的朋友約翰・沃諾克・欣克利（John Warnock Hinckley Sr.）的遠房親戚，他的兒子小約翰・欣克利（John Warnock Hinckley Jr.）是1981年槍擊雷根總統的嫌犯。《路透社》在2011年的報導還指出，總統候選人米特・羅姆尼也是布希家族的親戚。
新英格蘭歷史家譜學會（New England Historic Genealogical Society）的前資深研究學者加里・博伊德・羅伯茨（Gary Boyd Roberts）一路追蹤喬治・布希的家族樹，結果居然聯繫上了除了他父親之外的其他十六位美國總統：喬治・華盛頓、米勒德・菲爾莫爾、富蘭克林・皮爾斯、亞伯拉罕・林肯、尤利西斯・辛普森、拉瑟福德・海斯、詹姆斯・加非爾德、格羅弗・克里夫蘭、泰迪・羅斯福、威廉・塔夫托、卡爾文・柯立芝、赫伯特・胡佛、富蘭克林・羅斯福、理查・尼克森還有傑拉德・福特。另外，依據幾個消息來源，布希家族亦與阿爾巴尼亞國王關係密切，同時也與英國王室家族和溫莎家族的每一位成員都有親屬關係。他們和二十位英國公爵有關係，而且喬治・布希是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及其母親的十三輩親屬。布希還是查爾斯王子的十三輩表親，以及國王亨利三世、查理二世、愛德華一世的直系後裔。《勃克貴族年鑑》甚至提到前總統比爾・柯林頓都跟溫莎家族是親戚。
很多人沒有意識到的是，英國王室溫莎家族原來是德國的薩科森－科堡－哥達家族（Sachsen-Coburg und Gotha）。之所以改名成溫莎是因為一戰，那時英國正與德國兵戎相見，導致反德情緒相當高漲。為了與自己的德國遺產保持距離，維多利亞女王的孫子喬治五世在1917年7月17日正式宣布，女王的所有男性後裔從此以後都要易名溫莎。溫莎這個名字是取自這個家族擁有的城堡。包括維多利亞女王和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喬治三世等六名英國君王都是德國漢諾威家族（Hanover）的人。
伊麗莎白二世在1947年嫁給了她的第三輩表親菲利普親王，身為巴滕貝格的愛麗絲公主（Alice of Battenburg）之子的他是格呂克斯堡家族（Schleswig-Holstein-Sonderburg-Glücksburg）的一員。菲利普是希臘與丹麥王室的後裔，他出生在希臘。經過二戰為皇家海軍服役的歲月後，菲利普歸化為英國公民並取了蒙巴頓這個名字。當伊麗莎白在1952年登基時，曾有人以為她會冠夫姓為蒙巴頓，但她的家人和邱吉爾都堅持她必須保留溫莎。之後通過1960年的議會命令，蒙巴頓－溫莎成了菲利普與伊麗莎白男性後裔的貫名。
現居美國的羅氏家族後人，菲利普・羅斯柴爾德（Phillip Eugene de Rothschild）曾向大衛・艾克解釋說，德國的巴滕貝格家族因為“羅斯堡王朝”（Rothsburg dynasty）的關係而與鮑爾－羅斯柴爾德家族有所串聯，這個王朝的世系可以追溯回埃涅阿斯。在希臘和羅馬神話中，埃涅阿斯是一名特洛伊士兵，相傳他是人類與女神維納斯的混血之子，也是羅馬的奠基人羅慕路斯和雷穆斯的父親。
歐洲和美國的統治者都與古代血統有血緣關係的說法一直充滿了爭議。因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幾乎所有人都可以勾勒出與其他人的基因聯繫。有位家譜學家就曾研究，截至2001年英王喬治三世尚有六百五十七名在世的後裔，喬治一世則有四千九百八十二名。“非嫡系的後裔恐怕還要更多。喬治一世是威廉王子的十一輩親，但溫莎的愛德華又是喬治一世的十二輩親。他也可能擁有兩千萬名在世的後嗣。查里曼大帝和愛德華也是十九輩親的關係，大部份的歐洲與北美人都是他的子孫，”一位在Yahoo問答區中留言的匿名家譜學家說道。
任何人都可以跟其他人產生家譜聯繫的說法是源自於一項大學研究，其表明地球上的任意人士彼此之間的距離其實都只有六個熟人之遙而已。演員凱文・培根（Kevin Bacon）曾說他幾乎與好萊塢的每個人都有共事過，甚至是和他們每個人一起工作過的任何人，於是很快就出現了一個名為培根的六步理論（Six Degrees of Kevin Bacon）的小遊戲，其中的玩家必須搶快找出好萊塢中的任何一個人與培根的關聯。當然，家譜上有聯繫和的確是熟人是完全不同的兩碼子事。雖然這些遊戲和統計數據似乎使某些血統在人類歷史中持續透過知識、統治、王室傳承下來的想法不再那麼駭人，但包括美國總統在內的許多世界領袖都與歐洲王室緊密相連，而後者又可以追溯到埃及、巴比倫和蘇美爾王朝這一點仍令不少人感到不寒而慄。顯然，礦工、廚師和工人的兒女注定與高級公職無緣。
按照幾位研究人員的說法，阿努納奇的古老血統從蘇美爾、巴比倫甚至是中國一路擴散至全世界。儘管傳統歷史都聚焦於這些血統的男性一脈，但女性的線粒體DNA其實也如此傳承了好幾個世紀。雖說“純正”的血統通常是藉由統治者的亂倫和通婚來傳遞，一個慢慢擴展的關係網絡就這樣靠著納妾、情婦、奴隸和聘雇，當然很多是強姦而成就了。
意圖建立新世界秩序的那一群人現在已是愈來愈多研究人員與作家關切的對象，這群精英只顧著透過金融機構來維繫他們的世襲特權，對於幫助世上的人們開拓他們的個人價值、創造力與生產力則是毫無熱情。
據大衛・艾克說，這些血統一直是“歷史上諸多帝國背後的力量”。自其誕生以來，這股力量便以一個非正式組織的形式蔓延至了全球，它的成員都位居在企業與政治領域的最頂端。祖魯人的官方歷史學家科瑞多・穆特瓦（Credo Muta）曾描述過在非洲國家紛紛宣布獨立以後，殖民勢力是如何通過扶持非洲領導人來繼續施加控制，這些領導人都是出身自據稱為古代天空之神後裔的國王和女王血統。
艾克談論了這樣的指揮鏈是怎麼在這種家族網絡中運作，它有時又會被一些人稱之為光明會：
“光明會的結構可被以網狀或金字塔狀來表示，其中最上層的少數人決定了底層大多數人的命運。許多人對實際發生的情況根本一無所知。秘密社團的金字塔結構反映在了政府、銀行、商業及其它所有組織與機構身上...它們全都經過‘層層劃分’，並且唯一瞭解如何將它們重新組合在一起的人就是坐在頂端的少數人——那些血族和他們的走狗。
像是地方銀行分支等較小的金字塔會被嵌合入越來越大的金字塔，直到最終你有了一座可以容納所有銀行的金字塔結構。跨國公司、政黨、秘密社團、媒體帝國還有軍隊同理。如果爬得夠高，你就會發現所有跨國公司（比如石油壟斷集團）、主要政黨、秘密社團、媒體帝國和軍隊（例如北約）都是由金字塔最頂端的同一批家族在幕後控制。所有我們吃下肚的食物、所有我們喝下肚的水、所有我們接受的‘醫療服務’，包括疫苗接種、所有我們觀看，收聽與閱讀的‘新聞’、所有我們得到的‘娛樂’、所有命令我們的政府、所有執行政府意志的軍隊、所有旨在摧毀年輕人的毒品網絡，條條大路最後都會通向他們。這些家族跟他們的走卒控制了所有這些領域，甚至還不止如此。”
惡劣的食物和飲水
如果的確存在一班統治精英，那麼對他們來說控制臣民的最佳方式莫過於利用惡劣的飲水和食物，使人們變得不健康、肥胖且沮喪。使水質劣化的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添加氟化物，儘管坊間流行著各種正面的宣傳，但目前只有十一個國家會把它投放入公共供水系統。
對供水系統中的氟化物的關注經常被嘲笑是右派份子的妄想症，但近來公眾已漸漸開始認識到那些證明氟化物有害的研究。據國家作家兼醫學作家瑪麗・斯帕羅丹瑟（Mary Sparrowdancer）指出，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德國和奧地利的科學家便已瞭解到可以讓患者使用氟化物沐浴的方式來治療甲狀腺亢奮。這招確實管用，因為氟化物可以壓抑甲狀腺功能。“與製藥產業合作已久的美國政府卻假借‘防止兒童蛀牙’的謊言，來強迫國民接受同樣的對待，這一點也不應該。人體實驗的倫理學量尺《紐倫堡守則》（The Nuremberg Code）會認定這是犯罪行為，它明令‘任何人類受試者都必須是自願同意’。如今，70%的美國人被迫通過他們的用水接觸到這種抗甲狀腺的化學物質，但卻沒有經過任何同意或有關過量接觸、過敏反應、甲狀腺功能受阻方面的醫學檢測。”
甲狀腺損傷和氟中毒的症狀包括體重增加、水腫、腎臟疾病、腎衰竭、脫髮、抑鬱、好鬥、疼痛、不適、皮膚病、例如關節炎等骨骼疾病、性/勃起功能障礙、記憶力衰減、虛弱、疲憊、心臟疾病、煩躁、消化系統疾病和癌症。隨著氟化物的危害越來越不是秘密，現在已有愈來愈多城市和社區放棄為供水系統加氟，這種做法在過去很少或幾乎沒有引起過爭議。這也是因為很多這些城市起初在面對氟化物時根本沒有選擇權。哈佛牙醫學院（Harvard School of Dental Medicine）的前院長詹姆斯・鄧寧（James M. Dunning）表示說：“美國的大城市幾乎都是通過行政命令來批准加氟，如此就能免去公眾投票。”
而且被添加氟化物的很可能不僅僅只有我們的飲用水。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醫學院（Washing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在2005年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一些市面上的冰茶飲品含有高達百萬分之六點五（ppm）的氟化物，這遠高於美國環保署（EPA）對飲用水規定的百萬分之四和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對瓶裝水跟飲料規定的百萬分之二點四。研究人員邁克爾・懷特（Michael Whyte）說道：“一旦氟化物進入你的骨骼，它就會在裡面停留多年，而且目前沒有任何針對骨骼氟中毒的常規療法。沒有人可以保證你是否能完全康復。”儘管如此，氟化物長年來仍是精英的巨型化學公司苦心經營的一大議程。
歐巴馬總統在2012年3月簽署的一項行政命令決定了是誰能夠徹底控制這個國家的供水系統。根據第201（5）號國防資源儲備命令（NDRPO），國防部長將負責管理水資源，這聽起來實在很奇怪，我們知道能源部長管能源、交通部長管交通，但國防？根據這項NDRPO，美國的幾乎所有一切都會受到國家安全會議和國土安全委員會的全面管轄，它們與國家經濟委員會一樣都直接為總統服務。
孟山都公司是化學品和轉基因技術（GMOs）應用爭議的焦點，作為國際間名列前茅的化學公司（它還曾和納粹的化學公司I.G・法本有過合作，直到後者在2003年解散），孟山都鬧出過多起涉及有毒化學品的醜聞。四十多年來，它所持續生產的數百萬磅PCBs（多氯聯苯）工業冷卻劑被恣意傾倒入露天垃圾掩埋場和河水，這些冷卻劑現在都已被禁止使用。孟山都還協助生產了非常有害的二噁英（dioxins），它不但會污染環境，還會使接觸到的人出現渾身病痛。這些產品中最出名的還是橙劑，這種落葉劑導致許多美國越戰老兵以及數十萬越南人在戰後飽受疾病折磨，包括皮膚、神經和呼吸系統病變、癌症、新生兒先天缺陷等各式各樣的問題。
