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熵主義
超人類主義絕不是科學，而是科學幻想，科幻小說也是從一開始就被絕非偶然地與之牽扯在一起的文體。它所代表的其實是一種渴望科學深入掌控真實世界的理想主義和虛妄執念。換句話說，超人類主義根本就是偽科學。實際上，它更是一種宗教思想。當然這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宗教思想，畢竟超人類主義對傳統宗教深惡痛絕。相反的，儘管它們都是潛滋暗長，因而難以確定究竟是哪個組織在背後操控全局，但這些思想的擁護者都在一個不拘一格的網絡中互相聯繫，從MK-Ultra計劃到混沌魔法通通都可以串成一線，以及對於人類的演化最終將會引領集體意識邁向巔峰的信念。
超人類主義是網際網絡時代的共濟會。現代超人類主義運動始於反熵研究所（Extropy Institute），僅從其列出的推薦讀物清單就足以一瞥這夥人喝的又是誰的墨水：羅伯特・安東・威爾遜《普羅米修斯崛起》與《光明會三部曲》、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艾茵・蘭德《阿特拉斯聳聳肩》、弗雷德里克・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霍華德・布魯姆（Howard Bloom）《全球大腦》（Global Brain）、漢斯・莫拉維克（Hans Moravec）《心智之裔：機器人與人類智慧的未來》（Mind Children: The Future of Robot and Human Intelligence）、雷蒙德・庫茲威爾《精神機器時代》（The Age of Spiritual Machines）、斯圖爾特・布蘭特的作品及其它有關低溫學、納米技術的作品，還有一連串的科學小說家名單，包括亞瑟・克拉克、以撒・艾西莫夫、羅伯特・海萊因、弗諾・文奇（Vernor Vinge），或是其他一大批耕耘這一類型的現代作家，如沃卓斯基兄弟創作、並由威廉・吉布森撰寫序言的《駭客任務：全解密》（The Matrix: The Shooting Script，註1）。
《駭客任務》的理論原型是源自一場深受情境主義者影響的新藝術運動，情境主義是《半文本》雜誌的創辦者希爾維爾・洛特林格奠定的成果（註2）。認識到曾經標誌著紐約地下藝術的群體已在20世紀80年代迅速沉寂，洛特林格在1985年喊停了《半文本》的發行，雖然厚度相當於一本書的版本又在90年代偶有出版。取而代之的是，他開辦了《半文本異國》（Semiotexte Foreign Agents），它幾乎是法國理論家們的“小黑書”選集。這一個系列是在1983年伴隨尚・布希亞的“擬像”（Simulations）一同問世，後者也成為了一時間人們熱烈討論的話題。接下來德勒茲、瓜塔里、保羅・維希留、李歐塔、傅柯與其他人都要輪番大顯身手。《Spin》雜誌曾在它的某一期上把這些小黑書稱作“慾望的主體”（Objects of Desire）。
超人類主義變得越來越複雜該歸功於FM-2030（原名F.M・埃斯范德〔F.M. Esfandiary〕），他是一位在紐約新學院教授“人類新觀念”的未來學家，他認為那些勇於追隨這個“過渡時期”的科技、生活方式與世界觀的人，都將被後人追奉為“超人”（註3）。超人類主義者第一次以這個稱呼自居的聚會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加州大學，FM-2030在他那裡召開了他的未來主義意識形態講座。在超人類主義者和其他未來主義者經常露臉的EZTV媒體公司，娜塔莎・維塔・摩爾（Natasha Vita-More）奉上了她1980年的實驗性電影《告別昨日》（Breaking Away），這部片的主軸就是人類擺脫他們的生物侷限與地球重力，開始踏入太空。FM-2030和維塔・摩爾很快就開始在洛杉磯為其他超人類主義者籌劃集會。維塔・摩爾在1982年完成了《超人類主義藝術宣言》（Transhumanist Arts Statement），她在六年後又製作了以超人類為主題的《跨世紀更新》（TransCentury Update），收看這個電視節目的觀眾已經突破了十萬人。
