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靈之書》
據庫薩克解釋說：“混沌魔法也因此被稱為‘後現代薩滿教’，它提倡持相對主義立場的認識論、新技術迷戀（neo-thechnophilia，這裡所說的迷戀主要是對於網絡空間和虛擬實境）、主體的破碎化並且強調經驗的直覺性。”（註1）走在這種科技異教主義最前端的乃是死愛之光照者的分支，由威廉・柏洛茲的朋友吉妮西絲・奧里奇（Genesis P-Orridge）創立的常春精神聖殿（Thee Temple ov Psychick Youth）。奧里奇曾在1975－1981年間主持工業音樂的先驅，悸動軟骨樂團（Throbbing Gristle），1981－1999年這段期間他則是活躍於實驗樂團，通靈電視（Psychic TV）。奧里奇也曾與道格拉斯・拉什科夫攜手合作，後者為通靈電視的專輯《地獄君不見，天堂在這兒》（Hell is Invisible Heaven is Her/e）所作的作曲大受好評。除了柏洛茲，這個樂團也受到了情境主義、菲利普・狄克、薩德侯爵的影響。
彼得・克里斯托弗森（Peter Christopherson）是悸動軟骨與通靈電視的團員，他在1982年成立螺旋樂團（Coil），其團員有身兼現任OTO國際領袖的美國音樂家威廉・布雷茲（William Breeze）。布雷茲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就一直在神秘學世界中混跡，肯尼斯・格蘭特負責編輯的阿萊斯特・克勞利所著之《對律法之書的魔法與哲學評論》（Magical and Philosophical Commentaries on The Book of the Law）當初在出版時就受到了他的幫助。布雷茲和哈里・史密斯、肯尼斯・安格還有韋斯納出版社的其他員工都有交情。
布雷茲在1978年獲得了OTO的蜜涅瓦學位。在從1971年領導這個組織直到1985年的格雷迪・麥克穆特里逝世後，布雷茲便接替他當選為東方聖誕騎士團的崇高兄弟（Frater Superior）。同樣與布雷茲認識的還有韋斯納出版社的書籍設計師詹姆斯・瓦瑟曼（James Wasserman）。作為OTO的一份子，瓦瑟曼曾和巴西神秘主義者、堅稱自己應該接掌OTO的馬塞洛・拉莫斯・莫塔（Marcelo Ramos Motta），再來是格雷迪・麥克穆特里一起共事。瓦瑟曼在1979年的紐約創立了OTO最歷史悠久的其中一個會館，塔胡堤會館（Tahuti Lodge）。他在為組織籌劃出版阿萊斯特・克勞利的作品這方面厥功甚偉。瓦瑟曼自己著有《聖殿騎士與阿薩辛：天國軍團》（The Templars and the Assassins: The Militia of Heaven，2001），他也安排了烏娜・伯奇（Una Birch）的《秘密社團：光明會、共濟會與法國大革命》（Secret Societies: Illuminati, Freemason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瓦瑟曼在1977年離開韋斯納出版社，改而興辦三十一號工作室（Studio 31），並承接出版了《西蒙死靈之書》（Simon Necronomicon），ㄧ部據稱是依據被H.P・洛夫克拉夫特發揚光大的神話中的《死靈之書》所完成的作品。那位筆名西蒙的《死靈之書》作者據說就是彼得・列文達，他較為有名的是他探討秘儀希特勒主義（Esoteric Hitlerism）和納粹神秘主義的《邪惡聯盟》，還有他的《陰謀力量》（Sinister Forces）三部曲。在他參與過的眾多奇異組織中，列文達承認他曾跟著美國心靈研究學會（ASPR）一起偷偷在1968年甘迺迪國葬期間“闖入”聖帕特里克大教堂；他在青少年時已在美國東正教教會受洗，大衛・費里也是其中教友；他還曾和一名CIA特務共事，後者負責替霍華德・亨特的檯面組織馬倫公司（Mullen Corporation）工作；再來是他們在沙烏地阿拉伯受訓時為班迪克斯公司（Bendix）做事，然後是一家與特拉維夫有密訊往來的以色列銀行。在1968－1980年這段時期，他聲稱自己和巴解組織、愛爾蘭共和軍、地下氣象隊、黑豹黨、北愛爾蘭援助會、民族復興黨（National Renaissance Party）、三K黨的人有過接觸（註2）。
