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揚・漢森：希特勒的猶太通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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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RICHARD SP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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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是1933年4月7日的早晨，一群工人在柏林南部有了一個可怕的發現。在連接這座德國首都到巴魯特（Baruth）的道路附近，一個身穿晚禮服、身中子彈的男士就這麼倒臥在那裡。他的頭部被以行刑式風格開了兩槍，早已斃命多時。除了以外就沒有什麼好說的了。他的屍體長滿蛆蟲，被動物啃咬過的面容已幾乎無法辨認。柏林警方的赫爾曼・阿爾布雷希特（Hermann Albrecht）很快就確定了死者的名字是埃里克・揚・漢森（Erik Jan Hanussen），一位家喻戶曉的柏林遙視者、占星學家與公眾人物，他從兩個星期前就音訊全無。

當然，問題的關鍵是誰又出於什麼理由對漢森下了毒手。死者在生前似乎樹敵頗多。無論是敵對的通靈者、憤怒的前僱員、被拋棄的戀人、戴綠帽子的丈夫、勒索的受害者還是黑社會份子，所有人好似都有理由期待他早點去死。阿爾布雷希特只得或許稱得上是明智地下了定論，那就是這位通靈者是被柏林本地的綁匪“擺了一道”（註1）。這件案子仍舊謎團重重。

阿爾布雷希特肯定知道，真正刺殺漢森的人其實是柏林的納粹衝鋒隊（SA）。但這就怪了，因為直到他遇害之前，漢森都和許多納粹份子有不錯的交情，更不用說是正式的黨員與衝鋒隊的名譽隊員。他甚至認識阿道夫・希特勒，而且他料事如神的親納粹預言更為漢森贏得了“第三帝國的先知”、“納粹的拉斯普京”、希特勒的“諾查丹瑪斯”等綽號。更妙的是，漢森實際上一個猶太人。

漢森的故事令人感到著迷、不可思議且困惑不已，也是很多傳記的題材，其中最引人矚目的也許是梅爾・戈登（Mel Gordon）的《埃里克・揚・漢森：希特勒的猶太遙視者》（Erik Jan Hanussen: Hitler’s Jewish Clairvoyant，2001）與亞瑟・馬吉達（Arthur J. Magida）的《納粹降神會：希特勒的猶太通靈者心腹的離奇故事》（The Nazi Séance: The Strange Story of the Jewish Psychic in Hitler’s Circle，2011，註2）。

本文將會簡要介紹漢森的一生，但也會重點關注一些值得細究的問題。首先，是否有任何線索能指出漢森的天賦與行為和他的家庭背景有關？漢森又會否參與了間諜活動，還是與情報部門有任何關聯？最後，他與日後的元首到底是什麼關係？

誰是“埃里克・揚・漢森”？

漢森的原名其實不是漢森。他的本名叫做赫希曼・查姆・施泰因施奈德（Hershmann Chaim Steinschneider，後又改為赫爾曼）。他出生在1889年的維也納，是沒什麼成就的猶太雜耍家兼旅行推銷員齊格弗里德・施泰因施奈德（Siegfried Steinschneider）的兒子。赫希曼的出生地被登記在普羅斯尼茨（Prossnitz，今捷克的普羅斯捷約夫），這是施泰因施奈德家族居住已久的一座摩拉維亞小鎮。這個家族和這個地方都有著相當有趣的歷史。

普羅斯尼茨在18世紀曾有一個蓬勃發展的猶太社區，其孕育了一眾名聞遐邇的拉比和《塔木德》學者。其中包括拉比但以理・普羅斯尼茨（Daniel Prossnitz）及其子亞倫・但以理・普羅斯尼茨（Aaron Daniel Prossnitz），後者後來將自己的姓氏改成了施泰因施奈德。這兩位拉比也都以“魔法和治病”本領著稱（註3）。梅爾・戈登曾猜測，施泰因施奈德這個姓氏的意思是“切割石頭者”或“石頭裁縫”，這應該是源於亞倫・但以理會利用雕刻石塊製作卡巴拉附身符的習慣（註4）。

