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際網路
集體意識的誕生，還有人類心智與網際網路的結合乃是超人類主義者的春秋大夢的礎石，又稱為“奇點”。隨著英國電腦科學家、前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僱員蒂姆・伯納斯・李（Tim Berners-Lee）發明了萬維網，他們距離創造“全球大腦”的夢想無疑又更近了一步。伯納斯・李的創新在於他成功將超文本（hypertext）與網際網路相結合，超文本的基本概念起源於20世紀60年代的一些既有項目，如布朗大學的超文本編輯系統（Hypertext Editing System，HES）、泰德・尼爾森（Ted Nelson）的理想鄉計劃（Project Xanadu，或譯上都計劃/世外桃源計劃）跟道格拉斯・恩格爾巴特的線上系統（NLS）。尼爾森和恩格爾巴特的靈感都是來自萬尼瓦爾・布希的微縮膠卷延伸記憶體，其曾在他1945年的文章《我們可以這麼想》中被介紹過。伯納斯・李在1994年離開CERN後創立了全球資訊網協會（Wide Web Consortium，W3C），它是在開創網路先河的國防高等計劃研究署（DARPA）支持下成立於MIT的電腦科學實驗室（MIT/LCS）。
超人類主義者提倡的“心智上傳”不禁令人想起艾倫・金斯伯格與格雷戈里・貝特森在史丹佛大學進行的LSD實驗。在LSD的影響下，醫師們為他連接上一台腦電圖機，並遵照他的朋友兼情人威廉・柏洛茲的建議，又接上了頻閃儀來與他的α波維持同步。金斯伯格曾回憶他的經歷說：
“內在與外在變得絲毫沒有區別。傾刻間，我產生了一種非常不可思議的感覺，我頓時覺得自己與周圍的所有機器其實並沒有什麼不同。我開始心想，如果繼續這樣下去，肯定會發生一些可怕的事。我全神貫注於這整個電訊網路，然後我開始意識到我頭骨的半球傳來一陣輕微的劈啪聲。我感覺自己的靈魂已被燈光吸走，遁入牆壁的插座並脫離出去。”（註1）
在他於2000年去世的幾年前，泰瑞司・麥肯南已是“科技奇點”的早期支持者，他亦把網際網路稱作是“全球心智的誕生”，並相信它將是使迷幻藥文化蓬勃發展的搖籃（註2）。然而，就如德里在《逃出生天：世紀末的賽博文化》中所指出：
“但正如托馬斯・海因（Thomas Hine）在《迎接未來：明日的曾經與將來》（Facing Tomorrow: What the Future Has Been, What the Future Can Be）裡提醒我們，泰瑞司・麥肯南訴說的那種未來就是我們現在正向自己灌輸的故事——這是一種試圖透過意義和戲劇來澆灌我們的生活，以超越身而為人不可避免的衰亡與腐朽的嘗試。我們希望我們的故事能引領我們走向什麼地方，並讓我們找到令人滿意的答案，雖然並非所有人都是這麼想。我們懷抱著一種期待世紀末天外救星的信仰，期待社會、政治、經濟跟生態問題都能被一勞永逸解決。形上學的光芒正日益普照那些高科技明日之星，像是賽博哲學家、企業未來學家、《探索頻道之超越2000年》（Discovery Channels Beyond 2000）這類流行科學節目或AT&Ts的《如你所願》（You Will）廣告，所有這些都為我們面臨的緊迫問題蒙上了一層陰影。”（註3）
確如埃里克・戴維斯在《科技靈知》裡所說：“有些基督徒，特別是那些把《聖經》句句當真的狂熱新教信奉者，都和德日進一樣堅信全球文明化是預定好的計劃的一部分。”（註4）戴維斯討論到了馬歇爾・麥克魯漢在1969年接受《花花公子》的採訪一事，麥克魯漢在採訪中提到，電腦網路遲早會締造“一種受技術推動的普世諒解與和諧，屆時全人類就可以組成一個大家庭，創造一個永久的和睦與和平共同體。”麥克魯漢澄清說：“以基督教的角度來說，這不過是對基督的神秘身體（mystical body）的新解；畢竟，基督就是人類的最終延伸。”（註5）
不過，如同戴維斯指出，在寫給托瑪斯主義哲學家雅克・馬里旦（Jacques Maritain）的一封信中，麥克魯漢收回了他早年抱持的理想主義：
“電子資訊環境是一種全然空靈的世界，它是在把幻象世界充當成精神實質。現在它只能稱得上是（基督的）神秘身體的摹本，是敵基督的公然體現。這個世界的王子是一位非常優秀的電氣工程師。”（註6）
然而，在超人類主義者看來，網際網路可不僅只是大量資訊的集聚體而已，而是人類有可能藉以創造出神秘主義者夢寐以求的集體意識的依據。實際上，超人類主義根本就是電腦科學家吸毒過量才心生的幻覺。迷幻藥會妨礙人從想像中區分現實的能力，所以這經常導致一些無生命的物品，譬如電腦程序，被錯當成是有生命或有“神性”的東西。超人類主義者的終極愚蠢迷夢是要利用“賽博空間”的誕生，透過把我們的思想“上傳”入網路來開啟進入“普累若麻”的大門，這是古代諾斯底教徒癡迷的神秘境界。因此，網際網路將會變成人類知識的綜合體，成為德日進設想中的那無所不知的集體意識，亦即“全球大腦”。
