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19日，德國無條件投降十二天後，為納粹發明實戰導彈的赫伯特・華格納（Herbert Wagner）乘坐一架窗戶密封的軍機降落在了華盛頓特區。
華格納是最早一批透過迴紋針計劃來到美國的納粹科學家和技術人員之一。這個計劃始於陰雲行動（Operation Overcast），這是被參謀長聯席會議批准的一次試圖使納粹科學人才為己所用的計劃（陰雲行動曾在喬治・克隆尼〔George Clooney〕2006年主演的《柏林迷宮》〔The Good German〕中被提到，但沒有多加解釋）。這項行動後來被更名為迴紋針，並在1945年8月受到哈里・杜魯門總統正式授權，他得到保證說那些人“絕對不會有任何納粹或軍國主義背景”。
截至11月中，已有許多納粹科學家、工程師和技術人員接連抵達美國，其中包括沃納・馮・布朗與超過七百位納粹火箭專家。
到了1955年，有近千名德國科學家都拿到了美國公民身份，並在美國科學界各有建樹。他們很多人都曾在很長一段時間中做過納粹黨員和蓋世太保，並且犯有對集中營囚犯進行人體實驗、使用奴隸勞工等各種戰爭罪。
馮・布朗在幾年後成為了美國太空總署（NASA）的負責人，他是迴紋針計劃中最廣為人知的其中一位科學家。其他人還有與馮・布朗關係密切的沃爾特・多恩伯格少將、創立量子力學的物理學家與諾貝爾獎得主沃納・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氣態鈾離心機專家保羅・哈特克博士（Dr. Paul Harteck）、納粹原子彈物理學家與軍事項目負責人庫爾特・迪布納、濃縮鈾專家埃里希・巴格（Erich Bagge）、1944年的諾貝爾獎得主兼“核化學之父”奧托・哈恩、科學家卡爾・弗里德里希・馮・魏茨澤克（Carl Friedrich von Weizsaecker）、卡爾・維爾茨（Karl Wirtz）、霍斯特・科爾辛（Horst Korsching）以及物理學家沃爾特・格拉赫。
《CNN》記者琳達・亨特（Linda Hunt）在1991年出版的《秘密議程：美國政府、納粹科學家與迴紋針計劃，1945－1990》（Secret Agenda: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Nazi Scientists, and Project Paperclip, 1945–1990）最早揭露了美國聯邦政府和軍方人士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為納粹的滲透推了一把。與其他研究人員相同，亨特發現許多與招募納粹份子有關的政府檔案要不是“遺失”要不就是無法調閱。據亨特說，即便政府聲稱迴紋針計劃已於1947年結束，但該計劃卻是“我國歷史上納粹份子涉入的一次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行動”。
“這個計劃一直持續到了1973年，比通常認為得還要多出幾十年。它的遺產迄今猶存，”她寫道。隨著迴紋針計劃的細節終於在20世紀90年代曝光在公眾面前時，納粹對美國的軍事工業複合體的滲透已經水到渠成。
1952年，新當選的德懷特・艾森豪總統被說服任命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出任他的國務卿，他的弟弟艾倫・杜勒斯被提拔為CIA局長。“杜勒斯兄弟的主政可以說是他們的‘民主黨’客戶與商業夥伴，埃夫里爾・哈里曼的換湯不換藥‘共和黨’版本。除了偶爾的公開表示以外，他們（對全球主義者的）戰略承諾基本上也與對他的毫無分別，”作家韋伯斯特・塔普利（Webster Griffin Tarpley）和安東・柴特金（Anton Chaitkin）在他們1992年的一本未被准許發行的喬治・布希傳記中說。值得注意的是，杜勒斯兄弟既是埃夫里爾・哈里曼的律師，也是他的商業夥伴。此外，作為瑞士伯爾尼的OSS負責人，艾倫・杜勒斯掌控著美國與蘇聯的情報樞紐，比如讓人聞風色變的紅色交響樂隊（Rote Kapelle）等間諜網絡。正是在他擔任美國大使助理期間，杜勒斯利用黨衛軍准將沃爾特・施倫堡來直接接觸後者的上司海因里希・希姆萊。杜勒斯經常向華盛頓匯報情資，但誠如亞當・勒波爾所說：“他盡忠職守的動機究竟是為了提供真正的經濟情報，還是僅僅是意圖建立一個在伯爾尼和柏林之間來來回回的複雜情報與假情報帝國，仍然值得懷疑。”
在戰爭步入尾聲的時候，杜勒斯從伯爾尼被調到柏林去負責那邊的OSS。在OSS於1947年改組為CIA時，杜勒斯身邊已多了一位名叫亨利・基辛格的負責充當翻譯的軍事情報官，爾後後者還會成為尼克森總統的國務卿，尼克森是杜勒斯的至交。
迴紋針計劃很快就被置之在了一群“老男孩”的掌控之下，其中包括以外交關係協會為中心的全球主義份子。
迴紋針計劃自從啟動伊始就是由美國陸軍歐洲司令部的情報部門負責指揮，負責人則是人在柏林之外的羅伯特・沃爾什（Robert Walsh）。“迴紋針計劃辦公室就設在海德堡的情報部門總部，歸屬在副主任羅伯特・肖夫（Robert Schow）的管理之下，他會在1949年成為CIA助理局長，接著在1956年獲任助理情報參謀長，”亨特在《秘密議程》裡寫道。她補充說，操舵迴紋針計劃的聯合情報目標機構（JIOA）沒有多久就開始收到了從肖夫的辦公室發來的安全報告，它們是有關於被招募入該計劃的德國人。所有關於這些人的報告裡面的“熱烈的納粹份子”一語最後都被改成了“不是一位熱烈的納粹份子”。
在正式出任新成立的CIA局長之後，身為曾達成促使希特勒上台的交易的施羅德銀行律師的杜勒斯，也開始承擔起了對迴紋針計劃的掌控，他還擴大了國家社會主義者進入美國的人數。
在前納粹間諜大師萊因哈德・蓋倫與杜勒斯會面，並提出將自己手上的廣泛間諜網絡交給CIA，好換取不起訴他們的納粹罪行後，許多科學家的檔案都被重新校訂，以消除他們替納粹工作的罪證。“四十多年過後...迴紋針計劃的黑暗秘密依然安然無恙地被隱藏在掩蓋、謊言與欺騙中，”亨特說。
亨特發現的文件顯示，就連在1947年都還被軍方認為有“潛在安全隱患”的沃納・馮・布朗都在幾個月後的一份報告中被重新評估為“他大概不會對美國構成安全威脅”。同樣的，馮・布朗的弟弟馬格努斯（Magnus）也一度被反間諜官員認定是“危險的德國納粹份子”，結果在來到美國後他的親納粹背景便通通被清除乾淨。
“這些掩蓋的影響可不僅只是粉飾檔案中的是非而已，”亨特說：“嚴重的犯罪指控不但被從記錄中刪除，甚至連調查都從未立案。”
在發表於1985年的《原子科學家公報》（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的一篇文章中，亨特寫道她已查閱了一百三十多份關於迴紋針計劃的重點對象的報告——其中每一個人“都被刻意剔除了安全隱患分類”。杜魯門總統明令迴紋針計劃不得錄用任何熱忱的納粹份子，他顯然從未意識到自己的命令竟成了一紙空文。這又是幕後控制遠超出總統所能及的一例。