但普羅斯尼茨並不像看上去得那麼單純。這座小鎮的猶太社區是沙巴蒂人（Sabbatian）的異端邪說盛行的溫床，這是一個尊崇17世紀的“彌賽亞”沙巴蒂・薩維（Sabbatai Zevi）的神秘教派（註5）。沙巴蒂人不僅視薩維是彌賽亞，更熱衷於遵循他的反律法教義，亦即蓄意違反猶太律法，這是一種諾斯底式的“透過罪來獲得救贖”的觀念（註6）。此外，滲透普羅斯尼茨的還有更激進且神秘的法蘭克主義教派（Frankist），該教派進行的實踐就包括了狂歡儀式（註7）。在哥舒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看來，沙巴蒂人的影響完全顛覆了普羅斯尼茨原有的正統拉比文化（註8）。猶大・萊布・普羅斯尼茨（Judah Leib Prossnitz）是一位臭名昭彰的沙巴蒂信仰傳教士，他宣稱自己能夠呼喚舍吉拿（Shekinah，神聖的存在），他會利用某種背光裝置施展把戲，來讓他的胸前浮現出神奇的字母（註9）。

這種伎倆聽起來非常像是漢森在兩個世紀後嘗試過的手法。但是，鑒於他從未在普羅斯尼茨住過，這種宗派文化對他究竟能有多大的影響？拉比馬文・安特曼（Marvin Antelman）聲稱施泰因施奈德家族是一個“沙巴蒂家族”，而且他還說漢森的叔祖父莫里茨・施泰因施奈德（Moritz Steinschneider）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註10）。漢森肯定曾從他的父親那裡聽過一些關於普羅斯尼茨的事情。他確實造訪過那裡，並驚嘆於當地人對一位擠牛奶女傭施展的驅魔術（註11）。不管是不是有意識的，漢森往後的作為，從矢口否認自己的猶太背景、對性方面和其它舊習的鄙棄、著迷於神秘主義甚至是與那些惡毒的反猶人士的交情，都或多或少符合沙巴蒂－法蘭克主義者應有的行為。

探討漢森在20世紀20年代以前的過往的一個基本難處是，大部份的參考資料都是源自同一個來源，即他1930年的自傳《我的人生》（Meine Lebenslinie）。光是說這本書實在是過於自吹自擂都還只能算是輕描淡寫，儘管它在時間與地點的述說方面似乎是可靠的。這位作者在自己的種族問題上一直在打迷糊戰，他說自己出生在維也納（這是真的）而不是丹麥、西西里島或塔諾波爾（Tarnopol），後者是舊帝國邊陲的一個大宗猶太城鎮（註12）。如果他說的話屬實，那麼他的精神天賦就是首先萌芽於子宮裡，那時他動念想要讓自己未婚的父母成婚（註13）。

赫爾曼・“哈瑞”・施泰因施奈德追隨其父的腳步，在年輕時就跟著馬戲團與雜耍表演在中歐各地旅行，他經常去跟那些算命師、大力士、催眠師、魔術師還有信心治療師博感情。他從他們身上學到了很多技巧，同時也發明了一些自己專屬的本事，然後他以讀心術和催眠術登台表演。他還曾嘗試在新聞業闖出一片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些年，他為一位名聲不怎樣的維也納醜聞報刊《閃電報》（Der Blitz）工作，這家報紙大部份的收入都是來自收錢把報導撤回（註14）。施泰因施奈德會從中學到很多他可以在將來發揮的經驗。

哈瑞在戰爭期間替奧匈帝國的軍隊服役，憑著讀心術和探尋礦脈的天賦，他得以遠離戰壕並在後方安享閒差。這是否可以說是他的超感官天賦的證明，還是說這只是什麼聰明的把戲，一如既往仍有待爭論。

