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對於尖端科學的研究並未僅僅止步於航空與武器技術。自20世紀伊始，德國人即已開始深入鑽研心理學和精神病學，期許它們能在戰爭中大有可為，幾乎已經到了彷彿是在探索神秘學實踐的地步。正如許多書籍、文章和錄像所指證歷歷，國家社會主義其實存在著一個既堂而皇之又隱而不宣的神秘一面。如同《秘密之治》、《邪惡聯盟》（Unholy Alliance）、《神秘學與第三帝國》（The Occult and the Third Reich）、《命運之矛》（The Spear of Destiny）和其它本書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戰實際上是大西洋兩岸富有商人組成的秘密社團之間的內戰。最終，這些團體彼此的東拉西扯引爆了一場把整個世界拖下去陪葬的大戰。
溫斯頓・邱吉爾“非常堅持納粹黨的神秘主義一面無論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被向公眾公開，”作家特雷弗・拉文斯克羅夫特（Trevor Ravenscroft）寫道，他自稱曾與邱吉爾的私密顧問沃爾特・斯坦博士（Dr. Walter Johannes Stein）共事。“紐倫堡審判沒能揪出國家社會主義表象背後的邪惡本質，這使他確信還需要三十年的時間，才能讓廣大公眾真正理解納粹核心高層奉行的啟蒙儀式與黑魔法實踐。”
其中一位紐倫堡檢察官艾里・奈夫（Airey Neave）也證實了此一引人注目的說法，他說納粹的神秘主義一面被裁定為不可採信證據，因為法庭認為這樣的信仰與西方公開的理性主義傳統相悖，而且反而可能會有令納粹領導人藉此標榜自己精神錯亂來爭取獲釋之嫌。即使是希特勒本人都不否認納粹的意識形態已經冒險犯入了一個精神領域，他曾說：“任何僅僅將國家社會主義理解為政治運動的人都不可能真正瞭解它。它不只是一種宗教；更是意欲創造新人類的決心。”
為了實現如此決心，納粹把目光轉向了神秘主義者，譬如魯道夫・馮・塞波騰道夫、蘭茨・馮・利本弗爾斯、圭多・馮・李斯特還有卡爾・豪瑟夫，所有這些人深深浸淫於神智學哲學。神智學（Theosophy）一詞源於希臘語theos（神）跟sophia（智慧），其可以說是試圖將基督教、卡巴拉以及東方神秘主義者兼容並蓄的一次嘗試。神智學的其中一條教理是相信“偉大導師”（Great Masters）的存在，他們有時又被稱作“大白兄弟會”（Great White Brotherhood），據說一直在暗中指導人類的進步。
“納粹的很多計劃背後的緣由都可以追溯到...最初由（神智學創立者）海倫娜・布拉瓦茨基（Helen Blavatsky）提出的學說，”彼得・列文達寫說，他曾詳細介紹過歐洲的各個秘密組織，如東方聖殿騎士團（OTO）、魯道夫・史代納博士（Dr. Rudolf Steiner）的人智學會、黃金黎明。
諸如此類的團體往往“熱衷於透過施展儀式來提升他們的意識水平，認識宇宙中的邪惡和非人類智慧，然後與這些實體進行交流。迪特里希・埃卡特（希特勒稱此人是‘國家社會主義的精神導師’）是其中佼佼者，”拉文斯克羅夫特指出說。希特勒曾記下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參軍服役時遭遇的神秘經歷：“每每在苦悶的夜晚，我就會走進靜僻的林間尋找沃坦（Wotan）的橡樹，感受圍繞在自己身邊的黑暗力量。”
如前所述，高深莫測的日耳曼協會利用圖勒會來作為自己的檯面組織。“現代圖勒教徒最初的理想其實非常粗糙且天真，”拉文斯克羅夫特解釋說：“更為詭譎化的圖勒傳說是被迪特里希・埃卡特和卡爾・豪瑟夫逐漸編織出來，後來又在黨衛軍全國領袖海因里希・希姆萊的指導下被精煉與擴展，希姆萊脅迫大半德國學界與之合作，要求他們發揮專業所長來增益德國種族優越論的神話。”
鑒於前一章也提到現代太空任務充斥著顯而易見的神秘主義，這不禁會令人回想起卡爾・豪瑟夫正是利用占星學來激勵魯道夫・赫斯莫名其妙地飛奔英國，赫斯是神秘的維利會成員，這是一個深諳傳心術和心靈感應的玄秘社團。
據推測，也許正是通過這種神秘實踐促成的與非人類實體的心靈接觸，才使納粹掌握了供其研發劃時代科技的靈感。納粹神秘學研究者尼古拉斯・古德里克・克拉克（Nicholas Goodrick-Clarke）在他1992年的《納粹主義的神秘學根源：秘密雅利安崇拜及其對納粹意識形態的影響》（The Occult Roots of Nazism: Secret Aryan Cult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Nazi Ideology）一書中指出，激發了圍繞在希特勒和希姆萊身邊的那些神秘主義者的那股力量“可以被形容是一個隱晦的實體（或者說是‘黑暗勢力’、‘看不見的集團’、‘未知至高者’），也或許它是一位來自遙遠時代或天涯海角的魔法精英，而納粹曾與他有過接觸。”
儘管多年來謠言盛傳納粹曾捕獲過UFO，但一直沒有確實證據。ㄧ些研究這個問題的人懷疑，任何這一類與非人類科技有關的知識也許是納粹神秘主義者利用類似遙視的心靈手段來獲得的，遙視是一種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被美國陸軍、CIA和NSA投入研究、教導與應用的心靈能力。先是蘇聯對心靈現象進行的實驗引起了美國的跟進，最終更在陸軍內部建立了一個心靈間諜單位。遙視在超心理學術語中又被稱為透視眼，這是透過除正常五官以外的方式來辨識遠處的人、地、物的能力。
據前美國軍事情報人員、曾接受陸軍遙視訓練的林恩・布坎南（Lyn Buchanan）說，納粹曾經成立過一個名為格倫鮑姆博士（Doktor Gruenbaum）的特異功能部隊。這個名字所指的是整個心靈能力計劃，而不是一個人，雖然似乎的確有一位名叫格倫鮑姆的德國通靈者在戰後跑到美國討生活。格倫鮑姆本身的意思嫩綠的樹木，顯然是在影射卡巴拉的常青樹象徵，其又與伊甸園中的“分別善惡樹”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布坎南還說：“當阿道夫・希特勒的敗局已定且勝利者開始大肆瓜分戰利品的時候，美國及其它國家爭先恐後搶奪那些核子與火箭科學家，但神秘學方面的研究卻幾乎或完全沒有受到關注。然而，俄羅斯卻不一樣，他們把參與‘格倫鮑姆博士’這個計劃的科學家都抓去了俄國。”耐人尋味的是，納粹的格倫鮑姆博士據說還和另一個更廣泛的崇高計劃（Majik）有關，這個名字多少會讓人想起美國最初的UFO秘密組織，崇高十二傑（MJ-12）。
