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瓶座時代
超人類主義就和新紀元運動一樣，是一種深根於千禧年主義的烏托邦願景，而千禧年主義又是神秘學的一貫主旨，最終仍是源於卡巴拉的彌賽亞期盼。沒有任何宗教能比以薩滿教為基礎的藏傳佛教更為出色地扮演了一扇通往神秘學的大門。在舊金山文藝復興時期，無論是如傑拉德・約克這樣活躍的阿萊斯特・克勞利追隨者，或是與達賴喇嘛關係密切、與蒂莫西・利里的前妻馮・施萊布呂格再婚的羅伯特・圖爾曼，甚至是由“卡拉定家族”的大衛・卡拉定（David Carradine）主演的電視劇《功夫》（Kung Fu）都為這個宗教變得蔚為風潮鋪平了道路。藏學家唐納・洛佩茲（Donald S. Lopez, Jr.）在1993年收到了一份題為《新西藏——淨土》（The New Tibet — The Pure Land）的神智學文件，其中解釋了西藏在新紀元運動中的作用。
“現在該是揭開香格里拉——淨土——的神秘面紗的時候了，一個煥然一新的西藏即將重生。姐妹/兄弟情誼、同理心、一切芸芸眾生互相尊重、分享與相互依賴將是這個偉大新社會的基石。當西藏重新獲得獨立之姿，並被肯定為世上第一的神聖國度之時，它也將化為普世之愛、智、善的蛻變之輪的聚合點。屆時我們會讓西藏成為一個整合體，它將會開啟邁向世界和平的嚴肅而長久的全球轉變進程。”（註1）
威利斯・哈曼的弟子瑪麗蓮・弗格森（Marilyn Ferguson）將伴隨新紀元運動的文化轉變稱之為“水瓶座陰謀”（Aquarian Conspiracy），如今人們對另類意識狀態的興趣越來越濃厚，這種狀態經常可以透過迷幻藥來誘發，於是這些藥物亦化身成了轉嫁新宗教觀念的橋樑。“在作為吸引人們認識其它變革性技術之切入點的歷史作用這方面，迷幻藥絕不應該被低估，”弗格森解釋說。“這樣的情形在水瓶座陰謀的史冊上歷歷在目：從LSD到禪宗、從LSD到印度、從賽洛西賓到心理綜合學。”（註2）據弗格森說：
“個人漸漸可以自己視為一整個意識領域，而非孤立的實體。過去、現在、未來都是並行的，就連空間本身似乎也是多維、無垠。物質不再被認為有形，反而被分解成能量的佈局。許多體驗者報告了對微觀世界與宏觀世界、振動的分子和迴旋星系、原型以及神靈的直接體驗，甚至是自己的出生或還在子宮裡時的早期經驗。”（註3）
弗格森後來出版的著作就叫做《水瓶座陰謀》（The Aquarian Conspiracy，1980），這本書曾被譽為是“新紀元運動手冊”。弗格森對所謂的“人類潛能”（human potential）運動深感興趣，這啟發了她在1973年發表《大腦革命：心靈研究前沿》（The Brain Revolution: The Frontiers of Mind Research）一書。兩年後，弗格森又推出了《大腦/心靈期刊》（Brain/Mind Bulletin），其在20世紀80年代的巔峰時期曾擁有一萬名遍佈全球的訂閱者，並有助於推廣物理學家費里季夫・卡普拉（Fritjof Capra）和大衛・玻姆（David Bohm）、心理學家珍・休斯頓（Jean Houston）等人的觀點。她最終還獲得了許多榮譽學位，並結識了很多有頭有臉的人物，像是巴克敏斯特・富勒、拉姆・達斯、諾貝爾化學奬得主伊利亞・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跟億萬富翁泰德・特納（Ted Turner）。弗格森的作品更令副總統艾爾・高爾（Al Gore）獲益良多，他在擔任參議員時曾參加過她的非正式活動，後來亦邀請她到白宮會面。
《水瓶座陰謀》備受作家兼CIA特務的亞瑟・柯斯勒推崇，他說這本書“令人驚艷且十分刺激”。聯合國助理秘書長兼知名的新紀元活動家羅伯特・穆勒（Robert Muller）誇讚這本書“超群絕倫”又“劃時代”。心理學家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盛讚她“以令人難忘的生動筆法，清楚刻畫出了形塑發生在我們文化中無可避免的革命的複雜變革脈絡，”並表揚這本書“展現了敢於勇往直前的開拓精神”（註4）。哲學家兼宗教學者雅各布・內勒德曼（Jacob Needleman）也預測，對美國公眾而言，這本書將使“新紀元”思想變得“更易理解，更少抵觸”（註5）。《水瓶座陰謀》坐穩了暢銷書排行榜，更被《今日美國》（USA Today）評為“新紀元運動指南”，《紐約時代》亦指出“它正在越來越融入這個國家的文化、宗教、社會、經濟與政治生活。”（註6）
