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遠古核爆的倖存者現在得要面對的是一個百廢待興又茹毛飲血的世界。殘存的人類盡了他們最大的努力開始重建文明，由於沒有“眾神”的從旁協助，這個過程於是進展得極為緩慢。
人類渴望諸神能夠回來，那些以馳騁天空為主題的藝術作品可能就表達了他們的這種盼望。今天俗稱的貨物崇拜（cargo cult）就包括了這樣的藝術行為。生活在太平洋美拉尼西亞某些地區的貨物崇拜者多年來始終信奉天空之神會駕著“大鳥”到來賜給他們禮物。他們深信不疑的ㄧ些預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果真實現了，那時美國和日本的飛機都會朝叢林空投糧食與物資，以協助部隊推進。當地土著在戰爭結束後搭建了模仿的簡易機場，甚至是竹製的“無線電”，好為“眾神”的回歸做好準備。這種習俗一直持續到了今天。
埃里希・馮・丹尼肯認為著名的秘魯納斯卡線背後也是貨物崇拜在作祟。他推測，在古時候曾有“未知智慧生命體”降落在納斯卡，並在離去前鋪設了兩條跑道。帕斯卡部落的人見證了他們的到來，後來他們又自力擴展兩條跑道，並自己蓋了幾條好期待“眾神”再來。在中東地區也有類似的蝕刻創作，只有從高空俯瞰才能辨識。
在巴勒斯坦北部和東部慘遭毀滅之後，亞伯拉罕帶著他的子民向南遷徙，他在一百歲時忽然有了一個兒子以撒，這或許該歸功於他的混血基因。以撒的兒子雅各別名以色利，這個名字很快就變成了對他的同胞的總稱。有些人認為，以色列這個名字其實是埃及神明奧西里斯（OsirIS）、拉（RA）和美索不達米亞神祇埃爾（EL）的結合。
過了大約三十五代，或說是八百七十五年後，以色列人才終於用希伯來文寫下了一直以來被口頭傳頌的亞伯拉罕與阿努納奇的故事。在這些故事被翻譯成希臘文後，耶穌基督的事蹟也被添加進了這堆雜燴；隨後是一系列的統治者予以這些成果“正名”，譬如英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現在我們都是從《聖經》去閱讀這些故事，但必須注意的是上述這些內容也都被以不同形式記載在了近一百五十年前發現的蘇美爾泥板中，而且它們全都比《聖經》早了至少兩千年，同時這也讓人不禁覺得兩千年前的過去竟與今日無比似曾相似。
先前所提到的證據都還只是大量材料的冰山一角——包括考古成果與楔形文字——它們全都訴說了這個影響跨越千古的驚人故事。甚至就連埋首這一領域的作家和研究人員都自付他們還遠遠沒有呈現出所有事實。雖然這些事實可能也無法告訴我們歷史的全部真相，但它們卻最有希望向我們指明方向。霍恩博士就總結說：“讓我們把話講清楚，我們不一味把古蘇美爾和其它美索不達米亞的故事當作是‘絕對屬實’的歷史。這些經過數千年口頭流傳與寫作才來到我們身邊的故事必定受過歪曲——也許在某些情況下還是阿努納奇蓄意要扭曲。但是，我仍覺得這些古老的故事可能最接近我們今天所追尋的真相。”
顯然，如此受到歪曲的古代歷史已經且將繼續對傳統科學影響鉅深。霍恩在1990年辭去了科羅拉多州立大學的生物人類學教職，理由是他指責他過去學習的關於人類起源的傳統說法根本就是“一派胡言”。經過漫長的研究，他開始確信有天外來客以複雜的方式參與了人類的起源與演進。如果曾有些阿努納奇被留在滿目瘡痍的地球上，那他們無疑就相當於是置身在一個原始世界，就像卻爾登・希斯頓（Charleston Heston）在《人猿星球》（Planet of the Apes）裡飾演的那位太空人一樣。要是少了製造最簡單的東西的基礎設施，他們就會漸漸失去曾經的優越科技，不過知識猶在，他們肯定也不會樂意成天與猴子部落為伴。
那麼這些古代訪客該如何控制一大群人口呢？區區一個人，或者是一小撮人該怎樣才能對幾十億人發號施令？這當然不會是依靠物理控制，而是要通過欺騙、保密以及動用兩個歷史悠久的權力牌坊——宗教和金融才能為之。我們的訪客也可能會試圖利用至今仍持續上演的暴力戰爭和奴役來控制我們，儘管大部份的直接肉體奴役都已在19世紀被第一世界國家廢止。
還我昔日的虔誠
起初，我們的原始祖先可能會對來自天國、擁有先進科技的訪客充滿敬畏與崇拜。畢竟原始人類怎麼可能飛在天上和施展那些簡直與魔法無異的行為呢？作家兼科學家的亞瑟・克拉克就說過：“任何足夠先進的科技看起來都會與魔法無異。”儘管帶著敬意，但最早的人們只把這些訪客當作是來自天國的觀察者或信使。只有在阿努納奇領導人開始任命統治者統馭人類之後，宗教的概念才真正派上用場。
相比起直接面對迅速膨脹的人口，古代神靈更傾向於任命一個行政機構或祭司階層，來傳達法令、指令與解釋政策。這些神職人員ㄧ嚐到財富與權力的滋味，就不會想要放手。宗教於是十分迅速地轉變成了一種滿是教條式、繁瑣教理、捐獻和服從的僵化結構。
根據作家江彼得（Peter Jiang）和李珍妮（Jenny Li）的說法，有些致力於研究外星現象的人——他們又被叫做外星學家（exoscientists）——十分懷疑可能有繼阿努納奇之後來到地球的外星人曾試圖透過遺傳、科技、宗教教條與儀式等手段操縱人類。“這些外星人為了讓自己被奉為‘神明’而施展了一些‘了不起的壯舉’。接下來該做的就是向這些地球人類提供一定的技術，好令他們可以創造出“富裕”得令人印象深刻的宗教，並以宗教崇拜的形式向這些外星‘神靈’獻上黃金跟其它礦產。”
回顧有歷史記載的最早人類文明，如亞述和巴比倫的宗教都已經發展得五臟俱全，並與現行的政治結構變得密不可分。某些文明堅定地主張神職人員才是唯一的宗教權威，王權則是一種神聖的特權。敬拜某位神祇的受膏祭司會叮囑他的追隨者妖魔化其他神的崇拜者。任何未能忠於他們的唯一真神的人都會被譴責是褻神、異教徒、撒旦崇拜者甚至更糟。
但隨著活生生的神——那些古早的訪客——漸漸從視線中消失，他們締造的宗教因而變成了形上學。上帝的模樣從物理實體變成了無所不在卻擬人化的超自然實體。古代太空人彼此間的陳年衝突變成了遠古大戰與上帝及其對手撒旦的鬥爭隱喻。浸信會牧師兼作家的保羅・馮・沃德寫道：“超自然宗教從我們所謂文明搖籃的誕生始於不到三千年前，宗教信仰在這裡是發軔自那些（先進種族）缺席的教派，這些教派宣稱各自的神靈永垂不朽，不可思議的實體因此朝著超自然更近了一步。”
宗教專家、作家、普林斯頓宗教教授伊來恩・柏高絲（Elaine Pagels）曾獲得洛克菲勒和古根漢獎學金，她亦是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的研究員，爾後更出任其董事會。她指出：“《舊約》最早提到撒旦的段落是很零散的。負責說故事的猶太講述者引入了一個被他們取名為撒旦的角色，他從希伯來語翻譯過來就是‘對手’、‘反對者’或‘阻撓者’。但這位超自然的‘反對者’從來不敢忤逆上帝，相反的，他是上帝的乖僕之一，是祂在希伯來語中被稱為瑪拉基姆（malakim）的天庭使者。malak翻譯成希臘語就成了angelos，其就衍生出了‘天使’（angel）一詞。”