西蒙在《死靈之書》的第二版中這麼介紹了自己：“頭戴一頂貝雷帽，身穿深色纖維材質衣服，公事包隨手不離——裡面除了有巴爾幹各大使館的信件和一張F-104戰鬥機的照片都要被送到盧森堡之外——所有能證實《死靈之書》所言非虛的材料也都在裡面。”在談到西門這個人的時候，瓦瑟曼說道：“我們是數十年的老友，我實在是很難形容這個非常特別的人——秘密情報機構、公司會議室和那些點著燭光的宗教殿堂在他眼裡幾乎都像自家一樣舒適。”（註3）
《死靈之書》的出版受到了擁有魔法之子書店的赫爾曼・斯萊特贊助。列文達以西蒙的身份出席了各種娛樂派對以及不同團體舉辦的儀式或聚會，其中既有科幻小說迷也有神秘主義者或威卡教的場子。就連諾曼・梅勒和他的助理朱迪絲・麥克納利（Judith McNally）都參加過這些聚會，據傳列文達跟後者有一腿。列文達還與受羅伯特・海萊因影響的知名漫畫《X戰警》系列的作者克里斯・克萊蒙特（Chris Claremont）的妻子邦妮・威爾福德（Bonnie Wilford）有染（註4）。
TOPY
如同保羅・哈格蒂（Paul Hagerty）指出，悸動軟骨的作品提出了“對傳統、現代、基督教、藝術、道德、資本主義思想與生活的猛烈抨擊，甚至是攻擊。”（註5）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奧里奇漸漸對“少數的激情份子”是如何“對整個文化產生不成比例的震撼”這個問題產生了興趣（註6）。在奧里奇看來，那些熱衷於神秘學的少數人所握有的影響力完全有潛力被轉化為“魔法恐怖主義”。對於自認是“社會工程師”的奧里奇來說，音樂絕不僅僅是宣傳的平台，反而更是一種施展魔法的形式。奧里斯尤其看中柏洛茲的“切割手法”，它對影響了非常多音樂家，比如葛斯・范桑（Gus Van Sant）、比爾・拉斯威爾（Bill Laswell）、科特・柯本（Kurt Cobain）、大衛・鮑伊、帕蒂・史密斯和湯姆・約克（Thom Yorke）。據奧里奇解釋說：“至少對我而言，費盡心思採樣、重放與重組所有手頭上的素材跟特定場合的聲音，其實都是為了精確地傳達你藏在音樂片段中的弦外之音，或者可以說跨媒體的嘗試本身就是一種化學變化，甚至是魔法現象。”（註7）
在他就《謊言之書》（The Book of Lies）所寫的一篇文章中，奧里奇解釋了一首喧鬧的歌曲可以如何產生魔法效果，另外他也回顧了威廉・柏洛茲和布里昂・蓋辛利用他們那時的技術嘗試的魔法實驗。奧里奇說道：
“柏洛茲和蓋辛教給了我一些會在我的餘生中持續激起共鳴的東西。他們說過，煉金術士拿得出手的都是最先進的設備與數學，這是他們那個年代最精確的科學。因此，在當時若是想要成為最厲害又最有本事的魔法師，就必須學會汲取那個時代最出色的實踐方式、最前沿的技術與理論。以我們的例子來說，這就意味著錄音機、造夢機和燈光閃爍技巧、寶麗萊相機、全錄跟普萊姆（E-prime）這些公司的玩意，還有在寫東西的時候最需要的則是筆記型電腦、迷幻藥、磁帶、DVD以及網絡。”（註8）
奧里奇後來的音樂作品獲得了越來越多曝光機會，像是登上了悸動軟骨與審判教會的前團員和教友創辦的通靈電視台，審判教會曾對早年的查爾斯・曼森有過影響。通靈電視台被認為是奧里奇創立的常春精神聖殿（TOPY）的“準宗教式喉舌”。TOPY是地下混沌魔法界的一個頗具影響力的團體，在更廣泛的西方神秘學傳統中，TOPY也位處在科技異教主義跟網絡神秘學活動的前沿。克里斯托弗・帕特里奇（Christopher Partridge）是研究當代神秘主義的主要學者，他認為在網絡上的神秘學社區中，TOPY是最重要的一個。根據奧里奇的《心靈聖經》（Psychic Bible），自認是克勞利的OTO繼承者的TOPY扮演角色是“一個作為通往魔法世界的入口而生的秘密社團”（註9、註10）。
深受垮掉派詩人布里昂・蓋辛、審判教會、威廉・柏洛茲、阿萊斯特・克勞利和奧斯汀・奧斯曼・斯佩爾影響的這個組織相當注意在進行“無瑕性行為”（guiltless sexuality）時人類腦部會發生的心靈與魔法方便的變化（註11）。
