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多世紀以來，身處政治光譜兩端的意識形態極端份子都喜歡抓住那些廣為人知的事件，像是我跟卡斯楚的會面來指責洛克菲勒家族，他們總是說我們對美國的政治與經濟制度有過分的影響，有些人甚至認為我們屬於一個秘密陰謀集團，其與美國的優先利益背道而馳，我的家人和我被說成是‘國際主義者’，並且正在跟世界各地的其他人合謀要建立一個更加一體化的全球和政治架構——也就是單一世界，如果你願意這麼稱呼的話。對於這樣的指控，我承認我有罪，而且我為此感到自豪。”
——大衛・洛克菲勒《回憶錄》（MEMOIRS）
統治精英最根深蒂固的信仰就是他們生而為王，至於絕大多數人則不過是這種或那種形式的奴隸。他們認為這是他們的血統，亦即所謂的藍血（bloodline）所注定的自然結果。這個術語所指的是流淌在古老貴族家族血管中的血液，而且可能在膚色較淺的人身上呈現出藍色的靜脈，或者這也有可能是源自古老的印度神祇，他們總是被描繪成藍膚。他們是從哪裡得到了大多數人天生就是農奴或奴隸的想法？從阿努納奇諸神的暴政到亞里斯多德哲學，奴隸制都被認定是一種必要的存在，對於今日的富裕精英而言，正是他們所堅持的那種過分簡化的達爾文式優勝劣汰信仰，使得這群財富和特權的繼承者自恃為上帝欽定的人類統治者。
希特勒與藍血
根據越來越多陰謀論研究人員的說法，造成如今種種問題的最初都可以追溯到十三至十五個家族，他們都通過血統互相交織。韋伯斯特・格里芬・塔普利（Webster Griffin Tarpley）、詹姆斯・海厄姆（James Higham）、約翰・科爾曼、拉爾夫・埃珀森（Ralph Epperson）和其他人都已經大致確定了與黑貴族有關聯的那些通婚家族。這些古老的統治家族“相信他們有權統治世界，因為他們是古羅馬皇帝跟所謂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後裔，”普塔利和海厄姆寫道。據幾位作家說，這些家族包括了羅斯柴爾德家族、洛克菲勒家族、沃伯格家族、拉扎德家族（Lazards）、希弗斯家族（Seafs）、古德曼家族（Goldmans）、摩根家族、施羅德家族、布希家族還有哈里曼家族。
普塔利和海厄姆還列出了另外幾個在美國很少聽到的名字，譬如“羅馬與威尼斯的朱斯蒂尼亞尼家族（Giustiniani），他們的祖先是查士丁尼大帝、漢布羅斯銀行（Hambros Bank）的喬斯林・漢布羅爵士（Jocelyn Hambro）、皮爾保羅・盧扎蒂・費奇茨（Pierpaolo Luzzatti Fequiz），他的家世可以數回六個世紀以前威尼斯最悠久的盧扎蒂家族，以及烏姆貝托・奧爾托拉尼（Umberto Ortolani）的同名古老黑貴族家族。”他們確認了其他古舊的威尼斯黑貴族的名字，他們的家系都可以上溯至羅馬元老和貴族。如同許多富有的家族，這些名字幾乎不為公眾所知，有些家族成員也從未出現身世人面前，因為他們的事蹟與歷史早已被掩蓋得滴水不漏。但偶爾也會有能夠讓人一瞥這些家族內幕的機會出現。
令人震驚但不無可能的是，在黑貴族、尤其是羅斯柴爾德家族中其實有一位令人意想不到的成員，他就是納粹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如此驚世駭俗的信息是來自心理學家沃爾特・蘭格（Walter C. Langer），他在戰時替OSS完成了對希特勒的精神分析。據蘭格報告說，奧地利警方的一份秘密戰前報告證明希特勒的父親是年輕農廚瑪麗亞・安娜・史克爾格魯伯（Maria Anna Schicklgruber）的私生子，她在維也納懷孕的時候剛好是“（所羅門）羅斯柴爾德男爵家裡的女僕”。據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傳記作家弗格森（Ferguson）指出，所羅門手下的一位高級書記的兒子曾在19世紀40年代回憶說，所羅門・羅斯柴爾德“對年輕女孩抱持著不顧一切的熱情。”
瑪麗亞在1837年得知自己懷孕後便離開維也納，之後生下了希特勒的父親阿洛伊斯（Alois）。根據紀錄，她在五年後嫁給了一位名叫約翰・喬治・希德勒（Johann Georg Hiedler）的巡迴磨坊主。不過，阿洛伊斯一直帶著他的母名史克爾格魯伯直到將近四十多歲，那時希德勒的弟弟約翰・內波穆克・希德勒（Johann Nepomuk Hiedler）才終於給予了他正式的家族身份。由於教區神父在更改出生登記冊時的字跡潦草，希德勒於是就變成了希特勒，這可能是無心之過也可能是故意要混淆當局。阿洛伊斯・希特勒後來當上政府官員，並在1885年娶了他的堂妹克拉拉・波茨爾（Klara Pölzl），這樁婚事得到了主教的特別認可。阿道夫出生在1889年的奧地利布勞瑙，那時阿洛伊斯已有五十二歲。
希特勒的英國侄子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William Patrick Hitler）曾在20世紀30年代末向新聞媒體暗示這位德國領導人的猶太背景。希特勒的私人律師漢斯・弗蘭克（Hans Frank）證實了這一難以置信的消息，但據說阿洛伊斯的父親姓弗蘭肯伯格（Frankenberger）而不是羅斯柴爾德。由於在維也納找不到任何跟弗蘭肯伯格有關的紀錄，大家最後都放下了這件事，只有希特勒除外。歷史學家早就注意到，希特勒一直對自己可能的猶太血統深感困擾。“希特勒可能發現了他的猶太背景以及他與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關係，他也意識到了他們擁有足以興起或摧毀歐洲各國政府的龐大力量，於是他開始重新聯繫家族，”拉爾夫・埃珀森寫說。“這部分解釋了他從國際銀行界獲得的巨大支持，他能掌權與羅斯柴爾德家族有很大的關係。”如此叫人不敢相信的故事很容易會被認為是戰時宣傳，可是OSS從未把這個故事公諸於眾，這說明它可能被認定太過敏感而無法公開，即便是作為宣傳策略所用也不行。
一本獨一無二的金書
