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慮到他們握有的巨額經濟資源——特別是假使他們確實掌握了關於戰術核武器、飛碟、能量操縱裝置等先進科技的黑暗秘密——那麼十分顯然，大難不死的納粹領導階層擁有足夠的實力去誤導追查，並使外國政府和新聞機構噤若寒蟬。
許多著名納粹份子的結局迄今仍充斥極大爭議，包括馬丁・鮑曼、聲名狼藉的奧斯威辛集中營“死亡天使”約瑟夫・門格勒、蓋世太保頭子與黨衛軍集團領袖海因里希・穆勒（Heinrich “Gestapo” Mueller）。根據種種未經證實的報導，門格勒在一次游泳時中風，在1979年的巴西溺斃身亡，在此之前他已在那裡和阿根廷、巴拉圭藏身了數十餘年。另一位黨衛軍軍官、上級突擊隊大隊領袖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順利潛逃阿根廷，但在1960年被綁回以色列，並在那兒被判有戰爭罪處死。穆勒在戰爭行將落幕之際就從他的上司希姆萊身旁抽身，轉而向鮑曼靠攏。在他趁帝國彌留之時逃出希特勒的地堡後，穆勒的家人便宣布他已經遇難，並在柏林豎起了一塊上面寫著“我們最親愛的爸爸”的墓碑。然而，由法院在1963年下令進行的遺骨開挖卻發現這座墓雖埋著三具骷髏，但卻沒有一具符合穆勒的身高或骨骼形狀。
但最大條逃掉的大魚仍是納粹黨全國領袖鮑曼，他是納粹超級科學計劃背後的幕後主使與飛鷹行動的設計師。慕尼黑主教約翰內斯・諾伊豪斯勒（Johannes Neuhausler）在1972年公開了一份戰後的教會文件，其中透露鮑曼已在最後關頭逃離柏林，乘機飛往西班牙。記者保羅・曼寧亦在隔年的《紐約時報》投書一篇文章，詳細說明鮑曼是如何逃脫正義制裁，西德官員曾召開一次記者會宣稱柏林工人在萊爾特車站的廢墟附近挖出了兩具遺骨，而且其中一具已被確認就是鮑曼。按照他們的說法，他是在1945年試圖逃出柏林時身亡。
然而，關於鮑曼死於柏林的證據全都是依據自一位牙醫憑藉記憶製作的牙科紀錄，他本人多年來始終是忠心耿耿的納粹份子，唯一的陳述則是來自另一位牙科技師，他曾因為對鮑曼的牙齒健康狀態的瞭解而被關押於俄羅斯。對於任何希望掩蓋鮑曼的真實行蹤的人而言，如此可疑的死亡宣告無疑最為方便。事實上，威利・勃蘭特（Willy Brandt）政府已經取消了所有追緝鮑曼的獎勵與酬金，並指示西德大使館和領事館忽視任何對於這位黨衛軍全國領袖的目擊報告。
保羅・曼寧從幾個證人那裡獲知的證詞更加劇了這些懷疑，他們表示在車站附近找到的遺骨其實是穆勒命令黨衛軍放置在那，眾所週知他也曾在其它場合用過這種伎倆。
鮑曼之死的說法並沒有說服在維也納文獻檔案館（Documentation Center）工作的已故的西蒙・維森塔爾（Simon Wiesenthal），他說：“在柏林發現的那些遺骨究竟是不是鮑曼，確實很值得懷疑。”鮑曼的一位親屬對此更是信誓旦旦。鮑曼的岳父沃爾特・布赫（Walter Buch）在臨終前吐露：“那該死的鮑曼早就從德國安然脫身了。”
據曼寧指出，鮑曼是在經過精挑細選的黨衛軍士兵護送下撤離奄奄一息的柏林，讓他沿著一系列“藏身處”躲往慕尼黑，他和他的弟弟艾伯特（Albert）一起銷聲匿跡。鮑曼是在1946年初從阿爾卑斯山徒步被護送往義大利北部的熱那亞海港。當時鮑曼落腳在一座方濟會修道院，所有這一切都是穆勒安排好的。
1946年中旬，一艘輪船讓鮑曼帶著偽造的身份證明踏入西班牙，他躲到了加利西亞省桑托多明戈德西洛斯的多明尼加修道院，這一帶是西班牙獨裁者弗朗西斯科・弗朗哥的家鄉，表面上立場中立的他其實一直在暗中支持希特勒。曼寧指出，當鮑曼在1969年察覺到有以色列特務正在探明他的逃亡路線時，桑托多明戈德西洛斯就突然遭遇了祝融之災。怪的是，惡火竄起於修道院放置訪客簽名簿的書架，鮑曼的名字也寫在裡面。這不免令人懷疑這是在蓄意毀跡滅證。
接著一艘載著鮑曼及其他黨衛軍軍官的大型貨輪便在1947年冬天抵達布宜諾艾利斯港，一群有組織的支持者正在那裡接應他們。
甚至在這場大戰結束之前，一些名聲不是那麼響亮的黨衛軍軍官和鐵桿納粹份子就已開始利用隱秘的逃跑計劃，疏散到世界各地。這些規劃其實是一系列鬆散的歐洲逃生計劃，那些具體路線又被稱為“繩梯”（ratlines）。同志社（Kameradenwerk）與敖德薩（ODESSA）為這些繩梯出力最多，後者是前黨衛軍軍官的殘存組織。敖德薩的創立者是鮑曼和穆勒，但後來實際負責指揮的是奧托・斯科爾茲內，他最終也逃過了戰爭罪審判。
關於這些繩梯的文件記錄非常不完整且零散，以至於一些歷史學家不得不從企業界那裡查找線索，他們都不認為敖德薩只是狂熱黨衛軍人士的癡心妄想。通俗歷史作家、為喬治・巴頓將軍寫過一本廣受好評傳記的拉德拉斯・法拉戈（Ladislas Farago）就強調，他可以證明鮑曼依舊在戰後苟且偷生。他承認敖德薩的存在，但他寫道，這個組織“實際上不過是一小撮自由記者關心的陰影財團，而且其在地下納粹運動中從未有過多少份量。”
但是，在1976年編纂了浩然煙海的《第三帝國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the Third Reich）的紐約市立學院的歷史教授路易・斯奈德（Louis L. Snyder）卻堅稱敖德薩是一個“廣泛而隱蔽的納粹旅行社”，它幫助過很多黨衛軍軍官與資深納粹份子脫逃。他還指出，敖德薩的其中一個主要終點就是布宜諾艾利斯。
