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色冷研究所
與神秘實驗密切相關、每每被用於實現新紀元運動鼓吹的嶄新意識狀態的東西便是藥物。現在常被稱為“宗教致幻劑”（entheogens，意為“自內而生的神性”）的這些東西深為新薩滿教所倚重，據說它們可以讓人接觸“精神”世界，或用其他人的說法就是外星人。“宗教致幻劑”這個新詞是一群民族植物學家在1979年的創見，他們這群人包括卡爾・拉克（Carl A. P. Ruck）、理查・舒爾茲和戈登・沃森。這個詞彙是派生自“entheos”，其依照古希臘人的理解是在狄奧尼索斯神秘學派的儀式期間被精怪上身的意思。因此，宗教致幻劑這個稱呼暗示了一種常以宗教或“靈性”的方式使人大徹大悟或經歷醍醐灌頂之感的藥物。這個術語最初是在拉克、沃森與艾伯特・霍夫曼合著的《厄琉息斯之道：揭秘神秘學派》（The Road to Eleusis: Unveiling the Secret of the Mysteries）中被提到，他們認為“卡吉尼亞”（kykeon）這種在儀式中使用的特殊液體應該是含有真菌麥角的精神活性物質，LSD正是從此種真菌提煉而成。
宗教致幻劑漸漸成了迷幻劑（hallucinogen）或迷幻藥（psychedelic）這些詞彙的替代品。拉克和其他人皆認為“迷幻劑”一詞有失妥當，因為它與譫妄（delirium）和精神錯亂（insanity）有字源關係。“迷幻藥”同樣不合格，因為它跟像“精神病”（psychosis）這些用語頗為相近，同時也過度沾染上了20世紀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運動。
誠如杰倫・博克霍恩（Jeroen W. Boekhoven）在《薩滿教系譜》（Genealogies of Shamanism）裡指出，現代精神病學的轉變正發生在此時，它開始將精神分裂症患者視為先知與藝術家，進而替新薩滿教開闢了前路。塔維斯托克的“反精神病學家”R.D・萊恩所持的就是這種觀點，在他看來精神疾病反而可能是一種變革性的插曲，這種精神痛楚的過程可與薩滿之旅相比較。因此，萊恩依據新紀元運動的基本思路對精神分裂症展開了重新詮釋：“精神錯亂並不只能導致崩潰，它也可能是一種開創。”（註1）
身為該研究所講師之一的萊恩深受大蘇爾的伊色冷研究者的創立者們肯定。如同博克霍恩指出，伊色冷研究所成為了“人本主義心理學的發展重鎮，以及薩滿教研究領域的起頭...”（註2）。無論是弗格森還是其他新薩滿教的主要代表人物，譬如戈登・沃森、邁倫・斯多拉洛夫（Myron Stolaroff）、羅伯特・安東・威爾遜和他的同事泰瑞司・麥肯南都極為肯定伊色冷研究所的影響力。
據沃特・漢納拉夫（Wouter Hanegraaff）在《新紀元宗教與西方文化：世俗思想倒映下的秘儀主義》（New Age Religion and Western Culture: Esotericism in the Mirror of Secular Thought）中所說，伊色冷研究所可以算是僅次於嬉皮士的60年代反主流文化運動的第二大影響來源，並且還促成了新紀元運動的興起（註3）。基本上，伊色冷研究所秉持的是被賴希跟法蘭克福學派擁護的佛洛伊德慾望壓抑學說。根據《BBC》紀錄片導演亞當・柯蒂斯（Adam Curtis）的《自我的世紀》（The Century of the Self）指出，伊色冷研究所“在20世紀70年代簇擁的思想與技巧都徹底改變了社會和政治，甚至可以說是令任何右派自由市場理論皆望塵莫及。”正如亞當・柯蒂斯解釋說：
“（伊色冷研究所創辦人麥克・墨菲）招攬了一群激進的精神分析師和心理治療師，並鼓勵他們以自己的所學開班授課。現代社會壓抑了個人內心的情感是他們的共識，也正因如此人們的生活才變得狹隘、枯燥，他們的真實感受則被扭曲與曲解。伊色冷研究所教導人們如何打破這座監獄，如何讓他們的內心感受走出囹囫、獲得解放。這是一個美好的夢想——於是成千上萬人開始在20世紀60年代決心遠離政治，並試著學習如何通過改變自己來改變社會。”（註4）
伊色冷研究所成立於1962年的加州大蘇爾，阿道斯・赫胥黎對此也有從旁幫助。它名義上的創辦人是兩位超越冥想的學子，麥克・墨菲和理查德・普萊斯（Richard Price）。普萊斯的父親赫爾曼・普萊斯（Herman Price，他來自普羅伊斯〔Preuss〕）出生於1895年東歐的一個猶太家庭。普萊斯畢業於1952年，他在史丹佛大學主修心理學，他在那裡的同學有格雷戈里・貝特森跟弗雷德里克・施皮格爾貝格，他們兩人後來均對伊色研究所的創立與發展有過重要影響。普萊斯之後到哈佛大學繼續鑽研心理學，其後加入空軍並被派駐至舊金山。
在定居舊金山之前，墨菲曾遠遊印度並向斯瑞・奧羅賓多（1872–1950）求學。就像德日進一樣，斯瑞・奧羅賓多對伊色冷研究所影響深遠，他曾描述過一種從無生命的物質邁向神聖意識狀態的過程。德日進把它稱為奧米茄點，斯瑞・奧羅賓多則取為超智（Supermind）。在20世紀60年代中旬，奧羅賓多的親密靈性合作者，“母親”曾與馬克斯・席恩一同進修，並親自指導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可的國際鄉鎮－曙光之城（Auroville）的建立，這是一個靠近印度南部本地治理市邊界、位在泰米爾納德邦的未來社區，其立意是要讓“不分國家的男女拋棄教條、政治與國籍之分，ㄧ起和平又進步地圓融共處。”