EPA在20世紀90年代進行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這家化學巨頭謊報了有關二噁英和橙劑的危害數據，沒想到政府卻依此拒絕向越南的橙劑受害老兵和他們患有先天缺陷的孩子提供賠償。
儘管2011年的研究證明轉基因種子有不良影響，而且最高法院也裁定除非美國農業部（USDA）先做過環境影響評估，否則這些種子一律不得種植，但歐巴馬和USDA仍舊決定鬆綁孟山都的兩款轉基因種子——苜蓿和甜菜。
為使此舉名正言順，2012年通過的簡稱《農場法案》（HR 6083）的《聯邦農業改革和風險管理法案》（Federal Agriculture Reform and Risk Management Act）被加進了一堆附條，然後2013年的《農業撥款法案》（Agriculture Appropriations Bill，HR 5973）第733號命令又要求農業部長必須“立刻”決定是要給予轉基因作物暫時批准還是直接放鬆管制，不論該作物是否仍存在安全隱患或正在受到法律審查。“換句話說，如果總計九十頁的《農業撥款法》全文裡的這一段話果真被核准了，那麼這幾乎可以算是生物技術產業的獨立日，”亞歷克西斯・邁耶（Alexis Baden-Mayer）和羅尼・卡明斯（Ronnie Cummins）在《非主流信息》（AlterNet）網站上寫說。他們還指出依照這一規定，所有農民與生物技術公司都將只能對這“孟山都條款”唯命是從，而且“一旦有問題的作物被釋放到環境中，那它們就有可能會污染傳統或有機作物，最終危害整個國家的食品供應。”
為了理解如此放鬆管制的目的，我們需要來仔細明辨究竟是誰能從中獲益。安東尼・古奇亞迪（Anthony Gucciardi）在《自然社會》（Natural Society）網站指出微軟創辦人兼董事長比爾・蓋茲曾呼籲應該使用轉基因種子來滿足全球糧食需求，他的比爾與美琳達・蓋茲基金會已經資助了五個非洲國家的種子實驗。“孟山都的抗旱玉米種子將能幫助非洲農民度過乾旱，孟山都的轉基因作物會慢慢取代傳統和可持續農業，”古奇亞迪說。
在2012年初的國際農業發展基金（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會議上，蓋茲極力吹捧轉基因種子並宣布他的基金會要捐獻兩億美元給新的轉基因玉米研究。截至2010年8月，比爾・蓋茲的基金會已經買下了五十萬股孟山都股票。
即便有蓋茲的認可，但ㄧ些對轉基因作物的研究卻指出，它們恐怕會產生比原本要解決得更多的問題。《衛報》的環境編輯約翰・維達爾（John Vidal）就寫道：“根據二十個印度、東南亞、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代表數百萬人的食品與環保組織報告，基因工程不僅無法提升任何糧食產量，反而只是極大增加了化學品的使用和‘超級雜草’的生長。”
更讓人不安的是，日前刊登在《生殖毒理學》（Reproductive Toxicology）的一項研究透露，在測試的三十名孕婦中有二十八名的血液和80%受試女性的臍帶血裡發現了基改食品含有的Bt（蘇雲金芽孢桿菌）毒素。至於非孕婦組則有69%的血液同樣有問題。據信，這種毒素是通過養殖吃轉基因玉米的牲畜農場產出的肉、牛奶和雞蛋進入人體。反轉基因農業的消費者組織轉基因止步（GM Freeze）主任彼得・萊利（Pete Riley）表示說：“這項研究相當令人震驚，因為它說明Bt蛋白可以殘存在人體消化系統，並且進入血液循環——這曾是監管機構認為不可能發生的情況。”
儘管被公司控制的美國媒體一般少有報導，但公眾應當知道孟山都的轉基因作物與種子計劃，它們通常被叫做科學怪食物（Frankenfood），其實已經在二十多個國家遭到下架。根據《歐洲生物科技＆產業新聞》（European Biotechnology Science & Industry News）在2012年2月的報導：“植物生物技術被從歐洲掃地出門的趨勢似乎正愈演愈烈。就在三個星期前，巴斯夫植物科學公司（BASF Plant Science）才宣布它將撤離曾作為轉基因植物研發重鎮的歐洲。如今看來，總部設在美國的孟山都似乎也要效仿它的德國同行，離開歐洲為上策。首先，該公司已表態無意在法國出售轉基因玉米MON810，即便最高法院才剛撤除限制其販售的三年禁令。《合眾國際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還提到孟山都正在關閉設立在劍橋的小麥種植業務，那裡僱用了一百二十五名員工，同時也計劃要賣掉法國、德國和捷克的育種中心。”這篇文章還提及，丹麥對歐洲各國政府批准轉基因植物的決定有很大反對聲浪。顯然歐盟已經達成協議，往後想要尋求歐盟批准轉基因作物的公司都必須同意不在那些反對國家銷售產品，如此它們才能進入其它並不反彈歐盟批准這些作物的國家。
巴斯夫植物科學公司的總裁兼CEO彼得・埃克斯（Peter Eckes）也承認轉基因產品在歐洲受到很大阻力，他寫說：“社會－政治氛圍和監管條件在在向我們說明，要在未來幾年實現歐洲的轉基因作物商業化恐怕前途多舛。”
不過美國這邊的情況卻是南轅北轍。據安東尼・古奇亞迪指出：“美國農業部任由孟山都瘋狂地改造主食作物、其它食物甚至連牛奶也不放過。孟山都的合成激素rBGH是利用分子克隆法來操控分子與DNA序列產生，它有導致乳腺癌和胃腸癌的風險。在美國，三分之一的牛奶中都有這種合成激素，而它在另外二十七個國家卻是被禁止的。孟山都以牛生長激素的名目把它兜售給禮來公司（Eli Lilly and Company）旗下的動物健康公司（Elanco Animal Health）。”
即使連孟山都自己的員工都對自家的產品抱持著謹慎態度。據英國《獨立報》在2012年初報導，替孟山都在白金漢郡海威科姆的設廠供餐的蘇克利夫餐飲集團（Sutcliffe Catering Group）拒不使用轉基因大豆和玉米，以便使“各位顧客都能安心信任我們提供的食品”。孟山都的高管證實確有此事，但公司發言人托尼・庫姆斯（Tony Coombes）卻說該餐飲集團是因為“相信它自己的選擇”才堅持不用轉基因食品。這在許多人耳裡聽來不免有些諷刺，因為孟山都花了很長時間在防止轉基因食品被以明確標示的方式上市，甚至還威脅要用打不完的官司來對付那些想調查該公司的人。
很多研究人員和科學家都相信，孟山都的轉基因作物可能正是造成蜜蜂大量死亡的原因，牠們是環境食物鏈中的重要授粉媒介。除了向我們的飲用水添加氟化物，還有放任有問題的公司用不安全化學品生產食物之外，美國政府甚至允許數以千計的可疑添加劑摻入食品供應系統，例如阿斯巴甜與味精（MSG）。在20世紀80年代的雷根主政期間，唐納・倫斯斐（Donald Rumsfeld）便開始透過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來推廣能夠替代糖的阿斯巴甜，縱使不少研究已將這種化學品與各式癌症關聯起來。阿斯巴甜是由50%苯丙氨酸，40%天冬氨酸和10%甲醇（木醇）構成，它已被歐盟禁止添加入兒童食品。甲醇會在我們的身體裡被分解成甲醛，也就是防腐劑和甲酸的主要成分。在美國和加拿大的六千多種食品中都可以發現阿斯巴甜，尤其是紐特健康糖（NutraSweet）、善品糖（Splenda）、怡口糖（Equal）這些商業甜味劑，可是鑒於其對人體的影響存在爭議，這種糖類替代品於是又被改了名字重新包裝成天然甜味劑（AminoSweet）。
味精是谷氨酸的鈉鹽，是一種用作增味劑的非必需氨基酸。根據前食品加工工程師兼食品科學家卡羅爾・霍恩萊恩（Carol Hoernlein）的說法，雖然主流媒體直到現在才對味精與肥胖的關聯感到訝異，但其實科學家使用味精或谷氨酸來為實驗室動物增胖已有四十多年了。約翰・奧爾尼（John Olney）在20世紀60年代發現味精會損傷大腦下腦丘的細胞，並導致實驗室老鼠發生病態肥胖。味精也是一種會持續累積的興奮性毒素，這種化合物會過度刺激大腦，引起偏頭痛和過動，特別是對兒童。
假如我們的食物滿是這些化學物質還不夠糟糕，那麼現在還有人會告訴你，就連在果汁中都可以找到大量的毒砷。掀起這場軒然大波的人是邁赫邁特・奧茲博士（Dr. Mehmet Oz），他告訴電視觀眾檢測結果顯示ㄧ些商業蘋果汁樣本的含砷量已超過十億分之十（ppb），這是瓶裝水與公共飲用水的法定上限。除此之外，《消費者報告》（Consumer Reports）對蘋果跟葡萄汁的調查亦證明來自五家品牌的大約10%果汁樣本都有超過聯邦飲用水標準的含砷量。大部份的砷都是無機砷，這是一種已知的致癌物質。每四個樣本就有一個含有高於聯邦瓶裝水規定的十億分之五濃度。另外果汁中的鉛也和砷一樣缺乏聯邦法規約束。《消費者報告》的研究證明，在其它食品中檢測出的無幾砷含量同樣令人食不下咽，而且越來越多科學證據指出只要長期接觸砷和鉛，就算是低於飲用水標準的含量，也可能會導致嚴重健康問題。五歲以下的兒童尤其值得關心，因為研究發現他們的果汁攝取量都超出了兒科醫生的建議範圍。專注於研究砷的毒理學家約書亞・漢彌爾頓（Joshua Hamilton）便表示：“有時人們會說：‘既然攝取過量的砷是這麼糟糕，那為什麼沒有更多人因此生病或死亡呢？’但即使是相對較低水平的接觸，許多疾病也可能會因此產生，而且這正因為已變得如此普遍所以反而被忽略了，從來沒有人仔細研究過這種關聯。”
健康達人麥可・亞當斯（Mike Adams）在他的當紅網站上列出了我們食物中含有的一些毛病。他指出，今天在雜貨店裡販售的新鮮雞肉有三分之二都受到沙門氏菌污染、食用蘇打被添加阿斯巴甜、“天然”玉米片是用可能導致不育的轉基因玉米製成、加工過的肉類含有致癌的亞硝酸鈉、從湯到沙拉醬等所有東西都經過了味精的“提味”。有很多研究和報導可以證實他所言非虛，亞當斯還提到被用於使蘇打水變甜與添加入數以千計其它產品的高果糖玉米糖漿會導致糖尿病，而且經常遭到汞汙染。他還指出，麥克雞塊的原料有橡皮泥中的一種化學品，還有大多數蛋白棒裡的大豆蛋白都是提取自名為己烷的高毒易爆性化學品。“FDA對此無動於衷，”他補充說。“相反，該機構希望你相信真正的食安危機只存在於原乳製品，順道一提，這種製品不會添加任何添加劑或合成化學品。”那些販售農場生產的新鮮有機水果與牛奶的人現在都發現居然被政府用槍口指著，如今有愈來愈多人因為販賣真正的食物而被逮捕，其中甚至包括奉行和平主義的阿米什人。
亞當斯的擔憂確實不是杞人憂天：目前男性精子數量的下降趨勢已在世界各地持續了好些年。一篇發表在《網絡泌尿科期刊》（Internet Journal of Urology）上的文章就說道：“過去十五至二十年來的諸多研究一再表明，男性的精子數量有持續下降的趨勢。由於這些是近期的變化並且似乎已在全球發生，因此據推測這應該是反映了環境或生活方式等因素對男性造成了不利影響，而無關易變的遺傳影響。倘若精子數量繼續以現在的速度在接下來幾年遞減，那我們就會迎來廣泛的男性不育症。”