弗格森所取的水瓶座陰謀這個書名是典出自卡爾・榮格的學說，但真正將它發揚光大的則是布拉瓦茨基的主要繼承人，愛麗絲・貝利（1880–1949）。貝利與她的共濟會員丈夫福斯特・貝利（Foster Bailey）一塊在1923年創辦了路西法出版社（Lucifer Publishing Company），神智學期刊《路西法》（Lucifer）就屬於這家出版社。他們後來把出版社的名字改成路易出版社（Lucis Publishing Company）。他們兩人一直努力想要實現“計劃”，其已被貝利所執筆並由路易信託（Lucis Trust）發行的二十四本書概述過了。貝利聲稱她大部份寫於1919－1949年的作品都是智慧大師迪瓦・庫（Djwal Khul）透過心靈感應傳授給她的。這些作品探討了一個旨在引起“諧波共振”（Harmonic Convergence）或曰奧米茄、心靈聚合、融合或轉捩點的計劃，這只有在各國願意擱置彼此的“差異”、在基於共濟會原則的“新世界秩序”之下統合成一個共同體時才會實現。依照貝利的說法，共濟會是：
“...律法的守護者；它是神秘學派的家園和啟蒙之席。它的象徵主義蘊含了神的儀式，並且以圖案的方式保留了救贖之道。神之道在它的聖殿中得到了證明，在全視之眼的注視下，事工將可以照常繼續。這是一個比常人意識到的更為神秘的組織，而且它還是即將誕生的高深神秘學家的培訓學校。它的儀式隱含了與自然王國的生息與生命唇齒相依的力量，以及對於人之神聖性的展現。隨著對這種象徵主義的理解，就能愈發掌握屬於神聖計劃的力量。這滿足了那些為第一道意志或力量之光（Ray/Power of Will）服務的那些人的需要。”（註7）
據貝利說，來自香巴拉、被布拉瓦茨基視作路西法的聖納・庫瑪拉上師（Lord Sanat Kumara）領導了一個只有少數神秘科學家知道的靈性集團，他們也會與他進行心靈感應溝通。但他們對計劃的持續參與將會漸漸造成“集團的外化”，最後地球上的每個人都會知道他們的存在。一旦世界政府與宗教終於實現，新紀元或水瓶座時代的黎明就會升起。唯有到了那時，耶穌基督才會降臨，新世界秩序也方能功德圓滿。這位“基督”是聖日耳曼伯爵的投胎轉世，另一個名字是彌勒佛（Lord Maitreya）的他據說是猶太人、穆斯林、佛教徒和印度教徒一直在苦苦盼望的對象，雖然他是分別以彌賽亞、伊瑪目・馬赫迪、第五尊佛或奎師那的身份示人。
路易信託是一家擁有正式“諮詢地位”（Consultative Status）的富有影響力的機構，這使得它得以與聯合國建立密切的合作關係，甚至還在每週會議上享有席次。聯合國總部的宗教教堂默思室（Meditation Room）就是它在負責管理。在經營路易信託的國際託管人中就包括了外交關係協會（CFR）的重要成員，如大衛・洛克菲勒的侄子約翰・洛克菲勒四世（John D. Rockefeller IV）、羅伯特・麥納馬拉（Robert McNamara）、諾曼・卡森斯（Norman Cousins）與亨利・基辛格。正如泰瑞・梅蘭森（Terry Melanson）指出：“這於是把貝利的這個極具影響力的神秘學組織和精英的國際陰謀，譬如外交關係協會、畢德堡俱樂部和三邊委員會牽連到了一起。”（註8）
弗格森在將新紀元運動的發展稱作“陰謀”的時候是採取了肯定的含義，意味著這是一個自發且可取的變化。對此弗格森是受到了加拿大總理皮耶・杜魯道（Pierre Trudeau）在溫哥華召開的聯合國人類居宅會議上的演說啟發，杜魯道在那場演說中引用了德日進曾說過的一段關於“愛的陰謀”的談論。根據弗格森，縱觀歷史總有那麼一些人“徘徊在科學或宗教的邊緣，”他們深信人類有朝一日必定會超越狹隘的“正常”意識侷限。在這群少數人的揭竿而起下，他們會吸引越來越多志同道合者，並在最終通過開創“新思維”來一舉改變大多數人（註9）。