TOPY在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生出了“裂痕”，當時身為元老之一的吉妮西絲・奧里奇可能是TOPY在80年代最知名的公眾形象，但他卻宣布要退出該組織。奧里奇後來宣稱這個組織應該隨著他的離去好自為之，這又加劇了“裂痕”的擴大。最終，組織的其餘成員決定要繼續走下去。TOPY在從90年代進入21世紀的這整段期間繼續成長與發展，至於奧里奇則是轉向了其它計劃，例如審判者（The Process）以及一個叫做至尊聖殿（Topi）的類似TOPY的團體。審判者的會徽是以四個重疊的P構成，它的名字、哲學、象徵與文本都是借用自審判教會。這個團體最初是依著瘦皮狗（Skinny Puppy）的專輯《過程》（The Process）被連帶創立出來的，音樂藝術家尼維克・奧格（Nivek Ogre）、吉妮西絲・奧里奇和音樂錄影帶導演威廉・莫里森（William Morrison）均參與到了其中。
在奧里奇於1993年與賈耶・布雷耶爾（Lady Jaye Breyer）結婚後，這對夫婦聯手開始了一項縝密、歷時不斐的藝術與靈性計劃“潘朵拉之源”（Pandrogeny），後來他們兩人都以“布雷耶爾・奧里奇”自稱，這個名字是在寓意他們兩人的自我已經“合而為一”。在2003年情人節那天，他們收到了上東區知名的整形外科醫生丹尼爾・貝克（Dr Daniel Baker）獻上的結婚十週年紀念禮物，那是一對匹配的胸部植入物。接下來是眼睛和鼻子的整形，經過耗費二十萬美元的臉頰與下巴植入手術、豐唇、抽脂、紋身美容跟激素療法，他們總算能夠穿上完全相同的服裝，徹底模仿彼此的姿態舉止。在布雷耶爾於2007年因為癌症過世後，奧里奇便開始聲稱現在她已經住進了自己的身中，他們攜手打造的藝術計劃早已使他們變成了猶如兩人一體的存在，所以賈耶夫人其實還在載歌載舞。
虛晃
肯布魯・麥克利奧德（Kembrew McLeod）曾指出，混沌主義抱持的“叛逆思想對20世紀70－80年代新生的駭客運動，以及其它才剛嶄露頭角的版權活動者來說非常具有吸引力，”（註12）另外，“《光明會三部曲》也吸引了渴望反抗體制——包括整個社會、科技、法律的那些人，這些東西在他們眼裡只是在處處限制了我們從玩玩混音、‘駭ㄧ駭’電腦編碼、享受文化這些事情上取樂的自由。”（註13）羅伯特・安東・威爾遜的作品特別受到電腦次文化圈的遊戲玩家、程序員和駭客喜愛。威爾遜、《光明會三部曲》、厄里斯以及混沌主義，所有這些都是《新駭客詞典》（New Hacker’s Dictionary）中相當醒目的條目，這部詞典最初只是駭客的在線俚語詞彙表而已，威爾遜在某種程度上算是被駭客當做“英雄”看待（註14）。“虛晃”（Fnord）是凱瑞・桑利和格雷戈・希爾在1965年的《混沌法則》裡發明的術語，後來因為《光明會三部曲》的關係開始廣為流行。在新聞群組和駭客文化中，它通常用來表示某人的諷刺、幽默或超現實主義行為。
同樣為《世界：2000》貢獻良多、別名哈基姆・貝伊的彼得・蘭伯恩・威爾森是美國摩爾正統教會的創立者。貝伊與羅伯特・安東・威爾遜、魯迪・拉克一起編纂了《半文本科幻》（Semiotext(e) SF），這是一部出版於1989年的科幻小說集，其中收錄了威廉・柏洛茲、凱瑞・桑利，還有威廉・吉布森等定義賽博龐克文體的作家的作品。《半文本科幻》的書名是引申自希爾維爾・洛特林格開辦的《半文本》雜誌的科幻故事版。《半文本》還發表了《革命將至》（The Coming Insurrection）的譯文，這是一本宣揚“資本主義文化已陷入山窮水盡”的法國政治讀物（註15）。《革命將至》曾被《紐約時報》撰文介紹，反消費主義雜誌《廣告剋星》（Adbusters）也討論過《革命》的作者塔爾納克九人（Tarnac 9）的相關事蹟。麥可・摩爾（Michael Moore）曾在一次接受《好萊塢報導》（The Hollywood Reporter）採訪的時候提到這是他近來最愛不釋手的一本書（註16）。主持《格倫・貝克秀》（The Glenn Beck Program）的格倫・貝克（Glenn Beck）多次指責這本書“瘋狂”又“邪惡”，他甚至敦促觀眾都應該上網訂購那本書，以便好好一窺他所謂的激進左派的葫蘆裡賣的究竟都是些什麼藥（註18）。