如果希特勒確實擁有羅斯柴爾德血統，那他很可能也屬於哈布斯堡王朝的世系。在20世紀之交，奧地利皇帝弗蘭茲・約瑟夫（Franz Josef）完成了一本非常特別的書，這本書是使用綠色皮革、搭配金色飾邊以及銅、鋼、鋅板雕飾製成。它的書名An ehren und an siegen Reich翻譯過來就是《迎向一個尊貴且凱旋的帝國》。這本手工書非常獨一無二，它的副本不超過五份，並且只在哈布斯堡家族中流傳。
這本書詳細介紹了哈布斯堡王朝和神聖羅馬帝國的歷史，同時也預言了奧地利－德國這個超級強權的到來。書裡的每一章都相當別出心裁且主題各異，涵蓋了民族歷史的各個方面。其中一份副本最終落入阿道夫・希特勒手裡，他在二戰期間一直保留著它，也許是出於對自己的家族史的敬意。在戰爭結束時，一名英國士兵在希特勒總理府廢墟找到了這本書，並把它當作戰利品。當他在20世紀80年代晚期過世後，書就被傳給了他的兒子。那位兒子並不曉得這本書的全部價值，但他知道它很珍貴。他在解釋了這本書的歷史後，就把它交給了住在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的吉米・德利托索（Jim Delittoso），以此來償還他要回去愛爾蘭跟為父親安排下葬的貸款。
德利托索將這本書拿給亞伯・費德（Abe Feder）進行估價，後者是曾在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工作的鳳凰城估價師。費德在1997年花費了幾個月來研究這本書，至少還有另外兩人也負責協助翻譯。費德後來說：“我從沒見過這樣的書。”費德對這本書的估價是“無價”。
結果這本書在1999年3月消失了。德利托索的一位商業夥伴把它借去當作貸款抵押品，之後放貸的那個人又讓自己認識的另一位商業合夥人借走了書。之後那個傢伙以不知道多少的價格把它賣給了一名男子。這位男子又把它賣給另一個人，那個人是誰我們從來都不知道，雖然曾有幾個人經手過並且也留下一些書頁照片為證，但這本書從此以後便音訊全無。
有些人推測，應該是有人在這個過程中發覺了這本書的重要性，消息於是跟著不脛而走。這本不尋常的書提到了一件非常驚人的事，那就是哈布斯堡家族曾在第三次十字軍東征期間與猶太人有過通婚。
這本書記述了在1155年即位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巴巴羅薩的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 Barbarossa），他與瑞典國王古斯塔夫（King Gustav）的女兒瑪格麗特（Margaret）育有一子，即體弱多病的阿爾布雷希特一世（Albrecht I）。腓特烈在十字軍東征期間帶著他的家眷踏上聖地，他在那裡娶了一名叫做蕾貝卡（Rebeccah）的猶太女子為妻，生下的兒子就是阿爾布雷希特二世（Albrecht II）。腓特烈在回國前逝世，阿爾布雷希特也遇刺身亡。最後他的妻子瑪格麗特帶著阿爾布雷希特二世一起返回德國，阿爾布雷希特就在那裡迎來了三世與四世等後嗣。阿爾布雷希特的世系最終孕育了馬克西米利安皇帝（Emperor Maximillian）以及後來的哈布斯堡家族。
弗蘭茲・約瑟夫的這本書還指出，羅斯柴爾德家族擁有部分來自阿爾布雷希特二世的血統，這意味著哈布斯堡家族與羅斯柴爾德家族擁有共同的猶太祖先。在歐洲的反猶主義愈演愈烈的那些歲月，哈布斯堡家族的這段歷史一直被小心翼翼隱藏著。顯然，在委託人撰寫這本書的時候，弗蘭茲・約瑟夫相信是時候要讓他的家族瞭解他們的遺產了。有人懷疑羅斯柴爾德家族中的有些人可能已經知道這段秘史，這可以解釋他們後來對德國政權的支持。藍血擁有者深信出於他們的血統，他們天生就有權對他人發號施令。也許正是對掌控的渴望驅策著人類不斷前進。在離開古蘇美爾的文明搖籃後，人類開始深入高加索山脈並擴散至全歐洲，另一些人則進入埃及和巴勒斯坦。是什麼驅使了他們要離開故地，轉而前往遙遠的異地？
歷史學家已經指出，人們往往是為了逃避政治和宗教迫害而遷徙。縱觀人類歷史，暴君總是會試圖圍捕和征服人們。在我們的歷史中，從法老、皇帝、歐洲皇室到甚至是德國納粹統治者，這樣的暴君比比皆是。究竟是什麼讓他們如此自信，覺得自己生來就高人一等？為什麼這些暴君要如此在乎他們血統的神聖性？這可能是因為他們與古早的天空之神有著某種基因聯繫，而且他們也想要使這種聯繫永垂不朽嗎？
沒人想要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
從古時候開始，宗教就一直是藍血精英控制人們的首選方法。從古蘇美爾到今天，“上帝曉諭我告訴你們該如何生活，還有繳納什一稅”這樣的話沒有一個宗教權威不會說。自成立以來，羅馬教會已經犯下了罄竹難書的罪行——包括對潔淨派和美洲原住民的屠殺、十字軍東征、宗教裁判所以及對所謂“女巫”跟“異教徒”的殺害，而且教會與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及隨之而來的大屠殺都有無法開脫的關係。當然，教會很擅長掩飾是非。
《女性神話與奧祕百科全書》（Women’s Encyclopedia of Myths and Secrets）的獲獎作者芭芭拉・沃克（Barbara G. Walker）就指出，亨利・查爾斯・利亞（Henry Charles Lea）在1888年出版的宗教裁判所研究成果《中世紀宗教裁判所史》（A History of the Inquisition of the Middle Ages）便是證明教會犯罪的實例。“即使是在他那個時代，據利亞說，梵蒂岡已開始暗中銷毀大部份這些不光彩的史料。宗教裁判所是歐洲歷史上最慘無人道的大屠殺；它持續了將近五個世紀之久；然而，教會成功歪曲它的嚴重程度及其對官方歷史的影響。我最初就是從這時開始意識到，父權制究竟有多會美化自己的形象。”
紐西蘭研究人員馬丁・杜特雷（Martin Doutré）也同意沃克的觀點，他說：“如果我們認為自己生活在某種經過啟蒙的‘明媚時代’並且‘黑暗時代’已是數個世紀以前的往事，那我們就是在自欺欺人。因為掌控宗教裁判所的權力基礎從未被打倒，反而在今天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刻都更加強大、盛氣、有權、狡詐、壓抑、美化、興風作浪、迫害、支配和剝削。”