時間來到20世紀40年代末，日趨緊張的冷戰又為這一切注入了新動力。許多潛在的情報資產紛紛被從歐洲招募過來，他們很多都是忠貞不二的納粹份子，可以被委以反共重任。為了避免負面宣傳使迴紋針計劃出師不利——有些美國人認為將前納粹份子帶來美國並賦予重責並不恰當——於是JIOA官員開始借道阿根廷來行事，那裡是鮑曼組織的避風港。
依照亨特的說法，對於這些活動公眾幾乎全都被蒙在鼓裡，但杜勒斯兄弟和約翰・麥克洛伊等頂尖官員卻始終穩操穩拿，全球主義者的議程正在一步步向前推進。
迴紋針計劃還有幾個衍生項目。作為擴大版迴紋針的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計劃與新成立的CIA關係緊密，它提供了繞過軍事情報部分和反納粹人士監督的方便。納粹科學家現在不再是唯一的目標；被招募的納粹戰犯如今擴大到了那些被認為可助於反共的東歐人，甚至是被定罪的納粹戰犯。基本上對象可以是任何人，只要美國政府內的某人認為他們的存在符合國家利益。不管他們有怎樣的過去，任何人都可以雀屏中選。琳達・亨特寫道：
“流行的神話認為，國家利益計劃最初完全是出於覬覦他們的科學專業知識，所以才招募那些德國科學家，但其實箇中緣由不止如此。首先，國防承包商和大學如此一來就可以僱用那些工資比他們的美國同行便宜得多的德國科學家。薪資統計顯示，德國人簽署的契約約為年薪兩千美元，都比同等職位的美國同行要少。當然，德國人對這些工資差異有些渾然不覺，因為他們在西德能領到的薪水更不忍卒睹。然而，JIOA利用了這種情形，以低廉工資來說服那些公司參與該計劃。其次，由於參謀長聯繫會議與國家利益計劃休戚與共，德國科學家因而可以比美國科學家更容易取得安全許可。這對為新的機密項目尋找員工的國防承包商來說特別有利。在1957年已有超過六十家公司被列入JIOA的合作名單，其中包括洛克希德公司、格雷西航運公司、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實驗室跟馬丁・馬瑞塔公司（Martin Marietta）...
國家利益計劃讓德國科學家取得了主要大學的研究或教課職位，無論他們的納粹過去如何。甚至連美國教育部都協助JIOA向全國各地的大學廣發宣單，宣傳在政府資助的研究項目中僱用德國人的好處，因為他們比美國人更容易獲得安全許可。德州大學、密蘇里州聖路易的華盛頓大學醫學院和波士頓大學都曾參與其中。”
應該指出的是，布希與哈里曼家族的母校、骷髏會的發源地耶魯大學也僱用了迴紋針計劃的納粹僱員。
另一個計劃則代號為六十三號計劃（Project 63），其旨在幫助德國科學家脫離歐洲並遠離蘇聯。“大多數人都到大學或國防承包商工作，而不是美國政府，”亨特說。“因此，美國納稅人形同是在為這個幫助洛克希德、馬丁・馬瑞塔、北美航空和其它國防承包商僱用前納粹份子的計劃買單，與此同時卻有許多美國航空業的工程師得被炒魷魚。”
六十三號計劃對於招攬納粹份子的努力甚至變得越來越開誠布公——以至於JIOA副主任、空軍上校傑羅爾德・克拉布（Gerold Crabbe）還在1952年夥同一群軍官、迴紋針成員和平民前往西德展開招募活動——麥克洛伊則對西德官員的“暴力反應”感到憂心忡忡。西德人向美國大使詹姆斯・康納特（James Conant）抱怨，希望迴紋針計劃儘早結束。康納特呼籲時任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最好在“我們惹得西德政府對美國的招募計劃，畢竟即使是其它盟國也不曾有過這種事，發出正式投訴之前”終止迴紋針。但這個項目當然沒有就此打住。一如往常，它只是改名換姓。迴紋針從此變成了國防科學家移民計劃（DEFSIP）。康納特恐怕不會意識到，他的呼籲反而更加鞏固了他努力要終止的那個計劃。
就在迴紋針計劃的熱度開始趨緩的時候，一個刺激忽然來了。1957年10月4日，俄羅斯人成功將史普尼克一號發射到地球軌道上，太空競賽正式拉開序幕。現在對納粹科學家的需求將更勝以往。
迴紋針計劃再次迎來了春天。六十三號計劃與國家利益計劃加緊從德國、奧地利等國家招募人才，他們也在各個大學和國防承包商找到了一席之地，比如杜克大學、RCA、貝爾實驗室、阿道格拉斯飛機還有馬丁・馬瑞塔。“被CIA和軍方機構帶來的叛逃者與其他人員究竟有多少是一個謎，因為JIOA所作的紀錄要不是被碎掉，就是在1946年被FBI利用調查封鎖，”亨特指出，她繼續說道：“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戰爭是為了阻止罪不容赦的邪惡而打響，沒想到這場噩夢的最前沿卻正在被移植入美國。”
有趣的是，就在我們把外國的叛逃者帶進美國的同時，我們也發現了自己政府內部的變節者。威廉・亨利・威倫中校（William Henry Whalen）從1957年開始擔任JIOA副主任，該機構負責指揮迴紋針計劃，他是蘇聯情報機構成功策反的級別最高的美國人。在開始為蘇聯人進行諜報活動僅僅四個月後，威倫就晉升了JIOA的決策圈。威倫在1962年被捕時已是情報顧問，這個職位使他能夠獲取參謀聯席會議對於軍隊規劃與分配的相關情資，包括通訊和電子情報。
深受酒精中毒和債務問題困擾的威倫在20世紀50年代中旬被蘇聯策反，他的牽線人是謝爾蓋・埃德姆斯基上校（Sergei Edemski），一位人在華盛頓特區的多嘴蘇聯軍方隨員。雖然公眾得知威倫向共產黨提供了有關美國核武器與戰略的最大秘密，但他和迴紋針計劃的關係卻從未被披露。然而，亨特卻緊咬著與威倫切身相關的疑雲不放：“他是否曾使用勒索這種手段來迫使自1945年以來，被招募入這個國家的約一千六百名迴紋針專家和其他JIOA招攬的人才扮演間諜或破壞份子？從現有的證據可以清楚看出，他們那些人的確都有很多秘密得藏著。”儘管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威倫卻還是在1966年與司法部達成協議，以自身的合作來換取罪刑較低的指控。聯邦法官奧倫・劉易斯（Oren Lewis）嚴厲指責威倫“出賣了我和你的所有美國同胞”，但他卻還是只判他入獄服刑十五年。結果他只服刑六年便假釋出獄。
但在迴紋針計劃暗中搗亂的還不只有像威倫這種本土間諜。被招募進來的納粹份子同樣有將國家安全資訊帶出國境的可趁之機。根據亨特，在與美國政府簽訂協議僅僅四個月後，對納粹迴紋針專家的軍事監視就沒有再繼續。再者，按照協議，任何從迴紋針專家那裡接受超過50%金援的人都會被視為他們的“家屬”。“作為（這種情況的）結果，大量所謂的家屬——包括情婦和女僕都被跟著送到了（德州）布利斯堡（Fort Bliss），而且沒有受到怎麼正式的監視，雖然他們理應可能有機會得知一些機密信息，因為他們與迴紋針人員往來頻繁，”亨特寫說。
當局曾收到各種關於迴紋針計劃的密報，但卻毫無作為。布利斯堡的一位商人向FBI舉報迴紋針工程師漢斯・林登梅爾（Hans Lindenmayr），他聲稱這名德國人一直假借他的辦公地址來非法投遞信件。據亨特指出，至少還有其他三名納粹份子也在艾爾帕索（El Paso）非法投遞書信：“他們在那裡從外國或未知的來源收到金援，並接獲從南美洲寄來的密信。”據信，許多迴紋針納粹都從外國來源領到了金援。“無論是軍方CIC還是FBI都不清楚這些錢是來自哪裡，沒有人能說得清為何超過三分之一的迴紋針人員突然都買得起昂貴的汽車，”亨特說。
