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日 星期一

我們的朦朧往昔(10)中世紀


“世上唯一的新鮮事就是你未曾聽聞的歷史。”

——哈里・杜魯門



黑暗時代是西方世界的一段天災人禍不斷又愚昧無知的時期。它從約公元500年開始一直持續至文藝復興。生活在物質豐碩的21世紀的人大多不會記得,在1900年之前世界上絕大多數的人都是文盲,他們的生活中連根水管都沒有,甚至還得唯統治者的命是從。


愛爾蘭、義大利、法國和英國的一些基督教僧侶保存住了希臘與羅馬的知識殘餘,如果沒有這些僧侶跟穆斯林國家的圖書館,那麼今天的我們便不可能坐擁前人的智慧。


羅馬教會對日常生活的控制無孔不入。任何反對教會的言論都會招致審判、開除教籍甚至是處死。如此扼殺自由思想的境況使得各種秘密社團與教派日漸壯大,它們其中有很多都可以追溯到《聖經》的時代,並且一直在互相爭奪古代秘密的控制權。就像後來伊麗莎白時代的無形學院(Invisible College),這些秘密社團通常被泛稱為神秘學派,是秘儀知識的儲藏所,這種知識往往艱深晦澀,使一般公眾唯恐避之不及。它們的文學作品都經過精心設計,所以既可以隱藏又可以揭露它們手上握有的某些知識。


一個這樣的古代知識庫的例子是蘇美爾人的“命運石板”,其被認為與《出埃及記》31:18中提到的“法板”應該是同一個東西,其它段落如24:12、25:16都清楚表明這些石板與《十誡》不是同一回事。英國作家勞倫斯・加德納認為這古老的石板可能就是傳說中透特-赫耳墨斯的《翠玉錄》。被認為是最古老神秘作品之一的它的作者據說是赫耳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三重偉大的赫耳墨斯),這是希臘神赫耳墨斯與埃及神透特的混合形象,他在蘇美爾的名字則是尼努爾塔。透特/尼努爾塔是亞特蘭提斯的倖存者,他把大洪水前的知識傳給了諾亞的兒子——含。


“他是流淌於古往今來的秘儀與奧祕傳統‘地下河’的重要奠基者,”加德納說:“他的希臘名字赫耳墨斯與金字塔的建築科學有著直接關聯,其詞源herma的意思差不多就是‘一堆石頭’。事實上,大金字塔有時又被叫做‘透特的聖所’。”


知識石板一直從蘇美爾傳到埃及,再繼續流轉到了希臘和羅馬的荷馬、維吉爾、畢達哥拉斯、柏拉圖與奧維德這些大師手中。到了中世紀及其後,它在玫瑰十字會和聖殿騎士團等秘密社團之間易手,最後則是共濟會。但是,在羅馬帝國土崩瓦解的那些歲月,這種古老知識的存在必須被絕對守密。基督教開始在西方取得了至高無上的權力,不過是直到東西教會大分裂(Great Schism)跟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被穆斯林奧斯曼帝國攻陷後,羅馬教會才成為了西方世界的終極權威。通過借錢與祝福,梵蒂岡牢牢掌控了國王和女王,同時也利用害怕被逐出教會的恐懼心理以及臭名昭彰的宗教裁判所來控制普羅大眾的生活。


閱讀和寫作成了神職人員的特權,至於那些較小的基督教派別則因為過於好鬥,所以成不了氣候。隨著十字軍奪下中東聖地,教會無可撼動的權力又變得更加集中且全能。大部份國王和女王必須向梵蒂岡借錢的事實也只會助長他們的屈從。只有1306年被逐出教會的蘇格蘭國王羅伯特一世、馬丁・路德在1517年發表的《九十五條綱論》、在1534年另闢英國教會的亨利八世這些為數不多的例外曾對天主教會構成挑戰。


聖殿騎士團


在過去曾有一個主要活躍於法國南部的名叫潔淨派(Cathars)的諾斯底團體,它的存在對教會來說有如骨鯁在喉,因為他們據稱握有關於抹大拉的馬利亞及其後裔等與羅馬ㄧ方的教義背道而馳的知識。據因為堅持他們的信仰比羅馬教會更純粹而又被稱為“潔淨者”的潔淨派所說,他們的知識是師承自在公元70年逃離羅馬入侵的巴勒斯坦難民。法國國王腓力二世在1209年聽從教宗依諾增爵三世之令,發動阿爾比恩十字軍(Albigensian Crusade)企圖將潔淨派一網打盡,其已被認為是天主教會迄今遭遇過最嚴峻的威脅。直到今天人們對潔淨派的瞭解依然乏善可陳,這是因為羅馬教會摧毀了有關於他們的任何記載。為了躲避風頭,許多潔淨派教徒融入了一般群眾。經過數年光陰,幾位出身潔淨派家族的法國領袖決定發起一次奪回聖地,特別是耶路撒冷的宗教十字軍遠征,這是一個很方便的藉口,可以隱瞞搜尋潔淨派傳統之蛛絲馬跡的本意。隱士彼得(Peter the Hermit)——他一般被認為與聖伯爾納鐸(Saint Bernard)一起號召了第一次十字軍東征——聖伯爾納鐸則是十字軍領袖布永的戈弗雷(Godfrey de Bouillon)的導師,戈弗雷出身潔淨派家族,並且被一些人認為是共濟會的奠基者。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連帶產生了一些堅決對羅馬教會保密的社團,教會為了鞏固其神學已越來越熱衷於施展暴力。根據近來的許多研究,其中至少有一個十字軍團體帶回來的不僅僅是異端邪說——而是還包括了可以證明教會的教義錯誤百出又表裡不一的確鑿證據。教會在1307年出手試圖消滅這個團體,誣衊它是異端與褻瀆者。這個團體的大名叫做聖殿騎士團,他們的傳統至今仍鮮活在共濟會之中。


這個宗教-軍事騎士團最初名叫基督和所羅門聖殿的貧苦騎士團,是由九名法國十字軍騎士在1118年向耶路撒冷國王鮑德溫(Baldwin of Jerusalem)提議成立,以保護前往聖地的朝聖者。他們還獲准紮營在所羅門聖殿的廢墟,那裡後來變成了希律王的宮殿。領導這群騎士的是雨果・德・帕英(Hugh de Payens),他是一位替他的堂弟香檳伯爵雨果(Hughes)和安德烈・德・蒙塔巴德(Andre de Montbard)效力的貴族,蒙塔巴德是伯爾納鐸的叔叔。所有這些人都是出身與潔淨派有關的家族。身為聖殿騎士專家的作家林恩・皮克特(Lynn Picknett)和克萊夫・普萊斯(Clive Prince)曾寫道:“帕英和他的九位夥伴都來自香檳或朗格多克,例如普羅旺斯伯爵(Count of Provence),很顯然他們是肩負著特殊的使命前往聖地。”普羅旺斯毗鄰法國南部的朗格多克和馬賽,傳說抹大拉的馬利亞跟其他巴勒斯坦難民在耶穌基督被釘上十字架後逃去了馬賽。正是在普羅旺斯,騎士們藏起了他們在耶路撒冷發現的財物與知識寶藏。


在來到耶路撒冷後,身為布永的戈弗雷兄長的鮑德溫國王便准許騎士們的請求,令聖殿騎士團正式成立。過了九年,聖殿騎士團展開了對希律王宮殿的挖掘行動,這座宮殿是建在所羅門聖殿的遺址上,它興建的時間大約是基督之前一千年。有些研究人員認為,所羅門聖殿其實只是對獻給尼努爾塔、建在更早千年前的蘇美爾神殿的照抄而已。


所羅門留下的可觀寶藏——不僅包括巨額黃金、白銀、珍貴寶石,甚至還有記載關於古代諸神知識的文獻、捲軸以及石板——他們是在公元66年猶太人起義期間被他們埋在那裡,好避免它們被羅馬人掠走。根據塔西佗(Tacitus)寫於公元109年的《歷史》(Histories),令在公元前63年踏入所羅門聖殿的龐培(Pompey the Great)深感震驚的是,“整個聖所空空如也,其中至聖所更是乏人動過。”


然而,在公元前70年耶路撒冷陷落後,羅馬人還是設法找到了一些寶藏,他們也沒打算在繼續搜索。這些寶藏被作為戰利品帶回羅馬。剩下來的那些可能是神聖石板和捲軸的東西則一直被藏在聖殿的地下墓穴,當希律王的宮殿開始興建時,它們的存在也早就被遺忘了。


當從前的羅馬軍官亞拉里克(Alaric)在公元410年率領他的哥特人大軍攻破羅馬的時候,這些還未得到重視的知識財寶又被轉移到了法國南部。這批秘密的所羅門寶藏被帶去了哥特人的家園,位於法國南部庇里牛斯山腳下的朗格多克地區。法國的潔淨派正是依此為契機察覺到還有寶藏被藏在耶路撒冷。潔淨派家族把這些情報代代相傳,最終促使了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發生。