維塔・摩爾的丈夫馬克斯・摩爾（Max More）攜手湯姆・莫洛（Tom Morrow）在1988年出版了《反熵雜誌》（Extropy Magazine）創刊號。據R.U・賽勒斯說，發明“超人類主義”這個說法的人正是馬克斯・摩爾。馬文・閩斯基曾將他與已故的卡爾・薩跟相提並論，並盛讚馬克斯・摩爾是為數不多可以大膽思想與清晰闡述他們的思想的人之一（註4）。原名馬克斯・奧康納（Max T. O’Connor）的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摩爾也反映出了他的超人類主義哲學。他擁有牛津大學聖安妮學院的哲學、政治與經濟學學位。作為“熵”的反義詞的“反熵”（Extropy）一詞曾在1967年討論低溫學的學術論文和1978年的一篇控制論論文中出現過（註5）。
《反熵：超人類主義思想期刊》（Extropy: The Journal of Transhumanist Thought）首次付梓於1988年，它廣邀許多思想家來探討人工智慧、納米技術、基因工程、壽命延長、思想上傳、未來主義、機器人技術、太空探索、迷因學以及超人類主義的政治與經濟問題。摩爾本人為1989年的《反熵》撰寫了〈迷幻藥與心靈擴展〉（Psychedelics and Mind Expansion）一文。據賽勒斯指出：“跟科幻小說一樣，迷幻藥鐵定對這場運動的許多知名人士有過舉足影響。這種擴展與延伸人類可能性的想法吸引了ㄧ批迷幻藥探索者。而且摩爾也承認，蒂莫西・利里的《生態心理學》（ExoPsychology）是他早年的良師之一。”（註6）
1990年，摩爾提出了他獨一無二的超人類主義學說，其沿襲了《反熵原理》（Principles of Extropy）的精髓，並通過賦予嶄新的定義奠定了現代超人類主義的基礎：
“超人類主義是一種旨在引導我們走向後人類境況的哲學。超人類主義分享了人文主義的許多元素，包括對理性與科學的敬意、對進步的許諾還有對人（或超人）的生命價值的重視...不同於人文主義的是，超人類主義已經認識到並預卜各式各樣的科學與技術都將為我們生活的本質和可能性帶來根本的改變...”（註7）
摩爾和莫洛在1992年創立了反熵研究所（Exl），這可能是第一個超人類主義團體，它為這個運動樹立了一些基本原則（註8）Exl扮演了超人類主義的網絡與資訊中心，它的用意是要利用結合批判與創造性思維的科學理解來定義新的原則跟價值觀，從而更好地領略人類獲得的新興潛能。
在《成為後人類》（On Becoming Posthuman）中，摩爾更具體地闡述了反熵思想的原則：“不再有神，不再有信仰，不再有怯弱。讓我們擺脫自己陳舊的模樣、自己的無知、自己的軟弱和會朽。未來將屬於後人類。”同樣是在1989年，摩爾寫下了《獻給惡魔的讚美》（In Praise of the Devil），他在其中譴責基督徒是“愚不可及的奴才”。他解釋說：“我的宏願是要揭露基督教傳統價值觀與思想的真面目，並且證明它是如何與我個人的價值觀，以及其他所有反熵主義者共有的觀點水火不容。”他補充說：
“惡魔——路西法——是一股善的力量（我在這裡所定義的‘善’僅僅是指我所重視的事物，我無意暗示任何普遍有效或必要的法則）。‘路西法’意味著‘光之使者’，這是讓我們瞭解他的象徵意義的線索。上帝之所以把路西法扔出天國是因為後者開始質疑上帝，並在天使之間煽風點火...