普萊斯在艾倫・沃茨與弗雷德里克・施皮格爾貝格在舊金山新創立的美國亞洲學術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of Asian Studies，前身為加州整合學院）借用了一間房間。這使得普萊斯置身在了北灘垮掉派（North Beach Beat）的活躍範圍，他因而也認識了傑克・凱魯亞克、艾倫・金斯伯格，特別是蓋瑞・施耐德（註5）。1956年，普萊斯在舊金山歷經了一次突破性的精神崩潰，他被送進精神病院住上了一段時間。普萊斯在1960年5月重回舊金山，然後在那裡邂逅了同樣畢業自史丹佛大學的麥克・墨菲。普萊斯對開拓人類潛能的興趣促使他接觸了許多研究門路，包括使用迷幻藥來探索意識改變狀態，他還參與了格雷戈里・貝特森在帕羅奧多退伍軍人醫院進行的實驗（註6）。
在他們於1961年相識後，墨菲和普萊斯興起了想要打造一個論壇的念頭，這個論壇將會採取超越主流學術界侷限的開放思維，同時避免流於僵化的教條主義。他們設想了一個提供各式哲學、宗教學術和心理學技巧進行實踐的實驗室。沃茨、赫胥黎的妻子勞拉、傑拉德・赫爾德與格雷戈里・貝特森都對他們的想法表示支持。伊色冷研究所的設想部分是參考了傑拉德的特拉布科學院（Trabuco College），這是一座位於南加州的半修道院式實驗所，後來捐給了南加州吠檀多學會。
墨菲和普萊斯的目標是要透過人文與科學方面的探索工作，來充分實現阿道斯・赫胥黎所說的“人類潛能”，進而協助即將到來的轉變發生。所以，伊色冷研究所是人類潛能運動（HPM）的開花結果，這場運動的先聲常被歸功於葛吉夫。這場運動信奉的基本前提是只要能夠激活“人類潛能”，人類就可以過上充滿快樂、創造力與滿足感的生活。根據克帕爾（Kripal）在《伊色冷研究所：美國和不是宗教的宗教》（Esalen: Amerca and the Religion of No Relgion）中的說法，赫胥黎曾呼籲應該建立一個能夠教授“非言辭人文學”（nonverbal humanities）的機構，他對於“人類潛能”的看法相當地影響了伊色冷研究所早期的工作，另外他也在20世紀60年代初到伊色冷研究所舉辦過幾次關於“人類潛能”的演講（註7）。
墨菲和普萊斯邀請了很多演講者來到伊色冷研究所，這十分鮮明地反映了瑪麗蓮・弗格森在《水瓶座陰謀》中列出的新紀元運動活躍人士的名單。這些人包括阿諾德・湯恩比、B.F・斯金納、亞伯拉罕・馬斯洛、卡爾・羅傑斯、阿道斯・赫胥黎、艾倫・沃茨、格雷戈里・貝特森還有卡洛斯・卡斯塔尼達。其他更家喻戶曉的伊色冷研究所嘉賓還有像卡爾・薩根、約瑟夫・坎伯與費里季夫・卡普拉這些時而討論神秘主題的學者、幾位太空人和蘋果公司主管、克里斯蒂・布琳克莉（Christie Brinkley）、比利・喬（Billy Joel）、羅伯特・安東・威爾遜、尤里・蓋勒、埃里克・艾瑞克森（Erik Erikson），再加上不少位反主流文化的領頭人物，如瓊・貝茲（Joan Baez，賈伯斯的前女友）、亨特・湯普森跟蒂莫西・利里。
格式塔療法
提出格式塔療法（Gestalt therapy）的精神科醫生弗里茨・皮爾斯（Fritz Perls）和他的妻子勞拉・皮爾斯（Laura Perls）一同在1964年踏入了伊色冷研究所。普萊斯成為了他的主要學生之一，同時他也受到了威廉・賴希的影響，後者曾擔任過皮爾斯的精神分析師。普萊斯隨後發展出了自己的格式塔療法，他聽從艾倫・沃茨的建議，開始嘗試結合東西方文化進行治療。透過將所有這些古代技巧與現代知識融合成一套連貫的技術，普萊斯認為格式塔療法提供了比傳統精神病學更人性化的治療，有點類似於薩滿教的治療方法（註8）。
由於他自己有在精神病院待過的經驗，普萊斯對“反精神病學”治療精神分裂症的方法相當感興趣。墨菲和普萊斯都是R.D・萊恩的崇拜者，他們曾在1967年邀請他到伊色冷研究所主持研討會。就在同一年，在馬里蘭州貝塞斯達的國立精神衛生研究院（NIMH）研究精神分裂症的心理學家朱利安・西爾弗曼（Julian Silverman）也來到伊色冷，開辦了題為“薩滿教、迷幻藥與精神分裂症”（Shamanism, Psychedelics, and the Schizophrenias）的研討會。NIMH是由33級共濟會員羅伯特・費利克斯創立，他是蘇格蘭禮共濟會負責精神病學研究的主任，舊金山的海特－艾許伯里醫療診所也附屬其下，該診所曾評估過假釋期間的查爾斯・曼森（註9）。1968年夏天，普萊斯邀請西弗爾曼舉辦了一系列以“精神病經驗的價值”（The Value of Psychotic Experience）為主題的座談與研討會。與會者有捷克精神病學家斯坦尼斯拉夫・格羅夫（Stanislav Grof）、艾倫・沃茨和弗里茨・皮爾斯（註10）。
斯坦尼斯拉夫・格羅夫是超個人心理學的祖師爺之一。1967年，包括格羅夫、馬斯洛、安東尼・蘇蒂赫（Anthony Sutich）、邁爾斯・維奇（Miles Vich）、索尼亞・馬古利斯（Sonya Margulies）還有威利斯・哈曼在IFAS的同事詹姆斯・法迪曼等人在內的一個小組召開了一場聚會，他們此行的目的是要提出一種能夠面對完整人類經驗的新心理學。如同格羅夫自述說：
“對東方靈性哲學、各種神秘傳統、冥想、古代與土著智慧以及在20世紀60年代掀起波瀾的迷幻藥實驗的興趣再起清楚表明了一種全面、跨文化的有效心理學必須包容入神秘狀態、宇宙意識、迷幻體驗、恍惚現象、創造力與宗教、藝術和科學靈感等不同側面的經驗。”（註11）