杜特雷說教會對伽利略的迫害就是宗教出賣的一個例子。這位年邁的天文學－數學家只不過是想要證明地球圍繞太陽旋轉，而非像教會的教條所宣揚的反過來，但他最後卻被迫在宗教裁判所面前痛斥己過，否則他就要在地牢被折磨至死。
在宗教裁判所時代，教會權威告訴無知的大眾地球是平的。當時受過教育的貴族知道實情不是如此，但一個平坦的地球對他們來說更有用，因為這可以不讓人們偏離他們的掌控。受過教育的人也清楚傳統歷史有些問題，但他們不想過度深究。畢竟，宗教裁判所總是有為新的受害者準備好的刑具。但其實今天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
你可以指望這玩意
宗教機構仰賴金融機構的情形至少可以追溯到巴比倫時代，這種模式往往涉及將貨幣兌換商的財務與流行的宗教相融合，讓這些財富變得好似是天命所歸。
貨幣兌換商的擴散在尤其是基督教成為國教之後的羅馬帝國被大大促進，這種影響也擴及了羅馬社會的最頂層。“作為結果，”約瑟夫・法洛說道：“美索不達米亞和敘利亞的貨幣兌換商跟商人可以說是有效殖民了與地中海接壤的羅馬省份，得益於美索不達米亞神秘宗教的影響力遍及整個帝國，羅馬的銀行業幾乎處於壟斷狀態，至於神殿則一直與商業活動為持著密切關係。”
隨著羅馬帝國瓦解，貨幣兌換商也轉移陣地往歐洲北方。荷蘭在1602年發出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特許權狀，對南非的定居活動也由此拉開序幕。身上流淌荷蘭精英血統的奧蘭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在1688年進犯英國，是為國王威廉三世。威廉在1691年授權建立英格蘭銀行，開啟了全球銀行體系的歷史，大英帝國也是因而逐漸變得空前強盛。羅斯柴爾德的銀行王朝在1820年控制了英格蘭銀行，這該歸功於攝政王喬治・奧古斯都・腓特烈（George Augustus Frederick，注意這些名子的歷史關係），即後來的喬治四世接受了納坦・羅斯柴爾德（Nathan Rothschild）的大筆貸款。
“英國和其它歐洲帝國在世界各地大肆擴張，將這些血統擴散至各大洲，包括在今天最重要的北美洲，”大衛・艾克評論說。印刷術的問世掀起了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這導致了羅馬教會的衰落，但就在《聖經》開始能夠被印刷的同時，紙幣也跟著來了。在紙幣誕生以前，金幣、銀幣、銅幣、珠子、貝殼甚至是木棍都曾被用作貨幣。在印刷術出現後，紙幣便取代宗教成為了精英的主要控制機制。
在英國的亨利一世（King Henry I）統治期間的人們會使用符木棍（tally sticks），刻在這種木頭或骨頭上的凹槽就代表數字或數目。木製的符木棍會被分成兩截，帶有凹槽的那截交給國王保管，以防偽造；另一截就作為貨幣流通。符木棍是被認可的納稅方式，他們不僅被一般大眾使用，而且需求量還不小。
符木棍體系一直良好運作了七百二十六年，除了白銀和黃金之外，任何貨幣之所以能夠成功都有賴於人們對它的信心。在今天已經沒有人記得符木棍。當英格蘭銀行在1694年成立的時候，它的股東也就是當時的貨幣兌換商，他們的名字一直被保密，意識到了符木棍的存在意味著有超出他們權力控制之外的金錢，而這正是亨利國王在意的地方。
聽起來令人難以相信，這些股東用大把刻有凹槽的木棍到銀行購買股票，接著再以轉而支持英格蘭銀行紙幣的方式慢慢淘汰掉該體系。符木棍持續流通到了1826年，剩下的所有木棍都在1834年被下令焚毀。不無諷刺的是，在國會大廈用來燒毀木棍的爐子不慎失控，導致火勢吞噬了整座西敏宮。這是自1666年倫敦大火以來最嚴重的祝融之災。
出於部分準備金制度的妙用，銀行的股東可以借出比他們手上所有還多的錢，然後再透過資助戰爭與革命，比如奧利弗・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推翻查理王（King Charles），他們在大發橫財之餘又佔據了一片一平方英里的地產，這就是今天俗稱的倫敦金融城。金融城（與倫敦本身有別）、紐約華爾街和蘇黎世迄今仍是當今世界三大金融中心。
其中一個操縱貨幣體系的例子與美國近來的經濟醜聞類似，但那是發生在獨立之前，亦即1721年的南海泡沫事件。南海公司（The South Sea Company）是一家成立於1711年的英國股份有限公司，它獲得批准去與西班牙的南美殖民地進行壟斷貿易。投機者的炒作使得公司股價從每股約一百英鎊一飛沖天至一千英鎊，而政府卻通過取消股息稅跟允許婦女持有股票，這是那時的婦女少數可自己擁有的財產之一，來加劇這種投機風潮。
1719年，這家公司號稱要買下一半的英國公債，還保證說這樣會讓利率降低。據說每個人都能因此受益，這種投機行為引起了巨大的經濟泡沫，最後在1721年一發不可收拾，令大多數投資者與公司的股票心血毀於一旦。後續的調查證明了該公司董事的詐欺以及英國內閣的監守自盜。
雖然與流行的神話相悖，但美洲殖民地對英國的起義也更多是出於貨幣問題，而不是那一丁點針對茶課徵的稅。本傑明・富蘭克林在1763年訪問英國的時候曾被英格蘭銀行官員問到美洲殖民地何以如此欣欣向榮，富蘭克林回答說：“這很簡單，我們在殖民地發行自己的貨幣，它叫做殖民紙幣（Colonial Scrip）。我們會依據貿易和工業的需求來決定發行幅度，這就讓產品很容易即可從生產者轉移到消費者手上。通過這種我們自行創造紙幣的方式，我們控制了購買力，也無需向任何人支付利息。”
富蘭克林後來說過：“假如英國不要搶走殖民地的貨幣，那造成了失業與不滿，要不然殖民地仍會很樂意負擔茶稅跟其它小額稅收。殖民地要從喬治三世（George III）和國際銀行家手中奪回貨幣發行權才是革命戰爭爆發的主因。”美國革命者深知，若要爭取自由，他們就必須打破羅斯柴爾德家族控制的英格蘭銀行的權力，它取締了他們的貨幣——基於商品與服務發行的殖民紙幣——反而逼迫他們使用必須支付利息的英國貨幣。