前《聖經》的希伯來故事講述者對於上帝最信任的其中一位使者是如何背叛祂說法各異。其中一個版本聲稱撒旦和他的追隨者是在抗命後被丟出天國。其他版本則說他們是因為與人類女性性交而違背了政策。再一種說法是撒旦拒不向他年幼的兄弟鞠躬，他嚷嚷說：“你為什麼要逼我？我絕不會敬拜一個比我年幼、低劣的傢伙；我比他年長，他才應該反過來敬拜我！”
無論撒旦悖逆的來龍去脈究竟為何，柏高絲認為撒旦其實是代表了人與人之間的敵意：“傳統的基督教文本——《新約》福音書和《死海古卷》一樣——都是以撒旦與上帝的屬靈鬥爭的故事作為開頭，這並非偶然。”柏高絲解釋說，基督徒後來“把撒旦這個形象轉化成了更廣泛的對象——迫害基督徒的羅馬帝國及其政府，再來是其他‘最親密的敵人’——即被他們罵作‘異端’的其他基督徒。”
“就我瞭解，每當人們ㄧ提到撒旦這個名字的時候——無論是在公元1世紀還是20世紀——盤踞在他們腦海裡的未必只有某些超自然的實體，因為他們可能也是在指涉非常具體的人物。打個比方，人們可能會說：‘那個撒旦正企圖染指這個國家，我們可不能讓他稱心如意，’這時他們都很清楚知道自己在影射的人到底是誰，甚至還可以明確指名道姓！”
馮・沃德也詳盡闡述了與柏高絲相若的觀點：“歷史清楚表明，希伯來人純粹只是在奉他們的守護神為榜樣行事。他們給不分國內外的對手貼上標籤，像指責那些人是別西卜、貝利亞和黑暗王子的崇拜者。反過來說，他們的對手大概也會抨擊他們是‘不誠者’（意思是‘不忠’於‘真’神者）。”
據馮・沃德說，“各種歷史事件的匯聚”為羅馬帝國時期的西方超自然主義奠定了基礎。這些事件包括了在中東興起的非人崇拜、希伯來人的耶和華崇拜，祂被認為是所有舊神的領袖，之後又是拿撒勒人耶穌煥然一新的宗教改革。馮・沃德也將超自然主義的風行歸因於強力制度的產生——比如羅馬本身組織能力的提升、以基督為中心的教會建立、羅馬將彼得的基督教認定為國教，還有尼西亞會議的主教們“從各式各樣的文本中東挑西選出的《聖經》，其基本上排除了對其它東西（先進生命）與耶穌的‘人性一面’的提及。”
馮・沃德說，一旦古代的神靈開始變得不可見，經過幾代的時間人們便會慢慢發展出一種防禦機制：“阿努納奇顯然決定要回去處理自個兒的事情，但這卻讓人類產生了一種被遺棄的失落感。因此，超自然神學就是為了幫助人類面對與神分離的痛苦與焦慮而建立的防禦機制。它的其中一個目的是要使人們相信，宗教儀式會使離去的神重新回到地球，或是讓人類得以在超自然境界中與他們重聚。”
隨著羅馬帝國崛起，古代秘密的守護者也將他們的網絡從美索不達米亞轉移到了羅馬。基督教在羅馬帝國衰落後變成了一個主要的強權，統治精英的權力亦伴隨羅馬教會水漲船高。即使在今天，大衛・艾克和其他人都仍然堅持：“由耶穌會秘密社團控制的羅馬天主教會依然置身在光明會的運作核心。”
讓我看看那些錢
在早期的東西方文化中，統治者往往利用宗教來攫取權力與財富。然而，宗教在今天已有日薄西山之勢，在高度發達國家尤其如此。金錢才是現在最受歡迎的控制方式。大衛之星（Hebrew Mogen David）起源於巴比倫，它體現了希伯來宗教在猶太人被擄至巴比倫期間是如何與巴比倫/蘇美爾文化發生融合。也正是在耶路撒冷聖殿裡，耶穌忍不住對貨幣兌換商暴力相向。
《馬太福音》21:12-13寫道：“耶穌進了神的殿，趕出殿裡一切做買賣的人，推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子，和賣鴿子之人的凳子；對他們說：經上記著說：我的殿必稱為禱告的殿，你們倒使他成為賊窩了。”（《欽定版聖經》）
作家約瑟夫・法洛注意到，無論是在古代文化還是後來的各種文化中，以黃金為基礎的私營貨幣發行現象都暗示了“一群國際金塊經紀人、戰爭商人、奴隸販子、採礦經營者的看不見之手的存在，這種模式總是一再反覆，幾乎沒有例外。”這種模式將財政本身和主流宗教綁定在一起，好似金錢本來就是符合上帝心意的東西。
法洛認為，這種將金錢與宗教相結合的方法論大致上是這樣的：統治者首先掌控並與神殿結盟，發行虛假收據，再用信用票據取代實際的金塊來搪塞那些虛假收據，如此一來就創造出了一種看似真實的貨幣。
“因此，讓我們先回到那些發行出來的虛假收據，這些收據既不能說是假的也不是偽造的，它們純粹是私下創造的票據，或對於會支付一定數量的金塊（這些東西本來也就是被他們控制在手裡）的承諾而已。如此一來，非但貨幣供應量會不斷擴大，金塊經紀人往後也無需動用實際的金塊出來兌換，而只需繼續流通更多此類票據即可。再一次的，這裡的關鍵是神殿願意批准它們的價值。通過這麼做，他們的權力與影響力便幾乎滲透了所有國家，因為這讓這些古代銀行家就像現代銀行家一樣，有能力擴大或收緊一個國家的貨幣供應量，並且控制它們的經濟以產生繁榮或蕭條。”
兌換貨幣的權力可以追溯到巴勒斯坦，貨幣兌換商在那裡是司空見慣——人們會將各個城市和國家的貨幣兌換成神殿祭司願意接受的錢幣。所以金錢與神殿一直都關聯密切，這些神殿也是天文學跟占星學研究的中心。
法洛的觀點是，現代銀行巨頭實際上只是在把古時候的金融手段換湯不換藥拿來用罷了。從事黃金與白銀交易的早期銀行家老早就發現，發行書面票據和信用證券可以為他們謀取巨額利益。
金錢在今天越來越多只是塑膠信用卡從ATM提取出來的電子資訊，實乃空無一物。然而，大機構卻不斷在貸出這種虛幻的貨幣。隨著金額不斷增長，它的價值也相應貶損。這樣的過程又被稱為通貨膨脹，這實際上是對貨幣徵收的隱形稅。那些控制紙幣或電子貨幣流通的人自然能夠決定通貨膨脹是要加劇還是收斂。
“這整個體系造成的結果便是當今社會所有階級都背上巨額負債，”《伊甸園之神》的作者威廉・布拉姆利寫道。“銀行欠存款人債，然後存款人的存款又被借出去並給銀行帶來債務。這個體系簡直就是只有瘋子才想得出來，事實上銀行和其它出貸者沒有什麼不同，如果沒有及時收回償還紙幣，它往往會據此扣押實體財產。”
布拉姆利跟法洛都認為，自古以來即存在的銀行精英一直在透過有意的戰略與手段來操弄戰爭、奴役（不論是物理還是金融意義上）、篡奪國家的貨幣發行權、發明債務貨幣以及把經濟週期變得像是占星學的把戲。但為了徹底控制這種體系，銀行精英需要有長途通信與ㄧ定的基礎技術能力才能營造如此規模的全球金融網絡。有充分的史料可以證明，像美第奇和羅斯柴爾德這些早期銀行王朝的確都擁有縝密且高效的通訊系統。這兩個家族都有高過國王與君王的權力，他們甚至可以任命教宗。
有幾個例子顯示此種通訊技術在過去曾被用於假冒奇蹟或接收來自神聖實體的信息。在德國富特旺根的應用科學大學（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教授電子學與替代能源技術的康斯坦丁・邁爾（Konstantin Meyl）一直在琢磨尼古拉・特斯拉的研究，以破解能量是如何能夠——其中包括聲波——通過標量波（scalar waves）進行無線傳輸，標量波是一種存在於環宇統一能量領域中的多維駐波形式。著有《金字塔能量》（Pyramid Power）的帕特里克・弗拉納根（G. Patrick Flanagan）開發了一個名叫神經電話（neurophone）的裝置，它可以再無須借助聽覺系統的情況下直接將聲音傳遞給大腦。利用“超空間嵌套機制”技術，這個裝置首先會提取複雜的信號，例如管弦樂隊發出的聲音，再將其電子加工成近似人類腦波的方波。經過進一步處理，這些波會通過嵌在丙烯酸塑膠瓦片裡的鋯鈦酸鹽電極進行傳輸，瓦片則可以貼在人類身體任何部位的皮膚上。使用神經電話裝置的人可以在不使用耳朵的情況下“聽見”音樂與說話聲，它已被用於與海豚交流的實驗，更深入的實驗還表明像無線電波這般標量聲波都可以無需身體接觸就直接被識別。