在討論過程中，馬斯洛和蘇蒂赫接受了格羅夫的提議決定把這個新學科命名為“超個人心理學”，取代了他們原本設想的“超人類心理學”或“超人文心理學”。他們很快便著手成立了超個人心理學協會（Association of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ATP），緊接著的是1977年的國際超個人心理學協會（International Transpersonal Association），它的創會主席是格羅夫。格羅夫也對通過非常規意識狀態來開發人類潛能富饒興趣。他曾在布拉格的精神病研究所（Psychiatric Research Center）研究LSD，隨後又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馬里蘭州精神病研究中心進行了類似的研究。至於在伊色冷研究所，格羅夫也在普萊斯的鼓勵下提出了整體自療呼吸法（Holotropic Breathwork），這種治療技巧起到了替代迷幻藥的作用。
格羅夫直到今天都仍是加州整合學院擔任兼職教員。整合理論（Integral theory）是一種始於斯瑞・奧羅賓多和吉恩・蓋瑟（Jean Gebser）的作品的哲學，其可謂是前現代、現代、後現代思想的綜合，是由格羅夫的合作夥伴肯恩・威爾伯率先提倡，他是超個人心理學領域的泰斗（註12）。威爾伯認為啟蒙運動時期以來的對人之存在的看法並不完整，因為它忽略了靈性與純粹理性（noetic）的成分。他在《性、生態、靈性》（Sex, Ecology, Spirituality，1995）一書中提出了許多有關於心智界的論點，同時他也討論了更進一步的進化過程。這本書被麥克・墨菲評為20世紀最重要的四本書之一，其它三本分別是奧羅賓多的《神聖生命》（The Life Divine）、海德格的《存在與時間》（Being and Time）跟懷海德的《過程與現實》。
雖然威爾伯被認為是該領域極有影響力的作家和理論家，但他更引人矚目的還是他在20世紀90年代末決定與超個人心理學分道揚鑣、轉而專注在他的整合學院。該研究所著名的成員有麥克・墨菲與迪帕克・喬普拉，後者曾誇讚威爾伯是“意識領域最重要的其中一位先驅”。比爾・柯林頓、艾爾・高爾和碎南瓜樂團（Smashing Pumpkins）的音樂家比利・寇根（Billy Corgan）這些知名人士都不忘提到他的影響（註13）。
加州整合學院的另一位教授理查德・塔納斯（Richard Tarnas）與亞瑟・楊的意識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onsciousness）有所聯繫，他並受魯道夫・史代納啟發很多。在1974－1984年這段時間，他和格羅夫同樣一邊在伊色冷授課一邊聽講，用傑佛瑞・克帕爾的話來說，他既是字面上也是比喻上的門衛（註14）。塔納斯在1980－1990年間寫下了《西方心靈的激情》（The Passion of the Western Mind），這本書簇擁了亨利・柏格森、阿爾弗雷德・懷海德、德日進的思想。塔納斯認為，從希臘－基督教世界經過現代性來到後現代主義的思想轉變，可以被看作是集體心智或心裡的自然辯證過程。這本書非常暢銷，並受到他在伊色冷研究所的同事的一致叫好，例如約瑟夫・坎伯、格雷戈里・貝特森、休斯頓・史密斯。
塔納斯的第二本書《喚醒者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 the Awakener）在1995年上市，這次的主題是天文星的占星特質。這本書被評論為“介紹了星象排列如何以不可思議的方式，來與發生在個人和社會層面上的事件或命運完全契合。”（註15）塔納斯的第三本書《宇宙與心靈：新世界觀宣言》（Cosmos and Psyche: Intimations of a New World View）出版於2006年，其宣稱西方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往往都與星象排列呈現出了有意義的相關性。約翰・克里斯（John Cleese）和塔納斯曾在2007－2008年的伊色冷研究所舉辦公開講座，討論如何在現代世界重新找回神聖的意義（註16）。
休斯頓・史密斯是伊色冷的常客跟雪城大學的哲學與宗教教授，也是利里在哈佛大學的賽洛西賓計劃下的沼澤教堂實驗的參與者。據史密斯說，威爾伯的整合理論能比其它方法更系統且全面地將亞洲與西方心理學合而為一（註17）。史密斯對勒內・蓋農和庫馬拉斯瓦米的傳統主義頗有興趣，他也喜愛傑拉德・赫爾德的作品，後者引薦他認識了阿道斯・赫胥黎，赫胥黎又帶領他認識了吠檀多。休斯頓的《世界宗教》（原名《人的宗教》）銷售超過兩百萬本，迄今仍是比較宗教學的名著。史密斯後來為《國家教育電視台》（《PBS》前身）主持了兩個節目：〈人的宗教與美國大觀〉（The Religions of Man and Search for America），以及由比爾・摩爾斯（Bill Moyers）負責的五集《PBS》介紹史密斯的生平與著作的特別秀〈休斯頓・史密斯的信仰智慧〉（The Wisdom of Faith with Huston Smith）。史密斯還錄製了三個公共電視節目：《人的宗教》（The Religions of Man）、《美國大觀》（The Search for America）和《科學與人類的責任》（Science and Human Responsibility）。