據法拉戈說，同志社才是納粹份子死裡逃生的真正關鍵。該組織是由德國空軍上校漢斯・烏爾里希・魯德爾（Hans Ulrich Rudel）創立，他是為德國執勤過共計兩千五百三十次戰鬥任務、還為此丟了一條腿的空戰英雄。在戰爭結束後，魯德爾幾乎是憑一己之力創建了最為神通廣大、資金充沛的其中一個救援組織——同志社。魯德爾的這個組織也得到了一些幫助，但法拉戈說這些援助不是來自鮑曼的地下運作，而是“一個坐擁豐富資源的龐大機構，其對納粹份子的關照力度無人能及——它就是梵蒂岡。”
為了理解希特勒和神聖的羅馬教會之間看似令人費解的關係，我們首先必須回顧梵蒂岡與法西斯義大利政府在1929年簽署的協議。根據這份《拉特朗條約》（Lateran Treaty），義大利政府會支付近十億里拉的黃金給教會，以作為對19世紀義大利統一運動期間對教會財產造成破壞的補償。《拉特朗條約》確立了梵蒂岡城在羅馬享有主權國家的地位，並使羅馬天主教成為義大利唯一國教。
教宗庇護十一世在1933年7月20日與納粹德國達成了類似的協議。主持條約締結並代表教宗簽署的是紅衣主教尤金・派契利（Eugenio Pacelli），亦即將來的庇護十二世。這份直到今天仍然有效的協議在當時是弗蘭茲・馮・巴本（Franz von Papen）代表德國總統保羅・馮・興登堡簽署。儘管被認為是希特勒侵略歐洲的主要推手，馮・巴本最終仍在紐倫堡審判上獲釋。根據1933年的協議，教會不會對政治事務再有干涉。協議同時要求所有主教都要向國家起誓效忠，所有神父也都應該挑選德國公民來擔任，並從屬於政府官員。在這項協議批准以前，納粹政府還與主要的幾個新教教會達成了差不多的協議。希特勒年輕時就在一所天主教修道院學校上學，他致力於與德國教會合作，他曾說過：“我相信我今日的決定全都符合全能造物主的旨意。”
流傳多年的謠言聲稱這項秘密協議的內容是以教廷將對國家社會主義寬大為懷，來換取在納粹的全面主宰成熟時宣布天主教為歐洲國教。不管怎樣，協議似乎作用甚微，因為希特勒迅速對各個教會採取了行動，其中包括天主教會。他企圖利用絕育法來解散天主教青年團（Catholic Youth League），更逮捕神父、修女和教會領袖，這些舉動無不激怒了天主教群體。教宗庇護十一世在1937年3月發表了通諭《深表不安》（Mit Brennender Sorge），教宗在這封通諭中指責納粹違背又規避協議，他甚至能夠預見充滿戰爭與滅絕的“腥風血雨”已為期不遠。一年後，庇護十一世更開始向世界鼓噪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天主教的彌撒不斷提醒我們，亞伯拉罕既是我們的族長也是我們的祖先。反猶主義與此ㄧ事實所蘊含的崇高思想水火不容...我得要告誡諸位，基督徒絕不應該支持反猶主義。這是令人髮指的。透過基督，我們都是亞伯拉罕在屬靈意義上的後裔。我們都是精神上的閃米特同胞。”
但如果說庇護十一世反對國家社會主義是名正理順，那麼最遺憾的便是這並未持續多久。1939年2月10日，庇護十一世在計劃對法西斯主義和反猶主義發表另一次嚴詞抨擊的前一天死於突發心臟病。他預計要發表的反法西斯演講稿從未被尋獲。梵蒂岡官員的說法是這可能只是他們的誤會。謠言盛傳弗朗西斯科・薩維里奧・佩塔奇醫生（Dr. Francesco Saverio Petacci）對教宗的驟世有著直接責任。佩塔奇是梵蒂岡當時的御用醫生之一，他也是法西斯領袖墨索里尼的情婦克拉拉・佩塔奇的父親。傳言說是佩塔奇給教宗施打了致命注射物，幾年後曝光的法國紅衣主教兼前陸軍情報員尤金・蒂塞蘭特（Eugene Tisserant）的日記也記載了同樣的指控，令謠言更添說服力。原名尤金・派契利的庇護十二世對法西斯主義並沒有那麼深的敵意，事實上他還以嘉賓身份出席過克拉拉・佩塔奇與義大利空軍中尉里卡多・費德里奇（Riccardo Federici）1934年的婚禮。這段婚姻並沒有維繫多久，克拉拉很快就在威尼斯宮與墨索里尼共度春宵。
1999年，天主教歷史學家與記者約翰・康沃爾（John Cornwell）憑著他的書《希特勒的教宗》（Hitler’s Pope）震撼了天主教世界。康沃爾原來是神學院學生，他說自己本來是要為庇護十二世辯護，但隨著他對梵蒂岡檔案的研究深入，他的態度漸漸改變了。“到了1997年中旬，那時我的研究已接近尾聲，我發現自己陷入了一種我只能說是信念崩塌的狀態。我收集的材料能讓人以更開闊的視角來看待派契利的一生，而且這與免責完全沾不上邊，反而更多是罪證，”康沃爾寫道。這位作者強調，教宗的作為——或是不作為——實際上助長了希特勒掌握權力和隨之而來的大屠殺。
毫不意外，康沃爾的言論立刻被橫蠻地指責是胡說八道與斷章取義。在2004年12月9日的《經濟學人》中，康沃爾寫說：“我必須說，從《希特勒的教宗》列出的論辯和證據來看，庇護十二世的行事實在太過謹小慎微，以至於很難判斷他在戰爭期間保持沉默的動機，那時羅馬正處在墨索里尼的腳跟下，爾後更被德國佔領。”
無論是出於何種動機，歷史事實是許多高階納粹份子和黨衛軍軍官都持著天主教官員簽發的護照逃離歐洲。魯德爾曾在1970年承認：“羅馬本身扮演了出逃路線的中轉站，它承擔了很多工作。倚仗它巨大的資源，教會幫助我們很多人成功逃走。”
其中一位出力甚多的神職人員是阿洛伊斯・胡達爾主教（Alois Hudal），他與希特勒的維也納友人馮・利本弗爾斯（Jorg Lanz von Liebenfels）抱持著相近的思想，後者興辦過一份以神秘學與秘儀為主題的雜誌《奧斯塔拉》（Ostara）。創立秘密反猶團體新聖殿騎士團（Order of the New Templars）的馮・利本弗爾斯是一位西篤會僧侶，他和他的導師圭多・馮・李斯特（Guido von List）都渴望復興中世紀的條頓騎士團，這群以卍為徽記的騎士也是希特勒青年時期的偶像。在馮・利本弗爾斯領導新聖殿騎士團的時候，胡達爾主教亦當上了德國天主教騎士團（Catholic Order of German Knights）的總督。1933年5月1日，在納粹授意的沃普爾吉斯之夜異教慶祝活動上，人在羅馬的胡達爾向教會人士、納粹領袖以及外籍德國人發表了一次言辭激切的演講。“德國的團結就是我的氣力，我的氣力就是德國的力量，”他向聽眾喊話說。
