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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70年代早期，由弗明科（A.T. Fomenko）率領的ㄧ群出身莫斯科國立大學的蘇聯數學家提出了一個石破天驚的主張：我們歷史上的所有年份都錯了，人類有史可查的歷史其實不早於公元900年，而且絕大多數的歷史事件更是發生在公元1300年以後。
這些莫斯科數學家的研究是建立在俄羅斯數學家與拓撲學家尼古拉・莫洛佐夫（Nicolai Aleksandrovich Morozov，1854-1946）奠定的基礎，他在1924年發表了《基督：從自然科學的角度重審人類文化史》（Christ: A History of Human Cultur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Natural Sciences）來向所有傳統年表發出挑戰。自稱採用了“數學、天文學、語言學、語文學及地質學的最新發現”的莫洛佐夫仔細研究了希臘、羅馬、埃及和中國的年表，最後他得出結論認為，在公元3世紀之前根本沒有歷史可言。
這班從此聲名大噪的俄羅斯科學家的說法（弗明科在2005-2008年間出版的四卷《歷史：虛構或科學？》〔History: Fiction or Science?〕都是在討論這個問題）是如此奇怪，以至於幾乎沒有多少現代歷史學家會正眼視之（儘管身為俄羅斯知識份子中最聰明的人之一的前世界西洋棋冠軍與俄羅斯政治反對派領袖，卡斯帕羅夫卻支持他們的發現）。但是，如果這個團體的主張真有那麼一點道理，那為什麼所有歷史書籍都偏離了事實？弗明科對這個問題作出了回答——他顯然是出於某種意識形態上的偏見才這麼說——這都要怪罪資本主義的貪婪與剝削。弗明科聲稱，在西方歷史事實一直都是有錢人輟手可得的東西，而且因為“吹噓、說謊、佯裝是人性使然”，所以這ㄧ點也不奇怪。這位俄羅斯數學家解釋說：“皇家御用的歷史學家非常懂得該如何取悅他們的主子。”舉例而言，這些主子可能是“擁有傭兵團的新貴，他們為了當上教宗、紅衣主教或開創王朝而必須利用往昔的歷史來為自己正名，就像美第奇家族就是這麼做的。他們付出極其豐厚的報酬來替自己編造出一段輝煌但卻虛構的過往。”
弗明科譴責殘酷的歐洲資本主義不僅可以引發冷戰，還可以掀起一些熱火，弗明科指出：“佩脫拉克、但丁、布拉喬利尼、馬基維利、喬托、貝尼尼、達文西和米開朗基羅不但在羅馬教宗與佛羅倫薩的美第奇王侯的重賞下創作了許多不朽名作，他們還在來自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的富友客戶的委託下浩浩蕩蕩地搞出了ㄧ堆‘古代’文獻、手稿、雕像...牛津劍橋的學者透過烹飪所謂非常古老的希臘和羅馬帝國史來弄出他們每天的麵包與黃油，不過這些食材其實都是來自義大利。”
然而，無論究竟是政治動機作祟還是徹徹底底的腦衝，弗明科和他的同事們對歷史發出的詰難確實有助於向我們指出，那些我們從學校學到的年代跟思想或許真的只有一點點是被明確刻在石頭上的——甚至可能連一點點都不到——端看你怎麼想。幾乎從一開始，也就是公元前4世紀左右，整理年表這件事就已經多多少少受到了政治議程綁架。
愛國的虛榮心幾乎可以算是政治議程中最下意識的部分。年代學家拉里・皮爾斯（Larry Pierce）是艾薩克・牛頓的《古代王國年表修訂版》（The Chronology of Ancient Kingdoms Amended）的再版編輯，他告訴我們：“在基督之前的世紀曾經發生過每個國家都競相宣稱自己擁有最古老的血統的爭端，無論那到底是真是假。就好比超級大國曾在20世紀60年代掀起軍備競賽，一場年代之爭也曾在基督降生的數個世紀以前上演。每個人都說自己的歷史最悠久，雖然有些作家似乎只對真相感興趣，但其他人卻很樂於加入這場遊戲，看看誰能為他們的國家編造出最波瀾壯闊也最能讓人信以為真的故事。”
皮爾斯還說，在第一次試圖確定真實年份之前，希臘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一千八百年前；埃及是一萬一千年前；巴比倫更遠至七十三萬年前。
亞特蘭提斯的研究者至少也會知道一個為了愛國的虛榮心而篡改年表的例子。根據柏拉圖的《蒂麥歐篇》與《克里底亞篇》，埃及薩伊斯神殿的祭司曾告訴來訪的希臘立法者梭倫（Solon），亞特蘭提斯在他此次到來的九千年前沉入了海底。如今有很多研究人員認為亞特蘭提斯滅亡的時候應該是公元前1500年左右，他們假定祭司誇大了事實。