約瑟夫・坎伯同樣深受亞伯拉罕・馬斯洛和斯坦尼斯拉夫・格羅夫影響，他是另一位伊色冷研究所的常客，他以比較宗教學方面的成就聞名。正如內維爾・德魯里所解釋，坎伯是延續卡爾・榮格的直接遺產的橋樑人物之一，他也是人類潛能運動的靈性導師（註18）。坎伯負責編輯了榮格在愛諾思研討會上最早發表的幾篇論文，他本人是研討會的嘉賓，他還幫助瑪麗・梅隆（Mary Mellon）調出了關於心理學、人類學和神話的《博林根系列》（Bollingen Series）圖書。這一系列的圖書都是博林根基金會（Bollingen Foundation）贊助出版，這個基金會的創辦人是海灣石油公司的保羅・梅隆（Paul Mellon）。儘管《博林根系列》並不是傳統主義團體的發行物，但它卻出版了一些重要傳統主義者的作品，如勒內・蓋農的主要弟子庫馬拉斯瓦米及羅馬尼亞學者米爾恰・伊利亞德。
根據米爾恰・伊利亞德，所謂的薩滿是“...被認為可以像醫生一般濟世救人、像苦行僧一般可以施展奇蹟、像所有魔法師一般（...），但除此之外，他更是亡靈引導者（psychopomp），也許還是祭司、神秘主義者與詩人。”（註19）伊利亞德爭辯說，薩滿這個措辭不應該被隨便用於形容任何魔法師或醫生，而應該特指中亞的土耳其人和蒙古人的古代宗教實踐者。前佛教時代的苯教文化是西藏本土形式的薩滿教，也是屬於密宗佛教的一部分，這是伊利亞德感興趣的另一個領域，他讚揚密宗擁有最為崇高的瑜伽形式，他自己的作品在羅馬尼亞則因為內容情色而受人詬病。
就好比榮格與伊利亞德，坎伯亦是瑜珈與昆達利尼的現代推廣者，他對它們的興趣都早於受到榮格影響之前，榮格對昆達利尼的討論都收錄在了他的《昆達利尼瑜珈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Kundalini Yoga）。1924年，坎伯與吉杜・克里希那穆提結為好友，這激發了他對印度教和印度思想的興趣。坎伯曾說昆達利尼是“印度給我最好的禮物，”他又讚賞拉瑪克里斯納是“昆達利尼變革的吹奏者”（註20）。
新密宗
誠如杰伊・史蒂文斯在《風暴天堂》裡指出：“出席伊色冷研究所的第一次公開研討會的小組領導人都是迷幻藥運動的老手，這絕不是偶然。”（註21）伊色冷研究所對藥物的應用都和性實驗息息相關。正是出於他們對維韋卡南達的新吠檀多的持久志趣，赫胥黎、赫爾德跟伊舍伍這些人才會將他們的永恆主義（perennialism）傳入伊色冷研究所，然後又影響美國文化。受維韋卡南達影響的人非常多，包括卡爾・榮格、約瑟夫・坎伯與作家亨利・米勒，後者也與伊色冷有些關係。赫爾德還成為了眾多美國名人的嚮導和導師，例如克萊兒・布思・魯斯（Clare Boothe Luce，她是創辦《時代》、《生活》與《財富》雜誌的骷髏會員亨利・魯斯的妻子）、匿名戒酒會（Alcoholics Anonymous）的聯合創辦人比爾・威爾遜（Bill Wilson），他曾是漢弗萊・奧斯蒙德試圖使用LSD治療酗酒者時的病人。
1958年，亨利・魯斯和他的妻子克萊兒・魯斯一起從一位精神科醫生那裡嘗試了迷幻藥。克萊兒在1953年出任美國駐羅馬大使，並在1956年獲封馬耳他騎士團的女爵。據反主流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艾比・霍夫曼說：
“我一直認為，亨利・魯斯對推廣迷幻藥這方面做得比蒂莫西・利里（其也是首次通過沃森在《生活》上發表的文章第一次認識了迷幻蘑菇）還要多。多年後我在邁阿密的一次共和黨聚會上遇見了克萊兒・魯斯，她並不反對我這種看法。這位美國版的龍女（Dragon Lady）撫摸著我的手臂，動了動她的眼睛並低聲說道：‘我們可不希望每個人都做了太多好事。’”（註22）
克帕爾還指出，赫胥黎對密宗和迷幻藥的莫測可能性的探討，還有他所說的“長青哲學”都是伊色冷研究所極為推崇的。當利里向赫胥黎請教密宗的問題時，後者向他推薦了約翰・伍道夫爵士（別名亞瑟・阿瓦隆）的作品、海因里希・齊默爾的《印度哲學》（Philosophies of India）中關於密宗的章節、約瑟夫・坎伯的代筆作品與米爾恰・伊利亞德的書（註23）。1962年，也就是在他引領利里接觸密宗的“終極瑜珈”的一個月，以及他在大蘇爾見到了麥克・墨菲和大衛・普萊斯的兩個月後，赫胥黎出版了他的最後一部小說《島》（Island），這本書是對密宗性實踐的一種致意（註24）。伊色冷研究所的常客蒂莫西・利里對這些主題都愛不釋手，他相信他發現了LSD擁有“可以使人意識到上帝與性愛實為同一，對男人來說上帝就是女人，通向上帝的捷徑就是男女彼此的神聖結合。”的潛力（註25）。
伊色冷研究所的客人卡洛斯・卡斯塔尼達是新薩滿教得以蔚然成風的功臣。使卡斯塔尼達家喻戶曉的是他撰寫的一系列作品，它們描述了他在一位名叫“唐望”的亞奎族“知識守護者”指導下學習薩滿教並嘗試像烏羽玉等迷幻藥物的經歷。在讀過了沃森、赫胥黎和安綴亞・普哈瑞奇的《神聖的蘑菇：通往永恆之門的鑰匙》之後，卡斯塔尼達便對迷幻藥深深著迷。作為沃森的索麻理論的延續，普哈瑞奇討論了西伯利亞薩滿是如何在毒繩傘的影響下使他們的身體處於狂喜。卡斯塔尼達還影響了另一位伊色冷研究所的講師，那便是人類學家邁克爾・哈納，他創立了薩滿教研究基金會（Foundation for Shamanic Studies），並且從很早就開始參與安東・拉維和肯尼斯・安格的魔法團體。被有些人戲稱是“塑膠薩滿”的哈納受到不少人批評他胡亂編造了美洲原住民的靈性體系，因為他把屬於西伯利亞薩滿的東西斷言是那些體系共享的“核心”（註26）。
