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值1942年秋天，德國第六集團軍在俄羅斯的烏克蘭一路勢如破竹。這支軍團的目標是巴庫和令人垂涎三尺的高加索油田。希特勒計劃在掌握了這些石油儲備後揮師南下，與陸軍元帥埃爾溫・隆美爾在北非著名的德意志非洲軍會師。這一計劃因為隆美爾在阿萊曼的失利而受挫——這是因為德國的恩尼格瑪密碼機已經遭到破譯——同時第六集團軍也在伏爾加河畔的史達林格勒遭遇了空前大敗。
德國人企圖強攻的史達林格勒很快就在那年9月下旬化成了死亡與毀滅的熱鍋。由於持續不斷的炮擊和轟炸，甚至連呼吸在這裡都變成了一件苦差事。儘管戰略價值有待商榷，希特勒與史達林卻都誓死不從這座飽受槍林彈雨、以那位蘇聯領導人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撤兵。俄羅斯人在11月底發動的鉗形攻勢孤立了第六集團軍，但有組織的抵抗還要一直持續到1943年2月2日，超過九萬名德國士兵才終於決定投降——由於缺少補給，他們幾乎都餓得不成人形。隨著第六集團軍失利，納粹的高官開始意識到東線戰場的局勢已經逐漸逆轉。而且很可能再也不會有扳回一城的機會。
六個月後，經過災難性的庫斯克會戰，納粹的戰爭機器失去了將近四分之三的機械化部隊，事到如此德國的戰敗已不再只是一種可能性而是或然性了。位高權重的納粹份子紛紛開始謀劃逃跑計劃，以及該如何繼續實現他們的目標。
當時的知名新聞記者、曾在歐洲到處遊歷的柯特・里斯（Curt Reiss）在他的《納粹的隱跡》（The Nazis Go Underground）一書中詳細披露了納粹的求生計劃。令人驚訝的是，這個計劃是在1944年春天確立的，這是在6月的法國諾曼第登陸發生之前。里斯寫道：“他們在潛蹤隱跡這方面的準備，遠非歷史上其它地下運動所能媲美。他們可以動用井然有序的納粹國家的所有機器，也有充分的時間可以好好準備。他們為此下足了功夫，但他們並沒有匆忙行事，以免使機會白白流失。這一切都經過了邏輯思考，就連最末梢的細節都被規劃得恰到好處。希姆萊（與鮑曼一道）極為冷靜地籌劃了整個計劃。他找來了最優秀的專家——也就是最有資格承擔地下工作的那些人。”
里斯指出，在納粹黨成功掌控德國後，黨把自己的各種財產輕易地轉移給了國家。“現在，當黨希望潛伏入地下並且依舊保留其組織時，它所要做的就只是讓事情反過來；這就是說，要再一次轉移——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物歸原主——將國家的財產回到黨的手中——這不是什麼很困難的任務，畢竟兩方的財產仍是在兩條平行線上互相並行，”他解釋說。
根據里斯的說法，甚至是在第六集團軍在史達林格勒敗退之前，有些人就對德國的命運產生了一絲疑慮。他提到了一場在1942年11月7日的慕尼黑、由黨衛軍首領海因里希・希姆萊和希特勒的心腹馬丁・鮑曼舉辦的私人會議。盟軍在這兩會議結束僅僅兩天後登陸了北非。希姆萊透露了這場會議的主旨，他告訴他最信任的同事：“德國有可能會在軍事方面遭到擊敗，甚至是演變成她必須投降的結果。但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絕不能投降，這就是我們現在必須努力的方向。”
里斯聲稱，在史達林格勒敗局已定的1945年5月，德國的工業家在靠近克虜伯的故鄉埃森附近的休格爾莊園（Chateau Huegel）齊聚一堂，並審視了他們的祖國如今的局勢。他們決定將德國的商業界與納粹政權保持距離，里斯寫道：“這場會議為將來所做的所有打算，全都是圍繞著該如何盡可能讓德國工業遠離納粹主義。古斯塔夫・克虜伯（Krupp von Bohlen und Halbach）和（I.G・法本董事）施尼茨勒就宣稱，如果世人相信德國工業不是被納粹佔有與經營，那麼它們在戰後維繫就會變得更加容易。他聲稱戈林跟其他手握影響力的黨員與他所見略同，並且同意任何只要不會影響黨的威望的計劃。”