施泰因施奈德還為自己取了幾個別名，比如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Siegfried Krakauer）和掃羅・阿索魯姆・赫希特（Saul Absolom Herschwitter），都仍然帶有強烈的猶太色彩（註15）。約莫是在1919年，他終於確定了自己的名字叫做埃里克・揚・漢森，他自稱是一位丹麥貴族，同時他靠著自己的心靈能力成為了一名表演者、心靈調查員和神秘學研究者。當然，他一點都不丹麥，也沒有人打算計較這一點，就連漢森本人也是。他在1919年訪問布拉格時還公開吹噓自己的“捷克－猶太”背景（註16）。漢森總是適時地決定自己應該是什麼人。

在戰後的維也納，他以舞台心理學家和催眠師的身份聲名鵲起。他還曾在一部預算低廉的電影（《催眠》〔Hypnosis〕）裡露過一手，他在片中飾演一位遙視偵探，對抗一位斯文加利式的傢伙的陰謀。他在現實生活同樣扮演著心靈偵探，這讓他更是名利雙收。他經手過最著名的案子是奧地利國家銀行印鈔局的神秘竊案。剛印刷好的鈔票憑空消失，當局完全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漢森通過簡單地推理就解決了這件案子，他強調這必定是一起監守自盜。他正確地揪出了罪魁禍首，使大部份贓物都成功被討回（註17）。

然而，他打擊犯罪的事蹟卻引起了維也納警察總部的敵意，總部會懷疑他並不是沒有理由，他被質疑是否參與了他聲稱要解決的案件或是起碼知道內幕消息。不過，漢森至少在警方中贏得了一位擁護者。利奧波德・托馬博士（Dr. Leopold Thoma）是一位精神分析師、超自然研究者與維也納警方心理偵查科主任。他在1921年組建了麾下的刑事心理研究所（Institut fur Kriminal Telepatische Forschung）。他和漢森的道路還會在將來幾年再度相交。

在維也納當局開始取締催眠術後，漢森便轉而尋找其它更有前景的地方。隨著奧地利煙草大亨漢斯・豪瑟（Hans Hauser）的出現，漢森成為了向希臘人出售剩餘軍備計劃的參與者，當時希臘人正在與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國進行激烈戰爭。儘管漢森的工作據說是發揮他的催眠術來在商談時多佔好處，但這件事都充滿了國際陰謀的氣息（註18）。

也許最重要的是，在巴爾幹煙草貿易的過程中，漢森幾乎肯定會與英國煙草公司（Tobacco Company Ltd）打交道，這家公司恰好還為“S.I.S（MI6）特務和秘密單位的前僱員在歐洲提供掩護。”（註19）此外，英國在那時支持的是希臘人，法國、義大利、蘇聯則暗地向土耳其人供應軍火。據漢森回憶，他和一名同伴曾被懷疑是希臘的間諜，所以被拒絕登上義大利控制的羅得島（註20）。其後他在黎凡特與北非的漫遊也增進了他對東方神秘主義的瞭解，但這同樣為間諜活動提供了充足的空間。他聲稱自己曾協助埃及警方打擊大麻走私犯，雖然這也讓人不得不懷疑漢森是不是自己也在從事走私（註21）。

1924年，漢森穿越大西洋來到美國進行巡演，但他旋即發現美國人對他的表演可謂是興趣缺缺。儘管如此，在歐洲，特別是德國，漢森卻變得炙手可熱，他在1928年更標榜自己是“千古巫師”（Wizard of the Ages）並擴展了自己的本事，現在他又會了手相術、筆跡學和占星學（註22）。不過，他最倚重的生財工具仍是讀心術。在通常情況下，觀眾會將寫好的問題交給助手，然後神奇的漢森就會透過他的心靈能力來閱讀並解答——他和他的助手也會在期間用密碼互相溝通。他繼續為刑事案件提供諮詢，其中包括“杜塞爾多夫的吸血鬼”一案，這位連環殺人魔使這座城市在1929－1930年陷入了一片恐慌。他亦向富有的客戶服務，據稱還變成了“歐洲皇室的顧問”（註23）。