卡斯塔尼達本人是艾德里斯・沙阿的學生，智利精神病學家克勞狄奧・納蘭霍（Claudio Naranjo）的好友，納朗霍跟奧斯卡・伊察索同樣都是人類潛能運動的關鍵人物。伊察索在伊色冷研究所的地位是傳奇性的，他對迷幻藥與薩滿教活動的參與非常深入。據曾領受過伊察索在阿里卡的初階教導的約翰・利立回憶，伊察索曾聲稱他“收到了一位名叫梅塔特隆的高等實體的指示”，這是卡巴拉中的神名（註27）。納蘭霍和沙阿一樣都是美國羅馬俱樂部的成員，他在1969年又成為威利斯・哈曼在SRI創建的教育政策研究中心（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Center）顧問（註28）。納蘭霍被認為是人類潛能運動的先驅之一，他通過引入葛吉夫的“第四道”教義來整合心理療法與靈性傳統（註29）。
根據克帕爾，納蘭霍最為人稱譽的是他對亞洲冥想與西方心理治療的原創性綜合。雖說他的思想是脫胎自密宗佛教，但納蘭霍卻選擇以薩滿教的方式來闡述它們，這些思想是源於他涉及昆達利尼體驗的“密宗旅程”，他認為蛇與煉金術過程都是對這兩者的象徵。正如克帕爾解釋說：
“昆達利尼瑜珈的‘內在之蛇’基本上就是南亞人的神經生理學；它的核心是‘除了我們最為古老（爬蟲腦）的腦區外，其它一概是其次’。‘“我們”就是蛇之力，亦即一旦我們清除了業力的阻礙，我們的中樞神經系統就會變為完整，’如此人體就會恢復他原來的自發性。換言之，納蘭霍‘追尋’的就是一種不是宗教的宗教，這種宗教已經意識到‘本能’實際上是某種‘有機智慧’，以及性慾是如何被更深刻地理解為一種神聖的愛慾，只要它能被從自我中擺脫，這就可以逐步改變靈與肉。”（註30）
精神電子學
作為新薩滿教實驗的一部分，伊色冷研究所也參與了CIA的星門計劃（Stargate Project）。這個計劃的目的是要接觸那最先被安綴亞・普哈瑞奇聯絡上、並且宣稱自己是古埃及九柱神的無形實體，九神。在論及宇宙的本質以及人類的過去與將來時，一向聲稱他們“是一群生活在時空之外的宇宙存有”的九神經常會推薦布拉瓦茨基和她的後繼者愛麗絲・貝利的書。普哈瑞奇後來承認，他在圓桌基金會進行的實驗就是受貝利的作品所啟發（註31）。
羅伯特・安東・威爾遜在他著名的《宇宙觸發器第一部：光明會的最終秘密》中對普哈瑞奇表示了一些看法，蒂莫西・利里有為這本書寫序。這本書講述了威爾遜在“自我導致的大腦劇變”期間的經歷，那時他正在與天狼星人進行心靈感應交流。據威爾遜說：
“安綴亞・普哈瑞奇博士的《神聖的蘑菇》、約翰・阿列佐的《神聖蘑菇與十字架》、戈登・沃森的《索麻：不朽的神聖蘑菇》、羅伯特・格雷夫斯修訂的第四版《白色女神》、彼得・福斯特教授（Peter Furst）的《諸神的血肉》（Flesh of the Gods）、韋斯頓・拉巴爾博士（Dr. Weston LaBarre）的《烏羽玉崇拜和幽靈之舞：宗教的起源》（The Peyote Cult and Ghost Dance: Origins of Religion）、瑪格麗特・莫瑞的《歐洲的巫術崇拜》等作品都列出了足夠的證據，毫無疑問宗教的由來（對更高智慧的認識，或至少是確信）與薩滿——其遍佈歐洲、亞洲、美洲還有非洲——難分難捨，他們至少從公元前三萬年前就已開始在向他們的神經系統灌輸編程性（metaprogramming）藥物。”（註32）
普哈瑞奇最出名的事蹟是他把以色列人尤里・蓋勒請到美國接受科學調查。出生在以色列的尤里因為在電視上表演彎曲湯匙和其它心靈感應技巧而聲名大噪，他也做過摩薩德的僱員。普哈瑞奇起先是在1972年8月致電給蓋勒，讓他從歐洲回來接受心靈能力調查。他們在前往SRI之前先會見了沃納・馮・布朗，之後就是星門計劃的開始，這是美國國防部情報局起的代號。
如同美俄對峙時的典型情況，“情報”用途充當了這個可疑計劃的藉口，這項在SRI進行的研究始於1972年，那時CIA已得知蘇聯的精神電子學（psychotronics）項目有了突破（註33）。這個項目旨在調查心靈現象的潛在軍事與對內應用價值，尤其是“遙視”，意思是在遙遠的距離從精神上“觀察”事件、地點或資訊。它通常又被稱作“星體投射”或“出體”。
SRI的至少三位關鍵遙視者——哈羅德・普索夫（Hal Puthoff）、英戈・斯旺（Ingo Swann）和帕特・普萊斯（Pat Price）——都曾經是賀伯特的山達基教會的教友。普萊斯本來是警察局長，在接受遙視者訓練後轉而去為CIA工作。斯旺是紐約的藝術家，他在五角大樓負責遙視者訓練（註34）。這個計劃最終在1995年宣告結束，小說與電影《超異能部隊》（The Men Who Stare at Goats）的靈感就來源於此。
普哈瑞奇將蓋勒的心靈能力歸功於九神。蓋勒最初可以聯繫一個自稱是宇宙飛船上的超級電腦的實體“斯佩克特拉”（Spectra），當普哈瑞奇向他指出這可能與九神有關時，他同表示同意。透過蓋勒傳話，九神聲稱他們是肯尼斯・阿諾德（Kenneth Arnold）在1947年首次目擊後出現的一連串UFO現象的主因，同時他們告誡普哈瑞奇說他的使命就是要利用蓋勒的才能，提醒世人宇宙飛船即將大規模登陸，屆時九神的代表也會現身。