另外兩篇不久前刊登在《生育與不育》（Fertility and Sterility）期刊的研究也得出結論認為，男性服用像是偉哥這類抗陽痿藥等藥物可能會所害他們的精子，進而傷及生育能力。另一項投稿至環境期刊《末班報告》（Ends Report）的研究則指出二噁英等化學物質是致使男性精子數量降低的罪魁禍首。
就算我們不從食物和飲用水接觸化學物質，藥丸也仍然會造成很大的可趁之機。根據研究，今日的美國有半數人口都在服用某種藥物——而且這不是指那些非法毒品。《洛杉磯時報》日前依據政府統計數據發佈了一項分析表示，處方藥引起的死亡案例已如此司空見慣，以至於每年平均而言超過了交通事故的死亡總人數。這一數字還沒有算入非法藥物服用過量。
即使美國的醫療健保成本逐年增加，也即便美國人在健康方面的幾項主要測量結果大多要比其它國家更好——像是吸煙者比例、酒精攝取量、膽固醇平均水平都較低——可是繼心臟病和癌症之後，醫療健保導致的死亡仍位列第三大死因。這些死亡通常是肇因自多此一舉的手術、用藥過量以及其它醫院的處置錯誤，還有處方藥產生的不良影響。
如果我們最無可取代的機構之ㄧ——醫療機構——果真是如此偉大，那我們又該如何解釋怎麼會有全副武裝的特警隊（SWAT）強迫人們服藥的荒唐事發生，就像2011年的瑪麗安・戈德博多（Maryanne Godboldo）親身遭遇的那樣。戈德博多是一名住在密歇根州的母親，她被一群武裝警衛團團包圍在家裡——外頭甚至還來了一輛坦克！這一切只是因為她拒絕為十三歲的女兒注射理思必妥（risperidone），一種有爭議且已在她女兒身上引起嚴重不良反應的精神分裂症藥物。三級法院最終裁定她的拒絕合理，並允許她被國家帶走的女兒重新回到她身邊。戈德博多後來加入了越來越多開始關心這類事情的人，因為有非常多輕易上當且無知的人們都深受接種、可疑療法和精神科藥物所害。
有毒的食物與飲水？一旦把這些問題和富裕精英公開支持遏止人口的言論聯想在一起，那麼這些事情似乎都可以被理解為減少人口議程的一部分。
早在1977年，著名學者保羅・埃利希（Paul R. Ehrlich）、安妮・埃利希（Anne Ehrlich）跟約翰・霍爾德倫（John Holdren）就已開始倡導應該以不太正當的手段來減少人口。這幾位作者在他們合著的《生態科學》（Ecoscience）一書中主張應在食物和飲用水中投放不孕化學品，好增加非自願流產和絕育比例，如此一來才能替社會消除他們所謂導致“社會劣化”的人。他們還提議要組建一支以“行星政權”為考量、具有強制執行力的國際警察部隊來介入全球經濟和社會活動。
霍爾德倫從2009年4月起開始擔任白宮的科技政策辦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主任，同時他也是總統的科技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Advisor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聯合主席，他曾呼籲要將重金屬“污染物”噴灑至高層大氣好阻止“全球暖化”，這無疑對那些聲稱類似於此的在全球噴灑化學凝結尾（chemtrails）的計劃已行之多年的研究人員提供了強烈佐證。均對人體呼吸系統有害的氧化鋇和氧化鋁已被鑒定出是這些化學凝結尾的組成成分之一。
人才是問題
上述的這些有可能都是企圖消滅“不受歡迎的人”的伎倆嗎？優生學這門偽科學在過去幾年愈發被用來當成如此殺氣騰騰的人口減少計劃的擋箭牌。今天很少有人意識到，納粹優生學信仰的神學與科學基礎其實都是源自美國，特別是加州。直到1900年時，還有三十個州有法律明文規定精神病患者和低智能者必須被絕育，據估遭到這樣合法絕育的“有缺陷者”至少有六萬人。
在德國掌權後不久，納粹也對他們眼中不配活下去的人採取了類似的處置。這些方案和態度最終更釀成了大屠殺。《消滅弱者的戰爭：優生學和美國的優等民族迷夢》（War Against the Weak: Eugenics and America’s Campaign to Create a Master Race）一書作者埃德溫・布萊克（Edwin Black）描述了洛克菲勒基金會是如何幫助發起德國的優生學運動，其甚至資助過臭名昭彰的約瑟夫・門格勒的“研究”項目，那時他還沒有成為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死亡天使”。“要是沒有大公司慈善機構的樂善好施，尤其是卡內基研究所、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哈里曼的鐵路財富，那麼優生學便不可能變得如此蔚為風潮，”布萊克寫道。“它們與美國最受尊敬的ㄧ群科學家攜手合作，那些都出身自史丹佛、耶魯、哈佛、普林斯頓等名校。這些學者支持種族理論和種族科學，甚至不惜偽造與歪曲數據以論證優生學的種族主義目標。”資助阿道夫・希特勒登上大位的正是這些同一批家族和公司。
毫無疑問，新世界秩序的領袖們希望大部份的人類從世上消失。亨利・基辛格在擔任國務卿期間主導了1947年的《國家安全研究備忘錄第200號》（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200）完成，它研究的主題是世界人口。這份備忘錄和吉米・卡特主政期間起草的《全球2000年報告》（Global 2000 Report），還有受王室贊助的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發表的研究都口徑一致地呼籲應該減少人口。過去在國務院人口事務局（Office of Population Affairs）負責拉丁美洲事務的托馬斯・弗格森（Thomas Ferguson）曾說過：“我們所有的工作背後都有一個明確的主旨——降低人口水平。”
在1981年的一次採訪中，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外交關係協會成員麥克斯韋爾・泰勒（Maxwell Taylor）更主張需要透過有限度的戰爭、疾病以及飢荒來減少人口。他一派輕鬆地總結說：“我已經劃掉了生活在非洲、亞洲還有拉丁美洲的數十億人。我們沒有能力救他們一命。出於人口危機和糧食供應的考量，我們甚至不應該嘗試去那麼做。這浪費時間。”
就好像是在呼應泰勒的言論似得，《時人》（People）雜誌也引用了英國菲利普親王的一番話說道：“人口增長可能是人類長久生存所要面臨的最重大威脅。若不及時遏制，我們就得大禍臨頭——這不僅是為了自然世界，更是為了人類世界本身。人口越多，資源消耗越多，造成的污染越多，人與人之間的衝突也更多。我們別無選擇。如果不自願做點什麼，那麼疾病、飢荒和戰爭也會迫使結果殊途同歸。”多年後，菲利普親王再次強調他這不是一廂情願的念頭，而是懇請人們有所行動的呼籲，他甚至自忖：“假如我有投胎轉世，那我希望自己可以化身致命的病毒，以便為人口過剩作出貢獻。”
這些觀點都很契合被刻在神秘的喬治亞引導石（Georgia Guidestones）上面的文字——其作者身份迄今未知——它就佇立在喬治亞州的艾伯特郡。這是刻寫在這些石碑上的第一行誡文：“將人口保持在五億以下，與大自然永恆共存。”
警察國家
由於不可能指望公眾自願放棄自由和隱私，所以制定一套複雜而繁瑣的法律來桎梏人們便成了當務之急。如此勢在必行得建立一個警察國家，這才能確保越來越繁雜甚至超過的法律能被強制遵守。
一個行之有效的警察國家首先需要持續且密集的監控機制。現在的新車一般都會裝配像是安吉星（OnStar）的行車記錄器，就連在農村地區的道路交叉口都會裝設取代原有停車號誌的紅綠燈。雖然這樣的變化看上去可能不過是公共服務的一環，但這些改變背後卻有國土安全部的出資，而且現在很多紅綠燈都帶有搭載無線射頻識別（RFID）芯片掃瞄裝置、甚至是人臉辨識軟體的監視器。過去的警察穿在身上的都是繡有“服務與守護”這句格言的藍色制服，如今他們都改穿黑色戰鬥服，變得日益軍事化。警察部隊軍事化的趨勢可以追溯到多年前，當尼克森總統在1968年拉開“反毒戰爭”序幕的時候。雷根總統接著在1981年簽署《軍事合作執法法案》（Military Cooperation with Law Enforcement Act），允許軍方向地方、州與聯邦警察提供軍事基地、研究跟設備。到了1988年，國民警衛隊已開始在城市街頭上進行毒品突襲，還有動用軍事直升機來搜尋種植大麻。隨著喬治・布希要求國防部在反毒戰爭中扮演更大作用，國防部長迪克・錢尼更在1989年宣稱：“揪出與打擊非法藥物的生產、販運和使用是國防部擔負的高度優先國安任務。”只要一涉及反毒戰爭，軍方的這些舉動就幾乎不會受到什麼批評，但這卻令政府開始逐漸無視《治安官動員法案》（Posse Comitatus Act），這是1878年通過的一項旨在阻止美軍監管平民的法案。這項法律最初是在令人不堪回首的戒嚴令結束之後的內戰重建時期頒佈。
1994年通過的一項法律又授權軍方可以向當地警方捐贈多餘的設備。從那時開始，數以百萬計的裝備——從武器和榴彈發射器到裝甲運兵車與直升機——便源源不絕地成了對付平民的利器。這些行為都公然違背了《治安官動員法案》。拉德利・巴爾科（Radley Balko）就在《赫芬頓郵報》上指出：“國內警務和軍事行動不應該被混為一談的問題在於，這是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任務。軍方的工作是要打敗外敵，警察則負責維護和平，還有保護美國公民和居民受憲法保障的權利。把兩者相提並論是非常危險的舉動。”
這種對警察的武裝化也導致了特警隊的激增，在1980－2000年間，其在擁有五萬或更多人口的城市的部隊數目每年都會翻上一輪。“在2002年的時候，”巴爾科說：“只有七名警察在為佛羅里達州的賈斯珀鎮服務——這裡的居民有兩千人，而且十多年來不曾發生過一起兇殺案——結果五角大樓的移交計劃還是給發來了人手一把M-16機槍，佛州的一家報紙就依此下了頭條標題《三盞煞車燈，七把M-16機槍》。”
近來的立法只是繼續為這一趨勢推波助瀾。“自2001年9月11日恐怖襲擊事件發生以來的十年間，政府不斷以保護國家免受恐怖主義攻擊為由提出若干新的維安權力，這通常是以犧牲公民自由為代價，”巴爾科寫道。“但是這些權力實際上大多是被投入在反毒戰爭，這一點在美國警察日益軍事化的背景下顯得再清楚不過了。”巴爾科還指出，被嚴苛的反恐立法《愛國者法案》挾帶通過的不事先發出通知的搜查，也就是俗稱的“隱秘式搜查”（sneak-and-peek）其實在2006－2009年間只有十五次是被真的用於恐怖主義調查。然而，與此同時這類搜查令卻在毒品調查中被發出了超過一千六百次。
在9/11事件發生後，新成立的國土安全部也開始提供更多資金來為警方的軍武庫增添軍備。在《反戰》（AntiWar.com）網站上，史蒂芬・索爾茲伯里（Stephan Salisbury）和尼克・土魯斯（Nick Turse）就指出：