時至19世紀中旬，儘管因為美國革命而在北美受挫，但歐洲的銀行家已經立足於世界之上。可是他們並沒有放棄重新控制美國的念頭，這或許也對南北戰爭有所影響。德國宰相奧托・馮・俾斯麥曾經說過：“歐洲的金融強權早在南北戰爭發生的很久以前，就決定好要將美國分裂為勢均力敵的邦國。這些銀行家擔心如果美國仍然團結為一個整體，那它的經濟和財政獨立地位就會威脅到他們對世界財務的支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聲音佔了上風...因此，他們派遣使者過去利用奴隸制煽風點火，使合眾國一分為二。”
多年來，羅斯柴爾德家族一直都在為被梅森－迪克森線（Mason-Dixon Line）劃分的美國兩大陣營提供資金。在曼徹斯特擁有一家大型紡織廠的納坦・羅斯柴爾德會從南方的既得利益者那裡購買棉花，同時他也在戰前持續幫助南方的棉花輸入。與此同時，據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傳記作家威爾森（Wilson）指出：“他又向合眾國各州提供貸款，曾經有一段時間他幾乎是美國政府的御用歐洲銀行家，而且他也支持建立美國央行。”
即便現代的政治正確企圖掩飾，但南北戰爭開打的原因更多仍是經濟問題而非奴隸制。這場戰爭受到了秘密社團的鼓噪，特別是金圓桌騎士團（Knights of the Gold Circle），刺殺林肯總統的約翰・威爾克斯・布思（John Wilkes Booth）就是其中一員。
亞伯拉罕・林肯最關心的也是維護聯邦而不是釋放奴隸。他曾在1862年末如此宣稱說：“我在這場鬥爭中的首要職責是挽救聯邦，而非捍衛或摧毀奴隸制。如果我能在不釋放一奴一僕的情況下拯救聯邦，那我很樂意如此；如果我能通過釋放所有奴隸來拯救它，我同樣在所不惜；再如果我可以只讓一些人獲得自由之身，其他人繼續為奴來力挽狂瀾，那我亦會這麼做。對於奴隸制和有色人種，不管我下了什麼決定，那都是出於我相信這能挽救聯邦。”
林肯很明白造成美國分裂的真正原因不是奴隸制，而是南方希望能以較低廉的成本進口歐洲產品，但製造業強盛的北方卻想要增加進口關稅。在南方的國會議員於1861年退出華盛頓後，這些關稅立刻就被拉上一把。工業化的北方有很多願意為微薄薪水工作的移民，所以不需要奴隸，但南方的農業莊主卻非常仰賴人力。縱使北方與南方的反奴隸制提倡者都明白，技術進步意味著奴隸制消亡只是時間問題，但在歐洲金融家代理人的火上澆油之下，愈發不滿的雙方極端份子終於令戰爭變得無可避免。許多著名的美國富裕家族都從林肯的這場戰爭中賺得盆滿缽滿。
林肯也許已經忘記了針對安德魯・傑克遜的第一樁刺殺美國總統的前例在先，傑克遜當初因為廢除了這個國家的中央銀行而引起了國際銀行家的憤怒。由於急需籌措戰爭資金，林肯不再尋求那些貸款方，也不向歐洲銀行借款，而是在1862年發行了約莫四億五千萬美元的用綠墨水印製的貨幣，俗稱綠幣。這種紙幣得到了國會的認可，背後沒有任何依據，是無債的法定貨幣。林肯認為發行無債貨幣才是政府真正該做的，但他也知道國際銀行家絕對無法容忍這件事。結果他在1865年4月14日的福特劇院被約翰・威爾克斯・布思槍擊，隔天便與世訣別。
歐洲的貨幣兌換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攫取了更大的權力，很多歐洲王室都在當時失勢。他們最大的恐懼是俄羅斯共產主義的興起，儘管布爾什維克的反沙皇革命獲得了西方銀行家的幫助，但銀行家的控制權卻隨著列寧在1924年逝世、史達林展開獨裁統治後開始下滑。伴隨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成功，那些富裕且有頭有臉的俄羅斯人接連逃往西方，警告國際共產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威脅。這讓富人產生了很大的恐懼，“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呼聲響徹了從柏林、巴黎、倫敦到紐約的共產黨。
這本來應該是銀行精英在一戰後規劃好的，要創造一個社會主義的東方來對抗資本主義的西方，只是不料共產主義蔓延的恐懼使得計劃生變。現代必須採取行動來阻止共產主義傳播，而位處中心地帶的德國就是堡壘。
不過，這首先需要對德國的民主魏瑪共和國做點什麼才行。一個方案是利用《道金斯計劃》（Dawes Plan）和《楊格計劃》（Young Plan）來在20世紀20年代將美國資本主義與德國公司結合起來，美其名曰是要幫助德國償還一戰債務。這些計劃利用美國的貸款創造並扶植了德國的鋼鐵與化學巨頭，聯合鋼鐵公司（Vereinigte Stahlwerke）跟I.G・法本公司（IG Farben），這兩者皆是剛起步的納粹黨的強力後援。歷史學家卡羅爾・奎格利（Carroll Quigley）曾說這兩個計劃“幾乎都是J.P・摩根的精心傑作”。
跟著領袖走
最後的解決之道是資助一位奧地利陸軍下士，他因為當不了藝術家，所以改而受僱於他的軍方上司擔任臥底。當然，這個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他能夠掌權是有賴於銀行業和神秘的圖勒會（Thule Society），這個社團是由德國貴族與富有的工業家組成，ㄧ些西方銀行業既得利益者自然也在其中。經過區區幾年時間，這位曾經的下士就帶領他的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納粹黨）從屈指可數的規模發展成了數百萬人之眾的國家組織。
希特勒在1933年當選德國總理，隨著保羅・馮・興登堡總統（Paul von Hindenburg）在1934年去世，希特勒遂將他的辦公室與總統的職務合併，並從此以元首或全國領袖自稱。
但是希特勒犯了一個致命錯誤——這可能恰是當年害得林肯喪命的原因。他沒有遵循富有精英的意願去向國際銀行家借錢，反而決定發行無債貨幣帝國馬克（reichsmarks），並讓德國人重新投入諸如高速公路和戰爭物資生產等公共計劃。
在早期的納粹會議上，希特勒聽取了德國經濟學家戈特弗里德・費德爾（Gottfried Feder）的觀點，後者主張應該透過國有化的央行而非私人銀行來進行貨幣控制，他還認為金融既得利益者就是利用掌控貨幣供應來奴役人民。納粹黨的其中一個口號是要打破“債務奴役”——換言之，就是利息支付。