格倫鮑姆博士軍團的心靈遙視是否讓希特勒預見了蘇聯即將對歐洲不宣而戰，所以才導致他決定先發制人發動巴巴羅薩行動？由於這種能力非常直覺性，並不總能清晰透徹，所以德國遙視者也許能夠看見蘇聯軍隊的蜂擁而至，但卻無法預見巴巴羅薩作戰的最終結局——即最後一敗塗地的竟是德國。
不管納粹到底有沒有使用心靈手段來接觸異域科技，對人類心智的嚴肅研究是從德國發端，並對後世影響深遠這點都毋庸置疑。
在恐怖的表象背後，納粹政權實際上奠定了歐洲對人類心智展開研究的基礎。德國的一些學識淵博的人士更為動用安樂死與施展滅絕方案提供了理據。“總的來說，希特勒的哲學和他對人的看法幾乎受到了精神病學的全面影響...那群富有影響力的精神病學家跟他們可怕的理論與方法，正巧能夠填補希特勒之謎、第三帝國、一切暴行和那些駭人遺產的缺失環節。這是整個謎團中最容易被人忽視卻至關重要的ㄧ部分，”托馬斯・羅德博士（Dr. Thomas Roeder）、沃爾克・庫比魯斯（Volker Kubillus）和安東尼・伯維爾（Anthony Burwell）在他們1995年出版的《精神病學家——希特勒背後的人們》（Psychiatrists—the Men Behind Hitler）中寫道。
精神病學的誕生一般公認可以追溯到19世紀的五位著名歐洲學者——英國經濟學家托馬斯・馬爾薩斯（Thomas R. Malthus），他把戰爭、疾病和饑荒都看作是有效調節人口過度增長的生存機制；查爾斯・達爾文，其1895年的著作《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使適者生存被奉作自然法則風靡全球；弗里德里希・尼采，哲學家兼希特勒的偶像作曲家理查・華格納（Richard Wagner）的好友，他宣布“上帝已死”並提倡超人（Übermensch）相較於弱小種族與溫良恭儉讓這等心態的優越性；約瑟夫・德・戈比諾（Joseph Arthur, Comte de Gobineau），一位擁護雅利安人尊貴地位的法國外交官；休斯頓・斯圖爾特・張伯崙（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出生於英國爾後遷居德國的哲學家，他娶了華格納的女兒，並積極宣揚“雅利安世界觀哲學”。
“達爾文將他的自然選擇理論與馬爾薩斯的人口假說混合在了一起。這導致了一個奇怪的結果，亦即達爾文對動物世界的觀察心得與馬爾薩斯關於人口增長勢不可擋，以及該如何維護英國貴族制的社會解決方案的情緒化臆想被極不協調地嫁接在一塊，”羅德、庫比魯斯和伯維爾指出。“社會達爾文主義對阿道夫・希特勒的思想產生了深遠且長久的影響，”史奈德教授贊同地表示。“他在《我的奮鬥》裡面以簡化的形式闡述了這些觀念...這也成了他大部份演講的主題。”
精神病學這門專業最初就是源於某些人演化得比其他人更為徹底，因此更有資格凌駕於其他人之上的觀念。這個術語本身是取自希臘語的靈魂（psyche）和醫生（iatros）。然而，這些醫生很快就開始把目光轉向了更物質的層面——那就是物理大腦，以及該如何掌舵甚至毀滅它。
隨著精神病學不斷發展，它的定義也持續在汰舊換新。《法國人的精神墮落》（The Psychical Degeneration of the French People）這篇論文發表於1871年，其給人印象是似乎只有法國人才會罹患精神疾病。“精神病學的領導者之一，理查德・馮・克拉夫特・埃賓（Richard von Krafft-Ebing）曾把各種‘政治和改革狂熱’都列入他的精神疾病病例——但那其實只不過是意味著群眾開始形成互不相同的意見罷了。”三位研究者表示說。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出於對新興的精神病學專業的尊重，精神病學與德國貴族制政府由此結下了不解之緣。德國軍方對弗里茨・考夫曼（Fritz Kaufmann）的“治療”印象深刻，因為這意味著“戰時神經病”（war neurosis）和“炮彈休克症”（shell shock）終於不再是無藥可醫。基於對厭戰行為純粹是生物化學功能失調的觀點，不乏應用電療的“霍夫曼療法”最終證明了它是比藥物治療更有效率的措施。軍方自然很高興看到拒不作戰的士兵在接受電療後馬上便又願意重返沙場。
即便它要處理的病症變得越來越多，精神病學的勢力仍繼續發展壯大。精神病學家莫比烏斯（P. J. Moebius）曾以“女人的心理弱智傾向”為題開班授課，他如此宣稱說：“精神病醫生應該扮演評判心理健康的法官，因為只有他才知道這些疾病所代表的意義。”
這般傲慢的態度很快就導致了各種精神病學組織的四處林立，比如種族衛生協會（Gesellschaft fur Rassenhygiene），這種情況無疑只會對這門職業抱持的雄心壯志繼續火上加油。由於沒有人能提出針對精神疾病的普遍有效“療法”，於是精神科醫生漸漸轉向了更不清不楚的事前預防觀念。這種觀念又被稱為“精神衛生”，這是一個用來表示事先預防精神疾病發生的溫和術語，至於具體該怎麼做則是其次。在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對精神病患者的隔離和“治療”沒有多久就被擴大應用到對付對納粹政權心懷不滿者與異議份子，這最終導致了《納粹絕育法》（Nazi Sterilization Act）在1933年7月正是通過，此時距離希特勒上台才過了六個月。恩斯特・盧丁醫生（Dr. Ernst Rudin）是該法案順利生效背後的主要推動者與權威支持者之一，這位精神病醫生曾在1930年前往華盛頓，並在那裡發表了一篇題為《論優生學和遺傳學對精神衛生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Eugenics and Genetics in Mental Hygiene）的論文。這篇論文博得了與會者的一致好評，因為很多美國人，尤其是全球主義者都早已接受了德國哲學家的種族主義跟精英主義思想。