據弗格森說，諸如此類的傳統最初的傳播者都是“煉金術士、諾斯底教徒、卡巴拉主義者和赫耳墨斯主義者，”她亦把埃克哈特大師、皮科・米蘭多拉、雅各・波姆、伊曼紐爾・史威登堡以及威廉・布萊克當作重要的榜樣。“莫想要我在這場心靈鬥爭面前退卻，”她引用布萊克的的話說：“除非我們終於在英格蘭宜人的綠地上建成了耶路撒冷。”然後她就布萊克指出說：“就像後來的神秘主義者，他認為美國與法國的革命只是邁向世界性的解放、靈性與政治的第一步。”（註10）她還指出，史威登堡跟布萊克影響了從愛默生到梭羅，還有納撒尼爾・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艾蜜莉・狄更生（Emily Dickinson）、赫爾曼・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沃爾特・惠特曼、英國工黨（費邊社）元老約翰・杜威、甘地與馬丁・路德金等美國超驗主義者。
超個人心理學
弗格森所指的顯然是構成西方神秘主義基礎的傳統，它在歷史上一直與沙巴蒂主義關聯密切。這種傳統能夠一脈相承該歸功於秘密社團數個世紀以來的活躍，這些社團本身又因為秘密性而很難被確認。最可能的候選人自然是共濟會。弗格森的導師威利斯・哈曼在1974年5月的舉動或許透露了一絲線索，當時他正在領導史丹佛研究所的一項名為“人類形象改變”（Changing Images of Man）的研究。負責呈報結果的團隊中的人包括了瑪格麗特・米德、B.F・斯金納（B.F. Skinner）、埃爾文・拉茲洛（Ervin Laszlo）和英國情報部門的傑佛里・維克斯爵士（Sir Geoffrey Vickers）。其他參與這個項目的人還有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詹姆斯・法迪曼（James Fadiman）、拉爾夫・梅茨納與約瑟夫・坎伯。這項研究的目標是要改變人類的工業進步形象，使之變得更為“靈性主義”。研究報告強調了美國在推廣共濟會理念、有效締造理想的共濟會國家這方面的重要性（註11）。
哈曼在1976年寫下了《不完全未來指南》（An Incomplete Guide to the Future），他在其中倡導了一個基於共濟會理想的社會。哈曼認為，美國國璽上那缺了頂石的金字塔有它的含義：“這意味著只有在它的領導者受到超意識直覺的引導時，一個國家才可能欣欣向榮，”他把這種能力定義為“神聖的洞察力”（註12）。這話不禁令人回想起亨利・華萊士，正是他決定了國璽的設計，他曾寫道：
“隨著頂石最終被擺放到位，偉大宇宙建築師的地位將會得到承認，屆時那個雷霆萬鈞的國家即會領導列國，開創‘時代新秩序’。”（註13）
作為對這種傳統的現代領袖們的認識，弗格森對新紀元與人類潛能運動的一百八十五位活躍人士進行了一項關於影響他們最深的思想家的調查，他們的回答依序如下：德日進，其次是卡爾・榮格、阿道斯・赫胥黎、亞伯拉罕・馬斯洛和吉杜・克里希那穆提。其他也榜上有名的人還有：赫曼・黑塞、阿爾弗雷德・懷海德、瑪格麗特・米德、格雷戈里・貝特森、艾倫・沃茨、斯瑞・奧羅賓多、鈴木大拙、托馬斯・默頓、威利斯・哈曼、埃里希・弗洛姆、約翰・利立（John Lilly）、維爾納・艾哈德（Werner Erhard）、奧斯卡・伊察索（Oscar Ichazo）、巴克敏斯特・富勒、阿爾弗雷德・柯日布斯基還有馬歇爾・麥克魯漢，後者也褒揚過弗格森的書。
亞伯拉罕・馬斯洛本人是阿德勒的門生跟庫爾特・勒溫的學生，勒溫是法蘭克福學院的一員，並在塔維斯托克研究所中舉足輕重。馬斯洛最為人熟知的就是他的需求層次理論，他憑藉對被他稱為心理學的第一和第二運動定律的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與B.F・斯金納的行為主義的侷限性之批判，開創了人本主義心理學（humanistic psychology）。馬斯洛對行為主義的主要異議在於他認為對動物進行的研究根本無關理解人類特質的宏景。他對精神分析的主要批判則是佛洛伊德和他的追隨者在為病例下結論時，往往都傾向於用基本本能來解釋一切心理過程。相形之下，馬斯洛的第三運動定律－人本心理學強調的是人類內在的去引導與激勵自我實現以及發揮潛能的能力（註14）。
因此，馬斯洛開始愈發對他所謂的“高峰經驗”（peak experiences）產生興趣，這是對過去曾被叫做宗教體驗或啟蒙體驗的經歷的重新定義。他形容這一類經驗是“罕聞寡見、令人興奮、廣褒無垠、深刻感動、為之一振的鼓舞性經歷，它會引發一種高深的現實認知方式，甚至令親歷者產生了神秘和奇幻之感。”（註15）馬斯洛的理論部分是基於他自己對於人類潛能的假說，部分是他對歷史人物的案例研究，他認為他們都是自我實現的例子，包括愛因斯坦和梭羅（註16）。