這種技術的存在使邁爾確信，許多古代神殿之所以被建造就是為了打造這麼一套通訊系統。“這些神殿其實都是短波廣播站，”邁爾在他2003年的書《標量波：從延展漩渦和場理論到縱波的技術、生物學與歷史應用》（Scalar Waves: From an Extended Vortex and Field Theory to a Technical, Biological, and Historical Use of Longitudinal Waves）中說出了這番驚天言論。他聲稱這些神殿會被地球周圍的電磁能量充能，就像邁克爾・泰林傑所描述得那樣。它們建造的方式也顧慮到要提取太陽的能量，以及來自其它行星的中微子輻射。
在研究了希臘宙斯神殿、雅典娜神殿、赫拉神殿、阿波羅神殿甚至是羅馬神殿的平面圖後，邁爾提出了一個令人信服的論點指出，這些神殿的尺寸顯示出了一種基於黃金比例這種非常理（非分數）之數的不可思議幾何相似性，很多早期藝術家和建築師都會用採用這種數學常數，他們把這樣的設計叫做神聖幾何。因此，藉由嚴格的數學公式與配合環境輻射建造建築物，銀行精英中那些最為知識淵博的人就可以通過聽覺與心靈方式實現遠距離通訊。
據邁爾說，古老的記載確實可以證明這種通訊技術存在，但那些翻譯文本的人總是會因為根本無法理解內容，所以導致誤譯。比如，那些人所翻譯的有關於神諭、天使傳聲和預言的記述，很可能其實都是在談論接收器的操作。有一篇古老的拉丁文本就提到：“他們派出信使將話捎到在羅馬的皇帝那裡，並請求答覆...陛下的答覆最遲在隔天晚上就會送達。”邁爾認為，此處正確的翻譯應該是“他們發了電報”或“他們向羅馬皇帝發送廣播並請求答覆...”邁爾繼續說道：“像羅馬這麼龐大的帝國必須要有良好的消息來往才可能維持。西塞羅曾說過一句話：‘依靠我們的廣播技術，我們征服了世界萬民。’如果工程師能夠修改那些錯誤的翻譯...那麼關於這種技術的應用就會有很多直接證據。”如同諸多古代哲學家，西塞羅亦寫道，神秘的奧祕向來更與自然科學而非宗教有關。
布拉姆利認為戰爭是另一個重要的控制機制。“戰爭是維持對大量人口的社會與政治控制的有效工具，”他寫說。“戰爭狀態（包括未明言的戰爭，比如毒品戰爭和反恐戰爭）均可以被利用來左右人們的思考方式，並讓他們接受他們本應會反對的律令。一個國家參與戰爭的時間越長，這些律令和思考方式就會越根深蒂固。”
隨著戰爭、宗教與金融控制一一到位，再加上高效的通訊系統，這個讓少數人徹底控制全人類的舞台便大功告成了，這一切都可以追溯至文明的開端，那時他們的天空之神帶來了知識與技術。
關於古蘇美爾人和他們的阿努納奇領主的很多細節迄今仍不為公眾所知，儘管這些東西在近年來已漸漸打破媒體集團的制約。《歷史頻道》倍受歡迎的節目〈遠古外星人〉在向公眾介紹外星人曾在過去造訪地球的概念這方面表現得可謂可圈可點。
偉大的蘇美爾文化已隱沒入歷史洪流，它的遺緒則在近東不斷起起落落。接下來將是屬於阿卡德、亞述、腓尼基、米諾斯克里特、埃及相繼大顯身手的時代。它們的歷史都有豐富的史料記載且家喻戶曉，真正鮮為人知的是其實它們都只是承襲更古老的蘇美爾宗教與技術的二手文化罷了。而且，在它們的歷史背後始終潛伏著一群亟欲主宰全人類的傢伙。
古埃及
統治埃及的法老就如同其他國王，對於維護他們的血脈從來不敢懈怠。這些埃及法老擁有最接近阿努納奇領主的DNA，也正是這種DNA才讓他們有資格握有王權。這樣的習俗已經代代相傳，雖然戰爭、聯姻或與平民通婚都可能會稀釋這種血統。
即使在過去沒有人對天外來客有很清楚地瞭解，但有諸多線索暗示了過去的拜訪，它們可以在雕刻、珠寶和塑像身上找到。位於金字塔群與吉薩高原附近的埃及小村莊納茲勒散曼（Nazlet el-Samaan）有一面古老的大門，它的拱心石上雕刻著一個外星小“灰人”。這個人物是被用一塊二點五噸重的大理石雕刻而成，另外大門的基座是用滿地的圓形碎石與沙粒鋪成，這些石頭被當地村民叫做“硬幣”。
很少有研究人員會踏足這個一貧如洗的村落，它就坐落在獅身人面像的獅爪之外。按照村民的說法，大門上的那個小傢伙從聚落誕生以來就在那邊了，只是沒有人說得出他的來歷，就連口述歷史都沒有。大門的兩側雕飾著獅子或貓，牠們長久以來都被當作是守護的象徵。有些人聲稱大門的這種設計與瑪雅人的做工類似。其他人則說這更接近於腓尼基人。這面大門已在近來被拆除，換上了一面現代入口，但那個外星人雕刻似乎已被妥善保管起來。
由於涵蓋大門的街區用的是與大金字塔相同的石材跟工藝，許多人認為它的歷史應該與金字塔群相近。直到現在，這座村莊都仍被沙土覆蓋，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大門能夠保存完好。這面大門並不是唯一不可思議的現象。納茲勒散曼還有其它年久的門廊，它們都帶有拱心石、雕刻過的大理石樓梯和石柱，不過現在已大多化為碎粒。生活在那裡的村民一直努力要保護這些古老作品，以免它們遭到希望摧毀任何不符官方與傳統埃及歷史的人所害。
有些埃及當地人還說，在開羅的許多地方都有通往吉薩高原下方的迷宮隧道入口。埃及當局一貫對這類隧道抱持著不冷不熱的態度，但在2009年卻有六名埃及工人在挖掘隧道時不慎死於窒息。他們以前都曾造訪過地下隧道，但這回卻碰上了竪井崩塌的災難。在接受戴夫・霍奇斯（Dave Hodges）主持的《常識秀》（The Common Sense Show）廣播節目訪問時，新聞策劃人安妮・德瑞索（Annie DeRiso）聲稱她曾在2006年爬進隧道探險。她和其他人在那裡發現了很多同樣的沙粒與圓形硬幣狀石子，它們砌成了一扇“外星人”的大門，那裡還有玻璃碎片跟巨型的人類遺骨。
厄漢・阿圖奈（Erhan Altunay）也曾參觀吉薩高原下的隧道，他回憶說：
“在我拜訪埃及的那段期間（我記得是1996年），我請了一位當地導遊（儘管我一般不喜歡被導遊叨擾），他說如果我給他二十美元，他就會向我展示一些特別的東西。我們一起去了金字塔附近的一個特殊區域，就在金字塔所在的高原底部。付給那裡的警衛五美元後，我們走進一個地洞，裡面盡是通向無盡隧道的入口，這使我感到極為吃驚。我也看見了許多雕像，你們也可以在照片中看到（那裡禁止攝影，但如果你肯付錢給警衛，那還是可以多少拍點，我就是這麼做的）。在我看來，這些隧道非常古老，但應該使用了很久，因為我也看見了一些似乎是屬於較晚期的石棺。我去過埃及多次，但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那些隧道，因為它終歸是禁地。”