“一聽到戈特弗里德・費德爾關於‘打破既得利益者暴政’的演講，我立刻就意識到它是一個理論上的真理，這攸關德國人民的未來，”希特勒在《我的奮鬥》裡寫道。“...德國的前途擺在我面前，在我看來再清楚不過的是，最艱苦的鬥爭不會是針對敵對國家，而是國際資本勢力。反抗國際金融與貸款資本，是德意志民族爭取獨立和自由的鬥爭計劃中最重要的一點。”不幸的是，希特勒對國際金融集團的注意力最後卻縮限成了國內的猶太金融勢力。
1933年的德國和美國一樣都深陷在大蕭條的深淵。大量的失業人口、嚴重的通貨膨脹，許多人都還記得那些關於德國人需要用裝滿紙幣的手推車購買一條麵包的故事。到了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也就是僅僅三年後——德國便擠身經濟強國，擁有近乎充分的就業跟穩定的貨幣，這都該歸功於沒有國際銀行家的涉入。然而，那些可以追溯至古蘇美爾的富有精英可不容得世界上的其它地方認識到本傑明・富蘭克林、托馬斯・傑佛遜以及其他許多歷史人物都深知的無息貨幣的好處。
身在貴族與富裕精英之列的溫斯頓・邱吉爾曾總結過他們對希特勒在二戰時的行為的反應：“你必須明白，這場戰爭不是針對希特勒或國家社會主義，而是要抵禦德國人民的力量，不管它是被掌握在希特勒還是耶穌會神父手中，都得被一勞永逸粉碎。”
有人也許會問，如果林肯是因為不甩國際銀行家而被暗殺，那麼是不是也有過刺殺希特勒的圖謀？答案是這樣的事情上演過二十多次。但與林肯不同的是，希特勒身邊有一群忠誠支持者，他們為了保護他甚至連對其他將軍都會有所提防。為要阻止希特勒和他的千年帝國計劃，二十多個國家在大戰中組成統一戰線應戰。
德國人輸掉了戰爭，但資助希特勒和納粹的富有精英卻相安無事。從許多方面來說，他們才是真正的贏家。納粹在核科學、能量操縱、精神藥物以及宣傳與精神控制等創新技術的突破對精英都大有助益。他們因此掌握了推翻國家、用氟化物及其它化學製劑來愚化人民，還有訴諸恐懼、折磨和暗殺來對付文明社會的最佳方法。他們借助各種項目的名目把成百上千不知悔改的納粹份子帶來美國，包括招募前納粹科學家入美的迴紋針計劃。所有這一切都有助於他們締造一個嶄新的警察國家。
發生在21世紀前半期美國的一系列事件其實與國家社會主義者在20世紀30年代接管德國的情況基本雷同。在這兩個國家，對一座著名建築物的襲擊都使得匆忙的立法剝奪了公民自由，然後是民法逐漸遭到警察軍事化、酷刑、無限期拘留和戰爭的侵蝕。德國柏林的國會大廈在1933年發生了縱火事件，神智不清著被捕的馬里納斯・范・德・呂伯（Marinus van der Lubbe）在經過酷刑後承認自己就是唯一犯人。德國總統興登堡在事件發生後立刻指責這是共產黨的陰謀，並且宣布德國公民的各種重要自由權利終止生效。立法機構之後頒佈的《授權法案》（Enabling Act）令希特勒得已以總理的身份獨攬立法大權，進而使德國憲法變成一紙空文。希特勒還以祖國的安全為由加強了德國的所有警察機關。同樣的，美國在21世紀之初遭遇世貿中心被撞毀，這被怪罪於恐怖份子——這回是中東的狂熱份子——國會於是通過《愛國者法案》（PATRIOT Act）來限制美國的公民自由，並使政府擴權監視人民，國土安全部的成立也成了順理成章之舉。
冷戰爭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銀行精英又回到了他們最初的計劃，亦即讓社會主義東方與資本主義西方鬥得你死我活。這於是就掀開了建立在各種保密之上的冷戰。兩邊陣營的領導人大多都沒有意識到衝突背後真正的陰謀，也不知道對手到底擁有什麼底氣與意圖。
冷戰造成了美國和蘇聯這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軍備競賽。想當然，銀行業在這段期間同樣是繁榮昌盛，尤其是在當真大動干戈的時候，例如又被稱為韓戰的“維和行動”（police action），這場發生在1950－1953年的戰爭奪走了將近三萬四千美國人和四百萬韓國人的生命。即使從這裡也可以發現來自最上層人士的隱秘控制跡象。從來沒有經過正式宣戰的韓戰是在聯合國的介入下開打，這是一個趁著這個世界陷入大戰無暇他顧而在1944年10月創立的超國家組織。聯合國基本上只是舊有的國際聯盟的替代品，國聯是伍德羅・威爾遜和秘密社團圓桌會議的成員的失敗世界政府計劃，另外正是圓桌會議在1921年發起了外交關係協會。
參與韓戰的美國老兵想必會十分訝異地發現，俄羅斯人其實一手控制著雙方的衝突局面。蘇聯在戰爭期間向北韓提供軍事物資、技術和顧問，所以蘇聯軍官可以說是掌控了北韓那邊的動態。作家拉爾夫・埃珀森引用了五角大樓的一篇新聞稿指出——有兩名蘇聯軍官被確認涉入了跨越北緯三十八度線的行動，這是戰爭爆發的導火線。其中一名軍官，斯特凡・瓦西列夫將軍（Stefan Vasilev）發出了向南方進攻的命令，這不巧被竊聽到了。
瓦西列夫將軍的指揮鏈從韓國一路聯繫到莫斯科，再至負責政治和安全理事會事務的聯合國副秘書長。與此同時，盟軍將軍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的指揮鏈則經過杜魯門總統，然後再來到負責同樣事務的聯合國副秘書長那裡，當時主管那個職務的是俄羅斯將軍康斯坦丁・辛琴科（Constantine Zinchenko）。這意味著監督韓戰局勢的蘇聯軍官是在向他們在聯合國的同事彙報，而後者卻負責為盟軍協調韓戰事宜。
但貨幣兌換商對冷戰並不滿意，儘管越戰令那些國防承包商賺進數十億美元，並害死了五萬八千名美國人和至少五百萬名東南亞人。由於俄羅斯自古就抵觸私人擁有的中央銀行，因此銀行家沒能在冷戰中充分獲利。
這一切都將隨著共產主義崩潰而改變，這通常以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倒塌為標誌。冷戰結束的原因主要是俄羅斯的經濟困境，這引起了大眾廣泛的不滿，但如前所述，這也有可能是因為雙方都在動用遙視使得所有保密措施都難以為繼的結果。
令國際銀行家倍感欣慰的是，在柏林圍牆倒塌不到一年後的1990年7月13日，俄羅斯聯邦中央銀行便宣告成立。跟美聯儲一樣，這家銀行是獨立的實體，它透過專有的硬幣和紙幣發行權來控制俄羅斯經濟。