馬斯洛和卡爾・榮格一道都被看作是超個人心理學（transpersonal psychology）的開山祖師。莫里斯・巴克的《宇宙意識》和威廉・詹姆斯援引了布萊克的經典名作《宗教經驗之種種》皆構成了超個人心理學的一部分基礎，這個“學派”主張將人類的靈性與超然層面都整合入現代心理學框架，所以它也被人稱為“精神心理學”。馬斯洛從1968年便開始將超個人心理學比作心理學的“第四運動定律”。
馬斯洛與瑪麗蓮・弗格森一起在1961年創立了人文心理學協會（Association for Humanistic Psychology），未來主義者芭芭拉・馬克斯・哈伯德（Barbara Marx Hubbard）曾擔任過該協會的主席。據弗格森解釋說，馬斯洛和他的協會在1967年接受哈伯德邀請，集結世界各地總共一千人組成了一個“前沿團體”，參與其中的都是深信人類具有發揮超然意識可能性的人。哈伯德深受德日進關於人類意識進化的洞見影響，劉易斯・芒福德和托馬斯・默頓也都有加入其中。美國的科技哲學家兼文學評論者劉易斯・芒福德是萬尼瓦爾・布希的好友，也是社會研究新學院的學員。他的《璀璨之日》（The Golden Day）促成了對美國超驗主義者的學術研究復興。托馬斯・默頓是美國的天主教作家以及威廉・布萊克的崇拜者，他接觸神秘主義是因為閱讀了阿道斯・赫胥黎的作品。默頓非常支持宗教和解，他更率先與達賴喇嘛跟鈴木大拙展開對話，並撰寫過關於禪宗和道教的書籍。
身為猶太不可知論者的哈伯德是路易・馬克斯（Louis Marx）的千金，他的玩具公司在20世紀50年代可是叱吒風雲。芭芭拉的妹妹帕特里夏（Patricia）是蘭德公司的僱員丹尼爾・艾爾斯伯格的第二任妻子，她曾協助他曝光在1971年引起全國譁然的《五角大樓文件》。迪帕克・喬普拉（Deepak Chopra）曾評價哈伯德是“意識進化的先聲...”，而且巴克敏斯特・富勒也認為：“在我的心目中，芭芭拉・馬克斯・哈伯德——這個使未來主義的概念為社會所認識的人——毫無疑問是對於未來主義及其前瞻性最富遠見的在世之人。”（註17）哈伯德在1984年還角逐過民主黨的副黨主席，她在全國大會演講上分享了下面這一段充滿共濟會象徵主義的談話：
“我們的前輩都寧可為了理想蹈湯赴火再所不辭。那個理想就寫在一元美鈔上，也寫在我們的心中：E Pluribus Unum，‘合眾為一’、Novus Ordo Seclorum，‘時代新秩序’。你們可以看見那座上面有宇宙之眼的未完工金字塔。這意味著，一旦我們能夠結合我們宏偉的建築能力與精神和愛，我們就能得到一個新世界秩序。”（註18）
超個人心理學的另一位大師是珍・休斯頓，她是哈伯德的合作夥伴。在哈佛和米爾布魯克與利里共事過後，邁克爾・霍林斯赫德便與珍・休斯頓一起在紐約展開了自己的研究項目（註19）。他們的實驗包括了一些迷幻藥實驗，它們也是羅伯特・馬斯特（Robert Masters）和休斯頓合著的《迷幻經驗之種種》（The Varieties of Psychedelic Experience）的立論材料，這個書名是仿效了威廉・詹姆斯的《宗教經驗之種種》。馬斯特和休斯頓在1965年結為連理，兩人很快就因為在人類潛能運動方面的建樹出名，他們成立了心靈研究基金會（The Foundation for Mind Research），她和馬斯特會在受試者處於LSD或賽洛西賓影響下時進行ESP實驗。
一向喜愛攀親附貴好自抬身價而為人詬病的休斯頓自稱是馬斯洛的青梅竹馬，瑪格麗特・米德亦是她的良師益友（註20）。她還聲稱，在青少年的時候她常跟一位“泰勒先生”到中央公園散步，後來她才知道他就是德日進（註21）。據耶穌會士兼喬治城大學的神學教授托馬斯・金（Thomas King）說：“經此（珍・休斯頓）關係，德日進這個名字開始影響了人類潛能運動、奧米茄研究所（Omega Institute）與各種新紀元研討會。”（註22）金是美國德日進協會（American Teilhard Association）的成員，並撰寫或編輯過幾本以德日進為題的書。