上帝，這位案底滿滿的虐待狂顯然希望把路西法牢牢掌控在身邊，如此一來祂就可以懲罰他並使之重回祂的權柄之下。也許真正的始末緣由是路西法漸漸生厭起上帝的國度、祂得好虐本性、他對奴隸順服與效勞的要求、他對任何獨立思考和行為表露出的精神病般的憤怒。路西法意識到只要他還受到上帝的控制，他就永遠不可能真正為自己做出獨立思考。因此，他選擇離開天國，那是一個受到宇宙虐待狂耶和華和一群天使統治的可怕靈界，他們需要有足夠的勇氣才能夠質疑上帝的權威跟價值觀。
路西法是理性、智慧、批判性思考的化身。他反對上帝及其所有教條。他象徵著追求真理的新思想與新觀點...讚美路西法！
加入我吧，加入路西法吧，運用我們的思想、意志與勇氣來加入反熵的行列來對抗上帝，對抗祂統馭的熵之力量。上帝的軍隊是很強大，但他們卻受無知、恐懼和怯弱所驅使。實相站在我們這一邊。讓我們追隨光明！”（註9）
按照馬克・德里在《逃出生天》裡的說法：“把反熵這個概念理論化的反熵超人類主義（Extropian transhumanism）是艾茵・蘭德和弗里德里希・尼采的結合——尤其是蘭德對於國家主義與集體主義是萬惡之源的執著，還有尼采相輔相成的道德終結之論，如‘權力意志’和‘超人’。”（註10）2009年3月，《進化與科技期刊》（The Journal of Evolution and Technology）發表了一篇斯特凡・洛倫茨・索格納（Stefan Lorenz Sorgner）所寫的〈尼采、超人和超人類主義〉（Nietzsche, the Overhuman, and Transhumanism），他認為後人類這個概念與尼采的“超人”有意義深遠的相似之處。
在論及這個問題的時候，摩爾大方承認超人類主義直接受到了尼采的影響。他說：“我很清楚這點，因為他的思想已經深深影響了我。正是這樣的思想領著我接觸了‘超人類主義’這個術語（後來我才發現赫胥黎早前也用過這個術語），所以我寫了《超人類主義：邁向未來主義哲學》（Transhumanism: Towards a Futurist Philosophy）這篇論文，以及我最初的超人類主義聲明《反熵原理》。”（註11）據摩爾說：
“我的《超人類主義》論文始終與此密切相關，我在裡面寫道：‘我同意尼采（《權力意志》）的看法，即虛無主義是因為錯誤地詮釋世界所造成的過渡混亂狀態。我們現在已有足夠的底藴來消除虛無主義，轉而肯定一種正向（但不斷在發展）的價值觀。”（註12）
蘭德是兩部暢銷小說《源泉》和《阿特拉斯聳聳肩》的作者，它們提倡一種以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為基礎的自私哲學。根據蘭德的客觀主義哲學，真正符合道德的人生應該是競逐自己的幸福（或理性的自身利益），唯一契合這種道德的社會制度便是完全尊重個人權利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出於她的激進自私自利和個人主義學說，蘭德於是成了安東・拉維在《撒旦聖經》裡引述的主要作家之一，他曾經說過他的宗教信仰“無非就是艾茵・蘭德的哲學，只不過再稍微添加點禮儀跟儀式罷了。”（註13）同樣的，有證據表明蘭德對超人類主義思想的發展也產生了影響。有人認為，客觀主義抱持的嚴格、有限觀點在某些方面會與超人類主義形成衝突，但也有人認為客觀主義在超人類主義思想的成型過程中扮演著吃重的角色，對自由與個人主義的捍衛是超人類主義式的反熵主義哲學的重要組成部份（註14）。
自由意志主義
在他對利他主義的譴責中，可以找到更多摩爾思想裡的自由意志主義基礎：“路西法堅持向我們指出，我們沒有理由接受利他主義。只有從利他主義的虛偽美德解放，我們才能夠獲得擺脫上帝與‘國家’的自由。”（註15）與其它現代神秘傳統相同，從拉維的撒旦教會到世界大同教會，超人類主義者的路西法主義都是促使他們採取自由意志主義作為他們的政治哲學的依據。這種路西法學說是很多超人類主義者選擇自由意志主義，或稱為自由意志超人類主義（libertarian transhumanism）的真正理由，它暗藏的是新自由主義的禍心。
蒂莫西・利里也是一個自由意志主義者，他相當支持榮恩・保羅（Ron Paul）代表自由意志黨（Libertarian Party）在1988年競選總統。利里曾在他位於本尼迪克區的家中為榮恩・保羅舉辦募款活動，他為此製做了作為邀請函的磁片，裡面是利里本人所說的話：
“誠摯地感謝你願意在今天加入我，ㄧ同支持榮恩・保羅和自由意志黨。隨著我們漸漸邁向咆哮的20世紀謝幕的時刻，我們將見證個人電腦以我們完全無法想像的方式改變我們的生活。我的賽博龐克夥伴查克・哈米爾（Chuck Hammill）幫我收集了一些你也許會喜歡的字眼。如果你樂見的話...數位化如何！”（註16）