古時候的年表整理也會被古代的激烈戰爭妨礙，戰火會將宮殿、神殿還有所有年表全都付之一炬；所以祭司經常得虛構皇室系譜好填補空白。年代學家若想放眼“全球”，就得找到至少可以聯繫起兩個國家的年代記錄。在被大衛王擊敗後，以東人大量逃往埃及、希臘和非利士的事情在那些國家都有充分的記載，也被早期的研究人員拿來比對年表；雖說埃及法老辛努塞爾特一世（Sesostris I）的征服對猶大國和羅波安都產生了影響，但也留下了可供年代學家使用的關聯記錄。
最早的可行年表主要是基於《聖經》，也幾乎僅限於《聖經》涵蓋的土地——並且充滿了早期年代學家的偏見：對《聖經》年表的神聖與正確性的絕對篤信，其它所有紀年都必須與之掛鉤。譬如安提阿的提阿菲羅（Theophilus of Antioch，115-180）就根據基督教的神聖權威製作了一份《聖經》年表。在公元3世紀，從異教皈依基督教的朱利葉斯・阿弗里卡納斯（Julius Africanus）將希臘與拉丁歷史同《聖經》歷史相配對，他把亞伯拉罕誕生的那一年當作世界歷史最無懈可擊的錨石；他為每一個事件都做足了標記——從公元前5499年的創世開始，直到羅馬帝國皇帝埃拉伽巴路斯（Eliogabalus）統治的第三年（公元221年），屬於“亞伯拉罕紀年”。早期教父優西比烏（Eusebius）在3世紀製作的年表還加入了亞述和迦勒底及其它許多中東國家。
年表的整理方式就這樣持續了幾十個世紀，雖然逐漸有愈趨完善但總是要參照《聖經》，幾乎沒有任何創新之處，這樣的情況要直到文藝復興才有改變。然後，偉大的義大利學者約瑟夫・尤斯圖斯・斯卡利傑（Joseph Justus Scaliger，1540-1609）要為歷史定年開創全新的範式。
博覽古代經典、精通十三種語言的斯卡利傑的學問與智慧在某些人眼裡幾乎可與柏拉圖、摩西或亞里斯多德並駕齊驅，他更被稱頌為“世界之光”與“科學之海”。斯卡利傑打破年表必須唯《聖經》是瞻的原則，主張異教的、非《聖經》來源的年表也應有其地位（縱然他依舊認為《聖經》是唯一可靠的來源）。這位傑出的博學家應用了當時最新的天文學成果來計年，特別是對於日蝕、月蝕的準確計算以及古代史家曾記載過的其它自然現象。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曾在敘說伯羅奔尼撒戰爭（這是雅典與斯巴達跨時二十七年的衝突）時提到了三次不同的日蝕，並且詳細解說了它們發生的時間。應用精確的新天文學方法計算這些日蝕發生時間，使斯卡利傑得出了公元前431、424、413年這三個數字；現今的歷史學家只對其更動了一兩年（在《基督：從自然科學的角度重審人類文化史》中，莫洛佐夫聲稱三次日蝕的正確時間應該是公元1133、1140、1151年）。斯卡利傑還找出了馬拉松戰役（這是雅典人與波斯人的初次交戰時的重要一役，雅典人取得了勝利）的準確時間，將它從公元前776年改成了前491年（現代的計算又將它改為前490年9月）。
年表學的下一個偉大創新者也正好是現代物理學與數學的奠基人，艾薩克・牛頓（1642-1727）。牛頓一生都致力於製作一份涵蓋從“歐洲最遙遠的過去”直至亞歷山大大帝征服波斯的皇室系譜完整簡編。在他死後隔年出版的《古代王國年表修訂版》是有史以來最博學（也是錯得離譜）的歷史書籍之一；但它也是最不被待見的一本之一，這也是有很好的理由才會這樣。這本書的每一行字都好似是由一連串專有名詞組成的方程式。牛頓學者理查德・韋斯特福（Richard Westfall）就寫道：
“這是一部乏味至極的作品，它（該年表）在被徹底遺忘之前，確實曾短暫引起少數人的興趣與反駁他對阿耳戈英雄冒險的年份的計算（牛頓用了五種不同的方法去計算）。在今天恐怕只有屈指可數的人才會去讀它，我想會讀的人肯定是犯了非得下地獄不可的滔天大罪。”
不過，這本書也絕非兒戲，它在牛頓心中意義非凡。他一直在努力回顧過去，想到找到人類的靈性是如何每況愈下的細節；他希望這麼做最終能幫助他掌握太古智慧的奧祕，他相信那是一種存在於大洪水前的科學與靈性的極致融合典範。
然而，為了達到這個總括且超然的目標，牛頓的年表無論有多麼精彩且全面，終究還是難逃政治與宗教兩方面的左右。一方面，他反對斯卡利傑的主張異教徒的年表可以獨立存在的觀點，並且堅持上帝的話語在每一個細節都正確無誤，這當然包括歷史，所以它必須是任何年表的起點。另一方面，他也深信（與他的同時代人一樣）《聖經》中的大洪水確有其事、方舟真的停靠在了亞拉臘山、諾亞的後代很快就遍佈世界。牛頓在更早以前就已為這次人口增長考察了明確的時間軸；他在《古代王國》中就是想證明自己是對的。