當有消息傳出說那些替法國工作的納粹科學家疑似從德國那邊接受指令，要為重建帝國做好準備的時候，軍方的情報人員才終於開始認真正視迴紋針計劃。令人驚訝的是，其中最大尾的一個居然就是沃納・馮・布朗。這位火箭科學家當初在戰爭結束時就被發現正在將一張地圖跨海發送給多恩伯格將軍，而且他還試圖向美國官員隱瞞信息。進一步的調查還顯示，迴紋針專家通常被允許在無人監督的情況下離開基地或是出城郊遊，只不過他們得在到達目的地時匯報一下。其中有一些人甚至可以使用完全不被監聽的電話。
CIA當即知會杜魯門總統，為蘇聯工作的納粹科學家正在私下利用美國的西德佔領區郵政地址作為掩護，來與美國的迴紋針科學家聯絡。一位與迴紋針專家共事的通用電氣公司經理告訴FBI，陸軍在白沙試射場（White Sands Proving Grounds）的安全鬆懈幾乎已經到了“刑事疏忽”的地步，特別是因為眼下在俄羅斯人那邊正有大約三百五十名德國人正在為他們服務。他認為，假設雙方的這兩撮人實際上仍然維持著積極往來是極為合情合理的。
毫無疑問，美國與俄羅斯的納粹份子一直都在互通有無，這增加了一手創造並資助共產主義與第三帝國的那群全球主義者其實亦在控制或操縱太空競賽的可能性。幾乎每個曾親歷過1969年那段日子的人，都能生動地回憶起7月20日美國阿波羅登月任務帶來人們的無限自豪與興奮感。正因如此，他們很難去認真思考圍繞六次登月任務的許多矛盾和反常之處。更難叫人接受的是，太空競賽其實從來都不是美國與前蘇聯在互相較勁；相反的，這一切完全是由納粹科學家主持、更深層的全球主義者掌控的聯合太空計劃。
隨著盟軍在1945年春天愈來愈逼近納粹德國，美國的最高指揮官們被命令將所有火箭及其計劃留在北豪森的納粹工廠，供俄羅斯人接收。然而，有些指揮官仍私下運走了百來枚V-2以及大量的設計圖、手冊與其它文件。據一位美國軍官透露：“我們任由人造衛星的關鍵技術白白落到了俄羅斯人手裡...在這十個星期以來，美軍一直在把火箭工廠扔給俄羅斯人，使他們得以在太空競賽旗開得勝。”還有更多證據表明在全球主義者的層面恐怕已經產生了某種勾結，而他們也指使了那些導致冷戰發生的事件。戰爭結束後，在位於阿拉巴馬州亨茨維爾的NASA喬治・馬歇爾太空飛行中心（George C. Marshall Space Flight Center），納粹火箭科學家幾乎照搬了他們戰時在佩內明德的秘密納粹火箭設施的模式。據琳達・亨特說，甘迺迪時期的NASA局長詹姆斯・韋伯（James Webb）曾抱怨說，納粹科學家正試圖繞過體制，在馬歇爾中心內部打造屬於他們自己的土星五號火箭。
“...德國人在火箭計劃中佔據著主導地位，以至於他們幾乎拿下了每個主要部門和實驗室中的主副職位。他們的地位不論是在馬歇爾中心還是佛羅里達州卡納維爾角的甘迺迪太空中心（Kennedy Space Center），都與他們在戰時的情形相去不遠，”亨特寫道。“佩內明德團隊的領導人沃納・馮・布朗是馬歇爾中心的第一任主任、米特爾維克工廠（Mittlewerk）負責人亞瑟・魯道夫（Arthur Rudolph）被任命為土星五號火箭計劃的總監、佩內明德的V-2飛行測試主任庫爾特・德布斯（Kurt Debus）也是甘迺迪太空中心的第一任主任。”
魯道夫和他的上司馮・布朗依循迴紋針計劃在入美後獲得美籍，他們都是幫助美國人登月的大功臣。他在1979年帶著NASA的退休金退休，但卻又在1983年被剝奪美國公民身份，因為司法部表示他“曾在德國納粹政府指使下參與基於種族、宗教、國籍或政治立場的對手無寸鐵平民之迫害。”然而，西德對魯道夫的調查卻指出並無證據可以證明他曾犯下戰爭罪，該國政府遂決定授予他德國公民身份。包括布利斯堡的技術服務部（Technical Service Unit）指揮官威廉・溫特斯坦中校（William E. Winterstein Sr.）等幾位美國軍官都選擇站在德國科學家那一邊，他們聲稱魯道夫是被司法部的特別調查處（Office of Special Investigations）誣陷，而且後者的有些人員“獲得了蘇聯的充分合作；因此，他們與KGB走得很近。”
最近從鐵幕背後流出的文件透露，許多迴紋針與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確實在為蘇聯進行間諜活動。他們這麼做的動機各有不同。有的是為錢賣命，有的是出於意識形態，但他們所有人都是高高凌駕在他們之上的情報主管的棋子。
蘇聯和美國科學家之間的暗中來往使得有些研究人員不禁懷疑，實際上有一個秘密太空計劃——這個第三方計劃——一直在悄然運作。擁有牛津大學教父學（patristics，研究早期基督教作家及其著作的學問）博士學位的約瑟夫・法洛對古代歷史與物理學，包括秘密太空計劃亦相當精通。在他2004年的《黑太陽帝國》（Reich of the Black Sun）中，法洛寫道：“對於ㄧ些當代觀察家來說，美國的太空計劃與之反常的三十年‘停擺’，還有各種矛盾、謊言與混淆，無不叫人開始懷疑美國政府內部可能存在著兩個太空計劃，一個是公開的NASA版本，另一個是基於種種黑項目的秘密準獨立版本。”
俄羅斯和美國互是沿著不同的方向展開太空計劃這一點，也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這種猜測。最初，俄羅斯人在太空探索這方面做得比美國人更出色。在他們的天才工程師謝爾蓋・科羅廖夫（Sergei Korolev）領導下，俄羅斯人製造了巨大的重型火箭，與此同時他們的美國同行則正忙於開發內置制導與操縱技術。
俄羅斯人率先將史普尼克衛星發射到地球軌道上（1957）、讓尤里・加加林上校（Yuri Gagarin）登上太空並安全返航（1961）、送入第一隻動物，小狗萊卡（Laika，1957）、使范倫蒂娜・泰勒斯可娃（Valentina Tereshkova）成為第一位進入太空的女性（1963）、發射無人探測車到月球（1970）、讓太空人在艙外進行“太空步行”；還有把核彈頭裝設在洲際導彈（ICBM）身上。
這兩個國家都以擄獲的納粹V-2火箭來展開各自的太空計劃。20世紀50年代有一個蠻流行的笑話是關於一個俄羅斯人和一個美國人彼此的爭論。“我們的德國科學家比你們的德國科學家更厲害，”他們互相咆哮說。
然而，有證據表明美國的火箭科學家確實曾被下令暫緩腳步，以使他們的蘇聯同行能趕上他們的技術。退役美國陸軍中校、NASA阿波羅團隊火箭工程師威廉・溫特斯坦就在他2002年的《美利堅蓋世太保》（Gestapo USA）中透露：“在這個國家的太空史步入20世紀50年代的時候，馮・布朗團隊開發了一種多級火箭，它能以紅石飛彈作為助推器來充當固體火箭推進劑。兩階式、配有燒蝕性熱保護模型彈頭的這種火箭已成功在1956年完成高速火箭發射試驗。在美國人被史普尼克擊敗的一年前，這種類型的三階火箭完全能夠搶先把人造衛星送入太空。萬萬沒想到，令人倍感不可思議的是馮・布朗團隊卻收到華盛頓的直接指示，要求暫緩進一步的作業。現在這個團隊只被准許研發射程小於兩百英里的火箭，只要在甘迺迪總統於1961年宣布啟動登月計劃後，這個德國火箭團隊才終於擺脫了華盛頓令人難以忍受的官僚主義失誤，並獲得了近乎於命令的權限自由，來實現馮・布朗視之為終生夢想的進軍太空大計。”