納粹對科學和心理戰的興趣亦與其對優生學的關注相輔相成，優生學是一門主張選擇性育種，藉以改善人種的科學研究。“優生學”一詞是英國心理學家、達爾文的表弟法蘭西斯・高爾頓（Francis Galton）在19世紀晚期所提出，他希望能將自然選擇理論延伸至社會工程運用。種族與遺傳向來是高階納粹份子的心頭大事，我們可以發現其實美國的統治階級也心懷同樣的憂慮。直到他在1937年去世之前，約翰・洛克菲勒和他唯一的兒子小約翰・洛克菲勒不但奠定了一個令人嘆為觀止的石油帝國，他們還出資建立了芝加哥大學（1889）、後來更名為洛克菲勒大學的紐約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1901）、通識教育委員會（General Education Board，1903）、洛克菲勒基金會（1913）以及林肯學院（Lincoln School，1917），洛克菲勒家族的兄弟姐妹就是在那裡接受教育。這些受洛克菲勒家族贊助的機構能確保他們及時深入醫療、製藥和教育等領域。
洛克菲勒家族同樣對優生學運動興趣盎然，這場運動企圖利用科學進行遺傳選擇，以保持和改善他們理想中的人類特徵，包括出生與人口控制。優生學檔案局（Eugenics Records Office）在1910年成立，它得到了愛德華・哈里曼夫婦和約翰・洛克菲勒的贊助。美國的富裕精英似乎和納粹一樣熱衷於血統純正。
德國精神病學的另一位美國支持者是詹姆斯・洛布（James Loeb），他是所羅門・洛布（Solomon Loeb）的兒子，並從1894年開始與他一同經商，所羅門是著名的庫恩・洛布公司的創辦人、銀行家兼鐵路大亨愛德華・哈里曼的支持者。
得益於詹姆斯・洛布的相挺，慕尼黑大學的埃米爾・克雷佩林醫生（Dr. Emil Kraepelin）如願以償在1917年創立了德國精神病學研究所（Deutsche Forschungsanstalt fur Psychiatrie）。“克雷佩林毫無疑問是一個保守的種族主義者，”羅德、庫比魯斯和伯維爾說。“但他同時也是諸如種族衛生和絕育等殘暴精神治療方式的先驅，他在為納粹的滅絕政策的法律依據搖旗吶喊這方面所出的力，只有盧丁可與之媲美。”
1924年，克雷佩林的研究所靠著洛布的金援成功避開破產一途，研究所後來變成了知名的威廉皇帝研究所（Kaiser Wilhelm Institute），它的研究成了許多事業正蒸蒸日上的納粹領導人留意的對象。
起初，他們從德國人口中最弱不禁風的一群人——兒童來開始下手。在希特勒被任命為帝國總理後才過六個月，《遺傳疾病兒童預防法》（Prevention of Genetically Diseased Children）便在1933年7月14日宣告生效。這項法案的大力支持者是當時威廉皇帝研究所所長恩斯特・盧丁。帶領這場意在消滅德國人口中的“精神缺陷患者”運動的人是律師卡爾・賓登（Karl Binding）與精神病學家阿爾弗雷德・霍哲（Alfred Hoche），後者大力推廣的那令人望而生畏的口號——“不配活的生命”（lebensunwertes Leben）——是首次出現在1920年的一本名為《加快腳步消滅不配活的生命》（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的小冊子。“這本小冊子比其它任何著作都更能為納粹政權提供‘安樂死’的‘道德’依據。在該政權的早期階段，公眾關切的重點是如何防範後代患有遺傳疾病，因此絕育手段，對不配活的生命的斬草除根就成了不言而喻的原則，”約翰・康威爾在他2003年的《希特勒的科學家：科學、戰爭和惡魔的協議》（Hitler’s Scientists: Science, War, and the Devil’s Pact）中寫說。
篩選性預防、強制絕育這些手段均是交由特別的“遺傳健康法庭”來予以認定，這通常是以兩名醫生組成——大多是精神科醫生——然後再加上一位民事官員，往往都是與納粹黨關係密切的法官，他將負責裁決。納粹的安樂死計劃並非公開進行，而是通過秘密法令為之，希特勒堅決反對訴諸正常法律裁定，因為他很清楚這樣的計劃在現行法律下絕對是違法的。
根據估計，從1943－1945年總計有超過四十萬人被當作“不配活的生命”遭到絕育。“這個計劃在初步階段就篩選了四十一萬人，他們主要都是已經入院的患者；人們普遍認為，最終還會有更多人被鑒定並絕育，”羅伯特・傑伊・李夫頓（Robert Jay Lifton）在《納粹醫生：醫療謀殺與種除滅絕心理學》（The Nazi Doctors: Medical Killing and the Psychology of Genocide）裡表示說。
李夫頓繼續指出：“毫不令人意外，弗里茨・蘭茲（Fritz Lenz，他的優生學作品深獲希特勒讚賞）甚至建議應該連有最輕微精神病跡象的人都要絕育，雖然他承認若當真要這麼硬幹下去恐怕會動輒全德國人口中的20%——這可是足足兩千萬人！”
有一件與這類醫療政策有關的趣聞涉及一位在1933年獲釋的精神病患，他曾一度被宣判為暴力傾向罪犯而被監禁，當地一名官員更說他是“危險的瘋子”。然而，他的精神科醫生沃納・海德（Dr. Werner Heyde）卻堅持這位西奧多・艾克（Theodor Eicke）已經可以出院，後來艾克很快就被任命為達豪集中營的第一任指揮官。艾克隨後更在1934年晉升為所有集中營的總督與負責人。艾克在黨衛軍的影響力可以說是“僅次於希姆萊”，最後他卻在1943年乘坐飛機時於俄羅斯前線遭到擊落。
建議讓艾克獲釋的海德醫生後來成為了納粹臭名昭彰、始於1940年的T-4安樂死計劃的醫療主任（T-4是指行動總部的地址蒂爾加滕街四號）。正是在海德博士的提議下，希特勒才批准了使用一氧化碳來進行處置的方式。納粹死亡集中營的最初樣板乃是一附有長凳的假淋浴間，它被建造來向第一批受害者釋放瓦斯毒氣。
他們花費了很大的力氣來營造羅伯特・傑伊・李夫頓所謂的“官僚主義迷思化”（bureaucratic mystification），也就是一堆繁文縟節與官僚思維的紊亂結合，結果這就使得那些家屬，甚至是在體制內工作的人自己都無法弄清整個安樂死計劃的全貌。
有趣的是，希特勒在1941年突然下令停止T-4安樂死計劃，但卻沒有交代緣何如此。有人認為希特勒可能是終於良心發現，但也有人猜測是隨著越來越多德國人意識到這些殺戮，反對聲浪難保不會成為希特勒的政治難題。作家羅德、庫比魯斯和伯維爾則相信，該計劃告一段落僅僅是因為它完成了預定的配額。“最初的規劃顯然已被順利完成，所以可以收手。但這並不意味著未來就不會再有新的安樂死計劃，”他們寫道。
戰時的情況與今時相仿，一般醫生和精神科醫生都很容易受到同儕壓力以及國家的美意影響，畢竟也只有國家才能提供他們開業所需的證照與證書。因此，精神病學和心理學的治療方法很快就開始摻雜了ㄧ些伴隨的療法——藥物治療。
一般醫生怎麼做，德國精神病學家就從風而靡，在20世紀有愈來愈多醫生都開始擺脫順勢療法，這種療法傾向於藥劑用量越少越好，現在醫生們更樂意用藥物直接治療疾病。無法藉由心理手段治療的疾病碰到藥物便可迎刃而解，這種處方藥使用漸長的趨勢為製藥巨頭在20世紀的興起奠定了基礎。