《革命將至》的作者自稱為隱形委員會（The Invisible Committee），這是一個匿名者團體，這本書則是在2007年由工廠出版社（La Fabrique）發行。這本書的作者後來被確認就是塔爾納克九人，他們是九名在塔爾納克被捕的無政府主義破壞份子，涉嫌參與了發生在2008年的法國的一系列直接行動（註19）。塔爾納克九人還經營了《修復》（Tiqqun，法語版為“Tikkun”，其原來是以撒・盧利亞創造的卡巴拉術語）這本具有詩歌風格與激進政治觀點的刊物，頗對情境主義者和字母派的胃口。《修復》對激進政治與哲學圈子、後情境主義團體、極左份子、佔領空屋和自治運動以及ㄧ些無政府主義者影響深遠。《修復》相當沉浸於激進法國知識份子傳統，從這一脈絡下來的人包括了米歇爾・傅柯、喬治・巴代伊、情境主義國際還有德勒茲跟瓜塔里（註20）。
《修復》的主題與觀點深受義大利哲學家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影響。阿甘本既是義大利的歐陸哲學家，也是馬丁・海德格的學生。出於對享譽盛名的玫瑰十字會權威弗朗西絲・耶茨的敬意，他在1974－1975年選擇到倫敦大學的瓦爾堡研究所（Warburg Institute）研讀（註21）。瓦爾堡研究所保存了傑拉德・約克豐富的克勞利手稿收藏，還有原版的透特塔羅牌圖繪。阿甘本與居伊・德波、雅克・德希達、讓・李歐塔等傑出的知識份子都是朋友，也互有合作。
在《世界：2000》的第五期，貝伊提出了一種假想的“臨時自治區”（temporary autonomous zones，TAZ），受道德社會壓抑的集體性慾可以在這樣一個地方獲得短暫釋放。貝伊的TAZ概念是源自他的本體論無政府主義（Ontological Anarchism），其汲取了情境主義、達達主義和神秘學。據貝伊本人解釋，他的TAZ理論的“真正由來”其實是“得益自我與美國的社群運動的交誼，那是我在20世紀60年代的親身經歷，例如蒂莫西・利里在米爾布魯克的公社。”（註22）按照埃里克・戴維斯在《科技靈知》中的說法：“儘管貝伊對網絡科技抱持批評態度，但他對於TAZ的政治與詩意觀點卻深深風靡了地下數位運動。”（註23）憑著他討論TAZ的作品，貝伊受到了狂歡派（rave）次文化的愛戴，因而貝伊的TAZ傳統也漸漸摻和了狂歡思想。
TAZ的概念後來被不和諧社會（Cacophony Society）在它們稱為零區（Trips to the Zone/Zone Trips）的地方展開了大規模嘗試。這些活動的聯合創辦人約翰・勞（John Law）還協助成立了黑石城（Black Rock City），這就是如今舉辦火人節（Burning Man Festival）的地方。這個節慶起源於1990年，當時凱文・埃文斯（Kevin Evans）與約翰・勞在一處日後被叫做布萊克羅克（Black Rock）的偏僻乾湖上舉辦了一場活動，埃文斯把這裡打造成了一個達達主義者的TAZ，焚燒人像的活動會伴隨著達達主義者的藝術表演一起在那裡上演（註24）。火人顯然是在寓意凱爾特人涉及活人獻祭的類似儀式。根據《萊斯特之書》（Book of Leinster）保存的早期基督教記述，凱爾特人似乎有向神明獻祭自己的孩子以祈求豐饒的習俗（註25）。尤利烏斯・凱撒記下了他在高盧打仗時的所見所聞，據他說那些重病或打仗重傷的人會被跟囚犯、罪犯甚至是無辜受害者，包括孩子在內一起關入巨大的編織囚籠，然後被活活燒死好取悅眾神。
這種古老的儀式也是1973年著名的邪典電影《異教徒》（The Wicker Man）的基礎。這部電影的劇情是以豪伊警長（Sergeant Howie）為中心，他是一位前往偏遠的赫布里底島（Hebridean island）尋找一名年輕失蹤女孩的基督徒。豪伊發現島民們正在奉行著五朔節式的異教凱爾特崇拜。他相信他們想要獻祭那個年輕女孩，但最終被犧牲的人卻是他自己，他被丟入一個高大的柳條人裡面燒死。
不和諧社會可以算是受達達運動與情境主義者間接影響所形成的結果（註26）。不和諧社會喜歡在公共場合變弄奇裝異服或是惡作劇，也有時會在通常遠離公眾視線的地方胡搞瞎搞。小說家查克・帕拉努克（Chuck Palahniuk）也許是不和諧社會最有名的成員，他的小說《鬥陣俱樂部》（Fight Club）裡的大毀滅計劃（Project Mayhem）就是以不和諧社會為原型。