全球大腦
全球大腦與網際網路，及其與德日進思想的關聯都已被《達文西密碼》的作者丹・布朗在《失落的符號》中闡述過了，他本人與斯圖爾特・布蘭特、FaceBook創辦人馬克・祖克柏同為埃克塞特大學的校友。這部小說的重要情節牽涉了共濟會的秘密，威利斯・哈曼以德日進提出的心智界命名的思維科學研究所（IONS）在故事中佔據了吃重的戲份，裡面的角色凱瑟琳・所羅門（Katherine Solomon）這樣解釋了思維科學研究所的重要性：
“兩個腦袋當然比一個腦袋強...但兩個腦袋並不是兩倍強而已，而是足足高上了好幾倍。多重思想同時運作就會有放大思想的效果...這是呈指數級的增長。這便是團體禱告、集合療癒、齊聲歌唱與集體崇拜蘊含的內在力量。不要把普遍意識的概念只當作是某種新紀元思想。它是非常硬核的科學事實...它擁有徹底改變我們的世界的潛力。這是思維科學研究所的潛在發現。更重要的是，它正在成真。你可以感受到周遭的一切都在逐漸變化。科技正在以我們從未想像過的方式連接你我：Twitter、Google、《維基百科》等等——所有這些都會創造出一個相互聯繫的思想網路...
上帝最終會在由許多人構成的集體...而不是一個唯一體中成真。”
在《機器時代的達爾文：全球智慧的進化》（Darwin Among the Machines: The Evolution of Global Intelligence）一書中，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的喬治・戴森（George Dyson）延伸了X俱樂部的塞繆爾・巴特勒在1863年的同名文章中提出的前提，並暗示網際網路將成為一個活生生、有感情的實體。據一位評論者說：
“戴森的主要觀點是，今日的科技進步將會無可避免地走向有意識的思維進化。目前尚不清楚這究竟是單一還是多重心智，這種心智又會有多麼聰明，甚至是我們能不能與之溝通。他也清楚地指出，光是在地球上就仍有許多我們依舊無法理解的智慧形式。這本書有這麼一段話：‘究竟是怎樣的心智能夠成熟到足以透徹掌握當今智識水平的程度，這絕不是一個毫無意義的問題，但現在還不是能夠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註7）
在闡述“蓋亞假說”時，物理學家兼哲學家的彼得・羅素（Peter Russell）在他1982年的同名著作裡提出了“全球大腦”一詞。網際網路如何能實現這一宏願是大衛・安德魯斯（David Andrews）在1986年探討的問題，他構想了一種被稱為信息路由組（Information Routing Group，IRG）的社交網路構件。按照六度分隔理論設計的這一構想主張，任何特定成員只要向他所屬的本地群組發送特定信息，最終也都一定會被轉送至所有IRG，這既克服了地理與社會限制也解決了相關性悖論（Relevance Paradox）。雖然這個想法早於網際網路出現，但個人電腦和數據機被認為會為此扮演傳訊媒介。
近來法國哲學家皮埃爾・利維（Pierre Lévy）也對這又被叫做“集體智慧”的概念進行了研究，他在自己1994年的著作《集體智慧：賽博空間中的人類新天地》（Collective Intelligence: Mankind’s Emerging World in Cyberspace）中探討了這一概念。利維1995年的書《化身虛擬：數位時代的現實》（Becoming Virtual: Reality in the Digital Age）拓展了哲學家吉爾・德勒茲的“虛擬”觀念。另外，道格拉斯・恩格爾巴特也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旬開始使用“集體IQ”這個術語來衡量集體智慧，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企業與社會如何積極把握住能夠提升集體IQ的機遇上（註8）。