在19世紀後期的鴉片戰爭那段時間，任何類型的藥物都可以被變作生財工具。例如，德國拜耳公司從1898年開始大量生產海洛因（二乙酰嗎啡），並將其包裝成新款藥物上市營銷。拜耳公司聲稱海洛因是治療成人病痛和嬰兒呼吸道疾病的靈丹妙藥。在19世紀晚期，拜耳又接著推廣可卡因，它到了20世紀20年代更變成了可口可樂的成分。
不過，隨著更容易生產的石化藥品（petrochemical drugs）逐漸亮相，全球各大公司的注意力立刻轉到了它身上。
洛克菲勒家族對製藥的興趣可以追溯到約翰・洛克菲勒的父親，威廉・洛克菲勒（William “Big Bill” Rockefeller），他曾經大力兜售“岩油”（Rock Oil），這是一種據說“包治癌症，為時太晚者除外”的利尿劑。“威廉・洛克菲勒的原始石油配方一直到最近都仍以礦油（Nujol）這種混合物的形式存在，它主要的成分是石油，並且被當作瀉藥出售，”尤斯塔斯・穆林斯寫道。“礦油是標準石油公司的子公司，基本石油（Stanco）的產品，該公司的唯一另一項產品是著名的快捷殺蟲劑（Flit）。”
除了前面提過的標準石油公司與I.G・法本的商業聯繫，標準石油的副總裁弗蘭克・霍華德（Frank Howard）還曾擔任過史隆・凱特琳研究中心（Sloan Kettering Institute）的研究委員會主席，該研究中心在今天又被叫做紀念史隆・凱特琳癌症研究中心，這座位於紐約市的癌症研究機構在1939年落成於小約翰・洛克菲勒捐贈的土地上，並同時得到了洛克菲勒家族的慷慨解囊。根據該中心的介紹，它“長久以來一直是癌症手術、化療和放射性療法領域的領導者。本機構也率先提出對癌症患者的精神治療，藉以緩解癌症病痛並提供遺傳病症諮詢。”
除了負責維持I.G・法本和標準石油之間的關係，霍華德還代表洛克菲勒家族的利益去與羅門哈斯公司（Rohm and Haas）洽談合作，後者直到今天仍是世上最大的專用化學品供應商之一。該公司的介紹是這麼說的：“從保持蔬果新鮮度到清潔用的抗生素，我們幫助客戶創造出了各式各樣能夠造福世界各地人們的產品。羅門哈斯公司如今在全球皆有據點，直接服務上百個國家的銷售市場。”
根據穆林斯的說法，美國外科醫師協會（American College of Surgeons）乃是透過其醫院調查委員會（Hospital Survey Committee）來維持對美國各家醫院的壟斷控制，而委員會的成員溫斯羅普・奧爾德里奇（Winthrop Aldrich）和大衛・麥卡爾平・派爾（David McAlpine Pyle）都是代表洛克菲勒家族的利益。
約翰・洛克菲勒在1909年開始把觸手伸向南方各州，他出資一百萬美元建立洛克菲勒衛生委員會（Rockefeller Sanitary Commission），致力於根除鉤蟲病。“儘管懷抱慈善目的，洛克菲勒衛生委員會仍要求它所紮根的那十一個南方州得提供財政贊助，這導致那些州紛紛開始建立州立衛生部門，結果這為他們的藥物信託公司（Drug Trust）開拓了更多能夠施展影響力的新門路，”穆林斯寫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洛克菲勒衛生委員會主任的奧林・韋斯特醫生（Dr. Olin West）也是田納西州立衛生部成立的重要推手。韋斯特往後又繼續在美國醫學協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出任高管長達四十年之久。
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就是今天的洛克菲勒大學。對美國教育體系的另一次深度滲透發生在1903年，約翰・洛克菲勒在這一年成立了通識教育委員會（GEB）。根據洛克菲勒檔案館（Rockefeller Archives）：“（GEB）計劃包括向各高等學府捐獻補助金與常規預算，同時支持公立學校的特別計劃、獎學金以及相關補助，以便妥善促進社會經濟資源發展，好為令教育體系變得更盡善盡美出一份力。美國各大專業院校及各州的許多小型機構都能夠從委員會獲得贊助。話雖如此，南方和黑人教育才是重中之重。”
“洛克菲勒的通識教育委員會已經花費超過一億美元在控制這個國家的醫學院，使我們的醫生通通去往對抗療法（allopathic）學校，好讓動手術和大量使用藥物的做法成為主流，”穆林斯評論說，他繼續指出：“美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生產力最發達的國家，因為我們擁有最健康的國民。自洛克菲勒壟斷集團從1910年開始逐漸蠶食我們的醫學專業之後，我們國民的健康狀態可以說是急轉直下。今天，無論是精神還是身體上，我們的很多同胞都深受使人變得虛弱無力的疾病所苦，這些都離不開化學製品與藥品壟斷造成的苦果，這對我們這麼一個國家的存續而言是最為嚴峻的威脅。”
穆林斯還指出，英國的惠康信託（Wellcome Trust）是當今最大的醫學研究慈善機構之一，它專門為動物和人類健康研究提供資金。同時它也是說明全球主義者如何彼此緊密相連的縮影。
奧利弗・弗蘭克斯（Sir Oliver S. Franks）常被形容是“戰後世界的締造者之一”，他不但負責經營惠康信託，也是1948－1952年的英國駐美國大使。他是洛克菲勒基金會的主任及其在英國的主要代表。據穆林斯指出，他在1962年被授予了終生的牛津郡海丁頓男爵這ㄧ貴族身份，並且他還是“施羅德銀行的經理，希特勒的私人賬戶就是這家銀行在處理、羅茲信託的主任，他負責批准羅茲獎學金的發放（領過這個獎學金的人有比爾・柯林頓等人）、（洛克菲勒出資建立的）芝加哥大學客座教授以及英國最大的前五家銀行之一，勞埃德銀行的董事長。”
另一個納粹醫學輾轉被應用至美國的例子是有毒的氟化鈉化學品。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關於市政府供應含氟飲用水的爭議就從未停息過。氧化鋁這玩意是從黏土和鋁土礦提取出來，然後再利用一種叫做冰晶石的化學物質就可以將其轉化成鋁。這個工法留下的副產物就是氟化鈉，多年來它通常被當作鼠藥使用。有一本新近的詞典將氟化物定義為“鹵素基團的有毒淡黃色氣態元素”。氟化鈉也可以被當作一種酶抑製劑，而且根據幾項研究——例如愛荷華大學在1982年提出的一份報告——它似乎也和阿茲海默症有一定的關聯性，這是以德國醫生愛羅斯・阿茲海默（Alois Alzheimer）的名字命名的一種退化症狀與神經疾病。根據阿茲海默協會（Alzheimer Association），這種破壞腦部的疾病已是當今美國人的第七大死因。