1978年的一次地面穿透雷達分析顯示出“在埃及金字塔群地面下有非比尋常的建築結構”。在當時的總統艾爾・沙達特（Anwar Sadat）同意下，秘密挖掘行動在接下來的三十年間開始如火如荼。這些挖掘行動通常被俗稱叫吉薩計劃。在計劃開始多年後的一次私人放映會中，一位參與該計劃的科學家詹姆斯・赫塔克（James J. Hurtak）展示了關於這些發現的影像。據其中一名觀影者保羅・懷特（Paul White）說，赫塔克的錄像拍攝了“一座龐大的巨石都市，有ㄧ萬五千年之久，它藏在吉薩高原底下的數層深處。”這部影片拍下了地下水道、巨大房間和高大的雕像，大小跟在尼羅河谷的那些差不多。懷特把這個地下空間稱作眾神之城（City of the Gods），他說：“這是一個科技遠超過我們的文明留下的遺產。”
率領一系列後續跨國合作挖掘的赫塔克博士不排除外星文明接觸造就如此擁有數英里隧道的地下城市的可能性。他說這座龐大的城市是亞特蘭提斯人的傑作，其被他稱為第四根源文化（Fourth Root Culture）。對赫塔克來說，這一發現是一個明確的證據，證明所有語言、文化與宗教都可以追溯至一個共同的來源，即他所說的父母文明（Parent Civilization）。
使吉薩的地下迷宮更顯神秘的還有其它令人不解的怪象，它們都可以在埃及的遺跡中找到。2010年，NASA藉由衛星又發現了十七座金字塔。阿比多斯的新王國時期塞堤神殿的天花板則有疑似在描繪現代直升機、潛艇、飛機與氣墊船的雕刻。這些雕刻都是晚近以來才被發現，因為原本懸梁上面的石片還沒有掉下來。在埃及薩卡拉的普塔霍特普（Ptahhotep）的墓中，他是一位留有一本現存的勸世集的聖人與哲人，有一整片描述葡人向死者獻上供物的象形文字，他在世時侍奉的法老是傑德卡拉（Djedkare Isesi），後者的統治屬於公元前2494－2345年的第五王朝。令人驚訝的是，壁畫的底部有一個很像是外星小“灰人”的形象，和很多聲稱有過UFO接觸的人描述得一模一樣。
古希臘
埃及長久以來一直受到科學家、考古學家、冒險家、電影製作人等各種人士的追捧，但古希臘才是西方文化公認的根基。希臘文化是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成形，這個名字源自希臘語graikoi，意思是多多納（Dodona）的先民，多多納擁有最古老的雷霆之神宙斯的神龕。也許這裡最早的定居者都是從克里克島衰落的米諾斯文明那裡來的。
時至公元前6世紀，雅典與斯巴達這兩座城邦堪稱是希臘的雙霸。在希臘人兩次擊退波斯人入侵後，雅典成為了權力中心，並在往後數個世紀持續引領整個民族在科學、藝術和哲學領域屢創佳績。
雅典與斯巴達因為在公元前4世紀彼此大動干戈從此一蹶不振，這令馬其頓的腓力有了可趁之機，其子亞歷山大大帝出生於公元前356年，他征服了希臘、波斯、敘利亞、腓尼基、埃及、巴比倫以及部分印度，最後在三十三歲時於巴比倫英年早逝。他在統治埃及期間建立了亞歷山卓這座城市，它成了古代世界最重要的科學與文獻研究中心，對秘儀傳統的傳播也功不可沒。亞歷山大是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的學生，亞氏又是柏拉圖的弟子，柏氏則拜師於蘇格拉底。希臘從公元前146年開始落入羅馬統治，幾個世紀以後羅馬帝國一分為二成東西兩半，隨著西羅馬淪陷，希臘變成了拜占庭帝國的疆域。
來自埃及的希臘諸神
對世界各地的深入神話學研究往往會揭示出各文化及其古神信仰的驚人相似性。生活在世界各個角落的不同民族的傳說似乎都是在講述相同的故事——在遙遠的過去，一群擁有“如神”般能力的人在一場浩劫過後，為人類開闢了文明。
縱然沒有就“眾神”彼此間的具體關係達成一致，但由於這些故事附帶的大量材料，對神話的比較分析完成可以證明它們有超出巧合的共通特徵，這說明不同版本的古代“眾神”確實觸類旁通。他們的名字也許會因為語言而有異，但那些特徵卻始終未變。
| 角色 | 蘇美爾 | 埃及 | 希臘 | 羅馬 |
| 天父 | 阿努 | 阿蒙－拉 | 克洛諾斯 | 薩頓 |
| 天母 | 安圖 | 姆特 | 赫拉 | 朱諾 |
| 大地主宰 | 恩利爾 | 塞特 | 宙斯 | 朱庇特 |
| 地母 | 寧胡爾薩格 | 伊西斯 | 雅典娜 | 密涅瓦 |
| 大地之兄/建造者 | 恩基 | 奧西里斯 | 阿波羅 | 伏爾甘 |
| 戰士競爭者 | 馬杜克 | 荷魯斯 | 阿瑞斯 | 馬爾斯 |
| 冥王 | 奈格爾 | 阿努比斯 | 黑帝斯 | 普路托 |
| 愛之守護者 | 伊南娜 | 哈索爾 | 阿芙蘿黛蒂 | 維納斯 |
| 諸神捍衛者 | 尼努爾塔 | 透特 | 赫耳墨斯 | 墨丘利 |
重要的是得明白，早期的蘇美爾人從來無意也沒有真的把帶給他們知識的那些實體稱為“神”。這是羅馬人和希臘人後來的詮釋，他們依據更早以前的埃及與其它文明的傳統塑造了自己的神祇。上面被提到的這些神祇都擁有類似的屬性，這些屬性又對應於地球之外的其它世界，同時這也傳達了ㄧ些影響人們頗深的占星學觀念，其起源是如此古老以至於無人知曉。
“歷史之父”希臘人希羅多德所寫下的記載已被人們證明所言非虛。蓋洛諾斯（Gelonus）是一座與希臘人彼此享有特惠貿易關係的斯基泰城市，這種關係一直持續到了亞歷山大大帝的大軍壓境。希羅多德筆下的這座人口重鎮比特洛伊要大上一千倍，所以在它於1975年被重新發現之前，人們普遍不相信確有其城。
希羅多德非常清楚地指出，希臘諸神以及與之相關的儀式全都是來自埃及，這裡也在公元前332年被亞歷山大大帝征服。埃及眾神在被翻譯成希臘語時都得到了一個新名字，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希臘的泰坦神族，他們在被推翻之前曾統治大地。泰坦神族的首領克洛諾斯對應阿努納奇的阿努，之後他的兒子恩利爾接過其位，他自然就是蘇美爾領主恩利爾。除此之外，泰坦神族向來被和各顆行星互相關聯，這透露了一種與天空的強烈聯繫，在蘇美爾楔形泥板中用於表示“住在天上的人”的詞彙即是Ti-ta-an。
希羅多德還注意到了古埃及法老的極端長壽，他聲稱在十一萬年前，活生生的“神”都還與人們生活在一起。“我已經談過了埃及人的權威和他們的祭司。他們宣稱從他們的第一代法老直至目前的君主，也就是伏爾甘的祭司，總共經過了三百四十一代；他們說，這起碼是他們的法老與大祭司在這段歲月裡的總數，”希羅多德在他的第二卷《歷史》（Histories）中寫道。“三百代人橫跨了一萬年，三代人就佔據了一個世紀...然而，（人類國王）以前的時代是完全不同的；那時埃及的統治者是神靈，他們在地上與人們一起生活，那些人當然較為尊貴。奧西里斯的兒子荷魯斯是最後一代，他被希臘人稱作阿波羅。”如圖表所示，奧西里斯是阿努納奇神祇恩基的埃及名字，這意味著他的兒子荷魯斯就是蘇美爾人的馬杜克、希臘人的戰爭之神阿瑞斯。掀起阿努納奇大戰的恰好就是馬杜克，這難道只是巧合嗎？
希臘的南部陳列著將近二十座看上去像是金字塔的古老建築，它們具有明顯的埃及影響。其中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金字塔坐落在東伯羅奔尼撒，阿爾戈利斯（Argolis）的赫倫康（Hellenikon）村莊附近，但大部份的這些建築如今都化成了廢墟。有些人推測這些建築在過去曾被拆除並用作蓋教堂與生產石灰的材料。這些希臘金字塔似乎也與大金字塔一樣，與天體有對應關係。納夫普利翁考古博物館（Archaeological Museum of Nauplion）的考古學家在20世紀90年代發現赫倫康金字塔的入口長廊可能與公元前2400－2000年的獵戶座腰帶星對齊。透過使用一種叫做熱釋光的輻射測量方法，考古學家能夠斷代公元前3000年以前的遺跡，結果證明它們甚至比埃及的同類建築物還要久遠。