關於該主題最早的一篇經同行審查的論文是戈特弗里德・邁爾・克雷斯（Gottfried MayerKress）在1995年發表的，比利時控制論專家弗朗西斯・海萊亨（Francis Heylighen）和他的博士生約翰・博倫（Johan Bollen）則在1996年提出了第一個探討如何將萬維網轉變為集體智慧網路的演算法。海萊亨出名的是他在控制論原理研究計劃（Principia Cybernetica Project）上的建樹、他的網際網路全球大腦模型以及他對迷因學與自我組織（self-organization）研究的貢獻。控制論原理研究計劃是控制論與系統科學領域的科學家的跨國合作項目，他們的《控制論原理網站》（Principia Cybernetica Web）也相當有名。該項目與神經生理學家、控制論小組成員沃倫・麥卡洛克在1964年建立的美國控制論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Cybernetics）有關，麥卡洛克亦協助過普哈瑞奇在圓桌基金會的工作。控制論原理研究計劃宣稱其目標是要“在系統科學與控制論等跨學科學術領域的背景下，推進以電腦為根據的系統性進化哲學。”（註9）
海萊亨和博倫率先發明的演算法可以將萬維網轉變成具備自我組織能力的學習網路，它可以說是集體智慧或全球大腦的雛形（註10）。回顧起全球大腦假說的思想史，海萊亨區分了四種不同的觀點，但現在它們都正在被納入他的科學再造：“有機主義”（organicism）、“百科全書主義”（encyclopedism）、“湧現主義”（emergentism）與“演化控制論”（evolutionary cybernetics，註11）。
湧現主義是上承自德日進的理論。百科全書主義始於法國的百科全書派，這是啟蒙運動時期的一個共濟會計劃，是最早要系統性建立一套世界知識大全體系的嘗試。H.G・威爾斯也有過類似的想法，這就是被他取名為“世界大腦”的協作式世界百科全書，它可以不斷汰舊換新有關於這顆星球的任何記憶。有機主義可以追溯到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赫伯特・斯賓塞，這位X俱樂部的成員認為ㄧ個社會其實就好比是一個生物有機體。不過，最先從行星級別的角度來闡述這種有機系統的精神層面的仍是德日進，也就是他所說的心智界或全球心智。
最後，演化控制論的主旨是設想演化發展取得了更高層次的突破，這就是所謂的“元系統轉變”（metasystem transition）或“主要演化轉型”（註12）。這樣的元系統都是由一系列的子系統組成，它們以協調、有目標的方式運作，可以比任何組成部分都更強大也更智能。海萊亨認為，全球大腦相較於個人的智慧水平而言就相當於是這樣的元系統，他致力於研究推動這種轉變成真的具體演進機制。如此說來，網際網路就是在扮演互相連接的子系統的“神經”網路，從而協調它們的互動。控制論方法使得開發依照自我組織過程運轉的數學模型與模擬成為可能，這為集體智慧埋下了引子。
在《激進神學的根源》（Roots of Radical Theology）中，約翰・查爾斯・庫珀（John Charles Cooper）聲稱德日進“宣揚值得人們崇敬的神將會從持續演變的人類種族中誕生”（註13）。同樣的，海萊亨也在《作為新烏托邦的全球大腦》（The Global Brain as a New Utopia）裡解釋說，這樣的全球心智將會成為一個新的上帝：
“雖說大多數研究人員都是從科學或技術的角度來看待全球大腦，但像德日進（1955）和羅素（1995）這些作家卻已開始探討它的精神含義。與諸多神秘傳統類似，全球大腦的理念宣稱會提升意識水平，並將使全人類化為一個整體進入深層的協同或結合狀態。有神論者可能會認為這種整體意識狀態就是與神的結合。人文主義者則會把它看作是人類使自身成為神的契機。蓋亞假說的擁護者相信我們居於其中的‘活生生的地球’才是值得敬畏與崇拜的對象；因此，它可以成為一種世俗的、受生態學啟發的宗教之基礎。全球大腦的願景將能提供相似又更為廣大與包容的歸屬感。”（註14）
海萊亨目前在盛行荷蘭語的布魯塞爾自由大學（Vrije Universiteit Brussels）擔任研究教授，他在那裡負責指導關於“演化、複雜性與認知”方面的跨學科小組研究，他亦和本・格策爾（Ben Goertzel）一齊經營全球大腦研究所（Global Brain Institute）。格策爾是美國作家、數學家與人工智慧研究者。身為迷幻藥的愛好者，格策爾也是薇諾娜・瑞德的父親邁克爾・霍羅威茨籌辦的蒂莫西・利里檔案館（Timothy Leary Archive）委員會的一份子。
德日進的心智界概念眼下正被作為普林斯頓全球意識計劃（Princeton Global Consciousness Project，GCP）的一部分受到研究，該計劃得到了IONS的私人資助。GCP能夠監控不同地域分佈的電腦硬體亂數生成器（hardware random number generators），以此來在每當世界大事發生或人們開始大量關注某事的時候偵測集體情緒反應造成的異常輸出。