有人認為真正懸在德國科學家心頭上的始終是想要繼續做研究的單純願望。“其中有些人寧可不惜一切，甚至是矇騙他們的同事與上司，以確保他們的研究能夠持續下去，”英國作家瑪麗・班尼特和大衛・珀西說。然而，在像是馮・布朗那樣的某些情況下，這些研究本身卻與納粹維持著極為緊密且從未斷絕的關係。馮・布朗本人是一位左右逢源的普魯士部長的兒子，那位部長創立的德國儲蓄銀行（German Savings Bank）後來被多恩伯格將軍引入德國的火箭計劃，這位將軍雖然被指控要為倫敦跟安特衛普的火箭攻擊負責，但卻從未真的受審。相反的，他接受迴紋針計劃來到了美國。同樣的，被譽為美國太空計劃之父的馮・布朗其實是一位納粹黨員、高階黨衛軍成員以及全國領袖海因里希・希姆萊的好友，琳達・亨特更指出，根據米特爾維克和佩內明德火箭工廠倖存者的證詞，他至少曾下達過一次處決奴隸勞工的命令。當上甘迺迪太空中心初任主任的庫爾特・德布斯既是黨衛軍也是衝鋒隊的成員。依據亨特找到的文件所示，德布斯曾在1942年向蓋世太保舉報一名同事，理由是他發表了反希特勒言論。
相比起迴紋針計劃的漫不經心，蘇聯處理納粹科學家的方式則大相徑庭。“事後看來，蘇聯人對待他們的技術囚犯的方式似乎比美國人更人道一些，”班尼特和珀西指出。“另外，技術信息被從導師傳達給學生的方式也非常不一樣。蘇聯專家和德國人同在一間工廠工作，但負責不同的區域。這些團隊彼此間的信息往來無需經由德國人向他們的蘇聯同事直接匯報，他們只需要將一切呈報給科羅廖夫，他對他們的態度比在布萊歇羅德（Bleicherode，位於德國哈茨山的V-2測試場，科羅廖夫在戰爭結束時率先向科學家詢問了這裡的情況）的時候更為嚴格。”
ㄧ些嚴肅的研究人員認為，儘管存在政治姿態，但蘇聯跟美國的太空計劃實際上本是一家親，其程度遠遠超乎了如今俄美合作進行的如國際太空站等項目。“這（整個）計劃都是兩個超級大國在互相合作的前提下構思與規劃的，”班尼特和珀西寫道。“冷戰是一個很方便的藉口，可以將這個計劃的各個層面徹底落實並隱而不宣。所有這些陰謀皆是最高級別人士的精心策劃，只有一小撮人瞭解計劃全局。”
如同法洛指出：“這當然意味著在蘇聯和美國都肯定存在著某種協調單位或機構。”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誰會是這些幕後操縱者？
德國火箭科學家自然是第一個要被懷疑的對象。沃爾特・傑塞爾中尉（Walter Jessel）在1945年被派去調查被他們帶去美國的那群科學家到底值不值得信任，按照亨特的說法，結果這位中尉“發現了馮・布朗、多恩伯格及後者的前參謀長赫伯特・阿克斯特（Herbert Axster）正有所密謀的證據，他們向美國官員隱瞞了ㄧ些事情。”
依照1945年秘密簽訂的《雅爾達協議》（Yalta Agreement），羅斯福、邱吉爾、史達林確立了各個同盟國劃分歐洲的原則。
位在皮爾森的斯柯達彈藥工廠（Skoda Munitions Works）前負責人威廉・沃斯博士（Dr. Wilhelm Voss）處理過卡姆勒的卡氏特別計劃小組（Kammlerstab Special Projects Group）的大部份材料，當美國軍方抵達皮爾森這座捷克城市的時候，沃斯正準備要上交一卡車卡姆勒小組的文件，想不到美國軍官卻告訴他說，他必須把這些東西呈交給俄羅斯人。
雖然已經化作一盤散沙的德國上下都正在拚命向西方盟軍投降，而且眾所皆知巴頓的第三集團軍也已經駛入柏林郊區，但他們稍後卻接到命令要折返一百英里好等待俄羅斯人道來，後者則被下令要死命地把這座城市每一個街區的敵人都清除乾淨。這樣的後撤可以說是最高級別人士在幕後達成交易的直接證據。
如前所言，即使他們相隔著半個世界的距離，兩方的納粹科學家卻一直都在互相通風報信。前面介紹過的那些盤根錯節的商業與銀行紐帶也可以為此大開方便之門。
正如“共產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之爭”那一節所提到過，資助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的那班西方銀行家與金融家恰恰也是俄羅斯共產主義背後的金主。美國政府對共產主義的寬大為懷都有被記錄在案，這可以說回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他原本是在華爾街任職、專門研究公司法的律師。羅斯福回應了他的華爾街親信們對史達林與共產主義的高漲熱情。據歷史學家托馬斯・弗萊明（Thomas Fleming）指出，美國政府內部充斥著全球主義者的手下，他們一直在踴躍地把秘密情報送給俄羅斯。“包括戰爭、海軍以及司法部，幾乎所有美國政府分支部門的最高層級都有正在向莫斯科眉眼傳情的蘇聯鼬鼠。CIA的前身，（威廉）比爾・多諾萬的OSS就有好大一群線人，以至於它根本就像是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的一個部門。多諾萬的私人助理鄧肯・卓别林・李（Duncan Chaplin Lee）更是一名間諜，”弗萊明寫說。
按照班尼特和珀西所言，英國星際協會（British Interplanetary Society，BIS）可能是使航天情報洩露的一個交叉點。BIS成立於1945年9月，它本身是合併自幾個對太空探索的未來滿懷熱情的組織，不過它得要直到該年12月才會正式上路。
V-2火箭背後的設計師馮・布朗也名列名譽會員，身為BIS早期成員的亞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則聲稱協會其實早在戰前就已經在運作，它在1939－1945年間僅僅是處於“假死”狀態。
注意到蘇聯駐倫敦大使館曾訂閱過不下於二十份BIS雙月刊的班尼特和珀西於是問道：“既然如此，為什麼要重新重組一個早已存在的協會？憑什麼英國人要把榮譽會員身份授予一個僅僅在九個月以前，（作為納粹V-1、V-2火箭計劃技術總監）雙手上還沾滿倫敦及其周圍各郡無數人鮮血的傢伙？如果每個人都為頒發榮譽身份（給馮・布朗）感到心服口服的話，那為何英國人（和馮・布朗）還要極力淡化此事？”他們這麼做或許暗示了價值連城的火箭技術信息正是透過BIS被外流出去，這可能也得到了馮・布朗本人的批准。
艾森豪總統意識到美國公眾正日益擔憂蘇聯贏得太空競賽，於是他下令籌劃一個曼哈頓計劃式的解決方案來應對挑戰。這項任務造就了一個高度分散且保密的結構，所有相關信息都是以“有知情需要”為原則流動，真正控制這一切的則是那些不受任何人擺佈的全球主義精英和擁有新興跨國公司的富豪。
要完全理解對這些太空計劃的控制是如何運作，就必須先來看看艾森豪政府的過去與1947年通過的《國家安全法案》（National Security Act）。
時間要回到那年的9月15日——此時距離肯尼斯・阿諾德（Kenneth Arnold）在雷尼爾山（Mount Rainier）目擊飛碟僅僅過了三個月，亦是新墨西哥州羅斯威爾發生墜毀事件兩個月後——杜魯門總統簽署了《國家安全法案》，撇除別的不提，這項法案授權創建了國家安全會議（NSC）、確立空軍作為一個獨立軍種、將各軍事部門統籌在國防部指揮下，並且批准成立了美國第一個承平時期的文職情報機構，CIA。