電影《大法師》（The Exorcist）的故事發生在戴米安・卡拉斯（Damien Karras）在喬治城自家的一間房間裡面，這位年輕的神父與精神科醫生負責協助梅林神父（Father Merrin），這間房間是對金在大學的西北廳的“耶穌會走廊”房間的寫實模仿。金的那間房間裡的每一樣元素，包括海報和書本都被仔細參考，其中還有一張德日進的海報。蘭卡斯特・墨林神父這個角色也是以德日進為原型。電影的劇情有一部分是參考自德日進的邪惡（或撒旦存在）理論，即這個世界的救贖與路西法（或物質能量精神）緊密相關，德日進所說的奧米茄點是這一切物理演化過程的盡頭（註23）。
值得注意的是，信理部（Holy Office）並沒有把德日進的任何一本書列入《禁書目錄》（Index of Forbidden Books），被列為禁書的情況只有在德日進在世時有過。此後不久，一些著名的神職人員紛紛開始為德日進的作品提出強而有力的神學辯護。紅衣主教阿戈斯蒂諾・卡薩羅利（Agostino Casaroli）在1981年代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梵蒂岡報紙《羅馬觀察報》的頭版上對德日進表示肯定。在那幾十年，日後坐上本篤十六世的德國神學家約瑟夫・拉辛格亦在他知名的《基督教導論》（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ity）裡熱情洋溢地討論了德日進的基督論。
珍・休斯頓另在1983年創辦神秘學院（Mystery School）並擔任主要講師，其後來更名為精神復興學院（Renaissance of Spirit）。如同鮑勃・伍德華（Bob Woodward）在一本書中透露，在柯林頓就任總統的那些年，第一夫人希拉里・柯林頓與休斯頓走得很近，後者還幫助她試著與已故的愛蓮娜・羅斯福和甘地對話（註24）。
1993年，希拉里・柯林頓把“意義政治”（politics of meaning）納進了她的政治與社會哲學觀，這是猶太裔美國政治活動家邁克爾・勒納（Michael Lerner）提出的觀念。勒納早在柏克萊大學就讀的時候就是學生運動領袖，又是學生民主會（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的柏克萊分會主席（註25）。勒納在1986年開辦了一份名叫《救贖》（Tikkun）的雜誌，它也會刊登休斯頓的文章。《救贖》這個名字是出自備受流行的猶太觀念Tikkun olam，“救贖世界”，這是以撒・盧利亞發明的術語（註26）。勒納提倡猶太復興運動（Jewish Renewal），這是一個晚近的猶太教運動，它致力於透過卡巴拉、哈西迪以及音樂創作來重振現代猶太教。
猶太復興運動的其中一位創始人是扎爾曼・梅舒勒姆・薩魯米沙羅米（Zalman Meshullam SchachterShalomi），他更常見的稱呼是“扎爾曼先生”，此君幾乎影響了所有現代猶太教派。作為一個特立獨行的拉比，他與蒂莫西・利里、托馬斯・默頓和拉姆・達斯這些人結交，而且是迷幻藥的擁護者。深受蘇菲派與佛教影響的薩魯米沙羅米極為推崇宗教對話。薩魯米沙羅米和其他出身各式猶太教派的拉比一同到印度會見過達賴喇嘛，同時討論了猶太人與藏傳佛教徒的移民社群問題。在後來幾年裡，薩魯米沙羅米在丘揚創巴的那洛巴學院主持了世界智慧講座（World Wisdom Chair）。
為《救贖》撰稿的紹爾・馬吉德（Shaul Magid）在當上印第安納大學的教授前就進入了沙巴蒂色彩濃厚的美國猶太神學院，按他解釋，薩魯米沙羅米“主張‘猶太教的典範轉移’，這在今天是全然新異且異端的想法，與邁蒙尼德、佐哈爾、以撒・盧利亞和巴爾・謝姆・托夫（一位受沙巴蒂人影響的拉比與哈西迪主義開創者）在他們各自時代的處境一樣...”（註27）。馬吉德將這種典範轉移稱之為“後神論”（Postmonotheistic），其大意就是所有的神其實都是同一位神，儘管他們名字有別且被以不同的方式崇拜。這與一神論剛好相反，一神論否定除某一神之外的其他所有神的真實性。誠如馬吉德所說：“我們已經到了該是擁抱屬於猶太教的水瓶座時代的時候了。”（註28）