然而，樹大遲早招風。捷克利托摩利斯（Leitmeritz）的一位檢察官在1928年指控漢森犯下了詐欺與竊盜罪，這件案子能夠提起自然是基於所謂這個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遙視的前提。在漫長的公開審判中，漢森透過成功向法官證明了他的“能力”，或是在無人抓得到把柄的情況下耍弄把戲，成功無罪獲釋（註24）。

柏林＆漢森問鼎權力

 

到了1930年，漢森已多少在柏林有了牢牢的根基，他在那裡成了大家津津樂道的名人，也是病入膏盲的魏瑪共和國的頹廢享樂主義象徵。在激烈競爭的情況下，他能獲得這樣的認可更顯難得。彼時的德國首都充斥著數以千計的先知、催眠師、信心治療師和神秘主義者（註25）。他在斯卡拉大劇院或其它劇院的豪華演出都會驚動瑪琳・黛德麗（Marlene Dietrich）、西格蒙德・佛洛伊德、彼得・羅（Peter Lorre）、弗里茨・朗（Fritz Lang）——甚至是赫爾曼・戈林等人的到場觀賞。漢森享有精美的汽車、遊艇與飛機，他還擁有一個小型的書籍、雜誌和報紙出版帝國，不知疲倦地宣傳他的產品和預言。

他通過敲詐（這可追溯到他還在《閃電報》的時候）和濫用影響力為自己累積財富。被梅爾・戈登稱為“性愛遊戲大師”的漢森主持且秘密錄下了一系列私人降神會，許多政治家、貴族、電影明星和實業家都被吸引前來參加（註26）。這些活動想必也摻和了性元素，有些來賓為了不讓事情傳出去，只得答應略施小惠（註27）。他還向一些“特殊朋友”提供私人貸款，其中包括著名的納粹份子，如柏林的衝鋒隊負責人沃爾夫・海爾多夫（Wolf Heinrich Graf von Helldorf），他是一個放蕩、墮落的賭徒，並沉溺於“黑魔法”（註28）。

不論他的神秘本領究竟是什麼，漢森向來都是一個工於心計、不擇手段且卑鄙無恥的人，他暗示自己在德國及其它地方取得了一些重要人物的信任。他顯然有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來打探秘密情報的天賦。在他認識希特勒後，他作為線人的價值只會有增無減。所有這一切都使得漢森成為了任何情報部門都急於利用的資產。

有意思的是，另一位神秘主義者也在1930－1932年的柏林待上了一段時日，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阿萊斯特・克勞利（Aleister Crowley）。克勞利與英國情報門的關係很深，他在德國的部分目的就是要觀察與調查某些人（註29）。鑒於漢森的醒目地位與他自稱在催眠和密宗性實踐方面的專長，那位野獸不可能沒有注意過他。反常的是，克勞利的日記卻沒有提過漢森或任何與他有關的事情（註30）。

不過，他們並不是沒有間接關聯。前面說過的利奧波德・托馬博士在1930年再次闖入了漢森的生活，並成為了他最親密的合作者之ㄧ。托馬跟奧地利精神分析師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很熟，克勞利曾明確表示過自己與阿德勒認識，兩人還在柏林一同共事（註31）。此外，托馬還與另一位精神分析師、超自然研究者亞歷山大・坎農博士（Dr. Alexander Cannon）為友，這個人也是克勞利的朋友，並與漢森有過交流（註32）。坎農有時又被叫做“約克郡的瑜伽仔”或“英國的黑魔法領袖”，他後來更被指控是納粹同情者與德國間諜（註33）。最後但絕非最不重要的是，漢森是德國作家兼神秘主義者漢斯・海因茨・尤爾斯（Hanns Heinz Ewers）的知己，尤爾斯在那時已是狂熱的納粹份子，他可以接觸希特勒，亦是克勞利的老相識（註34）。因此，克勞利掌握了許多渠道，他可以利用這些渠道來收集有關於漢森的消息。