作為秘密社團成員嚴格把持政府內務的重要例子，NSC已經成為了美國政策的決定性主導力量，甚至包括動用武力的決議。大多數美國人都不清楚手握重權的NSC究竟都是由哪些人組成，這個委員會的首腦有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這些職位在20世紀後期幾乎都是被全球主義社團，如外交關係協會或三邊委員會的成員佔據。NSC的參員是由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負責指導。為了協調各種秘密行動，NSC又創立了五四一二委員會（5412 Committee），它又被稱為特別小組（Special Group），曾為了避免公開曝光而多次更名。它在1964年名為三零三委員會（303 Committee），在1970年又改名為四十委員會（40 Committee）。這個組織的成員——包括了納爾遜・洛克菲勒、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麥喬治・邦迪（McGeorge Bundy）、戈登・格雷（Gordon Gray）、艾倫・杜勒斯這些熟悉的名字——其本身則是一個專門處理科學與技術事宜的小組委員會。正是在這裡，企業界、金融界以及政府握有的科技秘密全都交匯在了一起。這個委員會集中掌控著對火箭、太空、替代能源甚至是UFO的研究。根據許多研究人員，被稱為崇高十二傑（Majic Twelve，後稱Majestic Twelve），亦可簡稱為MJ-12的神秘組織同樣是源流於此。
MJ-12問題首度曝光於1984年，當時一位電視製作人兼UFO研究者從郵件中收到了一卷未開封的三十五毫米黑白膠卷。這部膠卷錄像包含了八頁似乎屬於美國政府的官方文件，標題是“TOP SECR ET/ MAJIC EYES ONLY”，註明的日期則為1952年11月18日。這些文件是為方便新當選的艾森豪總統認識“MJ-12計劃”（Operation Majestic 12）而製做的“簡報”。關於這些以及後來陸續發佈的其它MJ-12文件的真實性一直存在爭議，其中包括註記著“Top Secret/MAJIC”、日期是1954年4月的一本標準操作手冊（SOM 1-01），其標題為《外星實體及其科技、還原和處置》（Extraterrestrial Entities and Technology, Recovery and Disposal）。
這些文件列出了十二位突出人士，他們都是MJ-12計劃的成員，該計劃“作為頂級秘密研究與開發/情報機關，直接且僅對美國總統負責”，其將在最高層級的層面處理UFO問題。這些文件繼續詳述了一場“秘密行動”是如何始於1947年7月7日，以便從“羅斯威爾陸軍航空兵基地西北約七十五英里處”的墜毀現場回收一架失事的碟形飛行器。此外，“有四個類人生物被彈出了飛行器”，他們被發現陳屍在失事現場以東約兩英里處。文件還補充說：“針對該地區的平民與軍方目擊者都已經進行了調查，新聞界那邊也已搪塞了有效的表面故事，即墜毀的物體只是一顆氣象氣球。”後來，因為氣象氣球的說法變得越來越站不住腳，整個故事又變成了墜毀的是用於在高層大氣中監控蘇聯核試爆的莫古爾氣球（Mogul balloon），雖然為什麼要在新墨西哥州發射這樣的監控裝置這一點從未得到解釋。
這份“簡報”最後指出：“目前這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仍然一言難盡，因為這些訪客的意圖和最終目的依舊完全不明。此外，從5月份開始並且一直持續到秋季（1952），這些飛行器的出沒幅度有顯著增加的趨勢，這引起了對於新的事態也許已迫在眉睫的極力關注。正是出於這些理由，加上明顯的國際與技術考量，以及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避免公眾恐慌的必要，MJ-12小組目前仍然一致認為，應該繼續實施最嚴格的安全措施來迎接新政府就任。”
這些MJ-12文件在UFO學界引起了廣泛爭論。打假者聲稱他們找出了各式各樣的矛盾——從錯誤拼寫到拷貝簽名都有。然而，始終沒有人能夠確切證明所有的MJ-12文件都是假貨，事實上，有很多證據可以指出它們的真實性。例如，在麥克唐納－道格拉斯公司（McDonnell Douglas）任職四十三年、負責管理研究與開發事宜的羅伯特・伍德博士（Dr. Robert M. Wood）就發現SOM 1-01手冊的字體和樣式均跟20世紀50年代美國政府使用的印表機相符。
假如MJ-12文件被證明屬實，那麼這就是極為有利的證據可以證實美國政府中的某些人士的確獲得了先進技術，而那些對於在羅斯威爾的發現的描述亦很類似於納粹在戰爭末期取得的成就。
只需要粗略一瞥MJ-12的最初班底，還有他們在商業與情報界方面的人脈就可以知道，最高層級的人士非常有機會染指如此了不起的科技——這些開創性的技術完全有可能會顛覆資助希特勒的富有全球主義者在能源、交通以及通訊領域的壟斷。如同文件所列，MJ-12的成員有以下若干人等：
- 行政官員羅斯科・希倫科特（Roscoe H. Hillenkoetter），1919年畢業於海軍學院，熟悉情報工作與納粹份子的事務，並曾在法國維琪待過一年。在卸下中央情報小組（Central Intelligence Group）第三任組長之職後，他在1947年9月成為新成立的CIA第一任局長，對於像MJ-12這般絕密的組織來說，他顯然是個不錯的人選。在從公職退休後，希倫科特加入了一個私人UFO團體，全國空中異象調查委員會（National Investigations Committee on Aerial Phenomena，NICAP），他公開作證宣稱UFO都是確有其事，而且“正是因為官方蓄意的保密與抹黑，許多公民才會漸漸誤以為不明飛行物全都是無稽之談。”
- 萬尼瓦爾・布希博士（Dr. Vannevar Bush），傑出的美國科學家，他籌劃了1941年的國防研究委員會（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Council）和1943年的科學研究與開發辦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進而促成了第一枚原子彈的誕生。布希博士還是另一個級別資深的太空問題小組的首要候選人。他亦是美國駐蘇聯大使埃夫里爾・哈里曼的密友，後者與普雷斯科特・布希一起擁有聯合銀行公司（萬瓦尼爾・布希似乎與政治上的布希家族沒有任何關係）。美國國家情報局在1949年指示布希去研究該如何將現有的情報機構全都統籌在一起。布希提出的計劃受到了美國第一任國防部長詹姆斯・福瑞斯特的支持，後者也被列入是MJ-12成員。布希與企業界的淵源頗深。早在1922年，布希就與他的前室友勞倫斯・馬歇爾（Laurence K. Marshall）和科學家喬治・查爾斯（Charles G. Smith）一同成立了美國電器公司（American Appliance Company），亦即今天強盛的雷神公司（Raytheon Corporation），這家公司自稱是“國防與政府電子、太空、資訊科技、技術服務、商務航空以及特殊任務飛機等產業的領導者”。