隨著聖殿騎士團歸來,所羅門寶藏終於再次與被亞拉里克從羅馬劫走的那部分重聚了。它仍然被再三保密,只有玫瑰十字會、共濟會、巴伐利亞光明會和神秘的錫安會知道這些古代知識的存在,直到後來納粹才在1944年初奪取了全部寶藏。除了涉及建築、醫學與磁力羅盤等裝置的秘密之外,聖殿騎士團還學會了該如何進行資本管理。儘管傳統歷史都把現代銀行業的祖宗追溯至早期的猶太人和義大利借貸機構,但聖殿騎士團在這方面其實要比羅斯柴爾德家族跟美第奇家族都來得早。


“他們率先發明了信用額度的概念,以及用於商業開發與擴張的信貸分配。事實上,他們幾乎可以承攬20世紀商業銀行的所有職責,”麥可・培金(Michael Baigent)和理查德・利(Richard Leigh)寫說。“在他們的權力登峰造極的時候,就算不是全部,聖殿騎士也掌握了西歐的絕大部份可用資本。”


聖殿騎士還經營長久的私人信託基金,其中的詳情都只有戶主可以查閱,這種做法仍被今日的瑞士銀行延續。我們甚至可以說是聖殿騎士首先發明了信用卡和跟團旅遊,因為他們會發出票據來計算轉帳,這種做法很可能是學自他們在中東接觸的穆斯林。


煉金術:科學、魔法或兩者皆是?


從諸神流傳下來的古代化學知識在中世紀被變成了當今科學的始祖-煉金術。在中世紀,煉金術士的主要宏願之一就是要將賤金屬提煉成昂貴的金銀。


對於煉金術(alchemy)的詞源究竟是出自埃及古名Khem或Chem,還是中世紀拉丁語alkimia、阿拉伯語kimya或是希臘語khemeioa還有待爭論。


據英國作家霍姆亞德(E. J. Holmyard)所說,上至歐洲皇室下至平民百姓都不乏真切相信煉金術的人。煉金術士可以是“國王、教宗、小品教士、教區文士、鐵匠、染匠和修補匠。就連像羅傑・培根(Roger Bacon)、托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托馬斯・布朗(Sir Thomas Browne)、約翰・伊夫林(John Evelyn)和艾薩克・牛頓這些傑出之輩都對煉金術深感興趣,查理二世(Charles II)更在皇居臥房下建了一間煉金術實驗室,可以從暗梯進入。拜占庭的希拉克略(Herakleios I)、蘇格蘭的詹姆斯四世(James IV)還有魯道夫二世(Rudolf II)這些君王也都是煉金術士。”


煉金術是那個時代的科學,雖然它涉及了初級化學、生物學、幾何學、數字命理學甚至是物理學,但不少實踐者念茲在茲的還是想要靠它來點石成金。金錢的淫威要在更近代的時候才會體現出來,但它的根源卻可以一路追溯到很久以前,而且金錢、黃金的控制與古代諸神似乎也有著什麼關係。在他2010年出版的《強盜銀行家》(Babylon’s Banksters)中,畢業於牛津彭布羅克學院的約瑟夫・法洛曾翻閱過牛津大學圖書館收藏的無數古書與手稿,他說自己要提出的論點其實非常簡單,但又很難理解。“自古以來,始終或多或少存在著一種綿延不絕的國際貨幣勢力,其企圖利用各種手段——包括敲詐、欺騙、暗殺和戰爭——來篡奪它試圖主宰的國家的貨幣發行與放貸權力,同時這種炮製金錢的權力以及更深層的‘煉金術物理學’(alchemical physics)之間的關係則被掩蓋與神秘化了。”


在遠古時代,鑄造貨幣是服從神意的祭司階層享有的權限。支票在蘇美爾文化的後裔,巴比倫中往往被當作是貴重物存款的提取票據使用。但正如《漢摩拉比法典》所指出得那樣,諸神要的是黃金或白銀。後來巴比倫的貨幣系統在希臘沿岸與邁錫尼的重鎮都開闢了分支。在希臘的基克拉澤斯群島發現的巴比倫印章說明在當時,就有“預期支付”白銀給抵押的真實貨物的做法。據法洛指出,這些金融操作最終產生了一批“國際金銀經紀人階級”,或者也可以說是銀行家。“簡單來說,金銀信託和神殿始終維持著合作關係,往後就是其中一者滲透並完全接管另一者了。”無論是外星人還是他們的代表,古代統治者都會注意到他們的宗教急需良好的經濟支撐。至少從巴比倫文明開始,那些神殿就深深依賴著金融機構。


黃金仍然位居在這座金融金字塔的塔頂。眾所週知,古埃及文明離不開黃金,不論是裝飾品、雕像還是硬幣都會需要用到它。作為阿努納奇的開採目標,黃金在古埃及具有神聖的地位,並且對自恃為神的皇室來說格外重要。圖坦卡門法老就是帶著大名鼎鼎的黃金面具下葬。以金、銀、銅等原料鑄造的不同硬幣各個都有祭司定奪的專門重量。硬幣主要是被用來向外國僱傭軍發餉,這群士兵會把錢帶回他們的祖國去買賣商品或服務。


教會與國家資本管理之間的聯繫貫串著羅馬帝國。羅馬憲法將黃金的開挖與鑄幣權都交給了羅馬教宗。“尤利烏斯・凱撒將鑄幣變成了一項祭司特權;這ㄧ特權屬於主權者及其後繼者,但不是皇帝,而是羅馬的最高主教,”美國經濟學家兼歷史學家亞歷山大・德爾瑪(Alexander del Mar)說,他在1886年當上了美國財政部統計局的第一任主任。“如果有其他不是教宗的王侯膽敢私自鑄造金幣,那麼這可是犯下了要被處以極刑、處死、咒詛的褻聖罪;因此,在(羅馬)帝國還在的時候,沒有任何基督徒王侯、羅馬教宗、西方或中世紀帝國的主權者可以擅自鑄造金幣。”只要到後來君士坦丁後在1204年淪陷之後,國王和國家統治者才總算掌握了鑄幣與監管貨幣的權力。


出於帝國的遼闊,羅馬人能夠開採的黃金遠非埃及人所能比。這從他們留下的記錄中便可見端倪,其中有一處提到西班牙每年會向羅馬運送一千四百噸黃金。


英國在1717年開始採用金本位,但又在1931年因為市場操縱導致價格暴跌而放棄它。自1836年廢除中央銀行以來持續欣欣向榮的美國很快就採用了金本位。黃金票券在美國任意流通,可以在任何一間銀行兌換成金幣。但隨著大蕭條加劇與銀行擠兌日趨嚴重,羅斯福總統於是在1933年簽署一項行政命令要求強制沒收所有黃金,以便擴大美元發行量。尼克森總統最終在1971年正式放棄金本位,不過黃金的私人擁有權在1974年成功恢復合法。


在中世紀的歐洲只有最尊絕不凡的人才能擁有黃金,當時的流通貨幣是銅幣。鑒於它的治癒能力,這可能是從古代文明傳承下來的知識,貴族都將黃金以輕箔、薄片或粉塵的形式消耗掉。對一些人來說,這也是一種公開炫耀財富的方式。國王和王后頭戴的金王冠象徵著賦予神聖權威的太陽之光。


古時候的煉金術士顯然懷疑黃金具有某種未為人知的魔力,但他們卻缺乏具體的瞭解。通俗的觀點都以為他們只是因為想發財所以才要黃金,但對煉金術與神秘主義的仔細研究卻表明,這些過去的男男女女其實是想要嘗試找回早已消失在時間迷霧中的古老知識。其中一個這樣的秘密會在稍後揭曉。


培根的無形學院

 

古代能量操縱科學的殘跡透過秘密社團的啟蒙儀式、象徵符號與密碼暗語流傳至了中世紀。勞倫斯・加德納在《所羅門的陰影》(The Shadow of Solomon)一書中追溯了ㄧ條從中世紀煉金術士經過弗朗西斯・培根的無形學院,再延續至現代共濟會的“地下知識河”,而共濟會的許多會館則已被神秘的巴伐利亞光明會滲透。根據一些說法,才華洋溢的培根很可能是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的私生子,他是《詹姆斯國王欽定版聖經》的編輯,並且被很多人懷疑是莎士比亞的戲劇與十四行詩的真正作者。


記者盧斯利(A. E. Loosley)寫道:“若不是全部的話,那弗朗西斯・培根至少也要為下列這三重功績的其中幾項負責:(1)莎士比亞的戲劇(2)現代共濟會的奠基(3)把《聖經》翻譯成如今家喻戶曉的權威版本。這三項功績無疑很難被分開而論。”他還指出《詩篇》裡其實藏有培根的密碼,而培根本人是眾所公認的玫瑰十字會大師與“現代共濟會之父”。