Google＋
即便Google的座右銘是“不作惡”，但這家公司卻實際上懷著美國帝國主義的狼虎之心，其執行長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曾參加過2008年、2010年、2011年與2013年的畢德堡會議。施密特同時還擁有三邊委員會的會員身份。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Google也不能在超人類主義運動的極權野心中置身事外。在2013年之前，Google的所有採購似乎都是意在開發與改良與網路直接相關的服務。但到了最近，Google卻似乎完全改變了採購方針，現在其購置的方向都是與超人類野心有關的領域，比如機器人、神經網路（DNNResearch）、自然語言研究（Wavii）、可再生能源（Makani Power）、穿戴式裝置（WIMM Labs）、運動/臉部識別（Flutter, Viewdle）、家庭自動化（Nest Labs）等等（註15）。
與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合夥創立Google的拉里・佩奇（Larry Page）就在他們的Google頁面上宣稱：
“所以，你可能會止不住地心想：哇！Google今天在做的事確實與過去有很大不同。你的感覺一點也沒錯。但是...這些技術擁有能夠徹底增進人們生活福祉的巨大潛力。因此，如果我們開始投資那些與我們現有的網路項目相比看似奇怪或沒道理的計劃，請不要感到一頭霧水。請記住，與我們的核心業務相較，這些新投資的佔比實在是微不足道。”
Google涉足超人類主義式計劃的原動力是該公司的工程總監雷蒙德・庫茲威爾。庫茲威爾是2009年的紀錄片《卓越的人類》（Transcendant Man）的主角，他不僅以奇點理論的提倡者為人所知，他善於預測技術變革的方向更是被世人矚目。《華爾街日報》與《富士比》曾分別以“坐不住的天才”和“終極機器思想家”來形容庫茲威爾（註16）。《PBS》把庫茲威爾連同其他發明家列為過去兩個世紀以來“改變美國”的十六位革命者之一。《Inc.》雜誌評比他在美國“最受歡迎”企業家中排名第八，並誇讚他是“愛迪生毋庸置疑的繼承者”（註17）。庫茲威爾寫過七本書，其中有五本都是全國暢銷書。探討人工智慧與人類未來的《精神機器時代》（The Age of Spiritual Machines）已被翻譯成九國語言，是亞馬遜書店的科學類上最熱賣的作品。
最重要的是，庫茲威爾是超人類運動的領軍人物。庫茲威爾與馬克斯・摩爾合作，後者被他讚譽是當代未來主義者中的“大思想家”（註18）。庫茲威爾引用了摩爾的觀點，即我們應該以尼采所謂“懸在深淵上的繩索”（前句為人是連結動物與超人之間的一條繩索——譯注）來看待自己在這個宇宙中的角色，以勇於嘗試提升自身的存在，讓科技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使我們能夠冒著更大的風險前行（註19）。
《奇點迫近》（The Singularity is Near）或許是超人類主義領域最有名的一本書。“奇點”是混沌理論的術語，意思是一個狀態在變化成另一狀態中間的動態系統轉捩點。最早使用“奇點”的人是數學家約翰・馮・諾伊曼，庫茲威爾在前言中就引述了馮・諾伊曼經典的《電腦與人腦》。1958年，斯塔尼斯拉夫・烏拉姆（Stanislaw Ulam）在憶起他與馮・諾伊曼的對話時指出，“不斷加速的科技進步和人類生活方式的變化，這些都使得奇點越來越迫近，人類的歷史已然來到一個分水嶺。”（註20）
科幻作家與超人類主義者弗諾・文奇認為人工智慧、人類生物增強或腦機接口都可能是導致奇點的原因。文奇憑藉他的幾本書贏得了雨果獎，並靠著1981年的中篇小說《真名實姓》（True Names）成為了控制論科學家和科幻迷的偶像，這部小說被廣泛認為是網路革命背後的預卜之作（註21）。
如同埃里克・戴維斯在《科技靈知》中解釋，奇點是“一個挖掘自非線性動力科學的術語，同時又注入了幾分千禧年主義的嚮往。”（註22）據馬克・德里在《逃出生天》裡所說：
“隨著千禧年即將到來，我們正在目睹利奧・馬克斯（Leo Marx）所說的‘科技性修辭’的流行——像泡沫一樣充滿活力的自我關注（self-regard）浪潮逐漸興起，一舉掃除所有疑慮、問題和矛盾——以及在整個歷史過程中一再以這種或那種形式構建西方思想的末世論：猶太－基督教的再臨、資本主義的永不枯竭神話、馬克思主義視之為命中注定的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註23）