克勞利－漢森聯繫或許就是勒內・蓋農（René Guénon）後來斷言那位野獸已經滲透了希特勒的圈子，並使他自己成為這位納粹領導人的“秘密顧問”的原因（註35）。沒有跡象表明克勞利曾接近過元首，但漢森確實做到了這一點。

托馬也有可能替奧地利情報部門做事。他與維也納警方保持聯繫，參與了情報和反間諜活動（註36）。瞭解在該國出生長大的阿道夫・希特勒腦子裡到底在想什麼是當務之急。漢森於是再次變成了寶貴的信息來源。

與法國情報部門有關的作家皮埃爾・馬里埃爾（Pierre Mariel）在1933年撰寫了一本奇怪的書《青龍七首》（Les Sept Tetes du Dragon Vert）。這本書概述了一樁國際陰謀，其中涉及了希特勒的崛起。漢森在書中假扮成“戴綠手套的人”，他是這樁陰謀的代理人（註37）。多年後，馬里埃爾又以沃納・格爾森（Werner Gerson）的筆名在一本討論納粹神秘主義的書中宣稱“漢森是英國間諜”，錄取他的人是前英國特務約翰・戈德史密斯（John Goldsmith，註38）。間諜機構會想要利用漢森，完全是一件意料之中的事。

漢森＆希特勒

 

漢森是在何時又是如何找上了希特勒還是一個謎。作家朱利・利納（Juri Lina）聲稱他們的交情始於1930年，但這未必正確（註39）。戈登說他們兩人是在1932年6月底或7月初經由海爾多夫會面。帕拉西奧斯（Palacios）認為中間人應該是尤爾斯，而會面則是發生在1932年底，馬吉達更懷疑兩人是否真的見過（註40）。沃爾特・蘭格（Walter Langer）在1943年為美國的OSS完成了對希特勒的“心理測寫”，他的其中一個消息來源是納粹中的異議份子奧托・斯特拉瑟（Otto Strasser），此人曾經是漢森的崇拜者，據他透露：“在20世紀20年代初，希特勒曾定期接受一位名叫漢森的人的演講與群眾心理學授課，那個人也是一位執業的占星學家與算命師。”（註41）在他留下的文字記述中，斯特拉瑟只是簡單地說這些會面是發生在“戰後那段期間”，他還說漢森是一個“超級遙視者”，並充當了希特勒的“靈媒”（註42）。同時代的美國記者昆西・浩威（Quincy Howe）在《世界日記》（World Diary）裡提到，1930年是希特勒經常諮詢那位猶太催眠師，於是後者也順勢將自己的名字從施泰因施奈德改成漢森”的一年（註43）。

不過，時間步入1932年，這時阿道夫想從這位通靈者身上得到的已不再是演說訓練，而是對未來的一瞥。早在1930年，漢森便預言了一位奉行激進社會主義學說的獨裁者將展開統治，雖然他的出版物諷刺了包括希特勒在內的政治人物。情況在1932年發生了變化。希特勒與現任的保羅・馮・興登堡競逐總統，哈努森預測興登堡會勝選（的確是這樣），但希特勒也將在ㄧ年內當上總理。自那時起，漢森和他的出版物就採取了更加親納粹的立場。

然而，最可能引起希特勒注意的事情與其他人一樣，其實跟政治毫無關係。1932年5月正是賽車手們齊聚在柏林參加AVUS大賽的時候，年輕的捷克貴族喬治・洛科布維奇（Georg Christian von Lobkowicz）也是參賽的好手。就在比賽開始前幾天，漢森就預言洛科布維奇會發生不測。後來他的梅賽德斯賽車果真撞毀，他本人更當場喪命（註44）。調查結果顯示這場悲劇是機械故障所致。即便是漢森最頑固的懷疑者也很難解釋他怎能在這件事上耍詐。這些敵人並沒有暗示是這位通靈者命人破壞了洛科布維奇的車子，反而懷疑這一切可能與簽賭有關。這位年輕的捷克人是漢森喜歡的一位女性的愛慕對象，因此嫉妒是另一個可能的動機。不管怎樣，對大多數人而言，這場事故再一次證明了漢森確實是一位先知。亞瑟・馬吉達認為，經過多年的精神訓練，漢森可能真的取得了一些心靈能力（註45）。