這張磁片還包含了自由科技計劃（Libertech Project）的軟體介紹，它專門面向那些“喜歡善用技術來挫敗政府濫權”的人，並且“免費分發給自由主義者、客觀主義者、混沌主義者、賽博龐克、生存主義者、享樂冒險家、駭客、反熵主義者、變量愛好者（Deltaphiles）等志同道合的夥伴...”碟片還收錄了可以生成碎形圖形的DOS程序，以及查克・哈米爾在1987年11月的自由未來大會（Future of Freedom Conference）上發表的《從弩弓到密碼學：利用技術挫敗國家》（From Crossbows to Cryptography: Thwarting the State via Technology）的副本。
R.U・賽勒斯是革命黨（Revolution Party）的黨主席與2000年美國總統選舉的候選人，他提出的二十點平台計劃（20-point platform）基本上就是自由意志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結合。根據英國作家理查德・巴爾布魯克（Richard Barbrook）和安迪・卡梅隆（Andy Cameron）對網絡新自由主義（dotcom neoliberalism）的批判，《世界：2000》跟《連線》其實都代表了一種信息資本主義（information capitalism）下的品牌，他們將其稱為“加州意識形態”。這種政治經濟意識形態被他們比作是“嬉皮士的自由精神與雅痞的創業熱情的頑皮混搭。”（註17）
德國政治科學家克勞斯・格爾德・吉森（Klaus-Gerd Giesen）專門研究科技哲學，他曾就被超人類主義者奉為圭臬的自由意志主義有過一番批判。在指出朝聖山學社的經濟學家哈耶克的著作幾乎受到了所有反熵主義者一致推崇的同時，他亦認為堅持自由市場才是唯一道德的超人類主義者實際上是在提倡一種毫不掩飾的不平等主義和無情的精英統治，其幾乎可以被化約成是一種生物學迷信。吉森尤其批評他們不斷在利用科幻作品推廣自由主義優生學的觀念，他們強烈反對讓任何政治限制去規範人類遺傳學，他們的意識形態是如假包換的消費主義。吉森最後得出結論認為，對於今日的社會與政治問題深感絕望的超人類主義者已開始將一切的病灶都歸咎於遺傳基因，這是一種渴求使人人都變得無所不能的妄想，即使這意味著要讓主體（人類）從此轉變為全新的範式（後人類，註18）。
據埃里克・戴維斯在《科技靈知：資訊時代的神話、魔法與神秘主義》中指出：“...自由意志主義實際上就是美國人表示無政府主義的俚語而已。”（註19）馬克斯・摩爾自稱是無政府資本主義的支持者，這種立場又被叫做自由市場無政府主義、市場無政府主義、私有財產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摩爾的反熵主義最初還借用了無政府資本主義詮釋其原則中的“自發秩序”概念，這種概念的大意是自由市場經濟在實現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上將遠勝於任何計劃或混合經濟（註20）。
不過，第一個開始使用這個術語的人是穆瑞・羅斯巴德（Murray Rothbard），他在20世紀中葉提出了調和奧地利學派與古典自由主義的學說。羅斯巴德是朝聖山學社的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的學生。米塞斯（1881－1973）出生於烏克蘭的富有猶太家庭，他是另一位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並對美國的自由主義運動影響深遠。另外他還是恩格爾伯特・陶爾斐斯（Engelbert Dollfuss）和馬耳他騎士團的奧托・馮・哈布斯堡最倚重的經濟顧問之一，他對朝聖山學社與凱勒奇的泛歐聯盟也很重要。據米塞斯的傳記作者理查德・埃伯林（Richard M. Ebeling）說：“許多讀者可能會驚訝地發現，在他來到美國的之後幾年裡，國際關係學院（Graduate Institute）和米塞斯本人一直從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慷慨撥款那裡獲取經濟支持。”（註21）洛克菲勒基金會跟福特基金會都是CIA進行融資時的主要管道。米塞斯也曾稱讚過艾茵・蘭德的作品，她對米塞斯的評價亦相當正面。羅斯巴德和米塞斯的其他幾名學生曾在1954年與她有過會面。