現在世界兩大超級大國的經濟盡落入他們手中，再加上歐盟的誕生，貨幣兌換商終於能夠回過頭來對付他們渴求的世界控制大計的最後一大障礙——美國境內的自由。早在1865年，國際銀行精英就已充分認識到美國的自由和繁榮所隱含的危險。《泰晤士報》在那年發表了一篇社論，其據許多人說其實是代表了英國建制派的聲音：“如果起源於北美共和國的那種宛如胡鬧的財政政策（無債貨幣）被確立成典範，那麼政府就將能自行供應無需成本的貨幣。它可以用來償債，並且不會增加債務。如此帶來的繁榮將超出所有文明世界政府的先例，屆時所有人才跟財富都會流向北美。務必要摧毀這個政府，否則它會讓世上所有的君主制完蛋。”
自《泰晤士報》的那篇社論發表以來，發生在美國的種種事件都在有意想要破壞個人與經濟自由。任何想要阻止這個企圖摧毀美國人民的經濟實力與社會凝聚力的計劃的人，要不遭到貶斥、解僱、勒索，就是被奚落為“陰謀論者”和“偏執狂”，或者還有最後手段，特別是假如他或她擁有重要公職或負責什麼公共平台，那麼就是簡單地滅口了事。商業恐嚇也是最後手段，併購與強制兼併都是常見的套路。連鎖董事（互派董事）則是進一步加強這種控制的方式。
控制大師
約翰・甘迺迪總統跟林肯一樣，都想要削弱美聯儲的權力好限制銀行家。他在1963年6月授權美國財政部而不是美聯儲發行四十二億美國國債，並採取措施要對付富有企業精英的大權。根據匹茲堡大學教授唐納・吉布森（Donald Gibson）在他經過深入研究、1994年出版的作品《對抗華爾街：甘迺迪總統》（Battling Wall Street: The Kennedy Presidency）中列舉，這些措施包括：利用稅收來重新管控外國對美國公司的投資、區分生產性和非生產性投資的稅制改革、取消美國全球投資公司的繳稅優惠、打擊外國避稅天堂、拒絕取消富人稅、提議增加對大型石油跟礦產公司的課稅、修改投資稅收抵免制度。
就因為這些想要平衡經濟的嘗試，1963年11月甘迺迪卻在達拉斯遊行車隊中遭到軍事伏擊刺殺。許多陰謀論研究人員都不覺得林肯和甘迺迪——僅有的兩位試圖發行無債貨幣的美國總統——都在公開場合遭遇槍擊僅是巧合。
約翰・甘迺迪、羅伯特・甘迺迪、馬丁・路德・金的遇刺——在大眾的心中仍是有待破解的謎案——伴隨著60年代藥物革命的降臨以及反毒戰爭持續升級，這些都預示了美國文化、禮儀與常識的不斷惡化。大蕭條、兩次世界大戰，還有其後在韓國、越南、科威特、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亞發生的一連串“局部戰爭”都耗盡了公眾的自信和美國的財庫。
前雷根政府的內政部長詹姆斯・瓦特（James G. Watt）親眼見識過內部人士的金錢操縱有多厲害。“有很多年，我一直覺得那些成天嚷嚷外交關係協會和三邊委員會的‘右派份子’實在很煩人。現在，當親自坐在白宮內閣會議室裡聽過雷根總統的顧問的報告後，我徹底改觀了。”
“一個最有說服力的事例是發生在1982年春天的一個早晨。那時雷根總統正和我們這些內閣官員坐在一起，他說唐・雷根（Don Regan，財政部長）有一份經濟報告要分享，然後大衛・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預算主管）有一些意見想講。雷根部長在內閣會議上報告稱，有些第三世界國家欠了美國銀行非常驚人的款項。他說，這些國家是如此貧困，光是連貸款的利息都不可能還得出來給美國銀行、大通曼哈頓銀行、花旗銀行及其它銀行。雷根部長建議應用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來把納稅人的美元輸給這些國家，好讓它們能夠向美國的銀行付利息。我問在場是否有任何人相信這些國家還得了本金，結果是一片鴉雀無聲！真的有些人相信這些被用於支付利息的貸款收得回來？我的大多數同事都只是盯著桌子，我感到忍無可忍。那麼，憑什麼我們的納稅人要付錢來拯救這些國家？這時終於有人出聲了：‘吉姆，如果那些貸款因為收不到利息而產生違約，那麼這些美國銀行就有麻煩了。’我反問：‘這是否意味著美國的銀行客戶會賠錢？’，‘不會，’他們急切地回答說：‘但投資者可能會失去一些紅利。’多麼不可思議，我把身子從櫥櫃桌靠了回來，瞧了總統一下，他離我這裡只有兩張椅子。顯然沒有什麼可以阻止這些官員去拯救強勢的美國銀行，雷根總統別無選擇。”
“三邊委員會和CFR的人是否打著陰謀算盤，其首先是要控制其它國家的經濟，然後再來‘為所欲為’？不，我實在不相信自由派人士能夠聚在一起策劃如此這般的陰謀。然而，最終的結果確實就是這樣。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我相信這是一群有共通價值觀的人的陰謀，這些自由派人士都懷抱著相通的思想與目標。這些國際主義者不想把自己的經濟命運託付給自由市場。他們希望加強政府控制，以確保他們的經濟命運和政治影響力。”
瓦特仍然相信“自由派”與“保守派”的二分法，他沒有察覺到這種違背美國人意願的幕後權力不僅僅是基於“共通的價值觀”或“自由派思想”，而是在更幕後整控兩大政黨的國際貨幣兌換商的權勢。
另一位不僅親睹全球金融操縱，而且還親身參與其中的人是《紐約時報》暢銷書《經濟殺手的告白》（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作者約翰・柏金斯（John Perkins）。柏金斯在這本書中披露了經濟殺手（economic hit men）會“扮作高薪專業人士，從世界各國騙取數兆美元。他們就像是漏斗，負責把世界銀行、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和其它外國‘援助’組織的金流輸給大公司和控制豐富自然資源的富有家族的口袋。他們的工具包括詐欺性的財務報告、操縱選舉、賄賂、勒索、性以及謀殺。他們玩的遊戲與任何帝國一樣古老，但這種遊戲在如今的全球化時代卻呈現出了新異的駭人高度。”