不久後他就與希特勒進行了會面，漢森向緊張不已的阿道夫保證他的選舉不會有問題。果真，納粹在7月的選舉大獲成功，他們的席次增加了一輩，一舉變成國會最大黨。在1933年的新年，漢森又根據天象預言，希特勒將會當上總理。結果確實如此。

神秘學宮殿＆國會縱火案

 

漢森似乎正處在他個人的權力巔峰。他不只是一個與納粹有關聯的人，他本人就是黨員。就連他最信任的秘書伊斯梅特・德齊諾（Ismet Dzino）都入了黨，還是衝鋒隊的一員。除了已是新政權最青睞的預言家之外，他還要在這座神秘學宮殿繼續拓展。首都的精英紛紛想要來一見。但這時又出了ㄧ點問題，由於他跟納粹的關係，漢森引起了共產黨媒體的敵意，其公佈了他擁有猶太血統的證據。漢森一直努力要解決這個問題，而像海爾多夫這樣的納粹夥伴也依舊不離不棄，至少在這時還是如此。

神秘學宮殿在2月26日的那晚張開了大門。在一場半私人的降神會上，漢森的其中一位靈媒、前演員瑪麗亞・波德勒（Maria Paudler）看見了異象。她在恍惚狀態中眼見一座“偉大的建築”發生祝融之災（註46），媒體則將這個預言歸功於漢森本人。不出二十個小時，國會大廈就失火了。納粹把這場大火歸咎為共產黨的陰謀，並透過宣布緊急狀態來賦予希特勒進行獨裁統治的權力。柏林警方隨後逮捕了馬里納斯・范・德・呂伯（Marinus van der Lubbe）這位與共產黨有關係的荷蘭籍縱火犯。一般的看法都認為納粹才是呂伯背後的幕後黑手，庫格爾（Kugel）更認為是催眠大師漢森事先操控了這個荷蘭人（註47）。格爾森/馬里埃爾還提出了另一種可能性：這位通靈者是在某人的指使下蓄意煽動這場火災發生，好讓希特勒丟儘顏面。若真是如此，那這樁陰謀可真是失敗（註48）。

到了3月中旬，漢森大部份的納粹朋友，包括海爾多夫都發現自己遭到了解職或調離。衝鋒隊在3月24日把這位通靈者帶到蓋世太保總部接受審問。他們後來放了他，但在第二天晚上又有三個人從街上把他抓走，之後他就再也沒有出現過。最簡單的猜測是，納粹殺害漢森是因為他們發現他是猶太人，但這一點道理也沒有。關於他的希伯來背景的證據早已流傳數月，他的黨內同志並沒有因此排斥他。他們沒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要偏偏在這時這麼做。另一個理論聲稱海爾多夫和其他人要殺他是因為不想還債，但這根本等同於是讓他們害死了自己的金雞母。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漢森有想要收回他的貸款，或是他不願意再借錢給人。

漢森之死幾乎可以肯定與國會縱火案有關，但恐怕還不止如此。漢森的大多數納粹朋友都是衝鋒隊的人，而且他們大多隸屬於希特勒唯一的對手恩斯特・羅姆（Ernst Roehm）。僅僅在一年後，希特勒和黨衛軍便在所謂的長刀之夜裡殺死了羅姆和其他幾十名衝鋒隊領導人。包括羅姆在內的這些人都和漢森是舊交。海爾多夫逃過一劫，但他參加了反對希特勒的謀反，並因為1944年失敗的元首暗殺計劃被處死。相形下，後來被指控謀殺漢森的三名衝鋒隊隊員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平安無事，其中之一的魯道夫・施泰因（Rudolf Steinle）更成為了蓋世太保與黨衛軍軍官。所以，漢森很有可能是納粹早期的內部鬥爭的犧牲品。