珍・休斯頓還是塔維斯托克研究所的附屬組織，羅馬俱樂部的成員（註29）。羅馬俱樂部是1968年洛克菲勒家族在他們位於義大利貝拉吉奧莊園發起的計劃（註30）。羅馬俱樂部的初創成員幾乎都是北約的資深官員。這些成員包括了飛雅特集團的董事長奧雷里奧・佩奇（Aurelio Peccei），他也是大西洋研究所經濟委員會（Economic Committee of the Atlantic Institute）的主席，還有亞歷山大・金（Alexander King），他曾出任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總幹事。使羅馬俱樂部名聲大噪的是它在1972年發表的馬爾薩斯式報告《增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正如亞歷山大・金在《第一波全球革命》（The First Global Revolution）這份1993年的羅馬俱樂部報告中說道：
“人類最大的敵人就是人類自己。為了找尋可以使人們不至分崩離析的理由，我們想出了污染、全球暖化危機、水資源匱乏、饑荒等等合乎的理由。所有這些危機都是因人為活動而起，也只有改正態度與行為才能夠將它們徹底解決。因此，人性才是真正的敵人。”（註31）
羅馬俱樂部構建了一個國際機構網絡，它的終極目標是要以“自然母親”崇拜的形式，這種觀念深植於新異教主義，來發起運動好推廣新紀元思想。弗格森聲稱這個網絡除了環保團體外還涵蓋和平團體、人權團體以及對抗飢餓團體，她引述佩奇的話說，它們代表了“變化的酵母...分散、無數自發的團體就像生病的有機體身上的抗體一樣四處湧現。”（註32）
同樣的，“現在事態越來越清楚了，”《水瓶座陰謀》援引馬斯洛的原話指出：“一場哲學革命正在上演。一套全方位的體系已在迅速發展，就好似一棵樹在同一時間從每根樹枝上結果。”他接著提到了身為“人類種族的先見哨兵”的超越者（Transcenders）——這是他設想中的一群遠遠超乎傳統心理健康標準定義的人（註33）。弗格森最後提起，撰有《希望革命》（Revolution of Hope，1968）的法蘭克福學派成員埃里希・弗洛姆曾預見到一個“新前衛”的誕生，這場運動會將對社會變革的渴望與賦予科技世界人性色彩的嶄新靈性視角結合起來。據弗洛姆說，不管是政治還是宗教組織都沒有資格扮演這股浪潮的旗手。它成功的關鍵將取決於那些最忠誠的奉獻者，他們會以各個小團體的方式實現人人轉變。
心智界
瑪麗蓮・弗格森和威利斯・哈曼分別是思維科學研究所（Institute for Noetic Sciences，IONS）的董事與主席，名稱取自德日進提出的心智界的該組織在丹・布朗的《失落的符號》中是非常重要的角色。IONS資助了SRI的遙視實驗，直到CIA後來開始承擔。IONS最初是由第六位踏上月球的太空人埃德加・米切爾（Edgar Mitchell）創立於1973年，他宣稱自己在返回地球時歷經了一種宇宙意識體驗。米切爾創立IONS是為了鼓勵與開展人類潛能研究，IONS自稱以“展開、贊助與合作推進關於潛能和意識力量的前沿研究，探索不一定符合傳統科學模型的現象，但同時也保有科學的嚴謹性保證。”為志。米切爾曾向CIA局長喬治・布希簡要介紹過IONS的活動與成果（註34）。
IONS的主任詹姆斯・胡塔克（James Hurtak）是普哈瑞奇的降神會的重要成員。儘管胡塔克從未被SRI正式聘用，但他仍與其他幾位高階人士保持著密切聯繫。作為洛杉磯的加州州立大學北嶺分校的前教授，胡塔克自己擁有加州大學和明尼蘇達大學的博士學位。
胡塔克以九神傳達的信息編纂而成的《知識之書：以諾的鑰匙》（The Book of Knowledge: The Keys of Enoch）出版於1973年，他在書中宣稱自己是中選之人，同時他也借鑒了許多克勞利、布拉瓦茨基、愛麗絲・貝利、勒內・盧比斯的觀念。胡塔克聲稱他隸屬於一個叫做麥基洗德光明之子（Sons of Light of the Order of Melchizedek）的團體，其“意圖利用神秘學手段來改變世界，”而且他和其他可以閱覽“機密與秘密信息”的人正努力要讓公眾意識到，地球人很快就會受到“高度進化存有”的拜訪（註35）。
胡塔克自認是新紀元運動的上師，他環遊世界為他根據九神的信息撰寫的《以諾的鑰匙》舉辦讀書會。胡塔克在1975年參加了第一屆精神錦標賽（Psychic Tournament），主辦這場活動的靈知集會（Gnosticon）有時又被稱作靈知水瓶座時代展望會（Gnostica Aquarian Convention）。這些活動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眾多當時最名聲響亮的女巫、巫師、魔法師跟新異教徒，著有《達迪・克拉維茲的學徒生涯》（The Apprenticeship of Duddy Kravitz）的莫迪凱・里奇勒（Mordecai Richler）曾在1947年的《花花公子》雜誌上對此有所報導。