事實上，正是胡達爾手下的一位方濟會修士在1950年出手調度紅十字會的護照，幫助突擊隊大隊領袖阿道夫・艾希曼這位手上沾滿猶太人鮮血的劊子手在戰爭結束時躲過被美國俘虜、逃之夭夭到阿根廷。胡達爾主教後來甚至在他的回憶錄中感謝上帝讓他能夠用假造的身分證幫助這麼多人逃脫。
很多這些“假身分證”都是由梵蒂岡難民委員會（Commissione Pontificia d’Assistenza）簽發。雖然充當不了完整的護照，但這些梵蒂岡身分證會先被用來向國際紅十字會申請流離失所者專用護照，然後就可以利用護照取得簽證。據說紅十字會還是會核驗申請人的背景，但通常只要有神父或主教的幾句話就足矣。這種協助納粹份子逃跑的方法——也是胡達爾主教最青睞的一種——又被叫做“梵蒂岡繩梯”。
舉例來說，戰時親納粹的克羅地亞法西斯獨裁者安特・帕維里奇（Ante Pavelic）在1941年掌權後不久便與庇護十二世進行了私人會面，他在戰後利用梵蒂岡證件獲得護照逃往南美洲。
給予德國的外國事務組織（Auslandsorganisation）最多方便的國家乃是阿根廷。“這一切都可以在無需任何偽裝或掩飾的情況下運作。在阿根廷有超過二十萬名納粹份子，他們可不是屬於阿根廷的次級納粹黨組織，而是道道地地的德國納粹黨，他們拿的是德國勞工陣線領袖羅伯特・萊伊（Robert Ley）簽名的黨證——很顯然，柏林當局始終把阿根廷當成是德國的屬地，而不是一個獨立國家，”柯特・里斯說。
儘管有許多納粹份子在巴西、巴拉圭、智利跟烏拉圭找到了避風港，但沒有一個南美國家能比獨裁者胡安・庇隆和他可愛的第二任妻子伊娃・庇隆的阿根廷更為寬容。
自1943年成功發動軍事政變後，庇隆在1946年獲得選民投票支持成為總統，他們熱烈歡迎他整治貧困的舉措與對工人的尊重。他甫一當選就引起了美國的激烈反對，這似乎也是其來有自，因為他在勝選不久後便開始國有化與強佔英美公司，隨著它們在阿根廷的影響力日益衰弱，取而代之的就是德國人施展身手的時候。
創建同志社的德國空軍飛行員魯德爾接下了訓練庇隆的空軍的擔子，他還藉此帶來了大約百位戰時的德國空軍士兵。同樣的，不少逃脫法網的黨衛軍軍官和蓋世太保都加入了阿根廷軍隊與警察部隊。領導大批納粹科學家的庫爾特・譚克（Kurt Tank）就是其中一例。譚克是一位戰鬥機設計師與福克－沃爾夫飛機工廠的前主管，他利用變裝從德國出逃並手持庇隆本人提供的假身分證來到布宜諾艾利斯，他還在褲子裡藏著紀錄飛機設計圖的微縮膠卷。不久後，六十名納粹舊識也用相同的辦法加入了他的行列。
威廉・福佩爾將軍（Wilhelm von Faupel）負責在南美洲拉攏親納粹盟友，他在1900年曾以德國軍方使節的身份遠赴中國，後來他又以同樣的身份前往莫斯科。他在1911年進入布宜諾艾利斯的阿根廷戰爭學院（Argentine War College）。經過一戰為德國服役結束後，福佩爾重返阿根廷並獲得了陸軍總檢察長的軍事顧問一職。福佩爾不僅向阿根廷、巴西和秘魯的軍隊傳授軍事理論，他同時也向他們灌輸國家社會主義的政治理論。“極度仇視（魏瑪）共和國的他，還是直到納粹即將掌權的時候才回到德國，”柯特・里斯寫道。“但他在離去的那會已與弗里茨・蒂森、喬治・馮・施尼茨勒和馮・施羅德這些工業家建立了深厚交情。畢竟，這些人都對拉丁美洲抱有濃厚興趣，福佩爾自己亦如是。事實上，他曾向德國軍方與工業界誇口說，他自己一個人就可以征服拉丁美洲。”福佩爾恐怕其實是在向那些全球主義者喊話，他們都在南美洲有大量置產，而且無疑不希望白白任它們落入左派、共產黨、民族主義或改革者手裡。
縱然他普遍被看作是獨裁者，許多“庇隆主義者”仍然視胡安・庇隆是工人的救星。當時很少有人知道他藏匿了大約五億美元在瑞士的銀行帳戶。據曼寧說，其中至少有一億美元是來自鮑曼組織。庇隆允許多位戰犯以合法和非法的方式移民阿根廷，這些慷慨的報酬就是他的回報。據信他已向那些出逃的納粹份子提供了超過一千本空白護照。
庇隆本人對希特勒崇拜得五體投地。他自幼就學習德語，所以《我的奮鬥》一點也難不倒他。他的私人秘書魯道夫・弗勞德（Rudolfo Freude）同時兼任了他的內部安全主管。這位阿根廷獨裁者對於能夠為副元首鮑曼提供庇護深感榮幸，在與鮑曼進行過幾次低調的會談後，庇隆開始確信鮑曼的資本轉移計劃將成為推動阿根廷經濟發展的良方。
“這兩人都很明白鮑曼若是被捕，那會造成非常大的麻煩，”保羅・曼寧指出：“因此，庇隆指示他的秘密警察局長盡可能與海因里希・穆勒合作來保護這位貴客，這種合作關係持續了多年。”
伊娃・庇隆為她的丈夫與尋求庇護的納粹份子扮演了居間聯絡人的角色。“她以私生女的身份出生於1919年，之後她為了溫飽不得不甘當風塵女子，她亦嘗試過各種職業，”調查記者喬治・霍德爾（Georg Hodel）寫道。“當她靠著情人的關係開始攀上社交階梯，漸漸的她對傳統精英越來越仇視。作為其他軍官的情婦，她引起了英俊的軍事強人胡安・庇隆的注意。經過一段時間的公開戀愛，他們終於在1945年喜結連理。”