整個故事有一個有趣的結尾，那就是漢森的秘書德齊諾。他曾被不同的人宣稱是波士尼亞人、土耳其人或黎巴嫩人，他娶了年輕的英國女子格蕾絲・卡梅倫（Grace Cameron），這違背了他的老闆的意思。漢森曾警告他，如果他們結婚，她必不會有好下場，而且德齊諾會是兇手並自殺（註49）。蓋世太保在漢森死後立刻逮捕了德齊諾，但格蕾絲利用她在英國大使館的熟人幫助他僥倖獲釋。據一份瑞士報紙報導，他們兩人後來現身在倫敦，德齊諾告訴他的朋友說蓋世太保盯上他是因為他擁有“關於他的老闆與納粹領導人的友誼的重要文件”（註50）。這些文件被留在倫敦，德齊諾和他的妻子則移居維也納。德齊諾或他的妻子是不是與英國情報部門有聯繫？這些文件後來落入了誰的手裡？克勞利或蓋農是否有在背後扮演什麼角色？

德齊諾在奧地利過得並不順遂，靠著管理賭場維生。他因為吃醋所以趕走了格蕾絲。1937年9月，兩人重新見面，結果他卻開槍殺死了她和他們四歲的兒子，然後他也舉槍自盡。漢森的預言應驗了。

有一個可以想見的謠言聲稱那具屍體其實不是漢森，這傢伙再次耍詐避開了他的敵人。這是一個令人懷疑，但十分有趣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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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notes

1. “Seer Who Foretold Hitler’s Rise Found Slain,” New York Times (9 April 1933), 12, and “Hellseher-Leiche im Wald – Vor 80 Jahren wurde Erik Jan Hanussen von einem SA-Kommando nahe Zossen erschossen,” Maerkische Allgemeine (Online), 21 March 2013 (accessed 10 April 2014).

2. German readers should also consult Wilfried Kugel’s Hanussen: Die wahre Geschichte des Hermann Steinschneider (1998), and for Spanish readers there is also Jesus Palacios, Erik Jan Hanussen, la vida y los tiempos del mago de Hitler (2005).

3. Mel Gordon, Erik Jan Hanussen: Hitler’s Jewish Clairvoyant. Los Angeles: Feral House, 2001, 4.

4. Ibid.

5. “Prossnitz,” The Jewish Encyclopedia (1906), www.jewishencyclopedia.com/articles/12394-prossnitz (10 April 2014).

6. The sect name is also commonly rendered Sabbatean. Gershom Scholem, “Redemption Through Sin,” The Messianic Idea in Judaism. New York: Schocken, 1971, 78-141.

7. Ibid. and Jay Michaelson, “Heretic of the Month: Jacob Frank.” American Jewish Life Magazine (March/April 2007), www.ajlmagazine.com/content/032007/heretic.html (28 March 2014).

8. Scholem, 141.

9. “Prossnitz, Loebele (Prostiz),” The Jewish Encyclopedia (1906), www.jewishencyclopedia.com/articles/12395-prossnitz-lobele-prostiz (10 April 2014).

10. Marvin S. Antelman, To Eliminate the Opiate, Vol. 1. Jerusalem, 1974, 137.

11. Gordon, 40-41.

12. Hanussen, Meine Lebenslinie (orig. 1930), Kindle edition, Frankfurt a. M.: Wunderkammer Verlag, 2012, location 74.

13. Ibid.

14. Markus Kompa (with Wilfried Kugel), “Erik Jan Hanussen – Hokus-Pokus-Tausendsassa.” Telepolis Magazin, www.heise.de/tp/artikel/27/27562/1.html (10 April 2014).