胡塔克也與人類潛能基金會（Human Potential Foundation）有所關係，該基金會由參議員克萊伯恩・佩爾（Claiborne Pell）創設於1989年，後者亦是IONS的一份子。同樣身為CFR成員的佩爾在華盛頓非常有影響力，並曾在1987－1994年擔任CFR主席。佩爾還是羅馬俱樂部的重要成員，也是它的創辦人奧雷里奧・佩奇的朋友（註36），以及國際商業信貸銀行（BCCI）的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的至交。
佩爾曾是前副總統艾爾・高爾的導師，他會向高爾分享他對超自然現象的狂熱興趣，並且支持政府出資進行相關研究。佩爾在1988年提出了一項法案旨在獲得政府資助成立國家人類才智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on Human Resources）這個新紀元單位，艾爾・高爾也為這個組織出了錢。最終磋商的結果是決定成立人類才智開發中心（Center for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所有的公民都十分合情合理地渴望能更加充分發揮他們在身體、心智與精神方面的潛力...（而且）政府為此有責無旁貸地協助研究與教育的責任...以期能促進更充分實現人類潛能的技術。”（註37）艾爾・高爾曾在他的《瀕危的地球》（Earth in the Balance）中指出，是德日進幫助我們理解了信仰在未來的重要性。“有了信仰，”高爾寫道：“我們便更可能願意正視地球，因為我們會把它看作是上帝的創造，並且承擔起保護與捍衛它的責任。”（註38）
人類潛能基金會的主席是佩爾的助手，“斯科特”・瓊斯（C. B. “Scott” Jones），一位資深的美國海軍情報部軍官。據研究人員吉姆・施納貝爾（Jim Schnabel）指出：“斯科特與美國各地的靈媒往來頗多，他偶爾會與負責不同業務的情報官員討論到他們。”（註39）人類潛能基金會也受到了大衛・洛克菲勒的弟弟勞倫斯・洛克菲勒（Laurance Rockefeller）的資助。它的僱員包括了迪克・法利（Dick Farley），他後來因為日漸擔心九神對政治家和決策者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力而辭職。他曾就九神寫說：“握有一個囊括物理學家、心理學家、情報人員和有權億萬富翁的網絡的他們並不怎麼注重自己的‘來歷’和怪異，他們在乎的只有他們認為攸關這場地球爭奪戰的一切優勢與新數據。”（註40）
德日進也對聯合國的方針產生了影響。紐約聯合國總部在1983年9月20－21日舉辦了一次紀念德日進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時任的秘書長佩雷斯・德奎利亞爾（H. E. Javier Perez de Cuellar）在向與會者致辭時，就像他的前任道格・哈馬紹（Dag Hammarskjöld）和吳丹（U Thant）一樣，盛讚德日進是對他們影響深遠的當代思想家之一。在這場研討會上，羅伯特・穆勒因為他將聯合國打造成“一個遵循心智界精神運作的機構”的重要貢獻，獲頒德日進基金獎（註41）。
穆勒曾出任聯合國秘書長長達四十年，也是德日進中心的前副主席。羅伯特・穆勒曾寫道：“德日進一直把聯合國視為他的哲學的進步制度化體現。”（註42）他還指出：“...德日進影響了他的同伴德・布魯弗里神父（de Breuvery），他又反過來激勵了他的其他同事，他們在聯合國開拓了一個豐沛的全球歷程與長遠思維，進而繼續造福全世界的各個國家與人民。就連我本人也深蒙德日進之惠。”（註43）