“最近我終於能夠澄清一個可疑的疑問,並為其真確性提出論據。這個問題和〈詩篇〉第46章有關,在《欽定版》裡面,從開頭算起的第四十六個詞彙是‘搖動’(shake),然後從結尾往回算起的第四十六個詞彙是‘槍’(spear)。這樣的設計*——特別是選在《詩篇》第46章——倘若不是故意安排,那可真是一個妙得不能再妙的巧合。”盧斯利指出。《詩篇》第46章的結尾出現了一個字叫細拉(Selah),它是一個與整篇詩歌無關又意義不明的詞彙,雖然學者們猜測它可能是用來向會眾表示暫停禱告或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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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ke+spear=莎士比亞——譯註



“為了解開謎團,我找來了更早以前的版本來與《欽定版》進行措辭比對。現在我可以篤定,這絕不是巧合,而是深思熟慮下的結果。我比較了‘馬褲版’(Breeches)《聖經》與《欽定版》的頭三節跟後三節經文的用字。前者的‘搖動’和‘槍’分別出現在《詩篇》的開頭第四十七與結尾第四十四個詞彙,但它們在《欽定版》裡都被改成了第四十六。”


盧斯利指出,詹姆斯國王當初委託了四十七名神職人員負責翻譯《聖經》。如果不計入作為編輯的培根,那麼這一數字就會變成四十六,恰好是詩文中謎團重重的數字。“如果真是如此,而且我覺得這很有說服力,這真是一個認識到培根究竟有多麼睿智的有趣視角。這大概是他最喜歡玩弄的伎倆之一。”


培根的英國朋友中有很多都是有能力通過聖殿騎士團-共濟會的這層關係來接觸古老秘密的人。這些人包括克里斯托弗・馬洛(Christopher Marlowe)、愛德蒙・史賓塞(Edmund Spenser)、班・強生(Ben Jonson)、愛德華・德・維爾(Edward de Vere)、約翰・弗萊徹(John Fletcher)跟菲利普・西德尼(Philip Sidney),他們全都與伊麗莎白女王創立的國家情報機關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叫人相信,就算不是全部,那麼這些才俊應該也有很多都為莎士比亞的作品作出了貢獻。他們同時也是早期的共濟會員,這個秘密社團是延續自聖殿騎士團在1307年被解散後衍生的石匠行會。


共濟會的秘密經過代代流傳,早已與所羅門王和他偉大的聖殿錯綜複雜地聯繫在了一起。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所羅門的名字——還有他前面的大衛王的名字——實際上都是頭銜而已。他的本名叫做耶底底亞(Jedidiah)。據加德納指出,所羅門其父的真名“已不可考,因為大衛這個名字已經太過深植人心(即便此前從未有人把它用作名字)。然而,出土自馬里皇宮(Mari)的美索不達米亞文獻卻提到了相當於凱撒或皇帝之意的頭銜Davidum,它在今天已化成了人名。實在地說,所羅門和他的後繼者都可以被叫做大衛。”


共濟會的基本知識始於從古代諸神傳承下來的所羅門王的秘密。它們涵蓋了資本管理、利用拱心石建造拱門的技巧、急救技術甚至是如何製做磁力羅盤。古人的這些隱秘知識隨後又途經埃及的神秘學校,再因為希伯來人的出走傳入巴勒斯坦。從那裡開始,它繼續被聖殿騎士團帶進歐洲,騎士團在1307年被教會突襲之後利用他們的石匠行會創造了共濟會。


《聖經》中的約櫃不但現身在英國共濟會總會館(United Grand Lodge of England)的徽章上面,就連在維吉尼亞州亞歷山大的喬治・華盛頓共濟會國家紀念堂(George Washington Masonic National Memorial)的皇家拱門室裡都擺著一個複製品。顯然,約櫃對隱匿知識的擁護者來說具有重要意義,這會在後面詳細討論。


然而,由於1688年的英國輝格黨革命放逐了斯圖亞特王朝,這群秘密石匠丟失了很多他們握有的古代知識。又被稱為詹姆斯黨人的斯圖亞特家族的許多支持者紛紛逃離英國,順道帶走了原始共濟會的秘密。“當新式的喬治亞共濟會(Georgian Freemasonry)在1717年(彼時英國總會館已經成立),其所能做到最好的就是盡可能亡羊補牢,只是收效甚微,”加德納解釋說。隨著共濟會遭遇的各種風風雨雨,大部份古代知識都落入了被淡忘的命運。


如今共濟會最大的奧祕就是它已失去若不是全部就是大半的那些秘密,特別是流傳自古代的那些。據加德納說:“石匠大師的哲學學識漸漸從實際(行動共濟會)轉向了個人(思辨共濟會),並且因為寓言的混淆而導致最初的原意都已遭到丟失與遺忘。這並不是說兄弟會在今天抱持的慈善理念不值得稱頌,但它們的確不是18世紀以前的共濟會所關心的。”


黃金的魔力


培根的無形學院成員和他們同時代的煉金術士都致力於實踐哲學、神秘主義、占星學與化學的結合,以求得創造黃金的力量。不過,與現代人的認知相反,這裡所謂的黃金未必是指金塊、金幣或金條。化名伊雷納斯・菲拉提斯(Eirenaeus Philalethes)的17世紀著名煉金術士托馬斯・沃恩(Thomas Vaughan)曾寫道,傳說中的賢者之石實際上“不過是黃金被內化至最高純度與最微妙的精度後...所產生的細微粉末。”


尼爾・鮑維爾(Neil Powell)也在他的《煉金術:一門古代科學》(Alchemy, The Ancient Science)中證實了煉金術士其實是企圖將黃金轉化為白色粉末的說法,他寫說:“煉金術士在他們追尋賢者之石的過程中會用上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原料,銅和鉛、硫與砷、尿液跟膽汁都只是其中一隅。物質被合併又分離、加熱和冷卻、蒸發與凝固,有時甚至是任其腐爛。這些在實驗室進行的過程都相當繁雜,煅燒、昇華和蒸餾是其中最為常見的三種。金屬和礦物質會在煅燒過程中被還原成細粉。昇華則使物質被加熱至蒸發,接著再快速冷卻蒸氣使之固化。蒸餾會藉由煮沸來把液體轉化成蒸氣,然後再將其冷凝回液體。這些和其它諸多過程都需要加熱,因此熔爐是煉金術實驗室最重要的設備。”


煉金術士的金粉與古代傳說之間的關係吸引了越來越多學者與研究人員的注意,他們最後得出結論認為,對金粉的索求是受啟發自我們祖先的古老記述,其中提到了一種非常奇怪、擁有賦予生命之能力的物質。


據勞倫斯・加德納指出,世界上最古老的完整書冊——埃及的《死者之書》——記載了法老們會攝取又被稱作“雪法”(schefa)的“生命食糧”,同時展開邁向來世的儀式。在儀式的每一階段,法老都會問一遍:“這是什麼?”這不禁令人聯想到《聖經》對摩西與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後進入曠野的記載。為了在曠野中求生,摩西和他的子民靠一種被他們稱為嗎哪的白色粉狀物質為食,這種甘露會被烘烤成蛋糕或直接煮沸。嗎哪在希伯來語的字面意思就是“這是什麼?”,研究人員自然不會沒注意到埃及人在這點上的異曲同工。


“他們知道人體其實是一種天生的超導體,”加德納寫道:“他們很清楚身體和光體(精神或靈魂)都必須被滋養才能產生賀爾蒙,屬於光體的食糧被巴比倫人叫做閃安哪(shem-an-na)、埃及人叫做嗎夫卡茲(mfkzt)、以色列人叫做嗎哪。”


超導體領域在今天受到了大筆投資與加緊研究,但其實數千年前的古代神秘主義者和祭司都早已對這些秘密瞭然於胸。加德納寫說:“然而,十分清楚的是依據遠古時代的文獻來看,超導體和反重力這些東西在過去都是人人皆知的,雖然可能並沒有被透徹理解,它們曾活躍在一個祭司擁有懸浮能力、良好的通訊網絡以及驚人的‘電子’力量的遙遠世界。在希臘神話中,對這種物質的追尋便是金羊毛傳說的核心,在《聖經》那一邊則是約櫃——那個被摩西從西奈帶出來、日後被安置在耶路撒冷聖殿的金櫃。”