不和諧社會也與混沌主義的分支，准天才教會有互動（註27）。意識探索協會（The Association for Consciousness Exploration，ACE）和其它異教團體偶爾會參與准天才教會的活動，譬如為那些虛構和流行文化中的人物舉辦慶祝活動，像是蒙提・派森（Monty Python）、德古拉與卡拉圖（Klaatu，註28）。ACE的原址就位在希維克（The Civic），這是俄亥俄州克利夫蘭高地的一座前猶太教堂，羅伯特・安東・威爾遜、蒂莫西・利里以及威卡教女祭司塞琳娜・福克斯（Selena Fox）都曾在那裡開班授課跟舉行表演（註29）。ACE在1985年將它的辦公室搬遷到了同一座城市的一座共濟會聖殿的附屬樓房，接著又在2014年搬去喜達屋中心（Starwood Center）。ACE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一年一度的喜達屋節（Starwood Festival），這是在7月舉辦的為期七天的新異教徒、新紀元、多元文化與世界音樂歡慶活動，與會者想要穿什麼衣服通通“不拘”（註30）。經常參與喜達屋的相關活動的其它團體有世界大同教會（CAW）、准天才教會、新德魯伊組織，德魯伊協會（Ar nDraiocht Fein，ADF）還有各種新異教巫師團和組織。保羅・克拉斯納是一位多產的講師，他經常在喜達屋節上發表演講。
准天才教會近來的知名非正式教友包括了退化樂隊的馬克・馬瑟斯鮑夫（Mark Mothersbaugh）、保羅・魯本斯（Paul Reubens，皮威・赫爾曼〔Pee Wee Herman〕）、傳聲頭像樂團的大衛・拜恩和漫畫家克朗布（R. Crumb），他的漫畫選集《奇葩》（Weirdo）收錄了〈准天才故事〉（Sub Genius Pamphlet #1），為這個教會提供了早期宣傳。有不少藝術作品都對教會有所影射，像是漫畫《超級英雄》（The Middleman）、超優合唱團的專輯《四十盎司的自由》（40oz. to Freedom）與電視節目《皮威的遊戲屋》。由當時還沒什麼名氣的提姆・波頓在1985年導演的《皮威大冒險》（Pee-wee’s Big Adventure）在票房上大獲成功，雖然評價褒貶不一，但它仍然在邪典影史上留名。據肯布魯・麥克勞德（Kembrew McLeod）在《搗蛋鬼：在現代世界大鬧一番》（Pranksters: Making Mischief in the Modern World）一書中所解釋，准天才教會的“怠惰”文化“在從Slackware到Slacker這些開源操作系統，還有李察・林克雷特（Richard Linklater）在1991年執導的那部符合時代精神的電影背後都留下了身影。”（註31）
奧格之帽
邁克爾・穆罕默德・奈特（Michael Muhammad Knight）是一位美國記者兼皈依的穆斯林，他認為准天才教會與美國的摩爾正統教會脫不了關係，正統教會的創立者是彼得・蘭伯恩・威爾森，別名哈基姆・貝伊（註32）。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默默無聞，摩爾人正統教會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歷經了一次復興，這該歸功於垮掉派、嬉皮士、同性戀解放運動支持者的參與。20世紀90年代後期，領導正統教會的新澤西教區的人是索特莫克・比亞耶爾主教（Sotemohk A. Beeyayelel）。索特莫克主教對拜克塔什蘇菲派、酷兒精神、激進妖精運動（Radical Faerie）都採取開放態度，他也試圖促進教會在教育與社會改革這些領域上產生作用。
激進妖精是一個鬆散的全球網絡與反主流文化運動，其渴望透過訴諸靈性來重新定義酷兒意識。有時它會被看作是當代異教主義的一種變形，它同時也採用了無政府主義跟環保主義的元素。這些東西都是哈里・海伊（Harry Hay）在1979年奠基的成果，他被認為是同性戀解放運動之父。他還是馬太辛協會（Mattachine Society）的創辦人，這是美國最早的一個持續運作至今的同性戀權利組織。海伊是克勞利的性魔法實踐者，他是W.T・史密斯領導的洛杉磯阿加佩會館的成員，他負責在那裡替OTO的諾斯底彌撒演奏管風琴（註33）。