里斯解釋了為什麼這些工業大亨要假裝與納粹離心離德，而不是真的與之作對——因為他們正是在希特勒的統治下取得成功。是他將他們從工會與罷工的威脅中“解放”，還制定了遠低於其它工業化國家的稅率，並且利用重新軍備化計劃為他們帶來了史無前例的利潤。“所有這些都不過是徵兆，”里斯寫說。“比這些徵兆更重要的是，納粹這個轟轟烈烈的運動已為德國商人保證了比在德皇的共和國更為有利的待遇。難道他們想要的不正是一個不斷徘徊於戰火邊緣的世界嗎？”
如前所言，從戰爭中獲利的不單是德國商人而已。他們在英國和美國的同行都不會放過全球衝突的大好時機。里斯指出，在那場工業家會議過後僅僅幾天，法本公司的馮・施尼茨勒就飛往馬德里並宣稱他遭到了蓋世太保迫害。”
“西班牙實在不是一個合乎邏輯的避風港。瑞士或瑞典會是更好的去處，”里斯說。“不管怎麼說，馮・施尼茨勒先生真的有必要害怕蓋世太保嗎，明明他的女婿赫伯特・肖爾茨（Herbert Scholz）可是它的高階領導人之一？不，我們完全沒有理由採信施尼茨勒男爵在他最早的那幾次採訪中所說的話。”里斯認為，施尼茨勒的“流亡”只不過是一樁精心設計的詭計，類似於德國的鋼鐵大亨弗里茨・蒂森，後者據報導在1940年已為了逃離納粹移居法國，但他在戰爭結束時人卻在德國有名的阿迪昂酒店（Adion），他一直在那裡與他的老友、銀行家庫爾特・施羅德保持著聯繫。
另一位資深的納粹份子也在1943年底離開了祖國。帝國銀行行長亞爾馬・沙赫特移居去了瑞士，表面上是基於健康理由。在他逗留期間，關於他的“沙赫特計劃”的報導開始不經而走。它與施尼茨勒的計劃有些相似——亦即促成德國與同盟國公司的業務往來，德國的主要銀行則為這些交易扮演清算所。當然，沙赫特對此是多有指導。雖然他是帝國主要的財主之一，但沙赫特在戰爭結束後卻沒有受到真正的懲罰。他被紐倫堡法庭當場宣判無罪，法庭認為重新軍備化本身並不構成犯罪行為。他在德國法庭被判有罪並判處八年監禁，但這項判決又在上訴時被推翻。法庭上四項企圖給沙赫特定罪的努力都是無功而返。
到了1944年8月下旬，緊接在諾曼第登陸之後，儘管V-1奇蹟武器試圖力挽狂瀾，但納粹的領導階層已不難預見大禍就要臨頭。德國面朝盟軍在諾曼第的灘頭陣地的防線中心－法國小鎮聖洛在7月18日失守，這使盟軍的裝甲兵與步兵可以長驅直入法國南部，現在大家都明白戰爭結束只是時間問題。
據擄獲的醫療記錄顯示，由於每日服用大量的安非他命，希特勒一直處在如搭雲霄飛車般興奮與抑鬱陰晴不定的狀態，同時他也越來越無法認清現實。然而，帝國的第二把交椅、希特勒的副手馬丁・鮑曼卻不打算坐以待斃。
身材矮壯、不怎麼起眼並留著一頭稀疏棕髮的鮑曼出生在1900年德國中部的哈爾貝爾斯塔特。他的父親是一名騎士中士，後來轉行做了公務員。年輕的鮑曼僅在高中待了一年便圖中輟學，之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徵招入伍，以野戰砲兵的身份服役。鮑曼在卸甲歸國後加入了右派的自由軍團，然後在1924年因為被指控謀殺了他的小學老師入獄服刑一年，那位老師被認為在法國佔領魯爾區的時候背叛了納粹領袖。從萊比錫監獄出獄後，鮑曼加入納粹黨並一路平步青雲。
就在希特勒於1933年當上德國總理後不久，鮑曼被任命擔任副元首魯道夫・赫斯的參謀長。隨著赫斯在1941年功敗垂成的蘇格蘭之行發生，鮑曼繼而接過了他的職務並成為希特勒的秘書。鮑曼被一些納粹領導人稱為“棕髮閣下”和“辦公桌背後的馬基維利”，這是因為他很快就變成了納粹德國最有權勢的人。任何人想要接觸希特勒，都必須先經過鮑曼。
1943年，鮑曼已取得了對納粹黨與德國經濟的絕對控制，其中也包括那些頂尖科技。取代赫斯成為納粹黨領袖的鮑曼透過勸說希特勒，禁止了黨衛軍首領藉由他的黨衛軍指揮官們向大區長官（Gauleiters）發號施令，從而奪取了希姆萊的經濟與政治控制權。據希特勒的私人攝影師以及介紹他認識他的情婦愛娃・布勞恩的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說，希特勒曾就鮑曼這個人表示：“我知道他為人心狠手辣，但他總是能將命令如實照辦。這正是我需要的。憑藉他的冷酷和野蠻，他每每都能將我的指令付諸實行。”鮑曼的主宰地位儼然無可撼動。