加德納解釋了這種知識是如何隨著時間流逝而丟失:“在古蘇美爾,PGMs(鉑系金屬)被稱為adamas,其被歸類為an-na(火石)。由於古老的紀錄曾提及發亮的銀色,導致中世紀的冶金學家一直誤以為這神秘的金屬是錫,但其他人知道那是需要涉及提煉與分離過程才能獲得的東西,於是他們努力用鹽、硫磺和神秘溶液來嘗試,想要從鉛中提取出金子。儘管PGMs確確實實屬於古代科技的範疇,但它們(就像電力一樣)已經失落了好幾個世紀,直到考古與地質研究能夠再次趕上它們。”


出埃及的故事可能也提供了使用這種金粉的證據。故事提到摩西在從神那裡接獲石板、下山後突然感到了滿腔怒火。這是因為由於他離開了太久,以色列人居然溶掉了他們手邊大部份的黃金,並拿它們鑄造供人崇拜的金牛。《出埃及記》32:20(《新國際版聖經》)說:“(摩西)又將他們所鑄的牛犢用火焚燒,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吞嚥融化的金屬足以致命,顯然接受過從蘇美爾傳至埃及的良好秘儀知識教育的摩西,非常瞭解製造高旋轉單原子金粉(high-spin monatomic gold powder)的秘訣。


這個想法還得到了英國考古學家威廉・弗林德斯・皮特里的佐證,他在1904年的西奈半島南端的何烈山上發現了一處大型冶煉廠。有些學者相信何烈山就是《聖經》提到的摩西山(Mountain of Moses)的實際位置。皮特里在何烈山發現了一座由相鄰的大廳、聖所跟房間組成的封閉神殿,它們處處都有雕刻與石柱以及談及埃及貴族的碑文,其中甚至提到了神秘的嗎夫卡茲。最令人吃驚的是,皮特里在一個供冶金學家使用的坩堝下找到了數量驚人的純淨白色粉末,它們被巧妙地藏在石板下方。由於皮特里對這種粉末一無所知,所以他任它們被西奈的颯風吹走。


這座古老的神殿繪畫了多位埃及統治者,包括圖特摩斯四世(Tuthmosis IV)和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III)還有神靈哈索爾。在這些畫作中,總有不同的人在向國王獻上一種錐形的麵包,它也許就是傳說中被稱作嗎夫卡茲的白色粉末。強烈支持這種猜測的證據是其中一個獻上粉末的人可以被確定是埃及的財政大臣索貝克霍特普(Sobekhotep),他在其它記錄中被描述是“將尊貴的寶石(Precious Stone)獻給他的主人”的人。


這種遠古的金粉似乎與生活在鳳凰城的棉農大衛・哈德森(David Hudson)在20世紀70年代偶然發現的單原子(monatomic)元素有關。他的發現後來衍生了幾篇探討原子結構、原子核變形與電磁學的奧祕的論文。受過科學教育的哈德森在獲得十一項全球專利之前,已經花費了數百萬美元在研究他所謂的“軌道重排單原子元素”(Orbitally Rearranged Monatomic Elements,ORME)。他發現這種單原子物質的原子核會以很不尋常的方式起作用。在特定情況下,它們會開始旋轉、變形、變平並進入“向上”或高自旋狀態。屆時這些電子會變成純粹的白光,分崩離析的各原子則會產生白色單原子粉末。


經過熱重分析,結果發現當它被化約成這種白色粉末時,哈德森的單原子物質樣本失去了44%的原始重量。通過加熱或冷卻,它還會再增加或減輕重量,而且加熱更會使其重力吸引變得小於零。ㄧ些科學家得出結論認定,這種新發現的物質其實是能夠彎曲時間與空間的“奇異物質”(exotic matter)。這種材料具有反重力特性,這從秤量它的秤居然比沒放東西的時候還輕即可見一斑。這代表這個物質將它的反重力特性傳導給了秤。


除了這個驚人的結論之外,研究還證明當白色粉末被加熱到一定程度,不僅它的重量會消失,甚至連粉末本身都會化作無形。就算拿刮刀來攪拌,也確實弄不出任何殘渣。然而,隨著物質再次冷卻,它又會恢復原狀。這個物質似乎並不是簡單地消失而已,而是直接穿梭到了另一個維度。


傳說中的約櫃或許也在神秘的單原子金的故事中發揮了作用,正如一些研究人員所認為,它應該是一個盛裝白色粉末的容器,所以它才能夠騰空懸浮並充當上帝的傳聲筒。根據加德納:“約櫃是一項強大的電弧裝置——亦即被摩西用來‘焚燒’金牛犢的工具。作為(ORME)粉末的儲存媒介,它本身就是一個超導體,能夠自行產生邁斯納場(Meissner Field)。”德國物理學家沃爾特・邁斯納(Walter Meissner)在1933年證明了超導體具有操縱磁力能量的效用。


約櫃究竟是超自然的餽贈還是外星人的神器呢?加德納猜想約櫃應該裝滿了白色粉末,所以它可以被懸在空中搬運。畢竟,約櫃據記載可是有堅固的黃金底座,這意味著它的重量估計超過兩千七百磅,這對區區幾個負責搬運它的人來說簡直難比登天。


艾倫・阿爾福德認為認為亞伯拉罕的神,耶和華其實是一位阿努納奇,他利用實際上就是無線電發射/接收器的約櫃來與他選中的子民交流。著有《飛蛇與龍》(Flying Serpents and Dragons: The Story of Mankind’s Reptilian Past)的R.A・布萊也認為約櫃是通訊裝置,而且他相信要把《十誡》石板放入約櫃一定有非常謹慎的步驟要遵循。“這些石板或許具有激活接受-發射器所需要的能源,”他寫說。


《舊約》裡的一段經文(〈民數記〉7:89)還描述了這個裝置的聲音是從哪裡傳出來的:“摩西進會幕要與耶和華說話的時候,聽見法櫃的施恩座以上、二基路伯中間有與他說話的聲音,就是耶和華與他說話。”(《新國際版聖經》)


科學現在越來越明白重力與時間其實都是互相聯繫的超空間能量的不同側面,而且這種嶄新的單原子技術還能實現對亞原子的介入與掌控。有些科學家認為,這不僅可以為我們帶來全新的推進技術,它還會打開通向反重力、無限自由能源、超光速甚至是跨維度與時間旅行的大門。


伊拉克的發現


除了前述的驚人特性,還有些人認為黃金白色粉末可以治療愛滋病和癌症等惡疾,更遑論是杜絕衰老。這種神奇的物質說不定才是那些與秘密社團有關的美國領導人之所以要在2003年派兵入侵伊拉克的原因,這白色粉末到底與此有何關聯呢?


據《ABC》在1999年報導,在巴格達以南約一百英里的伊拉克南部城鎮巴斯亞米(Basmyiah)出土了近四百件古蘇美爾人的文物。按照伊拉克通訊社(The Iraqi News Agency)的說法,這些文物從動物與人形“玩具”到楔形泥板,甚至是“古代武器”通通皆有。其中一個滾筒印章描繪了一個被認為應該是吉爾伽美什國王的高個子。這批古物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目前存放在巴格達的伊拉克國家博物館地下室。


德國慕尼黑的巴伐利亞歷史遺跡部的考古學家在2002-2003年初利用數位繪圖技術又有了更進一步發現。據發言人霍格・法斯賓德(Jorg Fassbinder)表示,他們的磁力儀可以探測被掩埋的牆壁、花園、宮殿還有令人瞠目結舌的運河系統,正是這些運河讓烏魯克成為了“沙漠中的威尼斯”。


該設備在幼發拉底河中間發現了建築結構,法斯賓德的團隊研判它可能是吉爾伽美什的墳墓。這些新發現後來都變成了伊拉克國家博物館的館藏,其自1991年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以來就一直向公眾開放。


喬治・布希總統在2002年中旬下令入侵伊拉克,理由是那裡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即便前聯合國首席武器檢查員兼國際原字能機構官員漢斯・布利克斯(Hans Blix),甚至是前美國武器檢查員斯科特・里特(Scott Ritter)都再三強調伊拉克沒有具有大規模傷傷性的核武器或生化武器,但布希的言之鑿鑿仍然被廣為流傳。美軍在2003年3月20日跨越伊拉克邊境,與過往的軍事行動不同,照常理軍隊都會在朝下一個目標推進之前先佔領重點城市,但美軍卻繞過了該國的大部份地區,直奔巴格達而去。


隨著這座首都在2003年4月下旬落入美國人手裡,劫掠者從伊拉克國家博物館搶走了至少五萬件無價文物與泥板。儘管美軍官兵早已被提醒過不要讓有七千年歷史的文物遭遇不測,但美國當局卻未能阻止這場對人類最古老寶藏的大規模搶劫。“我印象中國防部已對遺址和博物館發出了保護令,”藝術博物館協會(Association of Art Museum)會長麥克斯韋・安德森(Maxwell Anderson)哀嘆說。安德森是曾在2003年1月向五角大樓與國務院官員提醒這些文物的重要性的有志之士之一。