至於鋁和阿茲海默症是否有關聯性則一直存在爭議。有些人聲稱阿茲海默症的發病率在含鋁量高的供水地區更為常見，但這些研究的方法與結果都備受質疑。但可以確定的是，雷根政府時代的國家環境保護局曾在1986年將公共供水中的“安全”氟化鈉劑量從百萬分之二上調到了百萬分之四加侖，即便僅僅百萬分之一就已被證實會損害神經系統。縱然才在2003年舉行過一次“激烈的聽證會”，以洛杉磯為主的大都會水區仍在2007年10月決定要向涵蓋六個縣，包括聖地牙哥在內的一千八百萬南加州人供應含氟飲用水。依照總部位於華盛頓、以“捍衛公眾健康與環境”為使命的非營利組織，環境工作組織（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EWG）的說法，這個向南加州供應含氟飲用水的計劃“將令14.5%一歲以下的兒童、12.5%一至兩歲的兒童暴露於超過國家醫學研究所建議、並經美國牙科協會（American Dental Association）認可的氟化物接觸量。光是在洛杉磯縣，就有超過四萬名兩歲以下的兒童得接觸到超過安全水平的劑量。”
西海岸地區的EWG副總裁比爾・沃克（Bill Walker）亦強調，近來的研究都對氟化鈉安全無虞的說法提出了挑戰。美國國家科學院/國家研究委員會在2006年3月發表的報告已確認氟化物是有效的荷爾蒙破壞劑，可能會影響正常的甲狀腺功能；這份報告還引用了有關氟化物或許會降低智商的擔憂聲音，它指出“研究結果的一致性顯示，氟化鈉對智力的影響非常值得進一步探究。”這一發現與2006年12月的著名同行評審期刊《刺胳針》（The Lancet）公佈的一項研究相吻合，其認定氟化鈉是一種“新型”神經毒素；哈佛大學在2006年進行了另一項同行評審研究更強烈證實了人們的憂慮，研究結果表明含氟飲用水確實與骨肉瘤不無關係，骨肉瘤是男孩最易病發的高度致命性骨癌。據哈佛的這項研究指出，與飲用非含氟飲用水的人相比，從六歲到八歲飲用含氟飲用水的男孩的骨癌發病率增加了五倍。
英國阿茲海默症學會（Alzheimer’s Society）的腦部研究證明，鋁在神經細胞中的累積會讓人更容易罹患阿茲海默症，雖然並不是只要有接觸過鋁就一定會發病。即使很多關於動物和孤立細胞的研究都證實鋁會毒害神經系統，但抽驗的這些鋁劑量都高於自然界中的天然鋁水平，這顯然會讓人質疑公眾究竟從非天然來源接觸了多少的氟化物/鋁，比如含氟飲用水。
人腦含有一千億個神經細胞（神經元），正是依靠它們交織而成的網絡，我們才有辦法思考、學習和記憶。20世紀90年代中旬的研究已經證明阿茲海默症和鋁確實有相關性，但就好比由於菸草業出資贊助唱反調的研究結果，使得吸菸與癌症的爭論持續了數十年，關於鋁和氟化鈉的爭議恐怕也無法在一時之間分曉。
許多網站和期刊都曾提到納粹曾在集中營的飲用水中添加氟化鈉，好使囚犯變得溫順並易受外力控制。對於納粹使用氟化物來痲痹囚犯的神志，知名的美國工業化學家查爾斯・艾略特・帕金斯（Charles Eliot Perkins）都看在眼裡，他曾在戰爭結束後被美國政府派遣去德國幫助重建I.G・法本的化工廠。在1954年的一封寫給李氏營養研究基金會（Childhood and Manhood - Infanzia e Maturità）的信中，帕金斯說道：“德國化學家制定了一項非常巧妙且影響深遠的大眾控制計劃，它被提交給德國總參謀部並獲得批准。這項計劃企圖利用大量添加藥劑的飲用水來控制任何特定區域的群眾...在這種大眾控制設想中，‘氟化鈉’佔據了一個尤為突出的位置...然而，我想這一點應該無需贅言，含氟飲用水背後的用意絕不是為了保護兒童的牙齒...含氟飲用水的真正目的是要瓦解公眾的抵抗能力，使他們臣服於統治與主宰，任自由逝去...持續不斷地服用氟會逐漸痲痹個人的抵抗意志，並通過慢性中毒和麻醉來控制大腦，使他順從於那些希望讓他言聽計從的人...一位德國化學家告訴了我這整個計劃，他是法本化學工業的要員，也積極參與了那時的納粹運動...我以身為一位科學家的所有誠意與襟懷來為自己說的這些話作保證，他已經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在研究‘氟化鈉’的化學、生物化學、生理學還有病理學影響...任何飲用人工含氟水有一年甚至以上的人，無論在精神或生理上都不可能再與以前同日而語。”
《基督教箴言報》在1954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在八十一位諾貝爾化學、醫學和生理學獲奬者中，有七十九位表示他們反對為飲用水添加氟化物。然而，今日的美國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市政府供應飲用水都含有氟化鈉，這個過去一直被當作鼠藥的東西。大多數人都沒有意識到氟化物正是百憂解及其它各種精神科藥物的關鍵成分。學名氟西汀的百憂解有94%的成分都是氟化物。僅在2006年，美國就有超過兩千一百萬張氟西汀處方藥被填寫批准，這讓它變成了最常見的抗抑鬱藥之一。
從20世紀50年代一直到今天，每位在美國公共衛生署工作的醫生都支持將這毒物摻入美國的供水系統，儘管氟化物這種充滿鋁製毒性廢料會在人體內聚積，而且也已被證明只有對十二歲以下的兒童而言，它才會對蛀牙防治有些用處。
非常諷刺的是，含有94%氟化物且會被拿來治療過動兒的百憂解需要經由職業醫生開立處方，但沒有任何醫學培訓、用藥許可的經銷商卻可以將同樣的物質投放入我們的飲用水，它們甚至對自己究竟在施放多麼百害無一益的物質都一無所知。
華爾街律師兼前美國鋁業公司（現在通常簡稱美鋁）法律顧問奧斯卡・尤因（Oscar Ewing）在1946年被杜魯門總統任命為聯邦安全署（Federal Security Agency）署長，這使得尤因不僅可以負責美國公共衛生署，還有社會安全局跟教育部都可以歸他管。據原先是醫生、後來轉為共和黨政治家的眾議員米勒（A. L. Miller）說，尤因是被特意扶植到他的職位，而且他收了洛克菲勒壟斷集團的大筆鈔票來推廣含氟化。米勒說道：“含氟飲用水的主要擁護者是美國公共衛生署，它是尤因先生的聯邦安全署轄下的一部分。尤因先生本人則是美國鋁業公司的高薪律師之一。”