1944年8月10日，鮑曼召集德國的商業領袖和納粹官員來到史特拉斯堡的紅屋酒店（Hotel Maison Rouge）。根據會議記錄，這場會議的目的是要確保“第三帝國的經濟能夠在戰後轉嫁到一條逐利軌道上”。 這條“軌道”又被叫做飛鷹行動（Aktion Adlerflug），其旨在通過大量的金錢、黃金、股票、債券、專利、版權甚至是德國的技術專家來維持國家社會主義的千秋萬代。
鮑曼的使者，黨衛軍上級集團領袖施義德博士（Dr. Scheid）是赫默多夫＆施生伯格工業公司（Hermadorff & Schenburg Company）的董事，他向一位與會者說明了會議的用意：“德國工業界必須認識到要贏得戰爭已是癡人說夢，如今需要採取行動來為戰後的商業活動預作準備，這將即時確保德國的經濟復甦。”
施義德告訴與會者：“納粹黨很明白，有些最具知名度的領導人會被當作戰犯起訴。然而，透過與德國工業家合作，黨可以安排另一些不那麼顯眼但卻重要的黨員、各間德國工廠以及技術專家或有關研究和計劃辦公室的人員安置到一邊。”作為該計劃的一環，鮑曼在黑衫黨衛軍、德國央行、弗里茨・蒂森的鋼鐵帝國與不可一世的I.G・法本相助下籌劃了七百五十家外國檯面公司——五十八家在葡萄牙、一百一十二家在西班牙、兩百三十三家在瑞典、兩百一十四家在瑞士、三十五家土耳其，還有九十八家在阿根廷。
據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CBS》電台記者且著有《馬丁・鮑曼：納粹出逃記》（Martin Bormann: Nazi in Exile）的保羅・曼寧（Paul Manning）指出，鮑曼“把持”著這七百五十家公司的控制權。他寫道：“（鮑曼）不放過所有已知的財產，他採用被提名股東、期權協議、聯營協議、空白背書、代管存款、抵押、抵押貸款、優先購買權、管理合約、服務合約、專利協議、卡特爾和扣繳程序來掩蓋它們的所有權與運作方式。”所有這些交易的副本甚至是現場記錄都被精心保存，後來被運到了鮑曼在南美洲的檔案館。
鮑曼聽從I.G・法本董事長赫爾曼・施密茨規劃的策略，各家公司與企業的名字都被重新更改和互換，以此來造成所有權混淆的假象。舉例來說，I.G・化工就變成了國際商業公司（Societe Internationale pour Participations Industrielles et Commerciales SA），而在瑞士這家公司又變成了國際工業與貿易公司（International Industrie und Handelsbeteiligungen AG/Interhandel）。
另一招是尋找各國的合作者，讓他們成為特定公司的名義負責人。與此同時，公司的董事則由德國行政人員與銀行官員來充當。高級和管理階層的人員亦交由德國科學家跟技術人員負責。如此一來，公司的真正所有權就還是在那些持有作為股權證明的無記名債券的納粹份子手裡。這些人都是在遵照鮑曼行動行事，他們會繼續隱姓埋名。那些被挑上的國家一般都很歡迎鮑曼的計劃，因為這意味著促進就業與更有利的貿易平衡。
截至1941年總共有一百七十一家美國公司對德國公司投資超過四億兩千萬美元。在戰爭打響後，鮑曼繼續安排特務從瑞士和阿根廷等中立國家使用外匯資金，在德意志銀行的布宜諾艾利斯分行與瑞士銀行購買美國股票。還有大量的活期存款也被存入紐約市的各大銀行，包括國家城市銀行（今花旗銀行）、大通銀行（今摩根大通）、漢華實業銀行（今摩根大通）、摩根信用擔保公司和歐文信託公司（今紐約銀行）。
在史特拉斯堡會議上，施義德提到了一些在過去對德國相當有幫助的著名美國公司。出於專利問題，美國鋼鐵公司、美國鋼鐵＆纜線公司（American Steel and Wire）跟美國管器生產公司（National Tube）都必須與克虜伯帝國合作。被他點名的還有蔡司公司、徠卡相機公司、漢堡－美洲航運公司這幾家對確保納粹利益尤其重要的公司。