每隔幾年，運動員和音樂家都會聚集在希臘的德爾斐參加皮媞亞運動會（Pythian Games），這場盛會據信始於公元前776年。德爾斐是俗稱的德爾斐神諭的家鄉，古希臘神話經常提及神諭。這個聖地亦跟希臘的其它遺址，譬如帕德嫩神廟所在的雅典衛城有著神秘的關係。
在探討古希臘時代的外星接觸的《眾神的奧德賽》（Odyssey of the Gods）中，馮・丹尼肯提到了一位希臘空軍軍官西奧法尼亞斯・馬尼亞斯（Theophanias Manias）的經歷，他曾在國立雅典理工大學（National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Athens）學習地形學。
“他（馬尼亞斯）取來了一個指南針對準德爾斐，然後畫了一個穿過雅典衛城的圓圈。奇怪的是，這個圓圈居然會碰到阿爾戈斯和奧林匹亞。這幾個地方彼此的距離都相等。馬尼亞斯上校把這看作是古怪的巧合，接著他把指南針對上了克里特島的克諾索斯。結果圓圈又碰到了斯巴達跟埃皮達魯斯——怪哉！馬尼亞斯上校決定繼續試試。當圓圈以提洛島為據，底比斯和伊士麥都會被圓圈囊括；當圓圈以帕羅斯島為準，克諾索斯與哈爾基斯就會被碰到；以斯巴達為準，就是邁錫尼和特方農（Trofonion）的神諭遺址。”
馬尼亞斯與丹尼肯都從這些位置中看見了前述的黃金比例的反覆，這表明了古代知識的影響。“在古希臘可以畫出很多這樣的三角形，而且兩側的長度總是會有等比關係，”丹尼肯注意到。“宗教場所被依這種三角形來規劃絕不是偶然。”
莫里斯・查特蘭也提到神聖遺址的位置每每都配合得完美無缺，這只有從太空的有利視野才可能規劃。他描述了久負盛名的提洛島上橫跨四百五十英里的十三座神秘遺址，它們通過直線連接成一個完美的馬耳他十字，這個符號後來也成為了聖殿騎士團的徽章。提洛島一直被認為是古希臘最神聖的地方之一，即便根本沒有人知道這是為什麼。在《我們的外太空祖先》中，查特蘭寫道：“我們現在感興趣的是如此巨大的圖形模式是如何又是為何會出現在愛琴海及其周圍的島嶼。我不覺得現代的土地測量師有辦法這麼精確地勾勒這般浩大的圖形，這可是從一座島跳躍至另一座島超過三百六十英里，延伸至大海與高山。除了從高高在上的空中，這個馬耳他十字不可能被看見。”
生活在公元前700年左右的希臘詩人赫西俄德在他的《神譜》（Theogony）裡寫下了很多有關眾神的事蹟，這是一系列希臘神祇的故事集。他描寫了衝突和戰爭，甚至是宙斯（蘇美爾人的恩利爾）與他的父親（蘇美爾人的天空之神阿努）之間的爭端。“無論是在升上天國還是從天而降的時候，熾熱的太陽從不用他的光芒直射在他們身上。他倆的前者在大地與大海的寬闊後背上胡走游飛，他待人謙恭有禮；但另一位卻有鐵石心腸，他的內心就像青銅一樣冰冷無情：任何人只要被他盯上都不會好過，甚至就連那些不朽的神都反感他。”他的這段話或許就是在描述雷霆萬鈞的阿努納奇神祇恩利爾，以及他更溫和一些的同父異母哥哥恩基。
在書寫眾神之間的戰爭時，赫西俄德不忘談到他們的天空戰車，他甚至可能提到了古代原子武器：“在他被擊中的那瞬間，雷霆之王從昏暗崎嶇的山谷射出了那束光焰。厚實的大地有好一部分遭到恐怖的蒸汽燒焦，溝渠坩堝裡的錫器通通融化；就連最堅硬的鐵都被從峽谷竄出的熱火吞噬，簡直就像是赫菲斯托斯在展現力量。即便如此，大地也難逃被炙熱的火焰融化的命運。”赫西俄德還花費了一些篇幅在交代宙斯的妻妾，他的血脈在諸神之戰結束後開始四散。
在赫西俄德死後又過了數個世紀，柏拉圖在《政治家篇》（Statesman）中寫說，地球的兩極在眾神離去後已經發生了變化。
“在那段漫長的時間裡，當變化發生的時候，地上的所有種族都已滅亡，每個靈魂都貫徹了各自的顯化週期，並且按照她指定的次數持續被播種到大地上，宇宙的領航員現在不再掌舵，而是退回了可以靜觀其變的位置；其後命運與先天的慾望扭轉了世界的運動。所有共同執掌最高統治權的下級神靈都被告知了正在發生的事情，於是他們丟下了自己正在統領的世界各地。世界翻了一個令人驚愕不已的身，強大的地震使原先的方位從頭到腳改變，更造成了無以估計的生靈塗炭。”
古希臘人也記載過一群很像是阿努納奇的領導者與統治者，但他們是人與神的後裔。根據最古老版本的伊阿宋與阿爾戈英雄的故事，品達（Pindar）的《皮媞亞詩歌》（Pythian Ode）第四篇中，包括伊阿宋在內的十一位冒險者都被認為是古神的後嗣子孫。
除了蘇美爾和希臘神話的重疊關係以及希臘人對我們文化的影響之外，希臘人與他們的神可能還一直在一種我們從未想像過的方式影響著我們。據最近一位化名叫泰德・康納斯（Ted Connors）的阿拉巴馬州國防部承包公司員工透露，在2007年的一天清晨，他忽然在一棵樹旁看見一個巨大的金屬殼蓋，上面還有向上延伸的長線。轉眼間，這個物體就升起並消失在了半空中。
康納斯是幾位現身報告目睹這種“蜘蛛無人機”的人之一。後來，康納斯發現他開始做起有關於這場遭遇的ㄧ些令人惴惴不安的夢。當他舊地重遊去找那棵樹時，他才發現原來它已經被砍倒了。就在他坐在附近陷入沉思的時候，他突然感覺到自己全身都充滿了靜電，而且還聽到了他認為是來自另一顆星球的實體傳送來的心靈感應信息。他們首先解釋說，康納斯當初看到的是一架飛來偵察地球的無人機。他們自稱是來自一顆叫做奧爾蒂斯（Oltissis）的星球，這是他們太陽系的第二十三顆行星，它有四顆衛星。這架無人機遭遇了一種時空上的“撕裂”，但在折返時已經修好了。康納斯被告知，我們對於時空的認知並不正確。“所有的一切都是無限的，”他們說，並補充說目前的我們還無法理解他們的“實質”（ethos），這是用來表示一個人的性格或本質的希臘詞彙。
由於ethos是出自希臘語，而且奧爾蒂斯聽起來也像是希臘語，康納斯於是寫道：“我的感覺是，這些傢伙（心靈感應實體）應該是古希臘人。這些（來自奧爾蒂斯）的人曾在地球有歷史以前拜訪過這裡，他們是希臘諸神。”
除非有進一步的佐證，否則康納斯的故事很容易就會被認為是妄想或編造。基於他認為自己的經歷在冥冥間和希臘諸神有關，康納斯決定造訪當地的一座圖書館並查閱了關於古希臘的書，結果他好巧不巧找到了一本名為《古希臘眾神與傳說的復興》（Ancient Greek Gods and Lore Revisited）的書，它的版權註冊年份是1962年，康納斯記得作者的名字是弗雷德里克・伊尼斯（Fredrico Ionnides）。他說這本書有三處提及奧爾蒂斯，其中一個引例聲稱奧爾蒂斯是古老的希臘歡樂宮。之後他把書放到車座上，決定在有空的時候再來好好讀一讀。