“自9/11以降花在武裝地方執法部門上的金費足夠讓聯邦政府重建後卡崔娜颱風時代的紐奧良五遍，而且剩下來的餘額還可以替紐約市的四萬一千名無家可歸者張羅就業培訓與住房。或許我的老家費城的一萬五千名無家可歸者也用得上這筆錢，當然這還不會把它花完。搖搖欲墜的底特律、紐瓦克、肯頓都可以來分一杯羹。同樣有需要的還有ㄧ些年久失修的橋梁跟道路。我們都知道，解決國內實際的社會與經濟問題才該是當務之急。9/11之後，國土安全部直接撥了三百至四百億美元給州立和地方的執法部門，還有其它第一線的響應者。就在同一時間，那些原本只負責迎合軍方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戰場的國防承包商也證明了，它們在回過頭來服務舊金山與曼哈頓下城區的警方時有多麼無窮無盡的創造力。”
但是相比起重建美國的基礎設施，稅金最後往往都是流向裝甲車、特警隊武裝、機關槍、直升機、戰術裝備和相關設備，甚至是那些用來在中東作戰的監視無人機。“我們需要讓地方警察回到2001年時的那種合法、持續的維安角色，”前西雅圖警察局長諾姆・斯坦珀（Norm Stamper）說，他現在是執法禁令組織（Law Enforcement Against Prohibition）的一員，這是由一群警察和刑事司法專業人士組成的倡導以監管取代禁止毒品的團體。“畢竟，9/11恐怖攻擊所發生的地方只是特定景區的特定巡邏點，可是我們卻花了整整十年的時間在持續軍事化、逾越憲法、濫用暴力和把事情搞得越來越糟，現在的警方是拿著聯邦政府的資金、設配以及培訓來加劇反毒戰爭，這真是可悲。”這一切究竟是純粹的誤入歧途，還是說這都是精英試圖把公眾關進畜欄的計劃，即便這意味著要使用只有在戰場才會動用的做法來對付他們？
負責制定無人機測試與許可批准的相關規約的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在2012年初核可，警察機構和私營公司將來可以更容易地把無人機放飛空中。航空管理局還預測，到了2020年美國的天空中可能會有多達三萬架無人機，其中有些將配備武器，包括無線泰瑟槍、紅外線、RFID和臉部識別掃描儀。
有些無人機如今已正式被投入實用。修士頓北邊的蒙哥馬利郡治安廳在2011年末宣布要發射一架可能攜帶武器的黑鷹無人直升機。這架要價三十萬美元的無人機是依靠國土安全部撥款買來的。這架無人機配備了銳利的相機和熱源探測器，據當地警長湯米・蓋吉（Tommy Gage）表示，警方可以利用這架無人機來追捕逃犯和緝毒。無人機技術的批評者則警告，除了隱私問題以外，無人機也可能對空中交通與陸上的群眾造成危害。“我們保證不要把它用來侵犯他人隱私。它只會負責犯罪調查，”蓋吉胸有成竹地說。批評者最擔心的情況後來果真在2012年初成真，因為無人機在警方的私下測試中不慎失控並撞上郡治安官的特警隊小組熊貓（Bearcat）裝甲車。
修士頓市長安妮絲・帕克（Annise Parker）曾在2007年下令取消這些無人機計劃，因為公眾終於得知修士頓警方一直在秘密對此作實驗。秘密測試的曝光引發了全國上下對此類措施的激辯，同時公民自由主義者也開始關切警察手無逮捕令卻上門搜查、後院監視以及利用空中監控來開交通罰單的問題。
更讓人感到如坐針氈的是2012年的兩則報導。在那年的6月11日，重達兩萬五千六百磅、耗資一億七千六百萬美元的海軍RQ-4A全球鷹偵察機在一次例行訓練中失控，墜毀在馬里蘭州索爾茲伯里附近的南蒂科克河的一條支流。雖然沒有造成傷害或財產損失，但這起事故再次證實了批評者的擔憂，即佈滿天空的無人機很可能會對人們和空中交通帶來威脅。
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則出了一件更奇怪的事，一群電腦研究人員聲稱他們利用一台價值一千美元的電腦零件成功駭入了政府的無人機。面對抱持質疑的國土安全部官員，領導這個團隊的托德・漢弗萊斯教授（Todd Humphreys）證明了這確實可以做到。透過模仿無人機的控制信號，他們便能夠操控整架飛行器，這讓那些官員感到極為懊惱。“矇騙UAV（無人機）的GPS接收器是另一種駭入方式，”漢弗萊斯解釋說。有些人曾提出理論認為2001年9月11日當天被劫持的四架客機也是被以類似於此的電腦操作駭入，他的這番演示無疑為此提供了強力佐證。
美國科學家聯邦政府保密計劃（Project on Government Secrecy for the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主任史蒂芬・阿夫特古德（Steven Aftergood）也指出：“政府機構或商業實體在隱私與監視方面都存在著嚴重的政策問題...這已不僅僅是牽涉到監視而已。”
ㄧ想到這些新鮮的高科技產物，甚至是有潛在風險的監視與控制工具，人們自然會以為地方警察一定會招募最聰明的人才來操作它們。遺憾的是，實情似乎並非如此。紐約第二巡迴上訴法院在2000年駁回了四十九歲的羅伯特・喬丹（Robert Jordan）提起的訴訟，他原本要在康涅狄格州的新倫敦申請成為警察。喬丹被拒絕的原因是他的智力測驗得分過高。他起訴該市對他抱有歧視，並且堅持自己的智力就與他的眼睛顏色、性別或其它任何固有屬性一樣是他無可改變的。
全國警察的平均得分為二十一至二十二，相當於一百零四的智商，即略高於平均水平。新倫敦警方聲稱他們只收得分介於二十至二十七的候選人，因為那些得分過高的人可能很快就會對警察工作心生厭倦，所以在成本不斐的培訓結束後沒有多久就會辭退。然而，有些人認為以較低的智商標準來招人更多是出於那些人比較不會質疑違憲的命令或政策，而不是什麼會讓培訓成本打水漂之類的理由。原法院和上訴法院都駁回了喬丹的指控，並強調這算不上是歧視，因為這個標準對所有參加考試的人都是一視同仁。
老大哥在竊聽
現在沒有政府特務還會再把鱷魚夾（alligator clips）扣到嫌疑人的電話線上。今日的一切都是電子化的。除了監視我們在戶外的日常一舉一動，政府也會監控我們利用電話、手機或是網絡發表的一字一句。據《美聯社》報導，CIA每天要監測超過五百萬條推文和Facebook信息，這些都是匯集自該機構的開源中心（Open Source Center），它就坐落在一個不怎麼起眼的維吉尼亞州工業園區。該中心有由數百名語言學家和分析師組成的團隊，他們許多人都擁有圖資系的學位，因此又被戲稱為“圖書館復仇者”，世界各地的Fb貼文、報紙、電視新聞、地方電台、網絡聊天室都是他們仔細分析的對象。中心主任道格・納金（Doug Naquin）說，這個團隊表現得就像是暢銷犯罪小說《龍紋身的女孩》（The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裡的那位電腦駭客女主角一樣，因為他們非常清楚“該如何去發現其他人不知道的東西”。
政府不僅在偷聽我們說什麼；就連我們的通訊內容也成了它亟欲蒐集的對象。雖然有人指責Facebook根本就是一個CIA幕後支持產生的項目，但他們似乎都忽略了國家安全局（NSA）在規模上可比CIA要大了三倍，而且它還在猶他州的沙漠耗資二十億美元建造了一座比國會大廈大出三分之一的建築，公民們一切形式的通訊內容都被儲存在這裡——相當於ㄧ佑位元組（Yottabyte）的大小。
佑位元組？想必你應該聽過吉位元組（Gigabyte），這是電腦硬碟儲存空間最常見的單位。一千吉位元組就差不多是ㄧ兆位元組（Terabyte）、一千兆位元組是ㄧ拍位元祖（Petabyte）、一千拍位元祖是一艾位元祖（Exabyte）、一千艾位元組是ㄧ皆位元組（Zettabyte）、一千皆位元組是ㄧ佑位元組。換言之，一佑位元祖是一千兆吉位元祖，而普通的家用電腦一般含有兩百吉位元祖。
戴文・科爾杜威（Devin Coldewey）便在電腦網站《科技教會》（TechCrunch.com）上質問：
“照估計的話，這豈不是意味著他們要儲存的內容將比世上所有電腦加起來還要多出數千倍？不要奢望他們會出面解釋；他們從來沒有向公眾交代他們在私底下究竟達到了多麼全知全能的程度。不過，這其實不是很難猜想。監控現在正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還要重要。無以計數的電話遭到竊聽、所有數據都被復印、無線流量無時無刻不被紀錄、衛星提供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高畫質影像監視，這樣算下來每天起碼都會產生以兆位元組（TB）為單位的數據。誰知道你什麼時候會需要用上在2007年8月的巴格達空拍的熱信號，以便核實其它ㄧ些情報？如此規模的儲存容量暗示了監控的幅度也是同樣前所未見。”
著有揭發NSA內幕的《迷宮》（The Puzzle Palace）一書的詹姆斯・班福德（James Bamford）便曾指出：
“與值得讚揚、曾就中央數據庫的構想發起公開辯論的英國政府不同的是，NSA在2001年9月11日之後完全是在極其保密的情況下取得了美國大部份電信業的全面合作。舉例來說，該機構在ATT的主要交換設施中建造了一間秘密房間，所有數據的拷貝副本都會經由那裡被進行轉移，電腦會對關鍵字和單詞做篩選，接著就可以把成果傳回機構分析。因此，這些位於猶他州、德州以及可能還有其它地方的新中心，就非常有可能會變成NSA的美國版‘老大哥數據庫’的攔截數據集中儲存庫，那也正是英國人所不願意的。”
媒體控制
即便有無處不在的監視，但要是少了自上而下的媒體控制，那麼便不可能真正操控人們。畢竟，我們對民主的定義就是多數人統治，而多數人實際上深受大眾媒體公司擺佈，到了2012年已經僅剩下五家國際巨頭獨霸天下。
據報導，大衛・洛克菲勒曾在1991年德國巴登巴登（Baden-Baden）的畢德堡會議上如此總結了富裕精英和媒體公司彼此的親密關係，他告訴與會者說：“我們得感謝《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時代》雜誌以及其它出色的出版物，它們的董事都出席了我們的會議，並且這四十多年來他們也確實履行了謹慎行事的承諾。如果我們這些年來的所作所為一直都被攤在光天化日之下，那我們便根本不可能制定我們的世界秩序計劃。但是，如今的世界正在愈趨成熟，並準備要朝向世界政府邁進。知識精英和國際銀行家的超國家主權肯定要比過去幾個世紀以來的主權國家要更為可取。”這些精英對大眾媒體的控制導致了我國新聞素質的大大倒退，許多對自由社會非常重要的消息現在都只會被體育明星、名人和無關緊要的政治瑣事蓋過或掩沒。
例如，空氣、水與食物污染導致癌症發病率正在空前飆升，而且考慮到迄今已有數十億美元被投入尋找療法，所以人們理所當然會以為媒體會很關心正在研發的新癌症療法。然而，當一位令人驚艷的年輕女孩可能發現了一個驚人的療法時，她的成果卻只有在2012年初被《CBS》草草帶過。
年僅十七歲的張安琪（Angela Zhang）是一名生活在加州庫比蒂諾的華人移民之女，她贏得了西門子全國科學競賽的十萬美元支票，因為她的研究論文詳細介紹了治療癌症的方法。張安琪在還是高中生的時候就已埋首於閱讀有關生物工程的博士級論文，後來大二的她更在史丹佛大學的實驗室潛心研究。她的想法是將癌症藥物混合入會附著在納米顆粒上的聚合物，接著納米顆粒就會去黏著癌症細胞，並將結果呈現在核磁共振成像（MRI）上面。這樣醫生就可以準確地看見腫瘤的位置。張之後又證實，針對腫瘤照射的紅外燈能夠融化聚合物並使藥劑釋放，如此一來即可在不傷及健康細胞的情況下殺死癌細胞。