鮑曼那複雜但井井有條的資本轉移操作令美國財政部的外資控制總管奧維斯・施密特（Orvis A. Schmidt）感到困惑不已。施密特在1945年說道：“這個貿易、工業和卡特爾組織的網絡已經過精簡與相互嚙合，這不僅是在組織意義上，也是在被正式地稱為‘人事工會’的意義上實現的。經營如此組織架構的法律權威已被賦予對關鍵產業進行干預的權宜，譬如鋼鐵、煤和基礎化學品生產。這些干預被蓄意和股票交換牽連在一起，這使得少數人可以做出決策與其它影響我們所有人的決定。”
巨大的I.G・法本集團是這個資本轉移計劃的中樞。這個法本綜合體已為第三帝國創造了許多科學突破。“它的專家研發了名聞遐邇的橡膠工藝，用於生產合成橡膠令德國擺脫對天然橡膠的依賴。”保羅・曼寧解釋說。“製造引擎燃料的加氫工藝與從煤炭提取潤滑油的方法也一併問世，面對對於製造鋁或不可缺的礬土短缺，德國也成功利用鎂另尋出路。”
施密特聲稱，財政部調查法本公司的文件發現，這家公司與全球超過七百家公司都為持著利益關係。這個數字並沒有計入法本自己涵蓋九十三個國家的公司結構，也不包括鮑曼的資本轉移計劃創造的七百五十家公司。
法本也是納粹德國的資產轉移中心。譬如，甚至早在戰爭結束之前，“法本在拉丁美洲的公司就在它們的資深要員名下設置了秘密的銀行帳戶，”曼寧寫道。“這些帳戶被用於接受與支付機密款項；那些與法本打交道的公司會有這方面的需要，但它們肯定不會想讓英國和美國的經濟部門知道。”
“這龐大的德國聯合體是經濟滲透美洲諸共和國（南美與中美洲各國）的先鋒，”美國財政部官員施密特說。“在藥物與醫療用品領域，拜耳、默克和先靈公司享有實質上的壟斷地位。I.G・法本的子公司掌控了染料與化學品市場。曼內斯曼公司（Tubos Mannesmann）、AEG（德國電器公司）與西門子－舒克特公司在建築、電氣跟工程領域都是獨占鰲頭。更不用說是航運公司，甚至還有某些地區也是德國航空公司的天下。”顯然德國的跨國商業帝國的根基已經打穩。
在20世紀30年代，那幾家最大的銀行公司更為國家社會主義的復興提供了潛在的金融基礎。
德意志銀行董事長赫爾曼・約瑟夫・阿布斯博士（Dr. Hermann Josef Abs）這個人對納粹的資本轉移計劃尤為重要。阿布斯還是I.G・法本、戴姆勒－奔馳和西門子的董事。馬丁・鮑曼與這位柏林銀行家素來交情甚篤。曼寧注意到：“（鮑曼）在1943年時便發覺，他完全可以獨攬金融大權...只要等到資本、黃金、股票和不記名債券被轉移到中立國的時機成熟，他就可以制定嶄新的納粹國策。”德意志銀行、德累斯頓銀行和德國商業銀行分別是德國的三大銀行，但阿布斯的德意志銀行率先掌握了對被佔領國家的銀行與公司的控制權力。
德意志銀行在戰爭期間負責協調納粹的黃金交易，它從帝國銀行購買了四千四百四十六公斤的黃金，並在土耳其出售。這些黃金大部份是來自受納粹迫害者。它們被裝好在板條箱和手提箱裡送達帝國銀行，有時還標有它們的原產地，比如奧斯威辛或盧布林集中營。被佔領的歐洲的戰利品極大地擴充了這筆財富。據作家拉德拉斯・法拉戈（Ladislas Farago）指出，這筆財富包括“數百萬金幣、英鎊、美元與瑞士法郎，三千五百盎司的鉑金、超過五十五萬盎司的黃金、四千六百三十九克拉的鑽石與其它寶石，還有多達上百件的藝術品。”
根據《金氏世界紀錄大全》（The Guinness Book of World Records），世界上“最大的銀行搶劫懸案”就是整個德國國庫在戰爭結束時的憑空蒸發。但它真的遲遲沒有被釐清嗎，又或者其實是最高層人士早就掩蓋了真相？
阿布斯和施密茨都教導了鮑曼該如何利用將其存入瑞士銀行來保護自己的財富。鮑曼認為，雖然帝國允許被佔領國家繼續發行各自的貨幣，但黃金必須交給德國的主要商業銀行。曼寧寫道：“無論來自哪裡的黃金都得要蓋上第三帝國的印記，然後被按時出售給主要的瑞士銀行，例如瑞士國家銀行...（來自黃金銷售）的這筆錢接著便被存入在瑞士跟其它中立國的不同帳戶，於是鮑曼的黨財產遂安然無恙。
諷刺的是，瑞士恰恰在1943年通過了一項保護了納粹戰利品的法律。這項法律規定禁止披露私人銀行所有者的帳戶，它的立意本來是要不讓蓋世太保發現德國猶太人的儲蓄。直到今日，它早已被利用來隱藏納粹的財富。今天的很多美國公司都效法鮑曼，把它們的錢存進瑞士的銀行。