遵循朝聖山學社的新自由主義原則的無政府資本主義是一種主張廢除國家、擁護個人主權、私有財產與開放市場的政治哲學。在一個無政府資本主義社會中，執法、法院及其它安全服務都將由私營的不同競爭者提供，而不是依靠強制性的稅收來完成這些需求。貨幣與其它各種商品、服務都會在開放的市場以私營且競爭的方式供給。
一個羅斯巴德式的無政府資本主義社會將會在一部自願締結的自由主義法典下運作，“這樣的法典會取得眾人的接受，各家法院必須保證對其言聽計從。”（註22）羅斯巴德還參考了法西斯理論家加埃塔諾・莫斯卡（Gaetano Mosca）和羅伯特・米契爾斯的觀點來建立了一套關於國家人員、政策目標、意識形態的模型。羅斯巴德視政府壟斷為“自由”最大的威脅，他更批評國家從本質上來說無異於“超大規模的有組織系統化搶劫”（註23）。羅斯巴德的總結是，私營部門完全足以更有效率地提供所有社會服務。羅斯巴德也相當支持那些有關美聯儲居心不良的陰謀論說法（註24）。
無政府資本主義在某些文學作品，特別是科幻小說中頻頻受到矚目。一個早期的例子是OTO成員羅伯特・海萊因1966年的小說《怒月》（The Moon Is a Harsh Mistress），他在其中探討了他所說的“理性無政府主義”。正如泰德・吉奧亞（Ted Gioia）所言，海萊茵這個人：
“可以被貼上很多標籤——自由派或自由意志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或戀物癖者、一個還活在前伊底帕斯期（pre-Oedipal）的傢伙或純粹的神經病。海萊因的批評者就像他的崇拜者一樣，遍佈政治光譜的各個方面。他的崇拜者從美國無神論者協會（American Atheists）的創始人麥達林・默里・奧黑爾（Madalyn Murray O’Hair）到世界大同教會的教友都有，這些教友簡直把海萊因奉為先知。顯然，無論是信徒還是非信徒，或許還有一些不可知論者，他們都從海萊因數量驚人的作品中找到了慰藉。”（註25）
此外，羅斯巴德也對保守派固有的種族主義有所反映。在1963年的一篇文章中，羅斯巴德寫道：“黑人革命的有些元素是自由意志主義者必須支持，但也有些是得要加以反對的。因此，自由意志主義者反對強制隔離與警察暴力，但亦反對強制融合與各行各業的種族配額這般荒謬的制度。”（註26）在為南方貧困法律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所寫的一篇文章中，奇普・貝勒特（Chip Berlet）評論羅斯巴德“視美國社會的所謂‘受國家壓迫者’（閱讀障礙者、黑人、女性等等）為‘寄生負擔’，這些人只會變相強迫他們‘倒楣的壓迫者’必須供應‘無窮無盡的好處’。”（註27）
羅斯巴德可能是在如今美式資本主義的意義上使用“自由意志主義”這個措辭的第一人。後來，羅斯巴德一反最初反對自由意志黨的立場，但他還是在1973年入黨，並成為該黨最主要的活動家之一。羅斯巴德與前自由意志黨總統候選人榮恩・保羅的助手盧・羅克維爾（Lew Rockwell）一起創立了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研究所（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它曾被南方貧困法律中心稱為是一個“新美利堅聯盟國組織”。托馬斯・伍茲（Thomas E. Woods Jr.）是該研究所的高級專員，也是南方聯盟（League of the South）這個分離主義團體的創立者，他在2004年出版了親聯盟國、修正主義的《美國歷史政治不正確指南》（The Politically Incorrect Guide to American History）。保羅對這本書表達了積極的評論，讚譽它“從政治正確的記憶窟窿中英勇地拯救了真實的歷史”（註28）。正如柯希克（Kirchick）所說：
“圍繞著米塞斯研究所的人——包括保羅——大概都會以自由意志主義者自居，但他們其實與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文雅自由意志主義者或《理性》（Reason）雜誌的自由主義者完全不同。相反的，他們代表的是一股右派自由意志主義的觀點，其視南北戰爭為美國歷史上的一個災難性的轉捩點——那是專制的聯邦政府開始在各州建立霸權的時刻。”（註29）