聯合國在20世紀80年代贊助了許多意在推廣普世宗教和全球公民等概念的項目，比如世界醫療日（World Healing Day）、世界即時合作會（World Instant of Cooperation）、世界和平日（World Peace Day）、年度全球心理合作（Annual Global Mind Link）、人類團結會議（Human Unity Conference）、世界宗教與和平會議（World Conference on Religion and Peace）以及臨時世界議會（Provisional World Parliament）。1995年，聯合國讓由貝利的路易信託創設的理解聖殿（Temple of Understanding）主持聯合國成立五十週年大會，同時籌辦兩個跨信仰機構。理解聖殿就設在曼哈頓歷史悠久的聖約翰大教堂，這座教堂敬獻的對象是傳統上備受共濟會尊敬的聖約翰。這座大教堂的竣工對共濟會而言是一項彌足珍貴的成就，所以還登上了1925年3月《世界共濟會》（Masonic World）的頭版。大教堂本身充滿了神秘學象徵主義，並且經常舉行不同於尋常的慶祝。
大教堂的主教是雙性戀者保羅・摩爾（Paul Moore），他的家族是納貝斯克公司的財產繼承人，他最初是在印第安納波利斯擔任牧師，吉姆・瓊斯的人民聖殿教也是始於這裡。經過幾年的沉寂，理解聖殿終於在1984年由摩爾與達賴喇嘛主持儀式的大教堂上重獲新生。雖然理解聖殿的主席是朱迪斯・迪克森・霍利斯特（Judith Dickerson Hollister），但它的創立班底包括了：瑪格麗特・米德、參與路易信託事宜的羅伯特・穆勒，還有溫尼弗雷德・麥卡洛克（Winifred McCulloch），他是以紐約為根據地的德日進學會（Teilhard de Chardin Society）的領袖。
大教堂也是成立於1972年的林迪思法恩中心（Lindisfarne Center）的活動空間，該中心受勞倫斯・洛克菲勒出資、文化史學家威廉・歐文・湯普森（William Irwin Thompson）擔當主席，他是出身MIT與雪城大學的人文學教授。林迪法恩中心成立的目的是為了“研究與弘揚一種嶄新的行星文化”。其靈感是源自阿爾弗雷德・懷海德的有機體整體哲學，還有德日進關於全球文明化（planetization）的觀點，最終的目標是要營造一個行星級的意識共同體，或名心智界。
在加州綜合研究所（California Institute of Integral Studies）任職的湯普森除了阿爾弗雷德・懷海德之外，還受到了魯道夫・史代納、斯瑞・奧羅賓多和馬歇爾・麥克魯漢的影響。湯普森曾說過：“我們現在擁有一種嶄新的靈性，這就是俗稱的新紀元運動。深奧的全球文明化進程已經持續了一段時日...如今它已將開始滲透入政治與生態社區...這便是蓋亞（地球母親）政治...行星文化。”湯普森進一步指出，屬於“獨立主權國家，以及享有私有財產的個人主權的時代，都要像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日子一樣一去不復返了。”（註44）
林迪思法恩中心是新紀元活動的贊助商與講座場所，也算得上是一個智庫和靜修處——有些類似格雷戈里・貝特森、麥克・墨菲（Michael Murphy）等人都是成員的伊色冷研究所。林迪思法恩中心還得到了利立基金會、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支持，它的成員則有斯圖亞特・布蘭特、受德日進影響的蓋亞理論生物學家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和崇尚路西法的新紀元作家大衛・斯潘勒（David Spangler），他常被稱為“新紀元之父”（註45）。斯潘勒曾在《反思基督》（Reflections on the Christ）中提出：
“路西法就像基督一樣，徘徊在人的意識之門前，朝著門敲了一敲。如果那人回答：‘滾開，我不喜歡你代表的一切，我很怕你。’那麼路西法就會對他捉弄一番。如果那人回答：‘請進，我將賜給你我的愛與諒解，我會在基督的光照與臨在下提攜你。’那麼路西法就不會如此。他會轉變成那極受禮遇的智慧之光...”（註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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