瑞士官員一向宣稱他們對同盟國與軸心國政權採取的是平衡中立的政策，但是起碼在經濟問題上，天秤卻是大大地往納粹那邊傾斜。“解密的情報報告透露瑞士的銀行，特別是瑞士國家銀行接收了從被納粹佔領國家和死去的猶太人身上劫掠而來的黃金，它們要不是直接購買黃金，就是在將它們送往其它中立國之前先替納粹洗錢，”著有《希特勒的秘密銀行家：大屠殺下的瑞士中立國神話》（Hitler’s Secret Bankers: The Myth of Swiss Neutrality During the Holocaust）的亞當・勒波爾（Adam LeBor）寫道。按照勒波爾所說：“瑞士銀行提供了第三帝國需要用來籌措重要戰爭物資的外幣。這些瑞士銀行是很重要的金融渠道，它們讓納粹官員得已將他們的戰利品運往瑞士的安全避風港。瑞士銀行還為西班牙與葡萄牙的德國檯面公司供應資金，這相當於是為納粹的外國情報活動注資。”
鮑曼以假名馬克斯・海利傑（Max Heiliger）在帝國銀行設了一個戶頭，他利用它攫取了帝國很大一部分的財富。掌控了黃金與“寶藏”，再透過他的經濟督辦赫爾穆特・馮・赫梅爾博士（Dr. Helmut von Hummel），鮑曼將這些財富移轉到了國外以留日後他用。
阿布斯可以說是資深銀行家如何負嵎求生的典型例子。他不僅在戰爭中活下來，而且還為德國的戰後復興發揮了重要作用，之後更當上西德第一任總理康拉德・艾德諾（Konrad Adenauer）的財務顧問。他還保住他在德意志銀行、戴姆勒－奔馳和西門子的職位。阿布斯在1978年領導一個西德財團設法買回與討回了價值近兩千萬美元、在20世紀30年代被猶太人羅伯特・馮・赫希男爵（Baron Robert von Hirsch）從德國奪走的藝術品。就在同年晚些時候，阿布斯在一場由同行銀行家約翰・麥克洛伊（John J. McCloy）舉辦的聚會上會見了美國的商業領袖，麥克洛伊曾任大通曼哈頓銀行、福特基金會以及外交關係協會的主席。麥克洛伊也是林登・詹森總統的華倫委員會（Warren Commission）的一員與洛克菲勒家族的法律顧問。
阿布斯阻止了法國的兩家美國銀行——摩根銀行和紐約大通——被德國佔領當局關閉或掌控。根據曼寧引用的美國財政部報告，這種豁免是得益自“國際銀行家彼此不言而喻的體諒，亦即戰爭來來去去，財流通行無阻。”
這種“體諒”主要是存在於阿布斯和哈特利・莎羅克斯勳爵（Lord Hartley Shawcross）兩人之間，後者是倫敦金融城的金融中心領導者及多家國際公司的董事。莎羅克斯是一位律師，他曾在紐約的摩根信用擔保公司跟法國兩家美國銀行擔任特別顧問，後來他在紐倫堡審判上被任命為英國方面的首席檢察官。20世紀50年代，莎羅克斯與他的朋友阿布斯博士一起成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外國投資保護協會（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s of World War II），其總部設在西德的科隆。
早在戰爭爆發之前就與外國銀行跟公司結下的深厚關係為鮑曼的飛鷹行動提供了很多幫助。據前美國司法部的納粹戰爭罪行檢察官約翰・洛夫圖斯（John Loftus）說，德國大部份的財富都被弗里茨・蒂森通過他在荷蘭的銀行轉移了出去，接著又反過來被交給紐約的聯合銀行（Union Banking Corporation，UBC）。洛夫圖斯是佛羅里達大屠殺博物館（Florida Holocaust Museum）的館長，他寫了幾本探討CIA－納粹淵源的書，包括《白俄羅斯秘辛》（The Belarus Secret）與《劍指猶太人的暗戰》（The Secret War Against the Jews）。
支持希特勒且在聯合銀行任職的兩位著名美國商業領袖分別是喬治・赫伯特・沃克與他的女婿普雷斯科特・布希，他是老布希的父親和小布希的祖父。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和他的弟弟艾倫則是這些交易的律師。約翰之後成為了艾森豪總統的國務卿，艾倫更是CIA任職最久的局長之一，直到1961年他被甘迺迪總統解僱。這兩人都是外交關係協會的元老。