兩天後，康納斯說他的老闆忽然喊他進辦公室。更令人他驚訝的是，辦公室裡有兩名出示證件說明他們分別來自國土安全部（DHS）與國家安全局（NSA）的男子。他們向他問到了他從圖書館借出的那本書，並單刀直入地表示：“我想我們需要帶走那本書。”當被問及這是為何，來自DHS的那名男子只回答說這涉及國安問題，並詢問康納斯是否瞭解《愛國者法案》（PATRIOT Act）。這時康納斯的老闆粗暴地衝著他吼道：“快去拿那本書來！”所以他只好回車裡把書拿來並交給那兩人，他又問：“那我之後怎樣才能拿回這本書？”，“到時我們會聯絡你，”他們答道。
令康納百思不得其解也沒敢多問的是，他們是怎麼知道自己從圖書館借了這本書，又為什麼一本以古希臘為題材的書會驚動國家安全。由於他曾在寄給朋友的電子郵件中提到這本書的書名，他推測可能是有人透過攔截電郵得知了此事，同時他也懷疑無論這一切跟那些希臘諸神到底有什麼關係，這對某些聯邦當局來說似乎都是一個嚴肅的問題。“如果說現在有什麼是我可以篤定的話——那就是我當初接收到的第一條感應信息所說過的——這些信息對人類意義重大——但不是對政府——更不是對領導者——而是對全人類，”他告訴記者琳達・莫頓・郝說。
自稱是前MI6特務的約翰・科爾曼（John Coleman）是一位資深的陰謀論暢銷書作家，他提出的一些說法又為希臘諸神的故事增添了新線索。他在探討塔維斯托克人際關係研究所（Tavistock Institute of Human Relations）的書中指出，在如今的美國，“由社會心理學家、民意測驗者和媒體操縱者組成的一個緊密群體”其實都是被另一群更強大的精英操控著，他們又被稱為三百人委員會（Committee of 300）或是另一個更醒目的名字，“奧林匹亞眾神”。
權力轉移到羅馬
緊接在希臘人之後的是羅馬人。羅馬文明相傳是在公元前753年由羅慕路斯（Romulus）和雷穆斯（Remus）所創，他們是特洛伊領袖埃涅阿斯（Aeneas）的雙胞胎兒子，埃涅阿斯在位於今土耳其的特洛伊淪陷後與其他難民一同逃去了義大利。埃涅阿斯據說是希臘女神阿芙羅黛蒂的兒子，在其母的要求下，他在死後封神成為朱庇特・英帝格斯（Jupiter Indiges）。美麗、性愛、生育和勝利女神維納斯是阿芙羅黛蒂的羅馬對照者，她的阿努納奇原型是伊南娜。這些聯繫表明此類崇拜都是起源於蘇美爾，並經希臘與埃及繼續傳承。
常被直呼為蘇拉的盧基烏斯・科爾內利烏斯・蘇拉將軍（Lucius Cornelius Sulla Felix）在公元前80年左右的羅馬建立了一座奉給埃及女神伊西斯的學院。然而，羅馬的總督們大多不樂見伊西斯崇拜興起，因為他們不想再分割控制群眾的方式。伊西斯崇拜在羅馬遭到了一連串法令打壓，這種情況要一直持續到卡利古拉（Caligula）掌權。
在公元前212年的時候曾有一位叫做蓋烏斯・蘇拉（Gaius Sulla）的狂熱阿波羅崇拜者，他舉辦了第一屆阿波羅慶典（Ludi Apollinares），這是向這位身兼奧西里斯與恩基化身的希臘神祇致敬的慶祝活動。後來的那位軍人蘇拉就以會在作戰時隨身帶上阿波羅的小金像而聞名。羅馬文化在許多方面都不過是蘇美爾的最新化身，它承襲了不少古舊權力集中式宗教與政治結構。
羅馬帝國是在公元前27年被尤利烏斯・凱撒的外甥屋大維（奧古斯都・凱撒）奠定，他在一系列血腥內戰中取得勝利，其中首先是凱撒和他的前盟友龐培（Pompey）之間的衝突，再來是屋大維與他自己的前盟友馬克・安東尼（Mark Antony）的爭端。在他於公元前44年遭到一群希望恢復共和的參議員刺殺之前，凱撒的名氣已經過於響亮，以至於他的名字甚至被日後的統治者用作頭銜；很快地，凱撒這個名字就從尤利烏斯氏族的家姓變成了羅馬皇帝的官銜。這個頭銜也一直以皇帝（kaiser）和沙皇（czar）的形式延續至德國和俄羅斯。
帝國的權勢在公元117年正如日中天，西方世界的大部份地區盡在其下。就如同希臘跟美國，羅馬一開始是一個民主共和國，但後來卻演變成了一個被一連串暴君統治的貪婪又黷武的帝國，所謂麵包與馬戲（bread and circuses）——由政府免費發放的麵包和周周在各座體育場舉辦的角鬥士比賽則分散了人們的注意力。然而，在最後一位異教徒皇帝尤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逝世（這可能又是一次暗殺）後，真正獨攬大權的變成了羅馬教會，其既是什一稅的收取人也是借錢給政府的貸方。由於往後羅馬的國勢取決於教會的權力，因此我們應該來回顧一下基督教的興起過程。
在拿撒勒人耶穌的時代，生活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正身處在身為教士階層且握有政治實力的法利賽人、虔信的撒督該人以及非傳統的艾賽尼人之間的鬥爭。此外，在《死海古卷》中發現的《舊約》詮釋透露了雅各與耶路撒冷基督徒看待耶穌教誨的方式，其實與保羅及其巴勒斯坦外的追隨者有很大同。值得注意的是，在《聖經》中耶穌對法利賽人與撒督該人皆有責難，但卻隻字未提艾賽尼派，這使許多人相信他實際上贊同艾賽尼哲學。
作為耶路撒冷教會的領袖，耶穌的弟弟雅各和抹大拉的馬利亞都跟保羅合不來，後者將他自個兒版本的基督教傳給了北方的外邦人。最枝微末節的問題往往最容易引發不可開交的爭執。在《加拉太書》5:12中，被割禮之爭惹惱的保羅甚至恨不得那些各執己見的人都能把自己閹了。
據《聖經》學者與前情報分析師帕特里夏・埃迪指出：“最初的猶太基督徒都認為應該嚴格遵守所有猶太宗教律法，包括割禮和只吃潔淨的食物，這些都是獲得拯救的必要條件。”可是，埃迪繼續說道：“保羅主張靠著信心就可以獲得救贖，而且猶太宗教律法絕不應該變成阻撓人們皈依成為基督徒的絆腳石。隨著越來越多外邦人信奉基督教，保羅的觀點最終佔了上風。他們的人數到3世紀時已遠遠超過猶太基督徒，於是保羅的神學徹底定義了基督教，原始的猶太基督徒則被譴責為異端。”
到了2世紀中葉，里昂主教愛任紐（Irenaeus）亦把耶穌與雅各的追隨者斥為異端，他們又被稱為拿撒勒派，或是窮苦派。據作家勞倫斯・加德納指出，愛任紐曾抱怨，這些拿撒勒派“否定保羅的書信，更否定使徒保羅，他們指責他是律法的叛徒...拿撒勒派...堅稱保羅是一個‘叛黨’和‘假使徒’，他們說他的‘偶像崇拜作品’應該被‘徹底否棄’。”
伊萊恩・柏高絲寫說：“在基督教運動早期，曾有五花八門的基督教派都在蓬勃發展。數以百計互相競爭的教派都宣稱自己握有‘真正的基督教義’，然後指責彼此是旁門左道。從小亞細亞到希臘、耶路撒冷和羅馬的教會也分裂成好幾個派系，為教會的領導權你爭我奪。每一方都表示自己代表的才是‘正道傳統’。”
在成為了一個成熟的機構之後，羅馬教會迅速把持了財富與權力。它靠著什一稅和借錢給政府獲得了極大的權威。“高高坐在爭吵不斷的地方教會之上的是羅馬教會，它對這些爭論漠不關心、毫不顧慮，甚至可能根本不明白。”帕特里夏・埃迪寫道，她還指出，此時的教會主要是把精力集中在歐洲方面的傳教工作，這帶來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好處。“不知不覺間，異教徒的基督教化竟最終救了羅馬教會一命，因為野蠻人和他們的祭司都把羅馬教會奉為他們宗教信仰的權威。所以當野蠻人壓境羅馬時，羅馬教會便可以倖免於難。”