海伊也是北美男人男童戀愛協會（North American Man/Boy Love Association，NAMBLA）的支持者，這是美國的一個提倡戀童癖的組織，其致力於推動廢除最低合法性行為年齡限制，好使成年人與未成年人的性行為除罪化（註34）。哈基姆・貝伊亦因為公開為《NAMBLA公報》（NAMBLA Bulletin）撰文而飽受批評（註35）。貝伊甚至撰文討論過蘇菲派與古代凱爾特文化、科技與盧德主義、毒繩傘在古愛爾蘭以及蘇菲派傳統中的少年愛（pederasty）之間的聯繫（註36）。
在20世紀90年代末，摩爾正統教會的索特莫克主教把新澤西州的奧格之帽（Ong’s Hat）南村變成了教會的發展重鎮。奧格之帽實際上是一座鬼城，它更因為約瑟夫・馬蒂尼（Joseph Matheny）的《古樸之書：奧格之帽與通往新維度的其它門戶》（The Incunabula Papers: Ong’s Hat and Other Gateways to New Dimensions）而成了知名的都市傳說。這個地方的名字也許與沃爾特・奧格有什麼關係，他是德日進的朋友與馬歇爾・麥克魯漢的合作夥伴。這整個傳說最初是發端於20世紀80年代的BBSs、老全錄的電郵藝術圈子與早期的愛好者雜誌。這個傳說基本上是子虛烏有的，但它被編入了各種神秘學團體和儀式實踐的五四三。
奧格之帽通常被認為是最早的另類實境遊戲（ARG），與之相關的陰謀論小說《奧格之帽》（Ong’s Hat）一開始就登上了《WELL》（註37）。在《混沌研究所與新澤西州奧格之帽的摩爾科學修道院全彩手冊》（A full color brochure for the Institute of Chaos Studies and the Moorish Science Ashram in Ong’s Hat, New Jersey）中，馬蒂尼講述了一個關於混沌理論的研究中的兩大陣營彼此鬥爭的故事。其中一派拒絕將混沌這個概念直接等同於混亂無序，另一派則更醉心於它與混沌魔法的聯繫，根據馬蒂尼的說法，這一派的人堪稱是一個“非主流網絡”，包括了書信交友與電腦愛好者、《全球概覽》懷舊主義者、未來學家、無政府主義者、保健食品狂熱者、新異教徒與邪教徒、自賣自誇的龐克詩人、足不出戶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生存主義者和電郵藝術家。”（註38）
這整個故事始於一個叫做瓦利・法德（Wali Fard，原型是創立伊斯蘭國度的華萊士・法德）的傢伙，他為了尋找神秘知事所以在世界各地旅行。法德在布魯克林建立了摩爾科學修道院（Moorish Science Ashram），他在那裡進行意識增強和心靈、情緒與心理活動擴大方面的研究。幾名來自新澤西州帕拉默斯（Paramus）的逃家男孩、一對來自布魯克林的無政府主義女同性戀伴侶、鮑勃・多布斯的兩個孩子弗蘭克與阿爾西亞（Frank/ Althea Dobbs）隨後加入了他，他們展開了一些控制論與意識相關的實驗。
馬蒂尼指出，奧格之帽“過於接近”迪克斯堡（Fort Dix）附近的南澤西核廢料傾倒處，迪克斯堡則因為發生過“意外”，所以居民都被疏散了。他接著提到，修道院之後又招來了兩位出身奧格之帽的科學家，他們一起成立了混沌研究所（Institute of Chaos studies，ICS）。他們開始利用性與藥物以及一個被稱作“蛋”的裝置進行實驗，這個裝置是一個經過改良的感官剝奪室，它會讓受試者的注意力全球集中在電腦終端與螢幕上面。在有一次的春分，一位帕拉默斯的逃家者接受了蛋的實驗，結果整顆蛋竟然從實驗室憑空消失不見。片刻之後，它才又重新恢復原狀，那位男孩則說他去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維度：“這是一扇門戶的開口啊。”
這顆蛋的故事啟發了兒童電視劇《異次元防衛者》（Galidor），其中就有一個同名的跨維度旅行裝置，這個節目曾在加拿大的《YTV》與美國的《福克斯兒童頻道》播出。節目的主角是十五歲的男孩尼克・布魯圖斯（Nick Bluetooth，還有他的夥伴阿萊格拉・贊恩〔Allegra Zane〕），他們可以駕駛一艘暱稱叫做蛋的飛行器來依據一張外星地圖到處穿梭，於是他們來到了一個被反派格羅姆（Gorm）威脅的“外部維度”，他們如何保護那裡就是整個故事的內容。