15. Hanussen, Ibid.

16. Gordon, 77.

17. Hanussen, loc. 2359-2434.

18. Hanussen, loc. 2447-2482.

19. Robin Lockhart, Reilly: Ace of Spie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4, 136n.

20. Hanussen, loc. 2977.

21. Kugel, 60.

22. Kompa. Ibid.

23. New York Times, Ibid.

24. “Clairvoyant Proves Power in Czech Court,” New York Times (29 May 1930), 8.

25. Gordon, 181.

26. Mel Gordon, Voluptuous Panic: The Erotic World of Weimar Berlin. Los Angeles: Feral House, 2008, 216.

27. Kompa, Ibid.

28. Gordon, Hanussen, 213, and Kompa, Ibid.

29. Richard B Spence, Secret Agent 666: Aleister Crowley, British Intelligence and the Occult. Los Angeles: Feral House, 2008, 210-213.

30. My thanks to William Breeze and the OTO Archives for this information.

31. Spence, 214-215.

32. Gordon, Hanussen, 252. After the Nazis came to power, Cannon (and maybe Crowley) helped Thoma emigrate to Britain.

33. “Edward VIII’s Links to a Mystic,” BBC News (6 Dec. 2008). news.bbc.co.uk/2/hi/uk_news/7767919.stm.

34. Werner Gerson (Pierre Mariel), “Mage ou Espion?,” in Le Nazisme: societe secrete. Paris: J’ai Lu, 1972, humanisme.canalblog.com/archives/2010/08/22/18871564.html (10 April 2014) and Gordon, Hanussen, 195. Like most of Hanussen’s Nazi associates, Ewers later was an outcast from the Party.

35. Guénon to Marcelo Motta, 1949, as quoted in Giorgio Galli, Hitler e il nazismo magico. Milan: Rizzoli, 1989, 129.

36. Mario Muigg, “Geheim-und-Nachrichten-Dienste in und aus Oesterriech, 1918-1938.” SIAK-Journal, #3 (2007), 64-72.

37. Richard B. Spence, “Behold the Green Dragon: The Myth and Reality of an Asian Secret Society.” New Dawn 112 (Jan-Feb 2009), 69.

38. Gerson, Ibid.

39. Juri Lina, Architects of Deception. Stockholm: Referent, 2004, 422.

40. “Jesus Palacios nos habla sobre el mago de Hitler.” Akasico (1 April 2006), www.akasico.com/noticia/492/Ano/Cero-Entrevistas/Jesus-Palacios-nos-habla-sobre-el-mago-de-Hitler.html (19 April 2014); Arthur J. Magida, The Nazi Séance: The Strange Story of the Jewish Psychic in Hitler’s Circl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169-170.

41. Walter C. Langer, A Psychological Profile of Adolf Hitler: His Life and Legend.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1943], 9. www.nizkor.org/hweb/people/h/hitler-adolf/oss-papers/text/profile-index.html (3 April 2014).

42. Otto Strasser, Hitler and I. London: Jonathan Cape, 1940, 37.

43. Quincy Howe, World Diary, 1929-1934. New York: McBride, 1934, 54.

44. “Motor Race Tragedy,”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24 May 1932), 9.

45. Magida, 138.

46. Geoffrey Ashe, Encyclopedia of Prophecy. Santa Barbara: ABC-Clio, 2001. 99.

47. Kugel, 231-234.

48. Gerson, Ibid.

49. Gordon, Hanussen, 254.

50. “Après avoir tue sa femme et sa fils, l’ancien secretarie du mage Hanussen se suicide a Vienne,” L’Impartiale (29 Sept. 193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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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理查德・斯賓塞博士（Dr. Richard B. Spence）為愛達荷大學的歷史系教授，他從1986年開始在那裡任教。他的興趣涵蓋當代俄羅斯、軍事、間諜和神秘學歷史，著有《秘密特工666：阿萊斯特・克勞利、英國情報界與神秘學》（Secret Agent 666: Aleister Crowley, British Intelligence and the Occult，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