羅斯巴德在1974年與聲名在外的科赫兄弟的查爾斯（Charles Koch）一同創立查爾斯・科赫基金會（Charles Koch Foundation），後者是科氏工業集團（Koch Industries）的董事長與首席執行長。大衛・科赫（David Koch）曾在1980年擔任自由意志黨的副總統候選人，他主張廢除社會安全保險、FBI、CIA和公立學校。查爾斯・科赫基金會在1976年7月更名為卡托研究所，這是一個總部設在華盛頓特區的自由意志主義智庫。根據2011年的《全球智庫報告》（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其轄屬於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智庫與公民社會計劃〔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卡托在“全球三十大智庫”中排行第十四，在“美國五十大智庫”中位列第六。
這個研究所的網站寫著：“卡托研究所是要依據個人自由、有限政府、自由市場與和平原則來提倡、傳播與增進對公共政策的理解。”卡托研究所還經營了Libertarianism.org，該網站熱烈推薦羅斯巴德和羅伯特・安東・威爾遜等人的作品。威爾遜曾說過：“有時我會說自己是自由意志主義者，但這更多只是因為大多數人都不知道無政府主義者的意思。”（註30）威爾遜和謝伊1986年的《光明會三部曲》贏得了普羅米修斯獎，這個獎項旨在表彰傑出的自由主義小說。
在與榮恩・保羅相關的右派陰謀論網站，如LewRockwell.com、Patriotist.com還有LibertyForum.org上面，托德・費伊也是一個經常被提起的名字。作為EtherZone.com的長期作家，費伊是Disinfo.con 2000的特邀嘉賓之一。費伊從1989年開始接觸LSD，並且認識了“LSD佬強尼”阿爾・哈伯德那一卦人（註31）。費伊最出名的作品是《智慧之 鷗：迷幻藥故事》（Wisdom’s Maw: The Acid Novel），這本書可以算是CIA的MK-Ultra迷幻藥實驗及其對60年代反主流文化運動的影響的“產物”。這本書獲得了《鄉村之聲》（Village Voice）、《高潮時刻》（High Times）和其它地下雜誌的一致好評，感恩至死的作詞人約翰・佩里・巴洛與R.U・賽勒斯也對它投以了關注。費伊自稱自己曾在一邊服用LSD的情況下一邊閱讀加里・艾倫（Gary Allen）的《沒人敢稱其為陰謀》（None Dare Call it a Conspiracy），之後他加入了約翰・伯奇協會（John Birch Society，JBS），雖然他依舊沉溺迷幻藥。
費伊曾為國防情報局局長丹尼爾・格雷厄姆中將（Daniel O. Graham）擔任間諜，他也是任職於斯拉夫語言部的CIA特務西奧多・休姆斯（Theodore L. “Ted” Humes）的助手，休姆斯曾和威廉・巴克利一起在日本共事、對抗北韓和中國（註32）。費伊的同事還有前OSS官員約翰・辛格萊布（John K. Singlaub），後者亦是越南臭名昭彰的“鳳凰計劃”（Phoenix Program）的負責人。費伊在世界反共聯盟（World Anti-Communist League，WACL）為辛格萊布效命，這是一個因為西方使命基金會（Western Goals Foundation）而與約翰・伯奇協會產生關聯的CIA檯面組織。
西方使命基金會是一個活躍於美國右派陣營的私人情報傳播網絡。該基金會也與萊茵哈德・蓋倫有關，於是兩者也因而都與馬耳他騎士團有所牽連。美國馬耳他騎士團的代表是彼得・格雷斯（Peter Grace），他是迴紋針行動的關鍵人物（註34）。格雷斯的W.R・格雷斯航運公司（W.R. Grace & Company）是由他的祖父威廉・格雷斯（William Grace）所創，後者是喬治・德・莫倫席特的好友。西方使命基金會最終在1986年解散，因為它被托爾委員會（Tower Commission）揭露它參與了伊朗門事件背後的融資網絡。奧利弗・諾斯（Oliver North）更表示西方使命基金會的創始人約翰・辛格萊布是他與白宮的聯繫人（註35）。