1942年10月20日，依據《對敵貿易法》（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美國政府歸屬令No. 248）成立的外國財產管理局（U.S. Alien Property Custodian）宣布沒收UBC的股份，理由是該銀行在為希特勒供應資金。同樣落馬的還有布希持股的漢堡－美洲航運公司，它運送了納粹宣傳者與軍火。另一家對於運輸納粹資金至關重要的公司是荷美貿易公司（Holland American Trading Company），它是UBC的子公司。納粹的資產是通過由其父在1916年創辦的弗里茨的荷蘭銀行（Dutch Bank）進行轉移。這一層荷蘭聯繫使布希與納粹財產直接牽連了前黨衛軍軍官、畢德堡俱樂部的創始人，荷蘭的伯恩哈德親王，他曾是I.G・法本的董事會秘書，並與荷蘭銀行關係密切。洛夫圖斯指出：“蒂森並不需要任何外國銀行帳戶，因為他的家族秘密持有了一整群連鎖銀行。他不必在二戰結束時趕忙轉移他的納粹資產，他所要做的就只是將所有權文件——股票、債券、契約和信託——從他在柏林的銀行借道他在荷蘭的銀行，轉給他在紐約的美國朋友：普雷斯科特・布希與赫伯特・沃克。與蒂森狼狽為奸的人正是未來的美國總統的父親及其岳父。
UBC的主要股東羅蘭・哈里曼（E. Roland Harriman）是愛德華・哈里曼（Edward H. Harriman）的兒子，後者曾是普雷斯科特・布希早年的重要導師。他的另一個兒子埃夫里爾・哈里曼也擁有UBC的所有權。他在1943年被羅斯福總統任命為駐蘇聯大使，並且參加了戰時的所有重大會議。爾後埃夫里爾又擔當了駐英國大使、美國商務部長和紐約州長。哈里曼家族均是秘密社團骷髏會成員，亦與外交關係協會的全球主義者休戚與共。埃夫里爾也是林登・詹森的親密顧問。
美國當局還在1942年11月17日扣押了由普雷斯科特・布希和他的岳父喬治・赫伯特・沃克經營的西里西亞－美國公司（SilesianAmerican Corporation），該公司被指控是向德國供應重要煤炭的納粹檯面公司。但根據最近曝光、並被《新罕布什爾公報》（New Hampshire Gazette）在2003年刊登的政府文件，“喬治・布希總統的祖父一直未能擺脫他多達數十項的‘敵國’串通之嫌，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了1951年。”新解密的文件還顯示，布希和他的同夥經常試圖向政府調查人員隱瞞他們的商業活動，而且這些交易都是通過紐約的私人銀行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Brown Brothers Harriman）完成的。布朗兄弟哈里曼是美國最古老的私人銀行，它最初由布朗兄弟成立於1931年，原本專職於愛爾蘭亞麻進口，後來才與鐵路大亨愛德華・哈里曼達成合併。
“在戰爭結束後，”《公報》報導說：“總計有十八項與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和UBC相關的客戶資產被《對敵貿易法》扣押，其中包括1942年的扣押發生後繼續與蒂森家族維持的往來。這些檔案還指出，布希與哈里曼家族極為關心戰後在瑞士、巴拿馬、阿根廷與巴西的生意或資產轉移——所有這些國家皆是納粹在德國於1945年投降後的資金轉移前哨站。”
為什麼普雷斯科特・布希沒有出於他與納粹的合謀而被更公開、積極地起訴呢？依照聯合服務組織（United Service Organization）在2002年發佈的新聞稿，這也是因為布希“在1941年末的USO的誕生過程中扮演了一定角色，”。畢竟，一個協助成立USO這個在往後的戰爭歲月中深受軍人喜愛的組織的人，如果因為在戰時曾與納粹串通被起訴，那實在是非常不名譽。