在搶劫開始後,曾有一位伊拉克考古學家試圖請求美軍保護國家博物館。於是五名海軍陸戰隊成員陪同這名男子前往博物館,並且直接沒在顧忌地朝著那些小偷的腦袋開火。然而,過了大約三十分鐘後,這些士兵被命令撤離,搶劫者很快就又聚集回來。巴格達唯一獲得美國嚴加保護的建築是石油部。


西方媒體把這些搶劫活動描述成是普通小偷的趁火打劫。然而,證據表明其中有些劫掠者其實組織嚴明且目標明確。據《美聯社》報導,有幾位小偷甚至擁有伊拉克國家博物館及其金庫的鑰匙。芝加哥大學東方研究所的麥奎爾・吉布森(McGuire Gibson)就說:“如此看來,似乎有部分的竊行實際上是非常慎重且有計劃的行動,”他還指出,那些竊賊還能夠分辨博物館的哪些館藏最值錢。“我懷疑這根本是外國組織在背後操弄。事實上,我很確定就是這麼回事,”他說。巴格達國家博物館館長多尼・喬治(Dony George)也表示同意:“我確信他們非常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他們沒有取走黑色方尖碑(Black Obelisk)的複製品,這說明他們一定是行家。他們對這些複製品毫無興趣。”《美國自由報》(American Free Press)的克里斯托弗・博林(Christopher Bollyn)亦指出,這些小偷使用了在伊拉克沒有的玻璃切割機。此外,他們還拿走了需要用堆高機才能搬動的巨大青銅胸像。


聯合情報協調小組(Joint Interagency Coordination Group)的副主任馬修・博格丹諾斯上校(Matthew Bogdanos)同樣證實了這種懷疑,他最初是被派來伊拉克搜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在獲得湯米・弗蘭克將軍(Tommy Franks)的許可後,博格丹諾斯對博物館搶劫展開了調查。


在2004年1-2月號的《考古學期刊》(Archaeology)上發表的一篇採訪中,博格丹諾斯被問到了伊拉克國家博物館還有什麼損失。他照實回答說:“公共展示廳本來有四十件展品被取走,我們已設法搶回了十一件。說到儲藏間,大概有三千一百五十件藏品失竊,幾乎可以定是隨機和無差別的掠奪所致。我們已經盡力取回了兩千七百件。所以仍有約四百件藏品還沒回來。”


“最後要來談談地下室,”他補充說:“發生在地下室的事情就是我們俗稱的監守自盜。而且我會永遠把它當成是口頭禪來強調:在我看來最不可思議的是,地下室要被破壞、藏品要被偷光到這種地步不可能沒有內部人士的通風報信。那裡失竊了一萬多件藏品,而我們只找回了六百五十件。”


會有誰又是出於為什麼樂見這些文物消失?有沒有可能佔領伊拉克更多是為了取得對這些文物與科技的控制權,而不是要拆除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或為該地區帶來自由與民主?曾在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大學、坎培拉的澳洲國立大學和喬治・華盛頓大學任教的邁克爾・薩拉(Michael E. Salla)相信實情確實是如此。“互相競爭的幾個秘密政府組織都想要透過代理勢力,來控制伊拉克的遠古外星人科技,”他在2002年的一項研究中寫道。薩達姆・侯賽因是不是一直在暗地嘗試破解單原子金的奧祕?畢竟,據報導他似乎認為自己是尼布甲尼撒的投胎轉世。如果美國認定他有機會得逞,那麼這會不會就是伊拉克戰爭匆忙開打的導火線?


這種前沿科學在數千年前都會被分享給一些選定的人,其中包括尼布甲尼撒王。《但以理書》詳細記載了尼布甲尼撒如何嘗試與古美索不達米亞的神靈交流,他在巴比倫附近建造了一座高窄的金質設施。這個設施被記載是一個火爐,這暗示它會被用來製造神秘的白色金粉。可是,國王手下的人卻無法讓他順利運轉。先知但以理請來管理巴比倫的三位希伯來學者/祭司——沙得拉、米煞、亞伯尼——因為拒絕侍奉國王,所以通通被扔進火爐,結果穿好帽子、外衣和“別的衣服”進去的這三人卻毫髮無傷地從火中生還。


奇怪的是,當尼布甲尼撒來檢查這三個人到底死了沒有的時候,他大吃一驚並說:“看哪,我見有四個人,並沒有捆綁,在火中遊行,也沒有受傷;那第四個的相貌好像神子。”(3:25,《欽定版聖經》)雖然對於那位像神的第四個人沒有更多描寫,但這三位以色列人卻得到了國王的敬重,從此在他的統治下安享太平。顯然,除了充當珠寶與裝飾,黃金還有更多可用之處。


綿延數千年的黃金崇拜是否其實更多與對它蘊含的力量的認識,而非單純的貨幣價值有關?薩達姆・侯賽因真的一直在努力解開白金粉末的秘密嗎?相比起石油或政權更迭,如何控制有可能顛覆宗教與技術壟斷的新知識會不會才是真正的目的所在?


這絕不是科幻小說的天馬行空。就如勞倫斯・加德納指出:“科學家最近證實,在量子力學領域,物質的確可以同時存在於兩個地方。現在還可以確定的是,透過量子糾纏,兩個粒子可以在沒有實際物理接觸的情況下,形成長達數百萬光年的相互連接。操縱時空、傳送門技術、用於航空運輸的抗重力材料都正在化為現實,同時虛擬科學更是在促進對超維度環境的更深認識。”


但大多數人對這一切都一概不知。如同史蒂芬・霍金在其《時間簡史》(The Illustrated Brief History of Time)中所說:“能夠跟上快速變遷的知識前沿的人向來屈指可數,他們往往必須把全部精力投注到這一領域,而且也只能專注在其中某一部分。至於其他人,他們通常對正在取得的突破都沒什麼頭緒。”這個道理對於理解人類的真正起源與歷史的進展而言也同樣適用。


可薩人:金融控制大師


兩項最基本的人類控制機制——宗教和銀行——根據一些人的說法,它們最初都是形成於古蘇美爾,是阿努納奇諸神的遺產。深諳這些機制的人們在災難襲擊蘇美爾後開始四散,並重新形成了巴比倫、埃及等較次國家的核心。


如果說將賤金屬蛻變成黃金或將黃金轉化成粉末的技藝已經失傳,那麼顯然依靠兌幣與借貸來牟利的技巧則沒有遭此命運。金錢出現在地球上其實是一件十分稀奇的事情,但傳統的理由卻無法做出很好的解釋,同時歷史記載亦相當缺乏。大部份的文明發展路徑都可以追溯到某些源頭,唯獨金錢卻是以非常相似的方式出現在互不關聯的各地。這種用來代表(如今主要是以紙幣或電子貨幣)真實商品和服務的交換方式儼然已逐漸演變成了一門藝術。


沒有其它地方可以比可薩帝國(Khazarian Empire)對金錢藝術的演繹更為出神入化。由於突然摧毀蘇美爾的神秘災難發生,蘇美爾的祭司與領導階層的後代不得不逃離美索不達米亞,轉而南遷至巴勒斯坦跟埃及,或北上高加索山脈地區。他們在這裡與游牧的蒙古人通婚,兩者的後裔在幾個世紀以後奠定了可薩帝國,富可敵國的歐洲銀行家族最早就是發源於那裡。其中有些家族依然保守著古美索不達米亞的秘密。可薩里亞(Khazaria)這一帶的游牧部落經常會襲擊行經黑海與裏海之間的商隊,這條貿易路線在歷史上又被稱為絲綢之路。


可薩人在5世紀的時候曾與匈人阿提拉(Attila)一同攻城掠地。隨著他們變得越來越富裕且強盛,可薩軍閥們開始發覺兌幣和借貸遠比襲擊商隊還要有利可圖。但他們面臨了一個大問題。在8世紀那會,可薩人要不是基督徒、穆斯林就是猶太人。當時的基督徒和穆斯林都認為收取利息的貸款(俗稱高利貸)是一種罪。所以只有猶太人可以公開收取利息,特別是對非猶太人。


可薩國王布蘭(Bulan)在740年忽然宣稱自己見到了天國異象,於是他下令確立猶太教為國教。照慣例,人人都應該遵循他們國王的宗教信仰,因此每個可薩人從此以後都以猶太人自居,無論這究竟是出於實用主義還是真正的宗教信仰。經過周遭部落和國家連年的攻擊,可薩最終在969年被名為羅斯人(Rus)的斯堪地納維亞移民佔領,這一地區後來就被叫做俄羅斯。