儘管躲過了野蠻人，但教會卻不得不與各種教派鬥爭，它們通通宣揚著各自版本的基督教。教會控制人心的主要法門是訴諸神職人員可能會召喚上帝的怒火，就算這一招行不通，那好歹也還有拳頭可以動用。
教會每次想要施展什麼陰謀詭計的時候總能從《聖經》找到依據，但這部經文中與教會的教條相矛盾的信息其實都早就被刪去了。這種被他們委婉地稱之為編輯或潤飾的做法已經行之多年，使得我們對《聖經》的解譯變得錯誤百出，這反過來又造成了現代人對各種術語的誤解，譬如飛行（flight）或一些其中涉及隱語的密碼。耶穌時代的艾賽尼派發展出了一套暗藏著複雜密碼與寓言的寫作方式，這可以保護那些知識不被外行人和羅馬當局糟蹋。舉例來說，在撰寫到羅馬人時，他們就會用基提（Kittim）來稱呼之，但這很容易讓人誤以為是在表示美索不達米亞的古迦勒底人或某些希臘島嶼。
另外，按照C.L・特內奇的說法，有些《聖經》密碼和象徵手法其實是暗指多神論之意。“這些密碼將令人不得不以神（gods）或以羅欣（Elohim）的角度去理解《聖經》，這些信仰又可以追溯回蘇美爾，更往後則是另一個世界。”羅馬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為了獨攬權力，他下令要一勞永逸解決基督教內外的大小爭端。“除了繁花奪目的信仰之外，羅馬人還會把皇帝奉作是涅普頓或朱庇特等人的神嗣，”勞倫斯・加德納解釋說。“在公元314年的阿爾勒會議（Council of Arles）上，君士坦丁通過宣布無所不能的上帝是他唯一的看顧者，來繼續鞏固自己的神聖地位。”他接著還用令人熟悉的異教太陽崇拜、起源於敘利亞和波斯的其它教義取代了基督教的某些儀式，從而解決了教益的矛盾。簡單來說，羅馬教會的新宗教打從開始就是一個為安撫所有有影響力的派系的‘混血兒’。透過這種方式，君士坦丁就把這個倍受歡迎且統一的‘世界性’宗教——這是天主教意義上的世界性——置之在自己的腳下了。”
一旦基督教被正式認可為帝國國教，那些原屬於異教的節慶也跟著得被強徵了。譬如說，農神節本來是紀念薩頓神的冬季節慶，他就相當於蘇美爾人的阿努神和埃及人的阿蒙－拉（又被希臘人叫做克洛諾斯）。農神節完全是希臘的克羅尼亞節（Kronia）的延續，這個節日最初是為了追憶克洛諾斯統治世界的“黃金時代”。到了共和國瓦解的時候，它已經變成了一個集送禮、點燈、狂宴以及連奴隸也可以參加的歡慶於一身的派對了。但是在基督教得勢後，羅馬統治者發現要把這個節日抹去並不容易，所以教會就直接宣稱那一天其實是耶穌基督的生日，所以這個習俗就以基督彌撒或聖誕節的形式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公元325年的尼西亞會議敲定了基督教各教會的共識。在會議舉行期間，祭司阿里烏斯（Arius）慘遭毆打與鄙視，因為他和他的追隨者堅持既然上帝創造萬物，那麼耶穌便不能是神，而只是上帝遣來的一位導師。他的追隨者阿里烏斯派都被逐出了教會，教會後來確立了《尼西亞信經》（Nicene Creed），正式將上帝定義為由三個對等共存的部分——聖父、聖子、聖靈所構成的神。
君士坦丁在隔年下令沒收與銷毀所有質疑新創的正統觀念的著作，之後他又向羅馬的主教開放了拉特朗宮，這奠定了梵蒂岡的誕生。這位皇帝在331年下令為基督教文獻抄寫副本，有很多文本早已在過往的迫害中丟失或被毀。爾後又要經過一系列編輯改動，才終於打下了現代基督教的基礎。
焚書
誠然後世對希臘和羅馬帝國在軍事戰略、建築與衛生方面取得的進展相當讚賞，但帝國在開疆擴土的過程中對諸多古代聖地與土著文化的破壞卻鮮少受到注意。
古代知識和歷史被世人遺忘往往是因為統治階級摧毀了圖書館跟史料。荷馬的詩歌也只有少數幾篇能從雅典的希臘暴君庇西特拉圖（Pisistratus）的摧殘中保存下來。孟菲斯普塔神殿（Temple of Ptah）的埃及圖書館則完成被毀，沒留下任何斷剪殘片。同樣的，小亞細亞的別迦摩圖書館也難逃噩運，據估計這造成了二十萬冊無價書卷的損失。
當羅馬人在他們的征服世界大計過程中夷平迦太基時，據說他們摧毀了一座藏書多達五十萬餘冊的圖書館。後來，尤利烏斯・凱撒在征討埃及的時候也造成了亞歷山卓圖書館的毀滅，相傳古代世界最珍稀的書籍盡藏於此。隨著塞拉皮斯神殿（Serapeum）跟布魯夏（Bruchion）的圖書館分館接連被毀，總計高達七十萬冊的知識結晶就這樣毀於一旦。
歐洲本土的圖書館亦先後遭到羅馬人與基督徒踐踏。十字軍在1204年攻陷君士坦丁堡和天主教宗教裁判所（1137－1825）均致使無以估計的古代典籍從此化為烏有。
亞洲的情況也只是差強人意，秦始皇曾在他於公元前210年逝世之前下令燒毀所有中國古代的史料。
“因為這些悲劇的關係，現在我們只能倚靠不連貫的片簡、凌亂的段落和稀缺的記述來作研究了，”澳洲作家安德魯・托馬斯（Andrew Tomas）感嘆說。“我們遙遠的過去是一片真空，但它曾經被琳琅滿目的碑文、羊皮紙、雕像、繪畫與各式文物填滿。倘若亞歷山卓圖書館能屹立至今，那麼整部科學史就會變得截然不同。”
諸如此類的大肆破壞向來都是打著上帝或人民的名義所為。羅馬的官方格言是Senatus populus quis Romanus，意思是元老院（政府）與羅馬人民同為一體，或根本就是同義詞。這句話可以說是納粹德國的口號Ein Volk, Ein Reich, Ein Führer，亦即一個民族、一個帝國、一個元首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古早先驅。
對於對於焚書，納粹同樣是劣跡斑斑，可是這種糟蹋知識的行為並沒有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而停止。在伊拉克，1920年開幕的奧卡夫圖書館（al-Awqaf Library）收藏了四萬五千本珍書與來自奧斯曼帝國的六千多份文獻。結果它在美國入侵伊拉克的2003年4月慘交火吞，雖然工作人員設法搶救了五千兩百五十本藏書，但包括古老的《古蘭經》等其它館藏都沒了。蔓延的火勢繼續摧毀了巴格達大學藝術學院擁有十七萬五千份藏書與手稿的圖書館，巴士拉大學的圖書館更是完全化為灰燼，當地的中央圖書館亦全都沒保住。伊拉克國家圖書館、智慧宮、摩蘇爾大學圖書館以及其它地方的圖書館也在入侵與隨後的佔領過程中損失慘重。據委內瑞拉國家圖書館館長與《世界焚書史》（A Universal History of the Destruction of Books）的作者費爾南多・巴茲（Fernando Báez）指出，自2003年以來伊拉克各地已有將近一百萬本書和一千萬份文獻被毀、丟失或遭竊。巴茲直言這場浩劫實在是“自成吉思汗在1258年摧毀巴格達之後最嚴重的文化浩劫。”
翻譯之殤
所有這些對人類的起源與歷史產生的破壞都導致了真實歷史變得遙不可及，同時誤譯、錯解和宗教文本的稱謂紊亂又引起了更多混亂，這當然可能純粹是語言與文化差異所致，但也有可能是有心人士的故意混淆。