1947年6月，伊娃・庇隆展開了一趟聲勢浩大的歐洲“彩虹之旅”，她受到了西班牙的弗朗哥皇室級的招待，並與庇護十二世有私下一會。她在西班牙時還見到了奧托・斯科爾茲內，後者指揮了名叫蜘蛛（Die Spinne）的繩梯路線，更安排將數百萬納粹戰利品轉移至阿根廷。她接著前往熱那亞見了阿根廷航運船隊的業主阿爾貝托・杜羅德（Alberto Dodero），他在一個月的時間內向南美洲送去了許多納粹份子。但對伊娃來說，這次出行真正的目的似乎是要與瑞士的銀行家們好好坐下來談談。
“根據如今解密的瑞士檔案和納粹獵人們的追查，伊娃此次周遊之旅的真實用意是為了協調各方人士，好幫助納粹份子在阿根廷安居，”霍德爾寫道。“雖然伊娃在編織納粹份子的‘繩梯’這方面的確切作用仍然未明，但她的歐洲之旅卻串聯起了這整個出逃網絡中的各個關鍵角色。她亦為瑞士－阿根廷－納粹達成更為正式的合作掃平了前路。”
1955年，庇隆被軍事政變趕下台，不得不逃往鄰國巴拉圭，之後又流亡西班牙馬德里。他離開的時候並沒有帶走伊娃的遺體，她在1952年就因癌症去世，享年三十三歲。由於她是如此受人愛戴，以至於在蜂擁而至想要一看她的遺體是否安好的嘈雜群眾中，有八個人不慎遭到踐踏至死。
根據曼寧的說法，鮑曼和庇隆的關係“在庇隆於1955年離開巴拿馬並流亡西班牙後變得有些緊張，但穆勒至今（1981）仍握有權力主導阿根廷祕密警察處理所有關於南美洲的德國人（與納粹份子）的問題。”
納粹的影響在南美洲始終陰魂不散。“那些老成的法西斯主義者完成了敖德薩的戰略家希冀的大部份目標，”喬治・霍德爾指出，他繼續補充說：“阿根廷的納粹份子使希特勒的火炬持續興旺，這個地方的軍隊都變成了新的皈依者，他們因而被傳授了先進的動刑學問以及該如何策劃‘敢死隊’襲擊。數百名左派的庇隆追隨者和工會成員都是新法西斯阿根廷政府在1976年發動的骯髒戰爭受害者。”
黨衛軍高級突擊隊領袖克勞斯・巴比（Klaus Barbie）號稱“里昂屠夫”，他在德國戰敗後加入美國陸軍的反情報部門，後以化名克勞斯・奧爾特曼（Klaus Altmann）在玻利維亞安頓。藉著他身為高級突擊隊領袖的人脈，他開始在玻利維亞、秘魯跟智利經營槍械交易。“槍械交易最終又引領他們步入販毒生意，”列文達寫道。
巴比在1980年7月17日慫恿玻利維亞右派軍官向左派政府發起政變。“巴比的人馬追捕並屠戮政府官員與勞工領袖，與此同時阿根廷那邊的專家則飛來展示最新的酷刑手段，”霍德爾寫說。在巴比的幫助下，玻利維亞很快就成為了新興的麥德林（Medellín）販毒集團主要且可靠的可卡因來源。巴比在兩年後被捕並引渡法國，他在那裡被依反人類罪判處終生監禁，直到1991年因癌症逝世。
敖德薩也將販賣槍械當作是增加財源的方式。事實上，它從來都沒有只打算甘當納粹份子的逃生梯，在鮑曼的指示下它已被打造成了一家欣欣向榮的商業公司。歐洲充足的武器供應立刻就被證明是一項有利可圖的商品。
美國軍方在1945年末已開始注意到帕薩（Passau）這座位於慕尼黑東北方九十英里處，為多瑙河、因河、伊爾茨河所交匯的風景如畫的城市，其實暗藏著巨大的黑市公司。作為德國、奧地利與捷克斯洛伐克的連接點，它也是軸心國的武器藏運中心。正是在這裡，分屬三支不同軍隊——匈牙利第五集團軍與德國第五、第十二集團軍的器械都被儲藏在了一座美國人經營的倉庫裡。步槍、機關槍和彈藥在帕薩應有盡有，另一邊價值數百萬美元的車械則被存放在奧地利的馬蒂希霍芬（Mattinghoffen）。
這些戰爭物資的價值估計上看一千萬美元，它們紛紛被主要是敖德薩特務、德國官員和罪犯的黑市工作者拿去轉賣，少數盟軍士兵也有來分一杯羹。堪稱是歷史上最諷刺的其中一樁，這些物資爾後大部份都被運往巴勒斯坦，供渴望建立以色列國的猶太人和動用武力加以阻止的阿拉伯人發揮。
1946年1月5日，在巴頓將軍的G-2軍官威廉・韋弗上校（William Weaver）指揮下，美軍情報人員開始進佔帕薩，準備要展開逮捕。結果事與願違，這群特務不但慘遭殺害，就連他們暫住的房舍都遭到焚毀。其中一名特務，威廉・斯佩克特中衛（William H. Spector）僥倖免於一難，那時他剛好因為腎結石住院，結果就與帕薩大屠殺擦肩而過。發誓要為他的同伴報仇的斯佩克特卻不知所措地發現，上級似乎有意要讓這整件事不了了之，只表示這是一次“安全意外”。斯佩克特後來瞭解到，其中一個涉入偷盜武器與特務之死的嫌疑犯是羅馬尼亞人羅伯特・阿布拉莫維奇（Robert Abramovici）。之後改名為羅伯特・亞當（Robert Adam）的阿布拉莫維奇開辦了一家名叫索科克斯（Intermecco Socomex）的軍火公司，它與CIA自己的國際軍火公司（Interarmco）關係相當密切。
巴勒斯坦的武器交易是由約瑟夫・貝伊達（Joseph Beidas）和愛德華多・巴魯迪（Eduardo Baroudi）及其兄弟們負責處理，阿拉伯人和猶太人都是他們的買家。巴魯迪後來當上國際銀行（Intra Bank）的副總裁，這家總部設在黎巴嫩貝魯特的銀行是黑市資金流動的ㄧ大渠道。
戰爭結束後有好些人都靠著戰爭利潤和黑市軍火交易大發利市。“但若論起獲利，那沒有任何人可以與敖德薩相比，它的代理人遍佈歐洲，甚至觸及鐵幕的後面，”曼寧說道，他繼續指出：
“他們向意圖增強埃及與其它中東阿拉伯國家軍力的阿拉伯買家兜售美國過剩的武器。彼時的巴勒斯坦被劃分出了猶太人的家園，那些人企圖將它扼殺在搖籃裡。但現在，受美國與其它地方支持的猶太買家也進入了市場。杜魯門總統不願向他們販賣槍械和美國過剩的P-51野馬式戰鬥機，於是他們唯一的求存希望便是歐洲的黑市，他們根本不曉得整個黑市很快就會徹底落入敖德薩特務的控制。然而，如果非得要如此方能保住這個才剛在1947年5月14日宣布成立且手無寸鐵的彈丸之國，那麼那些猶太買家也的確是在與魔鬼做交易。”