據《CBS》記者史蒂夫・哈特曼（Steve Hartman）指出：“要知道它能不能在人體發揮作用還需要數年時間——但至少在老鼠身上——腫瘤幾乎完全消失了。”有些人會質疑，既然癌症研究已經投入了這麼多金錢，那這種看來似乎真能治療癌症的技術怎麼還需要好幾年之久才能付諸實用。另外也有些人想知道，如此激勵人心的消息將來是否還會再被沉溺於刊登製藥廣告、被大公司控制的媒體報導。
究竟新聞沒有報導什麼這件事也讓不少人憂心忡忡。在新聞審查這方面，忽略與批准同樣管用。網路上有非常多網站和頁面資訊都在以越來越快的速度消失，這也令很多人心急如焚，對赫然發現他們的消息來源改變或失蹤的記者和研究人員來說，這更是天大噩夢。
到底這是粗心大意，還是這都是媒體被蓄意控制所造成的結果？根據非營利的公正及確實報導（Fairness and Accuracy in Reporting，FAIR）媒體監督組織的報告，媒體公司通常都和其它大公司有同一批董事，其中包括銀行、投資公司、石油公司、健康保健和製藥公司，還有科技公司。FAIR列出的名單顯示出主流媒體幾乎都有互相串聯的董事成長，例如ABC/迪士尼、NBC/奇異公司、CBS/維亞康姆、CNN/時代華納、FOX/新聞集團（News Corporation）、《紐時》，《華郵》/《新聞周刊》、《華爾街日報》/道瓊公司，論壇傳媒（Tribune Co），甘尼特傳播（Gannett），奈特－里德報業（Knight-Ridder）。
專門找出有什麼全國性話題迫於政治、經濟或法律壓力而遭到漠視的新聞監督組織，審查計劃（Project Censored）在2005年進行的一項研究也支持了FAIR的結論。這項研究證明十家大型媒體公司中的一百一十八個人分別都是兩百八十八個不同國家和國際公司的董事。審查計劃還提到了大媒體與美國政府機構之間的旋轉門關係，以及大媒體和美國企業的緊密聯繫。“我們發現這些媒體董事通常也曾經是國會的參議員和眾議員，譬如山姆・努恩（Sam Nunn，迪士尼）和威廉・科漢（William Cohen，維亞康姆）。還有的董事會成員曾在FCC任職，包括威廉・肯納德（William Kennard，《紐約時報》）跟丹尼斯・菲茨西蒙斯（Dennis FitzSimmons，論壇傳媒）。”
這些媒體公司的力量只會往上流向那些手握銀行、為企業界帶來好處的一小撮全球主義者。考量到這些媒體是大部份美國人的主要資訊來源，如名單中所列出的這堆公司關係理應受到更密切且持續的公眾監督，如此才能防範報導偏差。
“迪士尼擁有《ABC》，所以我們自然可以想見迪士尼的董事對他們的朋友哈利伯頓（Halliburton）和波音傳出的醜聞有何看法。我們可以看到這群董事與福特、卡夫（Kraft）、金百利克拉克（Kimberly-Clark）都有關係，成千上萬的美國人都是在它們底下做事。那麼，美國的普羅大眾是否都只是在接收那些私營公司希望他們聽到的公司報導？”審查計劃的研究團隊問道。“如果這些公司控制了媒體，那它們就可以操縱新聞的傳播來保護公司而非人民的利益，如此首當其衝的就會是《第一修正案》。”
全國媒體不僅通過董事會與公司利益產生糾葛，就連高等教育也與此脫不了關係。審查計劃團隊發現這些大媒體的董事也和美國的名校存在重疊。《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和南加州大學、甘尼特傳播和哥倫比亞大學、迪士尼和喬治城大學、奈特－里德和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沃頓商學院。審查計劃的團員布麗奇特・桑頓（Bridget Thornton）、布里特・沃爾特斯（Brit Walters）和洛麗・勞斯（Lori Rouse）在這份報告中寫道：“隨著州與聯邦政府編列的預算越來越少，我們是否會看到我們的高等學府漸漸與大公司越走越近，然後不再仰賴政府的金費？這麼一來，大學教育最後到底會變成是要培養出工人還是思想家呢？”
這個團隊還注意到，媒體公司如今的情況是如何再次重演了歷史。“伴隨羅馬帝國的衰落，封建主義取代了原有的政府。封建領主可以說是4－5世紀最難以奢望的職業之一，這些領主掌握了大部份的土地與資源。今天的我們則是用公司主義來取代封建主義。新聞、資訊和教育給大眾的選擇空間並不多。既然媒體公司老是為保障所有權的社會叫好，那我們就更應該來思考又是誰擁有了我們自己。在企業主導的資本主義社會下，財富集中是終極目標，媒體公司則是一旁的拉拉隊。”
雖然有關新聞控制的資訊還是可以從公開資料中找到，但被公司控制的大眾媒體卻永遠也不可能會把這些事反覆且明白地告知給早已深受影響的數百萬美國觀眾。麥可・亞當斯在他點閱率極高的《國家新聞》（NaturalNews.com）網站上這麼總結了許多人的感同身受：“現在大部份的主流新聞都是憑空且徹底地捏造...所有的一切都錯得離譜又令人難以置信，聰明的人一看這些新聞就會禁不住放聲大笑...大眾所依賴的資訊來源已無法再報導真相，它們現在只會為從醫療健保到美元命運的一件又一件事情編織各種政治上的權宜之計。”
更高效的奴役
有人認為，有一個名為塔維斯托克人類關係研究所（Tavistock Institute of Human Relations）應為我們社會如今遭受的嚴重控制負很大的責任。原名塔維斯托克診所的這個機構是在1921年依據皇家命令成立於英國蘇塞克斯，以作為英國秘密情報局（SIS）的研究中心。該診所的創辦人，約翰・羅林斯・里斯准將（John Rawlings Reese）一直致力於研究操縱政治運動與公眾輿論的方法。
該診所的主要班底在1947年組成了塔維斯托克人類關係研究所，它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會出資贊助。這家研究所在2006年與倫敦的心理治療機構波特曼診所（Portman Clinic）合併成了塔維斯托克和波特曼國家健康服務信託基金（Tavistock and Portman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Foundation Trust）。
在他關於塔維斯托克研究所的書中，約翰・科爾曼曾指出該機構是當初在一戰前為了準備引導戰時的公眾輿論而建立的。塔維斯托克研究所的領導重任基本上是由一對兄弟檔負責——他們就是哈姆斯沃思（Harmsworth）兄弟——亦即羅瑟米爾（Lord Rothermere）和諾斯克利夫勳爵（Lord Northcliffe）。“塔維斯托克研究所起初是一個以威靈頓館（Wellington House）為中心的宣傳與造勢組織，其原來的用意就是要負責宣傳，好打破公眾對迫在眉睫的英德戰爭的抵觸情緒。”科爾曼補充說。
“英國王室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先後為它提供資金，諾斯克利夫勳爵與羅氏家族有姻親聯繫。阿諾德・湯恩比（Arnold Toynbee）後來被選為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RIIA）的未來研究主任，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記者兼媒體評論家）和愛德華・伯內斯（Edward Bernays，‘公共關係之父’）這兩位美國人負責操縱英美的公眾輿論，好醞釀美國加入一戰的準備並把情況簡要彙報給威爾遜總統，而湯恩比則貫注全神在改變英國公眾的觀點。”
隨著約翰・羅林斯・里斯後來的參與，這個組織的使命又更精進了一步。里斯想要嘗試控制政治運動，並研擬出某種類型的公眾精神控制技巧。據科爾曼說：“正是里斯奠定了控制政治運動和對公眾施展精神控制的方法，這種技巧被持續延續至今，也是里斯和塔維斯托克研究所手把手教會了蘇聯、北韓、中國和越南如何應用他的技術——這些國家都亟欲知道該如何對個人或大量群眾進行洗腦，”科爾曼寫說。
塔維斯托克的研究人員發現，用於治療精神病患的同一套心理治療技巧完全可以被改過來對付正常人。科爾曼說：“事後證明，里斯跟他的思想篡改大師們設計出的作案手法的確非常有效，並且在今日的美國仍再被廣泛使用。我們都在遭受篡改，接受為我們量身打造的思考方式，但這一切都沒有經過我們的許可。究竟這些行為校正的目的是什麼？這可是在絲毫未經我們同意的情況下強硬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而我們甚至沒有意識到有這麼一回事。”
科爾曼聲稱塔維斯托克研究所的技巧已被多個組織採用，從全球智庫羅馬俱樂部、聯合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外交關係協會到像微軟、花旗銀行、紐約證券交易所、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不同的機構通通都是。“這絕對還不是塔維斯托克策劃者們手中的完整清單，”他說。
今天，大公司和超級富豪繼續為像塔維斯托克研究所這樣的組織提供金援。他們利用這些組織來操縱大眾媒體，直戳社會與文化問題上的情感痛點，以此誘導工人階級與中產階級投票給根本不顧他們的經濟利益的人。
身為公共關係研究與廣告業先驅之一的愛德華・伯內斯曾被《生活》雜誌列入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百位美國人，他還為老布希政府出任過顧問。早在1928年，伯內斯就在他的《宣傳學》（Propaganda）中寫道了民主社會裡的公民控制，他說：
“對群眾有組織的習慣與意見進行蓄意且巧妙地操縱對民主社會而言不可或缺。那些操控這種看不見的社會機制的人，就是隱形的政府，而這個政府才是真正統治我們國家的力量。我們的思想被形塑、我們的品味被灌輸、我們的觀點被誘導，這一切都該歸功於一群從不公開露面的人。這就是我們民主社會獲得的邏輯結果。如果要共同生活在一個穩健運作的社會，那麼大多數人就必須配合這種方式...在日常生活的幾乎每一個行為中，無論是政治還是商業領域，我們的社會行為和道德思維都是受到一群相對少數的人主導...他們非常瞭解群眾的心理過程與社會模式。正是他們負責拉動操控公眾思想的纜線，他們駕馭舊有的社會力量，並以嶄新的方式來約束與引導這個世界。”
諸如此類的心靈操縱在過去是透過結合傳統的心理學方法與潛意識編程來實現，許多人認為這一套在很久以前便已不再被使用。但老方法還是顯得溫和多了，尤其是與五角大樓口中的無聲擴頻（silent sound spread spectrum，SSSS）這項新技術相比，它可以藉由人類不可察覺的聽覺頻率來將潛意識編程直接輸入大腦。據傳，SSSS曾被應用於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結果成功讓數以千計久經沙場的伊拉克士兵直接舉雙手投降。“為什麼那些在中東有八年征戰經歷（1980－1988年的伊朗戰爭）的老兵會變成這樣？答案很簡單。他們遭受了一項非常極端且不可思議的技術侵襲，使他們轉瞬間變得像孩子般順服，同時也對他們居然能在歷經如此痛苦的感受之後還能活下來感激涕零，”曾獲皮博迪獎的電台評論家兼作家特魯・奧特（A. True Ott）說。