亞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是一位猶太作家與記者,他以研究猶太人歷史的《第十三支派》(The Thirteenth Tribe)享譽國際,之後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逃出東歐,並在巴勒斯坦逗留一段時間後在1945年移居英國。柯斯勒曾在1978年寫道,他的書“雖然是在大屠殺曝光於世以前所寫,但這並沒有改變這樣一個事實,即如今世界上倖存的大多數猶太人其實都是東歐人——而且很可能是起源於可薩人。假使真是如此,那這就意味著他們的祖先不是來自約旦而是伏爾加河,不是來自迦南而是來自高加索,那個曾經被認為是雅利安人搖籃的地方;從基因上來說,他們與匈奴、維吾爾人、馬扎爾人的關係更為密切,而不是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後裔。如果事實證明這一切屬實,那麼‘反猶主義’本身將失去任何意義,因為它只是兇手與受害者共同的誤解罷了。可薩帝國的故事已慢慢從過去浮現,這幾乎可以說是歷史上最殘酷的玩笑。”


時為公元1000年左右,許多流離失所的可薩人後裔選擇移居西班牙,但一兩個世紀以後他們就會遭到驅逐。之後他們再遷葡萄牙,但同樣經過一個多世紀後被迫離開。在荷蘭,可薩人或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正如他們開始這麼稱呼自己,遂逐漸在歐洲及其後的美國繁榮興旺。這些人從不曾和巴勒斯坦的希伯來人有什麼關係,即便他們是猶太復國主義的發起人,這是一場始於19世紀俄羅斯的運動,企圖在中東建立一個猶太人的“家園”。如同凱末爾所言:“可薩里亞在20世紀冒出了彌賽亞運動,這是猶太人旨在武力征服巴勒斯坦的初步嘗試。發起這場運動的是一位可薩猶太人,所羅門・本・杜基(Solomon ben Duji),從旁協助的還有他的兒子梅納赫姆(Menahem)跟一名巴勒斯坦文人。他們向所有猶太人發出號召,不論遠近。他們聲稱上帝團結以色列的時候到了,祂的子民將從各地齊聚到聖城耶路撒冷,而所羅門・本・杜基將扮演以利亞,他的兒子則是彌賽亞。”杜基發起的運動後來就被稱為猶太復國主義。


柯斯勒在後半生被診斷出患有帕金森氏症和癌症。儘管兩人都留下了訣別書,但一些陰謀論研究者仍然堅持柯斯勒與他的妻子辛西婭・傑弗里(Cynthia Jefferies)在1983年的自殺其實是以色列摩薩德所為,為的是報復他揭穿了太多猶太人的真實歷史。值得注意的是,猶太復國主義最大的反對者恰恰就是正統派猶太人,因為他們不願意強佔別人的土地,反倒更寧願繼續等待彌賽亞降臨。有些人甚至宣稱納粹大屠殺受到了一些猶太復國主義者的煽動,以便借他人之手除掉反對他們的正統派猶太教領袖。


如果可薩人是許多東歐猶太人的祖先,那麼其中一定也包括了大名鼎鼎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其曾利用金融力量主宰歐洲超過一世紀之久。陰謀論研究者認為他們至今仍舊主導著世界金融秩序,並且一直是洛克菲勒家族和其他富有家族背後的財務靠山。羅斯柴爾德家族聲稱他們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寧錄,他是一位蘇美爾巨人國王,相傳是諾亞的直系後裔且有半人半神血統。寧錄也和摩洛(Molech)淵源頗深,這是希伯來文中稱呼國王或統治者之詞彙的變體。摩洛這個名字也被用來表示蘇美爾神祇,《聖經》族長亞伯拉罕曾指責寧錄大逆不道竟然崇拜摩洛,但這其實就是阿努納奇月神辛後來的名字而已。這個家族的凝聚力、權力、守密性和財富都可以解釋何以梅耶・羅斯柴爾德(Mayer Rothschild)會說出他那句經常被引用的名言:“如果讓我控制一個國家的金錢,我不在乎誰制定法律。”


羅斯柴爾德王朝的奠基人梅耶・羅斯柴爾德在他的遺囑中確立了長子繼承權,這意味著每一代都只有長子才能管理家族財富。透過這種方法,不僅羅斯柴爾德家族變得像秘密社團一樣緊緊地團結一致,同時也讓那些不了解最深層秘密的家族成員不會知道關於金融交易的內幕。羅斯柴爾德家除過去的一些經紀人曾抱怨說,他們經常會在重要決策中被“排除在外”,所以那種對於羅斯柴爾德家族缺乏自己的一套倫理價值觀的說法顯然是不對的。


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傳記作家德里克・威爾森(Derek Wilson)描述了這個家族是如何確保自己經久不衰:“遺傳學、神話學、精心的調教、靠著財富與人脈取得的機會——他們非常善於發揮這些所長——或許他們真的可以稱得上是有史以來最顯赫的家族。”他最後欽佩地總結說:“除了由長子繼承權保留下來的世襲君主王朝之外,幾乎沒有幾個王朝能在世界上維持一連七代的影響力。”


不管是不是猶太人,全球主義金融家數十年來都把羅斯柴爾德家族當成榜樣,效法後者利用保密與賄賂來打通業務。研究人員約翰・丘奇利(John Churchilly)寫道:“美國人實在應該瞭解可薩後裔究竟是如何主宰了美式生活的各個層面。他們已經滲透美國政府、工業、銀行、金融、商業、媒體、通訊業、房地產、商品買賣、藝術、教育、體育、專業協會等等。這不是偶然或功德,而是數十年來的精心耕耘。”丘奇利表達了許多人的擔憂,使得這種這種主宰成為可能的其中一個關鍵就是保密。利用被買通的政客來充當民意憤怒與監督的擋箭牌,這群全球主義者就可以在公眾視線之外為所欲為,並且消遙法外。能夠如此視法律為無物的前提就在於他們對傳播領域的掌控,特別是好萊塢,幾十年來它一直在引領全世界的文化潮流。但這麼做有什麼意義嗎?


“我從未對一項民意調查感到如此沮喪,”喬爾・斯坦(Joel Stein)在2008年寫說。作為《洛杉磯時報》的專欄作家,斯坦抱怨說:“如今只有22%的美國人相信‘電影和電視行業幾乎全都被猶太人掌握’,這比1964年下滑了足足50%。在上個月公佈這項民意調查的反毀謗聯盟(The Anti-Defamation League)認為這些數據反映了對既有偏見的勝利。實際上,它只是透露了美國人有多麼愚蠢。猶太人當然完全控制著好萊塢。”


斯坦繼續指出:“那麼好萊塢到底有多麼猶太呢?幾個星期前有一群製片廠主任在《洛杉磯時報》上刊登了一幅全頁廣告,呼籲美國演員工會儘快解決合約爭議,簽署這封公開信的人有新聞集團總裁彼得・切寧(Peter Chernin,猶太人)、派拉蒙影業董事長布拉德・格列(Brad Grey,猶太人)、迪士尼主席執行長勞勃・艾格(Robert Iger,猶太人)、索尼影業董事長邁克爾・林頓(Michael Lynton,驚喜!他是荷蘭裔猶太人)、華納兄弟董事長貝瑞・邁耶爾(Barry Meyer,猶太人)、CBS首席執行長萊斯利・莫文維斯(Leslie Moonves,這位猶太人的曾叔叔是以色列第一任總理)、米高梅董事長哈里・斯隆(Harry Sloan,猶太人)和NBC環球首席執行長傑夫・佐克(Jeff Zucker)。如果溫斯坦影業也簽了名,那麼這個集團等於是不但有能力關閉所有電影製作,甚至可以從斐濟運來足夠的水好蓋成一座猶太浸禮池。在那篇聲明中吼得最大聲的是SAS(美國演員工會)主席艾倫・羅森伯格(Alan Rosenberg,猜猜看他的身份)。娛樂業的經紀人阿里・伊曼紐(Ari Emanuel,一個雙親都是以色列人的猶太人)在《赫芬頓郵報》上就這篇聲明撰寫了一篇言辭嚴厲的文章,那家報紙的老闆是亞利安娜・赫芬頓(Arianna Huffington,她不是猶太人也從未在好萊塢工作過)。”


“身為一位自豪的猶太人,我當然希望美國能夠認識到我們的成就,”斯坦總結說。“沒錯,我們控制著好萊塢。要是沒有我們,你們每天就只能在《七百俱樂部》(The 700 Club)和《戴維與戈里亞》(Davey and Goliath)這些電視節目之間左右為難。但我不在乎美國人是否會覺得我們掌控了媒體、好萊塢、華爾街或是政府。我唯一的關心的只有我們是否還能繼續保持現狀。”