韋斯特福寫道：“牛頓的年表有一個基本斷言，那就是‘所有的國家，當它們開始要紀錄自己的歷史時，大多會有誇大的傾向；各國之間對於各自起源的爭論也助長了這種幽默。’（《古代王國》p.43）因此，每一個古代人，不論是希臘人、埃及人、亞述人、巴比倫人、米底人還是波斯人都必須得把這些硬生生變出來的歷史清理掉，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多達數十萬年，因為他們都會為了虛榮而佯裝古老。只有一個民族逃過了牛頓的剃刀：以色列人，這個民族的文獻史料是牛頓心目中歷史最長久的一個，所以他們的歷史可靠，其他人都得圍繞它展開修正。”牛頓認為大部份非《聖經》統治者的統治時間平均是十八到二十年；這是古代異教徒史家記載的長度的一半而已。他第一次向年表學應用了“奧卡姆剃刀原則”——即“如無必要，不要增加假設”。韋斯特福博士寫道，牛頓因此：“大大縮短了古代世界的公認年表，以便（儘管他沒有明言）使它們能匹配諾亞的後代繁衍興旺的故事，這是他在《起源》（Origines，牛頓先前的另一部非學術作品）裡就嘗試做過的。”
牛頓做了一番徹底的大掃除，他聲稱自己消除了很多根本就沒有存在過的統治者。他還將ㄧ些古代統治者“混為一人”，有時是混合兩個，有時是三個。在某些情況下，這是一個有用的修正：牛頓極大地縮減了祭司與歷史學家曼涅托（Manetho）記載的埃及王表，使之符合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的估算；現代的歷史學家在這一點上也認同牛頓。在其它方面，牛頓則提出了很具挑釁性的假設：研究亞特蘭提斯的學者ㄧ定會很有興趣去瞭解他將阿特拉斯（Atlas，他認為他不是神而是亞特蘭提斯的國王）與安泰俄斯（Antaeus，牛頓也認為他是凡人）混合成同一個人。按照古代神話，每當安泰俄斯在搏鬥中被打倒在地時，他就會從他的大地母親蓋亞（Gaia）那裡獲得力量，然後恢復元氣；海克力士最後是以把他高高舉起再勒斃的方式才成功殺死他。假如牛頓的推測是正確的，那麼安泰俄斯的神話實際上是對亞特蘭提斯的最後幾個歲月的寓言，海克力士則是雅典的象徵。
（以弗明科為代表的那些人把牛頓式的奧卡姆剃刀原則應用到了一個不可思議的程度：他甚至不惜將數個統治王朝全都混合成一個。例如，這位數學家就斷定由於生活在公元911-1376年間的教宗的數目與公元前931-586年的猶太國王大致相同，所以他們必定是同一群人。他們在公元141-314年與公元314-532年的教宗之間發現了相似之處，於是也將他們通通混為一談。這些俄羅斯的年表修正主義者還相信，加洛林王朝的年表和一些羅馬皇帝的年表其實根本是同一個。所以，他們將公認的世界年表減少了大約一千年，他們聲稱可以利用還原更精確的日蝕科學數據來佐證這些主張）
牛頓對年表學做出的最大創新與建設性貢獻乃是他利用了關於分點歲差的最新知識來微調ㄧ些古代年份。根據托勒密的《天文學大成》（Almagest），首次注意到歲差現象的人是希臘天文學家喜帕恰斯（Hipparchus，公元前2世紀）。這種現象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地球的地軸一直在緩慢的移動，每兩萬六千年轉一圈。所以每一年的春天都會比去年要早二十分鐘到來（這就是“歲差”的含義）。牛頓最早發覺這種現象應該是由重力引起，他的意思是地球本身的重力；不過今天的我們都知道它其實是由太陽與月亮對地球施加的重力造成的。牛頓利用他對歲差的了解——春分每七十二年會下降約ㄧ度，作為他的五個工具之一，好去計算阿耳戈英雄啟程尋找金羊毛的日期。他的答案是公元前938年，比希臘人自己給出的年份要晚三百年。對於牛頓究竟是如何確定阿耳戈英雄航行時間的詳細細節——以及為什麼這場傳說中的航行對他來說是如此重要——讀者可以自己去《古代王國》裡尋找答案。
直到19世紀初，由宗教主導的年表整理才逐漸讓位給達爾文的發現與科學的迅速崛起。定年這門科學在20世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都是得益於考證年份的手段越來越發達，比如考古學取得了空前進展，還有放射性碳測年以及樹輪年代學（dendrochronology，以長壽的樹木的年輪來定時）等全新技術的誕生。
年表學一直在遭遇新的挑戰，像是災變論（Catastrophism）就主張我們所知道的許多浩劫——其中有很多可能是發生在相當晚近的時候——其實曾經中斷過我們的歷史連續性，並因此對年表造成了嚴重的破壞，使我們難以了解其原貌。如果我們認真開始研究這種由伊曼紐爾・維里科夫斯基（Immanuel Velikovsky）開創的災變論——而且假使災變論者將他們的信念付諸在政治議程上時——屆時我們恐怕又會面臨新一場牽連更廣的年代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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