辛格萊布和彼得・格雷斯等約翰・伯奇協會的成員都是國家政策委員會（Council for National Policy，CNP）的班底。CNP和JBS對所謂的“共產主義”陰謀的狂熱態度為榮恩・保羅和茶黨的崛起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於是也帶動了自由意志主義理念的興起。然而，儘管JBS將這些陰謀的幕後主使歸咎於CFR，但CNP的早期領導成員中有很多都是CFR的人，其中包括彼得・格雷斯（註36）。CNP曾被《紐約時報》形容是“這個國家最具影響力、但卻默默無聞的百人團體”，他們每年會在秘密地點舉行閉門會議三次（註37）。CFR成員傑西・赫爾姆斯（Jesse Helms）也是CNP誕生幕後的關鍵人物。身為一名33級共濟會員，赫爾姆斯對基督徒權利運動的發展影響頗多，他也是1979年的道德多數派（Moral Majority）的創始成員（註38）。赫爾姆斯和葛理翰（Billy Graham）、帕特・羅伯遜（Pat Robertson）、傑瑞・法威爾（Jerry Falwell）都走得很近，他們皆是CNP的成員。CNP的創始班底包括了參議員特倫特・洛特（Trent Lott）、前美國司法部長埃德溫・米斯（Ed Meese）、約翰・阿什克羅夫特（John Ashcroft）、奧利弗・諾斯和慈善家埃爾絲・普林斯（Else Prince），她是黑水公司的創始人艾瑞克・普林斯（Erik Prince）的母親。
人類＋
1998年，尼克・博斯特羅姆和大衛・皮爾斯（David Pearce）創立了世界超人類主義協會（WTA），這是一個致力於推動超人類主義成為科學探索與公共政策的合法主題的國際性非政府組織。尼克・博斯特羅姆本人是畢業於牛津聖十字學院的瑞典哲學家，他擁有倫敦經濟學院的碩士學位。博斯特羅姆已經在超人類主義這個主題上出版過不下兩百部出版物，更名列《外交政策》的百大全球思想家名單。
皮爾斯經營著許多網站，其中有MK-Ultra與伊色冷研究所的相關人物的傳記跟信息，譬如智利精神病學家克勞狄奧・納蘭霍和阿道斯・赫胥黎（註39）。皮爾斯也以1995年的《享樂主義原則》（The Hedonistic Imperative）廣為人知，他在其中提出藥物、科技，包括基因工程和納米技術都是有助於幫助我們“消除感官生活中的所有痛苦”的良藥。按照皮爾斯的觀點，痛苦之所以會存在，純粹只是因為人類的演化是出於生存而不是幸福的目的發生。皮爾斯呼籲應該讓我們從天然的生物學限制中解脫，這被他稱為“我們的遺傳過去留下的病態心理化學貧民窟”，並且我們要從此迎接“天堂工程”時代的到來。
皮爾斯認為精神上的痛苦總有一天會成為過去式，就像手術過程中的身體痛苦可以被麻醉消除一樣。皮爾斯堅信專門設計的藥物可以被用來改善情緒，特別是更安全的情緒增強劑已經近在咫尺。然而，基因工程最終卻可以透過生物技術來徹底消滅痛苦。在迷幻藥的幫助下，他寫道，我們將能夠以化學方式增強我們的多巴胺系統，使“未經稀釋的存在之喜悅在每一分每一秒都充盈著清醒與夢境。”（註40）
當伊色冷研究所在2006年宣布該機構將停止營運時，它的董事會聲稱研究所的使命已經“大抵完成”，從此以後WTA就成了最出眾的國際性超人類主義組織（註41）。WTA在2008年更名為人類＋，這是品牌重塑的一部分。人類＋與更好的人研究所（Betterhumans）一起出版了《人類＋雜誌》（H+ Magazine），這是一本由R.U・賽勒斯主編的旨在宣揚超人類主義新知和思想的期刊。它較為知名的撰稿者有邁克爾・穆爾科克（Michael Moorcock）、伍迪・埃文斯（Woody Evans）、約翰・雪利（John Shirley）、詹姆斯・休斯（James Hughes）、道格拉斯・拉什科夫、魯迪・拉克。
奧羅拉槍擊事件
尼克・博斯特羅姆創立了道德與新興技術研究所（Institute for Ethics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IEET），這是一個與WTA合作的非營利組織，它的自我介紹是“技術創新的智庫”，其目標是要通過“促進與宣傳那些考察科學與技術進步的社會影響的思想家之作品”，來更好地推進對於新興技術可能會如何影響個人與社會的認識。
美國神經科學家兼作家、現職於貝勒醫學院的大衛・伊格爾曼（David Eagleman）是IEET的研究人員。伊格爾曼是古根漢獎學金的得主、世界經濟論壇的委員會成員以及《紐約時報》的暢銷書作家，他的作品已被翻譯成二十七種語言。伊格爾曼曾為《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探索》（Discover）、《頁岩》（Slate）、《大西洋》、《連線》撰稿，他也現身於電視節目《荷伯報告》（The Colbert Report）和科學節目《新星今日科學》（Nova Science Now）。伊格爾曼還是今日永恆基金會（Long Now Foundation）的成員，同是其中一份子的尚有布萊恩・伊諾和斯圖爾特・布蘭特，他曾寫說：“伊格爾曼可能是在世最無人能出其右的科學家與小說家結合體。”（註42）伊格爾曼近來的著作有《為什麼網絡重要：網際網絡如何拯救文明》（Why The Net Matters: How the Internet Will Save Civilization），它被斯圖爾特・布蘭特讚賞是“開創性的作品”（註43）。