其他反對者更沒在跟你客氣。有一回在紐約市傳發的傳單就直接控訴說：“洛克菲勒的走卒正在這個國家的飲用水裡投放氟化物。含氟飲用水是冷戰時代與我們最切身相關的一個問題——它是洛克菲勒－蘇聯軸心試圖利用化學從內部重傷我們的詭計。它的目的是要削弱一個民族的智慧，這是其它毒品遠遠無法做到的。除此之外，它還是在以兩種方式實施種族滅絕：一來它會導致化學閹割，二來它會引起癌症，進行奪去年長者的性命...（尤因的氟化物研究）委員會根本沒有研究或調查過含氟飲用水的毒害。他們只是一味接受U.S.P.H.S.（美國公共衛生署）偽造的數據，這全是奧斯卡・尤因這位主子的主意，生產氟化物廢料的鋁業公司曾送給他七十五萬美元以茲‘嘉獎’。他迫不及待要發揚自己的‘公共精神’，於是他又接下了聯邦安全署署長的擔子，當然它的月薪有十七萬五百美元。後來他就立刻要求國會撥款兩百五十萬美元來推動他的U.S.P.H.S的氟化計劃。”
值得注意的是，西德已在1971年明令禁止使用氟化物，當時它仍處於盟軍佔領狀態。“顯然，他們再也不能打壓那些證明氟化物對人們有致命風險的德國科學家出聲了，”穆林斯寫說。“瑞典追隨西德的腳步禁氟，然後荷蘭也在1973年6月22日依據最高法院的宣判正式禁止。”
但是，受全球主義者贊助的那些科學怪傑並不滿足於只能柔化群眾的毒物。他們想要的是直接控制。所以不足為奇的是，CIA的精神控制計劃——MK-Ultra、洋薊（ARTICHOKE）、藍鳥（BLUEBIRD）、MK-Delta背後的那些被記錄在案的推手——皆曾從迴紋針科學家及他們的學生那裡接受了納粹醫學。納粹精神控制專家的諄諄教誨為剛起步的CIA奠定了MK-Ultra計劃（唸作M－K－Ultra），這個精神控制研究項目的代號一直被沿用到了20世紀60年代末，據說它在那時已經宣告結束。MK-Ultra計劃是由CIA官員理查德・赫爾姆斯（Richard Helms）發起於1953年，他本人是CIA精神病學家西德尼・戈特利布博士（Dr. Sidney Gottlieb）的摯友。這個計劃本身可以說是當時的CIA局長艾倫・杜勒斯嘔心瀝血的結果。杜勒斯似乎對蘇聯、中國和北韓在韓戰期間對美軍戰俘施展的精神控制手段很感興趣。
已解密的檔案透露，該計劃不僅嘗試使用藥物來擺佈一個人的個性，甚至還想利用電子信號來改變大腦功能。根據1975年的一份CIA內部文件：“MK-Ultra是一系列項目的集合，其中多半涉及藥物與反藥物研究及開發。CIA局長和副局長會通過技術事務部（Technical Services Division）部長或他的副手的年度簡報來瞭解計劃進展。大部份研究與研發作業都是向外發包...這些作業的主題包括行為控制、刺激異常行為以及針對敵方動用類似手段時的反制對策。美國工業界、學術界和政府研究單位都參與了這些工作，相關的資金往往都會經過層層安排發放。”
在討論了對“志願囚犯”的實驗，還有因為對蘇聯使用藥物的擔憂有所緩解，所以MK-Ultra計劃逐漸放緩的情況後，撰寫該報告的CIA官員繼續說道：“儘管我提出反對，MK-Ultra檔案仍被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先生）在離開他的辦公室不久前下令銷毀。”
為了徹底研究心理化學物質與利用它們實現精神控制的可能性，CIA跟軍事情報部門協力籌劃了一個代號為藍鳥的計劃，後來它又改名為洋薊。
CIA曾經承認，它在大學校園內進行的藥物實驗直接導致了20世紀60年代的“迷幻藥革命”發生。
這整個充滿驚奇的故事要從1943年開始說起，當時瑞士化學家艾伯特・霍夫曼博士（Dr. Albert Hofmann）正在巴塞爾的山德士實驗室工作，結果有一回他意外從指尖吸入了穀類真菌麥角的化學衍生物。接下來他歷經了一段半夢半醒、滿是萬花筒般的視覺色彩的體驗。由於這是由山德士公司合成的第二十五種麥角酸二乙醯胺化合物，因此霍夫曼就將它命名為LSD-25。
據《消費者報告》（Consumer Reports）的編輯們在他們1972年出版的《合法與非法藥物》（Licit & Illicit Drugs）中指出：“精神科醫生們從一開始就對LSD的潛力深感興趣。他們中有很多人都曾親身嘗試，並將其交給精神病院的員工一嚐，他們相信依靠親自體驗那種接近精神病的狀態，可以讓他們更好地瞭解病人。”
大約就在霍夫曼博士發現LSD的同一時間，前摩根大通僱員、OSS主任威廉・多諾萬將軍掀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戰爭，他渴望找到能夠使被俘間諜和敵軍鬆口的方法。多諾萬召集了一群精神科醫生，他們試驗了許多藥物，包括酒精、巴比妥酸鹽與咖啡因。烏羽玉、東莨菪鹼甚至是大麻等植物提取物也不在話下。
舊有的OSS後來在1947年被新創立的CIA取代，這並不阻撓藥物實驗繼續進行，雖然結果好壞參半。一個互相交錯的關係網就這樣在大學、警察局、犯罪學實驗室、醫生、精神科醫生還有催眠師之間漸漸形成。CIA一直在秘密提供資金，但這些實驗並不僅止於以動物為對象。就像以前的納粹份子，有時毫不知情的人類白老鼠也會淪為他們的目標。這些實驗是與數百名納粹科學家合作進行，他們曾在集中營囚犯身上實驗過相同的藥物。這群科學家都在戰後被帶來美國重操舊業。
到了20世紀50年代中旬，CIA已經幾乎壟斷了LSD。最初，這些機構的人員只在自己身上試驗LSD，但後來他們決定在互不事先告知的情況下將LSD投入彼此的食物和飲料，以好好觀察效果。這種幼稚的實驗很快便一發不可收拾。直到有傳言說CIA的聖誕派對被偷偷投放了LSD，如此失控的局面才終於受到遏止。
CIA的實驗在50年代末持續蓬勃發展，研究資金被下放給格列克爾特醫學研究基金會（Geschickter Fund for Medical Research）、人類生態研究學會（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Human Ecology）、梅西基金會（Josiah Macy Jr. Foundation）這些CIA檯面組織使用。CIA的資金就是靠這些基金會來做掩護，藥物實驗就這樣深入了大學校園與其它公共機構。
美國公共衛生署在這時又發揮了作用。在肯塔基州列剋星敦的公共衛生署成癮研究中心（Addiction Research Center），吸毒成癮者將會被主動提供嗎啡或海洛因，好換取他們同意參與藥物實驗，包括攝入LSD。
其中一間參與實驗的大學是哈佛，蒂莫西・利里博士（Dr. Timothy Leary）與後來改名拉姆・達斯（Ram Dass）的理查德・阿爾珀特（Richard Alpert）在那裡一起用LSD和賽洛西賓進行了一系列實驗。在來到哈佛之前，利里即已先在加州奧克蘭的凱撒基金醫院（Kaiser Foundation Hospital）擔任過臨床醫學與心理學主任。