然而，蓋勒最終卻背棄了九神，他說：“我覺得有人在和我們玩遊戲。也許他們是一個小丑文明。”（註35）普哈瑞奇不得不尋找其他可以充當傳聲渠道的人，於是他找上了約翰・惠特莫爵士（Sir John Whitmore）跟靈媒兼治療師的菲莉絲・施萊默（Phyllis Schlemmer），後者在普哈瑞奇位於紐約奧辛（Ossining）的地產開設了九神實驗室（Lab Nine）。九神的追隨者還包括百萬富翁、加拿大的布朗夫曼家族（Bronfman family）、歐洲貴族、SRI的科學家、創作《星際迷航》的金・羅登貝瑞（Gene Roddenberry）以及極富影響力的反主流文化大師艾拉・艾因霍恩（Ira Einhorn），此人亦在伊色冷研究所舉行研討會，他還說普哈瑞奇的科學家小組都是他的“通靈黑手黨”的一部分（註36）。
艾因霍恩也和菲利普・狄克有交情。狄克是美國科幻小說作家，他擅長以壟斷公司、威權政府和心智驟變的故事來探討社會學、政治學與形上學主題。他經常借鑒自己的人生經驗來描寫《心機掃瞄》（A Scanner Darkly）、《瓦利斯》（VALIS）等作品中出現的藥物濫用、偏執症、精神分裂症和超驗經驗情節。除了四十四本已發表的小說，狄克還撰寫了大約一百二十一篇短篇小說，其中大部份都在他生前登上了科幻雜誌。
狄克也受到德日進影響，他曾讓《心機掃描》裡的一位汽車修理工引用過他的話。儘管狄克在世時的作家生涯幾乎都是一貧如洗，可是改編自他的作品的電影卻有十一部，其中幾部更是好萊塢推動超人類主義的示例。它們包括《銀翼殺手》、《攔截記憶碼》、《心機掃瞄》、《關鍵報告》、《記憶裂痕》、《關鍵下一秒》、《異形終結》（Screamers）、《命運規劃局》與《強殖入侵》（Impostor）。《時代》雜誌在2005年將《Ubik》評為1923年以來的百大英語小說之一。狄克亦在2007年成為第一位作品被美國圖書館列入收藏的科幻小說家。
後來常被人喚作“獨角獸”的艾因霍恩是60－70年代的新紀元反主流文化運動的表率。透過斯圖亞特・布蘭特的《全球概覽》的副產物《全球評論》（The Whole Earth Review），他和狄克展開了對蘇聯的精神電子學與精神控制的討論。不久後，艾因霍恩的前女友霍莉・馬杜克斯（Holly Maddux）的屍塊被發現藏在他放在費城公寓的行李箱裡，艾因霍恩被指控犯下謀殺。艾因霍恩在為自己辯護時堅稱馬杜克斯是被CIA特務殺害，那些特務想要以此來污蔑伊色冷研究所，招致這一切的則是艾因霍恩對冷戰與“精神電子學”的深入調查（註37）。
奧米茄點
對於精神活性藥物的“思維擴張”潛力的愛好者來說，DMT這項死藤水中的活性成分已經曼曼取代了LSD的地位。DMT（二甲基色胺）是色氨酸家族的迷幻化合物，其在自然界中廣泛存在的重要性尚未得到確定。哺乳動物身上有微量的DMT，它的功用是扮演神經傳遞，並且被假定也有神經調節之用。人類的身體也會產生DMT。話雖如此，它是如何又是為什麼會在大腦中產生仍未獲得證實或理解。亞馬遜印第安文化把DMT當作（能夠影響心靈的）死藤水的精神活性物質使用，這是一種由薩滿釀造的用於占卜與治療的液體。
而且由於它和神經傳遞的基本結構觸類旁通，當被攝入時它就會穿過人類的血腦屏障，使之搖身一變變成強力的致幻劑，可以極大影響人類意識。依照劑量與服用方式不同，這種影響從短暫、溫和的迷幻狀態到深入骨髓的沉浸式體驗都有。這些體驗經常形容成完全喪失與外界現實的聯繫，甚至是遇見難以名狀的精神或外星存有和世界（註38）。
DMT無可避免地被人稱作是“上帝分子”，甚至直接被等同於上帝本人。《DMT：精神分子》（DMT: The Spirit Molecule）這部紀錄片詳細捕捉了這種藥物的支持者的迷幻理想主義，本片是參考自瑞克・斯特拉斯曼醫生（Dr. Rick Strassman）的作品，他受到了思維科學研究所時任的所長威利斯・哈曼的啟發（註39）。在20世紀90年代的新墨西哥大學進行DMT研究的時候，斯特拉斯曼提出了一個極具爭議的假設認為，松果體在死亡前或接近死亡時釋放的大量DMT是造成瀕死經驗（NDE）的原因。神智學主張松果體就是神秘的第三隻眼，據說它可以帶來超出感官的知覺（註40）。斯特拉斯曼認為松果體在受孕四十九天後釋放DMT標誌著靈魂進入胎兒身中。他指出這與《西藏度亡經》教導的靈魂從死亡到“投胎”所需要的時間相同，此外松果體的位置也對應著卡巴拉的質點－王冠，還有阿育吠陀的王冠脈輪（即頂輪，註41）。
蒂莫西・利里從艾倫・金斯伯格那裡聽說了DMT，因而他又找上了柏洛茲，但後者卻警告他遠離這玩意為妙。即使如此，利里、阿爾珀特和梅茨納依舊忍不住嘗試，他們更堅信DMT體驗雖然激烈，但卻是有益的。利里在1966年的《迷幻評論》上投書了一篇文章討論DMT，其中回顧了他的親身體驗。這篇文章引起了反主流文化運動的許多人對DMT的好奇，比如伊色冷研究所的名人與“心理學家”泰瑞司・麥肯南。麥肯南被譽為是“90年代的蒂莫西・利里”（註42）、“建構薩滿教本體論基礎的先行者之一”（註43）以及“譫妄文化的智慧之聲”（註44）。麥肯南與數學家拉爾夫・亞伯拉罕（Ralph Abraham）密切合作，後者出身自林迪思法恩，他認為接觸DMT“把他的職業生涯轉向了尋找數學與邏輯經驗之間的關係。”（註45）
據麥肯南說，亞瑟・楊曾邀請他去柏克萊的意識研究中心演講，於是這又讓他也得到了伊色冷研究所的邀約。麥肯南聲稱伊色冷在20世紀80年代每年都會召開會議，所有迷幻藥風潮的領頭羊都會在會上發言：