除了呈現出MK-Ultra計劃與超人類主義的現代關係，大衛・伊格爾曼還與發生在科羅拉多州的奧羅拉槍擊事件的恐怖橘髮兇手詹姆斯・伊根・霍姆斯（James Eagan Holmes）共事過。在Youtube上可以找到一段影片，霍姆斯在片中透露他曾在拉霍亞的索爾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工作，他十八歲時參加了那裡舉辦的夏令營。霍姆斯本人攻讀的學科是時間順序判斷反轉研究（Reversal of Temporal Order Judgment），好巧不巧這也是伊格爾曼研究的主題。伊格爾曼對人們如何主觀認知現實這個問題非常感興趣。據伊格爾曼寫道，他的長遠目標是要“瞭解大腦不同區域處理的神經信號是如何匯聚在一起，據而形成一個時間感統一的世界圖景。”（註44）舉例來說，有許多實驗結果表明，人們對時間的感知其實可以被通過反覆接觸非同時性（non-simultaneous）刺激來控制。在伊格爾曼自己主持的實驗中，透過令他們受到延遲運動的影響，受試者都可以被誘發出“時間順序判斷的反轉”。
然而，奇怪的是《今日美國》卻在一篇“神經科學家揭穿科羅拉多嫌疑犯是不是超級天才”的報導中提到了伊格爾曼。顯然是為了轉移焦點，伊格爾曼聲稱霍姆斯的學業證書相比起其他學生並不突出（註45）。對於霍姆斯，他說：“他只是一個二年級研究生...他什麼都不懂。”（註46）但與伊格爾曼的說法相反的是，霍姆斯在犯下滔天大錯之前實際上是一名非常優秀的年輕人。
相反的，伊格爾曼堅稱霍姆斯在索爾克研究所的風評是“蠢蛋”。可疑的是，索爾克研究所的另一位前研究人員、在夏令營期間擔任霍姆斯導師的約翰・雅各布森（John Jacobson）也告訴《洛杉磯時報》說這個孩子是一名“平庸”的學生，他很頑固且不聽指示。按照雅各布森的說法，霍姆斯“根本不應該參加夏令營，他的成績一點都不出色。我聽聞有人說他過去的成績相當優異，這完全是大錯特錯。”（註47）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霍姆斯曾就讀於加州大學河濱分校（UCR），並且在2010年以最優等的成績獲得神經科學學士學位。他從2011年6月開始在奧羅拉的科羅拉多大學安舒茨醫學院攻讀神經科學博士（註48）。他從國家衛生研究所（NIH）那裡掙來了兩萬一千六百美元的補助金，該研究所一家是位於馬里蘭州貝塞斯達的生物醫學研究機構。作為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轄下的單位，NIH是代表美國政府進行生物醫學與健康相關研究的主要機構。由33級共濟會員、蘇格蘭禮共濟會主導的精神病學研究主任羅伯特・費利克斯創設的國立精神衛生研究院（NIMH）是組成NIH的二十七個研究所與研究中心之一。
根據河濱分校交給伊利諾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UIUC）的推薦信，霍姆斯的成績3.949 GPA足以在他的班上名列前1%。UCR的推薦信還將霍姆斯描述成是“一個非常有效率的團隊領導者”和“對於讀書非常積極，而且他總是帶著聰慧的頭腦與成熟的態度走進課堂。”（註49）“他的指導教授和同他一起進修的研究生都對詹姆斯很是激賞。”（註50）雖然霍姆斯收到了UIUC的錄取通知書，而且他可以從那裡獲得兩萬兩千六百美元的津貼且免學費，但他卻拒絕了這次邀約且沒有說明任何理由（註51）。不過，那些為推薦信簽名的人的名字現在都被塗黑了（註52），科羅拉多大學校方也拒絕透露霍姆斯的相關記錄，理由是科羅拉多州法官的禁言令不適用於其它州（註53）。
霍姆斯的辯護律師在一項聲明中指出，他在奧羅拉槍擊事件發生以前曾經是安舒茨的學生心理健康服務處（Student Mental Health Services）的“精神病患者”。可是檢方卻堅持駁斥這項說法（註54）。在辯護律師提出聲明四天後，法官下令將此信息塗黑（註55）。據《CBS》之後報導說，在大屠殺發生之前，霍姆斯至少在科羅拉多大學見過三名心理健康專員。霍姆斯在槍擊事件的兩個星期前曾向一位研究生發過短信詢問，他是否有聽說過正讓他心煩意亂的狂躁症，並且警告那位研究生最好遠離他，“因為現在的我只會招來厄運。”（註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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