奧特還警告說：“要不了多久，這項技術很快就會被以更微妙的方式投入在高度機密和秘密的行動中來對付美國人民，來精神控制與操縱人們向我們的新世界秩序領主們‘唯命是從’。HAARP（高頻主動式極光研究計劃）發射器、GWEN（地面波應急網絡）發射塔、微波手機信號塔以及即將推出的高畫質數位電視將會和這項技術一起多管齊下，它們可以透過這幾種方式來滲透入你家：（a）電纜（b）衛星（c）HD電視（d）那些非常容易即可弄來的‘數位轉換盒’，政府總是非常渴望補助你大部份的費用是搞來這玩意。”由於隱秘的編程內容可以利用超出知覺察覺之外的高頻或低頻來播送，因此現在的父母不能再以為只要簡單地把關ㄧ下電視節目或電玩遊戲即可高枕無憂。撇開那些節目不提，電視如今已著實成了一種危險的心靈控制裝置。
為什麼會需要這樣的控制？這想必是因為那些世界主宰者想要的就是一群散漫、對個人自由的基本原則一無所知的順民。他們想要讓人們繼續感到困惑、混亂並把時間都浪費在不重要或轉移焦點的問題上面。他們企圖通過數學、邏輯、系統設計、經濟學甚至是人文科學方面的低質量公共教育來抑制批判性思考與技術創新，另一邊又利用媒體公司持續報導自我放縱、剝削性行為、猖獗暴力的故事來造成永無止盡的情緒創傷。這些分散注意力的方式讓公眾不會再去認真考慮他們的個人需求，反而都只把目光放在那些無足輕重的外在瑣事。
更重要的是，改寫法律與歷史本身其實也是在改變整個社會結構。塔維斯托克研究所的編程術已經熟練掌握了這些技巧，其中包括黑格爾辯證法，亦即製造問題、作出反應、提出解答。這套方法的套路基本上就是首先炮製或強化問題，然後提出一個極為苛刻的解決方案，當然最後都會是以“妥協”來達成圓滿結局，但其實那才是真正推動計劃好的目標的一步。
有不少人都察覺到了這種集中化公眾控制的趨勢。曾在老布希政府出任美國住房與城市發展部助理部長的凱瑟琳・奧斯汀・菲茨（Catherine Austin Fitts）就相信現在的科技會使得權力被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在2011年的一次採訪中，菲茨表示這種權力可能會“最終顛覆個人權利、對環境造成極為嚴重的毀壞，同時也會摧毀所有能夠創造一個健康經濟體系的一切。”菲茨使用一個被她稱為全球先生的比喻角色來說明這一點。“全球先生堅信管理地球是他當仁不讓的責任，”她解釋說。“我想全球先生大概會說，你不能相信普通人能夠做出明智的決定，公眾的意見永遠來不及使航空母艦調頭，民主雖然是一個偉大的實驗，但它無法成功，因為公眾無法放眼全局也根本下不了任何能夠使航母轉向的關鍵決斷，所以你需要有像9/11這樣的契機，才能建立你採取行動時所需要的一套共識與全球形象。”
她還注意到，公民與發達國家的領導人之間正有越來越互不信任和尊重的態勢。她說這種憎惡的循環也是集中化的一隅：“集中化最後會使得國家本身變成一種累贅，所以你就需要訴諸愈來愈多的暴政與強制力——這就是我們現在在全球各地目睹的情況，極具侵犯性的科技正在逐漸使奧威爾在小說作品裡設想的暴政成真。這就是我們如今身處的現狀。”
所求為何？
到底富裕精英最後的目標是什麼？世界經濟論壇的與會者、外交關係協會與國際戰略研究所成員尼克・洛克菲勒（Nick Rockefeller）或許已經道出了答案。據好萊塢製片人阿羅・拉索（Aaron Russo）回憶，洛克菲勒曾告訴他說：“最終的目標是要讓每個人都被植入芯片，以此控制整個社會，讓銀行家和精英人士主宰世界。”我們都很清楚精英想要掌控世界，但更大的問題是這究竟為的是什麼？作家約瑟夫・法洛寫道，雖然外行人可能會對這個答案感到一頭霧水，但它卻非常實際。“他們想要重建一個失落、神話般的過去：一個擁有其極複雜的科學，可以支配與征服整個地球的全球‘黃金時代’。”但他補充說：“為了重建這幅光景，他們的公司勢必得將整個地球及其資源都納入其主掌之下。”
那些不受美國的媒體公司影響的明哲之士也對統治家族集中金錢與權力的狼子野心一清二楚。2012年初，旁遮普大學的穆賈西德・卡姆蘭就在《國家》（Nation）上寫道：
“新世界秩序（NWO）這個術語第一次被提出，並被構思作為未來數個世紀的計劃藍圖是在1773年，就在十三位普魯士富人參加時年三十三歲的梅耶・阿姆謝爾・羅斯柴爾德於法蘭克福舉行的秘密會議上...羅斯柴爾德在會議期間拿出了一份稿子並闡明他的觀點，其中概述了控制整個地球的計劃...他強調說：‘擠身這個貴族階級的資格在於“財富”，而這又將取決我等。’他還說道：‘公職候選人應該對我們的命令馬首是瞻，他們要不加思索地服從。’他接著提到，他們的‘龐大財富將會控制所有傳達公共資訊的渠道’。這時他終於道出了他們的藍圖中最不人道的公理：‘恐慌和經濟蕭條將促成世界政府的誕生，一個屬於單一世界政府的嶄新秩序。’對於那些認真關心這方面資料的人來說，今日的美國完全體獻上了上述的徵兆。”
卡姆蘭還說，就在這些銀行家族繼續追求他們的NWO美夢的同時，數以億計在蓄意的戰爭與衝突中喪生的生靈卻“絲毫未有在他們的心靈、思想和靈魂中留下ㄧ點罪惡感...就像寄生蟲一樣，這些家族把他們的自己人或代理人安插入一個健康的東家，藉此滋養他們自己然後再反咬東家一口。過去是德國，現在換成美國在做他們的東道主。”卡姆蘭說：
“那些智庫總是以動聽不已的說辭來向公眾兜售被國際銀行家把持與控制的全球計劃，包括那些靠這個吃飯的學者，他們還編出了一些有的沒的學說以為這個企圖征服並把人類變得像奴隸的計劃蒙上一層可敬的光環。1997年，三邊委員會的元老和外交關係協會成員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在他的《大棋局》（The Grand Chessboard）中直言，為了統治世界，美國必須掌控中亞。這揭示了精英的目標、規劃和努力具有何等的連續性——那群代理人端出的根本是與一百年前如出一撤的說辭。要實現這一目標就需要一次大戰，一場世界大戰，這最有可能是從美國－以色列對伊朗的攻襲開始。但要想發動這場戰爭，美國就必須先轉變為真正的獨裁統治。奧克拉荷馬爆炸案和9/11之後的立法已經令美國人生活在了處處害怕被逮捕的恐懼之中。”
卡姆蘭指出，最近通過的三項法律都為將來警察國家的成型奠定了基礎。其中之一是布希在2007年簽署的《約翰・華納國防授權法案》（John Warner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其允許可以在未經州長許可的情況下對平民發動軍事攻擊。第二項是歐巴馬在2011年簽署的《國防授權法案》（NDAA），它授予總統權力去無限期拘留任何涉嫌參與恐怖主義的人——而無需證明，也不准上訴，這就使得人身保護令淪為徒具空文。其三是2011年即已提出、歐巴馬在2012年3月8日才簽署通過的《聯邦建築限制與場地改善法案》（Federal Restricted Buildings and Grounds Improvement Act），它可以將抗議活動認定為犯罪。作為對佔領運動的回擊，這項法律規定任何在“受限制”區域從事“破壞性”活動的人都可以判處罰鍰和最高十年的徒刑。
“總而言之，這三項法律表明，精英已經做好充分準備要無情地平息任何暴亂。對中產階級的破壞也正有條不紊地進行，他們現在變得無家可歸、飢腸轆轆，根本沒有抗議的力氣。所有這一切都是在為最後挑起一場大戰來迎接NWO作預備，”卡姆蘭寫說。
卡姆蘭不是唯一一個看見警察國家的陰霾正在步步進逼的人。在注意到與幫派有關的犯罪在大城市急劇上升，同時警力與社會計劃卻在逐步削減之後，網絡評論家麥克・斯拉沃（Mac Slavo）寫道：“隨著越來越多城市開始砍掉各種服務，數十萬人將失去他們的工作，這整個國家的全面只會日趨不穩。社會安全網會逐漸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暴力且胡來的犯罪，這是一種正在誕生的新範式。地方的執法部門不可能再憑藉傳統的警務來控制局面，到時人們不但會接受聯邦政府把坦克和士兵派到他們的街道上施援——他們甚至會主動請求它。對他們而言可算幸運的是——宣布戒嚴所需的行政命令老早已通通到位並準備實施。”
在美國的帶領下，現在世界的經濟正瀕臨崩潰邊緣。糧食和水資源的短缺成了迫在眉睫的問題，地中海跟墨西哥灣都因為人為濫用而正在化為一灘死水。就在我提筆至此的時候，致命的輻射仍在繼續從日本受損的核電站蔓延全球，也沒有跡象顯時情況何時會好轉。就在全世界的財富持續流向少數人手中的同時，所謂的工業化國家卻在見證罷工頻發、失業率漸增、社會一片混亂的現狀。迫切希望維繫舊有社會秩序的政府則不留餘力地在打擊公民的權利與自由。
今日的世界領袖實在應該遭到唾棄。他們不再聽取人民的聲音，而是只會對他們的公司支持者卑躬屈膝。那些公司老闆也知道他們在真正的控制者面前什麼都不是，所以現在他們除了賺錢以外什麼都不再關心。什麼對公眾、環境有益，或者甚至是任何人道觀念在他們看來都不過是浮雲。
當公司老闆和他們的傀儡政客又在誇誇其談什麼“更大的利益”的時候，他們實際上都是在思索自己而非公眾的福祉。事實上，今天的公司和政治領袖的許多所作所為似乎都完全是在遵循著那個綿延數千年的征服人類議程。他們所下的決定往往與任何公眾安康與福祉背道而馳。
而且真實的情況或許還要更糟。很多人都發現他們似乎又一次企圖要做些什麼來減少人口。如今，富裕精英對減少和控制人口的念茲在茲正漸漸成為公眾留心的焦點，特別是他們已親眼目睹了那群導致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的富豪居然還能夠得到救助。
有很多人，譬如網路評論家亞歷克斯・瓊斯（Alex Jones）就相信新世界秩序的議程將會“把人口減少至只剩下一群被奴役的底層階級，他們將被迫在嚴格管控的城市過著一貧如洗的生活，與此同時那些統治者則享受著天堂般的生活，而且他們將會借助先進的延年益壽技術來蛻變成超級生命。”瓊斯補充說，富裕精英的這個長久夙願將是“其他所有人類的噩夢，除非我們能夠及時挺身反抗這個控制系統，它已經就位要把地球打造成一顆監獄星球。”
全球各地的經濟體系都正深陷在風雨飄搖的處境，而那些立法者唯一能想得到的辦法只有去借來和印刷更多的錢，這只是在加劇永無止盡的通貨膨脹。諸如此類的“解決方案”終歸只會加速經濟崩潰。“這不是什麼新世界秩序，這是銀行家秩序，”《追蹤趨勢》的作者傑拉德・塞倫特注意到。他指出私人銀行家的掌控“自1913年以來便一直是這個國家的主要問題，應該要一勞永逸地擺脫掉那些貨幣兌換商和放高利貸者才是。”
除了人類的經濟問題，工業化也持續不斷地在對環境造成破壞。天氣正變得日益不穩定，前所未見的龍捲風、颱風、地震和海嘯在近年來更是頻頻出現。洪水與乾旱有增無減，於是作物歉收、糧食短缺與雜貨店的經營成本愈攀愈高也跟著接踵而至。