柏金斯任職的諮詢公司將他派往世界各地。他說他的工作就是要“奴役那些擁有我們公司垂涎三尺的資源的國家，方法就是讓它們欠下永遠還不了的債務，然後在逼其將賤賣這些資源，而且我們的公司不會受到任何社會或環境法規限制。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戰略。從本質上來說，它締造了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帝國，也是第一個不依靠軍事佔領確立的帝國。這徹底改變了地緣政治。民選官員的權力已經被那些坐在跨國公司頂端的人（金權政體）篡奪了。”柏金斯還說，金權政體很快便意識到，類似的戰略也可以被應用於美國，以防止人民行使民主權利來威脅到它的戰爭及其它利益。
“到了1980年，（金權政體）就瞭解到，保護大公司免於勞工運動衝擊的最有效武器便是債務。借款人被騙以為他們支付的是很低的利息，然而那實際上都是氣球貸款（balloon payments），那是可條利率的抵押貸款，再不就是因為其它複雜設計導致整體利率更高的貸款，這使得打破債務枷鎖變得越來越困難。這樣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上演。保護我們權利的條規被廢除，新的戰爭屢屢爆發，家族公司被大型連鎖店的不公平競爭摧毀，媒體被巨型公司利用，失業、貧困和喪失抵押品贖回權的例子比比皆是。原來不斷壯大且繁榮的中產階級現在全變得一落千丈。”
柏金斯看見“一種突變、病毒式且極其危險的資本主義正在華爾街、大公司和支持它們的政府相挺之下日趨茁壯。全球經濟危機就是症狀和跡象。它暴露了我們最黑暗的秘密。有史以來最物質也最富有的國家，美國的自殺率、吸毒率、謀殺率、關押率和其它負面社會因素都是最高的。我們的經濟賴於破壞性的戰爭——屠戮人民跟蹂躪地球——販賣那些紙張（併購、衍生品）以及我們絕大多數人根本不需要的東西。與此同時，我們的星球卻正在被污染淹沒，人們挨餓受苦，我們的資源即將用罄，我們的動物和植物也正以驚人的速度持續消失。”
如此一針見血的言辭引發了公司媒體的一致踏伐。《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塞巴斯蒂安・馬拉比（Sebastian Mallaby）指責柏金斯是“一個起肖的陰謀論理論家、滿口胡說八道的謬論販子，”而《紐約時報》的作家則說柏金斯的作品不過是“懸疑故事”。
然而，柏金斯的言論卻與海軍陸戰隊少將史沫特萊・巴特勒（Smedley Butler）相呼應，後者在他1935年的《訛詐戰爭》（War Is a Racket）解釋說：“銀行家借錢給外國，接著一旦無法還款，總統就派遣海軍陸戰隊過去。”巴特勒還說，這樣的訛詐戰爭是“大多數人都毫不知情的，只有一小撮‘內部’人士曉得這是怎麼回事。它完全是為了極少數人的利益，其他更多人的利益則被犧牲。有些人在戰爭結束後便發了大財。”
但是貨幣兌換商終究過度膨脹了自己。他們的膨脹經濟最終在2008年漏了氣。許多評論家都懷疑，金融危急及隨之而來的大蕭條乃是精英貨幣兌換商在政府幫助下的故意算盤。畢竟，在2008年爆發的抵押貸款證券詐欺背後，其實有很多國會議員和華爾街公司的投資。
網絡評論家邁克爾・里韋羅（Michael Rivero）稱這次崩盤是“自1721年南海泡沫以來最嚴重的金融詐欺”。里韋羅埋怨說：“總之，美國政府搶走了你的工作，這樣銀行就可以拿走你的房子，來彌補它們在全世界玩弄這巨大的詐騙所帶來的損失。數以萬計美國人的房子遭到沒收，為的就是讓華爾街的騙子們免於被關進監獄。財富沒收的目的是要保護銀行，這就像羅斯福在1933年時對黃金所做的一樣，只不過這次改成了房子，而且美國人還被欺騙相信他們失去家園都是自己的錯。”
在危機爆發的前幾年，國會通過了ㄧ系列減少政府監管的法律，至於銀行則被鼓勵提供可疑的貸款，甚至是祭出八千美元的首次購房信貸，以此來吸引更多顧客。許多不良抵押貸款被跟良好抵押貸款捆綁在一起，這就產生了俗稱的金融衍生品。收銀行給的錢辦事的評級機構會為它們標記為A-1級，然後它們就會被出售和轉售給其它銀行與機構。之後整個騙局就曝光了。ㄧ些銀行因為“太大不能倒”，結果國會議員投票決定拯救它們。這其實不過就是拿從美聯儲借來的公款去填那些不良貸款和信用違約互換品的坑罷了。這可說是“唔代表，不納稅”的一個典型例子，因為絕大多數的美國公眾都不想讓銀行家不必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更可惡的是，華爾街的內部人士和銀行人員通通沒有遭到起訴。
為什麼沒有人遭到起訴？紐約美聯儲行長蒂莫西・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在2008年10月中會見了當時的紐約司法部長安德魯・科莫（Andrew Cuomo）。科莫在當上紐約州長之前曾調查過銀行業和評級違規行為，他也一邊研究現已解散的美國國際集團（AIG）的可疑紅利獎金是哪裡來的。根據參與這次會面的知情人士透露，蓋特納說他很擔心“金融體系的脆弱性”，並請求不要起訴處份。蓋特納過去以財政部副部長的身份跟亨利・鮑爾森（Henry Paulson）共事，後者曾通過AIG把納稅人的五十億美元送給瑞士的瑞銀集團。在替科莫的無所作為辯護時，密蘇里大學的經濟與法律教授威廉・布萊克（William K. Black）寫道：“這不是兩個人坐在房間裡商議的邪惡陰謀，是我們讓人們一手創造出了一個偷竊不必受罰的裙帶資本主義。他們的政策營造了一個鼓勵犯罪的環境，沒有監管機構介入、沒有詐欺對策組、沒有國家力量。所以這班精英才得不到有效懲罰。”布萊克是個明白人。他曾在20世紀80年代擔任聯邦政府的訴訟主管，處理儲蓄和貸款危機。這種缺乏懲罰的情況與當年的醜聞形成了鮮明對比，當初政府的特別工作人員向檢察官提交了一千多起訴訟，導致八百多名銀行人員入獄。
就在他於1888年被暗殺的兩個星期前，詹姆斯・加菲爾德總統曾說過：“無論是誰，只要他控制了我國的貨幣供應量，那他就形同於徹底主宰了工商業...當你意識到這整個系統有多麼容易被有權有勢的頂層人士操控的時候，你就不必再去思考通貨膨脹和蕭條是為何發生了。”
匯率穩定基金
其中一個不為人知的財務控制工具恐怕就是美國財政部的匯率穩定基金（ESF）。這個一般沒什麼人聽過的機構是那些已經演變成龐大金流行動的政府計劃之一，而且完全缺乏來自美國政府、各州以及人民的監督。可是，ESF卻是使用稅金和收益來為國內外的各種活動注資。極力反對美聯儲的德州眾議員亨利・岡薩雷斯（Henry B. Gonzalez）是眾議院銀行委員會（House Banking Committee）主席，他批評ESF是在大搞“閉門融資”且“完全缺乏公共責任”。