“普雷斯科特・布希和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的故事可說是對我國的真實歷史的引介，”出版商兼歷史學家的愛德華・博斯韋爾（Edward Boswell）如此表示。“它暴露了我們外交政策背後的逐利動機，這可追溯到整整一個世紀以前。普雷斯科特・布希與哈里曼家族掩蓋他們不光彩過往的能力也說明了華爾街與媒體之間的勾結程度。”
有謠傳說1942年起訴普雷斯科特・布希的庭審記錄已在2001年9月11日隨著世貿中心七號樓倒塌而被毀，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的辦公室就設在那棟樓。SEC後來承認，有超過七千份起訴檔案都因為這棟建築的關係沒了，其中包括了安隆（Enron）與世界通訊（World.com.）這些公司的檔案。
普雷斯科特・布希與納粹的銀行聯繫並不是美國在戰爭時期唯一調查的對象。洛克菲勒的標準石油公司也因為一系列複雜的商業交易、令納粹德國一解汽油燃眉之急而受到調查。“這些交易都沒有公開，”記者查爾斯・海厄姆報導說。“它們的細節仍被掩沒在機密文件中已超過四十年。”然而，標準石油公司確實曾在二戰期間向法西斯西班牙運送石油，款項是來自西班牙獨裁者弗朗西斯科・弗朗哥被美聯儲解禁的資產，然後它們又被經由英格蘭銀行、法蘭西銀行以及國際清算銀行交到納粹德國手裡。這種穿越西班牙與漢堡的貨運間接起到了對軸心國的實質幫助。“即便美國平民和軍隊處處受限，但相比起國內需要的人，汽油卻還是源源不絕地流向西班牙，”海厄姆說道。
面對《紐約時報》提出的質疑，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搪塞說，這些石油是來自加勒比海而不是美國。他沒有提到的是，標準石油公司早已在威廉・施坦普斯・法里希（William Stamps Farish）的操作下把公司油輪船隊的註冊國改成了巴拿馬。海厄姆聲稱標準石油的兩位主管，法里希和泰格爾都已“被德國迷住”，而且他們還都是I.G・法本總裁赫爾曼・施密茨的好友。授權巴拿馬註冊來掩蓋標準石油的運輸活動的人是當時的海軍部長詹姆斯・福瑞斯特，他也是苯胺與膠片公司（GAF）的副總裁。
鮑曼的資本轉移計劃的另一個環節需要仰仗赫爾曼・施密茨，身為蒂森鋼鐵帝國的董事，他擁有在中立國瑞典的公司與其它德國公司。施密茨的瑞典公司建造了用於運輸煤炭與焦炭的船隻。“蒙面投資的又一個例子是支付給瑞典的斯凱普布倫船運公司（Rederi A/B Skeppsbron）的款項，該公司獲得了三百萬美元的德國擔保貸款...那些船舶都被抵押給了貸方，”保羅・曼寧解釋說。“儘管這家瑞典公司仍是船舶的名義所有者，但（普雷斯科特・布希持股的）漢堡－美洲公司才是真正的物主。”
“光是布希家族幫助蒂森籌措資金，好促成希特勒在20世紀20年代的崛起就已經夠糟了，但在戰爭時期給予敵人援助與方便卻是不折不扣的叛國行為，”納粹檢察官洛夫圖斯表示。“布希的銀行幫助蒂森生產納粹鋼鐵好殺死盟軍士兵。納粹的戰爭機器看起來已經十分惡劣，但更讓人不齒的是協助與教唆大屠殺。蒂森的煤礦動用了猶太奴工，簡直是把他們當作一次性的化學用品。蒂森家族的暗櫃裡藏滿的不只是六百萬具骷髏，還有無數關於布希家族的共謀的犯罪與歷史問題。”
隨著建立以納粹為指導的歐洲經濟體的渴望漸起，馬丁・鮑曼和他的手下也開始培育起新生代的國家社會主義者，雖然這也是從德國開始，但他們的目光卻還著眼於其它國家。
在德國境內興起的德意志家庭學校（Heimschulen）會教導青少年學習爆破和破壞技術，還有如何在國外生活與行動。“從1943年春天開始，這些學校的課程略有了改變，”柯特・里斯說。“這並不難理解，因為第三帝國的領導人已不再寄望贏得這場戰爭，所以他們必須開始思考戰後的安排。這些學校並沒有培訓間諜和搗亂份子，而是訓練出了一批可為即將到來的地下工作所用的工人。”
這樣的事情在現代美國情報界經常出現，許多原來的黨衛軍成員看似已與那些黑衫一刀了斷，但他們仍暗地保持著自己的忠誠與歸屬感。這種情況在今天的情報界術語中被稱作“披羊皮”（sheep dipping）。“這些人將永遠離開黨衛軍，有些人甚至會離開黨，以使自己看上去完全中立。後者可能會在公開場合正式否定黨，他們可以依此證明自己一直以來都在與納粹鬥爭，”里斯寫說。