蜜蜂、鳥類和其他生物群都正在遭受消亡之災，許多人認為這純屬自然變化，但其他人卻拿出了科學證據證明這其實是過度使用農藥或轉基因技術所惹得禍。
多虧媒體公司的從中作梗，有關核能的致命風險的報導現在都只能退居二線。被地震引發的海嘯重創的日本福島核電站一直在向大氣噴射無聲且無形的毒害。就在這場災難發生後，加拿大卡加利（Calgary）的降雨在2011年3月被測出每升平均含有八點八貝克勒（放射性測量單位）的放射性碘，輕易超過了加拿大的飲用水每升限於六貝克勒的準則。密蘇里州聖路易斯在2011年底每小時測量的雨水平均含有十三點三微西弗的輻射，這是正常輻射量的一百三十倍。
儘管公眾被告知從福島核反應堆外洩的輻射屬於“低微”水平故沒有立即危害，但他們卻不知道食物供應早就已被輻射污染，而且銫和其他元素的放射性同位素影響可能會持續數百年。還有很多人都開始注意到，如今我們的一生得要碰上電離輻射的機會不知何故變得越來越多，像麥可・亞當斯就在他的《國家新聞》網站上問道：“在持續暴露在CT掃瞄、放射性食物、胸部X光、TSA身體掃描甚至是秘密的DHS移動X射線車輛，其可以隔著一座足球場用X射線穿透你的身體的情況下，人類究竟會變得怎麼樣呢？累積在人類身上的輻射負擔已經達到了足以造成大量不孕的程度。實際上，這或許就是關鍵所在。”我們都知道全世界的男性精子數量正在持續減少，所以亞當斯的擔憂完全有其道理。
醞釀大災難
在福島核災發生前不久，另一樁海上災難造成的巨大污染也讓它被評為是以史以來最嚴重的環境浩劫之一。2010年4月20日，深水地平線（Deepwater Horizon）鑽油平台發生爆炸，導致數百萬加侖的石油洩露在墨西哥灣。由英國石油公司（BP）經營的這座鑽油平台造成的災難，造成了大量人類的死亡與疾病，同時也帶來了墨西哥灣成堆野生動物的生靈塗炭。究竟這是一起不幸的意外，還是險惡的議程締造的陰謀？如果沒別的什麼，那這大概就是精英公司獨大的一個典型例子，由於缺乏政府的問責機制，它對逐利的無盡索求最終卻釀成了數百萬人的悲劇。
經過一番清理，環境保護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在2010年秋天宣布墨西哥灣沿岸的空氣質量已經恢復“正常”，接著歐巴馬總統也宣稱該地區已安全無虞，可以重新“開門營業”。但EPA曾在2001年9月犯下過類似的錯誤，當時它的局長克里斯汀・托德・惠特曼（Christine Todd Whitman）在9/11事件發生後旋即宣布：“我很高興地向紐約市民保證...他們的空氣可以安全呼吸，飲水也可以安心取用。”
EPA在2001年錯了，在對待墨西哥灣漏油事件這回事上它大概又錯了。根據幾分已發表的報告，有將近千名9/11第一線救護人員因為各種不明的原因過世，有很多紐約人都說是殘骸散發出的空氣導致了各式各樣的疾病。同樣的，墨西哥灣沿岸的居民也傳出身患嚴重的疾病，他們認為這是石油外洩與隨後的清理活動帶來的毒水與毒空氣所致。俄勒岡州立大學（OSU）農業科學院的環境與分子毒理學教授金・安德森（Kim Anderson）已經證實，這些毒素的確有在墨西哥灣蔓延。油管據報導已在2010年7月15日被封存，可是無以估計的破壞已經鑄成。對路易斯安那州沿岸的水域研究還表明，如多環芳烴（PAHs）等致癌物在2010年5－6月期間增加了四十倍。
更令人不安的是，墨西哥灣北部地區在2011年底突然遍佈了大片光澤剔透的新鮮石油，自然資源守護委員會（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主席、在歐巴馬時代任職於國家石油委員會（National Oil Spill Commission）的弗朗西絲・貝內克（Francis Beinecke）報告稱：“焦油球仍繼續被沖刷上海岸，漁船身後的油跡都清晰可見。濕地和沼澤地依舊處於衰亡與死寂狀態；原油堆積在近海深水區，還有岸上的細沙跟淤泥都沒有倖免。”
他繼續補充說：“我走遍了整個墨西哥灣沿岸，人們經常告訴我，他們的社區無論是在經濟或心理上都根本還沒有重振過來。他們努力要讓生活恢復到4月19日那天——那是在漏油事件把他們原來良好的生計、乾淨的海灘、豐富的蝦類和牡蠣漁業和美好的家庭全都奪走之前。”
有毒性的石油分散劑，比如Corexit現在也成了令許多家庭頭痛的對象。石油通常會飄浮在液體表面，但納爾科公司（Nalco Holding Company）的Corexit卻可以將石油分解成無數小球沉入水底。人們自然會以為在最初的洩露告一段落之後就不會再需要用上Corexit，但有當地居民指稱，即使在外洩事件過了兩年後，Corexit仍被繼續在墨西哥灣噴灑。
塞拉俱樂部（Sierra Club）的環境正義倡導者達里爾・馬克萊・威利（Darryl Malek-Wiley）就指出，漁業界和環境界都同意，使用這種分散劑對該地區的長久健康來說恐怕不是什麼明智之舉。
“一百八十萬加侖的分散劑已經流入墨西哥灣——過去從來沒有人噴灑過如此天量的分散劑，所以我們不知道這到底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有些病患正在接受血液樣本採集，看看他們的血液裡是否會有構成分散劑的化學物質，還有路易斯安那州那邊的甜原油也要檢測，這些都可能會對健康造成嚴重影響...（像是）失憶、皮疹、鼻竇（問題）。我們洽談過的一些人真的忘記了他們接下來要去哪裡。他們甚至會忘記你是誰。而且這些可都是體格相對良好的漁民。我們還不清楚長期的健康影響，但現在也沒有能夠直接提供給需要者的健康照顧。這就是一個大問題——人們因為他們無法工作而失去了醫療保險，同時他們也沒錢承擔獨立的醫療照護...各種各樣的麻煩都在上演。他們有太多人因為無法繼續工作所以就失去了家園，BP公司並未兌現要支付他們報酬的承諾，這對這些人的生活有很嚴重的影響。”
在《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中，邁克爾・史奈德（Michael Snyder）指出參與清理1989年阿拉斯加港灣漏油的幾乎每一個人都沒能活到今天。他補充說：“事實上，我們在墨西哥灣不慎洩露的是石油、甲烷、苯、硫化氫、其它有毒氣體以及劇毒化學分散劑，如Corexit 9500所煮成的‘毒湯’。呼吸這些東西當然不利於你的健康，但漏油事件造成的健康損害在幾十年來卻一直不為人們所知。”
任何對漏油事件的認真調查都必須“追著錢跑”。擁有深水地平線的越洋公司（Transocean）本身就有法律問題，它曾被指控賄賂外國政府官員、稅務詐欺、逃稅和偽造檔案。越洋公司的財務顧問，高盛與雷曼兄弟在2007年幫助該公司收購了聖達菲環球公司（GlobalSantaFe）。這次併購為股東們帶來了驚人的一百五十億美元回報。自然資源守護委員會主席弗朗西絲・貝內克並沒有把BP公司的石油洩露事件視為蓄意犯案。然而，她也確實表示“漏油事件不是因為流氓產業或政府官員的一系列失策所釀成的結果，它們根本無法被預期是否會再次發生。相反的，真正的問題是系統性的，如果沒有產業積習和政府決策的重大改革，那麼一切就有可能重演。”
電台評論家戴夫・霍奇斯寫了一連數篇以《墨西哥灣沿岸大屠殺》（The Great Gulf Coast Holocaust）為題的文章，他在指責BP、越洋、高盛和雷曼兄弟導致計算疏忽的禍首這方面倒很直接明確。按照霍奇斯的說法，被稱為四騎士的這幾家公司“多次對墨西哥灣的生態破壞情形撒謊，謊報其對人民和他們的健康的損害，謊報墨西哥灣經濟的受創程度甚至是繼續謊稱說沒有辦法賠償所有受害者，可是整場大屠殺的範圍卻仍在持續擴大。”
看起來墨西哥灣區的每個人都因為這場漏油事件損失慘重，但BP和它的合作夥伴卻不是如此。根據《BBC》，BP及其在墨西哥灣區的商業夥伴——高盛、越洋跟雷曼兄弟都利用這次事故狠撈了一筆。越洋以“締造本公司史上安全績效最出色的一年”為由大大犒賞了它的高階職員，越洋的CEO史蒂夫・紐曼（Steve Newman）拿到了三十七萬四千零六十二美元的獎金，這被包含在他總計五百八十萬美元的薪酬裡面。
更糟的是，內部電子郵件顯示高盛靠著“押在墨西哥灣身上的天價金融賭注”而大賺一筆，其在爆炸事故發生前一天就賣空了越洋的股票。高盛的內部人士預期股價一定會在事故發生後下跌，所以他們才能趁機獲利。聯邦調查人員還查獲了高盛員工法布里斯・圖爾雷（Fabrice “Fabulous Fab” Tourre）寄出的一封電子郵件，他在其中向女友吹噓說：“等到鑽油平台一垮，我們就可以在錢堆裡打滾，那些魚兒和小鳥可以飽餐一頓了。”
對此感到怒不可遏的史特林・艾倫（Sterling Allan）在他的環球部落格《判官》（Examiner.com）中寫說：“事實證明，在墨西哥灣的鑽油平台發生爆炸的幾天前，高盛確實已開始做空越洋股票，於是高盛就可以在股價暴跌的同時日進斗金，這是它又一次利用巨大的災難獲益，就如同它過去也在9/11之前對航空股這麼幹過，還有後來的房地產泡沫。”
高盛可謂是身處在金錢主宰帝國的核心，從匯率穩定基金（ESF）到Facebook都是它的疆域範圍。高盛過去的高管包括羅伯特・魯賓和亨利・鮑爾森，這兩人都做過美國的財政部長。即便歐巴馬在競選期間承諾他不為讓他的政府被說客得寸進尺，但前高盛說客馬克・帕特森（Mark Patterson）最後還是被任命為財政部長蒂莫西・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的參謀。
雖然蒂莫西從未直接為高盛工作過，但出身紐約美聯儲銀行的他卻擁有非常廣闊的銀行界人脈。在2009年的一次採訪中，前財政部助理部長保羅・克雷格・羅伯特（Paul Craig Robert）在被問到蓋特納究竟是為人民還是華爾街銀行體系效命時，他回答說：“他為高盛效命。”
撇開政治關係，高盛還參與了很多不同的計劃與組織。在20世紀90年代，高盛曾與大衛・洛克菲勒和他的其他同事一同擁有洛克菲勒中心，這家跨國投資公司亦與多家銀行開展業務，包括花旗投資研究所（Citi Investment Research）、普信集團（T. Rowe Price Associates）、摩根資產管理公司（J.P. Morgan Asset Managemen）以及資本集團（Capital World Investors）。2009年，高盛又因為接收了美聯儲救助給美國國際集團（AIG）的十二億美元而遭到調查。
如今，高盛已開始涉足了一個正在不斷日新月異的行業——社會媒體。2012年初，高盛宣布它要向私人社交網絡Facebook投資四億五千萬美元，當時後者的市價據估有五百億美元。數位天空科技（Digital Sky Technologies）也跟進投資了五千萬美元，這家俄羅斯投資公司也投資了酷朋（Groupon）跟星佳（Zynga），在它的幫助下Facebook將有機會挑戰Google的網站龍頭地位。有些人認為，此舉標誌著銀行精英妄圖控制網際網路的最新嘗試。
自由人還是奴隸？