“任何一位迷幻藥研究者，或者是抱有更強烈觀點的人...幾乎都是我們彼此認識的傢伙。那就是伊色冷研究所的成果；它實際上創造了一個社區，使我們每年都有一次或兩次的時間會齊聚一堂。斯坦・格羅夫、戈登・沃森、約翰・利立、戴夫・尼科爾斯（Dave Nichols）、邁倫・斯多拉洛夫、里克・延森（Rick Yensen）...幾乎所有在運動中有知名的人在那些年裡都跟其他人互相認識。”（註46）
在《宗教致幻劑神秘主義》（Entheogenic Esotericism）中，沃特・漢納格拉夫（Wouter J. Hanegraaf）指出麥肯南絕對是現代宗教致幻劑薩滿教的代表：“麥肯南在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幾本書都已成了宗教致幻劑薩滿教這股新地下潮流的經典之作；麥肯南在這種情況下更是取得了‘公共知識份子’的標誌性地位，特別是因為他的講座有一系列音檔和錄影都可以在網絡上輕鬆找到。”（註47）漢納格拉夫對麥肯南這個人做了深入淺出的評估，這也部分解釋了何以他能如此受歡迎：
“他使人招架不住的魅力是來自於他犀利的智慧、淵博的學識、令人愉快的幽默感以及出色的溝通技巧（他的書也寫得無可挑剔，而且他那清晰的鼻音與催眠式的口語甚至還被網絡上的催眠音樂拿來取樣）——所有這些都可以解釋如此堪稱世界上最奇怪之一的世界觀是如何變得可以想像。”（註48）
麥肯南的學識也同樣充滿了神秘學，正如他在1990年左右的伊色冷研究所舉辦了一連串未公開的“煉金術講座”，目前在網絡上已經有沒經過編輯的文字稿。據漢納格拉夫說：“麥肯南對‘煉金術’和‘赫耳墨斯主義’的理解是愛諾思宗教主義的典型代表，榮格與伊利亞德皆是其中翹楚。”（註49）麥肯南還表現出了對煉金術史的詳盡瞭解，他以自己的現代詮釋將約翰・迪伊和馬爾西利奧・費奇諾的思想與現代世界接軌在了一起。最終，麥肯南更把公元2－3世紀的赫耳墨斯文本《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與超人類主義的原則相提並論：
“人把神的屬性加諸到自己身上，彷彿他自己就是神一般。他對於妖魔鬼怪也一點都不陌生，因為他知道他們都是來自同一個源頭。靠著那確信自己神聖不凡的厚臉皮，他藐視自己本性中屬於人類的那一部分。令人喜悅的是與其他生物相比，人混合了其它更多屬性。他與眾神始終有一層關聯，因為他擁有類似於他們的神性。他瞧不上使自己淪為凡塵的那一部分，同時他也注意到了自己與天國的連接，這才是他所重視的。”
德日進與懷海德對麥肯南的啟發非常大，懷海德的演化理論完全與他的宗教致幻劑思想相符。在《諸神的佳餚：尋找最古老的分別善惡樹——一個激進的植物、藥物與人類演化史理論》（Food of the Gods: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al Tree of Knowledge - A Radical History of Plants, Drugs, and Human Evolution）中，他提出了他的“嗨猿”理論，主張從直立人到智人的轉變其實是迷幻蘑菇開始被食用後的結果。在麥肯南眼裡，獲取和攝取蘑菇是人類的雜食性狩獵－採集者祖先的一種演化優勢，這也產生了人類的第一次宗教衝動。他相信賽洛西賓蘑菇是“演化催化劑”，但凡語言、投射性想像力、藝術、宗教、哲學、科學以及全部的人類文化均是由此誕生。他還斷言《聖經》裡的分別善惡樹實際上是一種迷幻蘑菇。
然而，麥肯南的觀點因為缺乏證據而飽受批評，而且他還歪曲了費希爾（Fischer）等人的研究結果，後者發現中等劑量（而非低劑量）的賽洛西賓會造成感知感變（但不是視覺靈敏度）。費希爾等人進一步指出，賽洛西賓“可能會不利於生物的生存”（註50）。其他人亦指出，像是阿茲特克人這些習慣使用迷幻蘑菇的文明卻反而會做出可怕的侵略性行為，例如人類獻祭（註51）。亞馬遜部落的希瓦羅人（Jivaro）跟亞諾馬米人（Yanomami）也是，他們喜愛在儀式上使用死藤水，但卻以暴力著稱（註52）。
麥肯南從只有十歲的時候就開始對心理學萌生興趣，於是他翻閱了卡爾・榮格的《心理學與煉金術》（Psychology and Alchemy）。他在十七歲時因為赫胥黎的《眾妙之門》認識了迷幻藥，之後他在1967年註冊入讀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圖斯曼實驗學院（Tussman Experimental College），並通過對藏人民間宗教的研究來發掘與瞭解薩滿教。就在這個被他稱為他的“鴉片與卡巴拉時期”的同一年，他前往耶路撒冷旅行並邂逅了將來成為他妻子的凱瑟琳・哈里森（Kathleen Harrison）。麥肯南在1969年出於對西藏繪畫與致幻薩滿教的一腔熱情踏上尼泊爾，他找上了苯教的薩滿，試圖瞭解更多薩滿教如何使用致幻植物的詳情。他在那時還順道替大麻走私者工作，直到“他的一次從孟買前往阿斯彭的貨船不慎被美國海關查獲”（註53）。
之後麥肯南短暫地回到柏克萊繼續學習生物學，他的弟弟丹尼斯（Dannis）和三個朋友在那之前都已經遠赴哥倫比亞的亞馬遜尋找含有DMT成分的植物。結果他們找到了五花八門的死藤，還有碩大的迷幻蘑菇（古巴裸蓋菇）。在拉喬雷拉（La Chorrera），麥肯南在弟弟的催促下做了一回迷幻藥實驗的實驗對象，他聲稱他因此聽見了神聖的聲音，他相信那是所有宗教異象經驗共有的（註54）。