用大衛・諾布爾的話來說，技術論現在已經變成了末世論，於是我們當代世界的技術狂熱變得“充滿了宗教色彩”（註24）。根據埃里克・戴維斯在《科技靈知》中的說法：“如今的我們已經飽嘗過各種‘資訊神話’（mythinformation）的修辭，社會評論家蘭登・溫納（Langdon Winner）也說這幾乎就是‘宗教信仰’的傳播，只是它採用的是電腦、通訊網路、電子數據庫來勾勒出一個將為人類創造更美好的世界的願景。”（註25）
傑森・席爾瓦（Jason Silva）是庫茲威爾思想的重要傳道者，他本人是一位電視名人與“表演哲學家”，他常會引用德日進來坐實他的預言。席爾瓦同時也很積極在宣傳博斯特羅姆的夥伴大衛・皮爾斯的理念。席爾瓦最初是在阿爾・高爾的有線頻道《潮流電視》（Current TV）擔任主持人。《大西洋》形容他是“病毒影片時代的蒂莫西・利里”，又說他是“整天都在散步、談論Ted演講的兼職電視製作人。”（註26）延續著MK-Ultra計劃的藥物與電腦傳統，席爾瓦聲稱他“對迷幻藥與科技之間的關係感到著迷不已...”（註27）2012年9月，席爾瓦出席危險思想節（Festival of Dangerous Ideas），並在那裡發表了題為《我們就是當今的神》（We Are The Gods Now）的演講。
庫茲威爾認為，從演化的軌跡來看人類總有一天一定會創造出比他們更聰明的機器。他預測這些機器“遲早會產生自己的自由意志”甚至是“精神意識”（註28）。庫茲威爾的《奇點迫近》是登上《紐約時報》的暢銷書，其宣稱2045年就是科技奇點的開端，此後技術的進步會迅速到完全超出人類所能想見。一旦奇點降臨，庫茲威爾預測機器智能將會變得比全人類的智慧加起來都還厲害。庫茲威爾接著說，往後這種智慧將會從地球向外拓展，直至它填充了整個宇宙。
庫茲威爾憑著他作為未來主義者和超人類主義者的身份參加了幾個提倡奇點的組織。他曾是機器智慧研究所（Machine Intelligence Research Institute，MIRI，前稱奇點人工智慧研究所〔Singularity Institute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主任，MIRI是一個成立於2000年的非營利組織，它熱烈倡導最早被I.J・古德（I. J. Good）跟弗諾・文奇提出的“智能爆炸”或“奇點”，MIRI認為這意味著高度先進AI的誕生（註29）。該組織的研究人員埃利澤・尤德科夫斯基（Eliezer Yudkowsky）發明了好AI（Friendly AI）這個稱呼，這指的是一種假設中的能對人類產生正面影響的超級AI。MIRI會定期舉辦研究工作坊，來討論如何設計建造好AI所需要的數學基礎。
本・格策爾是研究所的另一位主任，MIRI的顧問委員會成員包括牛津哲學家尼克・博斯特羅姆、PayPal共同創辦人彼得・泰爾（Peter Thiel）與遠見研究所（Foresight Institute）的協力創立者克里斯汀・彼得森（Christine Peterson），彼得森發明了“開源”一詞，他創立的遠見研究所關注的是推廣納米技術、向所有人提供科技新知與推動太空移民。MIRI在2006年與史丹佛大學的符號系統計劃（Symbolic Systems Program）、語言和資訊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udy of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KurzweilAI.net以及彼得・泰爾一起在史丹佛召開了奇點峰會（Singularity Summit）。2012年的奇點峰會是在舊金山的諾布山共濟會中心舉行（註30）。
另一方面，與其它多家企業贊助商一道，Google創建了奇點大學，其宗旨是要“教育、激勵和協助領導者們應用指數技術（exponential technologies）來應對人類面臨的巨大挑戰。”（註31）這些企業合作夥伴和贊助商包括了Google、諾基亞、Autodesk、IDEO、領英（LinkedIn）、全球創業投資基金（ePlanet Capita）、X獎基金會（X Prize Foundation）、考夫曼基金會（Kauffman Foundation）跟基因泰克（Genentech）。
【全書完】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