斯坦的這番話在2012年7月由曼尼・弗里德曼(Manny Friedman)發表在《以色列時報》(Times of Israel)上的一篇評論中得到了回應,當然這是一個化名。弗里德曼寫道,注意到像“猶太人控制了媒體”這種話是如何挑動猶太人的神經、使他們連忙開始做些什麼實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我們發起了各種大型活動來把這些聲音平息下來、我們盡可能讓它們被掃地出局、我們投書申辯、我們建立了一個又一個組織(例如美國以色列關係公共委員會〔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這麼做全都只是為了告訴大家猶太人絕對沒有在控制什麼。不,我們沒有操縱媒體,我們對華盛頓沒有任何影響力。不不不,我們發誓:我們和其他人沒什麼兩樣!”他寫說。弗里德曼最後總結道:“實情是,反猶主義者說得話的確有道理。我們每個猶太人總是極力把自己塑造得與世上其他族群都完全不同。我們現在正在談論的是一群剛剛體驗過死亡集中營、挨受大屠殺且全家都被殺得一個不剩的人。然後他們開始踏上美國,這片土地是唯一一個能夠讓他們一展抱負的地方,於是他們突然就接管了一切。請不要告訴我世界上還有其他任何族群曾完成這樣的成就。只有猶太人有這種能力,這對我們來說也不是第一次。這就是猶太人在埃及為奴的原因,因為我們太耀眼了。去看看《妥拉》,裡面已經交代得足夠清楚。我們在德國時也是如此。現在我們不再需要隱姓埋名,不再需要像變色龍一樣去融入他人,因為我們已經擁有了一個完整的國家。”弗里德曼又補充說,那些掌控大眾媒體的力量必須承擔相應的重責大任,他說:“當他們創造出那些只會污染靈性的下流電視節目時,他們突然就遭到了千夫所指。這意味著僅僅為娛樂而娛樂、為有趣而有趣甚至是為‘藝術’而藝術是不行的...我們必須開始思考我們到底締造了什麼,思考我們的所作所為。這代表我們需要開始彼此合作,我們必須以更高的標準來審視彼此與自己。”


據編劇兼演員本・斯泰因(Ben Stein)回憶,有一回他接到《六十分鐘》(60 Minutes)編輯的來電,後者希望他能為他們正在研究的、好萊塢60%最重要的職位都是被猶太人把持這件事表示看法。“我設法退而求其次地指出,好萊塢並沒有真的被什麼人‘掌握’(因為它實在太魚龍混雜了)。如果佔總人口2.5%左右的猶太人在好萊塢佔據了60%,那他們也許就的確只是這一行業的佼佼者罷了,”斯泰因說。“這是一個太過合乎邏輯又不夠政治正確的答案,所以我再也沒有收到她的回電。”斯泰因承認:“好萊塢現在的成品偶爾會使我感到排斥甚至是噁心。我真心反感它的語言、暴力、對商人和軍官的無止盡抹黑(另一方面,在我看來它對CIA的抨擊永遠都只是輕輕一撓而已)。”但他最後指出:“好萊塢這個有史以來最成功的文化事業,也是最無人能及的美式價值觀宣揚者在許多方面都正在發生改變,但它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猶太人把持。我蜷曲的腦袋裡頓時出現了一個充滿憤怒的聲音讓我不吐不快:‘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必須強調的是,真正的問題不是所有的猶太人或那些宣布皈依猶太教的人。一切的問題在於有些猶太復國主義者的過度控制慾,包括羅斯柴爾德家族等許多非閃族家族都接受了這個政治使命。


羅斯柴爾德家族坐擁的財富可以說回18世紀,當時梅耶・羅斯柴爾德採用了部分準備金制度(fractionalreserve)的銀行,這讓他可以貸出比實際資產更多的貸款。據《來自哲基爾島的怪物》(The Creature from Jekyll Island)的作者愛德華・格里芬(G. Edward Griffin)說,羅斯柴爾德家族“透徹領悟了將債務轉化成金錢的魔法,於是他們把觸手伸出法蘭克福,並在不只是歐洲而是文明世界大部份地區的金融中心開辦了業務。”


但他們果真是猛然發現了化債務為金錢的祕訣,還是說這根本只是從遙遠的祖先代代相傳下來的做法而已?就像他們宣稱自己的祖先是阿努納奇寧錄和其他神靈,羅斯柴爾德家族同樣對黃金分外情有獨鍾。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傳記作家德里克・威爾森曾指出:“他們通常是新發現金礦出產的金條的進口者。”羅斯柴爾德家族還資助了塞西爾・羅茲(Cecil Rhodes),後者成為了南非的黃金與鑽石大亨,他還成立了一個名叫圓桌會議的秘密社團,它是外交關係委員會(CFR)的先驅。


記者威廉・斯蒂爾(William T. Still)說過,這個家族在美國創造的財富只能用“可觀”來形容。“通過庫恩・洛布和摩根大通這些華爾街公司,羅斯柴爾德家族向約翰・洛克菲勒提供了讓他可以建立標準石油帝國的資金。”根據國會聽證會的證詞,克里夫蘭國家城市銀行曾為洛克菲勒供給助他壟斷煉油事業的本金,標準石油公司就是這樣才崛起的。該銀行是美國的三大羅斯柴爾德銀行之一,而標準石油公司在19世紀末則已幾乎統治了全世界的石油工業。


鐵路巨頭愛德華・哈里曼(Edward Harriman)跟鋼鐵工業家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都獲得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資助。除了提拔過前總統喬治・布希的祖父普雷斯科特・布希(Prescott Bush),哈里曼家族還發起了美國的優生學運動。他們亦與卡內基家族一起贊助了全美最負盛名的幾個基金會。


1971年的《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是英國外交大臣阿爾弗雷德・貝爾福(Alfred Balfour)起草的一封信,它定調了英國不反對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家的立場,後來這個構想得到了國際聯盟的批准。很多人都同意這封信是以色列立國的礎石。《貝爾福宣言》本來是對一位熱烈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沃爾特・羅斯柴爾德男爵(Walter Rothschild)的回函,他第一個沒有放棄猶太教信仰的英國貴族。受到這項宣言影響最大的當然是生活在巴勒斯坦的閃族阿拉伯人。


皮特・帕帕赫拉克爾斯(Pete Papaherakles)曾在《美國自由新聞》(American Free Press)上寫道,他很想知道銀行家渴求控制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中央銀行(CBI)的野心,是否才是伊朗被西方與以色列視為大敵的其中一個主因?眾所週知,伊朗是世界上僅有的三個央行不受羅斯柴爾德家族控制的國家之一。在9/11恐怖攻擊事件發生之前,阿富汗、伊拉克、蘇丹、利比亞、古巴、北韓與伊朗都還沒有任何一間受羅斯柴爾德家族操控的西方銀行。到了2012年,除古巴、北韓跟伊朗,其它國家的央行都已經淪陷。在利比亞,羅斯柴爾德銀行甚至在2011年的內戰分出勝負之前就已經在班加西站穩腳跟。


撇開伊朗問題的銀行層面,還有人指出從以色列、巴基斯坦與印度擁有的核武庫情況來看,認為伊朗可能正在研發核武的普遍擔憂是完全站不住腳的。“那麼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帕帕赫拉克爾斯問說。“是上看數兆的石油或戰爭利潤?是要讓美國經濟崩盤,還是要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戰?這是為了摧毀以色列的敵人還是為了破壞其中央銀行,以使再無人可以抵擋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淫威?這些可能都是其中理由之一,或者更糟的是,它們以上皆是。”


答案藏在基因裡


羅斯柴爾德家族只是那些自恃為普羅大眾主人的家族中最知名的一個。正如他們所相信,所謂的藍血(blue bloods)是令他們天生就身為領袖的原因。藏在白血球中的DNA又被稱為生命藍圖,如今已經有研究人員主張白血球DNA中的一些片段可能是來自外星人。這種外星遺傳學或許能夠證實蘇美爾人對非人類造訪與古代干預的記載。


顯示人類血液中擁有非人類DNA的證據極為強烈。哺乳動物的紅血球主要負責將氧氣輸入身體組織但並不攜帶DNA,因為這些細胞沒有細胞核,而且它們在足夠成熟後就會被排出。不過,人類白血球的細胞核中確實含有DNA。不僅人體需要仰賴DNA,大部份的生物,包括植物、動物以及細菌都離不開DNA。也正因為我們的白血球中含有DNA,所以纔可以對血液進行分類。


回顧了有關於DNA與基因測序的最新發現後,有位科學作家提出人類的基因總數應為三萬兩千,這遠遠低於科學家猜測的十萬。古怪的是,在我們的基因庫中,我們與細菌分享了兩百二十三個基因。這些基因在其它生物身上都沒有,比如蠕蟲、蒼蠅或酵母。研究人員懷疑,某些古老的脊椎動物接受這些細菌基因的方式,應該與ㄧ些細菌在回應環境挑戰時吸收基因的方式是差不多的。


“沒想到基因生命之樹的頂峰是這麼叫人失望!”西琴說道。“換句話說,在近世的演化過程中,現代人類不是通過漸進演化,不是垂直而是水平地從生命之樹,從細菌的橫向遺傳物質注入來獲得那額外的兩百二十三個基因...這兩百二十三個基因甚至超過了我、你和一頭黑猩猩彼此間三分之二的基因差距!”