高盛的確規模龐大且實力雄厚，但它終究也只是眾多控制國會與政府的全球公司之ㄧ。過去有位美國總統在很久以前就承認了這ㄧ點。在一封寫於1933年11月23日的信中，新當選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坦承：“事情的真相正如你我所知道得那樣，自安德魯・傑克遜的時代以來，大型金融機構就一直把持著政府。”我們應該以羅斯福的直言不諱為洞見來仔細審視美國的現況，每每那些新發生的變化都是打著要保護民眾的藉口。有幾個嚴肅的問題是我們必須要問的，它們包括：
・為什麼明明以保護言論自由為名，現在卻有越來越多法律被認為是在限制與審查網絡，並且妨礙公共場合的暢所欲言？
・為什麼各城市的政府拿著聯邦政府的資金、訴諸“公共安全”的大旗建設針對公民的全天候公共場所監視系統，但如果公民試圖在公共場合拍攝警察，儘管法院判決這有《第一修正案》的保障，他們卻還是會遭到威脅、毆打和逮捕？
・為什麼政府堅持每名航空旅客都要經過層層搜查並確認無害，以保護機上數百名乘客的安全，可是與此同時政府卻在未經任何安全測試的情況下，向市政府的供水系統傾倒氟化物化學品，威脅數千萬人的健康？
・為什麼商業航空的旅客需要接受X光掃瞄、脫掉皮帶、外套和鞋子，並且不能攜帶超過兩盎司的液體，但私人飛機卻可以自由出入不受審查？難道恐怖份子不會利用私人飛機嗎？如果恐怖份子可以藉此把化學武器或核武器等恐怖的威脅帶進美國，那為何不對保護國家邊境做出任何實質性努力？
・為什麼全副武裝的政府特務要突襲並逮捕販售新鮮牛奶的農民，但卻不做任何事來保護公眾免於企業添加劑荼毒，譬如會導致肥胖的常見食品添加劑MSG。既然阿斯巴甜都已被證明會引起癲癇，政府卻還是允許其被繼續添加入軟性飲料？公眾又有被保護遠離高果糖玉米漿嗎，明明它有增加糖尿病的風險？憑什麼已知具有“殭屍毒”的致腫瘤劑溴化物會被拿來製作麵包，而細胞正常代謝的碘卻要直到20世紀80年代以後才開始被廣為使用？何以致癌的亞硝酸鈉依然被用於加工肉類，人工色素也未有被禁止，即便FDA早已懷疑它們都有健康危害？數百萬美國人每天都在消費這些有問題的添加劑，而不是品嘗原生乳。
・為什麼FDA要給維生素C、姜根和紫錐花這些傳統的營養補充劑套上冗長的審核機制與批准程序，但美國農業部卻不經任何安全測試就核准大規模試驗種植轉基因作物，可照理說轉基因作物不是與非轉機作物基本“沒區別”嗎？如果它們真的大同小異，那又為何要申請專利並被冠以基改之名？又為什麼其它幾十個國家都要禁用轉基因種子？
・為什麼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建議公民只需儲存三天的食物和水，好應對如颱風等緊急情況，可是聯邦政府卻花費數十億美元興建大量地下掩體網絡，並在其中儲備可供幾十年所需的食物、水、槍支、彈藥、醫療用品、通訊設備、非轉基因種子？
・為什麼在2011年日本地震和海嘯摧毀了四座核電站並將輻射一直傳播至美國之後，美國環境保護局卻還要極力淡化這場浩劫，不再報告西海岸的空氣質量，甚至是上調飲水、食物以及土壤放射性污染的可接受水平？
・為什麼政府衛生官員宣稱有權強制所有兒童接種疫苗以保護社會，畢竟要是這些疫苗真的有效，那所有自願接種的兒童就應該不會被未接種兒童影響到才是？
這些與其它許多貶低自由且實際上傷害公眾的行為已經持續了太久，不能再歸咎於疏忽、愚蠢、褻職或官僚無能。誠如托馬斯・傑佛遜曾說過：“單個的暴政行為也許可以怪罪於一時不慎；但是一連串的壓迫卻標誌著一段不尋常時期的開始，而且要是那些部長不論人換了多少遍都還是在蕭規曹隨，那這就證明了存在一種刻意、有系統的計劃要將我們打抑為奴隸。”另一段通常被認為同樣是出自傑佛遜之口的話，也道出了我們面臨的問題其實與他那個時代沒什麼兩樣：“今日擺在面前的抉擇可謂是ㄧ如既往，那就是人們究竟是要自己管束自己，還是要接受一小撮精英的統治。”
喬治・奧威爾與阿道斯・赫胥黎都顯然在他們各自的《1984》和《美麗新世界》中預見了今日的種種現狀。在1949年寫給奧威爾的一封信裡，赫胥黎寫道：
“我相信，等到了下一代人的時候，這個世界的統治者就會發現從襁褓開始的操作制約（弱智化教育）跟毒品痲痹（毒癮）是遠比棍棒和監獄更為有效的政府工具，透過鞭打與踢踹，人們會被馴服去熱愛他們被奴役的處境，屆時權力的慾望就可以獲得至高無上的滿足。換句話說，我覺得《1984》裡的噩夢最終一定會變得更接近我在《美麗新世界》裡想像的那個世界。那些對於提升效率的渴望終將引起這些改變。當然，與此同時也可能會觸發大規模的生物與原子戰爭——到時我們會見到的就又是其它根本無法想像的夢魘了。”
特別是奧威爾，他對自己所寫下的東西到底隱含著什麼深意肯定最為明白。奧威爾這個名字只是一個筆名，他的本名是埃里克・亞瑟・布萊爾。雖然他的家庭並不富裕，但好歹位列英國紳士之席，布萊爾也設法進入了伊頓公園讀書，他便是在那裡認識赫胥黎。伊頓公學長久以來都被認為是英國精英家庭的教育中心，包括大衛・卡梅倫在內的十九位首相都曾在那裡受教育。布萊爾在伊頓被介紹加入了費邊社（Fabian Society），據說這是一個意圖實現全球社會主義的秘密社團。布萊爾最終與這個社團分道揚鑣，這使得有些人揣測他在1948年發表的《1984》實際上是在揭露富裕精英統治者的計劃。不管這是否屬實，《1984》都對未來的全球極權社會主義國家有著極富先見之明的描寫。整個世界在這本小說中被劃分成三大經濟勢力，分別是大洋國、歐亞國和東亞國。今天，我們見證了歐盟，正屢屢引起關注的北美聯盟，最後還有未來可能會誕生的亞洲聯盟。布萊爾發明的新詞——雙重思想（doublethink）、新語（Newspeak）和思想警察（Thought Police）——無不反映了當前的趨勢，陰謀論作家現在也經常引用這些術語。
許多人如今正在唯恐走向極權主義警察國家的擔憂實際上又重新喚起了那些古老的疑問：我們是誰？我們為什麼在這裡？我們要往何處去？現在，越來越多人都開始質疑我們這個“實相”的本質。為什麼宗教和世俗權威都要不斷否認我們其實擁有通往自我覺察（self-discovery）的門徑和方法？為什麼我們這個世界的空氣、飲水和食物會變得充滿阻礙身體和精神發展的毒素？為什麼幾乎一切人類的自然享受都會受到貶低、限制、管控或禁止？
難道反對銀行與公司集聚權力的永遠只有屈指可數的年輕抗議者嗎？“這些公司唯一還識的字就是更多（more），”《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全國公共廣播電台》與《紐約時報》記者克里斯・赫奇斯（Chris Hedges）寫道。它們撕裂每一項拿納稅人的錢置辦的社會服務計劃（從教育到社保），只因為它們自己想獨佔這些錢。任病人病死、任窮人挨餓、任無數家庭流落街頭、任失業者一蹶不振、任生活在市中心或鄉村的孩子學不到一技之長，又得活得一貧如洗與擔驚受怕之中、任學子一完成學業就得面臨沒有工作也沒有前途的困境、任工業世界最大的產品－監獄繼續擴張到吞噬掉所有異議者、任嚴刑折磨繼續張牙舞爪、任教師，警察，消防員，郵政員工和社會工作者都加入失業者的行列、任道路，橋梁，水壩，堤防，電網，鐵路，地鐵，公車，學校與圖書館全都崩塌和倒閉、任地球溫度持續上升，異常氣候，颱風，乾旱，洪水，龍捲風，極地冰蓋融化，水系統污染與空氣系統污染一個接著一個的來，直到最後為整個物種迎來滅絕。
再沒有任何藉口了。你要不是勇敢加入這場對抗華爾街與其它城市的金融要地的起義，不然你就是站在歷史的錯誤一邊。你要麼選擇以我們唯一擁有的武器，即公民不服從來挺身而出，阻止華爾街犯罪集團的掠奪和對人類這個物種賴以為生的生態系統的急劇破壞，要麼你就是在繼續被動地為如此的滔天大罪作倀。你可以決定是要品嚐、感受與嗅一嗅自由和反抗的滋味，又或者你也可以任由自己陷入絕望與冷漠的瘴氣。是要成為反叛者還是奴隸，全都取決於你自己。
在一個歷經了一場公司政變、窮人和有工作的男男女女都過著朝不保夕且填不飽肚子的日子、戰爭，金融投機跟監守自盜成為國家唯一的生意、人身保護令已不復存在、法治形同虛設的國家，即使你貴為公民，充其量也不過是企業權力體系下用過即棄的商品，這時若還要堅稱自己出淤泥而不染那無非是在與這極端的邪惡沆瀣一氣。在一旁袖手旁觀然後說“我是無辜的”無非就是給自己貼上該隱的印記；若不採取任何行動去幫助被壓迫者與弱勢者以及拯救地球，那麼無辜本身就是一種罪。
當赫奇斯大聲疾呼應該反抗“華爾街犯罪集團”的時候，他所想表達的其實就是那群全球超級富豪，如同我們所看到的，他們的血統可以一直追溯到歷史之初。
近來有關於金融危機、空氣污染、環境惡化、秘密空中噴灑物、有毒產品、未經把關的藥物、假疫苗還有受污染的飲水與食物的報導一而再地引發了這些問題：為什麼這些公司和政治精英要做出對這顆星球及其子民如此有害的決定？有幾個正常人會想要摧毀地球，消滅這一切生命的源頭與寄託？他們當真要殺死那會下金蛋的母鵝嗎？如此齊心協力的努力到底該算是一種精神病態，還是說這純粹是那些公司的無知與貪婪使然？
只有通過堅持不懈的學習、好奇心與批判性思維，人們才能意識到我們的歷史究竟已被腐蝕和箝制得有多麼嚴重。真相被這般束之高閣自然會引起許多懸問，但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到底是誰一直幕後掌舵著我們的朦朧往昔？而這又要朝向怎樣的終局？人類似乎正處在一個關口，這會決定我們接下來是要迎來真正的自由和解放，還是屈服於赫胥黎跟奧威爾所設想、並被柏金斯的公司一步步付諸現實的科技極權世界。
再來還有其它問題。遠古非人類拜訪的證據極為令人信服，幾乎是鐵證如山。洞穴岩畫、楔形泥板、《聖經》記述以及現存的異常文物通通證明了這些事實。假如古蘇美爾的楔形泥板確實有事實依據，那麼這就說明地球早在幾千年前就已有天外來客造訪。那麼他們是在某個時刻離開了，還是其中有些人仍然留在這裡？
這個問題可以透過簡單地回顧人類歷史來找到答案。我們都被教導說，人類是慢慢從狩獵－採集者演變成群聚在城邦裡的農民，接著城邦又變成了國家與帝國。然而，對歷史的仔細審查卻也流露出了ㄧ些美妙的傳說，它們談到了失落的文明、驚人的文物，還有遍佈世界各地的古代飛行之神——譬如中國人的飛龍、印度人的維摩那、埃及人的飛船、亞歷山大的飛盾，甚至是發生在1896－97年的神秘飛艇事件以及今日的UFO現象，顯然某些存有在有據可查的歷史始終從未遠離過我們。
同樣有事實證明的是，那些為數甚少的血統份子正躲在企業戰線、基金會和政府官僚機構的背後，試圖伺機控制這顆星球的財富與知識。這裡似乎只有三種可能性：統治精英是想要利用現代的技術來聯繫古代神靈；他們已經成功聯繫古代神靈，並且正在接受後者的指示或控制；又或者他們自己就是古代神靈，亦即古老的光輝之人阿努納奇。
現在是時候該嚴肅地問：他們還在乎我們嗎？他們想把我們除掉嗎？我們應該開始動員起來捍衛地球嗎？是否有任何非人類的抵抗力量是我們可以寄託希望和求援的？或者，現在是時候該讓人們從沙發上起身，去做些什麼來回應那些一心一意想要統治世界的控制狂？
最後一個問題的答案，就由你自己來回答吧。
【全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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