“有些情報機構注意到了有幾個重要人物突然從（德國的）政治與黨界中銷聲匿跡，”里斯在1944年寫道。“這對德國的每個人來說都已是公開的事實。但尚不得而知的是，這是否也適用於遍佈德國全境的更多名不見經傳的人士，那些位居納粹第二與第三梯隊的人。”
“這些無名小卒可能會在日後的地下工作派上用場。或許在當地有些名聲、但肯定不是全國知名人物的那些黨員可以很容易地被轉移到另一座城市或城鎮，他們在那裡會搖身一變變成反納粹鬥士。這是黨幫助他們扮好的化妝舞會。這些人拿到了新的身份資料，以便‘證明’他們反抗納粹已久。他們的個人檔案裡會寫著他們因為敵視希特勒與‘不正當’行為而受到監視，毫無疑問他們中的一些人還會因為他們從未犯下的罪行被送往集中營，但這只會讓他們在盟軍眼裡看起來是可靠的；其中有些人或許已經成功打入反納粹圈子，並假意密謀反對希特勒。長此以後，他們就可以相機行事。”
世界各地的納粹同情者都通過德國海外聯盟（Auslandsorganisation，AO）被納入了國家社會主義復興大計。該組織的各種形式自19世紀以來即已存在，而且它還操縱了分佈在不同國家的數千走卒。這些成員在捷克斯洛伐克、荷蘭、比利時和挪威協助納粹入侵，因而又被稱為“第五縱隊”。
“納粹在他們掌權的很久之前，就把他們信任的人安插到了這些聯盟。之後在漢堡舉行的一次會議確立了應該讓納粹管控所有這些組織的方針。那時是1930年。魯道夫・赫斯在一年後成立了國家社會主義黨的（帝國直屬）特別外交部，其為每位居住在國外或在外地旅行的成員建立了卡片檔案。這便是AO日後龐大的組織基礎。”里斯說。
里斯從1944年時便開始思考資本轉移計劃的成果會在何時浮現出來。“納粹需要花費多久的時間才能重新露面——前提是他們的計劃真的成功的話——這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即使是在最有利的情況——也就是最符合他們所願的背景下——這也需要十至十五年。話雖如此，它仍然是一場閃電戰，一場發生在地下的閃電戰，所謂的時間觀念從這種角度來看又會顯得有些不同了，”他寫道。“義大利地下運動等待了半個世紀來實現其目標、愛爾蘭是整整一世紀、波拿巴主義者花了三十五年、俄羅斯社會主義者是二十五年。俄羅斯人甚至需要經過兩場失敗的戰爭才能完成他們的革命。納粹沒法在等待另一場敗戰了。他們渴望掌權，如此一來他們才能夠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戰。”
憑藉著他對納粹和他們的手段的瞭解，里斯在1944年作出了警告：
“必須改變的不是不同強權的相對力量，而是世上所有國家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的人也許會稱之為革命。有人會把它叫做新秩序。不管我們怎麼稱呼它，它都必須出現。如果事與願違，納粹就會繼續在地下苟且並昌盛。總有一天，它會將自己的觸角伸出德國國界。它肯定會伸向這個國家——任何一片汪洋都阻擋不了這件事發生。
納粹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絕不是義大利或德國的專利。它會像謀殺、權力慾、不公義與瘋狂一樣蔓延全世界。在我們這個時代，這樣的恐怖是首先在義大利和德國被化為政治與文化現實。
...要是我們不即刻摧毀地下納粹，它就會逐步染指全世界；這個國家也不例外。我們可能根本不必等上十年，或許連五年都不用。
我們在過去多年裡一直密切注意納粹的威脅，我們絕不能讓自己在這時放鬆警惕。這個世界、這個國家如今面臨的危機一點也沒有減少。但只要我們知道它，只要我們能繼續意識到它的存在，那我們就有機會對抗這個危機。”
坐擁超級科學和技術，再加上來自歐洲的戰利品——也許其中還包括所羅門寶藏——現在納粹和他們的意識形態再造第四帝國的時機已然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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