布希在1919年以教授的身份來到麻省理工學院（MIT），並在1936年獲得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大筆贊助。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工作促成了洛克菲勒差分機（Rockefeller Differential Analyzer）的誕生，這是一部由兩千根真空管與一百五十個馬達構成的大型模擬計算機。布希還曾在金屬管理公司（Metals and Controls Corporation）任職，該公司在1959年跟德州儀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s）合併成了第一家被美國政府認可的鈾棒製造商。布希亦在製藥公司做事，最終更成為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其中一間藥企－默克藥廠的董事。默克公司是致力於破解形成人體細胞之DNA結構的人類基因組研究計劃的領導者之ㄧ。布希同時也和卡內基家族有關，他曾在1935－1955年擔任卡內基研究所（Carnegie Institute）的主席。
- 詹姆斯・福瑞斯特，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曾經是里德公司（William A. Read and Company）的債券銷售員，該公司就是往後的迪隆・里德公司（Dillon, Read and Company）。戰後，他回到里德公司重操舊業，並在1937年被任命為總裁。在那時，迪隆和里德這兩個人是美國資本市場中最能靠處理德國產業的生意來賺錢的華爾街壟斷經理。《財富》雜誌在1957年把克拉倫斯・迪隆評為全美最富有的人之一，他的身價據估介於一億五千萬至兩億美元。代表美國軍方卡特爾勢力的年輕律師羅素・尼克森（Russell A. Nixon）曾試圖在戰爭結束時打破納粹企業的壟斷集團，但他的努力卻受到了威廉・德雷珀准將（William H. Draper）的阻撓，後者與福瑞斯特一樣都曾是迪隆和里德的僱員。據薩頓指出：“威廉・德雷珀既是銀行家又是准將，與他結夥的商人都曾代表美國的商業利益與戰前的德國往來。”福瑞斯特還是I.G・法本的子公司，苯胺與膠片公司（GAF）的董事，該公司有91.5%的股份是被法本董事長赫爾曼・施密茨的姐夫擁有。領導GAF的魯道夫・伊格納（Rudolf Ilgner）在戰爭瀕臨爆發之際以極其低廉的價格，為美國陸軍拍攝了巴拿馬運河及其它防禦設施的愛克發（Agfa）相機錄像。“伊格納這個人富有幽默感，”查爾斯・海厄姆說，這位《紐約時報》作家在他1983年的《狼狽為奸》（Trading with the Enemy）一書中調查了納粹－美國人的金錢交易。“他給美國政府發去了錄像與照片副本，並把原件保留下來，這些東西是透過漢堡－美洲航運公司（普雷斯科特・布希擁有其股份）運送的。那家公司的總裁尤利烏斯・邁耶（Julius P. Meyer）是德美商業貿易委員會（Board of Trade for German-American Commerce）主席，這個委員會的董事則是——魯道夫・伊格納。”福瑞斯特在1947年7月出任國防部長——恰好是羅斯威爾事件發生的時候——但他在1949年3月辭去了職務，那是據報導他在貝塞斯達海軍醫院自殺身亡的一個月前。他曾經宣稱自己受到猶太復國主義特務的跟蹤。後來他在MJ-12的職位便被沃爾特・史密斯將軍（Walter Bedell Smith）取而代之。
- 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艾森豪的參謀長與前美國駐莫斯科大使，其前任是埃夫里爾・哈里曼。史密斯在1950年接替希倫科特成為CIA局長。史密斯最令人感興趣的是他和荷蘭的伯恩哈德親王的友誼與商業往來，後者這位前黨衛軍軍官在史密斯的幫助下成立了高深莫測的畢德堡俱樂部。在因為局勢升級而離開英國前，出生於德國的伯恩哈德曾是I.G・法本的情報部門，NM7的僱員。
- 內森・唐寧將軍，賴特－帕特森空軍基地的空軍物資司令部（Air Material Command）指揮官，他在進入MJ-12之前即已接觸了許多UFO事宜。他曾因為“一件事關重大且突然的事情”而倉惶取消了1947年7月8日的一次預定行程，那天也是羅斯威爾空軍基地要就回收的飛碟召開記者會的日子。UFO研究人員威廉・摩爾（William Moore）聲稱唐寧實際上是去了一趟為期兩天的新墨西哥州之旅。就在空軍被正式確立為單獨軍種的1945年9月23日，唐寧曾上書給陸軍空軍部參謀長喬治・舒爾根准將（George Schulgen）請求提供有關“飛碟”的資訊。在一封上面印有SECR ET字樣的信中，唐寧非常開門見山：“新聞報導提到的此類現象實屬真實，絕非幻覺或編造所能解釋。”他建立應該立刻成立一個常設小組來研究UFO。
- 霍伊特・范登堡將軍（Hoyt S. Vandenberg），西點軍校畢業生與職業軍人，曾任美國空軍參謀長和國家情報局局長。作為MJ-12成員，范登堡似乎沒有什麼穩固的華爾街人脈。話雖如此，他卻是叱吒一時的參議員亞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的近親，亞瑟曾是參議院臨時主席，這可是足以接任總統職位的第三順位，以及參議員外交關係協會主席。范登堡參議員還參與了聯合國的建立，他在1945年1月公開宣布自己從孤立主義轉向國際主義，這在當時登上了頭條新聞。為此，他還竭盡心力鼓勵兩黨一致支持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參議院在1948年通過《范登堡決議》（Vandenberg Resolution）確立了對北約的支持，從而替盟軍的互惠安全鋪平了道路。在20世紀50年代初，范登堡將軍下令銷毀空軍的信號計劃（Project Sign）報告原件，這份報告認定UFO是確有其事。很多UFO研究者都相信，范登堡的角色是負責維護MJ-12的隱秘性。
- 德特列夫・布朗克博士（Dr. Detlev Bronk），國際認證的生理學家和生物物理學家，他曾是國家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主席與原子能委員會的醫學顧問之一。他從1953年開始擔任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Rockefeller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所長直到1968年，在此期間他還被贈予了一棟價值六十萬美元的豪宅。布朗克與萬尼瓦爾・布希認識良久，他跟愛德華・康登博士（Dr. Edward Condon）同為布魯克黑文國家實驗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的科學諮詢委員會成員，康登曾在提交給空軍的UFO研究中力陳UFO現象皆是子虛烏有。