穆罕默德・奈特的《威廉・柏洛茲vs古蘭經》（William S. Burroughs vs. The Qur’an）一書涵蓋了他與哈基姆・貝伊的關係，還有他以柏洛茲的切割手法對《古蘭經》進行文學實驗的嘗試。奈特在2011年獲得哈佛碩士學位，同時他也是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的伊斯蘭研究博士生。《衛報》曾形容他是“伊斯蘭文學的亨特・湯普森”（註39）。《舊金山紀事報》更評論他是“歐巴馬的美國最需要、最難以面對又最應該盼望的作家之一。”（註40）《出版者周刊》則以“伊斯蘭世界的怪誕實驗主義者”來描述他（註41）。
自從在十五歲讀過亞歷克斯・哈里（Alex Haley）的《麥爾坎X傳記》（Autobiography of Malcolm X）後，奈特便潛心轉向伊斯蘭教，他在十七歲時動身前往巴基斯坦的伊斯蘭馬巴德好徹底研究這個宗教，同時他也決定加入車臣反抗俄羅斯的“聖戰”。然而，奈特因支持女性主持的祈禱、寫過有爭議的文章、對美國穆斯林社群的領導人不甚尊重、公開坦誠自己的叛教行為、擁抱伊斯蘭國度和百分之五民族（Five Percenters）又時常對先知穆罕默德不屑一顧而飽受非議。
奈特在2002年寫下了《伊斯蘭龐克》（The Taqwacores），故事大意是一群生活在水牛城的虛構穆斯林龐克，這本書因為荒誕觸手公司（Alternative Tentacles）的推銷漸漸流行起來，這家唱片公司是創立者是傑洛・比夫拉（Jello Biafra），他是死亡甘迺迪樂團（DeadKennedys）的主唱，亦與准天才教會有往來。奈特逐漸與又名神與地球之國（Nation of Gods and Earths）的百分之五民族走得越來越近，這個團體是在1964年自伊斯蘭國度分裂，其極力宣揚黑人乃是上帝的化身。奈特也為此寫了關於這場運動的第一本民族誌《百分之五民族：伊斯蘭教、嘻哈與紐約的眾神》（The Five Percenters: Islam, Hip-hop and the Gods of New York）。這本書的摘錄內容甚至被印在了洛德・賈馬（Lord Jamar of Brand Nubian）的《百分之五》（The 5% Album）這張專輯上面，武當幫（Wu-Tang Clan）的勞勃・迪格（RZA）和蓋瑞・格萊斯（GZA）也有為這張專輯獻聲。
先鋒主義
根據他本人的自介，“約瑟夫・馬蒂尼只是一個化名，宇宙銀河系裡的高度進化智慧生命都可以借用這個名字。就像蒙蒂・坎辛（Monty Cantsin）、路德・布利塞特（Luther Blisset）和聖日耳曼伯爵一樣，你永遠也不會知道這個名字什麼時候會出現在你面前。”（註42）蒙蒂・坎辛是一個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多用途人名，它與後情境主義者的先鋒主義（Neoism）運動息息相關。蒙蒂・坎辛這個名字也出現在了凱瑞・桑利的《混沌法則》第五版的序言，他據說是一個曾服役於日本厚木空軍基地的喜愛惡作劇的傢伙。
這個名字最初是評論家、惡作劇者、郵件藝術家大衛・扎克（David Zack）在1978年創造的。扎克之所以會想出“蒙蒂・坎辛”這個名字似乎與匈牙利裔的藝術家伊士特文・坎特（Istvan Kantor）有關，這是一個他常用的假名。坎特先後在巴黎與蒙特利爾生活過，他在1978年和扎克、布拉斯特・阿克曼（Blaster Al Ackerman）在俄勒岡州波特蘭一起生活了一年。坎特在那裡與郵件藝術（Mail Art）的藝術家們一同玩耍，這是激浪派的產物，工業音樂也是那時的流行。阿克曼在20世紀80年代的影響力對許多藝術家和音樂家來說都是毋庸置疑的，就連吉妮西絲・奧里奇也用了阿克曼的一封信來當作悸動軟骨的《漢堡包女士》（Hamburger Lady）的底稿（註43）。
坎特在回到蒙特利爾後籌劃了一次郵件藝術秀，“郵件裡的大腦”（The Brain in the Mail），這場活動聚集了不少人，其中很多是打著先鋒主義之名的才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先鋒主義吸引了塗鴉藝術、街頭表演、文字創作、實驗電影與影片、郵件藝術、早期的准天才教會和同性戀文化，這使得先鋒主義變成了一個融合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激浪派概念藝術（Concept Art）、龐克、工業音樂和電子音樂、革命政治與思辨科學的國際性次文化。依照坎特自己的說法，先鋒主義充其量只是一個通稱，它唯一的規則就是你無論做任何事都必須奉著先鋒主義的名義（註44）。