凱撒家庭基金會（Kaiser Family Foundation）是“衛生政策與互助交流的領導者”，其名取自亨利・凱撒（Henry J. Kaiser），這位富有的實業家和造船商在1946年開創了凱撒鋁業公司（Kaiser Aluminum）。根據它自己的導覽：“凱撒的有關活動都是基於基金會開闢的新式公共服務計劃——即與主要的媒體公司達成直接合作，並提出遠超傳統‘PSAs’（公共服務廣告）之更全面的‘多平台’溝通策略。目前在美國的合作夥伴已包括MTV、BET、Univision、Viacom/CBS和Fox。凱撒舉辦的活動每年都會吸引成千上萬人參加，它更在近年來贏得了多項艾美奬與皮博迪獎。”這就無怪乎為什麼多年來，媒體對鋁廢料產生的氟化物總是輕描淡寫。
關於哈佛大學的LSD派對和本科生在校裡校外販賣的LSD糖塊惹出了許多是非。利里在1963年被哈佛解雇表面上的原因是他一再缺席委員會會議。阿爾珀特也因為不願遵守禁向本科生提供LSD的禁令而被趕走。這是哈佛在20世紀頭一遭解職教師。自此以後，利里和阿爾珀特開始撰文抨擊哈佛、讚美迷幻藥的種種優點。利里的口號“激發熱情、探索內在、脫離體制”（Turn on, tune in, drop out）從此經久不衰。
隨著迷幻藥文化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突飛猛進，“人們可以普遍注意到，現在的年輕人都很少或是根本不在乎那些有關於吸食大麻、服用LSD及其它藥物的危害警告，”《消費者報告》的編輯指出說。“每當他們自己的親身經驗與大人的說法相矛盾的時候，他們往往（就像理智的成人一樣）選擇相信自己的體驗——並且傾向於不再信任他們覺得不可靠的信息來源。”
在主流媒體開始大力報導校園毒品盛行後，公眾對此的興趣與需求跟著扶搖直上，始於20世紀60年代的迷幻藥革命已不甘於止步於大學校園。有些研究人員一直在懷疑這場迷幻藥革命究竟是順水推舟——還是說它其實是法西斯全球主義者企圖削弱美國社會結構的陰謀。
參議院委員會在1977年就人體受試者的事情召開了聽證會，參議員泰德・甘迺迪（Ted Kennedy）在其間提起了CIA聲名狼藉的精神控制實驗：“依照CIA副局長所言，如今已有超過三十間大學和機構參與了‘廣泛的試驗與實驗’計劃，其中包括對不分社會地位高低、本國人或外國人等不知情公民進行的秘密藥物測試。情報單位需要良好保密才能放開手腳做事，美國人民也願意予以非常神聖的信任。可是CIA在50－60年代的人體實驗卻違背了這種信任。在該機構於1973年把大部份的紀錄通通銷毀的那一天，這種信賴又一次遭到侵犯。每當有任何一位應負責任的官員拒絕回憶該計劃的相關細節時，這種侵犯就會一次再一次上演。”
這種越軌的行為甚至導致了一位替精神控制計劃工作的科學家不幸身亡。根據政府的說辭，在馬里蘭州的美國陸軍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做事的生物學家兼精神控制科學家弗蘭克・奧爾森博士（Dr. Frank Olson）一次在該州的深溪廳（Deep Creek Lodge）參加會議時，西德尼・戈特利布博士給他遞了一杯摻了LSD的飲料。幾天後，深陷在焦慮與幻覺中無法自拔的奧爾森從紐約一家酒店的高樓窗邊一躍而下。這似乎是一次因為藥物導致的意外或自殺。然而，奧爾森的朋友和家屬始終堅信他遭到蓄意謀殺，以便阻止他發表對MK-Ultra計劃不利的言論，據說他對參加這個計劃抱持著既後悔又痛恨的態度。
基於納粹製藥學的研究，還衍生出了其它更為古怪的企圖實現精神控制的嘗試。
2005年，在舉辦於康涅狄格州溫莎洛克斯的逸林飯店（Doubletree Hotel）的第八屆年度儀式性虐待、秘密組織和精神控制會議（Annual Ritual Abuse, Secretive Organizations and Mind Control Conference）上，《被出賣的國家》（A Nation Betrayed）作者卡蘿兒・魯茨（Carol Rutz）也出席現身說法。卡蘿兒聲稱她是政府虐待和精神控制實驗的受害者。她提到了一個非常驚人的關聯。她說有一名女性跟她透露過一樁發生在寄宿學校中的“瞳孔實驗”，“那些人試圖把我們的瞳孔顏色從棕色變成藍色。”魯茨說：“這引起了我的注意，因為改變瞳孔顏色是奧斯威辛集中營的‘醫生’約瑟夫・門格勒的得意之作，他的化名是布萊克醫生，我認識他，我知道他曾跟尤恩・卡梅倫博士、西德尼・戈特利布等人一起共事。”
這些針對不知情的受試者下手的實驗的另一個黑暗面則涉及一位名叫喬治・亨特・懷特（George Hunter White）的CIA代理人，他曾為戈特利布博士做事。懷特會從地方酒吧把ㄧ些毫無戒心的人帶去CIA在舊金山資助的妓院，他會給他們送上添加LSD的飲料，然後再隔著雙面鏡偷窺對方與妓女翻雲覆雨的情景。為這些破事出錢的都是美國納稅人，因為懷特都直接把他的“非正規花費”帳單報給了戈特利布博士。懷特有一次曾這樣談起他的工作：“我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傳教士，實際上可以說是一個異教徒，但我全心全意投入在葡萄園辛勤勞作，因為那實在非常、非常有意思。畢竟還有哪裡能讓一個嗜血的美國男孩在至高者的庇蔭與祝福下，享受說謊、殺戮、誆騙、偷竊、強姦和劫掠的樂趣？”
那麼，究竟還有哪些單位也被那些流離失所的納粹份子和他們的哲學滲透了呢？
大部份的藥物實驗都集中在埃奇伍德阿森納（Edgewood Arsenal）的秘密設施，那裡位在巴爾的摩東北部的乞沙比克灣。由於納粹化學家的湧入，埃奇伍德在1955年展開了新一輪藥物實驗計劃。“一群志願士兵被招募過來，但他們不會被告知自己將拿到什麼藥，更不可能知道先前已有類似的實驗使人送命。他們只被告訴說，他們也許會歷經暫時的不適，”精神控制研究者、作家沃爾特・鮑爾特（Walter H. Bowart）寫道。“七千名士兵就這樣接受了埃奇伍德阿森納的實驗。其中五百八十五人拿到的是LSD；其他人則是不知名的藥物。”
卡蘿兒・魯茨也引述了一封她從一位參與過埃奇伍德阿森納實驗的美軍士兵那裡收到的信：“我知道政府說過的任何話妳都不會相信。我真後悔自己當初沒有如此。我是參與埃奇伍德阿森納在1955－1975年舉行的一系列實驗的六千七百二十名志願者之一，我到那裡的時候是74年，那時他們才剛弄好全新的實驗室。我很高興看到國會終於在75年對此展開調查，並且軍隊也隨之關閉了計劃——起碼以後不是明目張膽的做。我自告奮勇的那會還是一個稚嫩的傻瓜，只有十八歲。現在的我四十九歲，是一個重度殘疾人士。我的身體幾乎就像是七十歲，埃奇伍德軍方說他們也愛莫能助，我不相信他們。”