- 傑羅姆・亨塞克博士（Dr. Jerome Hunsaker），飛機設計師，他曾主持麻省理工學院的機械和航空工程系以及國家航空諮詢委員會（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for Aeronautics）。在希特勒正式掌權的1933年，亨塞克當上了固特異－齊柏林公司（Goodyear-Zeppelin Corporation）副總裁，該公司製造的飛艇穿梭於無數國家，包括德國、巴西還有美國。值得一提的是，作為MJ-12文件提及的所有成員中活得最久的一位，正是在亨塞克博士於1984年去世後不到三個月，那些充滿爭議的文件就被送到了那位UFO研究者的家門前。許多人認為，亨塞克的去世本身可能就是一個信號，以知會官方世界裡的某人是時候可以洩露MJ-12的艾森豪簡報。
- 西德尼・索爾斯（Sidney W. Souers），這位退役海軍少將在1946年被杜魯門總統任命為第一任國家情報局局長。他從1948年開始就任國家安全會議秘書，並且在卸下該職位後仍繼續擔任特別安全顧問有好些時日。索爾斯與美國商業公司的關係始終十分緊密，從1920年直到他在1973年逝世，索爾斯曾在紐奧良的抵押和證券公司（Mortgage and Securities Company）、第一股份土地銀行（First Joint Stock Land Bank）、紐奧良的運河銀行與信託公司（Canal Bank and Trust Company）、航空公司（Aviation Company）、美國通用人壽保險公司（General Americ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負責行政職務。
- 戈登・格雷，雷諾菸草控股公司（Reynolds Tobacco Company）繼承人，他在1947年獲任軍方助理秘書，1949年成為正式秘書，一年後又被提拔為向杜魯門總統匯報國安事務的特別助理。此後，格雷繼續被委派擔任心理戰略委員會（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PSB）主任，該單位成立於1951年，主要負責對敵人進行虛假信息和心理戰。在PSB工作期間，格雷的首席顧問是亨利・基辛格，後者也是洛克菲勒家族的私人顧問。據消息人士透露，格雷指導了一項針對UFO現象的心理戰略研究，以為CIA局長沃爾特・史密斯提供諮詢。從杜魯門再到福特時代，格雷亦是外交關係協會成員。他還是皮德蒙特出版公司（Piedmont Publishing Company）、三角廣播公司（Triangle Broadcasting Company）跟高峰通訊公司（Summit Communications）這些通訊業集團的董事。
- 唐納・門澤爾博士（Dr. Donald Menzel），哈佛大學天文台主任，一位倍受尊敬、過著雙重生活的天文學家。他寫了三本書來解釋並駁斥大部份的目擊事件，他說：“所有無法解釋的目擊事件都是無知觀察者的錯謬。”，從此以後他變成了家喻戶曉的UFO揭穿者。然而，物理學家史丹頓・弗里德曼（Stanton Friedman）卻在研究了門澤爾未發表的傳記以及採訪他的遺孀後發現，門澤爾一直是CIA和NSA擁有頂級超級安全許可的秘密顧問。門澤爾寫給甘迺迪總統的一封信也證實了這一點，他在其中提及了自己的情報工作：“這三十年來，我始終與這項活動同舟共進，或許我在這方面享有最老道的資歷。”門澤爾也跟國務院密切合作，尤其是拉丁美洲事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門澤爾曾嘗試說服洛克菲勒基金會和霍華德・休斯（Howard Hughes）贊助科羅拉多州博爾德的高空天文台，但無功而返。門澤爾實在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人物，公眾對他的認識都只有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天文學家，但真正有趣的卻是他與情報圈的深層聯繫。
- 羅伯特・蒙塔古將軍（Robert M. Montegue），一位沒有商業人脈的軍人，但他曾在1947年德州艾爾帕索附近的布利斯堡基地擔任指揮官，迴紋針科學家剛好也是在那時的那裡工作。他還就任過陸軍炮兵學校的防空和導彈科主任，並在新墨西哥州阿爾伯克基（Albuquerque）的桑迪亞原子能委員會（Sandia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設施出作指揮，從1947年7月一直持續到1951年2月。他的職責包括負責白沙試射場的維安，在有關於羅斯威爾事件與迴紋針科學家的爭論中，蒙塔古也是一位中心人物。
- 勞埃德・伯克納博士（Dr. Lloyd V. Berkner），他曾在1946年以執行秘書的身份替萬尼瓦爾・布希的聯合研究與開發委員會（Joi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oard）工作，他也領導了一項最終促成武器系統評估小組（Weapons Systems Evaluation Group）誕生的研究。伯克納還是H.P・羅伯遜博士（Dr. H. P. Robertson）在1952年領導、受CIA資助的一個小組的成員，該小組通過斷言它們對國家安全不構成任何威脅，從而轉移公眾對UFO現象的注意。伯克納亦是聯合大學法團（Associated Universities, Incorporated，AUI）的負責人，成立於1946年的該團體旨在“喬定、籌劃、建造與營運實驗室及其它設施，以便使各大學、研究組織跟聯邦政府的資源能夠被妥善運用。”AUI的資金是來自康奈爾、哈佛、約翰・霍普金斯、MIT和耶魯等大學。長島的布魯黑文國家實驗室與AUI關係密切，該實驗室長久以來便被盛傳有在涉入防禦性武器與UFO方面的事務。
這些傑出之人似乎都有兩個共通點——他們都擁有最高級別的國安權限，並且和美國企業界關係緊密。在MJ-12文件被公諸於眾的時候，他們全都已駕鶴西歸，因此無法出面回答任何與他們在這個組織中扮演的角色有關的質問。
參議員林登・詹森在1958年1月7日向參議院民主黨黨團發表的講話已最透徹地闡述了這個幕後組織抱持的議程，他說：“控制太空就形同於控制世界...萬能的主宰者（masters of infinity）可以從太空掌控地球的天氣，引起乾旱、洪災、改變潮汐、升高海平面、使墨西哥灣流改道和讓氣候變冷...這勝過任何最勢不可擋的武器。這是再好不過的要地——從外太空的某處就能夠實現對地球的完全控制...既然有這麼一個絕佳的要地，那麼贏得並守住它就是我們國家與所有自由人當仁不讓的目標。”詹森在1954年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這使他能夠直接為軍方和商業公司的那些人服務。喬治・布希在2007年繼續附和了詹森的講話，呼籲推動新的太空任務和太空軍事化。