同樣的，在現代以色列建國背後也可以看見富可敵國的全球主義者的身影。這一切肇始於1917年，那時第二代羅斯柴爾德男爵沃爾特・羅斯柴爾德（Lionel Walter Rothschild）收到了英國外交大臣亞瑟・貝爾福（Arthur Balfour）寄來的一封信，其中答覆了他對於貝爾福在巴勒斯坦問題的立場的質疑。貝爾福表示他支持在那裡建立一個猶太國家，這封信後來就被稱為《貝爾福書信》（Balfour Declaration）。國際聯盟在1922年批准貝爾福主管巴勒斯坦，這為往後以色列建國鋪平了道路。羅斯柴爾德男爵本人是一位熱誠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他還曾是英國國會的議員。由猶太人與非猶太人推動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自19世紀末以降一直致力於建立以色列。身為內森・羅斯柴爾德（Nathan Rothschild）長子的羅斯柴爾德男爵一手掌控著英格蘭銀行，他還資助了塞西爾・羅茲的鑽石帝國（跟秘密社團）。另一位羅斯柴爾德，埃德蒙・羅斯柴爾德（Edmond de Rothschild）則出資興建了第一條從紅海通往地中海的油管，開辦以色列銀行（Israel General Bank）的他又被譽為“現代以色列之父”。
猶太復國主義者似乎也使用敲詐勒索的手段來幫助以色列建國。他們最著名的目標就是納爾遜・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他在1940年被國防部長福瑞斯特任命為協調美洲事務的情報人員。洛克菲勒接著在1944年獲任拉丁美洲事務助理秘書，據作家洛夫圖斯和亞倫（Mark Aarons）指出，這是一個絕對適合洛克菲勒的職務，因為它主要的工作內容就是“壟斷拉丁美洲的原物料並排除歐洲人的染指”。如前所述，由於德國納粹份子和美國全球主義者之間有廣泛商業往來，據洛夫圖斯與亞倫說，德國人在戰爭期間從南美洲得到了他們想要的任何東西，從加油站到間諜基地無所不是，但英國人卻都得自掏腰包。“洛克菲勒打著國防之名在拉丁美洲稱心如意，但背後卻都是赤裸裸的利益，”他們寫說。“在他的官方職務包裝下，洛克菲勒和他的親信將接管英國在拉丁美洲最有價值的財產。如果英國有意阻止，他就會切斷英國為跟希特勒作戰所急需的原料與糧食供應。”
沒有多久，洛克菲勒就控制了南美洲的大部份地區，他甚至將這股影響力擴及了新成立的聯合國。但是，洛克菲勒不顧杜魯門總統反對，力挺親法西斯的阿根廷入聯時，他為此丟了烏紗帽。現在他重新回到了商業世界。據洛夫圖斯和亞倫指出，他的“生意夥伴恰好就是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此人是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受託人與將軸心國的資產轉移到安全地方的同謀。”
當猶太復國主義領袖大衛・本・古里昂（David Ben-Gurion）在1947年急於發起投票確保聯合國決議劃分巴勒斯坦、以創建以色列國時，他便把目光轉向了洛克菲勒。依照幾位前美國情報特務的說法，古里昂“對他展開了令人難以忍受的敲詐”。
洛克菲勒自然有辦法應付對他的家族在戰後與戰時和納粹打交道的幾次調查，但據洛夫圖斯和亞倫說：“於是猶太人帶著他們手上的檔案來了。他們有他與納粹串通的瑞士銀行紀錄，他為在南美洲建立德國壟斷集團的書信上簽名，還有他在戰爭期間跟納粹特務接觸的文字稿，最後是證明他幫助艾倫・杜勒斯將納粹戰犯和資產從梵蒂岡轉移至阿根廷的證據。”
明明身為美國檢察官與前情報人員，洛夫圖斯卻被拒絕調閱機密的CIA跟北約文件，他在1994年與澳洲廣播記者馬克・亞倫合著了全國暢銷書《劍指猶太人的暗戰》，這本書探討了西方情報機構對以色列事務發揮的作用。兩位作者採訪到了其中一位當時去與洛克菲勒對質的猶太人，他透露說：
“洛克菲勒瀏覽了檔案，然後開始冷靜地討價還價。作為拉丁美洲都會投票支持的回報，他希望這群猶太人保證從此閉口不提納粹資產和逃犯流向南美洲的事情。就這樣，再也沒有猶太復國主義納粹狩獵者、沒有關於這些銀行家跟其他人的證詞出現在紐倫堡、沒有對於生活在南美洲或替杜勒斯工作的納粹份子的隻言片語。所有與納粹有關的事宜都被壓下來了，永永遠遠的。擺在面前的選擇很簡單，洛克菲勒解釋說：‘你們可以選擇復仇，也可以選擇獲得一個國家，但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交易談妥後，洛克菲勒實現了諾言。聯合國大會在1947年11月29日批准了協議，決定分割巴勒斯坦。這次投票令阿拉伯世界一片嘩然，它們完全沒有預料到幾個拉丁美洲國家竟然會在最後一刻改變主意。猶太人為了他們新國家的安穩選擇了保持沉默，但他們顯然沒有就這麼善罷甘休。直到今天，以色列領導人都還會反過來拿納粹難民與戰爭罪行來勒索西方主子，使之非得無條件支持以色列及其政策。
以色列的立國也解釋了美國官員對阻止德國資本轉移為何總是力不從心。約翰・佩勒（John Pehle）曾與奧維斯・施密特一起在美國財政部的外資管制辦公室工作。“從1944年起，華盛頓的注意力就從海外的財務控制問題轉向了協助猶太戰爭難民，”佩勒說。“我遵循總統命令在1944年1月接掌戰爭難民委員會（War Refugee Board）主任一職。奧維斯・施密特則是外資管制總管。他那邊的人手不斷被抽調，就在德國人正拚命避免他們的財產被盟軍搶奪的同時，我們卯足全力在盡可能解救歐洲的猶太人。”毫無疑問，歐美的全球主義者更關心在富含石油的中東地區奪得立足點，而不是追捕逃亡的納粹份子和他們的財富。