DMT經驗常常會產生被靈體拜訪或遭到“外星人”綁架的幻覺。對於他的遭遇，麥肯南觀察道：“薩滿教的信仰認為，人類並不是沒有朋友。有一些善意的力量可以幫助我們使自己蛻變成充滿智慧的物種，但那些力量往往安靜且害羞；它們需要被找出來。”（註55）麥肯南還談到了DMT誘發的幻覺，他宣稱他碰見了被他稱為“自我改造機器精靈”的智慧實體。精神病學家瑞克・斯特拉斯曼發現有很多DMT使用者都曾經歷過相似的假性幻覺（註56）。
麥肯南隱晦地說，無論與他打交道的到底是什麼，不管是某種無形實體還是美國情報單位，甚至兩者皆是，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都是為了驅使他開始“公開行動”。在1994年的伊色冷研究所錄音講座中，麥肯南承認：
“當然，當我在1971年來到拉喬雷拉的時候，FBI向我提出了一筆交易，當時我的盤纏早已花光，簡直是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然後他們過來招募我並說道：‘你懂的，像你這樣的傢伙在我們組織裡總有容身之地。’於是我便開始了在更深層的背景崗位上的工作，關於這個還是少說為妙。接著就在大約十五年前，他們把我調向公開活動，這一直持續到現在。”（註57）
麥肯南聲稱與他接觸的那個神聖聲音就是“道”（邏各斯）。對麥肯南來說，通靈與靈媒的復興象徵著道的覺醒，或是嶄新時代或占星學時代的誕生。麥肯南相信他對超自然現象的研究包括了他所謂的“知識考古學”（Noetic archaeology）。按照麥肯南的說法，知性（Nous）就相當於道和宇宙心智：
“...這是希臘化宗教的必備前提，無論你把它置於何處，那個在你的頭腦或內心中說話的聲音都會告訴你正確的生活之道...對現代人而言，不，光是對我而言，使我能夠體驗這種經歷的唯一方法就是依靠迷幻物質，這是如此顯而易見，沒有任何含糊。不知何故，那個聲音還會深入甚至超出你自己所知的認知狀態。我想，這就是與集體潛意識相連的部分，這是一場歡愉的關於世界萬物本質的對話之旅。”
在拉喬雷拉的道之體驗促使他又轉而開始探究起《易經》，他因而得出了他的“新穎理論”（Novelty Theory，註58）。他認為《易經》遵循了一種碎形模式，麥肯南主張整個宇宙其實是一部被設計來生產與保護新穎性的引擎，隨著新穎性日漸增多，複雜性也會隨之增加。因此，時間本身正在馬不停蹄前進，這個理論認定不可計數的新穎性終將在有一天達到無限。人口增長、石油峰值與污染數據讓麥肯南確信21世紀初就是終結之時。麥肯南選擇將廣島原爆當作人類歷史上最後一次階段的新穎性開端，2012年11月中旬就是波動歸零的時刻。
在《無形景觀》（The Invisible Landscape）這本書裡，受到德日進的奧米茄點啟發的麥肯南在沒有提到具體哪一天的情況下討論了2012年的重要性。他聲稱2012年這個數字是依據瑪雅曆法的現行週期即將結束，許多人深信這意味著全球將會發生“意識轉變”與新紀元揭開序幕。對具體日期的猜測最早可以追溯到邁克爾・科（Michael D. Coe）的初版《瑪雅》（The Maya，1966），他是一位替CIA做事的考古學家，同時他還娶了德日進的同事、傑出的優生學家費奧多西・多然布斯基的女兒為妻。科認為2011年12月24日的冬至就是答案，瑪雅人相信屆時“世界末日將摧毀墮落的世人與所有受造物”（註59）。這個日期也受到了弗蘭克・沃特斯（Frank Waters）的注意，他在1970年接受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前往墨西哥和中美洲做研究，他在1975年出版了《墨西哥的奧祕：即將到來的第六意識世界》（Mexico Mystique: The Coming Sixth World of Consciousness），其中探討了中美洲文化和失落的亞特蘭提斯大陸，他還將科的2011年12月24日與占星學以及霍皮人（Hopi）的預言關聯了起來（註60）。
當麥肯南後來發現第十三個計曆週期的結束之日已被西方瑪雅學者確定是2012年12月21日時，他立刻跟著改弦易轍。至於他的宇宙模型，麥肯南則表示：“這不是被從後面一路推向前面的過程，它實際上是被未來牽引向一個目標。”（註61）麥肯南認為宇宙擁有一個作用於終結之時的目的論因子，這只會加劇各種東西的互相關聯性並使得奇點變得無限複雜。他經常將此稱作“超然末世”（註62）。
正因如此，依照麥肯南的理解，我們在2012年12月21日的時候將處在一個非常獨特的位置，到時新穎性會到達最大值，這是一個被他描述為“癒合”的事件，然後“急轉旋渦”會把所有的一切都攪和在一塊。他推測：“隨著物理定律被消除，宇宙本身也會消失不見，唯一剩下的只有緊密充實的單子，它能夠自我開顯，而不是只能向物理世界投射一道它自己的影子...這將是我們這個物種邁入‘超空間’的過程，但這似乎會伴隨著物理定律的終結，接著是思想被釋放入屬於想像的領域。”（註63）
1987年，丘揚創巴的學生荷西・阿圭勒斯為了2012年在亞利桑那州的塞多納組織起了諧波共振團體，這是基於布拉瓦茨基的繼任者愛麗絲・貝利提出的概念所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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