除了詹森口中的“萬能的主宰者”令人感到有些費解之外，實際上還有證據表明，納粹神秘主義、NASA太空計劃和蘇聯太空計劃其實存在著非常驚人的聯繫。
華特・克朗凱（Walter Cronkite）的前科學顧問兼阿波羅計劃期間的《CBS》記者理查德・霍格蘭（Richard C. Hoagland）在20世紀90年代說出了一番驚天言論，令陰謀論研究者一片嘩然，他聲稱NASA的各次太空發射計劃的時間和日期，包括阿波羅登月任務，實際上皆對應著占星學上恆星與行星的不同排列位置。霍格蘭在1992年簡要地向聯合國官員介紹了火星“塞東尼亞”地區、火星“金字塔”以及“火星臉”的數學和幾何學關聯，同時它們亦跟埃及金字塔與獅身人面像的位置有關。
“如此非凡的新證據一再說明，‘所有的一切都跟NASA告訴我們得不一樣’，（我個人）十五年來分析出的結果全都與NASA公佈的官方影像大相逕庭，”霍格蘭說：“據一位官員（所示），這ㄧ新證據存在著一種‘模式’，NASA的任務規劃、任務優先次序、相關決議，甚至是該機構在依據《國會法》成立於1958年7月29日的日子全都與之有關。‘我的’舊日誌——《CBS》記錄了很多那些任務的資料；比如正式公佈的NASA任務時間表、前NSAS科學家的證詞。”
根據霍格蘭的說法，成堆相互聯繫的公開紀錄現在已提供了確鑿的證據，證明NASA的嚴格“科學”任務的確與流傳千年的神秘信仰有著明來暗往。事實上，20世紀60年代NASA最原來的阿波羅登月任務圖徽就清楚描繪了獵戶座的“腰帶星”，這個星座在埃及天體神話中被認為是在代表奧西里斯這個極為重要的角色。“怪的是，在阿波羅十三號的‘事故’發生之後，NASA悄悄改變了阿波羅計劃的這個正式圖徽——它在既有的星座上隨機增添了星星，因而巧妙地模糊了其對獵戶座的直接指涉，”霍格蘭指出說。
他總結說，錯綜複雜且花費高昂的阿波羅登月計劃遠不止是這個“耐人尋味”的埃及神話聯繫所能概括，事實上這整個計劃完全是被獵戶座象徵主義所主宰與圍繞展開。換句話說，握有足夠權力去決定阿波羅太空任務的發射日期和時間的人，還有其他許多人士，其實都是依據恆星與行星的星象對齊，而非客觀的科學因素來做定奪。這個神秘學的一面不但被小心翼翼地對為這些任務承擔甚多的美國納稅人隱瞞，甚至連絕大部份的NASA人員都完全不知情。
“如果你真的瞭解阿波羅十一號降落在月球表面的那歷史性一刻，那你定會大吃一驚...當時著陸的月面位置——寧靜海（Tranquillity）——還有那一刻在整個太陽年中佔據的具體幾分鐘（格林威治時間，1969年7月20日晚上八點十七分），恰好是天空中最亮的天狼星與代表伊西斯、奧西里斯、荷魯斯的埃及三位一體的中央恆星都可以在那裡與那時，從無雲的東方地平線上一目瞭然——準確的說是海拔十九點五度！”霍格蘭說。事情確實就是這麼發生的。
前波音工程師兼電腦專家瑪麗・安・韋弗（Mary Ann Weaver）對霍格蘭和他的同事麥可・巴拉（Michael Bara）提出的數據很感興趣。作為波音天線部門的前研究人員，她對三維電腦建模、電腦分析、開發方程式與分析方法來解決問題這方面很是在行。韋弗於是決定親自來確認霍格拉和巴拉的研究結果是否正確。
在仔細研究了他們的數據之後，韋弗得出結論認為，任務活動和發射時間與星象的對應絕不是偶然。“它們肯定是經過仔細預謀，”她表示說。“若要說是偶然，那這也是十幾億分之ㄧ的機率。面對這種賠率，我可不打算押在‘偶然’那一邊。”
“這些發現的重要性在於，我已經證明了作為阿波羅任務預備階段的整整八十二次試射——還有阿波羅本身都是依循著這種模式。另外，我還可以指出阿波羅計劃的日常任務同樣是如此，考量到這些數據的一致性著實令人不敢置信。這些的星體對齊不太可能是天氣或光照導致的偶然，因為各種任務都發生了這種情況，即使是那些不需要特定光照或天氣條件的任務亦然，”她下結論說。
麥可・巴拉還注意到了俄羅斯的太空計劃與此令人不安的相似之處。他發現新的國際太空站的第一個船艙是從哈薩克拜科努爾太空發射場（Baikonur Cosmodrome）發射上去，現已是獨立國家的哈薩克與俄羅斯和裏海接壤，而且這麼做顯然是為了跟NASA行之有年的儀式傳統一樣配合重要的星象。這也許表明前蘇聯太空計劃的確與NASA存在某種聯繫，或許這該歸功於為兩方工作的納粹科學家。
在研究了1998年8月的那次任務後，巴拉指出：“（船艙的名字）扎里亞（Zarya）用英語翻譯過來就是‘曙光’或‘朝陽’的意思，儘管俄羅斯曾要求延遲發射，但它仍然在預定的時間從三三三號發射台起飛。NASA舉出了許多技術考量來俄羅斯的請求，並堅持按照原定時間發射，NASA的行政長官丹尼爾・戈登（Dan Goldin）可以證實這一點。考量到（國際太空站）計劃早就已經比原定設想要遲了一年，再一次小小的延遲其實不會導致什麼嚴重問題，頂多就是NASA會有所不滿而已。只有在你從那一刻所代表的象徵意義的角度來思考時，才能夠理解如此毫不退讓的理由。”這並不是在要求說我們非得要相信占星學不可。重點是，在美國政府——而且顯然也包括俄羅斯政府——中的ㄧ些位居高職、能夠左右太空任務日期與時間的人士真心相信這些東西。這會是納粹神秘主義藏匿在我們的太空計劃裡的證據嗎？
約翰・甘迺迪總統可能已經意識到分離的太空計劃存在，並且決定將其公諸於世。1963年11月12日，就在他遇刺的十天前，他指示NASA局長詹姆斯・韋伯去研擬與蘇聯合作進行一項“太空與月球探索”計劃。這個提議可能會讓美國人不敢相信，但前蘇聯最高領導人的長子謝爾蓋・赫魯雪夫（Sergei Khrusche）卻在1997年證實了這個說法。甘迺迪邁向與蘇聯和解的方向，還有他嘗試控制住NASA等這些事件所代表的重要意義都會在後面的〈甘迺迪與納粹〉一章深入解析。
是誰會不樂見或許能在20世紀60年代就讓冷戰劃下句點的美蘇聯合太空計劃成真？又是誰一手操縱了美蘇雙方的太空任務，使它們和神秘的星象搭配得如此天衣無縫？這是否意味著有能力在雙方兩國制定太空任務的人都當真相信星宿相位的玄機？還有詹森所說的“萬能的主宰者”到底是何方神聖？
強而有力的證據表明，他們非常有可能正是本書所欲探討的對象——那些遍及全球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和他們的黨羽，這些人的夙願就是要征服世界。尼古拉斯・洛克菲勒（Nicholas “Nick” Rockefeller）這位全球經濟論壇的嘉賓、外交關係協會與國際戰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的成員曾透露過全球主義者的狼子野心，他是這麼說的：“最終的目標是要讓每個人都被植入晶片，控制整個社會，讓銀行家和精英掌控世界。”
但光是軍事跟太空科技仍不足以實現這種掌控。無論是通過心理還是化學手段，這場企圖徹底控制普羅大眾的心靈與思想的現時戰爭早已硝煙彌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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