儘管國會在20世紀70年代召開調查，其中一名受害士兵軍士長詹姆斯・史丹利（James Stanley）也正式提起訴訟，並在1986年進入最高法院審理，但埃奇伍德實驗的相關細節仍從未被公諸於眾。“即使如此，那座基地本身的秘密迴紋針聯繫依然沒有曝光。事實是，迴紋針科學家曾在1947－1966年這段期間的埃奇伍德工作過，這一直都被保密。”琳達・亨特寫說。
例如，根據美國政府軍事公共安全分部（OMGUS）的早期報告，庫爾特・拉爾（Kurt Rahr）這個人“應該被視為美國的絕對安全威脅”，結果他卻還是被迴紋針計劃引進，並受僱於埃奇伍德。由於被另一名科學家，漢斯・特魯尼特（Hans Trurnit）指控是共產主義同路人，拉爾最後在1948年被逐回德國。
埃奇伍德的其他科學家包括西奧多・華格納・喬雷格（Theodor Wagner-Jauregg）和弗里德里希・霍夫曼（Friedrich Hoffman）。這些人最初都是為納粹研究毒氣，像是塔崩（tabun）跟沙林（sarin），這些都是美國軍方所碰過最棘手的玩意。美國士兵在埃奇伍德的噴霧室中會接觸到塔崩與芥子毒氣，這根本就像是納粹的死亡集中營。
“埃奇伍德的研究方向到了1949年突然有了轉變，”亨特指出說。“（歐洲司令部）化學部的一名顧問送來了有關那令人驚奇的迷藥LSD的資訊，它會導致人類產生幻覺與自殺傾向。正因如此，埃奇伍德的（化學和放射能實驗室主任）威爾森・格林（L. Wilson Greene）萌生了‘心理化學戰’的想法。他接著就提議應該從1950年的預算中撥出五萬美元來研究心理化學物質。”
另一位迴紋針化學家弗里德里希・霍夫曼曾走訪世界各地來尋覓心理化學原料。他利用得拉瓦大學的化學系做掩護，以防任何人發現他與埃奇伍德阿森納的關係。這樣的詭計很容易就能奏效，因為系主任威廉・莫舍（William Mosher）和詹姆斯・摩爾教授（James Moore）都深入參與了MK-Ultra計劃。“我們都曾從CIA那裡領薪，”摩爾告訴琳達・亨特說。
黨衛軍准將沃爾特・施賴柏（Walter Paul Emil Schreiber）被一位美國陸軍軍官描述為“一個狂熱且堅定的納粹份子，他很會利用黨來實現自己的野心，”後來他為美軍歐洲司令部的化學部工作了十幾年。他曾ㄧ度加入迴紋針科學家的行列去美國，但因為反情報部門察覺他與ㄧ些潛伏的黨衛軍軍官有聯繫，又和法國人與蘇聯人有難以解釋的商業往來而作罷。
據《心智場：CIA實驗、MK-Ultra計劃＆細菌戰背後不為人知的故事》（Mindfield: The Untold Story Behind CIA Experiments with MKULTR A & Germ Warfare）的作者戈登・托馬斯（Gordon Thomas）說：“沃爾特・施賴柏曾負責向所有參與納粹生化戰計劃的醫生發餉。他在迴紋針計劃的遮掩下被帶往美國。1951年的時候，他人在德州的空軍醫學院（Air Force School of Medicine）工作。”一年後，由於擔心媒體可能會發現他的背景，於是他拿到簽證並在阿根廷找到一份工作，那裡也是他女兒生活的地方。1952年，他更和他的老友約瑟夫・門格勒在那兒重逢。
“受美國法律管轄的德國美軍佔領區禁止德國人從事化學戰研究，”亨特說。“但這並沒有阻止陸軍化學兵團或取代OMGUS、被委派至德國的高級委員（約翰・麥克洛伊）從中作梗，譬如招聘化學戰專家作為‘顧問’或是資助德國工業替美國生產化學戰材料。”
亨特恐怕沒有注意到無論是在戰前、戰時還是戰後的德國和美國都存在著互相的人脈與商業利益糾葛。但有一個人注意到了有些有趣的事情正發生在CIA內部，那個人就是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曾在紐倫堡審判擔任軍方翻譯的約翰・萬斯（John K. Vance）。萬斯在1963年春天偶然發現了MK-Ultra計劃的詳情，那時他本來正在替CIA的技術服務部總監工作。
那位總監最後得出結論認為：“如同許多人發現，在這個機構內外的各種涉及操縱人類行為的嘗試都非常令人反感且不道德。”有了萬斯的發現與總監的報告，該機構於是不得不開始縮減計劃的規模，直到它據說已在20世紀60年代末結束。
利用精神病患和其他不知情受試者來開發精神控制技術的MK-Ultra計劃，要遲至1977年才終於開始為公眾所知，當時參議員弗蘭克・丘奇（Frank Church）在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就其召開了聽證會。一些最傑出的精神學家都出席了聽證會，譬如尤恩・卡梅倫博士，他曾被艾倫・杜勒斯派去檢驗魯道夫・赫斯，後來他更出任美國與加拿大的精神病學協會以及世界精神醫學會主席。
對MK-Ultra計劃的深入研究表明，除了對吐真劑感興趣以外，CIA亦非常鍾情於操縱某人的行為使之符合另一人所願的能力。弗蘭克・辛納屈（Frank Sinatra）在1962年主演的電影《滿洲候選人》（The Manchurian Candidate）就描繪了一位受到編程、意圖行刺知名政治人物的刺客。這部電影上市的時間恰好是CIA正致力於類似項目的時候，其能夠順利展開在很大程度上也該歸功於納粹的精神控制專家早已在幾年前奠定的基礎。
根據著有《心智場》的戈登・詹姆斯，曾參與MK-Ultra計劃的凱瑟琳・安・蘇利文（Kathleen Ann Sullivan）如此吐露了她的心聲：“我是MK-Ultra計劃的生還者。這是一個由CIA掌控、旨在控制受試者的心智，使他或她被重新打造成一名刺客的計劃。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被迫接受大量的藥物治療、電擊、感官剝奪、催眠、拍攝色情電影、扮演妓女等等。現在我終於意識到不應該再繼續保持沉默、閉口不提這個讓我的生命只剩下行屍走肉的惡行，我站出來說話，是希望能彌合所有MK-Ultra計劃倖存者一直以來飽受的恐懼。”
據亨特指出：“軍方和CIA的MK-Ultra實驗追本溯源起來都始於納粹科學，那些科學對理解這些秘密項目的早期歷史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不管到底是失敗還是成功——這些受納粹啟發的精神控制實驗的完整詳情都將永遠石沉大海，因為根據赫爾姆斯的命令，在離開該機構之前，戈特利布已在1973年銷毀了所有MK-Ultra計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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