先鋒主義者以“超級困惑”（the great confusion）和“激進遊戲”（radical play）來形容他們玩的這種策略（註45）。先鋒主義喜歡以集體的方式共用假名和身份，一同玩弄惡作劇、悖論、剽竊與作假，它還樂於發明數種自相矛盾的定義，以使任何分類都變得毫無意義。不久後，先鋒主義便擴展成了一個國際次文化網絡，蒙蒂・坎辛這個名字在其中被眾人共用。蒙蒂・坎辛起初最設定的形象是一位“舉世聞名的流行歌星”。秉持著這種完全自由且開放的哲學理念，任何人都可以以他的名義表演，從而為他堆起愈來愈多名聲與成就。後來，像凱倫・艾略特（Karen Eliot）、路德・布利塞特等各種名字的靈感都是源於蒙蒂・坎辛和先鋒主義。其他信守先鋒主義的藝術家還包括了KLF，這是英國的一個“迷幻浩室”（acid house）風格的開創性樂團，這是奧里奇發明的一個術語（註46）。KLF的暱稱公義古者（The Justified Ancients of Mu Mu）是取自羅伯特・安東・威爾遜和謝伊的《光明會三部曲》中的虛構陰謀組織“穆姆的公義古者”（The Justified Ancients of Mummu）。KLF利用它的KLF唱片公司（KLF Communications）發佈了很多國際熱曲，其更在1991年成為了全球最暢銷的單曲表演樂團。這個樂團從一開始就採用了混沌主義的哲學，它還表露出了很多無政府式的情境主義傾向。其中最人盡皆知的一個例子是，他們曾經一口氣燒光KLF剩餘的收入——那是一百萬英鎊的現金——然後把這拍成了表演。
在與先鋒主義分道揚鑣後，身兼藝術家與歷史學家的斯圖爾特・霍姆（Stewart Home）在1994年創立了先鋒聯盟（Neoist Alliance）這個神秘學組織，他自己在其中扮演魔法師。霍姆的母親朱莉婭・卡蘭・湯普森（Julia Callan-Thompson）是一位常參與諾丁山的激進藝術團體活動的模特兒。據霍姆說，他母親認識的朋友包括了搖擺倫敦的知名LSD人士，如亞歷山大・特羅奇、麥爾坎X、鮑伯・古喬內（Bob Guccione，他是《閣樓》雜誌的創辦人）、蒂莫西・利里、塔維斯托克的精神病學家兼伊色冷研究所的R.D・萊恩、埃里克・克拉普頓、威廉・柏洛茲、SOMA的創始人史蒂芬・艾布拉姆斯（Stephen Abrams）和名人攝影師約翰・霍普金斯（註47）。
卡蘭・湯普森和克莉絲汀・基勒（Christine Keeler）及其他牽涉入普羅莫富事件（Profumo Affair）的人也都有很好的交情。基勒曾是英國模特兒與歌舞女郎，她在冷戰正值高峰的時候與已婚的政府部長約翰・普羅莫富（John Profumo）還有一位蘇聯外交官發生了感情糾紛。她的另外兩名戀人遭遇槍擊的這一事實可能表明了她的事情已經威脅到了國家安全。在普羅莫富承認自己沒拿捏好分寸後，這件醜聞最終在1963年動搖了哈羅德・麥克米倫的保守黨政府。
在20世紀80－90年代，斯圖爾特・霍姆籌劃了一些藝術展覽，他也撰寫過非虛構類的小冊子、雜誌、書籍並編輯選集。這些作品反映出的多是激進左派、龐克文化、神秘學、情境主義者的歷史與影響以及其它20世紀的反藝術前衛派運動，比如達達主義與字母主義。他在80－90年代的活躍也包括了曾多次借用蒙蒂・坎辛和凱倫・艾略特這些名字，他亦沒有少過公開玩弄抄襲、惡作劇與編造宣傳這些伎倆。霍姆的其中一次惡作劇是先鋒聯盟在1993年抗議伊恩・斯圖爾特（Ian Stuart）主持的史托克豪森的《哈爾利奎小丑》（Harlequin），當時他們所有人通通把雙手高捧出了金字塔的形狀，就像今天Jay Z帶起流行的那樣。他們發佈的新聞稿作出了這番辯解：
“我們反感史托克豪森是因為他的音樂和理論性作品都充斥著精英與帝國主義色彩。靠著從玫瑰十字會跟光明會等秘密社團傳承給我們的技巧，我們將嘗試讓亭樓劇院（Pavilion Theatre）被我們的力量蓋過。這就是我們破壞這場音樂會的最有效也最不暴力的方式。”（註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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