猶太擁槍協會（JPFO）的主席杜維德・本多里拉比（Dovid Bendory）就是這方面的研究者之一，他揪出了基於《聖經》誤譯的重大誤解。在2012年的一篇評論中，本多里解釋說《十誡》最深植人心的其中一條誡命“不可殺人”（Thou shall not kill）其實是對希伯來文Lo tirtzach的誤譯，其原意應該是“不可謀殺”（Do not murder）。他說原文具有“明白無誤的含義”，結果這樣的差異卻“永遠改變了人類歷史進程”，結果無論是出於意外或自衛，如今的猶太人和基督徒都一直為他們在戰爭中的殺戮行為深感內疚與懊惱。“殺人和謀殺這兩者有著天壤之別，”他解釋說：“難不成我們得要去計數愚蠢的和平主義不肯挺身挑戰邪惡所造成的生命損失嗎？”
莫羅・比林諾（Mauro Biglino）也對《聖經》的傳統解釋與翻譯提出了挑戰。比林諾原本是就職於專門發行宗教讀物的聖保羅出版社（San Paolo Editors）的義大利翻譯家，三十多年來他一直都在研究宗教歷史與古希伯來語。比林諾在2012年出版了一本書導致他丟掉了梵蒂岡的古籍翻譯飯碗，這是因為他在書中宣稱是外星人指導了人類發展。他說這是對《舊約》進行仔細的字面解譯後必然會得出的結論。
在他現在有最新再版《沒有上帝的聖經》（There Is No God in the Bible）的原書《一本將永遠改變我們對聖經的看法的書》（The Book That Will Forever Change Our Ideas About the Bible）中，比林諾以《申命記》（1:28）為例，其中偵察員向摩西回報說他們看見了亞衲族（sons of the Anakims）的天空之城與那群巨人。目前的《聖經》詞典都未能就亞衲族是何方神聖給出很好的解釋。有些研究人員把亞衲族與拿非利人相提並論，後者是《創世紀》6:4提到的眾神之子與人類之女的混血後裔。巨大的遺骨和工具在世界各地皆有發現，儘管很少被公開，但這確實證明巨人族曾經存在。這無疑又令人聯想起《聖經》中大衛和歌利亞的故事。
根據比林諾的說法，就跟拿非利人一樣，《聖經》對天使的描述幾乎只有他們是一群信使，卻絲毫未提他們的任何生理性質。他說這是因為對撰寫這些經文的古代文士而言，這些實體的性質對任何見過他們的人來說都是很直觀的。他們會吃、會喝、會睡甚至會沐浴，非物質性的實體不可能做這些事。只有在後來的數個世紀中，由於不再有面對面接觸的機會，這些信使才逐漸被轉化成形而上的實體。
比林諾還指出，《舊約》裡的以色列人顯然不認為他們的上帝是一個超然且獨一的實體，而且他們和祂的關係並不全然穩固。“整部以色列的歷史都充滿了背叛、背信、對其他又被稱作以羅欣的神祇的倒戈，他們都是像上帝一樣具體的存在，祂既會領導以色列也會與之結盟：猶太人為祂服務，祂則幫助他們征服土地、開闢國土。上帝經常會表露出嫉妒，這讓我們不免疑惑：如果本來就沒有其他競爭對手，那這嫉妒又是從何而來呢？”比林諾還將以希伯來文寫成的原版耶和華《十誡》拿來和現代簡化、基督教化後的版本比較，結果兩者根本毫無共通之處。
除了對於以西結和他的熾熱飛碟的記載，這已在其它資料中有很好的介紹，並被NASA科學家斷定是次空間飛行器，比林諾還援引了其他《聖經》人物的經歷。這些人包括以利沙與先知以利亞，以利亞（Eliyahu）這個名字的意思是“我的上帝是埃爾”。在《列王記下》2:10-11中，以利亞很清楚知道自己會被接走，然後他很快就真的被一輛旋風般的“火焰戰車”帶上了天國。他的同胞找了他三天，卻都一無所獲。比林諾強調說：“這是一個預先說好的事件，參與此事的各方都知情，這是以羅欣一手策劃的決定。如果一個人只是在異象或夢境的意義上被帶走，那麼不可能會有人為了找他花了三天時間翻山越嶺！”以諾是瑪土撒拉的父親，他據說活了三百六十五歲，後來也被上帝接去天國。
這些記載有沒有可能其實是在描述外星人綁架？比林諾指出先知撒迦利亞曾遇見一個叫做efahm的東西，它被解釋為飛行的書卷或圓柱體，與今時報導中的UFO很類似。他也將《聖經》中的這些經歷與蘇美爾人的阿努納奇飛行器進行了比較。
《詩篇》第82篇描述了上帝與其他神的相會。比林諾認為這是在敘述古代神祇或以羅欣與他們的上司的會議。在這會場議上，他們被告誡不要總是盛氣凌人地對待人類，同時也提醒他們雖然有漫長的壽命，但他們終究還是會死。比林諾指出了這段話所蘊含的簡單又明確的道理：“以羅欣就像人類一樣是會死去的！當然這對那些主張阿努納奇/以羅欣擁有極長壽命的人來說並不出人意料——他們的壽命對地球上的生物而言確實長得嚇人，因為那是依據尼比魯的公轉週期為單位，但是作為有血有肉的生命，他們同樣會有落葉歸根的一天。令人驚訝的是，《聖經》對這一點直言不諱！”
莫羅・比林諾最後得出的結論是，我們崇拜的神其實都是造訪這顆星球的外星人，而且原先的多神經過長年累月之後被變成了一神。但這種解釋並沒有否定一個全知全能的造物主存在的可能性。
比林諾並不是唯一一個相信《聖經》提到了外星人的人。梵蒂岡的UFO問題發言人科拉多・巴杜西（Corrado Balducci）就在2003年表示，“不相信UFO及其它世界的生命存在本身就堪稱是一種罪。他們的存在不只有數百萬人的見證，其中包括那些無神論科學家，而且《聖經》的一些段落也提供了佐證，澄清了關於他們存在的一些觀點。”
天主教會的這一聲明得到了阿根廷耶穌會士和梵蒂岡天文台主任何塞・富內斯（José Gabriel Funes）的支持。他在2008年的一次採訪中說過：“同時相信上帝與外星人並沒有什麼不可以。其它世界和其他生命的存在，甚至是比我們更為先進的生命，這些都是可被接受的，也不會影想創造論、道成肉身、救贖這些信仰內容。正如地球上有數不清的生命，所以上帝當然有可能創造其他有智慧的生命。這並不與我們的信仰矛盾，因為我們不能限制上帝想要去創造什麼。”
何塞・富內斯和比林諾的觀點在某些人眼裡仍然太超過了。然而，他們對《聖經》的解釋卻很符合近來對蘇美爾與古希伯來記載的翻譯。比林諾的一位評論者曾指出：“很多翻譯者都得出了相去不遠的結果。比林諾先生和我們分享的是被很多過往的研究人員復議的觀點。這些就是當你開始使用正確的數據庫來進行轉譯後會獲得的翻譯成果。與邁克爾・海瑟（西琴的批評者）合作的那些研究人員一邊拿著政府補助，一邊用新建立的依據來進行翻譯，這實在十分荒謬，因為那些文明留下的東西早已在時間推移中有了很大變化。最原始的那些材料遠比海瑟那夥人當作依據的數據庫早上了數百甚至數千年。由於這麼做可能會引發社會與經濟動盪，學者們不會被允許公開發表任何與外星人有關的發現。這些事情必須被不計一切代價來阻止。我們的政府和幕後人士不會接受任何超出他們掌控之外的東西。書寫歷史的總是勝利者，但真相通常卻很少與勝利者所寫的相符。如果政府允許真相大白，那麼所有那些關於歷史、醫療、金融等主題的書籍就都要大改特改了。”
歷代的學者是否都誤解了諸神傳說與神話背後的真相？“難道‘科學’真的無法找到任何有關於遠古外星人或失落知識的證據嗎？”著作等身、畢生都在研究古老傳說和秘密社團的菲利普・科彭斯問道。假使歷史學家都錯誤解讀了真實的歷史，那麼或許我們也該來思索會不會現代人的泰半世界觀其實也都誤入了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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