如此神秘的這些基因使抱持傳統演化論的研究人員感到困惑不已。貝勒醫學院人類基因繪測中心(Human Genome Sequencing Center)主任史蒂芬・舍爾(Steven Scherer)承認這些額外的基因是“一種違背當前演化理論的飛躍。”


同樣讓人摸不著頭緒的還有所謂的恆河猴血液或Rh陰性血型,這是專門用來表示紅血球表面缺乏某種蛋白質的術語,這是三十多種人類血型中實屬罕見的情形。Rh血型表型是由雙親遺傳,怪的是擁有此種O型陰性血型的人卻可以踴躍捐血,無論對象血型為何都可以為其進行捐血,而不會引起任何輸血反應。


Rh陰性血型被認為是一種來歷不明的突變,即便理論上它應該以是某種方式起源於兩萬五千至三萬年前的歐洲。據愛荷華大學的羅斯林・弗蘭克(Roslyn M. Frank)指出,生活在西班牙與法國之間的西庇里牛斯山的巴斯克人擁有最高的Rh陰性血型比率。有些人猜測他們或許就是Rh陰性血型的源頭,儘管在亞洲東半部、馬達加斯加、澳洲和紐西蘭都有發現數量較少的Rh陰性血型。總之這再次證明了在遙遠的過去肯定發生過什麼全球範圍的事情。


甚至在羅馬帝國崛起之前,巴斯克人就掌握了十分先進的遠航能力與技術。此外,巴斯克語和其它任何人類語言都沒有半點聯繫。弗蘭克認為巴斯克人可能是過去的巨石建造者的最後遺民,那些建造者留下了支石墓、立石以及其它岩石遺跡。正如近來發現的英國海關記錄所顯示,他們還可能曾到美洲大陸狩獵,這些紀錄記載了1380-1433年這段期間從巴斯克人那裡進口的大量海狸皮,這遠比哥倫布展開航行要早得多。許多Rh陰性血型的兒童剛出生時會長著小尾巴這個事實,又為人類起源的外星人介入論提供了強烈佐證。馬尾(cauda equina,或譯脊尾)是一團延伸到脊柱之外的神經束,有些嬰兒擁有天生的馬尾,實際上就是尾巴,必須在出生時動手術切除。cauda這個單詞就是拉丁語的尾巴。在占星學術語中,cauda draconis意味著“龍尾”,意思是月亮軌道從黃道下方行經的點,同時也有象徵男性的含義。


研究人員帕蒂・博耶(Patty Boyer)和其他人一樣對Rh陰性血型何以相對唐突地出現在人類身上深感疑惑,她寫道:“Rh陰性血型的出現不是人類演化的自然過程。這可以證明Rh陰性因子是從外來源頭引入,這個源頭有可能是來自另一顆星球的類人生命嗎?也許我們其實和他們一樣都可以算是外星人,因為我們都是他們的操縱與干涉下的產物。會不會就是他們來到這裡,操縱地球上的生命形式從而創造了現代人類?”她問道,並繼續說:“我相信人類是從天而降的先進類人種族的造物。我認為這些先進生命至今仍然與我們生活在一起,而且他們對人類事務擁有非常積極的影響。”


黑貴族


隨著偉大帝國垮台,古早祭司與貨幣兌換商的後裔開始在威尼斯攫取大權。這些威尼斯人與歐洲皇室互相通婚、掌握權力,因而又被稱作黑貴族(Black Nobility),這是得名於他們普遍的暴行與對皇室頭銜的篡奪。在羅斯柴爾德家族崛起以前,從蘇美爾和巴比倫傳承下來的金錢操縱祕訣將在惡名昭彰的美第奇家族那裡找到安身之地,這個家族在1420-1737年一直主宰著威尼斯。


美第奇家族甚至出過四名教宗——利奧十世(Leo X)、克勉七世(Clement VII)、庇護四世(Pius IV)和利奧十一世(Leo XI)——然後還有無數紅衣主教與兩名法國皇后。喬凡尼・德・美第奇(Giovanni di Bicci de’ Medici)創立了美第奇銀行(Medici Bank),它很快就發展成了一家早期的跨國公司。美第奇家族也向達文西與哥倫布提供了財務支持,這倒是值得稱道。


美第奇家族以及威尼斯跟熱那亞的其他寡頭家族都是通過壟斷來鞏固權勢,或者也可以叫做“特許貿易權”,與皇室的通婚同樣助益甚大。到了12世紀末,這個團體已經掌控了威尼斯和大多數西方世界的商業。


《光明會新聞網站》(The Illuminati News)寫道:“這些人因為他們的冷酷無情而得到了‘黑’貴族之名。他們大規模地濫用謀殺、強姦、綁架、暗殺、搶劫與各種詐欺行為來除掉一切反對者。他們的財富都不可一世,金錢就是力量。最強大的幾個黑貴族家族分別依序遍佈義大利、德國、瑞士、英國、荷蘭跟希臘。他們的來歷都可以追溯到(由美第奇家族領導)威尼斯的寡頭家族,他們是可薩人的分流,而且他們也在12世紀初期積極與皇室家族通婚。在可薩人打敗阿拉伯人後,未來將登基稱帝的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V)迎娶了一位可薩公主,他們的兒子就是皇帝利奧四世(Leo IV),他又號稱‘可薩的利奧’。美第奇教宗和庇護十二世(Pius XII)都是可薩人,現任教宗約翰・保祿二世(John Paul II)也是。並非所有黑貴族都是皇族,就好比許多皇室成員亦不真的握有王國。”與本書所討論的很多秘密社團相同,黑貴族也將他們的血統追溯到古蘇美爾。這些威尼斯人自稱為西法瓦音(Sepharvaim),這是兩座美索不達米亞城市的通稱,它們又被叫做西巴爾(Sippara),意為“書卷之城”——也就是知識之都。其中一座位於幼發拉底河東岸,另一座在薩爾貢一世的首都,那裡有一座了不起的圖書館。


隨著時間步入16世紀中旬,美第奇家族已經把各種藝術與煉金術都納入了他們的銀行利益範圍。作為說明這些家族是如何相互糾纏的例子,第二代托斯卡納大公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Francesco I de Medici)在1565年娶了奧地利的胡安娜(Joanna of Austria),她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I)和波希米亞與匈牙利的安娜(Anna of Bohemia and Hungary)最小的女兒。他出資支持藝術家;下令建造美第奇劇院(Medici Theater)和卡魯斯卡學院(Accademia della Crusca)。弗朗西斯科本人也熱衷煉金術,他的繼弟唐・喬凡尼・德・美第奇(Don Giovanni de Medici)亦是這方面的同道中人。在17世紀初,唐・喬凡尼還與他的宮殿圖書管理員、猶太學者貝內代托・布蘭迪斯(Benedetto Blanis)一道在占星學、煉金術和卡巴拉這些禁區合作耕耘。


在中世紀的時候,黑貴族曾和教宗——這個傳統上與他們水火不容的敵人——一起合作來對付另一個大敵。一個名為霍亨斯陶芬(Hohenstaufens)的德國王朝在此時異軍突起,其中尤以一心想要大展拳腳的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為最。綽號腓特烈・巴巴羅薩,這在義大利語中就是紅鬍子之意,腓特烈率領他的部隊進軍義大利,並在1155年被加冕為帝。但在黑貴族與教宗協力把腓特烈趕走後,他只得返回德國,並在1180年與韋爾夫家族(Welf)的表親海因里希公爵(Duke Heinrich)展開交戰。


這是一場腓特烈與其他以韋爾夫家族為代表的德國王侯之間的衝突,結果造成了巨大的裂痕。韋爾夫家族的擁護者又被叫做歸爾甫派(Guelphs),這是韋爾夫的義大利語版本,至於那些站在腓特烈一邊的人則被稱為吉伯林派(Ghibellines),這個名字是源於一種古舊的戰鬥嘶吼。隨著腓特烈在十字軍東征壯烈成仁,他的支持者頓時間失去了靠山,而歸爾甫派則在黑貴族和教宗的支持下成功幫助奧蘭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奪取英國王位。這件事又繼而促成了英格蘭銀行與東印度公司的成立,它們是18-19世紀的兩大英國金融集團。


透過與眾多信託公司、大公司、大銀行還有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秘密社團合作,這班富有的精英幕後操縱了19世紀的一系列經濟興衰。他們策劃了美國聯邦儲備系統、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大蕭條以及美國的經濟起伏,最終更導致了2008年的徹底崩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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