ESF起初是依據1934年的《黃金儲備法》（Gold Reserve Act）成立，其目的按照官方說法是要“幫助實現匯率穩定，並打擊外匯市場的無序亂象”。這項法案授權財政部長可以專斷管理黃金、外匯、證券還有信貸工具，只不過得先經總統批准。雖然美國人在1933年時私自擁有黃金會被算是犯法，但ESF卻將黃金轉移給外國人好換取美元，於是不出幾年就耗盡了我們的黃金儲備。當今天的人們責備美聯儲竊取美國的黃金儲備時，他們其實應該知道那是ESF幹的好事，正是它在從未受到國會議員審議或質疑的情況下先抽乾了美聯儲。
根據與IMF達成的協議，國會在1978年重新修訂《黃金儲備法》，以向外國政府和鑄幣當局提供短期信貸。ESF的這類“過渡性貸款”都是透過掉期交易來融資，這意味著ESF持有的美元可以通過其中央銀行被提供給某國，換取該國相同價值的貨幣。ESF還負責管理特別提款權（SDRs），這是IMF創造的資產，可以被貸給需要彌補國際收支赤字的國家。SDRs是ESF的永久資源，這些活動都是穿行於紐約美聯儲。紐約美聯儲是ESF跟那些急需短期融資的外國政府之間的中介。
這一切乍聽下沒什麼問題，除非人們知道這完全是財政部長在美國法律管轄之外的權限。根據眾議院鑄幣、重量和度量委員會（House Committee on Coinage, Weights, and Measures）曾在籌備期間審查過這項法案的少數成員的說法：“事實上，這（法案）會讓財政部長在處理這個基金的時候不必遵守美國法律。我們相信（此舉）無異於將專制與獨裁的權力置於一個人手中，這讓他直接控制了貨幣和信貸的價值，同時也能夠間接影響價格。我們認為沒有人應該掌握這樣的權力，我們確信這違背了美國政府的每一項原則。”
在出任紐約美聯儲行長後，蒂莫西・蓋特納被新就職的歐巴馬任命為財政部長。經過總統任命，接著必須輪到參議員小組來核可財政部長。就像公司的總裁或CEO，財政部長只是最高行政主管，負責確保事情順利進行。真正的掌權者身處在更上方。1934年法案的日落條款明言ESF會在兩年後到期，但羅斯福總統卻宣稱因為大蕭條帶來的經濟緊急狀態仍在持續，所以要繼續延長它的活動。最後與其它各種政府機構一樣，ESF終究變成在我們身邊如影隨形。
ESF在二戰時是由亨利・迪克特・懷特（Harry Dexter White）領導，他的薪水不是財政部發的，而是出自ESF的預算。他享有巨大的權力並全權負責財政部的任何涉及對外關係的事務，還有財政部有關美國陸軍、海軍的經濟與金融事宜，甚至是海外的民政事務。就在同一時間，懷特也在OSS的諮詢委員會（Advisory Committee）任職，OSS是政府的反間諜與反宣傳機構，這個由超過一萬兩千人組成的大型機構專門進行戰時宣傳並策劃虛假謠言，包括炮製與宣傳編造的是非，以及籌劃各種旨在播下混亂和不信任的活動。所有這些計劃都受到了ESF資助。
ESF在戰後協助打造了新的世界貨幣體系，其中就包括它最著名的產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ESF還被指控向CIA提供無須負責的資金，據CIA的第一位總法律顧問勞倫斯・休斯頓（Lawrence Houston）說：“秘密行動的核心與靈魂實際上就是...沒有憑單的資金供應，而且這些資金絲毫不會受到外界檢驗。”
ESF如今在各州都有類似的分支，它本身已經成了CIA秘密行動的資金來源，甚至還有人指控它參與洗錢勾當。這些融資運作都缺乏立法或公眾監督，即便在技術上合法，但卻超出了美國憲法和《權利法案》的規範。要確定稅金究竟流向了哪些可疑收款人，就必須對所有經濟穩定基金和法條進行全面審計，因為正是透過這些技術上“合法”的基金，公共稅收才會被轉移到無數秘密且可疑的地方去。
網絡評論家埃里克・德卡波尼爾（Eric deCarbonnel）收集了很多關於ESF的信息，他最後得出結論認為這個機構“控制了紐約美聯儲、CIA的黑預算，並且是世界貨幣體系（IMF、世銀等）的設計者。ESF（通過OSS，其後是CIA）資助建立了全球宣傳網絡，這使得今天的歷史遭到了非常嚴重的扭曲（包括從公眾認識中消除它的存在蹤跡）。自1934年成立以來，它幾乎直接參與了美國歷史上的每一起重大詐欺/醜聞：倫敦黃金總庫（London gold pool）、甘迺迪遇刺、伊朗門事件、CIA毒品販運、愛滋病，還有其它很多破事...”
正是像ESF這樣的內部聯繫才造就了約翰・柏金斯這些經濟殺手的誕生，他們甚至可以推翻外國領導人。由於這些秘密機構基本上都是暗地運作，而且它們的公司主人又擁有大眾媒體，所以大部份美國人根本不知道它們犯下的高端犯罪行為。
儘管ESF誕生在大蕭條時代，可是銀行業陰謀控制一切的歷史卻可以追溯到更久以前。旁遮普大學副校長、研究美國公司的專家穆賈西德・卡姆蘭（Mujahid Kamran）就認為，美國銀行業最終只會造成害人害己的結果。“工業革命、基於高利貸的銀行體系、過去三個世紀的科技進步產生了三個主要結果，”他在《大欺騙：企業美國與永無止盡的戰爭》（The Grand Deception: Corporate America and Perpetual War）裡寫說。“財富被大量集中到少數人手中，這又使得越來越多致命的武器被發明，尤其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然後通過媒體與對教育系統的控制，廣大人口的思想被科學式地重新塑造。地球上最富裕的那些家族會在每一次由他們造成的動盪中發號施令。他們的活動範圍遍佈全球，甚至更廣，他們對財富和權力的野心與貪婪永無止盡，在他們看來，大多數人無非都是垃圾——‘人類垃圾’。他們計劃要減少全球人口，並把它維持在與我們現在相比少得多的幅度。”卡姆蘭博士還指出，發展中國家的大學現在愈發積極與大型私人基金會展開合作，而真正理解這個世界如何運作的方式就是要“認識到美國政府其實是被這些基金會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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