伴隨納粹資產、資本、科學家、黨衛軍軍官、前敖德薩官員一同湧現的還有其它更隱秘的援助團體，如蜘蛛、第六星（Sechsgestirn）、德意志救濟會（Deutsche Hilfsverein）。透過這些團體，黨衛軍軍官和納粹官員成功從法國南部出逃，越過庇里牛斯山進入西班牙。它們都是像敖德薩那樣的非盈利性公司，但它們仍從鮑曼集團那裡收到了資金與指示。
蜘蛛是突擊隊員奧托・斯科爾茲內的心血，其主要是由他的突擊隊舊部組成。這個組織受到了鮑曼有計劃的資助。在1947年與伊娃・庇隆會面後，許多蜘蛛成員動身前往阿根廷。“沿著這些管道前往南美洲的德國人多得不像話...這還要加上馬丁・鮑曼在1944年8月宣布他的資本轉移計劃後的一些不那麼有組織的手段，包括科學家、行政人員以及聽從穆勒命令的前黨衛軍士兵，總計有六萬人參與了這些行動，”保羅・曼寧說。
甚至直到戰爭結束之前，納粹就已開始動用集中營囚犯和僱來的專家製作幾可亂真的假身分證。靠著這些東西與歐洲在戰爭結束後的一團混亂，他們完成了自己頗有成效的證人保護計劃。許多這些虛假身份禁住了時間考驗，迄今仍在發揮效用。
鮑曼利用他精心設計、規劃縝密的通訊系統控制了他龐大的商業帝國。“無論人在哪裡，他都可以將自己的藏身處打造成黨部，並確保一切安全無虞，”曼寧解釋說。“使用電話太危險了，但他有可以帶著書信前往瑞典的信使，鮑曼在那裡（瑞典）的馬爾默（Malmö）鞏固了商業總部，以處理非常複雜且不斷變化的戰後商業帝國事務。從馬爾默發出的高頻無線電可以將經過編碼的信息傳給瑞士、西班牙或阿根廷的監聽站，指令就是這樣下達的。”
這位副元首的逃跑並沒有被簡單忽視。FBI接獲得一份並被曼寧查閱過的文件證實了這一點。“當FBI總部收到這份文件的時候...它顯示出那位納粹全國領袖確實已被追蹤多年，”他寫說。“有一份報告涵蓋了（鮑曼）從1948－1961年在阿根廷、巴拉圭、巴西和智利的行蹤。該文件透露，自1941年以來他一直以自己的名義來在布宜諾艾利斯的德意志銀行進行銀行業務；他與阿根廷獨裁者胡安・庇隆共同持有一個銀行帳戶，1967年8月4日、5日、14日都有需求帳戶的書面檢驗記錄，證明紐約第一城市銀行（今花旗）、大通曼哈頓銀行、漢諾威信託都接受了布宜諾艾利斯的德意志銀行的清算服務。”
科爾多瓦省在1955年4月22日發佈了一份警方報告，一名持續追蹤鮑曼的警探在一間旅館裡找到了這位在另外兩名男子陪同下的納粹份子，他悄悄地跟蹤了他們。他無意中聽見其中一名男子向三人裡看起來最有份量的矮小、禿頭的那人說：“遵命，鮑曼閣下。”到了1972年，任何人只要想知道，都可以輕易查出鮑曼已在南美洲藏匿多年。研究人員兼作家的拉德拉斯・法拉戈在那一年因為他投書給英國《每日快報》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他在文中詳細披露了鮑曼的行跡。法拉戈隨後又在1974年將他的發現集結成冊，發表了《餘波：馬丁・鮑曼與第四帝國》（Aftermath: Martin Bormann and the Fourth Reich）一書。
他的調查驚動《紐約時報》也在1972年11月27日發表了一篇以〈布宜諾艾利斯〉為斗大標題的報導。報導提到：“阿根廷秘密單位的線人近日透露，馬丁・鮑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這個國家找到了庇護所，但目前無法確認他是否仍在那裡。來自薩爾塔（Salta）的消息來源證實，鮑曼居住的牧場是一些德國工業家的財產。知情人士還透露，其他納粹份子也跟鮑曼一起抵達阿根廷接受庇護，尤其是義大利獨裁者的兒子維托里奧・墨索里尼（Vittorio Mussolini）。”
當然，只有鮑曼、門格勒、艾希曼和其他一些高階的納粹份子才有幸偶爾登上新聞頭條。其他成千上萬人則設法利用商業聯繫或梵蒂岡發放的護照來從追捕當局手上溜走。顯而易見的是，保護納粹份子的不僅僅是商業利益，還包括美國政府中的一些人士。舉個例子，美國檔案管裡有關卡姆勒及其下落的紀錄都遭到了消除。尼克・庫克曾試著追蹤卡姆勒的下落並使真相大白。“美國國家檔案館的人員對有關卡姆勒的資料做了曠日費時的搜查，但他們卻甚至沒有為他建立過一個條目，”庫克寫道。“鑒於卡姆勒在戰爭最後數月間的所作所為，這種證據缺失的情形非常發人深省；馬里蘭州大學公園市現代軍事檔案館（Modern Military Records）的一位檔案管理員透露...曾經有人...來過這裡並清除了（檔案）。”
真正對美國產生最深遠影響的納粹組織並不是那些繩梯，而是萊因哈德・蓋倫少將（Reinhard Gehlen）創造的間諜網絡。這個納粹網絡將在冷戰初期成為美國的眼睛和耳朵。出生於1902年的蓋倫是一名天主教書店老闆的兒子，他在1920年進入德軍服役。話雖如此，但他的中產階級家族無論是在哪一方都有出過軍官。蓋倫在20世紀30年代從德國軍事參謀學校（German Staff College）轉進了陸軍總參謀部，軍階是上尉。1940年，他晉升少將，並以參謀的身份為兩名德國將軍服務。蓋倫在1942年的時候已經官拜中校，亦是東線外軍處（Fremde Heere Ost，FHO）的負責人，這是德軍參謀部的一個有些奇怪的官銜，專職分析俄羅斯前線的所有情報。
為了避免與德國既有的反間諜機關阿勃維爾（Abwehr）發生衝突，蓋倫創建了屬於自己的間諜與告密者網絡。這套系統很快就透過良好地篩選蘇聯情報，為納粹的戰爭作出極大貢獻。蓋倫利用了他可以找到的任何反共份子，特別是俄羅斯將軍安德烈・弗拉索夫（Andrei Vlasov）的反蘇聯間諜網絡，這位俄國軍官企圖與蓋倫、納粹一起顛覆史達林政權（在德國失敗後，盟軍將弗拉索夫和他的“俄羅斯解放軍”通通交給史達林，最後他們都被處死）。蓋倫迅速建立起了一個傑出的特務與間諜網絡，其中所有人都發誓嚴守秘密，即使對家人也是。這一弗拉索夫/蓋倫的合作行動又被稱為蓋倫組織（Gehlen Organization），這個間諜網絡在戰爭結束許久以後仍被美國繼續沿用。
但蓋倫過於準確且現實的情報很快便讓希特勒深感不滿，他甚至在戰爭逼近尾聲時嚷嚷說：“蓋倫就是一個蠢貨！”這樣的刻薄也許是蓋倫同情密謀刺殺希特勒的那些人的原因。但不管他到底有沒有參與1944年7月功敗垂成的炸彈陰謀，蓋倫最後都完好無事。
從那時開始，他就在心生謀劃了一個新的計劃——這是一個會對同盟國，尤其是美國與俄羅斯影響深遠的計劃。
意識到德國已經無力回天，蓋倫在1945年4月已考慮將他在俄羅斯的間諜網絡獻給英國人，但沒有得到答覆。“綜合所有因素，接觸美國軍隊似乎是最有利的選擇，”蓋倫回憶說。“我想，一旦戰爭結束，比起他們的歐洲盟友，美國人應該會更快理智地看待我們，後來的歷史也證明我的判斷無誤。”
蓋倫並沒有表現出除了不知悔改的國家社會主義者之外的任何傾向。他在1971年的回憶錄中曾說過：“我依舊堅信，假如沒有阿道夫・希特勒的昏庸干預，我們老早就實現1941年的目標了。”換句話說，蓋倫對納粹侵略的唯一反思就是希特勒輸了。
蓋倫和他的組織動用了五十多個密封鋼製容器來藏匿他們多如牛毛的情報文件，然後再向西撤退時將它們ㄧㄧ埋好——其中一個藏匿處靠近文德爾施泰因山（Wendelstein），另一處在巴伐利亞西南部的阿爾高省（Alagu），第三處是萊茵河畔的洪斯呂克山（Hunsruck）。在山間小屋躲藏一段時間後，蓋倫決定要做點什麼。“我們不想變成俘虜，”他後來回憶說。“我們打算主動向美國人投降，這都是計劃好的一部分。”
美國官員起初對此不屑一顧，他們還沒有察覺到他的重要性，甚至連反情報部隊（Counterintelligence Corps，CIC）的人都有眼不識泰山。最後，蓋倫終於來到了德國的美國佔領區的高階情報官埃德溫・希伯特准將（Edwin L. Sibert）面前。
“儘管法國那邊仍在交火，（希伯特）已決定要利用阿道夫・希特勒的軍官來為美國的戰略所用，”蓋倫的傳記作家海因茨・霍尼（Heinz Hoehne）和赫爾曼・柔林（Hermann Zolling）寫道，他們補充說：“這其實是人在伯爾尼的美國秘密情報官，艾倫・杜勒斯的想法。”
即便美國陸軍禁止有關人員從德國人那裡聽取任何對他們在東方的昔日盟友的任何意見，但是當蓋倫詳細闡述“蘇聯的真實算盤及其軍事力量”的時候，希伯特卻聽得極其入迷。“我與希伯特將軍在上烏瑟爾的談話內容結束於一項‘君子協議’，出於種種原因，我們從未將其以白紙黑字寫下，”蓋倫說。
這項“君子協議”的條款如下：
・建立一個秘密的德國情報組織
・組織將和美國人“一起”工作，但不聽命於他們
・組織將完全由德國人領導，但會接受美國人提出的任務
・組織將接受美國人資助，但這筆錢不會出自佔領預算
・在德國政府成立並同意為組織負責之前，其將繼續留在美國人手裡
・如果組織碰到德國與美國利益衝突的兩難局面，它將以德國的利益為優先考量
“希伯特同意的（協議）政治風險非常大，”蓋倫坦言，他對達成這個結果感到相當滿意。“反德情緒高漲，但他卻沒有任何華盛頓權威插手、戰爭部更是毫不知情的情況下砌成了我們的組織。據我所知，他曾知會他在英國佔領區的夥伴肯尼斯・斯特朗少將（Kenneth Strong）我們的存在，但他要求他不要過分詢問此事，以免新聞界發現我們的事情。”
蓋倫和他的ㄧ些人馬立刻坐上艾森豪將軍的參謀長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的專機飛往華盛頓，史密斯在1950－1953年領導CIA，然後接替埃夫里爾・哈里曼出任美國駐蘇聯大使。史密斯還會成為行事隱秘的畢德堡俱樂部的早期成員，該組織的創始人是前黨衛軍軍官，荷蘭的伯恩哈德親王。
蓋倫的自私提議也得到了希伯特的上級認可，他們不知道全球主義者其實暗地操控著蘇聯，因此他們ㄧ聽完蓋倫對這個來勢洶洶的“邪惡帝國”的描述後都不由得倒吸一口氣。按照協議，蓋倫將獨立且對等地行事，提供美國人他們想要或他有意分享的資訊，但絕不得與祖國的利益相抵觸。換言之，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對於蘇聯的目標與能力的所有瞭解，幾乎都是來自一個透過納粹組織而與國際金融精英有所聯繫的地下反共勢力。
據著有《美國佬和牛仔戰爭》（The Yankee and Cowboy War）的卡爾・奧格爾斯比（Carl Oglesby）寫說，在CIA於1948年成立之後：“蓋倫與杜勒斯和他的組織的關係變得更為緊密，實際上是負責了CIA在俄羅斯跟東歐事務方面的部門。在北約成立（1949）後不久，（蓋倫組織）又成為了北約的官方情報組織。”根據近年來解密的檔案顯示，蓋倫組織從杜勒斯那裡拿取了總計兩億美元的CIA資金。
蓋倫提供的大部份情報最終都被證明是可疑的，儘管當時大家並不知道，因為俄羅斯對鐵幕背後的信息有著嚴格控制，“蓋倫把一堆白俄羅斯人提供的‘真實’文件丟到了美國人面前，”洛夫圖斯說。“由於這些信息都涉及蘇聯在無法查核的地區的活動，所以美國人別無選擇，只能將蓋倫的信息當作是真的。事實上，蓋倫給予的大部份秘密情報都是來自新來的移民、蘇聯報紙和白來自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書信。”
蓋倫的間諜生涯還要繼續發光發熱。他在1946年回到德國籌建一個情報部門，它之後演變成西德的聯邦情報局（Bundesnachrichtendienst，BND）。他的幹部從三百五十名舊部擴增至了四千多人。依照最初的協議，蓋倫從1956年擔任BND局長一直到1968年，後來他因為政治醜聞被迫辭職。在他去世於1979年後，身為馬耳他騎士團成員的蓋倫獲得了冷戰時期的完美間諜大師的美譽。
CIA在2000年才總算承認了與蓋倫的關係。由於奧格爾斯比依據《資訊自由法》提出要求，該機構於是向美國地方法院提交宣誓書“坦承與德國將軍萊因哈德・蓋倫維持的情報關係已過了五十年保密期。”
美國當局與納粹份子的另一個被人遺忘的紐帶是國際刑警組織，該組織在1924年呱呱墜地時叫做國際刑警委員會，埃德加・胡佛在同年當上FBI局長。總部設在奧地利維也納的該組織成立的目的是為了協調國際間的警察合作。隨著德國在1938年併吞奧地利，該組織繼而受到納粹控制，直到二戰結束時都仍是屬於蓋世太保的情報與執法部門。
國際刑警組織在那些年裡是由一些臭名昭彰的納粹戰犯把持，例如黨衛軍上級集團領袖萊因哈德・海德里希，他主持了制定大屠殺計劃的萬湖會議；刑警組織負責人有亞瑟・奈比（Arthur Nebe），他指揮過行刑隊（Einsatzkommandos）去清算“不受歡迎者”；再來還有接替遇刺的海德里希，之後在紐倫堡被判處絞刑的恩斯特・卡爾滕布倫納（Ernst Kaltenbrunner）。在國際行刑組織與海德里希一道共事的年輕黨衛軍軍官保羅・迪克普夫（Paul Dickopf）亦在戰後的1968－1972年間擔任組織主席。
根據向來主義共產黨勝過納粹的FBI局長胡佛的建議，美國在納粹於1938年併吞奧地利的兩個星期後正式加入國際刑警組織。直到珍珠港事件發生幾天前胡佛都還和納粹的國際刑警領袖有友好的通信，顯然他也擔憂這種聯繫恐怕有損他的形象。
國際刑警組織的官員在戰後堅稱他們的所有文件都被盟軍的轟炸付之一炬。然而，根據研究人員沃恩・楊（Vaughn Young）的說法，有位名叫哈里・索德曼（Harry Soderman）的瑞士警察自其成立以來就一直與國際刑警組織互相合作，他說在1945年曾發生過一次失敗的嘗試，要把這些文件從德國帶出到法國手中。次年，國際刑警組織在法國警方的大力支持下重建，並在巴黎設立總部。同樣是在1946年，胡佛回避美國國務院，到布魯塞爾參加國際刑警組織的正式重建大會，他也獲選為副主席。前美國陸軍情報官員威廉・斯佩克特曾指出，胡佛趁二戰結束之際搶來了納粹/國際刑警組織的情報檔案，他依此對許多美國商界與政界領袖敲竹槓。時至今日，國際刑警組織仍拒絕追捕納粹戰犯，理由是這超出了它的管轄範圍。
到了1980年，高齡八十多歲的馬丁・鮑曼已遊歷過南美各地，他往往讓納粹獵人撲空。他住在布宜諾艾利斯附近的一座豪華莊園，並在那裡寫下回憶錄，同時也仍然受到穆勒的保護。
保羅・曼寧說，這位衰老的隱士依然是以德國為中心的巨大工業金字塔的守護者與沉默操縱者。鮑曼還變成了新一代律師、銀行家和工業家的導師。在他於1981年出版《馬丁・鮑曼：納粹出逃記》後的一篇未注明日期的採訪中，曼寧聲稱：“鮑曼組織不僅僅是一個前納粹集團，它還是一個無可比擬的經濟力量，在今日利益已經取代了舊有的意識形態。”
據估計，戰後有多達十萬名納粹份子得以消遙法外。“正因如此，世界上規模最巨大、資金最充沛、訓練最齊全、裝備最精良、人脈最廣闊的集團之一就這麼誕生了，”彼得・列文達說。“他們的第二代人都在倫敦、柏林、紐約、布宜諾艾利斯接受訓練與教化，還有像尊嚴殖民地（Colonia Dignidad，在智利）這種全副武裝的秘密莊園。”
尊嚴殖民地在今天已被改名叫巴伐利亞莊園（Villa Baviera），它是由前納粹空軍士兵保羅・謝弗（Paul Schaefer）創立於1961年，組成份子都是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就住在那裡的德國移民。這座大型建築有自己的發電機、兩條跑道和一間餐廳，它們全都被鐵絲網、探照燈跟守衛塔團團圍住。國際特赦組織在1968年進行的一次查訪中發現這裡還藏有地下牢房，囚犯會遭到電子噪音系統與電擊遠端刑求。“在奧古斯托・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統治智利的時候，這裡是一處刑求與處決中心，皮諾切特上台是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為保全洛克菲勒家族的利益而在1973年操弄的結果，”列文達說道。
這座莊園由大約三百名納粹流亡者管理，其中有些人至今仍住在那裡。在皮諾切特暴力推翻民主的過程中有將近三千人死亡，三萬多人遭到動刑，其中包括死因仍有爭議的時任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謝弗在1997年因被指控在殖民地性騷擾兩名男孩而逃離智利，2005年人們更在那裡發現了大量武器和彈藥。
毫無疑問，鮑曼九死一生的納粹帝國依舊對世界的經濟與政治擁有極大的控制力，但這到底到了什麼地步恐怕永遠也無法知道。
眾所週知，許多納粹德國最出色的人才都在戰後繼續跑到歐洲以外的其它地方活動，其中尤以美國最為值得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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